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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住在乡下，我很喜欢看大人盖房子。乡下人很穷，一切只能就地取材。他们先将稀泥与稻秆充分混合，再填进一个木制的方格子中，放在一旁曝晒成形。等成块的泥巴晒干了，就拿来筑墙。一块一块地泥砖堆砌起来，房子的模样也渐渐形成。 并不是每块泥砖都经得起堆砌，有时把木格子一拆，泥土就散开了。有时堆了几块后，下面的受压不住，倒塌了，又得重新来过。 受完四年教育的大学生，不正像是晒出来的泥砖吗？我很清楚，四年所学不过是对自我多了一分认识而已，我感到自己就像稻秆过多、泥土不足的那种废砖。我能做什么呢？恐怕最后只有被扔到一边，与草木同朽了！ 当然不甘心，即令迟早要与草木同朽，我也要把自己的经历一一的记载下来，如同《约翰克里斯多夫》一样，以安慰那些孤独的灵魂。 真要达到这个目的，我还需要体验，更要扩大自己的视野。否则，凭一只深深躲藏在黑暗中的井底蛙，我又有什么好写的？ 人生目的确定了，心里也感到无比的轻松，为了体验人生，所有的得失都不重要了。“得”固然是有所得，“失”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得”？若能将得失之间的各种机缘、因素，仔细地分析整理，当有一天该我下笔时，自会水到渠成。 因此，我决定到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世界去，最后选择了巴西－－一个令我永难忘怀的第二故乡，一个令我浴火重生的圣地。 一九六三年八月，我告别了家人，离开台湾，先到日本，以便取得赴巴西的签证。父亲的朋友姚世惠已打好招呼，说驻日大使馆会有人来接我，叫我放心。 在我下飞机时，看到一个女孩在座位上哭泣，原来是她带的行李太多，大包小包不下十几件。上机时可能有人相送，到了东京，她才发现难以应付，急得手足无措。 空中小姐见我双手空空，托我帮她拎一下，当然没问题，看她娇小玲珑的模样，我原本就打算毛遂自荐。在等行李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准备到美国去完婚，因为在台湾拿不到签证，所以到日本来，驻日大使保证她能成行。 她看出我有些讶异，又告诉我她父亲是烟酒公卖局的局长、蒋经国面前的红人，所以人人卖帐。只是，她也有些不解： “为什么美国人那么笨？谁都知道蒋经国一定会做总统，我爸爸又是重要的人物，结果连我要去美国，他们都不卖面子？” 我也不懂，尤其不懂的是，为什么人人都要去美国？ 她的箱子一共有四口，又大又沉，再加上十几件手提的大包、小包。光是拖车就占了两部之多。由于我也要靠别人来接，心里便一直嘀咕，是不是出了机场就丢下她不顾了呢？她却先问我说： “等会儿有人来接我，要不要我们送你一段？” “我也有人接，只是还不知道要去哪里。” 大使馆来了两位先生，带头的一位西装笔挺，显然是认识她，一见到就先请安，问候她父亲好。接着便不容分说地，叫另一位男仕把她的几大件行李，一一搬上等在外面的汽车。并且不住地道歉，说日本政府不允许他们用外交手续替她通关。 等到东西都搬完了，他似乎又想起一事，匆匆地对她说： “王小姐，能不能麻烦你等一下？实在讨厌，还有一个什么姓朱的，也要应付一下，现在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去找一找。” 居然有人不识泰山，我说： “我叫朱邦复，你是不是要找我？” 他这才发现我就在旁边，大吃一惊，马上换了一副脸色： “对不起，对不起，原来你是王小姐的朋友！” 我还来不及否认，那位王小姐偷偷拉了我一下，我也就懒得多说。 我们上了车，王小姐才悄悄地对我说： “这人是个马屁精，我爸爸最喜欢他，说明年要调他去华盛顿。这次把我交给他照顾，你就说是我的朋友，有空时来找我玩，省得我在东京无聊。” 王小姐到了地头，是一所堂皇的别墅，那位先生千叮咛，万嘱咐，生怕出了问题，葬送了前途。我看得出王小姐很不耐烦，一再暗示我去找她，还留下了地址电话。等到车子把我送到位于东京新宿区歌舞伎町的咖啡店中时，几乎已经深夜了。 我很同情这位王小姐，但是我自身难保，也没有闲情陪她解闷。 咖啡店的店东赵先生似乎很忙，到处都找不到他，所幸一切都安排妥当，在四楼的员工宿舍中，有了我一个榻榻米的安身之地。 第一次出国，第一次生活在外国的天地中，我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事事学习、处处观察。我发觉日本人完全没有想象中那种强横霸道的态度，相反地，他们谦恭有礼、工作勤恳。最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是“人”，有着与中国人相同的优点与缺点。除了物质条件远比我们优渥外，社会的不公、地位的不平，弱肉强食、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观念，与我所知的中国人一模一样。 咖啡店在一个最热闹的小巷转角处，生意很好。一楼是家庭座，光明堂皇；二楼是情侣座，沙发椅背高可及人，正好将每个雅座隔成小小的禁区，灯光若有似无，气氛非常罗曼蒂克；第三楼则是包厢，可以俯瞰二楼的舞台表演，平常不开放时，一片漆黑。 楼下入口处，有位侍者专门为客人开门关门，每次一定躬身说：“欢迎光临”，而且面带笑容。有一次我特意花了几个小时，仔细观察他会不会偷懒或懈怠。结果发现他从头到尾像机器人似的，动作一丝不苟。为了体验个中滋味，我学会了这句日本话（而且是迄今仍然会说的几句之一），并自告奋勇替他站班，依样画葫芦的开门关门鞠躬，但只做了二十分钟，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神经已经不正常了。 每天从早到晚，有个做清洁工作的“欧巴桑”，由楼上清理到楼下。那份专注以及关怀，就好象在从事一种艺术工作，将她生命的光采，无遗地焕发在整洁的陈设上。令我觉得可敬的还不止于此，她小心仔细地将所有的秽物及灰尘收集好，再虔诚地捧到一个焚化炉前，先双手合什祷祝一番，才恭恭敬敬的倾入其间焚化。 这已经超过了工作、责任，超越了艺术，这是宗教！如果连一个如此卑微的清洁工人，都具有这种信仰及情操，我相信在日本各阶层及社会中，一定有着深厚的潜在力量，迟早必一新世人耳目。（果然在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力量震惊世界，良有以也。） 不过人到底是人，大多数人尚摆脱不了人性本能的驱使。我常看到那些年轻的侍者，穿梭留连在黑暗的三楼。由于好奇，我也挤到包厢的栏杆旁，这才发现眼下竟是活色生香，春意无边。在二楼小小禁区内，男男女女相互纠结，彷佛在地狱中煎熬。看看那些动作与神情，分明有着无比的痛苦，一个个挣扎着，彷佛要求得最后的解脱。 尽管住的问题解决了，但手头的钱有限，东京的物价又惊人。每餐我仅以炒饭果腹，但就算是一客炒饭，也要一、两块美金。来一趟东京不容易，我不能错过观赏的机会，有时宁可一天只吃一餐，却将东京附近跑了个遍。 我最欣赏的是地铁，票价便宜，无远弗届。而且显然在设计之初，就已充分利用了地形地势，各个出口走道都是庞大而繁荣的地下商场。以致于一个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地面的街道却是清爽有序，看不出一点杂乱与拥挤。 我到处走着看着，越看越是痛惜中国社会上上下下的无知无能。每个人只顾眼前、求近利，等待别人去牺牲奉献，到最后没有一个有收获。 由一叶之落可知秋之至，当我在学校办社团活动时，同学们多半忙于自己的前途，没有人认为这个团体与他有什么切身关系。进了社会后，自然而然除了己身的利益外，更没有谁愿意承担责任。 日本人却不然，有次我偶然走到一个球场，似乎是两个大学在举行“秋季大对决”，现场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我对棒球毫无兴趣，但是却惊栗于群众这样的狂热。场内是喊声震天，场外人人围着收音机，分享着同样的激情。虽然在场外看不到球赛，两个学校的拉拉队却是壁垒分明。不论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人例外，始终坚持着一定的立场。本队得分了，个个欢呼，失分了，人人沉默不语。 这种景象，我从小到大，在国内就不曾见过！有哪一个中国人会傻得去为一场得不到实利的比赛，而浪费自己宝贵的精力呢？我参加过很多次校际的篮球比赛，球场上永远是球员多于观众。中国的学生不论走到哪里，手里总是要抱着几本书。遇到球场上有人赛球，也多是视若无睹，昂首大步而过。 这种结果导致了中国人彼此间的互相嫉妒，个人独自为私利奋斗。日本人则多奉献自己，把希望寄托在团体的成就上，个人成为团体的一部分，力量汇聚成为滔滔洪流。 当然人性与环境有绝对的依存关系，日本是个岛国，耕种面积狭小，人口众多，而地震台风等天灾频仍。人们朝夕在大自然的威胁下，为了生存，团结与否成为经验中成败的必要条件。中国则相反，千万年来的农业传统养成了人心安定恒常。虽然在历史上也曾被异族统治过，但因地大人多，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彻底撼动中国人日深月久的观念以及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因此，即使不断改朝换代，中国人的民族性依然。 这种因果的认知，令我心中凛然，世事显然十分公平。设若中国人能像日本人一样精诚团结，其力量何止大上日本十倍、百倍？以人性贪婪的本能，难道这又是人类之福祉？那么，我究竟应该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还是应该以人类的立场来看世事呢？再说，造物者已经有了妥善的安排，我还要追求什么？ 在办理赴巴签证的旅行社里，我结识了一位姓沈的中国青年，他住在池袋，父亲是房地产大亨。他整天无所事事，开着一部车子东逛西荡。因为彼此年岁相当，而我也是游魂一个，正好做他的伴玩。 他是典型的纨裤子弟，身上的钱宛如长江的源头，永远不虞枯竭。但是他内心充满了愤恨的激情，总是怨天尤人，永远不能满意眼前的一切。他老拉我去一些暗无天日的小酒吧，一进去就是一瓶“约翰走路”，不喝到舌头跟牙齿黏成一块，决不甘休。 最初，我以为他生性豪爽好客，尽管没有酒量，也只得舍命陪君子。等到渐渐混熟了，他的心理不再设防，一喝酒就开始哭泣。 我曾有以酒浇愁的经验，深知饮酒解决不了问题，我慢慢地劝他，才知道他的问题也来自家庭。他爱上了一个日本女孩，两人已经谈及婚嫁，但家人一致反对，而且态度坚决，因此不知如何是好。 “你爱她到什么程度？” “如果不能与她结婚，我就去死！”他说得截金截铁。 “真的那么严重？” “骗你做什么？我已经打算好了，她也同意跟我一起死。” “为什么一定要求死呢？既然到了这个地步，干脆不管家里，两个人结婚就是。” “没有这样简单。” “是她不肯？”我想到了小妹，这种事要两个人同意才行。 “倒不是，她很愿意。” “那还有什么问题？” “问题可多了，你知不知道，结婚要钱呀！” “简单一点就是，总比你这样痛苦好些。”我知道关键所在了，他离不开父亲的荫庇，从小挥霍惯了，又无谋生的技术，这道习题的确难解。 “我宁愿这样痛苦！”我发现言不投机。 “能不能告诉我，这有什么好处？难道这样能改变你父亲？” “为什么不？”他一点都没有醉：“我每天喝醉了回去，让他心痛，让他难过，总有一天他会同意的，否则他那么多钱，将来能给谁？” 如同醍醐灌顶，我又上了一课。 赴巴签证下来了，船期也到了。临行的前一天，为了礼貌，我打电话向赵先生告辞，并感谢他的照料。赵先生这时才想起来，有我这样一个人住在他的店中。他说要请我吃晚餐，我不愿再加打扰，很客气的婉拒了。 我到上野公园逛了一天，那种宁静幽美的环境，使我开始怀疑，有这样美好的人间，虽然世事扰攘，是否自己太过杞人忧天了呢？傍晚时分回到店中，一进门就感到一种异乎平常的气氛，楼下家庭座空空洞洞的，冷清清的大厅中只有几个人或坐或立。侍者一看到我，便很神秘地告诉我，说“那个人”找我。 我的日文很差，不知他说的是什么“人”，仗着没做坏事，我谨谨慎慎地走了过去。一位满面红光，长相很福态的中年人，在沙发上正襟危坐，身后则分立着一位妇人及一个十来岁的男孩。那中年人一见到我，就用略带日式重音的国语问道： “你是朱先生吗？” “是的，请问……” “敝姓赵，很抱歉你来了一个多月，今天我才知道。”他身体微微向前，把手伸出来，好象要赐给我什么恩惠似的。原来是他！我忙过去与他握手，道了久仰。 在日本人人都极有礼貌，见了面是九十度的鞠躬，道别时更是一边后退，一边鞠躬，直到对方完全消失在视线之外。他虽然是我的长辈，但看到那副傲倨的神态，我心中就起了反感。尤其令我不解的，他身后站着的两个人，似乎是他的家属，但又不像。以我家为例，父亲再严厉，每当有外客时，也不曾叫我们如同侍卫般地站在他后面。 赵先生手一摆，叫我坐下，相互敷衍了几句，我就说： “赵伯伯，我来东京以后，已经打扰您太多了，现在天色很晚，您该休息了。” 他嗯了一声，却没起身，沉默了一会，他突然问道： “你是朱元璋的后代吧？” “不，我们先祖是朱文公朱熹。” “啊，朱文公，了不起，他是大宋朝的忠臣。”我一听，话中有话，想起了他姓赵，正是大宋的国姓，莫非他还有那种封建观念？我觉得很有趣，想想不妨投其所好，如果能让他高兴，也算是我还给他的人情。 “是的，只可惜时代变了，今天王道已逝，在这种标榜民主、自由的社会上，人人唯利是图。”我感慨地说。 他的脸色微变，眼光直射着我，沉吟了一下，说： “啊？你为什么这样说？民主时代不是大家的理想吗？” “民主有民主的好处，如果人民知识水准够，生活条件高，才有真正的民主。但是现在中国太穷了，一般人民根本没有足够的认识和条件，这种民主只是少数人欺骗大多数无知老百姓的幌子，以便予取予求。” “这么说来，你是反对民主政治啰？” “不怕老伯笑话，老实说，我对政治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我也认为要了解政治之前，应该先了解人。如果对人都不了解，怎么能满足人心的需求呢？如果忽略了人心的需求，任何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法和制度都只是暂时性的，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不论怎样变，变来变去，都解决不了最基本的人的问题。” “嗯，说得不错，很少年轻人有你这种见解。”他脸上泛起了一丝笑容。 “谢谢您，我的看法很不成熟。” “不必谦虚，你说得很对，我们中国古代就是强调人心的，所以那时有所谓的‘太平盛世’，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只可惜……” 他突然住口不言，有意无意地望着我，显然是想探探我的口风。 我说的是实话，但是听者有心，如果他认定我是个“保皇党”，那也只好由他，谁教我在他店中白住了一个月呢？ 可是，我也不能骗他，反正明天我就走了，好歹也该点到为止。至于他能不能听得出我的弦外之音，那就不是我所能预料的了。想了想，我说： “民主政体是时代的潮流，潮流是因为需要而产生，与好坏是非无关。如果宇宙是静止的，就不会有人和人的问题，既然有了人，人又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就免不了要不断的去尝试、去改变自己处身的环境……” “不错，不错，那是因为人在作祟的关系，人是无知的，可是人上有天，天可是明智的，只有天可以解决人的问题。”他一口打断我的话。 他说的“天”是什么呢？以我对他粗浅的了解，不大可能是形上的天。那怎么会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来呢？我楞住了，半响，不知道该如何接下去。 “你对天有什么看法？”他紧接着又问。 “哦，我还年轻，对天了解不多。”我不敢再发谬论，只好回避三舍。 “你总知道天、地、人三才吧？” “知道一点。” “天在人之上，对不对？” “对。”我不知道他所指何意，但是却怕他扯得离谱，自是少说为是。 “你相不相信天是公平的？” “应该是的。” “你相不相信天意难违？” “我相信。” “很好！很好！”他点点头，想了一下，突然换了一个话题：“你来东京，有到什么地方去玩吗？” “我到各处看了看。”我松了口气，那种主题太可怕了。 “跳过舞没有？” “我不会跳。”这是实话，系里常有家庭舞会，我每次都只负责放唱片。 “什么话？来，我带你去玩玩！”不由分说，他站了起来，回头向身后那个站得笔直的男孩说了几句日本话，那男孩诺诺连声，和那妇人一同出去了。 赵先生一边往外走，一边回过头来问我：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天下大乱吗？” 老天！又扯到“天”边了！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也不便回答，走出门，转到巷口。那男孩和妇人已经不在了，只看到一部很大很长的黑色轿车，司机制服笔挺，开了车门，正等着我们。进了车才发现后厢很大，居然有两排座位。他大剌剌地面向车头，坐在后排的正中央，我毫无选择，只好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告诉你，因为真命天子还没出世。” “真命天子？”原来如此！他的“天”指的竟是“天子”。我虽然有点预感，却不敢相信在今天这个时代，还真有人有这种想法。 “是的，你要知道，在过去所有的皇帝中，只有大宋和明朝是真正的汉人，可是朱元璋只是个乞丐出身，而且……”他故意顿一顿，卖个关子：“明朝的玉玺是假的。” “假的？玉玺还有真假？” “当然，你见到就知道了，只有真命天子才配真的玉玺！” “可是……”看他的神态，一副“真命天子”状，我不禁后悔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如果再扯下去，他称孤道寡起来，我是不是该三跪九叩，高呼万岁呢？就算我在他店中白住了一个月，也不能这般自我作践呀！所以我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真假。” “来，我带你去见识见识！”说罢，他对司机说了一句日语。 车子已经驶在东京繁华的街道上，巨大的霓虹灯彩色缤纷，不住地闪动，好象在嘲笑我自不量力，在去巴西的前夕，进入了时光隧道，惹上了这个几百年前的麻烦。 怎么办呢？看他“欣遇知音”般愉快的神情，说不定家中真有个小朝廷，更说不定还有左丞右相，我要是不识天威，真要吃不完兜着走。脑筋一动，我马上说： “赵伯伯，我来东京一个多月了，天天在街上逛，还没有见过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是不是日本人都很丑？” “胡说！日本女人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可爱的，你看了就知道了。” “在哪里才看得到呢？明天我就要去巴西，以后恐怕没有机会了。” 他会心地笑了，说： “到底是年轻人！好吧，你说！你到底是想看玉玺，还是要看女人？” 我故作难为情状，说： “现在还早，先看看漂亮的女人再说，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我们先去舞厅吧！” 他又对司机说了几句话，车子调了个头，一会儿，到了个异常豪华的舞厅。他似乎是这里的常客，大班们纷纷过来，对他毕恭毕敬，随即送过来各形各色环肥燕瘦的女郎，任他挑选。我也选了一位混血儿，要了一杯酒，表示对他的崇敬，一口喝光。然后装做不胜酒力，趁他跳得兴高采烈时，我就睡将起来。 这样混到夜深，待我醒过来，一看表，大惊道： “赵伯伯，我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我还要赶到横滨去哩！” “你真要去巴西吗？巴西那个落后的地方，你去做什么？” “我要去开农场，一切都准备好了。” “开农场？”他哈哈大笑：“像你这样的人材，正该辅佐明君，成就非凡的事业，老实告诉你，真命天子就要问世了。” “不行吧！我又好色又好酒，吹吹牛还可以，怎么能成大事呢？再说，我的老婆还在巴西等我呢，不去不行啊！” “啊！你结婚了？” “是呀，我老婆是巴西人，孩子都快要生了！”灵机一动，我信口胡诌，反正来不及打草稿。希望他认为我这种人不可靠，没有资格做“晚宋”的开国元老。 赵伯伯竟信以为真，他不再留我，却坚持要送我到横滨。一路上还不住的惋惜我结婚太早，拖家带眷的，成不了大事。 坐船是一大享受，虽然只是货船的三等统舱。除了睡觉，我大半的时间就耗在甲板上，看着那无尽的蓝天，辽阔的碧海。 在陆地上，尤其是在台湾，一眼望去不是小小的山丘，就是纵横的阡陌，高不过几百公尺，远不及数十公里。狭窄的眼界使人的心胸无从扩展，一旦成了习惯，气魄也就随之萎缩，洒脱不开。 台湾是个大岛，四面环海，每次看海时，总是站在岸边，虽然面前也是茫茫一片，感觉上却始终不能与大海融为一体。 船一进入太平洋，陆地就都被水平线吞噬了，从天穹向四处展开，宛似一个缀着白色花边的玻璃盖子，下面覆着碧绿晶莹的大圆盘。万吨巨轮骤然变得纤小无比，人则有如一粒尘埃，依附在一片落叶上，在无垠的波涛中起伏不已。 在初，尚有一群海鸥追随着船尾的气流，或翱翔飘曳，或上下飞舞。有时候水底惊吓的鱼儿会被激流卷起，这时，成群的海鸥立刻急速俯冲而下。 不久，天空中聒噪的鸟声渐渐隐去，只有劈劈啪啪的海涛声，配和着轮机不断重复的轰隆声，世界彷佛静止下来。只有在这个情景下，人才真正地感觉到，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论在哪里，只有孤寂才是我们最忠实的伴侣。 难得有机会空闲下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让一切更明朗化。我了解自己的个性和目标，我也相信这样远大的目标，不到人生过半，我不可能会有任何收获。现在我更了解到，即使有所获，我也不见得有能力分辨其真正的价值。 每一天我都隐隐地感到比昨天又多得到了一点，而每一天我都觉得一切才重新开始。像是华格纳的“尼布龙根的指环”一般，一波又波的乐念，重重叠叠的和弦，前后衔接，永无止境，何处才是终结？什么时候才能谱出休止符呢？ 在各种逆境中，我对刺激与打击早已有了万全的心理准备。任何一点压力，都有反作用力，我的反抗只是累积在心底，将动能储蓄起来，驱使自己迈向最有效率的发泄方向。然而我终究是人，我的身心结构与其它人毫无二致。一旦到了这种恬宁、安逸的天地里，内忧外患皆不知何往时，我就开始问自己，人们顺从大自然的安排有什么不对呢？宇宙中，万事万物皆有其一定的法则，我又能怎样？ 只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所经历的一切，正是驱使自己行止的动力，又何尝不是在大自然的安排之下？自己的能力，未来的遭遇，这些虽然都不是我能够作主的，但决心和意志，却早已深烙在意识中，一旦到了抉择之际，就将发挥其决断力。 全部的旅程要四十多天，由日本经香港、新加坡，取道麻六甲海峡，过印度洋，再转到南非的伊莉莎白港，绕出好望角，渡过大西洋，最后到达巴西的山度士。 同船的国人有十多位，人人磨拳擦掌，利用时间勤习葡萄牙文。言谈之中，我得知他们无一不是身怀巨款，抱着雄心壮志，准备到那个“落后地区”去大展宏图。而我身上还剩下四十多块美金，在巴西除了素未谋面的张代表以及不知下落的同学外，完全无亲无友。为了避免他们的询问，我只好一个人躲得远远的。 到了香港，又上来一批国人，其中有一家刚从大陆出来，母亲是白俄人，一儿一女则是中俄混血。他们的姓我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个女孩名叫娜塔夏，大约十六岁，青春洋溢，身材苗条可爱，白嫩的面孔上透着绯红的秀色。她哥哥叫佐治，和我差不多大，整天背着相机，到处猎取镜头。 一方面是与佐治兴趣相投，更确切的说，则是被娜塔夏的娇憨所吸引。没有多久，我们三个人就打成一片，从早到晚形影不离。 过去我虽然有过不少罗曼史，但不是以失恋终场，就是偷偷摸摸的见不得人，简直可以说对恋爱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可能是娜塔夏本来的个性，也可能是白俄的血统，她开朗而大方，毫不掩饰眉目间的真情。佐治显然有意鼓励我，常借故离开，把我们单独留在甲板上。每到这种情况，我就头脑昏沉，既紧张又兴奋，手足无措。 我记得娜塔夏喜欢穿雪白的连身长裙，那是我最欣赏而又不敢亵渎的颜色，我总觉得自己的衣服很脏，身上发臭，即使天天洗澡，也洗不掉那种心理的自卑。不错，我看得出来她在寻求爱的滋润，我也期望有一位如花似玉的知心伴侣。在这无涯的海上，漫漫的旅程，没有外来的干预，两颗心已经连系在一起，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但对我而言，该怕的实在太多了，首先我觉得这份甜密来得太容易，我们才认识几天，而我又不是英俊潇洒型，她这样快就爱上我－－假如我的直觉没有错的话－－是不是因为旅途寂寞之故呢？万一有一天，当有第三者闯入我们的天地，她也同样能轻易付出情感，那时我该怎么自处？ 也许有人不在乎，大不了另起炉灶，反正只是各人追求自己的快乐。我的看法却不然，如果男女之情真是这样简单，那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异性间的吸引力只是生命延续的本能，在那种力量的驱使下，一时冲动的发泄，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真能得到快乐吗？人生真正有价值的事物并不多，唯有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上，男女之间所建立的互信互谅、持久永恒的感情，才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我太珍重这种情谊，不愿轻易付出。一旦付出了，我会毫不保留，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彻底投入。在这种情况下，我怎能不谨慎小心，以免误人误己？ 其次，她实在是美，美得令我目眩，她有着欧洲人种的轮廓，明朗而匀称。又有着东方人的柔和，娇巧而可爱。她应该高高在上，任我供奉、瞻仰、膜拜，可是我知道绝无这种可能。要达到那种地步，必须要有钱，我不会赚钱，也不愿自作践，把自己的生命化为甘露，只为了灌注一朵美艳的鲜花。 还有，就是每当她有意无意地靠近我时，那阵蚀骨的清香，酥溶了我无助的灵魂。她的眼、她的唇、她那脉动的心跳，在在吸引着我颤抖而难以控制的手，想要搂住那向我靠近的纤腰。这一剎，我感觉到手心冒汗，我忘不了手上的泥垢，我怎能在她雪一般纯白的身上，留下一片片掸之不去的污垢？ 我痛恨自己的迂腐，每次在她的眼中都看到了自己的无能、无用，老天，我该怎么办呢？眼睁睁的看着这段美妙的良缘错过吗？人生又有多少机会容我浪费？我所怕的，难道不是自己的幻想吗？假如她真爱我，愿意陪我吃苦受罪，支持我，鼓励我，并肩迈向追求理想的前途。我怎能仅以一己的主观，就认定她不适合我？ 我决定先把自己的观念灌输给她，而且在这段时间内尽量保持距离，以免被感情的洪流所吞噬。 最初，她好奇地听着，偶而也会问上几句。但是，她究竟太年轻了，憧憬的是充满欢乐、无忧无虑的美满人生，她并不同意我的看法及做法。渐渐地，她开始避免与我独处，在失望与懊恼的啃噬下，那种熟悉的哀伤又开始向我袭来。正当我还想再次努力，与感性妥协时，船上一位制服白净的二副，已经与她俪影双双。我知道，又是该品味那种铭心的苦涩果实的时候了。 对这件事，我除了有一丝遗憾外，心里并不懊恼。难怪尼采给女人下了“长头发，空脑袋”的定论，为什么女人外表看来灵慧乖巧，大脑却是一窍不通呢？如果找不到一位能够了解我的女性，我宁愿打终生光棍。总不能只为了眼皮的供养，只为了性的需求，就把自己的信念埋葬在长发堆中吧！ 十月十日船过印度洋，船上的中国籍船员主办了一次“中华民国庆生会”，凡是从香港上船的中国人都出席了。奇怪的是从台湾来的，只有一家姓刘的大小五口，和我一个人参加。 我问主办的船员，是不是有人没有通知到，那船员说： “怎么会没通知到！前几年还好，最近一次比一次糟，你们台湾人实在很奇怪！” 另一位忙过来打断他的话： “管他们呢！别多说，免得又闹出纠纷。” 我一头雾水，由于会场中大家都很忙，也就将这事置之脑后。 谁知晚会刚开始，门口就一阵大乱，我听到前面有人喊道： “快把门关起来，他们要冲进来了！” 刚才那位船员则躲到一边，直说： “真丢脸，真丢脸。” 当时我与佐治正在准备摄影器材，一看情形不对，手里还拿着照相机，便跟着一位荷兰籍的大副和与娜塔夏要好的年轻二副，一同走了出去。 门口站着一个人，手持一面招牌，上面写着：“台湾国独立万岁”。另外还有一些人则围着船员吵闹不休，坚持要同时举行“台湾国庆生会”。这些人我都认识，只是平常不大来往。我觉得很奇怪，什么时候居然有了一个“台湾国”？ 其中一位叫小魏的，毕业于台北工专，我们的铺位相邻，偶而也聊聊天。我正想过去问问他，哪想到他一看到我，竟然大叫： “你们看！国民党还派了特务来照相！” 那伙人立刻挥臂喊打，我忿于小魏胡乱栽赃，立刻冲到他面前，质问他道： “你刚才怎么说的？” 他一见我来势汹汹，气先泄了一半，说： “你为什么给我们照相？好寄回台湾去？” 另外几个也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说： “特务！” “把相片撕掉！” 所幸底片刚装上，我立刻把相机打开，取出底片，高举着说： “你们自己看，底片刚装上，有谁照相了？”同时我对小魏说：“你要不是有意栽赃，就是做贼心虚。” “你敢骂我是贼？” “那你为什么诬赖，说我给你们照相？”我一点也不示弱，这时场内的人也都出来了，我们人多势众，还有几个船员在一边磨拳擦掌。 “我没有看清楚。” “那你就血口喷人？老实说，我相信国民党还不致于怕你们几个搞台湾国，你们哪一个没名没姓？我如果是特务，一封信就够了，还用得着照相吗？” “你威胁我？”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国民党的特务做得的确成功，他后面撑腰的人都不敢出声了，一个个面有惧色。 “我是第一次听说天下有个台湾国，不过我佩服有种的人，你们要搞革命，搞革命就不要怕流血，不要怕迫害，不要离开革命地革命。要是怕，就不要充英雄，事情做了，迟早会被人知道的。”我狠狠地说，很瞧不起敢做不敢当的人。 前面那个招牌首先倒了下来，后面的人也窃窃私语，刚才那些勇气都不知到哪里去了。小魏只好解释说： “不是我们搞革命，台湾国在日本……”他这话一出，香港来的那些中国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有人打趣说： “原来是日本的傀儡政府，怎么？你们打算到巴西成立‘台湾国大使馆’？” 这时那位年轻的二副出面说： “你们要办什么庆生会不妨自己去办，但是不要来捣蛋，在这条船上，我们有权维持治安。现在在国际公海上，不管你们是什么国的国民，我们都可以办！” “你敢？我们花了钱坐船的！”有个人举着旗子要打那个二副。 那位荷兰大副见了，用他半生不熟的英语，大声恐吓，并且表示到了伊莉莎白港时，要将闹事的人赶下船去。 到底是外国人的话有效，此语一出，那些人只好偃旗息鼓，一个一个地走了。 我还是不懂，便把小魏拉到一边，问他： “怎么有个台湾国？我从来没有听过。” 他的态度和缓了许多，但还是满心的不甘愿，说: “你是内地人，当然不知道。” “你是说台湾人都知道了啰？” “我也是到了日本之后才知道，你们国民党太坏了，逼得我们要革命。” “你要革命我不反对，国民党有缺点也是事实，可是中国永远是中国，你们是革政府的命，总不会是革中国的命吧？” “我们不是中国人！”他斩钉截铁地说。 “你不是中国人？那么怎么才叫中国人？”我大吃一惊，居然他会有这种想法。 “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我也可以说‘我是湖北人’，但是，我却不能说‘我不是中国人’呀！”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有湖北国。” “你的意思说，只要政府不理想，人人都可以任意独立成国了。” “当然，现在是民主时代，为什么不可以？” “我不懂，为什么民主时代就可以？”我诚恳地向他请教。 “因为我可以作主呀，我恨中国人！” “恨中国人？老实说，我很恨一些官僚，但人怎么能恨自己的国家呢？” 大概是他看我态度还好，便也和悦地对我解释： “你知不知道二二八事件？” “不知道。” “那你当然不懂了，二二八，是内地人屠杀台湾人的日子。” “什么？屠杀台湾人？”我听了，觉得匪夷所思。 “是的，在日本时，我听他们说死了几十万人。” “在日本听说？你原先也不知道？” “知道一点，但是不清楚是为了什么，这次我才了解，原来是你们内地人安排的阴谋，打算消灭我们台湾人。” “要消灭台湾人，意思是说把你们当作敌人？” “是的，所以我们要独立。” “那我又胡涂了，我从小学到大学，没有见到任何把台湾人当作敌人的例证呀！” “我指的是过去，后来因为在日本有了台湾国，所以国民党就怕了。” “这点我不能苟同，国民党的作为是有偏差，但是我不认为在一个家庭中，家长不好，子女就可以闹着要改名换姓。” “那是你的看法，我有我的权利，我爱姓什么就姓什么。民主时代，人民才是主人，谁也管不着！” 这个时代，人人假“民主”之名为所欲为，也难怪赵先生认为“天下大乱”了。这种民主行得通吗？假如中国各省各地都独立为“国家”，甚至只要世界各国的人民对他们的政府不满意的话，都能独立为国。那时，只怕“国际纠纷”层出不穷，不仅世界安宁无望，甚至全人类都将卷入国际战争的漩涡中。可是，这种道理他能懂吗？ 近年来台湾经济发展迅速，本地人因拥有土地资源而致富，逐渐掌握了工商业，成为新兴的社会力量。我认为国民政府最大的错误，在于没有长远的眼光与气魄，一味的迁就派系，任用私人，只求偏安，以确保既得利益。又利用愚民手段，高压控制，以致特权份子当道，社会风习败坏，民心涣散。 长此以往，不满的情绪必然逐渐高涨，汇为新兴势力。且不论其采用什么手段，反对者终将成为社会的主流。可是，只因政府举措失当，动辄就要独立成国，这种近利短视的态度，我却难以苟同。 可是小魏却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幅员太广，只有一个中央政府，等于是剥夺了他们做总统的机会。既然现在是民主时代，理应人人都可以当官，而国民政府偏偏不容他们分权，所以不如乘机独立。 到巴西后，我才发现持有他这种观念的人比比皆是。他们认定“人人为己”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民主制度之可爱，就在于官吏由人民选举，人人都有升官发财的机会。因此做官不是为了服务，而是为了发财，发财则是人生幸福之所系。 不论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在这个民主时代，人总是误把政权当作追求幸福的手段，而罔顾现实，以致变乱层出不穷。有人乘机哗众取宠，将政治舞台当作交易场所；有的更运用权术，将政府视为私产，为所欲为。 政治是治理大众的事务，目的在为大众谋取福利。任何一个政体都有其特殊的环境及背景，任何一种制度，能适应某些人，就不能满足另一批人。有能力者希望不受政治干扰，以求自我发挥。没有能力者则依赖团体的力量保护他们，给予他们生存的机会。 所谓的民主制度，只能实现在一种条件下，那就是大多数的人都能够独自谋生。他们知道如何去维护最佳的利益，用立法、制度，并以妥协的手段，使得同一社会上的人都能够共存共荣。这种政府不能有权，也不可图利他人。自然而然的，人们若要想发财，就不会走政治这条路，如此一来，政府成为单纯的服务机构，人民才是主体。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这种政府因为没有力量，作为一个蕞尔小国，与世无涉，人民倒也能安享天年。然而一个疆土广大，人口众多，文化背景复杂的国家，就免不了需要一个有权有力的政府。否则，各地方之自然资源分配不匀，人民贫富悬殊，社会将永难安宁。这种国家尚得拥有雄厚的知识及经济力量，而且永远领先群伦，才能保持不坠。否则一旦经济失控，人民只顾己身利益，社会必然乱成一团。 如果人民把民主政治当作登龙攀凤的手段，那麻烦可就更大了。因为人性自私，私心难一。不论是什么人，只要会哗众取宠，骗取贪图近利者之选票，则在国家庙堂之上，必然鱼龙杂陈，那是什么一个境况，不喻可知。 政权只是在人类滋生繁衍后，由于人与人的矛盾冲突增加了，需要调解处理，因此而逐渐形成一种具有控制实力的群体结构。只要人类社会的变迁不停止，政治的型态也就会因时制宜不断改变。有些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跟着产生。实际上政治只是一种环境，一种由所有生存于其中的人，共同形成的外在环境。只要有人，就会有问题产生，只要有问题需要解决，就有种种复杂的结构应运而生。 人类的幸福原本建筑在人体既存的结构上，真要彻底解决人的问题，只有从了解人性着手。如果能了解人性为何，至少，每个人都可以认识自己，认识他人。有了认识，就可以根据认知采取适当的对策，以避免各种矛盾纠纷。至于环境，那只是人所适应的对象，不先寻求了解自己，怎能了解环境，不了解环境，又能适应什么？ 绕了半个地球，我总算有了粗略的认知，我真正需要了解的，是一个人如何能在现阶段的社会中得到幸福，以及什么是幸福。前者牵涉到一种制度或者是手段，我不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知识解答。而后者才是人心中根本的结，幸福只是个抽象的名词，如果不能明确的定义出来，则人人追求的幸福，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 船泊在伊莉莎白港时，还发生了一件很值得省思的事。国家与个人之不可分，可见一斑。那些自称台湾国开国元老的朋友，在过了新加坡后，每次上岸观光，都要背着一面克难的“台湾国”国旗，几个人成群结队，颇有到异邦“宣扬国威”之状。 哪知南非实行黑白分离制度，把人种划分为四级。最高级是白人，不论国籍；第二级则是经济力量庞大的日本人，中国人沾了黄皮肤之光，外来的客人可以“暂充”第二级；本地的因大半经营洗衣业，与褐色的印度人以及南洋各国的黄种人，统一视为第三级；黑种人忝居末位，为第四级。 各级分类的目的，是为了“住、行”方便，凡是属于三、四级的人种，都要强制隔离，以免让最高级的白人恶心。 中国观光客不论是来自中国的哪个地方，一向都能勉强受到优待，与白人坐同样的交通工具，进白人喜爱的餐馆和旅店。 这次台湾国的国民，因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当地的警察又不知台湾国出自何典，因此把他们视为来自南洋岛国的第三级黄种人。 我从来不上岸观光，主因是口袋已经光光，不能再光了。他们遭遇了什么，我也不太关心。只是一路上听他们把南非骂得狗血淋头，甚至于有人扬言，一旦台湾独立了，第一件事就是要开除南非的国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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