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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痛惜失去了骑马的机会外，我根本没想到台中农学院和台湾大学有什么分别。反正已经打算好，混完这四年了事，说什么也不会去重考。自后宫伯母觉得我没有出息，不大赞成小妹与我来往。 我和小妹的感情，一直是在半公开状态下迂回前进。由于我在台中读书，只能在寒暑假时，找个理由，溜到新店，略沾一点她青春的气息。可是每次见面，我就感觉到她与以往有点不同。她变得更活泼，更明朗，交游也一天一天广阔。虽然她娇憨如故，倔强如故，但已经不是我印象中的那位小女孩了。 我有预感，在各种主观、客观的环境下，想要与她长相厮守的可能性非常小。可是，在我有限的经验中，她几乎占据了所有美好的回忆。只要是欢乐的泉源，就有她的倩影。有一段时期，我甚至连对电影明星的审美角度，都要看与她有多少相似性而定。 我极力地把自己的心扉严密地封锁住，朝夕怀想着她，把她净化、美化，对任何异性绝不多看一眼。即使她拋弃我了，我仍旧拥有她，至少在我用希望和幻想所堆砌的神圣庙堂里，她永远属于我。 开学后，我住进了农学院学生宿舍，实际上，我们住的是一个储藏室，因为学校宿舍不够分配，大一新生皆不得住校。但是在中国社会上，永远有例外，永远离不开人情关系。所以我们八个新生，都仗着特殊的关系，挤进了这间没有窗子，隔墙便是澡堂，又湿又小的“特权储藏室”。 室内刚好排满四张双人床，连转身的空间都很有限。事实上，住宿舍没有一点好处，远不如在学校附近租间房子舒服自在。可是，家长的想法不一样，有的为了省钱，有的为了方便，我则是因为父亲交待学校要严加管教。 同寝室里农艺系的有三位，除了我，还有位“老师”，他身材瘦长，只身在台，曾做过小学教员。靠着半工半读，为学生补习维生，由救灾总会介绍而来。另一位叫“大胖”，每当他在房中，空间便显得出奇的狭窄。他有着弥陀佛的度量，脾气极好，成天脸上挂着笑容，什么都是好！好！ 另有一位是园艺系的，个子瘦小，由于他们班上阴盛阳衰，女生便选他做班长，因之绰号“小班长”。此外，还有一位“财主”，一位“爱因斯坦”，另有一位二年级的，不知为何沦落到挤储藏室的地步。他一身细皮嫩肉，长相非常清秀，加上爱打扮，说话轻声柔语，大家都叫他“小妹妹”。 新生训练时，教官见大胖身架非凡，便叫他做值星官。时势造英雄，大家都对他刮目相看，连带着储藏室成员也沾了光。我突然发觉所谓大学也不过如是，只凭长得胖一点就可以睥睨风云，成为风头人物，其它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还没正式上课，就证明了大学是有些不同于中学。各式各样的社团代表，纷纷来到储藏室，拉我们入社。其实，我在成功中学时，就曾登记了全校第一个社团，名为“枫海社”，宗旨是出版刊物。发行了几期后，就难以为继，最后不了了之。 现在进了大学，我不再是小孩子了，为了表示自己的清高，不喜欢搞活动，更讨厌听口号，所以一概拒绝，什么社团都不参加。 有一天晚上，小班长问我们想不想吃免费点心，我知道“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所以不想去。但老师、大胖和小妹妹几个人一再起哄，而且保证在大学白吃绝不会有后遗症，我也的确有些口馋，不吃白不吃，便随大家一同去了。 正如我所料，高年级的同学一个接一个的轮流上台，发表演说。台下则乱纷纷，反正各说各的，谁也不理会别人在说什么。 至于免费点心，全是些花生、瓜子，量很多，一时吃不完。等到听得实在烦不过了，仗着我们几个在一起，玩心又盛，便拿着花生丢来丢去，打起花生大战来。 好不容易熬过了一波又一波的疲劳轰炸，我发誓再也不贪这种口福。谢天谢地，终于散场了，正要走路时，一位高年级同学把我们拦下，说： “你们要开干事会，现在不能走。” “什么干事会？”我们莫名其妙。 “你们几个都被选为新干事了，难道不知道吗？” 我们面面相觑，一个个做声不得。 “我们不是社员，只是来白吃的。”我只好说老实话。 “进了这个门，就算是社员，今天白吃，明天要缴费的。” “可是，我们什么都不懂，又没有经验，为什么会被选上呢？”我又问。 “因为你们几个人很活跃，正是我们需要的新血轮。” 惨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说不得，只好付出代价，把清高丢到一边了。 在干部会议中，小班长被选为总干事，老师、大胖和我则被选为执行干事。到这时我才知道，我们所参加的是“昆仑学社”，唯一的宗旨是“玩”，举办各种比赛。 我一向好强好胜，正因为太重视得失胜负，全力投入。后来心理上负荷不了，往往在竞争的当儿，全身颤抖，无法控制。 记得这是从下象棋开始的，在初中时，家里有客人下着玩。我先是旁观，后来会下了，便与家中亲友对奕，胜多负少。赢了当然得意，输了面子上就挂不住，总要找些理由解释一番。因为怕输，渐渐地一听到要下棋，便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而且越抖越凶，难以控制。后来改下围棋，情况也没有改善。所以，我不敢再跟任何人下棋。 不仅是下棋，赛跑、打球都是一样。到后来，我简直只要一想到输赢，浑身就会抖颤不停。所以，我用尽一切借口，避免参加任何比赛。然而，在学校里常有各种班级对抗活动，不参加不行。最后我只好不断地告诉自己，我是被逼参加的，输赢与我无关。而且不管成绩，不理会分数，这样才能免除紧张。这是我自命清高的原因，正因为过于好胜，唯有远离各种竞争活动，才可治本。 在成功中学时，我被选为篮球校队，我猜唯一的原因是我从不贪功。我身材不高，得分也很少，打球只为了发泄无限的精力，一上场就拚命抢球。尤其是有“旱地拔葱”的功夫，篮板球非我莫属，抢到了便传给别人投篮。因此，同学们都喜欢与我同队，说我输得起，脾气好。实际上我是不敢投篮，进了没什么，不进，我会难过得要命。让别人投最安全，免去了我心理的压力。 老实说，我怕负责任，更怕被别人怪罪。我只要不负成败的责任，不论做什么，都能做得很好。在中学时，我不曾担负过任何实质性的责任。只有在卅七班被选为风纪排长，比股长还要小一级。由于官小，责任不大，倒也敢作敢为，还几乎被姓罗的同学摆平。 现在只因贪吃，自投虎口，怎么办呢？一是不负责任，反正谁也无法强迫我；一是找一个与竞赛没有关系的工作，只要远离胜负，我就不会紧张、出丑。 所以，一开会我就毛遂自荐，愿意负责文艺组。这一方面也是我对文艺有兴趣，而且有过办刊物的经验。 刚进大学的毛头小子总有点新鲜感，有点自命不凡。尤其是中学时代被严格控制，除了死读书，身心受到绝对的保护。一旦压力尽去，以前不敢的事，现在可以试一试了，要玩嘛，得玩些新花样，疯狂疯狂。 小班长点子多，精力足，又当了总干事。回到储藏室，大家一起哄，他说了： “我这总干事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当然是真的。” “好，那么你们得服从命令！”小班长是一本正经。 “你尽管吩咐！”大伙尚不知厉害。 “好，说话算话，”他胸有成竹：“以后本室同学一律团体行动，违者罚款。” 财主问： “包不包括泡妞？” “漂亮的妞大家公泡！”小班长对大家说：“赞成的举手。” 全票通过，小班长便说： “今天开始，我们的第一个考验是……”大家都在猜他搞什么鬼，“人人一律脱光，排队走到浴室洗澡。” 大家都叫起苦来，小妹妹立刻表示异议： “我是二年级的，不和你们团体行动。” “罚十块钱！”小班长铁令如山。 财主的绰号似乎就是这样来的，他立即挺身而出，说： “小妹妹，钱交给我，我管帐。” 有热闹可看了，大家似乎以为只有小妹妹要脱光，正好欣赏他的细皮白肉，于是都逼着他脱衣服。吵了半天，小妹妹屈服了，央求着说： “脱光可以，但实在不好看，能不能披条毛巾呢？” 中国人到底保守成性，小班长嚷得厉害，其实真到脱时，他比谁都害羞。于是我们脱光了衣服，每个人用不同的工具，把身体重要部位遮好，排着队，走向浴室。 这一来惊动了全宿舍，嘲笑的有，叫骂的更多，还有人喊着： “有种就不要遮遮掩掩，好让老子评鉴评鉴！” 后来，我们不敢在宿舍耍宝了，改在晚上去运动场玩，为了要做没人做过的绝事。不知是谁建议，比赛“撒尿”。在想象中，一定是大胖尿最长，结果每次都是老师夺魁。大家不服，有次逼着大胖整个下午喝水，等别到比赛时，大胖却因机械故障，怎么都尿不出来。我们都怪他私自放水，大胖苦着脸，说不出话来。 有一次，爱因斯坦在树丛中捡到一个“气球”。大家把玩了半天，似乎与真正的气球有点不同，都觉得怪异。拿去问高年级同学，结果被大大奚落了一番。我们很想见识一下这种保险过程，这也是我们夜游运动场的潜在心理因素。 远远来了一对情侣，我们立即躲了起来，在昏暗的夜色中，眼看着他们相偕隐入一处草丛中。大伙又兴奋又紧张，悄悄爬过去，却听大胖大叫一声： “妈的！早不来，晚不来，现在却来了！” 他这泡尿真可以创世界纪录，可是也惊动了那对戏草鸳鸯，好戏看不成了。 胡闹了一阵，正式上课以后，接触到最高学府的核心，大家再也笑不出声了。 我所见到的高年级同学，尤其是大四的，人人都死气沉沉，戴着一副“毕业就是失业”懊丧的面孔。除了讨论出洋，就是研究如何发财，毫无一点国家主人翁的气概。 我们常在别人的闲聊中，听说某同学是“某派”。等我摸清楚各个派别的来龙去脉后，才知道我们这所高等学府的真相，不禁对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大失信心。 第一派是所谓的“唯美派”，他们学业成绩最好，从不参加任何课外活动，也不关心除了他们自己以外的事务。他们多半在校外勤补英文，早就具备“托福”、“保证金”、“推荐书”等高级知识。说明白点，他们已经决定投效美国，只恨政府强迫他们接受教育太久，还要当兵，担搁了宝贵青春。曾有位“唯美派”大将对我说： “你说我不爱国？人是自私的，我怎么会不爱自己的国？可是这个国家是我自己的吗？如果是的，为什么不让我们参与？为什么只有少数特权份子为所欲为？如果只要我做顺民，我有权选择做谁的顺民。不管你对美国的看法怎样，至少我还有个新的希望。可是在这个国家里，我只是单相思，一厢情愿。” 这些话到我真正能体会时，已经太晚了。后来，我也曾倒戈成为唯美派，这是当年所始料不及的。 第二派是“死忠派”，他们效忠的对象万变不离其宗，就是现实的生存。凡是任何有利于他们团体、职业或是个人生存的，都可以效忠。一旦发现无利可图，他们立刻弃如蔽履。 这派人多半成绩中等，有些人一进学校就开始打听哪位老师有什么势力。看准了以后，便想法笼络亲近，深怕不能成为帐前走卒。另一些人则拚命自我表现，大喊口号，想尽方法参加国民党，专门监视异己份子，以图跃升龙门。 第三则是“迷糊派”，有的吃喝玩乐，整天追求好日子；有的浑浑噩噩，分不清谁是谁非；有的则自行其是，不知道前途何在，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 我也忝为其中之一，也许是因为过去一直生活在家庭的狭小天地中，不曾受到社会的陶冶，没有看到现实的真相。我想信不仅是我，其它的派友也都一样。 由小环境可以看出大环境，学校所培养的人材，都是未来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人士，所以学校的素质影响社会的水准。同时学校的师资、制度、校风，又与当时的社会唇齿相依，因此社会上的各种风气、现象，在学校中无不具体而微。 对现实有深切了解的人，由失望进而绝望，最后只有逃避，远离这种自己无能为力的环境。而不甘逃避，或无能远离者，只好设法适应环境，牵就现实。只有我们这些不知不觉者，眼睛还没有睁开，愚笨迟钝，除了自己的小天地，外在的事物一概不加闻问。 造成这个现象最直接的因素，是国人知识水准低落，没有客观的判断能力。人民在政府善意的保护下，不仅学术教材经过净化，连代表客观的舆论也是异口同声。思想更是不用说，严格的控制、残酷的镇压，不容二心。 造成这种状况的时代背景，则是政府在大陆失败后，未能反躬自省，把所有责任全部推给共产党以及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因此不仅要反共，且要防范人民有知识（技术是例外）。而最佳的方式，便是愚民，使人人成为无知的盲从者。 当然，要问责任谁属是不公平的，这是时代的瘟疫，世纪的酗酒症候群。极端的个人自由观念急速扩张，侵入了自生自保的封闭性机体。正如一伙强壮而饥饿的美洲豹，冲进了衰迈而老弱的牛群中，一场惨烈的杀戮是难以避免的。这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考验，各民族又何独不然？甚至于全人类的发展方向，都面临了抉择！ 在这人人皆醉之际，到底有没有独醒的孤魂，在旁观的立场，透视这场剧变的前因后果？尽管今天世人已被感染，众口铄金，聚息成风。但是只要人类不毁灭，总会有痛定思痛，反省检讨的一天。在现实的人生，主流与非主流之间，也是一场意识型态之争。好在人人都有自我表达之自由，这不正是自由的原意吗？ 一般说来，知识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思维、判断的方式，另一种则是工作、生存的工具。很不幸的，前一种方式，从小学到大学，由课本到课堂，我素未得闻。至于生存的工具，想要评估究竟学到了多少，唯一的方法是用金钱及地位来衡量。 于是，每年由各大学流出来的大量知识分子，在精心的规划下，无一不是唯利是图，唯我是尊的菁英。不喻可知，这种社会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笑贫不笑娼。从乐观的角度来看，国家富强了，社会繁荣了。但是集中了天下所有最精密的机具，创造了空前绝后的财富与资产，却不表示这个社会上的人，就具备了思维判断的能力。这些财富与资产，充其量只能满足人生物质上的需求，难道人生仅仅是物质就能满足的吗？ 少数人为了保存既得利益，但求一时的偏安，不顾千秋万世的民族基业，这才是真正的病因所在。人人为己，事事循私，争权夺利，贪赃枉法，只要个人行为不会影响改变到社会现状的，都能畅所欲为。倘若有人为了国家利益，痛砭时弊，那怕是小有微言，也不能见容于当局，被视为异端而抱憾终生。 要求人人都做圣贤是不可能的，但是人失去了见贤思齐的机会，则是可悲的。人生有如航行在汪洋中的扁舟，没有导航，得不到指引，扁舟会飘流到何方呢？当然，争权夺利本为人生百态之一，贪图荣华富贵也不算大错。只是如果稍稍在良知中，供奉一尊神佛，存一点做人做事的道理，下一代就还有新生的希望！ 我们学校里人事倾轧，文斗武斗之丑态，日有所闻。有两位女教授曾在教务处大打出手，事后黑函满天飞，很多无辜的同学都受到株连。 有一次农化系一位品学兼优的同学，只因看不惯这种乱象，气愤不过，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对某女教授不敬的文字。立即有大批警总人员来校，把他抓走，严刑拷问了三天。回来以后，他一句话也不说，埋头苦读英文，最后逃往美国，不知所终。 我们农艺系的师资最差，好的人材不是留在大陆，便是进了美援机构“农业复兴委员会”，再不然就是在台大任教。我们的系主任，背景很硬，手段很高，只是肚中无货，忌才弄权。高年级同学一提到他，个个摇头不语。 当时系里有位张文材助教，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钴六十对水稻诱变的研究＞。系主任明白地告诉他，按照学校规定，论文不能私自发表，只要系主任加以否决，这篇论文便成为一张废纸。如果能将此论文以系主任的名义发表，基于互惠的立场，他还有升为讲师的希望。 张文材当时走头无路，碍于客观环境，只得欣然同意。结果，敝系主任因为这篇论文，成了国家“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代表我国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原子能和平应用会议”，并在会中宣读该论文。 事后系主任名利双收，贵人多忘事，张文材仍做了多年助教。此事全校上下无人不知，可是谁也不敢仗义直言。不仅如此，系主任甚至利用职权，将同学的毕业论文汇集成册。以其个人名义出版，名为《稻作学》。凡是上课的学生必须向他本人订购该书，如果大名未列入订购名单，那稻作学一科绝对保证重修。 我是到了二年级才有缘领教，最初实在是没有钱买他的课本，加上又不愿屈服在重修的胁迫下，所以一直拒买。同学们一再好心地劝我，都认为我是螳臂当车，为了一本书断送前途，实在不值得。 话虽有理，但是这个不值得，那样也不必要，人生究竟要妥协到什么地步呢？考虑再三，最后我还是屈服了。因为我上课时间很少，为了消耗精力，经常办活动、请公假，既知山有虎，何必偏向虎山行？我嘴巴虽硬，其实很怕留级，白天还好，夜间一入梦，总是被考试急得冷汗淋漓，最后只好忍痛登记买了一本。为了那一本一百五十元的“圣经”，我足足吃了好几个月的苦头，不免恨他入骨。 系主任上课才是今古奇谭，他先悠闲地坐下，慢慢打开他那须臾不离的皮包，准备祭出法宝。第一招我们称之为“招魂摄魄”，是一对一的验明正身。大约前后需要十分多钟。那种慢动作很像电影上的特写镜头，他很仔细地戴上老花眼镜，用手指尖移向点名册上，认清楚了名册上的人名。然后再用“超级慢动作”取下老花眼镜，先向同学们扫瞄一遍，这才激活他那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湖南官话”语音系统，一个字一个字地“唱”出来。同学们一半靠猜，一半靠别人的提示，才知道这支“歌名”是自己。 这时，同学们一定要站起来，大声地答应：“是”，系主任仔细鉴赏老大一会儿，像是疼爱多年未见的小孙子一般。然后“嗯”的一声，点点头，戴上老花眼睛，再点第二个。如果那位同学不在，他会千篇一律地拉长了尾音，混着浓而重的鼻音问： “啊？到哪里克（‘去’发‘克’音）啊？” 如果没人答腔，他会以同样的腔调说： “啊！冇来啊！” 然后在他专用的点名册上“用力”地记上一笔。不论是公假、病假、事假，他同样地说：“啊！冇来啊！”同样“用力”地记上一笔。 如此这般，据高班同学的通报，十数年来，他乐此不疲，甚至有人说： “老人家靠这招吃遍天下，上了瘾！” 初时我们以为他会认人，后来发现他这样做只是在拖时间。因为学长一再指点，如果有同学不在，不妨换个人答应，但是我们不敢。有次，一位同学试了一试，先还打算装着听错了，却见他“嗯”一声，点点头，一副认得的样子，全班欣然微笑。 点完了名，下一招定是“乾坤挪移”，真正的好戏才算开场。他会随手任意翻开一页，如果是统计表格，他就口中喃喃地念着： “一个圈、两个圈、三个圈……啊！”他抬起了头，把老花眼镜取下，对大家说：“是一清（千）三百……”没有人知道个中玄机，只好呆呆地等着他老人家的启示。 这时他才低下头去，慢慢地戴上老花眼镜，食指沿着外页向下滑落。看了看，又取下老花眼镜，作恍然大悟状，干笑着说： “啊！是三百呃（二）十嗯（五）一（页）。”一时同学们如获圣旨，纷纷交头接耳，猜来猜去，一个个热情地翻着书本，教室中嗡嗡哗哗一片。系主任就展开了笑颜，觉得孩子们颇令龙心大悦。 如果不是表格，他就会另翻一页，或是叫同学们站起来，像小学生一般地读诵那些文字，由于这本书都是以往同学的毕业论文，学农的本不重视语文，每个人的文笔又各有不同的体裁，更何况随手翻来，无头无尾，读来简直不知所云。 学长们一再强调，整个四年中只有几道难关，而系主任这道则险如“蜀道”，千万要忍耐。要逃课也千万避免请假，找个同学代答即可。一则我不愿麻烦他人，二则我走惯了险路，怕归怕，总忍不住想向权威挑战，领教一招“瞒天过海”。 不论是谁，人都有弱点，系主任自己知道他那“国家科学委员会原子能应用委员”的来龙去脉。为了维持令誉，我不相信他敢于应战。 考虑了几天，我下定决心，举手发问。系主任不知是真的没有看见，或是故作未见，好半天埋首在他的“圈圈”中、不停地数来数去。我大声叫道： “系主任！” 他慢慢地抬起头来，慢慢地说： “呃清四百……” “系主任，我有问题。”我是箭在弦上，非问不可，同学们知道大战一触即发，无不为我捏了一把冷汗。 他缓缓地把眼镜取下，狠狠地打量着我，仍然慢慢地问着： “你叫什么名字啊？” “朱邦复！” “啊！朱邦复！”他又埋下头去，翻开了他的专用点名簿，大约找了三分钟，最后再重复着一应例行的动作，加强了浓重的鼻音：“啊！朱邦复是你。” “主任，我有个问题。” “啊！你有问题？”他又强调：“你是朱邦复？” 我所赌的就是勇气，不理会他的各种暗示，我立刻大声地问： “请问主任，什么是‘热中子’？”这是在＜稻作诱变＞那一章中所提到的专有名词，指经过加速处理的中子。在稻作上，可利用其辐射线，改变基因结构。 一时全班鸦雀无声，人人期待系主任大发雷霆，不料姜是老的辣，系主任轻松自若地笑着，幽了我一默： “RA（热）中子！就是RA的嘛！”他一笑，全班也跟着哄堂大笑。自后我再也没有上过他的课。学期终了时，我竟然平安通过。人人说是奇迹，我却得意地认为这是我与系主任之间的默契。 好教授也不是没有，有位教遗传学的黄正华教授，教课全凭真才实学，不像其它教授，全靠室外点名将同学强留在课堂中。因为大家眼睛雪亮，谁都希望学有所获。黄教授每次上课，教室内外挤得人山人海，还有远从别校来的旁听生。只是我们学校留不住人材，他只教了我们两个多月就走了。 另外有位教授，最初也曾令我们佩服不已，他一上课就开讲，一下课就走，没有一句废话。然而，等到讲义发下来一看，大家才发现他所讲的与讲义上印的，居然一字不差，相信这也是一项世界记录。后来高年级同学告诉我们，这份讲义他已“背诵”了十多年，十多年来，尽管新知新识层出不穷，他却能屹立如山，坚定不移！ 还有一位教授，曾在政场上活跃过。现在失势了，于是我们被迫听他演说、发政治牢骚。到学期终了，上课出勤成为他打分数的唯一标准。 对某些同学而言，那位教授还算合情合理，因为他的分数尚可掌握。另外有位教授则凭“电风扇”打分数。据说，考卷被风吹得远的分数较低，理由是上面的墨汁一定比较少。虽然这只是传说，却可以想见评分之缺乏标准。 有的同学为了争取奖学金，或为了准备留学，分数高低对之有很大的影响。既然成绩不与努力用功成正比，便只好走后门、拉关系。我们的班代表“老师”社会经验颇丰，知道去打听各个教授的个性与喜忌，故累有斩获。 农化系是本校当时少数的“理组”科系，据说对农复会有“绝对”影响力的系主任夫人，亲自教我们“肥料学”。同学们为了未来的出路，申请转系的特别多，因此她气焰非凡，经常令三分之一的同学过不了关。“老师”收集资料，认真的研判，并说服了我们，在开课之前，集体去拜会、送礼、问安、请示。 结果是师生之间相处融洽，皆大欢喜。“老师”也因此获得她的青睐，很顺利的转到农化系，而且入幕成为夫人千金的家庭教师。 在耳闻目睹下，我由“不知不觉”变成了“恨知恨觉”。考进农学院虽不是我的志愿，但我总认为大学是国家命脉所系，是知识探讨的圣地，总该能让我学习、思考些对人生有价值的观念。不幸希望又破灭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无处不是污秽、腐败。让我感到唯一我应该学习的，是如何逃避，如何装聋作哑。 我发现社团活动是最理想的避风港，只要有充分的理由，训导处就可以给公假，不必上课。我当时是篮球校队，每学期照例有十多天的校际比赛。加上以练球为理由，可以躲上一个月。我又是管乐队队长，一到庆典或者其它需要乐队的场合，都是请公假的机会。但最令我受惠的则是“昆仑学社”，我利用办墙报、出版刊物等为由，随时随地可以请公假，甚至于同学们逃课有难，我也可以代请。 我出版的杂志，名叫“昆仑山下”，这本杂志是油印的，有五十多页。我为了消磨时间与精力，利用钢板上的平行纹路，一笔一笔仔细地“雕刻”。每个字同一大小，如同铅字排印一般。不仅如此，我还劳动全校文豪，加上自己的填空，并画些插图。施展了全身本事，花了整整两个月才告完成。 这本杂志不仅给昆仑学社带来很高的声誉，也为我铺好四年社团活动的康庄大道。可是事情有好的一面，就有坏的一面。 训育主任把我找去，对我赞许有加，然后说： “以你的才干，应该参加国民党才是。” “我对政治毫无兴趣。”我直接了当地拒绝了。 “国民党是服务国家，与政治无关。” “服务国家的方式很多，不一定要入国民党。” “这是光荣呀！很多人想入党都入不了哩。” “谢谢您，我不想入党！” 他满脸狐疑，可能是很少碰到我这种怪物。想了想，他换了个口气： “令尊是党国元老，很受人尊敬的。” “我没有家父那样伟大。” “这要看你自己了，像令尊，他能把握机会，才有今天。” “家父是为了革命才参加国民党的，不是为了今天。” “当然，当然，”他发觉我很不识抬举，站了起来，严肃地说：“可是参加国民党有百利而无一害，如果不参加的话……对你可是百害而无一利啊！” 一听这话，我不禁怒从心起，抗声说： “主任！如果人人都只为了满足个人一己的利害而参加党派，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说完，回头就走。 我的生活非常艰苦，家里每个月只给我寄两百元，伙食团每月要一百二十元，洗衣每月四十元，剩下四十元零用。可是学校常要缴些费用（如稻作学课本等的），此外，我骑的烂脚踏车要侍候，伙食团营养不足，我活动量又大，肚子经常叫饿，也极待补充。 更糟糕的是从小没人照顾，一身是病。最严重的是感冒，从高二起，几乎每两个月就会发作一次。我只能去学校的医务室，而医务室只给消炎片，吃多了不仅无效，且导致“璜胺剂”过敏，手背红肿，又痛又痒。 有人建议我用土霉素，当时土霉素一粒就要五元。为了治病，我只好把洗衣的四十块钱省下来。再不够，干脆连伙食团都不参加。每天一大早，骑车到果菜市场买三块钱十个的“小”小馒头，早上吃软的，中午吃硬的，晚上则啃石粉。最高兴的莫过于同学外出时，把“饭票”留给我，这样每月又可以省下几十块钱。 学校里白吃的风气很盛，尽管伙食团防范很严，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同学们方法很多。有人劝我也去白吃，但是我骨头又臭又硬，从小过惯了苦日子，心安理得，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我不齿为之。 也有人劝我把写“昆仑山下”的精力和时间，用来写讲义，每个月多多少少可以赚一两百元。我也有点心动，可是又觉得这样未免太不负责任，既然自作，必须自受。如果我想赚钱，只顾自己，那与我所瞧不起的人又有什么区别？ 饿得厉害时，我曾偷过自己种的农作物，也偷过学校农场的香蕉及其它水果。当然那也算是罪恶，只是民以食为天，我还有理由原谅自己。 二年级时，我们住进了正式的宿舍。一天，同寝室有位绰号“性格”的同学，谈起他会红烧狗肉。我正饿得发慌，便忍不住问他，能不能找只狗来试试？他说，随时都可以，只是没有地方烧。 别的同学都跟着起哄，有人愿意提供炉子，有人说弄得到作料。至于锅子，我的“一品盆”正是最佳工具。那个盆子在学校里还颇有点知名度，为了省钱，我买了一个比饭碗大一些，又比洗脸盆小一点的铝盆。洗脸时把它当作脸盆，洗澡时是淋浴盆，吃饭时又可以用来当饭碗。 “性格”其人如其号，说干就干，他说做这种事至少要两个人，他可以杀狗，但还要一个帮凶去骗狗。这一来，同学们面面相觑，谁都不愿意跟他去。我的肚皮快要贴到背脊了，眼看可以大快朵颐，不料却来了个难题。说不得，帮凶就帮凶吧，反正我不在乎，既然老天让我挨饿，哪只狗碰到我也是活该倒霉。 于是我自告奋勇，作了他的副手。他去借了把散弹猎枪，当时是晚上七、八点钟，我们骑上脚踏车，在大家的祝福声中出发了。 刚到学校前的林荫大道，就见到一只垂头丧气的野狗，它和我们一样在路边找食物。我的责任是骗狗，“性格”立刻说： “我到前面转弯的路口等你，那边人比较少，好动手。” 说罢，他如飞般去了。我试着“啧啧”连声唤那只狗，它先是有点怀疑，不肯过来。我一再亲切地呼唤着它。终于，它认定了我不是坏人，怏怏地摇着尾巴，慢慢向我走来。我也骑上脚踏车，口中仍不断地叫唤着。 我骑在前面，它跟在后面，我快它就快，我慢它也慢。看它那副对我十分信任的德性，我又值得它信任吗？想想不禁惭愧起来。做人真可怜，老是三心二意的，有好几个立场，有无数个原则，还有种种目的、手段、条件，一时这，一时那，主意很难拿定。 我虽然饿了，但还不至于饿死，而它，恐怕也和我饿得差不多，我能吃它吗？更何况我最佩服的，是行侠仗义、扶弱锄强的英雄好汉。今天我居然要把这只可怜狗骗入腹中，我算是哪一门侠客？ 于是我回过头来，决定把它赶走，它竟以为我和它游戏，绕着我跳来跳去，真是不识好歹的狗东西！我只好下车，找了块石头吓它，才把它和它的胡涂梦赶走。 我的脚踏车也有一绝，链条很容易卸下，且只有我知道如何还原。平常少有同学向我借车，但万一遇到有人要借，而我又不愿意借时，我就用脚轻轻一拨，车链脱落，车子也就很有默契地赖着不走。此时我重施故技，找到了“性格”，说狗不听话跑了，而我为了追它，老爷脚踏车也拋锚了。结论是：我不能再跟他去打狗。 回到宿舍，肚中饥饿委实难忍，只得找了一位同学，言明要敲他一记竹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颇能谅解，便请我去福利社吃阳春面。 当我边吃边体会胃里充实的满足感时，突然听到外面碰然一声巨响，大家都吃了一惊。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便又听到汪！汪！汪！连声的狗叫。我心中一凉，知道是“性格”得手了。心中正忧喜参半，远处又传来一声欢呼： “朱邦复！朱邦复！狗打死没有？” 好事不出门，坏事扬千里！转瞬间全校皆知，我成了“打狗英雄”！ 狗被打死了，掉到校门外的排水沟中，是只又肥又壮的大黄狗，有位同学认出是某位教授养的。我们一共出动了五个人，才把它抬到宿舍。这时狗尸当前，木已成舟，反正坏人已经做了，还顾忌些什么？ 天下事很难十全十美，“性格”借错了鎗，这是把散弹鎗，那些细如砂子的“散弹”，嵌满在狗肉中，吃时得十分小心。可是，肉终归是肉，对我而言，一个星期的口粮都解决了，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最惨的一次，则是在三年级下学期时，我连续病了两个月，是感冒后的并发症－－支气管炎。所有的钱都买药了，土霉素已经失效，换了金霉素、青霉素以至新霉素。这些特效药对我都毫无作用，每天咳个不停，喉咙沙哑，胸口更是奇痛难忍。同寝室的同学一半出于怜悯，一半也是被我吵得受不了，纷纷建议我回家去休养。 我曾一再写信给父亲，请求多寄点钱来，所得的却是远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一顿教训。这时我突然想到，如果把实际病况让父亲看看，或许可以修正他的成见。于是同学们各凑了些钱，借给我作路费，立刻动身赶回台北。 到家时大约是晚上七点钟，难以相信的是，咳嗽居然逃之夭夭。虽然胸口刺痛更剧，但那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外表看不出来。 父亲见我回家，勃然大怒，责我没有出息，受不了学校清寒的生活。我辩称是回来看病的，但没有病症为证，父亲无法采信，迫我立刻返校。 我只借了单程路费，身无分文，父亲说： “这便是教训！做事不给自己留后路，活该！” 不得已，我只好步行到火车站，打算坐“顺风车”回台中。如果被逮住了，正好也让父亲得个教训，才能大快我心！走在路上，眼看家家户户灯火通明，偏偏我却是有家不得归。 我家离车站大约有十几公里，原本就感冒，又兼连续奔波劳累，走到车站时，我已支撑不住了。找到一个阴暗的角落，我蜷伏成一堆，昏昏地睡了过去。 醒来后，我觉得天眩地转，眼前似有人影晃动，又彷佛听到有人说： “这是肺炎，要送医院才行。” 迷糊中有人抬起我来，在颠颠簸簸中，我又失去了知觉。 再醒过来，我竟睡在一个病床上，旁边有一个玻璃瓶，接着一根管子直插到我左臂的血脉中。我猛然想起，这一定是医院，这笔费用将如何支付？当然，现在我可以证明是真的有病，父亲不至于付不出医药费来。但是转而一想，这又证明了什么？是自己执意要回家，因为回家而导致病情转恶，这不又是另一个教训吗？ 一会儿，进来一位中年护士，我挣扎着想坐起来，她忙按着我，问道： “小弟弟，你家住哪里？” 我摇摇头，虽然满腔愤懑，但还是狠不下心，不能让父亲丢这个脸。 “我猜你一定是没爹没娘，看你那一身衣服，黑得不象样子，又臭又脏，我已经拿去给你洗干净了。” 我忍不住，两行清泪滚滚而下，她故作未见，打笑着说： “是我亲自帮你洗的，不瞒你说，我真不知道你怎么穿的？当雨衣倒是很好。你的衣服上有一层油，泡在水里都沉不下去，幸而医院有个蒸汽锅，否则真没法洗哩！” 她说对了，我的衣服也就是“晴雨衣”，真是难为了她。脏到这种地步，一般洗衣店通常是拒绝接受的。 她知道我所担心的事，接着又说： “你不必担心，没什么病，只是感冒虚弱，回去休息休息就好。有个善心人把你的医药费都付清了，还留了一封信给你，等一会你就可以走了。” 我接过信，拆开一看，里面是一百元，别的什么都没有。 往事历历，我直觉的感受到，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并非单独的事件，而是全人类无数生灵所曾经体验的客观真实。自私、无知、愚昧是人苦难的泉源，但如果人能将心比心，泽及他人，人性就在升华，人类就有希望。十步之内，有荆棘也有芳草，人世间是是非非、纷纷扰扰，如斯而已。 我没有必要为自己悲伤，我的遭遇来自身处的环境，除非环境能有所改善。否则，普天之下，总有一个角落上，存在着别的可怜虫，忍受着可能比我更凄惨的不幸。古人说“感同身受”，除非我麻木不仁，或是自欺欺人。每当我想到这些苦难，不管是别人或是自己的，那种从心底深处所产生的悲痛，是同样的刻骨铭心。 经历了苦难的洗礼，才知解脱的无价，感激之心油然而生。感激！是心灵的悸动，是时空的共鸣，是一种高贵的生命力，更是人性发挥的极致，人只有浸浴在感激的情操之中，才能感觉到亘古的光明，才能领会到宇宙永生的脉动。 宗教家知道感恩的力量，用赞美及归依，拯救人孤苦的灵魂。为什么人不能在心灵的殿堂上，随时随地充满着感激之心，去迎接生命的欢愉呢？ 促使我由小我升华到大我的触媒，是另一个偶然的机会，如同一点微弱的火星，无意中点燃了我心里的明灯。从此，照亮了自己幽暗的小天地，使我由苦难中逐渐站立起来，认清了人世的真实，进而身心获得平安。同时也是基于这一点“感激”之心，使我立定志向，要把这种光明带到人间，与天涯沦落人分享这份解脱的快乐。 记得是大一的下学期，在一位同学的桌上，无意中我看到了罗曼罗兰所着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先是基于无聊，顺手打开来，不料翻阅之下，书中每一字符串所带给我的信息，强烈地撼动了我的心弦。似曾相识的苦难，永无止境的挣扎，把约翰克里斯多夫和我不分彼此地混合在一起，以至于怀疑罗曼罗兰是不是在写我？ 当然，我无法与克里斯多夫相比，他是天才，是我心中的偶像－－乐圣贝多芬。可是，为什么贝多芬能跳出他苦难的圈子，把他的悲伤化为令人感动的音乐，美化、安慰了人生。而我却自怨自艾，只想到个人的辛酸，封闭在一个狭小的牢笼中？ 人间的幸与不幸，完全是自己造成，每个人站在自我的立场，只顾追求自己的快乐，无视于他人的存在。当有能力者单方面满足他的需求时，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他的快乐经常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一个人的痛苦又成为另一人遭遇的肇因，如此恶性相循，人间遂充满了痛苦与不幸。甚至在彼此影响之下，因果纠结，时空倒转，阿鼻地狱于兹产生，人人都成为这个“轮回”的一部分。 如果人能彼此迁就，把自我的痛苦埋藏在心底，体谅他人，取悦他人。则人间所循环的，将是互助互爱的快乐，痛苦渐渐减少，以至于消失。 可能吗？不去实践，什么都不可能，如果大家都期待别人先做，当然就不可能。既然我相信这种观念，就应该身体力行。《列子》中有个“愚公移山”的故事，我们在中学都读过、考过。那是说有一个老人，他认为家门前的王屋大山挡住去路，决定把它移走。人们都笑他，说人怎么可能移山，他说： “我一个人当然移不了，但只要我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不断地努力，积少成多，为什么不可能？” 由于《约翰克里斯多夫》这本书的启示，我也加入了愚公的行列。我不敢期望自己能免于痛苦，但却希望人人都能看清痛苦的真面目，从而知道如何防范规避。只要能将一个人的乖戾之气化为祥和，人间就少种了一分恶因，未来就少一个恶果。 说来容易做来难，在人心中，自我的私利总是一切事物判断的根本。在习惯没有养成以前，即使分明知道怎样做才是对的，而一开口、一动手就本能地趋利避害，胳膊老向内弯。所以人必须先确定方向，不断的熬炼，借着岁月的力量，像河水冲刷石头一般，将一己的私欲，一点一滴地消蚀殆尽，然后才能步上坦途。 我还存着另一分希望，自己青少年时期的遭遇，已使我丧失了很多学习的良机，可是在人生经历上，我却有着无数珍贵的感受。因此我痛下决心，此后更要尽量去体验人生，打算把自己的经历，如同罗曼罗兰一般，写成一本书，提供给后人，作为见证。 于是，我开始勤写日记，不论是非善恶，只记事实发生的前因后果，以免日久遗忘。不幸的是，我终生奔波，居无定所，八册厚厚的日记成为旅途极大的累赘。一九七一年，我途经美国，行李实在重得难以忍受，便把这些心血寄托在老孙家中。想不到在他搬家时，竟然全部遗失了。 当我正式执笔时，能浮现眼前的已经为数不多了，起初心中难免耿耿。可是，换个角度来看，在人生无穷的遭遇中，唯有能够清楚地回忆起的事物，才值得珍贵。我何尝损失了什么？又何曾记载了什么？不就如王维所说的：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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