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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到山度士，张老伯来接我，他看来已近七十。我知道他那封聘书只是花钱买来办手续的，实在不忍心再给他添惹麻烦，便假称已找到一位同学，有现成的工作在等我。他信以为真，便很安心地回去了。 事实上，我身上只剩下约二十多元的美金，人地生疏，语言不通，表面上很笃定，心中却乱如苎麻，不知明天会流落到何方。但是，我又怎能麻烦张老伯呢？他看在父亲的面上，帮了我一个大忙，这笔人情债已是难以报答了。 幸好，有一位当地的杂货贩，托船员在香港买了一批土产，照规定货物必须由旅客报关，否则不能上岸。因为我没有行李，那位带货的船员便找我帮忙，我一口就答应了。过关后，这位小贩非常感激，带我到圣保罗。第二天又介绍我到“自由大道”一家中国人开的快餐餐厅，立即在厨房工作起来。 自由大道是圣市最热闹的中心，大道名符其实，又宽又长，是双向八线道。道路两侧巨厦林立，尽头则是巴西银行，一栋五六十层高的庞然大物。 这家餐厅的门面很大，一次可坐近百人，客人都是在附近工作的白领阶级，匆匆吃完就走。我们的生意很好，除了地点适中之外，另一个秘诀就是一锅“高汤”。因为一般店里的汤不过是汤，而我们用的是纯正鸡汤，讲究的倒不在鸡，而是要用活鸡，现杀现煮。在中国这不稀奇，在巴西，杀鸡竟然是件大事。 我到的第一天，就见到一场奇景，厨房里好象失了火，人人走避，但却又欢声不断，叫嚣喝骂，乱成一团。原来刚好是杀鸡的时间，一次要杀十几只。巴西人最恨杀生，虽然在老板的重赏之下，他们仍感到怕怕。杀时只是举起大刀，把鸡头一砍，然后人人惊叫逃窜。这时，鸡也忘了头在何处，颈子上鲜血直冒，也亡命飞奔。于是乎，人人叫着逃着，满地洒着鲜血，有时无头鸡与人不期而遇，那才真正精采绝伦。 我的第一个贡献，便是教他们杀鸡，巴西人见了，莫不心服，到底中国文化深远攸久，真是“杀鸡不用牛刀”。 我对巴西的好感，始于这些乐天而懒惰的工人，他们做起事来就像在游戏一般，口中不时唱着单调的民谣，只要两脚一落地，总会蹦蹦跳跳的“舞”上几步“桑巴”。如果能够偷懒，他们绝对不会放过机会，由女人到足球，总要谈到有人来催促为止。 那些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天天有新人来，也经常有人工作得好好的，突然又失踪了。当然也有几个老老实实的，只是他们做起事来懒懒洋洋，其慢无比，任你催，由你骂，他们始终脸上堆满了笑容，教人无可奈何。 最初我很不习惯，后来见多了，发觉那种人没有心机，没有奢望，朴实而真诚，远比以往我所熟知的社会贤达要来得可爱。我在巴西前后住了有八年之久，由北到南，走过不少地方，除了在足球场上外，居然没见过任何暴力行为。就连两个人争吵起来，也只是三言两语，双方边吵边退，转过头去，立刻忘了。 气候及环境是重要的因素，巴西中、北部是热带气候，全年平均温度是摄氏廿四度，阳光普照，物产丰饶，有些地方甚至还只挑晚上下雨。只要人没有很高的欲望，生活极易维持，树薯粉可以里腹，而一件衬衫，可以穿到破烂为止。 巴西立国四百年来，没有经过战争，也没有巨大的天灾。当地的农产以咖啡为主，经济价值高，耕植容易，产量为世界之冠。此外矿产也极丰富，像煤、铁、铀以及宝石都可以露天开采。全国人口不及一亿，领土却居世界第四位，可耕地占领土百分之七十，而到目前为止，使用率尚不到百分之五。 巴西的人种相当混杂，除了土著外，早年冒险的葡萄牙航海家，又引进了大批的非洲奴隶。后来由于咖啡作业方式改变，小农经济兴起，奴隶制度在两百年前已经破产。因之人种开始混杂，在同一家庭中，由于遗传基因的隐、显特质，常常黑、白肤色隔代出现，再不然便是中和成咖啡色。除了新近的移民外，在巴西可以说绝对没有人种的歧视。 我到巴西那一年，恰逢巴西民选的总统姜古拉先生，意欲实施社会主义，他眼见工业时代到来后，社会上贫富趋向两极化，因此倡导土地及重工业国有，并实施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革。他的立意至善，只可惜忽视了巴西人民怠惰的天性，加以工业和经济大权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以致工商界全力抵制，政令出不了总统府大门。 一九六四年四月，姜古拉无计可施，竟自行发动兵变，由屯守里约的第一兵团，策动北部的一部分军队，打算把南方的保守势力击破。结果大军在“矿产州”与南军对垒时，双方前哨却把手言欢，一弹未发。姜古拉以为大势已去，实时乘飞机逃走，结束了一场少见的政治闹剧。后来保守军人废除民主，执政十多年，并称此次兵变“四月革命”。 这种事情对我而言，简直是不可思议，当语言能力纯熟后，我常向巴西人请教那段史实，但几乎没有几个人搞得清楚。问多了，他们会耸耸肩，双手一摊，说： “姜古拉？你知道他有几个女人吗？” 据说巴西女多男少，物以稀为贵，所以身为男人就是最大的财富。有些女人为了争取毕生的幸福，常不惜出外赚钱，以便把男人养在家中，这一来更助长了男人的骄气。虽然巴西以天主教为国教，禁止离婚，但男人常常走私，甚或另谋高就，把女人视为蔽履，丢弃不顾，以致弃妇怨女处处皆是。 很可能是因为我只见到巴西社会的低阶层，然而我知道，在中国由于传统上重视人际之互助，社会地位越低者，家庭之间的向心力也越大。任何一位正常的男子，如果靠女人工作来供养，则他在亲友邻里间，总是会被人耻笑，永远抬不起头来。 厨房里人人都是我的语文教师，在他们毫不厌倦的指导下，没有多久，我的巴西话就几乎可以乱真了。 我最喜欢看的运动是英式足球，那是种全方位的运动，要技巧、默契、策略、体力，还要有一点不可或缺的运气。 足球场面积广大，气派恢宏，当万千球迷由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时，大地上立刻出现一片旗海。同队的球迷聚集在一起，齐声唱着他们球会的会歌，兴高采烈地击鼓奏乐。似乎是在向对手宣示： “我们是最强的球队，敌人们，给你们一个机会，赶快闻声而逃吧！” 谁都不会逃，谁都不甘示弱，而每场比赛总难免有输有赢，极端的情绪可以在旗帜满天飞舞，或是倒拖在地，无人理睬上看出端倪。这种心情的起伏，才是足球最令人迷恋的地方，每一次在自己喜欢的球队出赛之前，球迷都充满了希望。姑不论此次结果如何，下一次还有下一次，希望还会到来。 我在一九七二年听说过一个故事，足证巴西人对足球疯狂的程度。在圣保罗市有个资格最老的球会“歌林加” (Corlithes)，其球迷都自称为歌林加人。圣保罗球会甚多，第一级的不下十余个，而球迷中平均每三个就有一个是歌林加人。由于球迷多，经费充足，所以拥有全巴西最有名的球星多人。但不幸自五十年代以来，在几个重要的竞赛中，一直与冠军无缘。 如果说实力，没有问题，再比士气，人人信誓旦旦，不胜不休。但是运气欠佳，每次都输得令人扼腕，包括球迷在内，都认为非战之罪，不愿责怪。但是二十多年来年年如此，就不免令人扫兴，大批球迷渐渐疏远足球。于是媒体、专家都一致宣称，如果任由歌林加队继续输下去，巴西足球将会没落，国家的经济也必将崩溃。 有一次，圣保罗队一位颇负盛名的教练，公开宣称他自己的罪行。指称在一九五零年时，因为负气而向巫神“马贡巴”诅咒歌林加队，使之三十年内得不到任何冠军。此语一出，全国骚然，圣保罗队因此解除了该教练的职务。 为了体验个中滋味，我也开始自称为歌林加人，巴西朋友一致为我担心，说我会因此而丧失人生的乐趣。 这一次的经历，我彻底认清了“兴趣”是怎样运作的，也看到了人心奥秘的禁区。谁都知道人的七情六欲无不因自我的利害而生，可是足球又怎么与我扯上关系呢？ 对任何一种事务首先要了解其游戏规则，否则就看不懂，不会有兴趣。其次要有悬疑，没有悬疑就不会去猜想，不猜想，其结果便与己无关。再其次要抱着希望，希望是一种很奇妙的心理过程，如果明确地知道了一定的后果，这种心态就不能称做希望，而只是等待结果的发生。只有在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一面等待有利于自己猜想的，一面又惧怕有不利的结果产生，当人心在这两个极端矛盾的变化中翻来覆去时，便产生了兴趣。 生意人非常了解此中奥妙，刻意制造一些英雄人物，设计一些引人入胜的话题，再不然便利用诱人的广告，先让人知道，再使人有兴趣。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谈说说，事情成了自己经验的一部分。等到人们有了兴趣，卷入了这个原来与己无关的新事物后，紧接着便是那种惊险刺激的悬疑。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比赛总是有胜有负，各队风水轮流转，不论喜欢的是哪一队，总少不了期待、焦虑，然后再享受那迟来的狂欢极乐。 歌林加人的悲剧，就在于二十多年的等待中，所有的希望都一一落空了。有人失望得背弃了她，有人则抱着孤臣孽子的心情，继续期盼。明知生命中奇迹很难发生，但是以该球队的实力以及常态的机率来看，希望又明明就在当前。 我的个性以及遭遇，与歌林加人颇有些相似之处，我对社会国家的期望，也与之不相上下。中国人彷佛也是个被诅咒的民族，几百年来的屈辱，难道没有洗刷的一天吗？可是眼前所见，国人自暴自弃，上下梁无一不歪。有些人失望了，动辄以中国人为耻，不是逃之夭夭，便是否认列宗列祖。我不甘心，只好做个孤臣孽子，连看足球都不例外。 直到我离开巴西，果真歌林加队没有得到一次冠军，亚军倒拿了好几个。越输我越关心，越关心，我越是同情她。连我都如此，何况那些真正的歌林加人？ 巴西人也有他们的歇后语，如： “到中国去”表示无此可能，因为过去交通不发达，而中国远在地球的另一端。 再如说一个人怀才不遇，则为： “那个歌林加人”！ 不过，我第一次在巴西看足球时，还不知道有这些故事。我所知道的是巴西有个世界性的球王，名叫比利。这就够了，一听到足球，我就想到比利，很想见识一下这个世界级伟大人物的传奇功夫。 就在我工作了一个星期，刚学会几句巴西话，能与巴西人作简单的沟通后。有一天，厨房工人告诉我，比利这星期天要到圣保罗来赛球。 我当然想去看，可是不知道怎样去法，有人为我写了一张字条，大意是说： “我是中国人，不懂巴西话，想去‘巴甘步’看球赛，请仁人君子指导”。圣市有好几个球场，巴甘步在市区中，面积较小，可容纳七万名观众。另一个较大的莫隆比位于市郊，全场可坐十几万人。然而世界最大的足球场马纳甘拿，竟可容纳二十万人，是巴西另一大城里约热内卢的注册商标。 星期天一早，我毫不犹豫地拿着字条上了路。一路上，每一个巴西人看了都很热心，东指西说的，而我则在圣保罗市区走来走去，老在几条路打转。 正当我打算放弃时，却遇到一个有点娘娘腔，长相很秀气的男人，他指点了半天，发觉无效，便把我的手一拉，带我到一个公车站前，指着牌子上的站名，果然有“巴甘步”这个地名。我向他道了谢，开始找地方买票，却又遍寻不着。 他一直在一旁观察，了解了我的窘况后，便向我摇摇手，走到我的身边。我猜大概是要上车才买票，便开始注意车子的标志。天下所有的公车都有个通病，认为乘客一看到标志，就应该知道去哪里，经过哪些地方。 正因如此，我最怕等公车，记得在日本时，旅行社叫我去一个“佐佐木”的地方，搭车的地方也标得一清二楚，不幸我找了大半天，始终没见到这个地名，害得我几乎不能成行。后来才知道，日本车牌横写是由右到左，与我们的习惯正好相反。更糟的是，第二个“佐”字，用的是“与前字相同”的符号，所以我找了半天“木木佐”。 这个人的好心令我感激不已，却又不知如何报答才是。不久来了一辆车，他带我上去，替我付了钱，同时对我打手势，意思是会告诉我何处下车。我更觉得不好意思，只恨自己巴西话太差，开不了口。 车到一处，他又拉我下去，但见满坑满谷尽是去看球的群众。我既然知道地方了，遂向他一再称谢，他则叽叽聒聒，好象也要看球。我这才安心，忙抢在前面，替他买了票，一同进得场来。这时才知道什么叫做大球场，只见处处人头钻动，黑压压一片。 球赛开始前，先出来三个身穿黑色短装的球证，这时全场骚动，齐口同声地喊着： “维亚多！维亚多！维亚多！” 我心想连球证都如此有名，居然人人认识，球赛之精采可见一斑。 球赛终于开始了，比利代表山度士队，身着白衣，背号是著名的十号。他果然不凡，球在脚下如同黏在鞋上一般。可是对手也不弱，经常有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缠着他不放。我们这边都是山度士的球迷，大家看到比利受迫，都大声咆哮。当然，少不了我这个一直开不了口，一肚子闷气的小伙子。 上半场零比零，双方未开记录，中场我买了棒冰请这位朋友，也好秀一下自己刚学会的仅有的几句话： “我喜欢‘这个’。”“喜欢”、“谢谢”这几句我说得很流利，尤其是“喜欢”这个字，在巴西相当于“爱”，得先学会好追女孩子。 下半场又开始了，不久，比利在禁区得球，转身骗过了两个后卫，正打算射门，但见后面飞来一脚，正踢到比利的踝部，他一个踉跄，立即翻身倒地。 “啊！”全场同声一叹，人人都站起来，以便看得更清楚。 只见球证眼明哨快，“哔”的一声手指禁区，极刑！ 如同指挥乐队一样，全场立刻响起欢声。 太精采了，这个“维亚多”球证太伟大了，我兴奋之余，拼命挤出一句话来： “我喜欢‘维亚多’！我喜欢‘维亚多’！” 结果，由于一个我无从理解的原因，这场球我没有看完。那位娘娘腔的朋友一听到这句话，立刻兴奋地拼命抱着我，令我喘不过气来，最后只好逃之夭夭。 待回到店里，把这段奇遇告诉那些工人时，全场都笑得东倒西歪。后来我才明白“维亚多”不是球证的名字，而是一句最不雅的话，也就是北方人所说的“兔子”，一般称为“同性恋者”。 店东看我工作认真，语言也能应付，便调我到餐厅去管收款机。这种工作看似容易，但却需要仔细的核对，我大开大阖惯了，一个月下来，每天的帐目从没有正确过。而且越是小心，越是出错，微薄的薪金，赔的几乎比赚的多。 最初我还不服气，一再提醒自己，要集中全部精神，仔细的按键，小心地核对。可是到结帐时，总是有些出入。为什么呢？是不是收款机坏了？餐厅里还有一台，由另外一个人负责，他从来没错过，我与他交换着用，情况依然。 经过一再地检讨、研究，我终于发现是自己不适合这种工作。我太好胜，一上来就想做得比别人更好，而这种例行工作，除了正确之外，根本无所谓好不好。 因此，我便想以快取胜，帐单一到手，立刻结清，避免侍者在一旁等候。后来出了错，心情难免紧张，操作手法本来就不够熟练，专心注意数字，手指便老是按错键，若注意到手指，又忽略了数字。最糟糕的是我的脑筋太活，老是东想西想，加上正在学习语言，随时随地都是难得的良机。计帐时一心数用，怎能不错？ 不久大学的同学“老师”找到了我，说他会种洋菇，我便介绍餐馆的老板给他，他们谈好投资合作，并叫我去农场帮忙。不料“老师”只是在课堂上学过，毫无实际经验，一季下来，白洋菇种成花洋菇，杂菌长的远比菇体多，因而双双失业。 以后的几个月，我做过多种不同的工作：在地下肥皂厂熬牛油、修车厂换机油兼打杂、建筑公司做搬运工，后来又在一个私人的测绘所画地图等。但其间总会有些因素，不是身体吃不消，便是待遇太差，让我做不下去，工作时间没有一次超过一个月。 常有朋友劝我去“当兵”或是“提包”，前者有个非常离奇的故事。原来有一位台湾来的青年“阿根”，结识了本地一位日本大亨的独生女，几经波折，两人结了婚。婚后那位大亨突然暴毙，他们便继承了全部的财产。 大亨在日本原有妻室，且有一子，其子特别来巴西准备争夺遗产。但是根据巴西的法令，不承认该大亨在日本的婚姻，大亨的儿子不肯善罢，多次谋刺“阿根”不成。阿根便迁居到内陆一个农场中，同时重金聘请保镖护卫。 双方僵持了年余，阿根坚壁清野，蛰伏不出。那个日本人常雇小飞机到农场投弹，巴西人因为怕死，再不肯当卫士，反倒是一些失业的中国人趋之若鹜。大家散居在农场外围，每天无事可做，便以打靶为乐，美其名为“当兵”。 至于“提包”则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唯一的出路，因巴西人结婚时，女方应准备卧室的各种用具。在初，葡萄牙式的织锦床罩、台布等都是传统的嫁奁。自从中国的手绣品传入后，由于花色繁多，精美无匹，一时蔚为风尚，人人争购，供不应求。 中国台布来自大陆，经香港转手，最初多委托私人携入，以便逃税。在五十年代因供不应求，售价约为原价的一百倍，国人以此致富者比比皆是。到了六十年代，一来因为从事此业的人日益增多，相互竞争之下，利润降至不足五倍。再加上不肖税务人员的介入，层层剥削不说，一个应付不当就有牢狱之灾。 于是原来发了财的人纷纷转业，有的摇身一变，成为工商界的巨子，有的则升格为台布批发商。而新来的国人则继续提起“包”来，沿门贩卖，每月净利再少也有五千美金左右，比做任何其它工作赚的钱都多。 当兵固非我愿，提包也难动我心，不为别的，我总觉得冥冥中有什么支配着，身不由己。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也无从想象。只感觉到不论在哪里，所见到的人、事，都是平平庸庸的。人没有判断力，没有眼光，不过人云亦云。事没有价值、意义，说穿了，除了名利财色之外，空无所有。我不愿与他们相比，也不把他们的得失放在心上。因此我行我素，一个又一个微不足道的工作，不断尝试着。 圣保罗中国社区有个天主教会，一位姓何的神父负责“青年会”的事务，我在那里组织了一个乐队，和何神父相处得很好。他常劝我好好找个固定工作，安定下来，娶妻生子。有一次他又喋喋不休地劝我，我忍不住要打他的趣： “如果娶妻生子有那么好，为什么你自己不以身作则呢？” “胡说胡说！我已经献身给主了，娶妻生子不是我们的事。” “我很可能有一天也学你的榜样，做神父。” “还在胡说！你连主都不信，怎么做神父？” “说服我呀！只要你能让我相信，我就信。” “对主的信仰全靠你自己，不是要别人来说服的。” “你不肯说服我，而我又不信，看来我永远做不成神父了。” “你这孩子！成天不说正经话，已经都要三十了，你再混下去怎么办？” “只好当神父啰！”我始终对他嬉皮笑脸。 “唉！我本来是想给你介绍一份固定工作的，看你这样子，教我怎能放心？” “什么固定工作？”我听了，精神一振，也该尝试一种新的工作方式了。 “有人委托我找一个能长期工作的人，看你的样子，多半做不久。” “我是迷途的羔羊，你是牧羊人，总可以让我试试吧！” “让你试试？如果你做了两个月又跑了，教我怎么交待？” “好吧，我去讨个老婆，把我拴将起来，可是神父得先给我介绍老婆呀！” “尽是胡说，到底你要不要这个工作？” 那是一间聚乙稀制袋工厂，老板姓刘，早年靠提包发了财，便开了这家工厂。他用过好几位由台湾来的年轻人，但做不了多久，不是去卖台布，便是被别的工厂挖走了。所以他特别对何神父声明，要能长期工作下去的才行。 刘老板一见我，劈口就问： “你为什么不去提包？我这里的薪水可没有那么多。” “我对赚钱兴趣不大，只希望有个稳定的工作。”至少目前是事实。 “真的？不过，有谁不想赚钱？想赚钱也不是坏事。你放心，只要你好好工作，我绝不会亏待你的。” 我负责管工人，因为吹袋机不能停炉，所以每天分三班，二十四小时连续作业。全部工人有六十多个，平均每月制袋三百万个，当时在巴西，其生产量在同业中居前五名。 我先观察了一遍，发现工人工作情绪不高，先跟他们攀上交情，一一询问。原来巴西人每隔三两个小时，一定要喝杯咖啡，否则就精神不济。厂中不但不提供，也不许休息，并严禁工人到咖啡店去。所以人人无精打采，绩效低落。 我向刘老板反应，他则怪我多事，坚持不允。我便自己掏腰包买来咖啡豆，日夜三班亲自烧给工人喝。果然，工人精神大振，情况大不相同。 其次我发现工厂的生产线配置不当，很多时间浪费在搬运塑料袋上，其中约有十分之一的袋子都因搬运而受到损坏。当时所用的切袋机都很陈旧，照理切袋工人在切割不同尺寸的袋子时，必须换用不同直径的转轮，但谁也不愿费心去换。结果是袋子短时，转速太慢；袋子太长时，落点又不准。 我又向刘老板建议，设计奖金制度，改变生产流程，并规定袋长及转轮的应用尺寸。刘老板责备我冒充内行，我则坚持立场，两人争执了很久，最后他终于同意试行一周。而一周的试验成绩，证明了我的看法正确，刘老板这才让我放手改革。 我这样日夜不休地工作了三个月，在一个工人未增、一台机器未加的情况下，产量竟由原来每月三百万个袋子增加到六百多万个，足足多了一倍有余。 有了这种成绩，我并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只觉得没有辜负何神父所托。特别找了一天，向刘老板告假。刘老板似乎不知道我已连续三个月没有休息，居然问我： “今天大家都上班，你怎么可以离开？” “我来了三个月，还没有休息过一天！” “我知道，我知道，以后我会补你的，目前工作很重要，你不能离开。” “现在制度都定好了，工人也很自爱，我晚上回来检查就行，我实在很累了，不休息无法继续工作。”我很不满意他的态度，说起话来也不留余地。 “那……你要去哪里呢？”他知道拦不住我，神情有点紧张。 我本来想告诉他要去看何神父，但心中觉得这样显得自己太爱表功，便说： “想去看场电影。” “啊！你早说不就好了？没问题，算我请客，你去看吧，早去早回。” 我根本没打算看电影，到了教会，找到何神父。正想表示自己不负所托，在工厂中已经做满了三个月。不料何神父一见是我，就满面秋霜，毫不客气的责备： “小朱，你怎么可以这样？我原来以为你是个有志气的青年，所以才介绍你去。像这样不负责任，以后还有谁能相信你？” 如同晴天霹雳，我呆住了，难道我做错了什么事？想来想去，只有今天我要求休息一天，在态度上可能得罪了刘老板，但是这又有哪点不对？我忙解释说： “何神父，我已经日夜不停连续工作了三个多月。今天是三个月来第一次休息，难道这还叫不负责任吗？” “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也不管你在做什么，我只告诉你，你这样下去，从今以后，在社会上会人格扫地！” 他的态度彷佛怪我工作不力，好吃懒做一般，可是怎么会呢？我辛辛苦苦地把工厂的产量增加了一倍，即使何神父不知道，也不应该有这种看法呀！ “何神父，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不知道你听谁说……” “没有什么误会！你不必解释！是刘老板亲自告诉我的！” 天呀！不知前生犯了什么罪孽，我这辈子不论做什么，总会招来无妄之灾，心中顿时狂潮翻涌，胃壁上感到一阵阵的抽痛。好在我有了过去的经验，知道此刻一定要沉住气，慢慢地说明，是非真相自有分晓。 于是，我先向何神父道了歉，请他细听我这三个月的工作经过，他先还不信。渐渐地，他脸上恢复了和悦的神色，等我说完，他说： “真是难以相信，刘老板为什么要那样对我说呢？” 我拿起电话，接通工厂，请刘老板讲话。何神父还想阻止，我却不管，等到刘老板的声音传过来，我立刻把电话筒交给何神父，他只好接过来，说： “刘老板，我是何神父，朱邦复在我这里……” 这话一出，何神父再也开不了口了，刘老板不住地在电话中解释，说了半天，好不容易才轮到何神父说了一句： “可是，你怎能用这种手段呢……”听了半天，何神父气为之结：“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说不通，说不通，你这样怎么对主交待？” 我无心再听下去，四肢好象有点发冷，胃中更是痉挛欲呕，身上冒着虚汗，我倒在沙发上，再也站不起来了。 最后何神父挂了电话，把头摇个不停，说： “真是太不象话，太不象话！刘老板说会给你加薪水，希望你永远跟他做下去，他是为了保护你，怕你被别人挖走，所以到处说你坏话。简直……简直是胡闹嘛……”他突然看到我的模样，吓了一跳，连忙问： “你怎么了？怎么了？” “我胃里很难过……” “啊，那不打紧，大概是生气的关系，你要原谅他。真的，以你的工作能力，如果到别家工厂去，刘老板的事业就完了，他也是不得已。” “何神父，请您不要劝我，这种情况下，就是给我金山银山，我也做不下去了。”我有气无力地说。 “是的，我不劝你，可是年轻人能忍耐就要忍耐。” 我回到工厂，刘老板满面堆欢的等着我，一再地向我解释这个社会很险恶，他必须用这种方法来保护我，以免被坏人利用。我没有精神多说，只表示绝不到任何同类工厂去做，同时等工作上了轨道，我立刻辞职。 由于工作过度劳累，再加上情绪的极度激动，我得了胃溃疡。连续几天大便全是黑色，身体更是虚弱不堪，原来的那股干劲完全消失了。 离职后，我又做过大楼的守夜员、帮饭店送外卖、到一家中国人开的无照工厂制造肥皂粉、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工，都不超过半个月。 比较长的，则是在街头帮人照相，白天照，晚上则把我那个单眼相机反过来，当做放大镜，自行冲洗。巴西人实在可怜，很多人终其生没有照过一张相，所以我的生意不恶，可惜主顾太穷，卖不出好价钱，只维持了两个多月。最后还把那部宝贝照相机当作抵押品，暂充积欠已久的照相材料帐款。 另外一次，是一家有名的中国餐馆的高老板，因为打官司餐馆不能营业，便开起了地下赌场。我去权充大厨，边做跑堂，又兼保镖。但没有薪水，收入全靠小费，中国人真是可恶，每场输赢上万，小费却小得看不见，一天下来，我不过分到一两元美金。 这次所看到的又是一个新世界，眼见那些没落王孙，全神灌注地浮沉在几个数字的变化当中。我完全无法了解这样做意义在哪里？为了钱？显然不是，常有赢家大请其客（他们的小费给得少，并不是舍不得钱，而是认为这样会“漏财”。） 唯一的可能是为了得胜，这些人即使有钱，也不是经常有机会享受到胜利的果实。在赌局中，输的机会再多，也总有可能得胜，那种滋味只有胜者知道。于是人的七情六欲，在一次一次的谜底揭晓间，千回百转，翻扰奔腾。 人生最难逃的灾关，不外酒色财气。在这里除了正气之外，各种腐败贪婪之气充斥，真假好坏不分，天理王法无存。人人禅功荟萃，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一剎，一旦“命运”揭晓，人的灵魂凝聚空中，高潮低谷，胜败立分！ 每天大约总有四至八桌常客，有的赌天九，有的玩麻将，赌得最多的还是扑克。由于中国人只相信美金，这里每天美金的进出，不下数万元。我所知道输赢最大的一次有九十多万美金，输的是一位圣保罗的侨领名人。当时已近天亮，他拿不出钱来，立刻被债权人团团围住，逼着他打电话给家人，限在一个小时内将钱送到。那时侨领的威风不再，他下跪求饶，卑微得有如狂风中飘舞的飞絮。 其实这些人都是老朋友，平常称兄道弟的。有时带了女人来，还相互交换，一副和睦亲近的模样。这次大概是数目太大了，超过了友情的极限，连父子都可能反目。 我不想知道结果如何，也不愿再做下去。人性我看到了，更看到造物者的残忍。生活本来并不成问题，再待下去，说不定有那么一天，门外出现几辆黑色大车，突然间手枪机枪纷纷出笼，煞时子弹血肉横飞。送命事小，如果报上再登上一则“赌场保镖朱某某”，风声传回国内，怕父亲不立刻跨上飞机，亲自来巴西清理门户！ 几个月下来，工作不顺，生活又不正常。胃病日渐严重，不论吃饱与否，常时疼痛，有时会痛得坐立不安。再加上居无定所，天天搬来搬去，连仅有的两件行李都成了累赘。两个行李箱中，一个装的是换洗的衣物，一个则是小喇叭提箱，都是从台湾带来的。 说起那只小喇叭，也有段巧得不能再巧的奇遇。记得那是在台大视听中心工作时，我很想买一部摄影机，但因囊中羞涩，就去中华路看看有没有旧货。经过一家乐器行，突然间又有新的欲望产生了。我一直幻想有只小喇叭，像黑管一般轻巧，再若能便宜得符合我口袋中的钞票，为什么不买？ 老板见我留连不去，便问我要买什么？ “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小喇叭？” “我这里卖的都很便宜，你真的要买，我还可以打折。” “有没有旧的呢？” “旧的？旧的不见得便宜啊！有兴趣请进来看。” 他带我爬上夹楼，此楼上下高不过三尺，却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乐器。我一眼就看到一个体形娇小的喇叭盒子，心中猛然蹦动，立刻说： “那是什么？” 店主拿了过来，掸去上面的灰尘，想了想，说： “这是好几年前，美军顾问团乐队里的一位乐师抵押的一只喇叭，你要的话，我可以算得很便宜，但是能不能用却不敢担保。” 结果我以一千元成交，大约是当时月薪的一半，怎么都想不到居然美梦成真，一直让我心跳了好多天。最令我满意的是这支喇叭比一般的约轻三分之一，结构朴实简单，吹起来轻松流畅，音色也瞭亮清脆。以我的标准来看，简直是完美无缺。 这次，我几乎到了穷途末路，一看那喇叭箱子，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试试看，说不定可以靠吹喇叭谋生哩！我走访了不少夜总会、俱乐部，才发现每个乐队都有自己的班底，挂单的乐师根本没有生路。所幸有一位白俄人，他曾在沈阳待过，会说几句中国话，见到我如同见到乡亲。他给我介绍了一个水准很差的舞厅，由于待遇差，经常缺人。 在巴西所谓的舞厅，实际上就是妓院，跳舞并不重要，音乐更可有可无，男男女女只是借着缓慢的节奏，以便让身体相接触，从而培养情绪，以达到进一步的目的。 我不会巴西人迷恋的森巴，但蓝调在这里最管用，也最适合小喇叭。 大概吹了一个多月，我的成绩不错，在那种场合下，居然还有人“点唱”。有点唱便有外快，生活也改善了些。我梦想有天会有乐探出现，说不定能和“格兰米勒”一样，将来拥有自己的乐队，创造自己的音乐。 谁知好景不常，有天舞厅突然关门了，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好在手头有了些钱，我又可以慢慢地去找工作了。只是，我决定放弃吹喇叭的工作，因为吹喇叭很费劲，我已经连续几天大便出血，身体极度虚弱。 有一个从大陆来的老华侨，说神曾与之通灵，发愿要做牧师。为了召集信众，他热心公益，帮人抒困解纷。有个同学将我介绍给他，请他帮我找个工作。 流浪久了，我倒也希望安定一下。胡混了这么多日子，目的就是为了体验人生，人生是已经体验了不少，但健康却赔了进去。现在我真正需要的是时间，好一面休养身体，一面把所经历的整理一下。 由于有了牧师可资依赖，不必自己再去东闯西找，我便常去造访帮助我来巴西的张老伯，听他发泄一下满肚子的牢骚。 张老伯每次谈的都是政治，他虽然在异国做了寓公，却始终心存故土，有时谈到激动处，当着我的面也禁不住老泪纵横。 张老伯的不幸，应溯及张少帅的西安事变，可是他闭口不提此事。只把陈诚解散东北八十万大军的事，骂得狗血淋头。我不否认受过陈诚的好处，但我也了解很多内情，陈诚是国民政府中极少数值得敬重的军事及政治家之一。 最初，我只是静听张老伯的怨怼，次数多了以后，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以免一个余日不多的长者，永远生活在错觉中。 “张伯伯，请问您，在老先生的领导下，国家的决策该谁负责？” “这个你都不知道？当然是老先生。”在习惯上，他称先总统为老先生。 “如果有人不照老先生的意思，您想会有什么下场？” 张老伯笑了，似乎觉得我这个年轻人未经世事，连这么简单的事都不懂。 “我跟你爸爸是好朋友，你知不知道他曾被老先生批示‘永不录用’？老先生的确是个领导人才，虽然我不同意他的某些做法，但他很有远见。” “假如是一个集团军的异动，谁能出主张呢？” “一个集团军？连一个军的异动，都完全在老先生的控制之中。” “一个集团军不过十万个人吧？” “要看编制而定，有些杂牌军可怜得连军饷都没有，那能养得起几万人？” “那么东北八十万大军可比得上好几个集团军啰！” “唉，你是不知道，我们东北军是从日本的关东军接收过来的，不论装备、训练或士气，都比老先生的部队强得多。如果不解散，林彪怎么可能拿下东北？又怎么会有徐蚌会战？又怎么可能平白的把大陆丢掉！所以我说陈诚该杀！”每次一说到这里，张老伯就气愤填膺，怒发冲冠。 “老伯，您有没有想过，陈诚并没有这样大的权力呀！” “你是小孩子，哪里晓得？是陈诚建议的，也是他执行的，连他自己都不否认。” “像这样重大的决策，别人的建议老先生会接受吗？再说这样严重的后果，老先生会轻易放过吗？老伯，您对民国的历史熟得很，有这种可能性吗？为什么老先生不但不处置，还把台湾的军政大权交给陈诚？这其中难道没有玄机吗？” “这就是我不能原谅老先生的地方，所以才逃到巴西来。” “您有没有想到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陈诚尽忠职守，肯为老先生背黑锅，会是什么情况呢？” 张老伯听了，楞了一会儿，站了起来，气愤地说： “我知道你爸爸是陈诚的同党，我好心帮你的忙，你怎么可以对我说这些话！” 我又上了一课，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他所不愿见的真相，尤其是对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从此我不敢再去他家，因为我拆穿了他心里的屏障。他当然清楚事件的前因后果，可是老一辈的人极重视忠君报国的观念，他无法责备他心目中的国君，潜意识中便将国恨家仇转移到一个代罪羔羊身上。 不久，那位牧师果然给我找了个工作，是教会中一位姓方的上海人，他在家中开了一所工厂，专门生产婴儿用的娃娃车。 去前大家说好，目前只是互相帮忙，如果做得好，他打算正式开办工厂，那时才能算正式的员工。这些都不重要，我之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只是表示感激牧师的好意。再说，家中办厂，我也觉得新奇，经历一下有何不妥？ 他家在郊区，地方很大，他已经请了一个日本工人，工作做得很慢，不足应付订单。方先生负责销售，老是急着催货，所以才要我来。 那种工作实在简单得使不上力气，不过是把空心铁条压弯，再装上已经缝妥的布底及一些装饰。几天下来，我就把积存的物料用得精光。方先生高兴得大量接订单，大量进货，反正只要他能接，我们就能实时交货。 最初方先生大为感动，把我当做家中的一员，相处极为融洽。我满以为这次可遇到了知音，理应肝脑涂地以报。于是又替他出些点子，告诉他应该如何改进。不料，他的态度却一天一天冷淡，我知道又是热心过度出了纰漏。 直到有一天，方太太出面告诉我，说原来供不应求的市场，如今竟告饱和，他们决定维持过去的状况，不得不请我走路。 事后牧师却告诉我，说方先生交待，要我千万看在过去的份上，不要再从事同样的工作，以免与他发生利害冲突。 人心人性，自古皆然，为了生存，能力不足者，最怕别人比他更强。谁又知道别人的心事呢？谁又相信会有人宁愿不顾自己的利益，而为别人着想呢？错不在方先生，是我太天真，太爱表现，可是我能不努力工作吗？分明看到了缺点，能不改进吗？ 我决定不再枯等，这时“老师”也失业了，还有一位在巴西认识的朋友小龙，他毕业于屏东农专。我们三个人一商量，既然都学农，为什么不干脆从事本行？大家决定到“保禄”附近的一个小镇去，凑了一百多块美金，买了一个约三亩大的农场，准备种桑养蚕。其实大半的钱都是小龙出的，我不过是凑凑数而已。 保禄位于圣保罗的西北方，坐火车要五六个钟头，是日本人的大本营。我们要去的小镇极为偏僻落后，离保禄还有两个站。我们先去参观当地的农场，那儿有几个中国人，来此种桑养蚕竟然大为成功，一举带动了地方的经济。 我们买的地，上面全是杂树，地虽不大，整理极为费事。我们一盘算，买地简单，而种地所需要的资金恐怕要超过地值十倍。这时三个人都已身无分文，胡里胡涂就把土地买了下来，以后呢？难道可以吃泥土度日？ 于是我们又赶回圣保罗，各自想法借一点钱来。谈到借钱，正是我的致命伤，我一向单打独斗，这时能向谁借钱去？不要说试，连想到都心烦，真不知应该如何是好。 到了晚上，我没有钱住旅馆，连最便宜的，一天只要一美金的大统舱都住不起。只好到公园里，找了一些报纸，里着身体，与一些流浪汉挤在一个墙角上，倒也挺温暖。 其实我露宿穹天之下，这也不是第一遭了，不值得大书特书。在台湾时，有一次为了一件事去屏东师范找一位女孩“丁丁”。去时，替老总统驾飞机的同宗朱逢汤，给了我一张军机座票。到了屏东，为了省钱，也曾在公园里睡了一晚。那一次受到幸运之神眷顾，清晨起来竟捡到五张百元大钞，所以我常把露宿视为发财快捷方式。 但是这次心情完全不同，如果说要历练人生，也不必一定要到与流浪汉为伍的地步。一次又一次的，工作上不断遭受挫折，难道是我太贪心？还是工作不努力？或者是好高骛远，个性乖僻？尽管我不肯承认，事实胜于雄辩，为何没有一个工作我能持续半年以上，而别人却都活得好好的？ 我试图归罪于运气，那也说不通，记得封神榜中有姜子牙流年不利的故事，但我并没有那样倒霉。我所遭遇的多半是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误解，我愿意相信别人，而别人却不能相信我，其中必有症结。可是我打破了头脑，就是解不开这团谜。 天亮时，在蒙蒙的曙色中，突然一幅画面跃进了我的眼帘。在这群流浪汉中，竟然有一家人－－一对年轻的黑人，和一个大约一岁多的孩子。那对黑人紧密地依靠着，孩子则睡在他们的膝间。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他们的脸上丝毫看不出有悲愁或痛苦的神情。天地宛如他们的家，人间只是一段旅程，在知心的伴侣身边，还有什么他求？ 多年深埋在心底的绮梦，顿时化为烈火，燃醒了饥渴的灵魂。为什么我没有一个伴呢？如果这时身边有个人，能像这样的依偎着，岂不是冰淇淋蛋糕－－外冷内甜？ 其实我早就压抑了很久很久的，一种难以告人的私衷，那就是“性”。自从在花莲找了一次妓女，得了性病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寻花问柳。在生理上我的需求旺盛，经常亢奋得坐立难安，唯一的方法是靠手淫来解决。有时一个晚上要三四次，才能抒解那种难堪已极的感受，而第二天，心理的自责却又接踵而至。 我常自诩自我控制力很强，所有认识我的人，也都不否认这一点。然而我却对性的需求束手无策，竟要用这种可耻的方法，这算什么自制？不过，我有我的看法，可耻与否，在于人的认知，如果与人无损，耻从何来？ 在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中，凡是要修仙学道的人，就必须要克欲戒淫。虽然那是神话小说，但却成为我信念中的一部分，是我奉行的金科玉律。做不到就表示定力不够，证明我是凡胎俗子，成不了气候。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结婚，而结婚又不是单纯的买卖，买进门来不喜欢还可以放在一边。结婚不仅要男欢女悦，还要长相厮守，再下去便是生儿育女。不论幸福与否，很可能一生就此葬送在家庭中。 我做不到，做不到就要付出代价，这是生物进化的铁律。我知道代价很高，也一直都在支付，从未后悔。我的对策是保持忙碌，不断地给自己出题目，不断地努力应付，每天心神都被占据，倒也履险如夷。 现在，两手空空，无所事事，我被打败了。身心疲惫，意志力消失无踪。 心中念头一起，我下意识地认为，还是先结婚的好。像这对夫妻，无家无室，相偕飘零四海，岂不更为潇洒？再说，这次要去农场，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做三天，打了就跑。仅有的几个朋友已经把我看得一文不值，我必须安心下来，证明一下自己并非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辈。而唯一的方法，便是用“家”把我牢牢的拴住，所以我决定要结婚。 结婚？对象呢？这点我并不担心，我不相信自己有哪点不够格。 有了新的认识，我开始张开眼睛，仔细打量身边搔首弄姿的各类女郎。人真是可怜的动物，各种感官就像一根一根的绳索，把人的身心捆得紧紧的。平常我钻进了思考的阁楼，在那里，感官的噪音已经化为我探索的对象，所看到的只是连绵的纤维。现在不同了，下得楼来，各种纤维纠结成一片罗网，在在引人入胜，我迷失了。 首先，我壮起胆子，先向老同学借钱。当时年轻人的圈子里有一句话语－－北才南潘。“北才”指的是一位名叫才立中的青年，他在一个纺织厂任经理，老板是中国人，工厂的事全交给他。他手下用了不少台湾来的朋友，平日尾随着他，俨然一方领袖。 多年后我曾在美国遇到他，那时他已面容清瘦，满头飘白，一副落魄的模样。半响，我都不敢跟他打招呼，还是他大方地走过来。谈起当年，他感慨万分。他不讳言过去因为年轻无知，任性骄狂，恃才傲物。后来与东家闹翻了，自行立业，却被最信任的朋友出卖，以致一败涂地。言下语多自责，颇足醒世，此人能幡然醒悟，实乃我生平仅见。 南潘是指在南方“快乐港”经营农场的一位潘姓学长，不幸他的名字我始终想不起来，多半是我欠他的钱一直没还，潜意识中有意给忘掉的。 这位学长拥有几百亩地，种植大豆，年年丰收，事业相当成功。他每次来圣市，总会引起一阵旋风，同学们口口相传，都以他为荣。 刚巧这次他又来了，我厚着脸皮向他借了五十块美金（相当一般工人一个月的收入）。有了钱，我又去中华会馆，何神父见到我，免不了又东问西问，听说我要去农场，他大感欣慰，笑得嘴都合不上，一直说： “你这孩子！早该回到本行的，真是迷途知返，迷途知返！” “是呀，有您这位牧羊人在，哨子一吹，不回来也得回来。”我知趣的幽他一默。 “先安定下来，然后成家，听见没有？” “那么您就发发慈悲，介绍一位吧！”我连忙顺水推舟，其实这才是目的。 “真的？交给我，交给我，我慢慢地帮你找！” “不能慢慢找，我明天就要回保禄了，能不能快一点！” “胡闹！胡闹！”他打量着我的神情，这才发现我不是胡闹，他气了： “荒唐！荒唐！你想做什么？买一个老婆帮你种田去？你这孩子，老是做些怪事！结婚是神圣的大事，是上帝给子民的恩赐，怎么可以这样轻率？” 何神父一语道破，我的想法太奇怪，天下哪有人一天之中就找到婚姻对象？连上帝创造宇宙，也要七天呀！ 我打算在农闲的时候，做些小手工艺品，像以前在学校做的脚踏车、三轮车之类，便顺道买了些材料。因为第二天才有火车，到了晚上，一看还有时间，便到自由大道旁一个小巷里，找了个小酒吧，要了整只烤鸡，先享受一番。 我坐在吧台的高凳子上，为的是一个人不好意思占用一桌。这种小酒吧因为本重利轻，一般的吃食都卖，我以往只要腰中无虞，常来光顾。 正在大快朵颐之际，突然听到一声声圣歌平和的哼声。抬头一看，是一位女侍，一边轻快地工作，一边哼着。可能是饥不择食吧，我这一看，神魂竟掉了一半。她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浅褐色的皮肤与黄种人很相近，但轮廓显明，眉目之间颇具秀色。 她哼的那首圣歌我很熟悉，反正时间尚早，我把鸡放在一边，抹净了嘴上的油腻，也随着她哼将起来。她觉得和声有异，见到是我，含羞地笑了笑。“含羞”实在是对少女最微妙的描述，她的羞意成了我心跳的动力。 随着我们开始了长谈，我展开了孔雀的尾巴，说自己是刚来不久的中国人，在保禄经营农场，身家清白，尚未娶妻，无不良嗜好等等老掉牙的话头。 她则乜斜着眼，一副怀疑的神情，最后她说： “花花公子，你在保禄是真的，但你不是中国人，是日本人。”可能是因为日本人在保禄经营农业极为成功，她才这样说。 “为什么？只因为我巴西话讲得好？” “因为你身边的纸包，那上面有日本字。”她面有得色地说。 “啊！中国人就不能买日本货吗？” “好吧！至少你是在巴西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接着我开始问她，她叫玛利亚，在这里打工是为了想进中学读书。因为家里太穷，负担不起。我心想，好极了，年轻漂亮，又肯上进，家中穷，一定能吃苦。有妻如此，不仅农场上有个帮手，心灵上也可以调教出一个伴侣。 我们谈得太入港，老板过来暗示了好几次，我为了表示大方，便先拿了一张大钞作小费，而且故意放在桌上，好给老板看。 玛利亚见了，很不高兴地说： “这是做什么？表示你有钱？” 我一听，有志气！这正是我要娶的理想对象。好在明天才走，我便把握机会，约她打烊了以后，我们要好好地谈谈。 “有什好谈的？” “重要的事，因为我明天要回保禄，我一定要和你谈谈！” 她想了想，点点头答应了。我不便再打扰她，把还没有吃完的鸡包起。另外找了一个地方，一边吃，一边考虑用什么方法，能说服她作我一见钟情的妻子。 到了十一点多，我提前到那小店，店里冷冷清清地，只有店主一个人在收拾。 “玛利亚呢？” “早就回家了。”店主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忙到街上到处找，我怎么这样轻心？以为店家打烊都是午夜。让她一个人在马路上等，岂不是罪过？ 马路上找不到人，幸而我知道她上班时所乘的公车，明天一大早去向她陪罪吧。 附近有个舞厅，是通宵营业的，我以前吹喇叭时曾来这里求职过。这里有个好处，只要叫一杯酒，便可以坐在一旁，消磨到天亮，至少能免除寒夜的侵袭。更何况这杯酒的价钱远比旅馆费要来得便宜，所以夜夜人满。 我找了个角落，小盹到清晨五点，便直接到公共汽车站去等她。 一直等到九点多，终于看到了一个纤细的身影，从公车上走下来，我立刻兴奋地迎将上去。还没有开口，她见到我，一楞，居然身体一软，倒在地上。 我当场傻住了，旁边的人立刻拥上前来，把她抬到路边。有人用水浇在她头上，有人则捉住她的双肩，又摇又晃的，不一会儿，她渐渐地苏醒过来。 有人问： “有没有人认识她？” 我这时头脑才恢复清楚，挺身而出，说： “我知道她就在那条小街上工作。” “那就麻烦你送她过去吧，没有什么，只是太劳累了，最好今天不要工作。” 玛利亚虚弱地站起来，并没有拒绝我的扶持，只是说： “只要送我到街口就好，你千万不要过来，我们老板不喜欢你。” “我不过去可以，可是你今天不能工作。” “好吧，可是我先要请假才行。” “能不能让我送你回家？”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说什么？是她见了我害怕呢？还是内疚？为什么一见到我就晕倒？ 我一生经历了不知多少奇事，说起来真是难以置信，假如这些事都是编造出来的，我倒不能不佩服自己的创造力。其实我的解释很简单，人生不过是刺激反应的经历，我的想法作法与正常人大相径庭，所以正常人一遇到我，往往也就变得反常了。 她告了假，很仁慈地让我送她，我叫了一部出租车。在路上我没有问她为什么昨夜提前回去，也没问她为什么会昏倒，只说明了自己的处境，并诚恳地向她求婚。 她则出了几道难题，要结婚可以，首先我必须信奉天主教；其次是要我按照当地的习俗，先谈恋爱，待时机成熟，再明媒正娶；第三点，她家很穷，有父母兄弟，大大小小十几口，我得要抚养他们。 这三条听来合情合理，对我来说却是此路不通。我也恢复了理性，荒唐的事可一不可再。但愿这件事对她而言，只是一段有趣的人生小插曲。 我们农场所在的小镇全部人口不过几百，有一座泥土建成的小教堂，周围零零落落地排列着几十户人家。中国人也不多，连我们在内，只有十来个。 这里全是起伏的丘陵，雨水不丰，田里都是砂石，长不出精致的作物来。巴西人都以种植树薯维生，这种植物耐旱抗风，是巴西人主要的食物。 种桑的农场大都集中在北部的一个小河边，那边地价极贵，我们连想都不敢想。有人建议我们打井汲水，又因为经费不足而作罢，当地的中国人知道我们是几个不怕死的穷光蛋，也就不再与我们来往了。 我们原以为至少可以种些高梁、玉米之类的粮食，不料田中竟有不少蚁冢。玉米刚刚发芽，第二天就见到田中一行一行比军队还要整齐的绿色大军。小小的蚂蚁，神气活现地扛着切下来的嫩芽，回去报功了。 现在唯一的希望是我们的小三轮车了，我设计了生产线，快的话一天可以完成十部。每部赚一块美金应该没有问题，一个月就有三百元，说不定比种桑更好。 大家都很努力，待有了一定的数量，就可以去卖了。凭我们三个人的关系，不但认识很多的提包客，多余的还可以寄在礼品店中，大家都信心满满。 在巴西国庆的时候，保禄也有游行，队伍是由镇长带着小学校长，后面跟着几个鼓手，连老师加学生，全部不到三十多人。 我感于他们认真的态度，便毛遂自荐，充当喇叭手，他们大表欢迎。我吹的尽是些“反攻大陆去”、“只要我长大”等政治歌曲，再不然便是些流行舞曲，有谁管这些呢？反正热闹一场，皆大欢喜。 只是我们欢喜不起来，东西做好了，圣市传来一片叫好声，人人要抢着代卖，偏偏就是不见现金进帐。 原来小龙与老师去销售时，都交给了提包商，而所谓提包者，正是手提一包，沿门叫卖。他们卖的都是贵重的中国手工刺绣，一条可赚一百美金以上。而我们的车子一部赚一块钱，还要一个方盒子装着，既不能压又占空间。他们自己倒是各买了几个，但只靠他们买，不进入市场，怎能成为商品？ 小龙和老师听了别人不关痛痒的恭维话，满以为任务已经达成。每去圣市一趟，收入的几个钱都花得精光。不到三个月，我们再也撑不下去，只得黯然分手。 再回圣保罗，对自己又有了深一层的认识，我不够资格从事任何安定的事业。因为安定需要资金，而钱非我所爱，它也不爱我。 这次我自己去找工作，有家中国餐馆门口贴了张招人启事。我被录用了，决定先让不爱我的钱进了口袋再见分晓。 想不到刚找到房子，熟悉了工作，就在餐馆中遇到一位朋友。他在北部沙尔瓦多城卖台布，生意不错，但因言语不通，多次被税务人员刁难，损失不赀。他看我一副落魄的德性，说愿意负担一应费用，力邀我同行。他说得很明白，我可以历练我的人生，他则不仅可以壮胆，必要时也有人代他办理一些文书等交际事务。 我的心又动了，虽然我不愿意卖台布，可是也很想了解这种行业的内情。毕竟社会包罗万象，我不能先入为主，仅凭主观就排斥某些行业。好在他并未邀我去卖，如果陪这位朋友走一遭，倒是个很好的观察机会。 我们搭巴士北上，他沿途卖货，我则饱览各地风光。那些纯朴的小乡镇几乎都有着共同的模式：镇中央是一座天主教堂，教堂前则是一个小小的广场。每到傍晚，青年男女便各自打扮妥当，陆续由四面八方涌来。少女们三五成群，在场中摇曳生姿地走来走去，少男们则聚精会神地围观在外。不必言语，眼风眉角都传达了无尽的情意。等到双方神交成熟，自会很有默契地走向场外，隐没在花团草丛中。 中、老年人也有他们的乐趣，在燃着油灯的酒吧间里，一杯香浓的咖啡，或是一杯醇烈的蔗糖酒，几位老友可以东扯西拉地谈个尽兴。即使话题扯完了，也不妨从头再谈，反正谁也不在意对方说些什么，只要有人在说，有人在听就行了。儿童玩的，千篇一律都是足球，从街头踢到街尾，从早上踢到晚上，直到皮球共黑夜一色为止。 在我去过的乡镇中，所见到的妇女远比男子为多，据说男人不甘寂寞，都到大城市谋生去了。她们常是孤孤单单地坐在空空洞洞的门口，偶而也有几个人聚在一起。但在她们的身影上，青春消失了，回忆也褪色了。岁月以及为生活操劳的痕迹，显明地刻划出枯槁的面容。一个个呆滞无神的目光，仅仅随着眼前的景象，下意识地移动着。 有些小镇即使有电也因为电力不足，灯光散发着昏黄的影子，弥漫在空气中。好似一层光雾，亘隔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似有若无，令人感到一股莫名的怠倦和无奈。 忆及儿时，我有一半时间在中国乡间度过，家中点的是油灯或蜡烛，也是同样的昏暗。可是中国社会以家庭为重心，每天家人都聚在一起，孩子们吵得翻天覆地，大人们则忙这忙那，永远有做不完的事。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天地，明显地将东西方的文化背景与生活习惯划分为两端，东方是保守的，安土重迁，人际关系密切，以家庭为单位，不论好歹都聚在一起。而西方则是进取的，重视个人的享受，追求自我的满足，一有机会，便各奔前程。 前者在家人、亲戚的相互影响下，很难摆脱长期形成的包袱，结果是彼此依靠，相互牵缠，但却成败共享。而后者端视个人的机会及能力，成败皆独自负担，结果强弱贫富之间，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这两种不同的模式，我认为都有其适应的大环境。面对一个远景无限的未来，有足够的空间和物质供人发展时，以西方的个人主义及进取精神，很容易而且很快地就能得到巨大的成效。然而在相反的条件下，若同样的标榜个人主义，则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及竞争必然愈演愈烈，最后无可避免的诉诸暴力，社会的繁荣与个人的幸福遂不可能妥协。 今日科技的进步，导致了物质文明臻于鼎盛的巅峰，这正是西方文化发展的良机。东方文明的光辉因此被淹没在工业化的洪流中，设若东方自不量力，拋弃社会的安定，一味追求繁荣。在可见的将来，有限的空间与资源势将被无限的需求所壅塞、耗尽，人不断地追求自我满足，而人与人之间的依存性未改，家庭关系又已破产，那种空虚与无奈，不仅是步上了西方的后尘，还会在传统观念的失落中，产生无限的遗憾。 当我们到了“矿产州”的一个小镇时，朋友病倒了，一连几天看病吃药，他身上的现金都已花光。我顾不得自己的原则，临时决定去卖些台布，以解决目前的困境。 本来我以为沿门按铃必然会让别人觉得不便，甚至遭人白眼。料不到巴西人非常好客，加上都喜爱中国手绣的工艺品。我每到一处，皆受到无比的欢迎，我又能说会道，居停奔走相告，左邻右舍纷纷惠顾，不到三天便把那位朋友带来的台布卖了近半。 我原只打算赚些路费，经不住那位朋友的坚邀，算算看，三天进帐七八百美金，相当于我以往一年的收入。一再的失败后，实在受不住重利的引诱。于是正式下海，与他合作，也做起“提包客”来了。 最后我们到了巴伊亚省的省会沙尔瓦多，那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山城，三面环海，大西洋的和风吹遍每一个角落。终年温度都在摄氏廿五度上下，白天是晴空万里，偶而在晚上下一点清爽宜人的细雨。每个人的脸上、身上都在海滩上晒成了古铜色，嘴角总是挂着笑容。见了人，也不管认不认识，开口就说声：“你好！” 只有中国人例外，当地有四位提包客，各自划定势力范围，不容他人染指。我一到就遭到围剿，好象犯了滔天大罪，大有驱之而后甘的意思。 我应不应该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呢？我真打算以提包为业吗？考虑再三，我决定放弃。但是我一到此，就迷上了这里的风土人情，我可以不卖台布，却不愿轻易的离开。为了生存，我订下目标，只要赚到美金五千元就洗手不干。但是合伙的那位朋友不同意，干脆，我开始独立门户，从头干起。 自从离开刘先生的工厂后，胃溃疡就一直令我痛苦不已，为了早日达到目标，我拚命的进货卖货。不久，不仅胃痛不止，大便出血，而且全身虚弱，时常眼前发黑。一天中午，在一个客户家中，我再也支持不住，倒在椅子上动弹不得。 那位客户是个就读巴伊亚医学院的女学生，名叫露西亚，为了准备结婚，省吃俭用地买了一张台布。她家境不大好，父亲很早就离家出走，丢下母亲和她姐妹三人。家计全靠她母亲为人裁制衣服，以及她半工半读来维持。我很同情她们的遭遇，特别把台布以最低价卖给她，而且分期支付，并常去她家聊天。 露西亚一见我的神态，忙把我送到附近的医院，经过诊断，果然是胃溃疡导致大量出血。医生表示要开刀，我不同意，因为开刀费用极高，负担不起。几经商量，医生说长期的静养，每日按时喝牛奶，不能吃其它任何食物，或许可以复原。 露西亚知道我身处异域，在巴西无亲无靠，无法休养，因此坚持要我住在她家，由她妹妹丹妮来照料我的饮食。不得已，也实在别无良策，我只好答应了。连续一个多月，丹妮看着表，每小时强迫我喝一品脱牛奶，病情才渐渐转好。 为了报答这份恩情，也为了解决她家的困境，我先是与她们合作，介绍亲戚朋友来买台布。等到她们业务熟悉了，便把生意全部转移给她们。 这次的尝试前后耗了差不多四个月，收获之大却远非始料所及。在金钱上，全部结算下来，我大约有美金四千元的应收帐款，足够生活多年。在经历上，我彻底了解了提包的甘难辛苦。而最令我满足的，是见到了上帝创造的巴伊亚这块朴实的乐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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