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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露西亚家后面不远处，是巴西国立巴伊亚大学所附设的音乐学院，她的机制独立，任何人都可来此进修。每天音乐学院中乐声绕耳，随着轻风徐徐袭来，令我心羡不已。既然生活不愁，何不就去音乐学院进修，以遂往年未竟的夙愿？ 如果说视觉是为生存而准备的，则听觉显然是为了享受生存的感官了。眼睛固然可以自由开合，耳朵却不是人的意志所能控制的。由是之故，宇宙间永恒的脉动，一种天人合一的快捷方式，随时随地的由虚空直透人心。 即使人沉酣在睡梦里时，一阵风吹，一声蛙鸣，甚至于窗槛上鸟儿忙着筑巢的轻咛细语，都能将人从遥远的他方，活生生地唤回岑寒的夜阑。不仅如此，疲惫的身心交错在花花绿绿的繁杂事务中，每每缠绕纠葛，让人无可逃遁。突然间，一滴水珠穿破了时空，弥平了天地万物的坎坷，水面只有一片涟漪。 我经常自命为理性的人，其实那只是一种自我要求，努力地抑制内心中汹涌澎湃的狂潮。我做到了！至少在一般人的面前，我成功地戴上了一副面具。 面具是冰冷的，是坚固的，将内外两个世界截然隔离，保护得风雨不透，绝不泄漏我真实面目的一丝一毫。 只是，音乐这把无刃的利剑，往往能从遥远的他乡，带来一丝讯息。于是塌金山，倒玉柱，我永远无力抗拒她的凌虐，总是心甘情愿的臣服在她的裙下。 音乐是我的神，我信奉她，敬爱她。自从考大学未能如愿，我再也不敢想象，也不相信有任何一天，我能够进入她的殿堂！ 所谓近乡情怯，机会就在眼前，怕什么？还有什么阻碍呢？再想想，我的巴西话虽然可以，但那只限于开口说话，如果要提笔来写，则和文盲差不了多少。我凭什么去考音乐学院？我从来不是一个好学生，今天到了近三十岁的年纪，还配吗？ 可是，人生在机缘的牵引下，又有多少自由？ 有一位住在滨海别墅区的客户，她的儿子钢琴弹得不错，我每次去收帐，都要恳求他为我弹一曲。当然，这是我热爱音乐之故，但也是为人处世的一点小手段。由于我的捧场，他们一家都喜欢我，同时也不得不多买了几条台布。 我正在犹豫难决之际，突然想到他们，便打算去打听一下，有没有机会让我去音乐学院旁听？她儿子的钢琴是请私人老师教的，所以不知道学院的规定。但是她却送了一份最好的礼物给我，那是巴西全国性钢琴大赛在沙市举行的门票。我一看，票价高得吓人，换算成美金大约是二百多元，可以由预赛看到决赛，一共是一个礼拜。 票上规定入场时要穿礼服，天哪！我全身不过两三套换洗的便装，这不是刁难吗？所幸露西亚的弟弟有套礼服，是他行“成人礼”时穿的。我勉强挤了进去，全身绷得活像庙会上玩把戏的猴子。他弟弟也不能穿了，露西亚的妈妈便帮我修修改改，好在只是为了参加音乐会而已，一切将就。 音乐厅在一个缓缓的斜坡上，圆形的穹顶，下接正方形的大厅。外侧一律是高达屋檐的落地窗，内部则用厚绒的大红纬幕衬托，集现代感与典雅于一体。 厅堂很高，但却不大，看上去可以坐几百个人。不像我所想象的，这里没有包厢，看不到十八世纪的贵妇们，举着小小的望远镜搜寻猎物的罗曼蒂克情景。从楼上左右两侧一直伸到后面，却有一层护栏，有不少人头钻动着，相信那就是所谓的平民座。老实说，我倒比较适合那里，远比局促在一堆衣冠楚楚的大人物中要安全得多。 我从来没有在公共场合中听过音乐，一直把音乐当做个人的禁地，只能与自己喜爱的人一同欣赏。理由很单纯，经常一些音符会渗入我灵魂深处，到那时，眼泪就会像黄河之水一般，由内心迸泻出来。严重时，我会哭得如同婴儿似的，完全失去控制。 当我坐进那鹅毛般柔软的椅垫中，回顾身旁的仕女，人人妆扮时髦、宝气珠光，彷佛参加一场争奇斗艳的盛会。我开始怯场了，万一我长河决堤，泪珠与鼻涕齐飞，那岂不是大煞风景？何不趁着理性尚存之际，赶快离开这是非地吧！ 可是，我怎么舍得？我又怎能这样没有出息！音乐只是音乐，我是来欣赏的，不是来向她投诚的，争气点！坚强些！ 正在天人交战之际，机会错失了，节目开始！一个一个与赛者，走到舞台中央，十指飞跃，在黑白的键上，将音乐的生命化为震人心弦的旋律。 一般说来，与赛者的水准都还不错，至少比我在台湾所知的一些天才儿童要强得多了。巴西文化深受十八世纪欧洲的影响，那是葡萄牙人历经二百多年，刻意经营的结果。社会风气所及，一般家庭只要摆脱了贫困，子女读书与否倒在其次，但一定要学习音乐，为的是点缀他们的生活，充实人生的意义。 直到中场休息，奇迹似的，我竟然能浑然忘我，沉浸在乐音中，度过了难关。这可能是因为场中气氛严肃，也可能是演奏曲目的关系，并非所有的乐曲都能打进我的堡垒。 对巴西人而言，音乐会正是他们社交的场合，在中场休息时，人人都挤到前厅去，彼此展示新装或闲话家常。我看了看节目单，下半场有一首拉哈曼尼诺夫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糟了，我的克星到了。不论我怎么努力，以往从来没有一次逃过这首曲子无情的蹂躏。 我想逃，又舍不得离去，唯一的希望，是趁乱混上二楼，与那些平民在一起，即使被人笑话，我也觉得自在一点。 没有人过问，我轻易地混上了二楼。原来这里像是屋内的屋檐般，设有一排座位，可以俯视下面全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心里盘算着，最糟的情况是这个位子上已经有人了，我还可以用楼下的座位与他交换。 一会儿，人们渐渐地回坐，这里的听众居然都是些年轻人，一个个身着便服，叽叽喳喳的，互相打闹不休。 显然这里不是对号入座，大家挤着抢位子，各自占据有利的角度，有的要看人，有的要看钢琴的键位，我这个角落则没人理会。 位子还很空，比赛又开始了。我才放心地，也学着他们，把头伏在扶栏上。专心欣赏几十公尺外，音乐台上的演出。 等到一位年纪大约只有十六岁的男孩出场时，全场立刻响起了热情的掌声。然后，拉哈曼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由琴键中滑了出来。 当我心中微悸，眼眶开始湿润时，立刻警觉地偷偷四望，左右两侧各有一男女青年，看他们那副专注的神情，显然不会受到我的干扰。更令人安慰的，是我在左边那位少女的眼中，看到了一丝晶莹的闪光，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还担心什么？ 到了第二乐章，那繁复的和弦一再地堆砌，那种辛涩错综纠结，正像饱受人间苦难的灵魂，挣扎着攀向云空。期望又期望，祈祷又祈祷，然而苦难未已，一波接一波，残忍无情的压力，沉重地倾倒在晴天中，然后又是乌云重重。 失望、期望，期望、失望，重复来、重复去，不知重复了多少次。低音和弦在咆哮，代表着地狱中的烈焰，高音的连续音阶，上下迅速地滑动，又赋与了些微的契机。人世的罪孽，人类的愚昧，一而再，再而三地，湮没了无助的良知。可是，总还有些灵魂，尽管在煎熬中，却还没有放弃希望。 那反复激荡的曲式与丰富无比的和声，交织成为残酷的真实。令人身历其境，感受到绞心沥血的魔难，历尽了人类可悲的各种情景。 正当清丽的主旋律缓缓的由云天中挣扎着，探出一丝曙光之际，我还在强忍着。突然，我听到左侧传来一声深呼吸的浊音，重击之下，再也阻拦不住，我崩溃了。 我躲到扶栏的下面，拼命摒住呼吸，任心灵与音乐在颤栗中融为一体。 等到我渐渐平静下来，环顾左右，才发现我并不孤独，即令我的表现最离谱，对于楼上这些年轻人而言，也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任谁都是热泪盈眶。 下面大厅内，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绅士淑女们正襟危坐，乐声终止后，他们很礼貌地左手轻拍着右手，或交头接耳，或点头表示赞许。只有我们这一群化外之民，一个一个站起身来，拼命拍手，大声叫好。也唯有这样才能化悲愤为力量，把刚才一直压抑的情绪，一股脑儿发泄出来。 经过了这场洗涤，我与这些青年交上了朋友，原来他们都是音乐学院的学生，这所音乐厅正是他们的教室。我问他们，以我一个外国人，有没有机会到音乐院进修？ 那个女孩子一听，立刻把刚才的悲情拋开，高兴地说： “当然可以，原先也有个中国人，姓张，在这里学大提琴。后来他去美国深造了，我们都很怀念他，你如果来了，我们又有个中国同学了！” 散场后，大伙一齐拥过来，她一一介绍给我认识，就像是老同学一样，我也毫不客气地成为他们的一员。 由于知道进音乐学院有望，心情就轻松得多了。人总难免偏心，便特别注意本校的选手。其实不用特别注意，她一出场，就把我的三魂五魄全给俘掳了。她名叫卡洛，肤色泛着一点健康的、淡淡的古铜色，面孔清秀得不沾一丝人间烟火。她的身材瘦削，穿著雪白露肩的轻纱礼服，长发微卷，飘游在两肩之上。 她一出场，全场就爆出了热烈的掌声，尤其我们楼上，口哨声、呼叫声此起彼落，“亲爱的卡洛”更是不绝于耳。 她微笑着，向我们招招手，那黜黑的眸子，剎时钻进了我的心坎，我被她迷住了。 可是她的琴艺却并不出色，充其量不过是熟练而已，有时几个生涩的音符跳出来，同学们都不禁同声一叹。不过，她在我的印象中并没有因此减色。我开始幻想，如果进了音乐学院，今后起码又有心灵的寄托了。 几天的比赛下来，在成绩还没有宣布以前，我就先认定了前三名的名次。大致上我们几个人的看法很接近，只有我把那个十六岁的孩子列为第一，很多人表示那只是我个人偏爱。他们所钟意的是个女孩子，已有二十岁，成熟稳重，弹的是贝多芬的“皇帝”。我认为她弹来气派不足，不像皇帝，倒有点像皇后。 他们是科班出身，我这样一个外行，说出“标题音乐”似的感受，他们当然不服。直到放榜时，前三名果然全部被我说中，这才得到他们的认同。 简单的笔试以及音感、节奏的测验，我就进入了“先修班”，学习小喇叭及声乐。不到一年，我又通过了考试，进入“研究班”，专攻理论作曲，指导教授是威德曼先生，也是音乐学院的院长。 在这段时间里，充满了平安与快乐，是我一生之中，少有的值得夸耀的日子。只惜命运弄人，在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七年时，因父亲病危，我不得不中辍学业，兼程返台。以至于我永生与音乐都只能保持着可望而不可及的距离。 音乐学院在“卡内纳”区侧，一座小山丘的边缘，面临一个宽约数十亩的谷地。绿荫中点缀着无数红檐素墙，充满拉丁民族的风味。校园是一排依山临坡的两层建筑，四周环绕着高达丈许的阔叶树，优雅宜人。蜿蜒向左，有一条小径通往巴伊亚大学的医学院，以及音乐院的演奏厅，再过去，就是卡内纳市区的广场。 一进学校，我就认识了一位满面胡须的青年，他名叫瑞纳多，我们谈得相当投契。过不了久，才发现他竟然是我的和声学助教，负责指挥学校的学生合唱团。 学校里另有一个远近驰名、职业性的“牧歌合唱团”，由威德曼先生亲自指挥。甫入学，就听到他们的演唱，那音色之优美，合声的齐一，令我向往不已。因此，当我加入学生合唱团后，便拚命表现，仗着音量奇大，音域也广，我以唱歌剧的架式，一心想打动威德曼先生，让我加入牧歌合唱团。 想不到的是，威德曼一听到我的声音就摇头，可是学生合唱团人数众多，水准不一，正需要我这种“带唱”的角色。因为我的读谱能力很强，由女高音唱到男低音，哪一声部弱了，我就唱那一部，立刻把学生合唱团的水准拉拔了上去。尽管如此，却始终得不到威德曼的青睐，越想表现，越是进不了他的合唱团。 我为了想进牧歌合唱团，特别选了威德曼夫人的课，她也教声乐。学了一段时间，威德曼夫人说要办一个师生演唱会。我们共有五个同学，我学龄最浅，她叫我选唱一首中文歌曲，不论好坏，反正巴西人也听不懂。 我选了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她”，练了些时，自觉颇有歌王卡罗素的神韵。只是临场经验不足，想起在捷豹康乐队丢人的往事，很怕忘掉歌词。此外，我也自觉有个缺点，这首曲子本该带着抒情意味，但在我扯开嗓门后，倒像“教我如何不杀她”！ 有一天，威德曼夫人病了，而演唱会在即，威德曼便叫我们到他家中去练。我一听兴奋得不得了，这个机会太好了，一定要好好表现一下！ 到了威德曼的家，果然他夫人病情很重，只好由威德曼陪着我练。他先看了看谱，对旋律相当欣赏，又叫我解释歌词的内容，也频频点头，最后说： “不错！不错！你们中国人很懂得含蓄，好！好！” 他先把全曲弹了一遍，那种情调和我平时的感受完全不同。音乐之所以为音乐，绝对不是几个音符的排列组合而已，作曲者对音乐的认识，赋与了感觉的生命。诠释者要先能接受这种生命，再透过音乐的技巧，才能充分表达出来。 听威德曼弹琴是一种享受，我听得呆了，完全忘了来这里的目的。 他弹完了，望着我一笑，说： “看你的了！” 他轻轻地弹了前奏的那一个小节，是那样轻柔，彷佛在微风中期待着什么。 完了，期待什么呢？脑中一片空白，词忘了！ 人一急，就胡涂起来，我告诉自己，威德曼这种诠释才是正确的，我千万不要唱歌剧，不能学卡罗素！ 可是，我应该怎样唱呢？第一句是什么呢？ 威德曼又从头起音，我更急了，看样子我多半进不了牧歌合唱团了！如果在一个重要的演唱会上，台上的我目瞪口呆，那会是什么情景？ “中国人，唱呀？” 我们在上课时，因为要接受指导，习惯上都是站在钢琴侧边，面对老师。不幸这个曲谱只有一本，放在钢琴架上，我什么都看不到。可是我怎能承认时到今日，连词都不记得？唱歌的记不得词，就表示练习不够，怎能表演？ “教授，我在想，我平日的唱法可能不对！”人一急，就胡编理由。 “怎么？到今天你才发现？” “因为刚才听了你的弹奏，我才发现！” “那不行，来不及改了，你就照平时练习的方法唱吧！” 我乘机偷看曲谱，把“天上飘着些微云”背了下来。 威德曼的琴音又响起了，“天上”！千万不要忘了！我一个劲在想“天上”，又想把音量压低一些，前奏一结束，我紧张得深吸了一口气： “天上……” 如同“黄河之水天上来”，我一听就知道不妙，越想低，唱得越重。而且，天上以后呢？云完了以后呢？管它呢！我不是声乐家的料子！我也不喜欢上台，我为什么选修声乐呢？要想唱歌，自己躲在厕所里唱就是！ “够了！够了！别唱了！”我正在引吭高歌，心中胡思乱想，却见威德曼痛苦地用手掩着耳朵，叫得比我的声音还要大！ 我连忙停了下来，威德曼气急败坏，无力地靠在钢琴上，说： “你不是说中国没有歌剧吗？” 这次的演唱会被取消了，理由是威德曼夫人的身体不适。但是我心里有数，分明是威德曼怕我把音乐厅的吊灯给唱破了！ 日子一久，我发现连音乐界也是一个是非圈，那种争名夺利的现象，比我在台中农学院所见所闻差不到哪里去。学生合唱团原来没有人愿意负责，由于瑞纳多的人缘好，领导有方，自愿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水准也不断提高。我们经常应各界邀请出去演唱，在一致的好评之下，就有人开始设法争夺瑞纳多的位置。 那是在我读研究院时，沙市正好有个盛大且隆重的弥撒，要演唱布拉姆斯的“镇魂曲”。参加的约有两百多人，几乎动员了全市的各个合唱团。 照理这次演唱应由牧歌合唱团担纲，但是威德曼一向偏爱技巧性的小品，尤其是文艺复兴期的牧歌以及巴洛可时期的一些民谣。他能以轻柔有致的技巧，完美地表现出各种和声的神髓，其趣味与布拉姆斯的风格截然不同。因此，他不打算以牧歌合唱团主唱，遂叫瑞纳多以学生合唱团为班底，等我们练好了以后，再带领各合唱团全面排演。 瑞纳多知道责任重大，他也没有把握能够练好，但是决定努力去做。他详细地研究过全谱后，便把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叫去，先讲解曲子的结构以及应该注意的重点，再教我们事先唱熟，负起“带唱”的责任。 镇魂曲以莫扎特的最著名，但却以布拉姆斯的最优美，只因布拉姆斯犯了一项合唱上的大忌，就是常在无伴奏的情况下，在休止符的后面，突然用最强的合声，作大幅度的转调。因为转调时音阶已很难掌握，又无伴奏，在休止之后，唱者原来的音感已经消失，这时要能准确地唱出转调音符已是极难，还要用特强、整齐划一的合声，更是难上加难。 瑞纳多特别教我们一种方法，就是在前一小节先将转调默记下来，休止时在喉间微微哼着，时间一到，就放胆高唱，别人自然会跟上来。果然，尽管进度很慢，一个多月下来，我们已经唱得有板有眼。 这时谣传有人要取代瑞纳多的指挥位置，我们打听之下，竟是与我同班的佐治。他的父亲是本市的名人，有钱有势，他原来读医学院，因为喜好音乐，特别转学专攻指挥。他与我同在威德曼的“音感”课学习，据我所知，他根本没有音感。不论是固定调或是变调，他始终听不出主和弦与属和弦，更别谈什么大调、小调了。 如果是别人，我还不敢说，但传说是他，我压根儿不相信。不幸的是，校方发布了公告，由佐治取代瑞纳多的指挥位置。 同学们一见布告，莫不气愤难平。我仗着是外国学生，兼以对威德曼很有信心，不顾一切，闯进了他的办公室，劈口就问： “佐治凭什么取代瑞纳多？” 威德曼看我气冲牛斗的模样，没有立刻答话，他身体往后一仰，靠在高背的座椅中，好整以暇地翘起二郎腿，不慌不忙地说： “为什么他不能？” “他学指挥才多久？这样难的大曲子，他能胜任吗？” “你进学校才多久？一年多吧？我不认为时间有多重要。” 他说得不错，是我自己弄错了主题，我立刻改口说： “可是作个合唱团的指挥，音感总应该很强吧？我不相信他自己能唱这首曲子。” “又不是要他唱。” 威德曼有这种看法我很失望，禁不住大声起来： “他得指导我们呀！唱得不好没有关系，音符总要唱准吧？我们唱走了音他总该听得出来才行，不然的话，他指导些什么？” “别急，别急，我以为中国人很有耐性，有话慢慢讲。”他眼中闪着狡黠的光芒，又说道：“我听说你们已经会唱了，还怕什么？” “教授，我们会唱是因为瑞纳多指挥得好，同样的道理，牧歌合唱团也是因为教授您在指挥，不相信让佐治取代您看看。”我也回敬了他一招。 他耸耸肩说： “只要佐治愿意，我可以让位给他。”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的责任是提供高水平的音乐让人们欣赏，佐治如果有能力，我绝不反对，为什么只因为他要，就可以为所欲为？” “为什么不？他有个好爸爸呀！” “有个好爸爸就可以成为好指挥？” “没有必要，他爸爸只要他当着全市的达官贵人，在大教堂指挥合唱，出出风头。”他微笑着对我挤挤眼睛，又说：“你是中国人，理应了解其中奥妙才是。” 原来如此，我早该知道，只是我不相信威德曼也如此势利，最后我再问： “那您赞成他做我们的指挥吗？” “中国人，你以为我做院长有多大的权力？你想学音乐，要知道音乐家就是寄生虫。看看历史上，有哪个伟大的音乐家不是仰人鼻息？以前是王公贵族，现在是商人政客。你要追求真善美，他们要用你来装饰他们的地位和成就。如果不是你们这次表现得好，谁会来抢这个指挥做？你想知道，我不妨告诉你，除了佐治，还有不少人在打主意，可是在校董会上，佐治的爸爸出钱最多，没有钱，怎么办这样大的演唱会？” 我颓丧万分，从小到现在，从中国到巴西，处处都是金钱在作祟。连音乐这么纯洁的最后一片天地，也逃不开金钱的污染，人世中还有什么干净的地方呢？ 现实的力量大于一切，我能不屈服吗？我又甘心吗？至少还有一种选择，我可以放弃学音乐，可以不参加合唱团。 不仅是我，很多同学都忿忿不平，纷纷退出了合唱团。原来五十多人的合唱团，突然间只剩下不到二十位。我们三个带唱的都退出了，指挥棒依然挥动，但没有人敢先开口，人人都在等待他人，剎时，冷冷清清的，合唱团的声音寂静了。 一个多星期以后，练唱的歌声消逝了，就像“镇魂曲”的原意一般。终于佐治自动地辞去了指挥的职位，音乐究竟是音乐，光凭财势，就算是手执一根纯金铸制的指挥棒，也不能把人的声音化为优美的音符。 自从这次的事件后，我又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适合做个音乐家？就年纪来说，我已经快三十岁了，还只学到一点皮毛。我从头到尾分析过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其技巧的圆熟，结构的精密，令我难望其项背，充其量未来只能在音乐界混碗饭吃。然而自己性格太倔强，不肯向现实低头，如果没有过人的本事，有谁会将就我？赐我嗟来之食？ 可是，我又能做什么呢？所追求的人生真理又在哪里？不论如何，音乐还可以给我一丝安慰。既然这个世界已经被金钱和权势统治，到最后忍气吞声，我还可以把头埋在音乐里，不理会这世上的一切噪音。 我有很多新的构想，我一直认为中国音乐之所以落后，是因为语音已经占用了旋律的缘故。声音的排列原本有限，不过靠着喉管、口腔、齿牙与唇舌的些微变化而已。国语约有三百多种音，而全世界各种语系加起来也不超过五六百种。为了辨识，很多民族采用了复音，利用多重声音的组合使种类增多，也就是所谓的拼音法。 中国因为象形文字发展得很成功，不能轻易放弃，因此在语汇增加，语音已经不敷辨识所需的变化时，便把音调加了进去，成为四声。有了四声后，单字的辨识率便增加了四倍，变成了一千三百多种音。后来随着文化的发展，词汇大量应用，竟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在人类语言系统中独树一格，屹立于世界。 这种牺牲音调而充实语音的作法，当然有得有失。所得者，在文字的表意上得以把由初民开始，最详实的思考痕迹成功地保留下来。文化的发展是渐进的，人智也在不断的开展中，尽管少数人具有莫大智能，但时机未到之前，人类理解能力的根本却难以知晓。 此外，中国文字之精简，文义之丰富，蕴涵之广泛，也是举世无匹。更难得的是“书同文”的制度能把历史甚久、民族复杂的整个社会体系，成功地溶为一体。不论各地方、民族的语音如何，同文同源的结果，使得整个国家得以团结认同。 牺牲了音调，音乐就难以发展，西方音乐源自于早期的吟游诗人。流浪四方的艺人，以歌唱谋生，他们传颂各种民间传说，或者是战争、灾难等故事。后来这种游唱分两支发展，一是“牧歌”，一是由多人组成、且演变成以表演为主的“悲剧”。 仅仅是清唱，音调难以掌握，不适合于一般人，故有了四弦琴之类简单乐器的发明。乐器本来是为了伴唱，但是各种乐器广阔的音域与多变的音色，又启发了人们的创造力。使得更多更丰富的乐器应运而生，其中最重要的是“键琴”，可以同时发出多种音调。 后来，德国人巴哈把这种键琴加以规范，将音阶依人感知的特性，分为十二个等比的共振频率“半音”，根据半音的不同组合成调，成为“十二平均律”。有了理论基础，调性、对位、和声、曲式等才逐步发展出来，音乐也有了完整的生命力。后人推崇他的贡献，称之为“音乐之父”。 中国早期也有诗歌，但由于语音中已经有了音调，不需要刻意的“唱”，只需把音调的特性夸张一些，就有了抑扬顿挫的变化效果。这种“吟”法人人都会，也就没有发明乐器的需要，了不起一根棍子，一块石头，用以强调节奏即可。 正因为不需要乐器，失去了“键琴”的发展背景，就没有“和声”的环境，无法产生半音阶的观念。中国音乐因此变得极为单调，不得不走上文人的写意音乐（有了毛笔和纸张后，书法盛行，由书而画，故国画也不重写实而重意境）。最后，“知音”者越来越少，永远停留在初民音乐的“五音阶”阶段中。 中国音乐与诗歌的结合，大约始于商朝，太早脱离了叙事的色彩，便渐渐成为精致文化。于是，主政者以之作为行为准则教诲的工具，故有周公“制礼作乐”之举。既为社会的教化工具，人性受到陶冶，刻意地忽略了音乐的技巧发展。 文化的断层就发生在这里，时到今日，我们处处模仿外国，传统的诗词已为今人所扬弃，新的理念又未建立。我们引进西洋的歌曲，嵌进了中文的音调，唱起来是一字一音，字音与曲音相混，除非是预先知道歌词内容，否则听者真不知所唱！ 一个落后的国家，百废待举，有谁会关心音乐呢？国家民族的兴衰在人，人的力量则来自自我，自我的力量系基于对文化、传统的信念，由此才能从生理的依赖中断脐而出，从而自我认知、充实，形成力量。 这绝不是空话，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木是工具，运用工具要靠技术，而学习任何技术，十年的时间绝对足够。但人却不然，所谓的百年是指超过一代以上的时间。所有历史上的强国，无一不具有强大的文化背景。也从来不曾有过一个国家能够雄峙百年，而不具备文化基础！ 当年在日记中，我曾写了很多音乐理论，不幸现在手头没有资料，只能就记忆所及加以记载。兹以国语为例，四声可以视为主和音的三个音：“MI- DO-MI SOL(低八度)-DO MI-SOL(低八度) ”第一声平平地延长，第二声向上升，第三声则由低八度的属和音上升，第四声需要由高向下滑，且速度要快，以便把音感破除掉，故有人称之为破音。 国语说得标准时，应该是大调的主和音，音感很大方、宏伟。据说当年在决定“国语”时，敝家乡话－－湖北音，因为“辛亥革命”的因素，也曾列入考虑。但是湖北音属于小调，婉转有余而气魄不足，故未获垂青。 我曾对好几种中国方言作了系统的研究，像四川话没有尾音，语调干脆而生硬。山东话每个音都有尾音变化，又不够严谨。而广东话将“四声”变为“八声”，过于复杂。当然除了音调之外，还有音色的因素，也就是发音的口形与部位，但这却与音乐无关。在所有的方言中，北京话的优点，正是其音乐属性的特征。 假如要唱中文歌，必须先掌握文字四声中的音频变化，使音乐的曲调成为载具，让文字的音调浮在其上。这样既不妨害音乐的进行，又能兼顾中国文字的特性，一听就懂。为了便利后学，大可订些规则，如同对位法一般，有心者不妨一试。 威德曼教的是“新音乐”，上课时根本没有教材。他只是提供一些作品，在其指导下，大家相互探讨。 比如说荀伯格的作品，在威德曼的解说中，有四种创作的法则。这四种法则听起来似乎煞有介事，我一听，就对威德曼表示，这些法则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避免音乐的调性，这怎么能称做法则呢？ 威德曼不同意我的说法，他认为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使首调音乐变成无调音乐，就可以称为法则。他甚至问我有没有其它方法，能得到同样的结果？ 当场我的确被他考住了，但是我不甘示弱。下课后我写了一个简单的公式（时日久远，现在已记不完全了），是将主和音的排列组合变化全部展开，只要十二个半音中，能够产生大、小和弦音阶者，不令其出现在同一小节中，至于三和音更不可出现在同一乐念中，这样就可以得到同样的无调性音乐。 威德曼看了大吃一惊，从此对我刮目相看。 还有一次上“听声、辨音”课，目的在训练我们分辨各种音调及调性。训练时，听者一听到钢琴声，就要说出该音的名称。每次他一按键，我都能快速而正确地指出，到后来他只好禁止我再开口，好让别人练习。 下课时，他问我是不是有“绝对音感”，我说没有，同时告诉他有关中国语音的调性特色。他听了，建议我改学指挥，我表示没有兴趣，他好心说： “我是为你好，作曲是没有前途的，总有一天你会知道。” 我知道他的好意，可是，我如何解释自己的心态呢？不得已，我只好说： “我只是希望多了解一点音乐而已。” “唉！中国人真难让人了解。” 我曾写了一首曲子，是以“标题音乐”的方式，描述有几只蝉正在引吭高歌时，飞来了一只鸟，逐一把蝉吃了。最后被吃的是一只“大蝉”，与鸟挣扎了片刻，虽然不幸性命难保，却卡在鸟的喉咙里，鸟也因此不能欢唱了。 威德曼叫我拿去给管弦乐团试练，由于主角是只“大蝉”，我选了“巴松”管来演奏。不幸吹巴松管的是位业余的老乐师，对一口气要吹八个音节无法胜任，不得已我只好改成四个音节，蝉声于是变得断断续续的，气势全无。 更令我难以为继的是，这位老乐师不能掌握节奏，我要求的是很平滑地由慢而快，先是一拍、两拍，在四拍后，则用五连音、六连音一直到十连音。每换一小节，则升高半个音阶。练了几天，老乐师不知所吹，连声咒骂不止，我也头大如斗，只听到一片鬼哭神嚎，最后不得不宣布放弃。 我还设计过一种曲式，利用中国“织锦缎”的结构，以一部分乐器相互交错，形成很规律的背景，有如锦缎的衬底花色一般，再用主奏乐器“绣”出上层的“乐念主题”。这种方式倒是很适合中国五音阶的调性，也能充分表现中国音乐的特殊风格。威德曼很欣赏，可是基于种种机缘，我中途变节，计划又胎死腹中。 另外我还写了一首混声合唱曲，中国民谣式的“塞外组曲”。可惜巴西人学中文发音有问题，唱来始终像田中群蛙竞鸣，后来只好不了了之。 可是在教他们中文时，却让我对中文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从而开启了后来致力“中文自然语言”的契机。其中细节将在第三集＜炎夏＞中讨论，在此从略。 学期中，作曲班的同学有一个新曲发表会，由于我所作的曲子都不可行，所以没有报名参加。那一次的演出令我目瞪口呆，万万想象不到那就是我所积极努力的方向与远景。从此，心里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参加那次发表会的，一共有七位同学，都是本院的菁英。在学习了几年的作曲以后，各自拿出了他们呕心沥血的作品。当着沙市近千名衣冠楚楚的名仕淑女，在威德曼先生的指挥下，由本校的管弦乐团盛大隆重的演出。 第一个节目，曲名叫“风”，威德曼先生出场后，全场均报以热烈的掌声。只见他把指挥棒一举，乐队各自作好准备动作，然后就僵在那里，足足有三分钟之久。除了听众席中偶而传来轻微的咳嗽声外，一切都静悄悄的。然后威德曼把指挥棒放下，返身向听众席深深的一鞠躬，全场无不愕然，原来“风”声已经止息。 第二个节目的曲名是“女高音”，原意是由横笛起一个音，而且是自由音，也就是不硬性规定什么音，越随兴越好。然后一位女高音由后台出场，接着下去自由发挥。这首曲子的作者曾与我讨论过，他的构想是要制造一种飘逸的效果。在表演时，吹横笛的是位女仕，好心的想吹一个比较适合的音调，不幸因为太自由了，一时拿不定主意，吹走了音。闹得表演的女高音跟不上去，场面尴尬，只好草草了事。 第三个不知何名，也不知道台上是在演奏，还是乐师们在调音，一阵混乱，定音鼓声越敲越响，突然间，又演奏完毕。 第四个，第五个……简直没有一首能称为“音乐”，只可怜了那些乐师们，他们多半是我们的老师，平素颇有几分威严，此刻都变成了舞台上的小丑。依据演奏曲子的指定，一下搬搬椅子，一下很勉强的哈哈狂笑，再不然就拿心爱的乐器当作玩具耍弄。总之，出尽了各种丑态，人人想笑，但大家都咬紧了牙关，装出很能欣赏的神情。连威德曼这位伟大的导师，也多次的摸摸鼻子，揩揩脸，一副忍俊不住的模样。 演奏全部结束了，照例全场一致热烈的掌声。每个天才般的新秀作曲家，在威德曼的介绍下一一出场，接受听众的欢呼，彷佛要补偿以往那些曾被埋没的大师们，一点内心的歉疚。 如果说这是一场马戏团的娱乐节目，我觉得倒很有欣赏价值。再不然，用来嘲弄那些自以为很懂音乐的淑女绅士，也不失为绝妙的场合。但是，人人都那样认真，作曲家纷纷高论他们的意境，听众也若有所悟，连威德曼也挂着神圣的面具。他们一致认定这就是“新音乐”，我则完全迷失了。 事后，我找到威德曼教授，请他指点迷津。我们在学校的福利社里，喝着苦涩香浓的咖啡，拋开了师生的立场，作了一次令我顿开茅塞的讨论。 他首先说： “新音乐不一定是好音乐，但是一定要有创意。历史证明了当代人所不能接受的，未来很可能成为主流。巴哈、贝多芬、狄布西、史特拉文斯基、荀伯格等，没有一个例外。正因为他们有些新的观念，而这些新观念在当时还没有习惯，没人能够领受。因此，身为一个作曲家，不能不走在时代的前端，为创造而创造。” “我同意，可是音乐总有音乐的范畴，为了创造而创造，离开了音乐的领域，又怎么能称为音乐呢？” “你能为‘音乐’下个定义吗？当年巴哈创立平均律时，人们说那不是音乐。贝多芬首先使用属和弦的第七度不协和音，也被人斥为离经叛道。狄布西开启了印象派，采用东方的五音律，人们觉得他很怪异。另外史特拉文斯基打破了节奏的观念，荀伯格扬弃了主调，采用十二半音阶……这些在当时都曾被人们批评过，认为那不是音乐，现在呢？你怎么能说你不能接受的就不是音乐？” “至少，那还是声音的变化，还有一个符合人性需求的理论基础。” “新音乐当然有它的理论，每一个新观念都是既有领域的突破，在这么长远的音乐史中，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被以往的大师发挥到极致。曾经有人用计算机计算过，最后一个和弦被狄布西用掉了。此外，节奏、调性也不可能再有新的变化，音乐还剩下什么呢？只有音色、音量罢了。但那只是技术，由各种不同的乐器，发出不同的乐音，产生不同的效果而已。要突破，就要尝试不同的方向。” “为什么一定要为突破而突破呢？多出几个贝多芬一样的大师，不是更能令我们享受音乐的神韵吗？只为了求新的变化，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知道你的想法，可能你是中国人，不了解我们西方人的思想及背景。我们的社会只崇拜第一，没有与别人不同的特色，再好也得不到应有的地位。例如布拉姆斯，他的作曲技巧以及才华天分，没有一点比贝多芬逊色。可是，由于他的风格与贝多芬雷同，那就等于说，他没有任何突破，所以得不到应有的评价。”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提供了我们美妙的音乐，我们一样地欣赏、感动，这不是一个作曲家的最高目的吗？” “所以我说你可能不懂，我看过一些介绍中国文化的书，你们把个人的名利放在其次，为艺术而艺术，为音乐而音乐。甚至一些思想家还把他们自己的作品，冠上前人的名字。这种忽视自我的现象，对我们来说才是不可思议的。” “可是，为了自我的成就，也不是标新立异就可以达到的呀！”文化上的殊异，的确是很难沟通。 “那你更不能懂了，就以绘画来说吧，达达派米勒的画，到今天为止又有几个人真正的欣赏？在画布上画个圈，有谁不会？只因为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所以有了不朽的地位，正因为我们鼓励求新求变，所以才有变化，才有进步。” “进步的结果呢？艺术品成了悬挂的装饰，音乐成了冒充知音者的点缀。人们只为了表示自己有欣赏的水准，不惜互相的欺骗、抬哄，以至于让真正喜爱的人感到失望，而远离了这些虚伪不诚实的市场。很显然的，任何古典音乐会的听众，都比不上热门音乐会的多，那不正是我们从事音乐者的耻辱吗？” “不能这样说，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不是人人能接受的。” “为什么呢？我听过很多由古典音乐所改编的通俗曲子，一样能被大众接受。” “那是因为我们听多了，就习惯了，习惯了就会喜爱。如果荀伯格的曲子，大家都听习惯了，一定也会喜欢的。” “这点我不同意，人们能够习惯的，一定是能符合人类生理特质的。比如说，和弦用尽了，还可以在曲式上变化，也可以在配乐上创新。然而，那些噪音或是胡闹一番的表演，只有让人刺耳作呕，不但不能习惯，反而还会敬而远之。” “你错了，曲式和配乐不能算是新的概念，要求新就不应该有限制。全世界的音乐演奏会上，都有些所谓的新音乐，而且分量一天一天的在增加。当年那些大师的作品，也是经历了一样的过程，到今天才被肯定的。” “据我所知，在以往，乐团只是贵族专用的，一般社会大众终年难得听到几次音乐演奏。所以，再好的音乐也要很久才能渐渐传播开。现在呢？音乐会随时都有，再不然，人人可以买一张唱片、一卷录音带，一天听上千百次，能不能听习惯，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证明。我们所知的新音乐，至少也有近半个世纪了，可是任何音乐节目单上，印象派以前的曲子，还是占了四分之三以上。如果这样还不能习惯，究竟要多久才能习惯？不仅如此，我们在市面上能看到的古典音乐唱片中，所谓的新音乐还不到百分之一。如果不是大众的唾弃，无法习惯，还有什么其它的原因呢？” 总算我提出的这个论据，让他停下来想了一会，然后反问我说： “那你是反对追求新的音乐啰？” “教授，我没有这个意思，也不会这样想，求新求变是人性的特质。但是，音乐是给人的耳朵听的，要配合人生理、心理的特征，才是求新求变的正确方向。” “我承认你有些观念超乎我的想象之外，可是我不认为世界上有所谓的正确方向。当今的哲学都趋向于空谈，宗教也被视为迷信，甚至理论物理学家也走到了人类思考范畴的尽头。你怎么能肯定地说，什么是正确的？” 他触到了我所追寻的问题核心，我当然还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但是我会去追求，绝不轻易接受良知所不能接受的定论。或许他有些精辟的见解，至少他是我所见到的人中，唯一能真正提出理论，能对我有所启示的。因此我又问: “那么，您认为创作的标准是什么呢？如果您自己都不同意有正确的方向的话。” “我认为只有凭着个人追求创新的良知，以及追求作品的完整性，才是一个艺术家所应禀持的标准。” 艺术是一种纯主观的创作，个人的色彩丰富其艺术价值，创新则开拓了其领域。由于客观环境对主观个体的影响，任何一个时代的个人，他的经验和认知，必然会与新事物、新观念相融合。如果艺术家真能本着良知，去追求艺术创作，倒不失为一个正确的原则。但他人又能凭借什么去判断，以证明一件艺术品，是出自艺术家的良知呢？至于作品的完整性那更抽象了，可是这是技术的层面。在求新的原则下，不能有任何成规加以限制，只有靠作者自我的努力以及大众和时间的选择。 我再没有理由反驳他的看法，只是感到由衷的失望，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学习，以符合这种标准。如果顾虑到自己的良知，那做不做音乐家又有何分别？如果为的是名或利，更不必考虑做音乐家了。事实上，有不少人从事通俗音乐或流行歌曲的创作，他们名利兼收且自得其乐。如果以上述的原则去衡量，难道我能肯定的说他们不符合标准吗？ 今天的艺术家，深陷于方向和原则的矛盾之中，在西方自我成就的价值观下，既受到名与利的诱惑，又在古典大师的精神中，渲染了浓厚的完美理想主义。在两个极端之间，激荡徘徊，无所适从，于是各式各样的理论大批出笼，各行其是。 艺术需要创新，且在创新的过程中失败的机率极高。我就是个最勇于创新的人，学音乐原来的目的，就是想要学些创造的方法。但我总认为创新不等于纯粹的排列组合，如果说只要没有人做过，就算是创新，这必然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 因为，若人人求新，世界上艺术家不知道有多少，我们凭什么认定是否有人曾如此这般地创新过？如果不知道，艺术终将归于虚无。如果确实是创新，但只是为了求新，这种艺术品的意义又在哪里？最后一点，艺术原是用来美化人性，充实人生的精神粮食，求新作为知识追求的标准或许可以。然而人性从来没有新过，短短数十年的人生，能够了解认知身旁繁复的事物已属难能可贵了，又怎能接受永无止境的新艺术？ 其结果，正是这个时代所显现的，艺术家已成为点缀品，如果没有商业行销的手法，得不到企业界、政界或媒体的推销，艺术家就无法生存。当艺术品成了商品时，艺术的真谛已然宣告死亡。 现代艺术家的这种地位，比处于封建时期者还要可悲，至少那些附庸风雅的王公贵族，对艺术家还持着一份尊敬的态度。而新时代呢？利用了人性的贪婪，艺术品的价值不断被哄抬，其目的只是想使仓库中的收藏品更值钱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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