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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刚要开学时，父亲没有说明原因，突然又把志学叫来，替我转学到台中省立第一中学。我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余波，也是必要的安排。一句话都没问，洒脱地离开台北，到得台中，住进学校宿舍。 最使我难舍的是小妹，我们之间还是一张白纸，虽说心中嵌满她的倩影笑语。到了这感伤的时刻，我却只能把这一腔离情，硬生生的咽下肚里。别时，宫家大伙无不议论纷纷，讶异父亲的不近情理。我悄悄地偷看了她一眼，她若无事然，好象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我离开她家大门时，在人群中也没有找到她的倩影。 在台北时实在太忙了，忙于察看父亲的脸色，又忙于等待机会，跳过墙去。来到台中，时间才真正属于自己。这一刻，我发现已经面临了人生的抉择－－马上要考大学了，究竟我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当时的制度是将大学的科系区分为“理、文、农”三组，每组有不同的课业与教材，由高三起，分组授课。我必须先决定读哪一组，然后才能分到适合的班级。 我决定学音乐，当我在心情郁闷的时候，就有种大声呼啸的冲动，唱歌便成为最理想的发泄方式。宫家老二也喜欢唱歌，但他唱的是情歌。我们经常有意无意相互比赛，看谁的吼声能把屋顶震垮。 但真的对音乐发生兴趣，则是看了几部有关音乐的电影。其中“翠堤春晓”一片最令我着迷，从初中第一次看到后，每次电影院重演，一定少不了我这个观众，一看我就想做个音乐家。只是，我从来没有想到，居然也有机会决定自己的未来。 当然我也仔细地研判过其它的可能性，只因台中一中的升学辅导在高二，我没赶上。所以只能根据自己所知道的科目考虑。老实说，我对大学的认识十分有限。 政治是我最怕的一种人类行为，我家进进出出的达官显要见得多了。每个人在人前及人后，都戴着几副不同的面具，为了争夺权利，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我很欣赏《列子》所载的故事：帝尧为了寻贤禅让，到了首阳山，遇到一位贤士，帝尧要请他去做官。这人听了，忙逃进山中，到溪边洗耳朵。一位放牛的看到了，问他在做什么，这人说听了帝尧要请他做官的话，污了耳朵，特此清洗一番。放牛的一听大怒，忙把牛牵到上游，嫌洗耳朵的污水脏了牛胃……自古到今，厌恶政治的显然不止我一个人。 经济也是我讨厌的，父亲是清官，家中差堪温饱。我从小没有零用钱，虽常以为苦，可是眼见初中时，那些同学都毁于金钱，因此对钱颇为反感。另外还有一些无形的影响，例如我常听人赞佩父亲的人格操守，听多了，清廉便成为我的一种价值标准。 此外，外交、社会、法律、历史等学科，都与我的个性相违，刚浮上台面便被淘汰了。数学本是我所喜爱的，可是自从我的“基数论”被代数老师羞辱后，心里觉得很别扭，也就对数学失去了兴趣。后来又碰到家中巨变，无心学习，程度越差越远，数学课本终于成了标准的“天书”。 由于我好动又好奇，从小见到任何新事物，总是缠着大人东问西问，不到弄个明白不休，最后总是换来白眼。再若是看到能动的机械，就有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驱使着我非把它拆开不可，这也是我惹祸上身，常常挨打的根本原因之一。好在拆多了，经验丰富，家中的东西一坏，我总能修好。更妙的是，每次修完了，准会多出几个零件来。 记得最令我困惑的，是个上发条的老式留声机，不论我怎样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始终找不到机器里面那个唱歌的“小人”。直到有一次，我偶然发现把唱针插在火柴盒上，划过唱片上的回纹，火柴盒居然也能发出声音来。我才知道唱片的纹路并不平滑，使得唱针振动，声音是盒子共鸣所发生的。 我的修理技术得到肯定，是因为一个德国制的闹钟不走了，店家说不能修。我便彻底把它解体，发现原来是动力发条断了，那种发条是钢制的，弹性极强。我想尽了办法，胶不上，黏不住。最后只好学铁匠，把剩下较长的一半发条，丢在厨房的“煤球”炉子里，等到烧得通红，将一端搥得叠回来，再钩住固定的柱子。终于，钟给修好了。只是有一个缺点，一天要上两次发条才行。 父亲有支四五口径的手枪，无意中被我发现了。花了些功夫，我能很熟练地把它分解、还原，而且经常上油、保养。我常幻想，如果遇到强盗，有枪在手岂不威风？于是我将子弹上膛，并把保险扣上。这些“技术”完全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而使用枪的“观念”却丝毫没有。有一天我正偷偷地把玩，突然被妹妹发现了，她叫着说： “我告爸爸去，说你在玩枪！” 我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把枪对着她，恐吓她说： “你敢告？我先打你！” “你不敢。” 我为了吓她，便扣着扳机说： “我开枪啰！” “你开吧！”她毫不在乎。 我一扣扳机，保险闩着，扣不动，我便拨开保险钮。这时心里突然一动，为什么上了保险呢？再把枪膛拉开，一颗子弹平躺在膛中！ 剎时，我浑身上下直冒冷汗，手脚发软，竟然滑倒在地上。妹妹以为我在陪她玩，自己装死，带着胜利的微笑走了。自此以后，我一见到枪就心惊胆跳。 前面提过，我自己动手做“油印机”，做反射式“放映机”，还设计过玩具水枪以及很多有趣的机械。可是当时社会环境配合不上，父亲认为只有读书重要，这些雕虫小技会“玩物丧志”，在家中绝对禁止。 有一次我做得太过火了，那是在初三，我学会了装收音机。但由于台湾是戒严地区，所有的通讯器材都受到军事管制，有钱也无处可买。我发现父亲汽车里有个直流式真空管收音机，从来没有人用过，于是我偷偷地把能拆的零件都拆了下来。一面参考书本，一面动手，将之改装成一部“交流式超外差五管收音机”。 靠着这五只真空管，我做了不少电子实验，那一阵子对电子简直入了迷，见到任何电器都想要，得不到便偷，包括宫家也是我偷窃的对象之一。每天不管去哪里，总会带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回来。 我发现“矿石耳机”并不需要“天线”，那时我所能找到的耳机，都是电磁式的，一片铁片下面是个感应线圈绕着的磁蕊。当直流电通过感应线圈时，磁蕊便会产生磁力线，使铁片振动。空中的电磁波是交流的，矿石具有整波的功能，能将空中的电波分割成为直流半波，立即可以收听。 当然，除了耳机外，还有选台、天线、音量增益等问题。但是我对矿石耳机有兴趣，唯一的目的是希望做一台超小型的收音机，以便上课时偷听。矿石耳机不论怎样设计，因为音量小，分频都不理想。而我所用的器材都是军事报废品，经常不是这里坏便是那里失灵。最可恶的也就是这种“不可测”的因素，非常浪费时间及精力。 有几次，我猜想是耳机坏了，便把耳机拆了下来。那里面的线圈比头发还要细，一不小心，线一断，可就真正报废了。拆了几次，技术熟了，我认为耳机虽小，里面的空间还可以充分应用，便设法把矿石固定在耳机里。 这种小工程可大不易，首先是矿石的灵敏度不稳，良好的接触点非常难选。终于我用两个小弹簧解决了，再要把小弹簧及矿石装进耳机的空隙里，真有如骆驼穿针！差不多忙了一个多月，我锲而不舍，最后成功了，一只耳机，外加一根下垂的短短天线，就可以收听距离最近的广播电台！ 完成后，我拿到学校去“现宝”，同学们争着把玩，一不小心，把那根脆弱不堪的天线给弄断了！那时的挫折感，简直不能以言语来形容。完了！再做一个？我实在没有耐心，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材料了。 无意中，我把已经坏了的耳机放近耳边，没想到竟然还有音乐声！不错，果然是电台播放的音乐！为什么天线断了还收听得到呢？为了要找出原因，我又把它拆开，原因没找到，只是再还原时，耳机却彻彻底底的报销了。 我实在太忙了，没有再做第二个，其实不用天线的理由很简单，电磁线圈本身就有电感，只要离电台近，就会有足够的电力推动耳机。很可能我当时所做的耳机，是世界上最小的收音机。天下所谓的发明，不也就是排列组合出来的吗？ 不久，我的房间变成了“实验室”，为了要试验“磁场”，我把偷来的电线围绕在墙壁四周，通以电流。由于没有电流负载观念，一接电，就把家里的保险丝烧断了。 因为天天修保险丝，我发现到家中电源一根是火线，一根是地线。我用一支很长的钢筋，深深地埋进地里，作为自己的地线，再接上家电的火线，另成一个回路。这一来，不论我怎样用电，电表始终不动。有时两根电线的负载处冒起青白色的火弧，家里的电灯就一明一暗有如鬼火，接下去就传来父亲大骂电力公司的吼声。 这些实验叫我又兴奋、又害怕，由于我曾被电击过多次，深知那种痛苦。为了防止家人无意中撞进来，我便在房门的把手上，贴了二片铜片，各接上电源。只有我知道，在铜片之外的位置比较安全，摸到铜片准会被电击。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会有什么后果，只认为这样就不会有人进来了。一天，我放学回家，突然见到房门洞开，屋子里干干净净的，所有偷来的宝贝、多时的心血，全部失踪。当然免不了还挨了顿狠打，连一向温柔的阿香也对我怒目相视。 玩够了，也玩怕了，我对电的兴趣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去想它。 到了考虑未来前途的当儿，这些情景也都点点浮上心头。是否该学机械？电子？为了什么？这些在我经验里，摸摸就会了，还用得着学四年吗？此外，在当年除了好奇之外，我只是利用这些“技术”来制造自己所需要的“工具”，再应用工具做我喜爱的事物。重要的是后者而非前者，那我去学技术做什么？ 所以，我决定不学理工，农、医科则是连想都不曾想过。剩下来的，只有我真心喜爱的音乐、美术、文学三科，一时之间“鱼与熊掌”难以取舍。 考虑再三，我认为画画不用学，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我的老师，只要有鉴赏力，我可以自画自学。文学也是一样，或许写作需要些技巧，可是在学校从来没有一个老师教我如何作文。每次上作文课，老师只是出个题目，便由各人埋头去写。最后本子发下来，上面几个红笔圈圈，加上一个分数，了不起有两句不痛不痒的评语。这又代表了什么？那有什么可学？又学得到什么？ 记得毛姆着的《一生必读之十大名著》中，说到作品成败的关键，并非文字的写作技巧，而是生活的体验。生活体验是无人可教的，我只要用心体会就是。 只有音乐，那是令我感到陌生的世界，“她”超然于生活经历之外，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抽象的、绝对的精神境界。区区几个音符，就可以让我热情奔放或是心酸凄楚，好象在宇宙的某一个地方，有个力量操纵着，一切感受都由不得己。 人的生理结构很微妙，听觉的功能或许不是最强的，但却随时可以提供外在的一些动静状况，好提醒视觉去观察。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拒绝看任何东西，却无法阻止声音侵入我们的耳朵。不仅如此，听觉中枢还直接连通反应中枢，以致人对声音特别敏感。 动物生存的威胁常来自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其它生物的攻击。这些情况经常会产生震动，发出音波，所以动物便发展出听觉，以利于生存。又由于音波的传送比较不受地形及环境的影响，所以由声音辨识出是求偶或是警兆，远比视觉来得容易。人类承袭了动物的生理结构，对声音的感受直接了当，并能毫无保留地传输到大脑的神经中枢，瞬间导致人的感知。 宇宙中时时刻刻都有各种能量的变化，以致声波充斥在空气中，无休无止地传播着。有的声音需要听觉辨别，以作利害的判断；有的则无关紧要，对我们毫无威胁。为什么在这些变化中，人能够下意识地随时作出正确有效的分辨呢？ 听觉中枢有种功能，就是当某一系列声音一再重复时，“感觉阀”会自动提高，使听觉神经不受其干扰。而变化不断的声波代表着新发生的状况，其感觉阀低，故能保持敏锐的感受，立刻被听觉察知。 于是，音乐家出现了，他们利用声音直接撼动人心的力量，选择了能使大脑细胞产生共振的谐和音，使人在音乐中得到共鸣的感受。又由于“感觉阀”的生理结构，所以必须加上各种变化。然而太多的变化又会让人分神，故变化中要有规律，使人容易熟悉，产生亲切感。所谓亲切感，实际上就是大脑神经已经有了导通的神经通路。因为已经导通，所以电阻低，意识中枢的电势就很容易流经该区。 人对事物的兴趣，就是指意识导向阻力最低的有利状态；人对事物的了解，则是该事物与自己相关的信息。有些事物虽然了解得很透彻，却不见得能引起兴趣，因为一成不变的信道，又会提高感觉阀。好的音乐都有适度的变化，既符合规律性，又能维持感觉阀的灵敏度。从对音乐的分析，我发现它与人性有绝对的关系。 我不敢说当年就是这样想，但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我认定由音乐可以了解人性。基于自己的遭遇，我急欲追求对人性的认知，所以，我决定学音乐。 同时，除了探索人性外，我还想学一些创造的方法。从小我就被逼着思考，全靠自己解决问题，长年累月下来，养成了用脑筋的习惯。习惯养成后，思考变成了一种“反应”，脑筋动得很快。有了这个长处，我发现自己什么都能学，而且学得又快又好。但是，模仿是一回事，每到想创造些什么时，脑中却是汪洋一片，无从下手。 我直觉地认为，绘画只是模仿大自然，文学也不过描述人间事物，只有音乐完全是创造。所以一定有一种“创造的方法”，否则如何把那些无机的音符，组织成为动人心魄，歌之泣之的“天籁”？ 音乐属于文组，因此我选择了高三戊班，专攻文科。 台中一中的师资比我在台北所见的要好，也可能是进了高三，远离了家庭纠纷和无谓的烦恼，所以开始注意到老师的素质。 比如说一位姓王的历史老师，他讲课时常把自己的看法与书本上的观点相互分析、比较。记得最清楚的一件历史公案，是历史课本上说汉朝王莽“礼贤下士，布衣终生”是“伪善”，王老师批评说： “什么是‘伪善’？在人前和人后，在过去和现在表现得不一样，这叫做‘伪’；如果有一个人的‘善行’是‘伪’，当然是‘伪善’。而王莽‘礼贤下士，布衣终生’，这句话分明是说，他在人前人后，一辈子从生到死都是这样，怎能叫伪善呢？”大家听了，都觉得有理，王老师继续说： “不论是什么人，要人人赞美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有判断力，不能盲目相信史书，因为史书只是少数人的记述……” 这些话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个人行为的可信与否，应以终生的表现为依归，不必在意别人一时的批评。记得母亲也常常用这个观念来教导我，但是我觉得很难做到，因为我对自己没有信心，不知道怎样才算正确。 还有国文老师，他把上课的气氛弄得很轻松，常常讲解些课外的题目，帮助我们了解课文。尤其在作文时，他从来不出题目，任凭各人发挥。同学若写不出什么，画个大押，他也不以为忤。但遇有值得夸赞的文章，他一定提出来讲评一番。 一中的自由学风很盛，我们宿舍里有一位同学，在床头挂了个“钟摆”，每天埋首研究“自由落体”，不幸他后来被家人强迫进了医学院。还有甲组一位同学杨维哲，他把大学里有关数学的课程全都自修完毕，常为人所津津乐道。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有一天，几个同学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说在台中戏院隔壁楼上有几个美国人，他们一边往楼下撒钞票，一边对捡钱的人拍照。同学们无不愤然，爱钱本是人的天性，美国人怎么能自以为有钱，便利用人性的弱点，拍照侮辱中国人。 一传十，十传百，没有多久，几乎全宿舍的同学都被惊动了。事不宜迟，大伙不约而同地，都往市区跑。 谁知一到校门口，就有位教官等在那里，把着大门。仗着人多，同学们开始起哄，有位同学向教官解释了经过，然后大声问： “我们读书是为了什么？ 难道眼睁睁地看外国人侮辱我们？” 同学们一阵叫好，教官想了想，说： “好，要去我们一起去，排好队，一切听我指挥。” 同学们立刻响应，自动排好队伍，准备出发。 正要走时，又有同学跑回来，说事情已经解决，几个老美被警察请走了。 幸而没有闹成大事，但是过不多久，那位教官却被调走了。 另外一次，是“刘自然事件”爆发，全国哗然，同学们也群情激愤。起因是一个美国人在台湾杀了人，结果美军当局却使用“治外法权”，硬判杀人的美军无罪。 在我以往的印象中，美国人都是些自命财大气粗的暴发户，胳膊上老“挂”着一个身材娇小、打扮怪异的廉价吧女，吊儿郎当的到处招摇。 当时台湾的观光业并不发达，在台的“老美”实际上只是些待遇不高的水兵。但因用的是美金，台湾生活程度又低，所以其享受骄人，每每令国人自惭形秽。 我们原是自尊自信的民族，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只因目前国力衰弱了，需要美国盟友的协助。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应该牺牲自己的基本信念，丧失国家的主权。人会死，国会亡，江山也会易容，但没有任何人甘为人之奴。 同学们知道学校绝不容许大家去惹事，便打算偷偷地与其它学校联络，约好时间，准备一同上街游行。 我们还在商议中，有位外号“小教官”的教官，深夜把我叫去，劈口就说： “你不要把台北的那一套给我带到台中来，我不是好惹的！” 我猜是为了刘自然事件，故作不懂，问道： “我把台北哪一套带到台中来了？ 请教官讲明白一点。” “你想来闹学潮，是不是？”这是当时司空见惯的“白色”管教公式，小教官先把“黑帽子”给我扣上。 我一听，满腔怒火都激发了。从小到大，老是碰到各种不平，这次开会我的确是参加了，也说了几句话，但绝对算不上是闹学潮。我立刻抗声道： “教官！请你不要血口喷人，什么叫闹学潮？” 小教官哼了一声，说： “你怕我不知道？你家住台北，为什么到台中来读书，一定没干好事！” 我只觉得热血上冲，脱口而出： “好！你敢侮辱我的人格，你去叫宋新民来，问问他我为什么来台中！” 这话一出，把小教官给搞胡涂了，在学校还没有人敢对校长这样指名道姓的。他的气焰突然低了，小心地问我： “请问宋校长和你是什么关系？” “他以前是我父亲的部下！”总算父亲可作挡箭牌了，挨了多年的打骂，这时抬出来，心中不无感慨。 “啊？那请教令尊是……” “朱怀冰。”其实我并不知道父亲到底有多大。 他立刻换了一副面孔，说： “朱老将军，是的，是的，党国元老，党国元老，那你要多为令尊想想才是啰！” 这是生平第一次沾到父亲的光，从此小教官对我另眼相看。 原来不只是我而已，小教官采用各个击破的技俩，大家都被他约谈了，只不知是谁通风报信的。总之，这次事情就此过去，台中一片平静。而同学们余波未息，有的决定要投笔从戎，以便捍卫国家的尊严；有的则颓丧失志，决定自我放洋。至于我，心里多多少少感觉到这种屈辱绝非一日之寒，我一定要追究根源。 寒假时我回到台北，一进家门，就见到一位女仕，很自在地坐在客厅里。我虽然有点奇怪，因夜路走多了，这些小事也没加理会。 父亲下班回来，见到我只点个头就进房去了。吃饭时，那女仕就坐在父亲旁的“客座”上，还常常给父亲挟菜。敏姐也没看到，只有妹妹还在。我心中纳闷得很，又不好问。静静的吃完，父亲和那位女仕进去了，我忍不住问妹妹： “那个女人是谁？” “那个女人是我们的后母。”妹妹冷冷地说。 “后母？为什么我不知道？”这种鲜事恐怕只发生在我们这个不可思议的家庭中。 “爸爸就是怕你知道，才送你去台中读书的。” “奇怪！为什么怕我知道呢？” “我怎么晓得，姐姐也结婚了，她先搬出去，爸爸才结婚的。” “姐姐结婚了？” “是爸爸逼的！她走时才可怜哩，没人理会，也没有人帮忙。好象一只小蚂蚁，一天搬一点东西，好几天才搬完。” “爸爸什么时候结婚的呢？” “你去了台中，姐姐嫁了以后，后母就进门了。” “那么快？” “你不记得她了？她以前穿军服，常来找爸爸。” “是那个女政工？”我记起来了，她来过几次。每次来时，都身穿军服，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好象是向父亲请教什么军国大事似的。 “是我们的妈妈。”妹妹提醒我。 我忘不了敏姐对待我母亲的态度，自己曾是受害人，当然绝不能和敏姐一般。想到这里，我立刻站起来，说： “我去叫她一声。” “你是好意，可是要知道人家愿不愿意哩！”我听出弦外之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多少选择。 我敲门进去，她坐在父亲身边，我意味深长，故意说： “妈！对不起，刚才我不知道你是我妈！” 她看看我没有开口，父亲就说： “你出去吧。” 中学毕业了，要考大学，父亲叫我留在台中，准备考试。 音乐要加考术科，我对铜管乐器很有把握。在成功中学，我是军乐队开队元老之一，各种乐器都玩过。至于学科，班上曾举行模拟考试，我的成绩不差。当时台中一中的升学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心理很笃定。 不知是哪里吹来的邪风，宿舍里盛行请“碟仙”，传说济公曾开示，明年一定反攻大陆。加上一些似是而非的传说，众口铄金，似乎灵验异常。我有过“观音菩萨”的教训，更认为这种碟仙有如儿戏，始终不信，天天与同学辩论。 碟仙的玩法，是先在一张纸上写些中文字及英文字母，再用一个碟子，反扣过来，在碟沿画一个箭头，这就是全部的道具。玩的人由一到四个不等，其法是先祷告祈求，可以指定神尊或是鬼魂，再不然任凭机缘。 玩的人各伸出食指，轻轻按在反扣的碟底上。据说碟仙一来，就会带着碟子移动，等它停下来时，将碟沿箭头所指的文字，逐一记载下来，便是“神灵”的指示。 传说中举凡交友、升学，碟仙都有求必答，有答必验。很多同学想知道心目中的女友，而中文人名用字不可能在一张纸上写全，便以英文字母代替。妙的是所问到的女友名字，经常不是Mary便是Lucy。因为中学生所知道的英文名字有限，连编都编不出新花样！ 我与同学们争辩得几乎伤了感情，我不懂为什么这样简单的道理，居然还看不明白？如果仅以娱乐的立场分析此事，本来无可厚非，总比年轻人上街闹事好。但如果在理性上，硬要相信碟仙显灵是实，我认为此人智力大有问题！ 为了免费唇舌，我们决定采用科学方法，亲身试验。共有六位同学志愿参加，我们慎重其事的斋戒沐浴，花了三个夜晚，轮流上阵，虔心祈求。 最后，大家一致认定，除了个人的心理作用外，碟仙根本不存在。但有一位信心极深的同学，到了最后一刻才来，他指责我心存成见，所以碟仙不愿意来。并坚决表示，只要他代我参加，一定能成功。 果然他一上阵，碟子便满桌飞驰，我分明看到他眼睛搜寻着字，手指并控制碟子运转。但他发誓赌咒，一口否认。 依我对他的了解，他没有任何理由来骗我，尤其不可能用这么幼稚的手段。再说，大家都牺牲了温习功课的宝贵时间，为的是追求真理，他更没有理由专门来作对！那么还有什么原因呢？果真是我有成见吗？ 我早已养成一种习惯，每当遇到不能了解的事，就会不由自主地潜心观察，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的确，要指责他有意搞鬼，的确是不公平。他虽然闭着眼睛，瞇出一条微微的细缝，但眼皮却一动也不动。我知道有些人睡觉时，眼睛不能完全合上。这种情形很难伪装，除非是长时期养成了习惯，否则眼皮难免会眨动。 于是，我要求他将眼睛完全闭上，他则认为已经闭上了，只是天生不能闭得很紧。我试着用手在他眼前晃动，他说感觉得到光影，却不知道是什么。 其次，我发现他的反应很快，只要碟子一动，他立刻加速“跟上”，将碟子又推进一小段距离。很显然，只要有两个像他一样的人同时来玩碟仙，若其中有一个人的手不慎颤抖了一下，另一个人就会放大一倍。如此一来，碟子自然而然就不断地移动了。 我作了一个试验，偷偷叫其它的人把手拿开，然后把碟子推了一下，果不其然，只需要他一个人，碟子就“兴奋地”往前冲。不过，由此也可以证明他并非存心搞鬼，因为当他的加速度终止后，碟子又停了下来，他则痴痴地静候着。 同学们在一旁观看，也能理解这种现象。只要玩的人相信，便会认为碟子的运动就是碟仙的神力，于是随着碟子的动向，各出其力，大家都有贡献。 然而，这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碟子会停下来，且指在字上。一再反复试验下，这一点也有了合理的答案。 当碟子开始移动后，玩的人都跟着紧张起来，大家都预期将会停止，各人的手指就有意无意地抬了起来。更妙的是，这时全场的注意力都转移到碟子的动向上，而忘却了人的因素。我紧盯着那位同学，要看看他的反应如何，只见他本能的张开了眼睛。 他也很警觉，知道在做实验，马上又把眼睛闭上。其实这样已经够了，在那一瞬间，碟子附近的字形，已经映在他脑海中。下一步则是他的意识作祟，因为他已认定将停在何处、或者不停，所以不需要刻意做假，就可以将手指提起来。 虽然这个理论大家争论了很久，但没有人否认在玩的时候，多多少少有种猜测的心态，至少希望碟子落在“有可能性”的文字上。就是这点“合理的”希望，使得人的手指有了“抬起来”或“继续加速度”的分别，也决定了碟子的运动方向。 尤其是当一个人自以为他有这种能力时，他的期望与关注必然较他人为强。有意识的主导可以说是欺骗，而无意识的行为却容易以讹传讹，混淆视听。 为了证明这种无意识的主导行为，我坚持要将参与者蒙起眼睛，只有在大家都看不见的情形下，碟子还能停在文字上，我才愿意承认有碟仙的存在。 大家都同意了，由于从来没有人慎重的要求把眼睛蒙起，因此也没有人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但是这位同学很有信心，同意试验。在多次的试验下，碟子完全乱了章法，跑跑停停，一直不能“到位”。 这次的试验证明了这位同学不是存心欺骗，但是我却看到了事件的另一面。世上有很多自以为是的人，或为了引人注意，或为了私人利益，尽管无心为恶，却非常坚持己见，常使得信念不坚的人，无从客观的分判是非。 这种后果的严重性，远比有心为恶者为大，所谓“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世人有明辨是非能力者太少，绝大多数都是随声附和。尤其是这种值得信任的好人，不论他说得有理无理，人都宁愿信其有，反而常常使真理蒙尘。 到了大学集体报名的前一天，宋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准备得如何，我说很有把握。宋校长说： “不要太有自信啊！去年本校还有好几个人没考上！” “起码我的术科可以拿高分……” “术科？你为什么要考术科？” “音乐要考术科的。” “音乐！！”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这怎么得了？怀公不骂死我了？” 我吃了一惊： “音乐有什么不好？” “糟了！糟了！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我以为你……”他急得说不下去了，停了会儿，又说：“怀公知不知道这件事？” “这是我自己的前途，爸爸也管不了！”我振振有词。 “唉呀！邦复，你也不是小孩子了，你还不知道怀公的脾气吗？他把你交给我管，对我嘱咐了不知多少次，说你天分很高，要你学理工……” “为什么一定要学理工呢？假如人人都该学理工，还要别的科系干嘛？” “唉！你不要跟我辩，问题在我怎么对怀公说呢？” 我不愿为难他，明知跟父亲提了，一定通不过，到此时也只好说： “那么让我自己向爸爸说吧！” 宋校长立即拨了长途电话给父亲，说： “怀公，邦复有话对您说。”他把烫手蕃芋丢给我。 我接过电话，说： “爸爸，我在填大学报名单，我要考师大音乐系……” “什么？”电话里的吼声震耳欲聋。 “音乐系！”我肯定的说。 “叫宋校长来说话！”父亲很了解我的倔性子。 宋校长也听到了，一脸的无奈，拿起电话，只是喏喏连声。过了好一阵子，宋校长转过头来问我： “你有没有第二志愿？音乐是绝对不行的。” 怎么办呢？我脑中空白一片，从来没有想过第二志愿的问题。既然音乐被否决了，就学艺术吧！不幸的是，父亲仍不同意，再换文学也不行。我放弃了，便对宋校长说： “麻烦您问问爸爸吧，只要是文组，由他决定好了。” 父亲坚持我考理工科系，宋校长解释说现在实行文理分组。我已选了文组，理组的功课没有学，不可能考得上。 父亲不明白为什么要文理分组，却坚持除了理工外，不许我读大学。 宋校长急得满头大汗，我则死心塌地，不读大学也罢。 最后，宋校长想到一个方法： “怀公，您是党国元老，为国家贡献良多，我们学校每年有十个名额保送军校，能不能让邦复从军报国呢？”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父亲总算答应了，宋校长也笑了，我也无可无不可。还是我的预感正确，当我决定要学音乐时，就有点难以相信，我居然能够决定自己的前途。 同学听我说要保送军校，都表示遗憾，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潇洒地拿起篮球，一个人走到球场，在众人的读书声中，投起篮来。 有位教官看我成天打球，便好心劝我，说快考大学了，应该利用时间多读点书。我告诉他，我已经保送军校了。 教官问： “你打算进什么军种？” “当然是空军。”我并没有认真考虑过，只是在直觉上，空军死得比较痛快。 “不可能，”教官摇头说：“你有近视，进不了空军。” 我楞了一下，说： “那就海军吧。” “也不行，海军也要视力好，你只能进政工干校。” “政工干校？”篮球滚得老远，我也顾不得捡了：“政工干校我不去！” “为什么？政工干校有什么不好？” “从军就是为了打仗，搞什么无聊的政治工作？”我不能说我见过一些“搞思想”的人，被他们吓破了胆。 教官眼中闪过了一丝惊恐的神色，不再多说，摇头而去。 我回到寝室，和几个同学谈起这件事，大家七嘴八舌地出点子，但是谁都没有方案。最后，有个同学建议说： “文组你父亲不同意，理组也不可能，可是还有农组可以考呀，至少你只牺牲生物和解析几何，一共一百分，才六分之一而已。” “农组？”我觉得总比政工好：“可是农组学什么呢？” 一时大家都呆住了，因为宿舍中没有人报考农组。 我想起《铁骑银瓶》中的新疆大漠风光，养马总该是农科吧？我问： “有没有养马系？” 大家都笑了，有人说： “有畜牧系，一定可以养马。” “好，就这么决定了，我考畜牧系。”我的反应一向很快。 “其它的呢？你总得填别的志愿。” 我喜欢吃西瓜，学学种西瓜也不错，大家猜了半天，认定农艺是种西瓜的。因此我便决定了三个志愿，第一是台大畜牧系，第二是台大农艺系，第三是台中农学院农艺系（那时台中农学院尚无畜牧系）。 这次父亲没有反对，因为照他的说法，一旦我们反攻大陆，老家珞珈山下还有块地，学农至少回去还可以耕田。我一生的命运，就如此这般地决定下来了。 大学联合招生的窄门很难挤进，总共六百分，我却有一百分肯定交白卷，我不相信会考得上。别人都在死啃活拚，我则听天由命，每天悠哉游哉，照样打球玩耍。 考完试，像是应付完了公事，我已准备好去当兵，心理非常轻松。十多年的学生生活，像是一场恶梦，我不知道学到了什么？有什么用？为什么要学？我也不知道别的同学是怎么想的，彷佛人人都是为了考试，考试的目的还是为了下一次的考试。 在无尽的考试中，我考怕了，白天还好，我可以靠打球、看小说来忘掉它。但是在梦中，一切可由不得我控制，永远是考试！考试！而且千篇一律，永远是清一色的结果，缴白卷！缴白卷！ 我这一生似乎注定要在苦海中挣扎，白天如同漫长的恶梦，一层又一层的巨幅布幕，把我紧紧的里住，束缚得透不过气来。入夜更是无休无止的恶梦，重复着所有难以摆脱的、令我心神狂乱的恐惧。 虽然生活中的一切都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支配着，由不得自己作主。可是隐隐约约中，我总觉得我迟早会醒来的。只有在醒了以后，我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 不幸的是，我居然考上了，考到了台中农学院的农艺系，离我养马的志愿只差了十分。这时方才有点悔意，早知道恶梦未了，多拚个十分又何妨？ 更令我失望的是，农艺系种稻不种西瓜，这大学四年显然又是苦海无边。别人考上大学都在欢天喜地的庆祝，只有我，反而恼恨不已。 台北市在这些年间，整个朴实的风貌都被高大而杂乱的建筑蛀蚀殆尽。南京东路成了市虎的竞技场，松江路也在拓宽。后面长春路原来平平坦坦的一片稻田，如今好象被耗子啃过的大饼，零零落落的，残砖碎石散布一地。 不仅是景物不再，人事亦非，宫家搬到新店去了。她们的新居在一个小丘的半腰，丛林遮掩之下，一栋老旧的木屋，屹立在历经风雨冲刷、落石处处的斜坡上。 宫伯母知道我考上台中农学院，她眉毛一扬，对我说： “没考上台大，不算进大学，你明年再考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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