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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宫家兄妹相处，正是加强我心理韧性的重要机缘。在那里，一种截然不同于我家的情景，提供了我心智活动的空间，认识到苦乐的分野，宣泄了郁积的块垒。把各种机运值由负转为正，自信心培养起来了，观察力也逐渐成熟。 我与他们智力相若，能力原来不分上下，甚至于有很多地方尚不及他们。正因我自卑自惭，不论做什么，都多加了一分努力，我怕受到他们的轻视而失去参与的机会。对他们而言，做什么事都出诸自然，没有必要刻意求工。对我则不然，诚惶诚恐不说，还要小心观察反思，因为我必须争取他们的肯定。 老三最先开了一家“民生电影公司”，而且发行钞票。他很有创意，他的“电影”是用很细的笔，以漫画形式，画在邮票大小的半透明纸上，然后分格在墙上放映。放映之前，观众要先购票入场，还得使用他所发行的、盖了个石印的“钞票”来买票。 我立刻被他的构想迷住了，他天天在画，但总是无法满足观众无尽的需求。老四也组了个公司，也演电影。我又怎能后人呢？怎能白玩、白看？ 但我不能只是抄他的构想，在家也不可能天天画画，一定要想一个办法，能大量地“生产”，而且品质必须合格。我研究了很久，发现他们用的是透视方式，如果改用反射，我只要把报上的漫画剪下，连画都不必画，就可以得到理想的效果。 因为报纸漫画的面积大，我做的反射投影机也特别大，绩效立刻由“票房”得到证明。可是报上的故事大家都看过，失去了新鲜感，比起他们的创意，还是差了一截。 我不会画画，在这种情形下，又不得不画，可是怎么开始呢？我向朋友借了一本卡通电影“小飞侠”的画册，宫家一伙尚未看过，我偷偷地在自己的避难室中临摹。起初我太过重视线条的优美性，顾不到全图。辛辛苦苦地画了半天，一块一块的分开来看，好象还过得去，可是凑在一处，或者放远了来看，简直是见不得人。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绘画的才能，试了又试，几乎决定放弃了。由于防空洞很潮湿，我又只有一块木板，下面垫着几块砖头当桌子，木板很小，书常掉到地上。不久，画册受到浸渍，斑斑点点，画面上的图形常无法仔细辨认。突然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画面都看不清楚了，而原画形象的精美性竟然丝毫不损？ 一再研究之下，我发现图形的比例，远较笔触重要。我没有受过训练，每次落笔很难掌握其比例。既然找到了原因，我便专心寻求解决这个关键问题的办法。 人在面对难题的时候，经常因为千头万绪，而不知从何下手。不能着手，就停留在原处，难题永远还是难题。在我的经验中，任何难题只难在找出第一个“问题”，找到了一个，且不管其它，先专心解决这一个。当然，这一个问题与真正的问题可能毫不相干，甚至连解决的方法都不见得正确。可是，这样却有助于我把问题“简化”，更有助于进入状况，全盘了解真正的核心问题。 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我学着先看全面的梗概，再把问题微分下去，直到能够处理为止。一个问题解决了，再面对另一个。如此这般，多年以来，我得以成功地解决所有面对的难题。因为人的思考是以单一线索的“联想”进行的，如果未知数过多，人脑处理的效率就成比例地降低。只有在我们了解了若干因素，且不断练习，使之熟练，成为“潜意识”或反射性动作后，大脑才能“专心”地思考新的问题。 以当时作画为例，要得到比例正确的图形，也就是原图和所画的图，其位置应该成一定比例。我试着用尺来量，果然有效。但我又嫌用尺太麻烦，便把尺标记在纸上，画成格子。利用这种方法，不仅可以画得维妙维肖，而且速度奇快。 直到我读大学时，认识了一个画广告的朋友，才知道这是一种绘画上常用的技巧。不只是绘画，不论做什么，我很少得到名师的指点，只凭着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自行学习、自行处理，往往颇有新意。 我的新“电影”大获成功，不仅搜括了孩子们的零用钱，而且常常招待邻居的家长，“银行”的“储备金”也日益丰裕。 为了使“钞票”有价值感，我特别向学校借了写讲义的钢板及腊纸，照着真正的钞票来刻印。眼看那蛮像回事的“钞票”，我又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能印“小说”呢？当然可以，只要有人愿意写文章。 于是，我悬赏征求大家的小说，看在钱的面上，虽然没有小说，可是收到了一些“小小说”，都是各人在学校的作文簿上抄来的。由此，我发行了第一本“杂志”，名为《启航》。当时兴趣之大，连油印机都由自己设计，我找来玻璃丝袜作网，钉在木架上，再以脚踏车内胎包住木棒，当做油墨滚筒，居然也如假包换。 终于我在宫家获得了一席之地，学着当初敏姐的策略，只要父亲不在家，我一定会溜出大门，然后跳墙而入，生龙活虎地，当起了娃娃头来。 一盏明灯也在黑暗中冉冉升起，老六名叫天霞，大家叫她小妹，叫她姐姐大妹。我之所以注意到她，是有一次在她和大妹争吵之后，老三评判说她错了，要她向大妹道歉。她想了想，果然诚恳地说了声： “我错了，姐姐，对不起。” 对他们而言，这或许算不了什么，可是我却大吃一惊。在家里我从来没有听说有“道歉”的事，错了就错了，连承认错误都未曾见过，哪有拉下面子当众道歉的事？我当时直觉地判定，小妹一定很会“做人”，是伪善！ 可是在另一次事件中，我也是当事人之一，细节现在已经忘了，只记得分明是别人的过失，但有人硬指是小妹不对。她哭了，有好几天，不论大家怎样逗她，她就是扳着脸，不肯开口。那股狠劲，令我不由自主、由衷地欣赏。 一颗种子落在地上，可能是偶然的，但种子能否发芽、生根，却必须具备必然的基础。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见面不相识”。人与人相遇是一种缘份，而人与人的感情是否能够契合，则又是另外一种机缘了。由我认为小妹伪善开始，到欣赏她的个性，其中的心态转变，完全与自我的意识有关。我是一个极端感性的人，正因为深知自己太过感性，所以一直努力地追求理性，刻意地把感性埋藏在心底。 小妹有个外号，叫做“凶丫头”，她个性坚毅，宁折不曲。即使有任何心事，也没有人能从她的外表探出任何端倪。一旦她作了决定，也没有人能够改变。就像孤立在山丘上的翠柏，再大的风暴，不过也只能撼动叶梢吧了。 我缺乏这种狠气，也最羡慕这种气概。在她身上我得到了心理的补偿，也得以逐渐地认识自我。 但是，我们的感情却如潺潺的清溪，在初识的六、七年里，虽然谈不上是朝夕相处，但也少有几天不见的时光。她对我从来不假以颜色，我对她更是敬重有加，然而我始终能感觉到有股热力，在我们同立的地下激荡着。 有人说含蓄是中国人的天性，我则认为是传统习俗及环境压力所造成。由家庭社会上保守价值观念的接受，到自我经验的成熟，我们学会了将感情压抑着，再一点一点地释放出来。这种感情之所以深重，是因为与时间凝聚在一起，结晶成生命的精华。人生而有涯，过去的岁月永不复返，生命的涓涓细流，若有若无地掺杂在回忆中，特别令人荡气回肠，珍贵逾恒。 男女之爱本来只是兽欲的发泄，如果一触即发，在肉体兴奋的感受消失后，一切都将化为乌有。尤其是在人性的特质上，所谓的“感情”不过是自我记忆的交集。时间久，想得多，牵连就深。过去的经验形成了自我的一部分，拋之不掉，挥之不去，是为有“感”。因为有感，自我的心理及情绪受到影响，这就是“情”。 人实际上就是其个体经验的延续，除感官的感觉外，经验也给内心提供了相当的感受，愉快的经验令人怀念，痛苦的则避之唯恐不及。而人与人相处的时间越久，彼此的了解越深，自然而然知道如何相互配合，以维持良好的关系。同理，了解深了，也就知道如何避免争执、冲突，甚至于如何保持距离。 感情也可以说是一种人与人适应的方式，当一个人适应了另一个人的习惯及行为后，他自然会接受此人，并以其作为标准，来衡量他人。所以，在成长过程中，环境对人的影响因素，最重要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交往的方式。 我对小妹的感情是堆砌在一种似有若无、相互牵连的过去岁月中，直到我读大学三年级以前，我连她的手都没有碰触过。可是正因为彼此的尊重以及相互的自我约束，一点一滴的关怀及欢笑，彼此都会偷偷地珍藏起来，细细慢慢咀嚼。以至于不论何时何地，心中长期所堆积的甜蜜，随时可以倾倒出一箩筐来。这种感受完全属于自己，存在于回忆与联想之间，地老天荒，历久弥新。 这种感情可以说到达了一种“境界”，是纯“精神”世界的领域，与现实无关。不想占有，就没有得失，没有得失，就不会痛苦、烦恼。在这个境界中，我可以无碍地欣赏所有美好的、真纯的、完善的人、物。 小妹对我的感情始于何时，对我而言并不重要，只要听到她的声音，看到她的笑颜，甚至想到她，我都感到莫大的快慰，浑忘其它的一切。大约是在高一下时，我在家中受到的委屈，已经达到了心理防线的边缘。父亲把我看成瘟神一般，毫无理由地（至少在当时我毫不知情），一见我就是一顿打骂。更难过的是，他知道我常到宫家玩，不仅严词禁止，有时更是恶言相向，把宫家贬得一文不值。 我可以忍受自己的屈辱，却不愿连累他人，于是开始计划逃亡。当时正好发生了“一江轮”事件，一艘从大陈撤退的轮船，被中共的炮艇击沉了。在政府的策动下，全国青年掀起从军的热潮，我立刻到学校去报名。 有一位教官，名字我不记得了，他劝了我很久，说最好的报国方式是发奋读书。因为国家不会缺乏兵源，可是对知识的需求永远嫌不够，要我千万不要冲动。 我坚持着： “我不是冲动。” “那是什么？你以为多你一个人就行了？” “今天早上校长宣布的呀！他要我们从军报国。” “他必须这样说，但是你不必这样做。” “为什么呢？” “唉！”他迟疑了一阵子，还是摇头说：“这些你别管，还是好好的去读书，做中国人实在太辛苦了。只要我在这里做教官，便不容你们受害。” “受什么害呢？”我一向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毛病。 “别问了，你回去吧，谁也别想投军去！” 实际上我并不是为了报国而去从军，所以听不进他的好意。我想到宫家老二，他原读建国中学，毕业成绩相当不错。但也是为了家庭纠纷，受不了他母亲与祖母之间的磨擦，愤而投考海军官校，因此我想听听他的意见。 那是一个宁静的夜晚，在简陋的客厅中，我灌下了半瓶烧菜用的米酒，恍恍惚惚地，第一次在宫家兄妹面前脱下了用欢笑掩饰的面纱。回忆的苦涩掺和着宣泄的快感，一段段恶梦似的经历，断续地唏嘘着，在滚滚的热泪中娓娓流出。 语言概念只是引子，心灵的颤动才是桥梁，人间的悲剧交流在几个涉世不深的孩子之间，谁都无法承担这么重的悲哀。尤其是小妹，由她的表情及目光中，我感到了一阵又一阵暖烘烘的心灵共鸣。 “我不信天下有这样的父亲，一定是你做了什么很坏很坏的事，不然他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打你骂你？”小妹很肯定地说。 “可是，我真的没有呀！” “想想看，你总偷过钱吧？” “有的，我为了租小说，偷过几次，最多十块钱。” “不是偷钱，他若发觉你偷钱，一定会骂，不用隐瞒。”老二不以为然。 老四拼命想，摇着头说： “奇怪呀！还有什么原因呢？” 老三说： “就算你做了坏事，你爸爸也应该告诉你，或者教训你！” “是不是因为我留过级呢？”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理由。 老二比较冷静，说： “不可能，如果是这个原因，你爸爸只会逼你念书，不会在做功课时也打。” “你杀过人没有？”不知是谁这样问。 “别胡说！我看一定是……”是什么呢？老二也失去了口才。 大家都想不出任何理由，然而这些都不重要了。甚至我还庆幸有了这些奇遇，使我在这段时空中，与小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分享着悲欢苦乐。透过她乌黑的瞳孔，我钻进了她心灵的禁区，经由她红嫩的朱唇，导通了关切体谅的真情。在这一剎，无边的温馨覆盖了冰冻的大地，悲痛幻化为轻烟。在永恒的岁月中，我不再孤寂，我随时可以躲避到与她共有的这一片世外乐土中。 我打消了离家从军的念头，我们也改变了玩乐的方式。包括我妹妹在内，和他们家中的几个年纪相当的孩子，我们投向大自然的怀抱。蓝天白云、青山绿野，新店的湖水、阳明山的樱花以及大屯山上少见的瑞雪，都被我们罗织到甜蜜、宝贵的回忆中。 小妹鲜明的影像，一颦一笑的动作，偶而在有意无意间，与我的目光交错。立时传过来一道暖暖浓浓、让我整个灵魂禁不住要酥融的感受。这时我赶忙关紧了心扉，仔细地领受体会，然后妥善地找个珍贵的地方，封存起来。 我们玩的方式很多，老二年纪较大，常把海军官校的智力测验拿来考我们。有一次，他出了一个很难的题目，说是学校中最快的也要三天才能找到答案。 题目是这样的：有十二个球，大小一样，其中有一个球不知道是轻或重，要我们用天平来量，最多只能量三次就要知道答案。 我直觉地想到，最安全的方法是在第一次就得到平均的机率。十二除三，开始时，每次一定是用四个球……不到一个小时，我就解出来了。老二很不服气，硬说我以前玩过，不论我发誓赌咒，他都不信。 又有一次，只有老二、老三、老四和小妹在场，我们玩猜谜，仍然是我的反应较快。老二突然说： “你那么聪明，应该知道我最喜欢谁吧？” 我以为是敏姐，因为他常常有意无意地开敏姐的玩笑，还故意隔着院墙，大唱情歌。敏姐向父亲投诉，说隔壁的“神经病”天天偷看她洗澡，这也是父亲对宫家印象恶劣的原因之一。父亲在盛怒之下，把院墙加高了一倍。 但正在游戏中，若直接说穿就没有趣味了，我决定出个谜语给他猜。他欣然同意，我想到的是“病”，因为那是敏姐给他起的外号。我就说： “病。” 小妹、老三都在“病”字上大作文章，却想不出来。老二想了想，把大腿一拍： “朱邦复，我佩服你，你是天才！我只想知道，我和你妹妹的事，连他们都不清楚，你是怎么知道的？” 此话一出，全场人人震惊，包括我在内。怎么会是立妹呢？我又是怎么猜到的呢？每一个人都呆呆地望着我，我却望着青天。 “告诉我，我什么地方露出了马脚？” 我不是不肯说，是真不知道，但我怎能承认？只好卖关子。 小妹忍不住了，问老二道： “二哥，‘病’字与朱立立有什么关系呢？” “你写写看就知道了，到底是朱家人有学问，‘并’字就是两个‘立’字拼成的呀！”他拿了一张纸，把“并”字拉宽，成为“立立”两个字。 这叫无巧不成书，巧到这个地步，也真难以置信。 一天，有人提议我们全体－－宫家兄妹五个与我家两个年龄相若的，同去基隆的“仙人洞”玩上一整天。我一听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历经了各种大小阵仗，深知自己应有的范畴与极限。而越是珍惜，越是害怕会失去，一时间享受了太多的欢乐，我知道终有一天将超过自己所能拥有的极限。 我家因为敏姐的关系，大门入夜深锁，早上父亲起床后才许开门。虽说是针对敏姐，真正受限的却是我。父亲规定在暑假期间，我得留在家中做功课，不许出大门。一日三餐相当于点名，只有在父亲上班后，我才能开溜。平常我们的游踪不过台北四郊，这次去基隆起码要一整天，清晨大门未开就要动身，到了深夜才能回来，这个风险实在太大了。 不记得是谁说了，反正我天天挨打，先玩他个痛快，大不了还是一顿打。话虽说得有理，我总觉得并不那样简单，可是也想不出还有什么更恶劣的后果。 壮着胆子，我们凌晨出发，中午才到仙人洞。据说由此洞可以“走”到台北，里面尽是潮湿阴暗的曲折地道。大家拿着火把，忽明忽暗的，高一脚，低一脚，一个跟一个，鱼贯地俯身而行，大家都以为头上的土地应该是台北了。 对我而言，不论玩什么，也不论在哪里，只要小妹在身边，只要能听到她的笑语，我就满足了。在阳光下，我踏着她的身影；在和风里，我嗅着她的芳香；现在在黑暗中，我竖起耳朵，听着她轻巧的呼吸声。偶而，火光闪烁，她那黑白分明的眸子，送来万万千千无语的关怀。剎时，我的魂魄都振翅欲飞了。 那种凌越肉体感受的情操刻骨铭心，永恒地占据着青春的回忆。当然，在黑暗中，我很希望有机会能握住她的小手，甚至把她拥在怀里。可是，下一步呢？太多的欢悦，一时之间已经让我消受不了，我宁愿点点滴滴地慢慢领受。这一刻，我只是屏住呼吸，关紧心扉，深怕丰沛的泪水夺眶而出。 我深深的体会到，这种“点滴心头知”的滋味，完全脱胎于过去痛苦的洗礼。外在客观环境仅具有触媒的作用，再美好的风景，再理想的条件，都需要经过心头的酦酵。而酦酵的主要原料，就是自我的经验。 人生最奇妙的，正是这种酦酵的过程，除了机缘组合外，还有什么理由能加以解释呢？当然，今天我得到的感受，未必就是绝对的幸福。但我很知足，能得到这些，夫复何求？只要不加以比较，我所得到的，不也就相当于绝对的幸福吗？ 经过了数十寒暑，直到今日回想起来，那种感触仍然温馨如故。只是人生如同潺潺溪流，不到回归大海，其走向难以测知。对我而言，幸福就贮存在心底的汪洋中。 这是我一生中最令人不能理解之处，在我的心态及行为中，多多少少有种倾向，宁愿保留一些美好的回忆，而有意无意地牺牲掉现实的收获。我曾一再地自我检讨，是不是我心理不正常？如果以一般的常识来判断，我不能否认这一点。然而，怎样才算是正常？鲜花摇曳枝头时是美好的，若能把这些印象永远保持在心中，岂不更是美好？难道一定要折枝而归，插在案头，再眼看残红片片，才叫正常？ 因此，我的生命中充满了盛开鲜花的芳香，随手拈来，尽是些美好的回忆。这些都曾经是真实的，也都曾发生在你我身边。与其面对枯萎的残枝，惋叹花谢花落，何不去回忆那春闹枝头，踏月荷锄的美景呢？ 欢乐苦短，回到台北已是晚上九点多。我知道大限已至，叫妹妹先回去探探风头，我则躲在门外偷听。 妹妹一进去，便听见父亲的咆哮声： “你哥哥呢？” 妹妹老实说： “他不敢回来。” “叫他不要回来！”老远传来父亲的吼声，像是雷鸣：“我不要这个儿子！” 我只好回到宫家去，在厨房中找到一瓶米酒，仰起头，一口气灌进喉头，任那辛辣的刺痛流遍全身。 父亲还在叫骂，彷佛我犯了滔天的大罪，必得杀我而甘心。宫家兄弟相视无言，小妹则在一旁陪着我，泪洒衣襟。 半响，老三说： “今天我才真正相信你的话，可是我认为你该向你父亲解释一下，我们又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人永远无法了解他未曾经历的事物，更何况大家都是些孩子？ 喝了酒，我头昏脑眩，胆子也大了些。想想他说的很有道理，便写了封信，解释自己出去玩玩不算大错，只为父亲平时管教太严，所以不敢回家。他们看了，认为写得合情合理。我便偷偷溜回去，请阿香代转这封信。 后来，酒性发作，我迷迷糊糊躺在宫家沙发上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回忆昨夜的一切，心中犹有余悸。这时大家都还在睡觉，我心情很乱，便走了出去，毫无目的地东逛西逛，在附近的田埂上呆坐了些时候。 等我回到宫家附近，猛一看，父亲的轿车正停在宫家门口。心知不妙，忙掩到街角。只见父亲站在宫家大门外，门尚未开，宫伯伯及宫伯母身穿睡衣，站在院内台阶上，隔着门，正耐着性子替我说情。而巷子里每家都是人头隐隐钻动，争看好戏。 双方各说各话，最后，父亲不理宫伯伯的解释，放开了嗓门，彷佛是要向全世界宣示一个重要的讯息： “我不要这个混帐儿子，你们喜欢，就拿去好了！” 说完，跨着大步，钻进汽车，走了。 我难堪得无地自容，也不敢再去宫家，怎么办呢？我毫无主意，混混沌沌、不知不觉地踱到了“家”中。阿香见到我，便将桌上的一封信递给我，说： “这是老爷给你的。” 我脑中一片空白，麻木地拆开，只见上面写着：“从今日起，朱怀冰不承认有这个儿子，朱邦复也没有这个父亲。”下面是父亲的签名以及日期。 怎么回事？怎么可能？父子关系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如果是的，怎么可以用一纸人为的休书，就否定了这种关系? 从小到今，我没有怀疑过父亲对我应有的主权，他打我、骂我，把我关起来、绑起来。除了自叹命苦之外，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应该的，是宇宙间的唯一公理。 现在，这封休书竟否定了我的基本信念，原来父子关系并非绝对的，并没有一根无形的线连系着，从生命的源头，传衍到子孙万代。 那么，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如果父亲与我没有绝对的关系，他高兴时可以把我当作儿子，不高兴时可以宣称我不是他的儿子。也就是说，他对我没有绝对的关系和责任，他养我只是因为他高兴，他生我只是一时肉体的发泄，我的存在和家里养的狗没有多大的分别。有朝一日，我会成家，生儿育女，情形也是一样。 父亲如此，母亲又何尝不然？记得当年逃难到宜昌时，我得了痢疾，病倒了。那时年纪还小，一个人孤孤零零地住在一个陌生的皮鞋店中，没人照顾，没人理会。而母亲呢？她却去捧一个红伶的场。待我眼巴巴地找到她，蹲在膝前“摇尾乞怜”之际，她只问了句：“还乖吧？”一颗心又回到了那个女伶身上。 把自己比做“家犬”似乎是种侮辱，可是，这种比喻却再恰当不过。人与人之间，如果只谈感情，没有一种理性的连系，或者说一种共同的认知，人有时还反而不如狗。 “我是我父亲、母亲所生的亲生‘儿子’”，这句话又代表了什么意义呢？如果单纯以这句话而言，是一个绝对的真实。因为不论是人是狗，无论是何种生命体，都必然是他、她或它的双亲所生，否则不可能有生命。 然而对人而言，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人的社会行为太复杂，希望达成的目标太多，又无一不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在父母的立场，子女必须符合其利益，在子女的立场亦然，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则。 对子女说来，利益比较明确，不外乎生存、安全以及未来的幸福。由于子女没有谋生的能力，必须依赖父母，所以父母的利益所在，也就是子女自身利益所依。这是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由此形成了一种家庭结构。将几个利益相同的个体，紧密地结合成为一个基本的社会单位。 做父母的因为社会经验丰富，需求众多，目的难明，利益中心极其复杂。但人生所占的时空有限，子女可以视为自己的延伸。有了这种心态，子女遂成为父母的“继承人”，以扩展其利益范围。 “亲生”更代表了一种“私有”性，人本能地具有排他性。推展到心理上，便成为独占的欲望。独占欲越强者，私心越重，这种人爱子女，或者爱父母的基本动力，不在于子女或父母本身，而在于对象“属于自己”。 有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美国一所医院中。有两个孕妇同时生产，分别产下一个男婴。因为工作人员一时的疏忽，竟将两个婴儿掉了包。 十年后，因为一次身体检查，发现这两家的儿子俱与双亲血型不符。彻底查证之下，终于认清了错误的原因。 在初，这两家人生活幸福，两代之间似乎血缘天成，从来没有一丝怀疑。然而这个新的事实，却彻底粉碎了两家人心理上历经十年所建立的堤防。 “原来这不是我们亲生的儿子！” “原来他们不是我亲生的父母！” 生我、我生？养我、我养？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在这个重视私利的社会，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当然要强调“生我、我生”。于是便有了各种各样“感人”的故事，强调历经千山万水，长途跋涉，只为了找寻“生我、我生”的“骨肉”。将“养我、我养”的感情，置之脑后而不顾，这岂不正是自私的明证？ 在当时，我完全受到“生我”观念的影响，总以为自己的“种”与众不同。父亲对我再不好，但是能做到这样高的官，有这么大的权力，这个种也不错了。此外，我也认为这种“生我”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与生俱存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也不可能有任何状况能改变这个事实。至于我喜欢与否，父亲满意与否，都只是临时发生的一些插曲。我确信这种关系将持续到底，永远不会改变。 是吗？ 一根无形的剑，剎时割尽了深植心中的牵系，只因为我偷偷外出，玩了一次，父子关系就此烟消云散？ 不是吗？ 原来人生只是一场追求自我满足的游戏，我只是我，与我父亲之间，并没有什么责任及义务，对于别人更是毫不相干。 人对万事万物的认知，都建立在以往经历的背景上，形成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就是所谓的“意识型态”。这时我还年轻，意识型态并未定型，但是“根”却已深植，现在连根都拔除了，我到底应该根据什么来思考？ 人们常觉得洗脑是不人道的行为，殊不知在每天的生活中，只要与人交往，有讯息的传播，就免不了在思想及习惯上受到影响，难道那不算是“洗脑”吗？这一刻，我感到这个突然到临的事件，竟把脑中多年洗炼出的“意识型态”，剎那间又洗得干干净净。所有的价值标准、伦理观念以及自我的立足点，全部荡然无存。我变成了一具空空洞洞的肉体，没有判断的原则，没有分辨的依据，连“我”是谁都不知道了。 这种心理转换固然奇妙，却很难把脑子里久铸的观念，在一时之间修正过来。四周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我机械式的拿起了准备多时、藏在床下的小箱子。该是我走的时候了，然而这些衣物又是谁的呢？我有没有权利带走呢？ 我还在东晃西晃，拿不定主意应该带走什么东西。却看到曹叔叔气咻咻地跑进来，一见到我，他就说： “邦复，你在做什么？” 我淡淡地说： “我要走了。” “到哪里去？”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呢？真的，走到哪里去？难道真要像只野狗，流浪在街头？曹叔叔叹口气，说： “不要胡说，把箱子放下来，哪里也不要去。” “不行。”我不知道现在该怎样称呼父亲才好，急着说：“……‘他’说‘他’……不是我的父亲……” “胡闹胡闹，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天、地、君、亲、师，人间的五伦，从古到今，谁能否认？”曹叔叔严肃的教训我。 我忙取出休书： “不是我说的，是……是这封信上写的。” 曹叔叔把休书接过去，看都没看，往口袋中一塞，说： “来，我们好好谈谈。” 我伸手要那封信，说： “信还给我吧，那是我唯一的证据。” “老实说，是你爸爸叫我来的，他知道做错了。你想想，你爸爸六十多岁了，在台湾只有你一个儿子，他怎么会真的要和你脱离父子关系呢？” “可是……信上已经写得很明白，关系已经脱离了呀！” “胡说胡说，”曹叔叔不断的摇头：“你爸爸一时气胡涂了，你怎能当真？” “他一生从来没有错过，我当然相信。” “唉！你爸爸这一辈子，不论大大小小的事，从没皱过眉头。你想想，为了这封信，他打电话给我，说他错了，你难道还不能原谅他吗？”他眼中泪光闪闪地说着。 的确，如果父亲真的认为他错了，我实在没有理由坚持要走。可是，父亲怎么会错？我又怎么知道不是曹叔叔在哄我呢？ “那这样吧，我先走，他要我回来时，我再回来。” “那又何必现在就走呢？你爸爸马上就回来，至少吃了饭再走，也不迟呀。” “可是，他养了我这么久，我不知道能不能偿还，能少欠一点就少欠一点。”我说着，泪珠失去了控制，汩汩而下。 曹叔叔掉过头去，半响无言。 我没有走，父亲回来了，大家默默地吃完饭，曹叔叔把我拉到房间，对我说： “你爸爸就在外面，你有什么话要说，可以跟我讲，由我去对你爸爸说，好吧？”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他又问： “你有什么话说吗？” 我能说什么？要父亲承认他错了？要父亲来挽留我？那不仅没有必要，我也实在承受不了。甚至于我还怕见到他软弱的一面，宁愿彼此保持着坚强的外表，假装这世界还是原来的样子。 “这么说好了，你有什么条件吗？” “条件？”我真想不到还有条件可谈。 “是的，任何条件都可以。” 我立刻想到应该趁这个机会改善家中恶劣的环境，根据童话故事，应该要有三个条件，而最后一个永远是回复原状。我一边还在思索，一边就说： “我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把家中上锁的事取消……” “可以可以。”曹叔叔一口答应。 “不，”我还不知该怎么称呼，便向外面指指说：“他得同意才行。” 曹叔叔便走出去，一会儿回来说： “你爸爸答应了。” 我又想到今天早上父亲去宫家大吵大骂的事，虽不敢期望父亲去道歉，但我总要设法让宫伯伯、伯母安心，便说： “我要去向宫伯伯说，说……他允许我常去玩。” 父亲也答应了，我想了又想，尽管还有一次“宝贵的权利”，但我实在想不起其它的条件。结果，我又成了我“父亲”的“儿子”。 狂风骇浪过境，家中表面上似乎又恢复了正常，实际却分裂成了几个封建王朝。父亲和阿香埋首在书房中，姐姐难得一见，妹妹也有她自己的天地，我则如同无根的浮萍，不知道明天会被风浪刮到哪里。 每到吃饭的时候，几个游魂暂时聚集在餐桌旁，除了碗筷的声音外，那种寂静好象是宇宙洪荒之始，连大地都不存在一般。没有人说一句话，也没有人看别人一眼。可能是彼此找不到交集，也可能是存心规避，深怕又引发了地震海啸！ 这就是人生吗？我不够资格回答，是否世界上所有的家庭都是这样呢？我也不知道。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既然我是“儿子”，就应该尽儿子的“本分”。而我目前的本分，就是留在家中，不要使父亲为难。 平安的日子，宛如步步荆棘，老实说，我宁愿看到父亲暴怒的神态，因为那是我从生下来所知道的父亲本来的面目。而眼前一切都像是假的，在过分虚伪的掩饰下，人与人之间，隔着一道厚重的真空，连自己都开始怀疑起自己来。 这样，一天一天，不知过了多久。只有一份麻木、空洞的感觉。同是一家人，彼此间却维持着虚伪的生活，就好象是宇宙的终极。人人生存在自己的空间里，生理的机能完全正常，心理上却不啻一具木乃伊，停滞而枯槁。 在静止的时空中，在极度窒息的气氛下，我几乎已经放弃了任何希望。那种感受就像是一个仲夏之夜，空气湿热而燠闷，一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地还是烫的，椅子黏黏的，汗水如同泛滥的溪流，浑身滴窜，空中却是一片死寂。 我老在想一件事，我到底欠了父亲多少？吃的喝的应该可以算得出来。可是生命呢？算不算是亏欠他的？不过这不公平，并不是我要来的呀！他的目的不过是要传宗接代罢了，那倒不难，给他生一个儿子就是。不过，我又怎能这样做呢？我又怎么能够担保，我的儿子有一天不会指着我，大声责备： “不是我要来的呀！” 人生有可为，有不可为，结婚生子对我是无比的梦魇。 低沉的气压挥之不去，我几乎相信这就是永恒了。直到有一天，父亲的好友，故邮政局长许季珂先生，一大早来到我家，满面秋霜地把我拉到一旁，气愤地责备我： “做人有做人基本的态度，不论你爸爸做得对不对，你一个小孩子家，怎－－么－－可－－以－－在外面乱说？”那“怎么可以”四个字，说时又长又重，好象每个字都是用铁锤在铁砧上敲出来的。 “我说了什么？”又是一个晴天霹雳，为什么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呢？几天来，除了隔壁宫家，我特别去道歉，而且很识相的只去了一次外，其它哪里都没去，怎么会又在无意中闯下大祸？ 他瞪着我，好象在搜索我灵魂的深处，脸色由紧而松，又由松而紧，变了多次。最后他想了想，缓缓地说： “你知不知道你爸爸跟阿香的事？” “爸爸跟阿香有什么事？”我被弄胡涂了。 “你不知道？”他瞪着我。 “我知道什么嘛？他们怎么了？”我有点急了，关心的神色溢于言表，以为是他们这些天出了什么事，却瞒着我。 “那么……”许伯伯吞吞吐吐地说：“你老实告诉我，你有没有……看到过……” 他似乎有口难言，好象面临着莫大的困惑，又彷佛一座大山压在他的心头。每次欲言又止，又努力地搜竭枯肠，想找一句合适的话语，表达他的感受。他一再挣扎，失去了平日镇定的神情，好不容易挤出一句话： “阿香从……房间出来？” “看阿香从房间出来？”我更胡涂了，难道说我偷看阿香…… “我是说，你有没有对任何人说，你在半夜三更……”我竖直了耳朵，一颗心飞跳着，我知道，这一定就是我苦难的泉源。 许伯伯一再努力，脸上急得发出红光，最后，他终于大声地说： “……看到阿香从你爸爸房间出来？” “怎么可能？我一上床就睡到天亮，雷都打不醒！”这话是父亲给我的评语，我只不过实话实说。 许伯伯松了一口气，思索了半天，又叹息了一阵，感伤地说： “我怎么会没有想到呢？这些事情你还不懂，而且，那些在外面传话的人，你一个也不认识，怎么可能是你？” 我也猜到了一点，于是问道： “许伯伯，是不是有人诬赖我，说我……” “是的，别人告诉你爸爸，说是你亲眼看到的！昨天你爸爸很难过，到我家坐了会，谈起这些事来，对你很不谅解！” 难怪！难怪！幽默的造物啊！凭着什么慧心巧思，用我的生命织成了这一件玄秘的公案？如果不是许伯伯这种君子，心怀正气，手持宝剑，我的灵魂只怕永生被囚禁在地狱中不得超生！ 这些年来我所身受的委屈，都起因于父亲的误会。不论这件事是真是假，以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父子之间本来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他有权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等到我成长了，有一天也会面临我自己的选择！ 父亲无法向我辩解与阿香的事，又无法以之作为一种教导的题材，更不能不闻不问。由于这一口恶气，便怎么看我都不顺眼。然而打了我以后，传言更凶。恶性循环下，他更坚信是我蓄意报复。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真相既明，我不但不再自怜自艾，反倒可怜起父亲来。他戎马半生，为国为民，与家庭幸福一直无缘。娶了三妻四妾并不是他的错，当时的社会本来就有这种习俗。今天父亲是自由之身，阿香真的与他要好，我只有为他庆幸。 不知道许伯伯如何向父亲解释，事情已成过去，也没有澄清的必要。至于是谁蓄意破坏我，也不相干了。我和父亲之间的隔阂，是新旧两代永远无法避免的，就算没有这件事，也还会有其它的事。毕竟这是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新旧冲突随时在发生，人与人之间的裂罅一天一天加大，早就难以弥补了。 我由衷地感激许伯伯赐给我这个机会，否则，这个悬案恐怕永远难见天日了。值得欣慰的是，我能在这场苦难中坚强挺立，终于看清真相。这一切都是机缘，没有人会傻得去自寻烦恼，悲剧也不可能无中生有。人性、社会、时代三者交互发展，每个人生存在其间，遭遇有幸有不幸。对我而言，我自认是幸运的。因为儿时的生机最旺，尚有足够的时间自我调适。我已知道事情的真相，知道自己所作所为无愧于良心，这就够了。 我终于发现了，一个人的经验实在有限，除非有真正的智能，否则迟早会像父亲那样，面临一些没有前例的难题。 骤雨过后，空气流通了。只是，在经历了这些大风大浪之后，我应该怎样自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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