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高中我考进省立成功中学，校园座落在台北市区内，四条马路紧逼着围墙，墙内则被三栋呈“杯形”的建筑塞得满满的，甫进校门便觉得喘不过气来。 一进大门是栋两层的楼房，行政部门、初中部及高二、高三都在这里。楼房隔着一个小小的操场，与一排平房相望，那平房就是我们高一新生的教室。右侧底端还有一排老旧的房子，既破旧又不起眼，是图书室、体育处等单位的办公室。不论是环境、校园或教室都远较附中逊色，令人觉得有无限的委屈与压迫。 可是，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成功中学是我的第三志愿，以自己的成绩，能考上省立高中，也该偷笑了。 十六岁正是人的青春烦恼期，身体不断地生长，心理随时随地要适应新的变化。智力才刚由墙角露出头来，说懂不懂，却又自以为是。这是人最脆弱的一段时期，最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往往因为一点小小的事故，就决定了终生的方向。 我看过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我的烦恼虽然不是来自异性。那种无奈感却是同样的牵肠挂肚，难以释怀。由于武侠小说的天地距离现实生活太远，我成功地避过了最艰险的一段。甫回到人间，就感觉到家中正弥漫着一股不祥的风暴。套一句行话，似乎正是危机四伏，一副天劫将临的末世光景。 换了一个学校，在陌生的环境中，我更感到惶恐，不知如何适应。这三年高中的岁月，刚刚要跨入人生，却是我生命中最难度过的低潮。好几次我准备离家出走，也曾经有几次，打算了结自己的多余的生命。 台湾地处亚热带，终年潮湿多雨，在低气压笼罩下，常逼得我喘不过气来。我酷爱那台风到来的萧条凄凉，每次水灾我都自动到警察局，请求加入救灾行列。因为我没有勇气亲手结束自己。想象着洪水卷来，我随波而去，倒是分外的潇洒。 我准备了一个小箱子，全部财产是一套舍不得穿的制服，和一些视为至宝，其实是破铜烂铁的工具，满以为万一出走，还可以靠它们谋生。只要时机一成熟，我就远走高飞。但我无法确定何时是适当的时机，我知道父亲在各界的影响力，因此白天不敢逃跑。而台湾正处于戒严时期，晚上有宵禁，走在街上有可能随时被警察解递回来。 开学不久后，有一个深夜，我认为时机已成熟，可以试试。我要一直走下去，走到大地的尽头，如果遇到绝崖，就此一跃而下，即使下面是大海，也可以无憾地飘浮而去。 我拎着小包，特意避开了松江路派出所的正门，走进一个巷子。没走几步，就出现了一位警察。他问我： “小朋友，你上哪儿去呀？” 我心里早有准备，就说： “家里太热，出来走走。” “你家住哪儿？” “一百廿五号。” “啊，你是秘书长的公子啰，天太晚了，你还是早点回去吧。” 我没有答腔，心里想着，说不定全台湾的警察都认识父亲，也都知道他有个不肖的儿子，看来我这一生是逃不出他的掌心了。 “怎么？”他似乎很了解我家的情形：“又受了委屈？” 我忍泪不言，他叹了口气，说： “我真羡慕你，至少还有个地方吃饭，避风躲雨的，有人供你读书。我十多岁的时候，因为受不了父亲的管教，一个人跑到北平去。唉！我以为出来混个温饱很容易，没想到连讨饭都讨不到。后来受不了，想回家时，东北已经丢了，没办法只好当兵。混到现在，你说我还有什么希望？”似乎他比我还要悲伤，唉声叹气的，我不禁同情起他来了。 “你离开家时，有多大年纪？”我有点好奇。 他想了想，说： “大概就是你这年纪。” 我一看居然还有人和我的遭遇相似，心里就不再那么绝望。又聊了一会，觉得自己虽然痛苦，但与他一比，却又幸福得多，也就打消去意，回家去了。 多年后，我和远房堂兄志学聊天，谈起这段往事，我认为因为当时得到了“共鸣”，所以度过了难关。 他笑着说： “你上当了，我们警察教育中，专门有一门对付离家出走儿童的攻心法。你以为那么巧，人人和你一样？”志学毕业于湖北警官学校，对这种事情好象司空见惯。 “我不相信，你怎么能肯定他说的不是实话呢？” “你们住的那一带都是政府要员，警察当然也经过特别挑选。按照他对你的说法，他十多岁离开家，到现在应该只有二十来岁。松江派出所那些人我都认识，最起码都有三十出头。” 我在台湾尚有位亲舅舅汪泰彦，是母亲最小的弟弟。因为一直住在乡下，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刚到台湾时，母亲便央求父亲把他从江苏家乡接出来。他来台后，父亲认为舅舅人太老实，又不识字，便叫他留在家里读书，同时替父亲开车。舅舅不愿意，他想外出拜师学一门技术，后来果然成了大厨师。每年过年，唯有他给我的红包最大。 我经常到他餐馆里找他，当然是为了解馋，舅舅总会给我切一盘醉鸡，然后听我诉苦。有一次，家里实在待不下去了，我求他给我找个小工做。舅舅一再劝我，叫我先把书读好，否则在社会上一辈子受人欺负。 这些话我当然听不进去，就凭那个大红包，我认为舅舅比其它的亲戚都神气！舅舅说不过我，后来终于同意了。每当我受到委屈，就到舅舅餐馆去吃一餐醉鸡，顺便打听做小工的事。舅舅总是安慰我说快找到了，下次来再说。 一次一次“再说”的结果，危机度过了，做小工的心也渐渐地淡了。 由于心理的不平衡，我必须找到一个发泄的管道，小说已经不能抚慰我狂跃的血脉，陌生的新环境更显得疏离。最令人心慌的，是身体内无处不在的生命力，刺激着神经，逼迫着肢体，随时随地可能迸发出来。 我已习惯于压抑，大批的救火队员，每天忙碌不堪地浇灌心头的烈焰。学校的课业宛如堆积如山的枯柴，师长的教诲则似山头的焚风，不仅对我没有一点助益，反而风助火势，我这座荒山，日复一日地接受各种煎熬。 由于学校小，教室旁边就是运动场，四个篮球场位于心脏中央。在附中时，我连班队都够不上，只有捡球的份。有一次，连我在内的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偷偷摸摸地报名参加在“三军球场”举办的比赛。目的无他，只因在学校没有机会正式上场，何况三军球场在室内，只要能在里面投一次篮，也觉得不虚此生了。 早就知道会输得很惨，心理倒很坦然，抽完签，第一场对手竟是上一届初中组的冠军文山中学队。结果受惠最大的是我，因为我根本没把去“三军球场打球”当作比赛，也懒得管文山中学是何方神圣。比赛时，我们队上只到了六个人，我则是生平第一次，不仅在“有地板”的球场中足足打了四十分钟。而且居然还有正经八百的裁判、计分员，以及全场一边倒的同情弱者的拉拉队。 我设法向一位任职联勤的亲戚要了个橡胶篮球，那个球有很多优点，每天上学时一定要先打足气，到了放学时必然会漏得又干又瘪，可以塞在书包中。这还不说，如果打完球忘了收走，一定会有同学路不拾遗地物归原主。 有了球，我便和一位同学换了临近后门口的位子。下课铃一响，我头一低，在老师还没走出教室之前，就如轻烟一般，溜到球场，先占地为王。 上课时，十分钟有如终生监禁，到了球场，十分钟简直比打个喷嚏还要快。为了发泄精力，我拼命抢球，抢到了宁愿传给别人，甚至于胡乱丢到外围。我个子虽不高，但因为练过“拔坑”的功夫，一招旱地拔葱，就闯出了字号。 中午才是重头好戏，拜地利之便，我这个“职业球员”一定抢得到球场，于是便展开了一个多小时的“杀戮战场”。 为了打篮球，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耗在球场上，午餐便成为最大的累赘。好在家中无人照料，便当时有时无，端视佣人阿香的情绪和前一天的剩菜而定。我常故意将剩菜扫光，第二天就有借口向阿香要“饭钱”，一天两块钱，可以买两个面包。事实上，两个面包对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而言，连牙缝都塞不满。而我也从来没有买过面包，四根棒冰才是真正的享受，既省了吃饭的宝贵光阴，又解决了口渴的困扰。 万一是带便当，那就伤脑筋了，我总会设法在上课当儿，一口一口、偷偷摸摸地把那些吃起来不知是何物的家伙，尽快地塞进胃里。好在同学们渐渐闻惯了上课有饭菜的气味，也因为实在需要有人牺牲，否则中午无球可打，时间可不好消磨！只是，有因必有果，等到时机成熟，报应才到。后来在巴西，我的胃溃疡发作，几乎魂归异域！ 光是打球还不够，体力虽然能够宣泄，并不表示心力就有了平衡。刚好这时学校新成立了管乐队，招收高一的同学参加练习。这种事我怎能后人？虽然从来没碰过任何乐器，反正是醉翁之意，学不学得会，我丝毫没放在心上。 当时有乐队的学校并不多，记忆所及只有开南商工，连附中、建中都付之阙如，因此，大家对乐队的认识都很有限。请来的一位教练是国防部军乐队的，但他每个月只能来一两个小时，对牛群哈上一口气。 选乐器时，人各有志，最抢手的是小喇叭，可是吹得出声音的没有几个。再来就是黑管，倒是人人都能让它鬼叫神嚎，无奈管上键钮多多，像毛毛虫一般无从下手。打鼓最容易，立刻有人捷足先登，大珠小珠声如雷鸣。 我选来选去，发现乐器不是被人占住不放，就是上不了手。等到每个人都有了对象时，我还在那里像游魂一样，东晃晃，西摸摸。 有位同学比较内行，他劝我玩指挥棒，说做指挥最神气，但我嫌它不能发出噪音，不过瘾。他说： “你想过瘾？过什么瘾？” 我也说不上来，只觉得自己精力过剩，坐立难安。他大概是猜到了我的难题，便指着地上一个庞然大物，看上去像个海螺，上面有个方圆尺许的大漏斗，下面蜿蜒着几圈铜管，想来起码有十几公斤重。他说： “这个叫‘输傻疯’，是乐队的灵魂。可是吹的人一定要有力气，否则游行时，不要说吹，光扛都会扛死活人！” 因此，我选了“输傻疯”，她和我身高相若，扛上肩膀，我彷佛又矮了半截。 输傻疯很好吹，一吹就响，一响就像牛鸣。说是牛鸣还有点自我安慰，根据同学们的评估，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大象放屁声。 总之，我很满意这十公斤的伴侣，经常把它擦得泛出金光。太阳出来时，正好欣赏漏斗反射出去的金色光圈。我尤其喜欢看光圈笼罩下，人们躲躲藏藏的德性。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成军不久，欣逢双十国庆。该年适值中山北路陆桥峻工，因此扩大游行，要由总统府到中山堂，绕过火车站，南下陆桥，再回到总统府前的广场。我们学校因为有了乐队，便成为台北各中学的魁首，被指定为“前导”。这简直是莫大的殊荣！我们一边加紧送气，一边幻想着全世界的眼光，都向我们行注目礼。 老实说，那场面着实寒酸得紧，我们乐队只有两只小喇叭、一只中音喇叭、一只低音喇叭、二只伸缩喇叭，再加一只黑管、大鼓、小鼓和我这巍然耸立的又傻又疯！今天台湾任何一个小乡镇的送葬乐队，都不好意思以这种阵营露面。然而人比人气死人，据说师大附中和建国中学跟在我们后面，还都觉得汗颜哩！ 虚荣的代价，只有生活在虚荣中的人才能体会，我们在初试啼声之前，只会两首曲子。一是国歌，一是升旗歌，所谓“会”是指吹得出声音来，离不离谱全靠自由心证。只有保证不缺的，就是黑管失控时的高八度装饰音，和大伙上气不接下气的休止符。 游行时总不能老吹国歌吧！要练进行曲，如何练？在哪里练？成功中学小不丁点的，即使在马路上吹，教室里也不得安宁。我们被各班同学咒骂着赶来追去，跑遍了每个可能的角落，却始终得不到知音。后来，我们进军到对街台大法学院的大操场去，想不到连那么高级的学府，对我们的音乐也不能领教。 不得已，我们毫无选择，打算吹升旗歌应卯。刚巧那时“琉磺岛浴血战”正在上演，一首美国海军的起锚歌，人人能够上口。还要练什么？大家众喇叭齐心，共谱一调，一吹即成！于是我们又有了第三首曲子，自创的“起毛歌”。 游行当天，大伙从“启锚”经过“起毛”到“弃锚”，前后三个多小时，指挥很认真，坚持只要路边有人，我们就得吹给他们欣赏。由于从来没有苦练过，嘴皮还很嫩，加上在空旷的地方听不到回音，喇叭声不知悠然何往，只得拼着老命用力吹。不到一会，人人嘴皮都破了，鲜血淋漓。然而指挥的手还没有酸，他又一劲的勇往直前，看不见后面，只是不断地挥舞着指挥棒。为了面子，零零落落的呜咽声便此起彼落。 我的嘴皮还算硬朗，输傻疯也只要送送气就可以了，反正马路上够吵了，谁还来注意是不是有只老牛在哼唧？可是，我却发现了一条物理定律：肩膀上的重量，其“加重量”与距离平方成正比。到最后，我根本不能吹了，只是捧着那千斤宝贝，牛步蹒跚。 这次光荣的代价是后来只要一听到游行，我就感到肩膀酸痛。 我真正的苦难始自初三，那时曹叔叔走了，家中由敏姐独揽大权。她为了要找个女佣费尽心思，三天两天，来一个，换一个。不干凈的她嫌脏；太精明的她嫌贼；长得不好看的，她说丑得讨厌；长得漂亮的，她说会惹麻烦，总之，个个都不如她意。 最后，来了位名叫阿香的女孩，年纪与敏姐相若。她很会察颜观色，一眼就看穿家中是敏姐作主。没有用多少功夫，敏姐已经心满意足，立刻录用。阿香成天跟在敏姐后面，不论大事小事，都能处理得恰到好处。 过不了多久，阿香摸清楚了我们家中的底细，她勤劳地跑进跑出，为父亲倒茶倒水。各种琐事不必吩咐第二遍，一一安排妥当。父亲多年来无人侍候，就连母亲在世时，也没有阿香考虑得这样周到。父亲因此心情转好，脸上也露出了罕见的笑容 。 正像是严冬密云中现出了煦阳，家里一片祥和。连像耗子般的我，也胆敢偶而钻出洞口，小心翼翼地观察天气的变化。 不知是不习惯，抑或是独特的第六感，我闻到了暴风雨前的气息，看到了在宁静外表下，汹涌澎湃的暗涛。 父亲发觉阿香不识字，便开始每天教她，那份细心、那种温柔，完全与我有生以来所认识的刚毅严肃的形象大异其趣。阿香也很珍惜这一个迟来的良机，几乎是废寝忘食地努力学习。 渐渐地，敏姐发觉情况失去了控制，便开始在父亲面前，抱怨阿香未尽职责，父亲每次都只是笑笑了事。若敏姐暗示要开除阿香，父亲便晓以大义，叫她要体恤下情。于是，敏姐与阿香的冲突表面化了，常常为了一点芝麻大的事争吵不休。阿香先是忍耐，然后父亲介入，责备敏姐任性，胡作妄为。 终于有一天，两人大打出手，互有瘀伤。 父亲甫下班回家，敏姐就在房中呼天抢地，哭诉母亲不在身边，竟连佣人也来欺负。阿香则泪珠涟涟，轻声细语，委屈不尽地向父亲辞职，要求返乡。 好戏连场，父亲一会儿大发雷霆，声震屋瓦，闹得鸡犬皆惊。却又立时婉颜悦色、温声细语，对阿香好言相劝。我躲在一边旁观，眼界大开，至此方知世上真有“双重人格”这回事。结果父亲不仅挽留了阿香，听说还加了薪，敏姐这时才知道大势已去。 一天，我正在车库门前玩耍，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猥猥琐琐、身材矮小的男人，他说要找“魏桂香”。我直觉地说： “我家没有这个人。” 他犹豫了半响，从口袋掏出一个信封，递给了我。发信处竟是我家的地址，我抽出一看－－粉红色的信纸。我记得敏姐也有，而且最喜欢拿来炫耀。信纸上只画了一个不太写实的乌龟，我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便问他： “你是找阿香吧？” 他点点头，于是我进屋去把阿香找了出来，阿香一见到他，几乎呆住了。 我不知他们说了些什么，晚上，父亲眼睛红红的，不作一声。阿香侍候完毕，整理好行李，不声不响地走了。 敏姐预期的胜利并未到来，一家大小似乎都成了父亲的眼中钉，见谁骂谁。连从来重话都没听过一句的妹妹，也被骂得直哭。 敏姐曲意承欢，给父亲倒茶、拿水，自动地擦窗子、洗地板，破天荒地担负起所有的家务来。父亲则一时嫌茶冷了，一时又骂水太热，总之，没有一件事称心如意。 对我而言，这些算是小场面，棒子没落在身上，骂骂不关痛痒。可是，敏姐生平没有受过这么多气，常常背着人偷偷饮泣。 这种地狱一般的生活才不过半个多月，父亲的骂声沙哑了，敏姐的面庞也消瘦了。我则小小心心地，深藏在防空洞里，竖起了耳朵，连大气也不敢出。 突然有一天，阿香回来了，居然还是敏姐亲自去“迎驾”来的。阿香送了敏姐一套化妆品，送父亲一个手织的绣花枕头。家里恢复了平静，父亲不再骂人了，阿香则除了侍候父亲外，对谁都不假辞色。 老实说，我对阿香毫无恶感，甚至希望她永远留在我家，帮我化解无情的风暴。只有阿香在时，我可以向她请求买新鞋、新衣。出了问题，也可以请她代为说情。我常常听到她那带有黏性的温声柔语： “老爷！小孩子嘛……”父亲哼了一声，笑声传来，雨过天青。 这次阿香回来，还有个附加条件，她每周只能做五天。也就是说，有两天晚上她必须回家陪她先生。每当她回家前，必定会细心地安排好一场“牌局”，然后吩咐我倒茶送水、收拾桌椅等善后事宜。 打牌有所谓的“抽头”，每次三十、五十元不等。第二天阿香来了，我再把头钱给她。如此这般，等因奉此，日子过得尚称平静。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头钱”应该是给辛苦侍候别人的人。既然工作的是我，为什么不该我得？我隐隐感觉到这种理论在我家行不通，但看看手中的四十块钱，那种诱惑力实在拒绝不了。说不定父亲不会知道，至少，我扣下一半，想来很难查出。 我只拿了二十元给阿香，过了一会，父亲一言不发，把我揍了一顿。 我知道是为了钱，壮着胆子说： “这是我辛苦工作的钱，为什么不能拿？” “你工作是应该的，我养你这样大，做点事也不甘愿？”父亲又打了我一棒。阿香过来把父亲拉开，说： “老爷，不要生气了，二十元算什么嘛！” “算什么？年纪这样小，就让他养成剥削别人的习惯，长大了还得了？这是品德及人格的问题，与钱多少毫不相干！快给我把钱拿出来。” 这种价值观是传统中国社会立身处事的标准，我知道父亲说得有理，但我从来没有零用钱，这二十元我已做了几十个难以取舍的计划。硬着头皮，我说： “我把钱花了。” “混帐！你不愁吃，不愁穿，还要什么钱？” 我一听到这句话，感到冤枉万分。我脱下上衣，拿给父亲，说： “我的衣服破成了这个样子，比乞丐好不到那里，同学都笑我没爹没娘……” 那衣服破了无数个洞，都是用铁丝“缝”住的。铁丝见水就生锈，衣服上斑斑的暗红色，好似秋天的枫叶，飘了一地。 父亲见了，更是生气： “你为什么不说？我又不是你的后父。” “我怎么没说？每次说起，您老就骂我不爱惜衣服……” “是呀！你看我的衣服，穿了好几年，有哪件像你这个样子？你不爱惜，就算给你买件铁的也没有用。” 我乘机又把眼镜取下，我的眼镜除了玻璃片还完整外，镜架上缠的是细铁丝，镜脚也是用粗铁丝取代的。父亲还要骂，阿香倒是眼圈红了，她说： “这都是我不对，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小少爷穿的是这样。老爷，您也别生气了，让我来想办法吧。” 那是考高中之前的暑假，不必再穿制服。她不知从何处弄来一些救济品，总算把我的护身铁甲丢进垃圾桶中。 进了高中不久，有一天父亲回家后脸色铁青，我照例去给他换拖鞋，提皮包。父亲理都不理我，冲进屋里，与阿香谈了一会。出来后，不问青红皂白，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打得我莫名其妙。我还期望阿香来解围，但阿香始终在房里，没有出来。 打完了，父亲没有教训我，走了。第二天我正在做功课时，父亲又来揍我，说： “你娘的狗东西，做功课装给我看！打死你。” 一连几个月，父亲见着我就骂，我若是开口，马上就拳下如雨。任何事都可以构成理由，甚至于不需要理由，就像冲着了太岁一般，万事不吉。打骂不说，父亲的眼中还带着一种恨毒的神色，彷佛我是十恶不赦的罪犯，令人心神俱颤。 古人曾说：“欲入人罪，何患无由”？可是总应该有个原因，比如说我做了什么天大的坏事，令父亲深痛恶绝，连向我解释都不齿。有什么事这般严重呢？我到底能做出什么坏事来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糟糕的是父亲不开口，我又不能问，我不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事。很可能我做了什么，但我却不知道是错事，更不知道后果如此严重，怎么办呢？ 终日生活在恐惧中，风吹草动都令我心惊胆战。我并不是怕挨打，挨打其实是我练“气功”的良机，身体反倒越打越壮，骨头特硬。但父亲的神色让我感到自己是普天之下最不可原谅、罪该万死的恶棍，他越是不说，我越是不安。 有一天，父亲吩咐我中午请假回家，一进家门，志学已坐在客厅里。大家静静的吃完午饭，一副“山雨欲来”的情景。果然风起了，吃完饭，父亲突然对志学说： “你带他去吧！” “去哪里？”我忍不住问。 “去哪里？去医院！”父亲没好气地说。 “去医院干什么？”我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干什么？看病！” “看什么病？”我越搞越胡涂，明知要挨骂，也忍不住要问。 “看什么病？神经病！” 是骂我神经病呢？还是说我有了神经病？ “神经病？” “神经病！”父亲答得斩钉截铁。 “我没有神经病呀！”我这才了解父亲的意思。 “就是因为你有神经病，所以你不知道你有神经病。” 我还能说什么？原来如此，我终于懂了！天天挨打是因为我有神经病！可是，我有神经病吗？我实在说不上来，说不定我真是有神经病，而自己不知道！满心懊恼下，默默不语的跟着志学到了台大医院。 那时的台大医院规模远不如今日，一进大门，只有左右两个挂号处。左边灯光明亮，是一般门诊，有两三个窗口，很多人在排队。右边则冷冷清清、阴阴暗暗的，只有一个小窗子，前面有人挂号，我们便排在他后面。 志学交游很广，朋友甚多。无巧不成书，这时对面走来一对夫妻，见到志学，立时亲热地打起招呼，随即关心地问道： “怎么啦？来看病？” 志学苦笑了一下，说： “不是我，是我这位亲戚。” 那位热心的太太看了我一眼，说： “他身体很好呀，是什么病呢？” 志学一时语塞，连忙看看挂号窗口的牌子，我也跟着看。上面写的是：“花柳科、痲疯科、精神科”志学毫无选择，只好说： “这个……精神科……” 我着实讨厌这位太太的啰嗦，便把眼睛一瞪，直直地望着她。她多半是被我那副精神病的症兆吓到了，忙拉着她那位不识相、还想问下去的先生，回头就走。 精神科在右侧的地下室，阴暗潮湿，里面等着看病的人无一不是稀奇古怪，有的手舞脚蹈；有的则仰首对天喃喃自语；有的龇牙裂嘴，其状可怖。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我不禁怀疑自己在别人眼中是否也如此。 的确，如果一个人患了神经病，他多半不知道自己是神经病。我溜到厕所中，面对着镜子，仔细彻底地自我检查。表面上我一点都不像门诊室中的那些病人，可是当我模仿那些怪相时，自己也不禁怀疑，我和他们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分别？ 志学虽然就在我身边，我却不敢问他。他只是奉命而来，难道他分得出谁有神经病吗？话说回来，如果我真的有神经病，或许就可以不必上学了，父亲也会原谅我这个神经病儿子，对我好一点，也许还可以少挨些打骂。 在胡思乱想中，一位年轻的大夫叫我到一间小房中，他拿了一本涂满各种水墨、毫无规则的图画，要我说出看到什么。我看了半天，只是一团墨汁，什么都不像。但那位大夫坚持要我说，就算是胡说也行。 我觉得这个世界简直是疯了，父亲硬说我有神经病，平常又莫名其妙的打我骂我。现在碰到这个大夫，给我这本怪画，还强迫我胡说，到底是谁有神经病呢？ 再一想，刚才不是想得很清楚吗？神经病又怎样？做人到这个地步，生不如死，还有什么好争的？你们既然要我胡说，好极了，我且胡说给你们听！ 我连图都不看，脑中想到什么便说什么，说得又多又快。只可怜那位年轻的大夫，运笔如飞，连抄都来不及抄，不断地叫我说慢一点，怕遗漏了重要的线索！ 说完了，如释重负，我开始相信自己的确有点神经。后来，又换了一个房间，有位年长的大夫，他坐在一盏灯的后面，把灯对准我。灯光直照着我的眼睛，我完全看不到他，就像对着一面光墙，弄得我心神不安。只听他问道：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会来这里？” 他这一问，就像一把刀陡然刺进我灵魂的深处，是那么赤裸裸的，那么无情。伪装的面具只是纸一般薄的自我安慰，纵使小心翼翼的不去碰它，也难保能支撑多久。经他这么一戳，我再也控制不住了，立时声泪俱下。 一口气如同决了堤的长江大河，我把家中所见、所知的情形，由母亲的过世、敏姐的跋扈、阿香的传奇以及我在学校的遭遇等等，一股脑像是洪水般的倾吐出来。那道光墙彷佛是张白色的光毯，静静地载着我，透过时光的窄门，回返到过去。我勇敢地揭开了尘封的疮疤，一一展开，彻底清洗。等我脑中一片空白，再也没有话说了以后，我问： “大夫，我是不是真有精神病？” 那大夫冷静地说： “你父亲才有精神病！” 苦与乐原是个人一己的主观认知，对某些人说来是痛苦的事，却很可能是另一个人快乐的泉源。实际上，人对一件事的经验，经常是苦乐交杂，两者不可能独立存在。不利的刺激引起身心自然的排斥，此种感觉即为痛苦，是人力求避免的。等到身心痛苦解除的那一剎，心理上所感受的冲击由不利的一端，化为有利的另一端，则为快乐。 从哲学及心理学上而言，痛苦的解除才是快乐。也就是说，痛苦与快乐原为一体的两面，互为因果。而且就如反作用力一般，两者的方向相反强度相等。痛苦越深，解除时所获得的快乐感觉越是强烈。只是有些痛苦经过长期累积，感受已经麻痹，日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人常无从认识其痛苦的本质罢了。 我长年埋藏在家庭不幸的阴影中，习惯于那种一成不变的模式，早已丧失了辨识的本能。身边的一切与真实的人生好象隔着一层浓雾，恍恍惚惚间感觉不到明确的棱线。好在我受过还珠楼主的洗礼，有着用不尽的幻想，很容易逃遁到虚无的他乡。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到，自己脆弱的心灵竟然牢牢地关闭在过去那冰湿寒凉的暗室里。当我从苦涩的记忆中，看到一个无助的身影，在环境的重压下，承受着难以名状的折磨。那时，与其说是悲恸，倒毋宁说是惊悸来得更为贴切。 我喜欢看小说，尤其偏爱悱恻缠绵的悲剧，因为在直觉上，“我”并没有身受其苦，但却将故事的情节与自我的经历溶合为一。我所感受的正是我熟悉的情绪，而由小说故事中接受的，却是变化曲折、多采多姿的人生。如此一来，既挑起了自我的情绪，又美化了个人的感受，遂有如醉如痴之感。 在这次的自白中，我是故事的主角，却又是旁观者，每一个封冻经年、以往不敢触摸的细节，都栩栩如生地飘扬在另一个时空！ 待我全部倾吐完毕，有如看完了一本书，应有的激情反应，已经化为余烬，所以我能很冷静地探索内心中的真相。 使我感到惊悸的是，在看了那么多小说后，很难相信自己居然也在活生生的天伦悲剧中！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我能活到今天，为何不能面对明天呢？医生证明我一切正常，我就应该正常地活下去。 当我由桎梏中解脱出来后，渐渐感觉到有一股涓涓的快乐清泉，由无到有，开始流过我的血管。这种感受非常可怕，它使我认识到过去生活的痛苦，因而经常设法逃避回忆的折磨。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对父亲的畏惧已经成为本能的反应，连心中一点不敬的念头，都会遭到良知的围剿。 另一方面，由于无尽痛苦的积累，使我在青少年那段岁月里，有任何一点小小的收获，都能在心灵上带来无上的冲击与快慰。就像个饥渴不堪的流浪汉，不论什么食物，只要进入口中，都觉得鲜美异常。 左邻宫家有十个孩子，最大的儿子滞留大陆。老二比我大三岁，老三与我同年，老四稍小，四个都是男孩子。再下去约每隔一年一个，第五和第六位是女孩，下面还有二男二女。妙的是他们从老三以下，二男二女，梅花间竹，对称工整。而且一个面貌酷似母亲，另一个则具有父亲的轮廓。 孩子多，声势自然就浩大，我们住的宿舍是木造的平房，连院落约有一百坪。地方虽然不很大，可是一到晚上，只要家长不在，电灯一关，室内加上室外，捉起迷藏来，十几个小萝葡头，就能吵得天翻地覆，那股兴奋刺激的活泼劲，真能令“佛跳墙”！ 然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他家的问题是婆媳不和，婆婆认为经过多年的煎熬，好不容易熬成婆，理当手操家中生杀大权。而做媳妇的受了新时代的洗礼，憧憬着幸福的新式家庭，也没有理由放弃任何属于自己的权利。 这场两代争夺权利的战争，由大陆延伸到台湾，越演越烈，终至水火不容。宫伯伯是个孝子，起初一直保持中立，避免介入。但这事闹得太久了，最后，不由自主地，他也卷进了这场风暴。他一面劝老人家慈祥谦和些，不必争权揽势；另一方面又强力压制妻子，希望能遵守三从四德。 宫伯伯是辽宁籍旗人，身材削长，面容清秀，年轻时有“美男子”之称。他说话慢条斯理，冷静从容，从来不疾声厉色，与我父亲完全是两种典型。宫伯母是江南人，年轻时也曾倾倒不少众生。做了十个儿女的母亲后，身材已是臃肿不堪，脾气也暴躁非凡。尤其是她的嗓门奇锐，叫骂之声能使风云变色。 那种家庭悲剧着实令人难忘，对我而言又是另一种体验，在不同的屋顶下，缊酿着不同的问题。我原是羡慕他们家中欢乐的气氛而来，也曾试着把满腔的烦恼宣泄在欢笑中，然而现实永远是现实，不论人躲到哪里，都躲不过残酷的现实。 经常，正当我们在玩耍或者讨论功课、作业的时候，就会听到宫伯母一声暴喝、宫老太一阵嘶吼。余音还在耳中，大家的脸色就像掉落在地上的酒瓶，碎片和着水酒，飞溅四散，一个一个无助地，就此凝固在那一剎。 我很喜爱透明的物体，喜欢那种光色的流动，似是永恒而又变化无常。肥皂泡很能代表欢乐，不论我们多么努力的吹，也不论肥皂泡有多大，彩色有多鲜艳，它总是在飘逸绚烂、令人陶醉的当儿，突然之间，破掉了。 大概正因为这种不确定的感受，使我更能珍惜在宫家所得到的欢乐。爱屋及乌，他们家庭的遭遇，也就成为我心灵负担的一部分。 我很能体会宫伯伯的心情，矛盾痛苦成为他难以启口的包袱。再加上来台湾以后，事业很不顺心（记得他曾经出面检举一位表面德高望重，实际上却贪渎枉法的长官，但在权臣当道，官官相护的白色时代，他反而成了代罪羔羊）。在多方面的折磨下，我所见到的宫伯伯，已经是位沉默寡言，满腹心思的憔悴长者了。 宫老太还有一个女儿，也住在台北，本来议定与宫伯伯轮流，各奉养半年。但为了老太太，女儿的家庭也失和，闹得几乎要离婚，所以不得不把责任推到做儿子的身上来。 宫老太当时已年逾七十，身体健朗，耳聪目明，牙齿居然连一颗都没有松脱。她床下藏了不少零食，在几十只“鼠视耽耽”的小眼睛下，她抱着“众乐乐，不如独乐乐”的矜持，我从来没见她给小孙子们分享过一点一滴。她经常装得老态龙钟，穿著破烂，到处陈诉儿子女儿的不孝，以争取街坊邻里的同情。 最初这种诉求相当有效，也给宫家带来不少困扰。可是，日子一久，大家看透了宫老太太的为人，避之唯恐不及。最后，宫老太连聊天的对象都找不到了。有一次宫老太为了抗议大家对她不尊敬，在台湾街头运动还没兴起之前，她口中还嗑着瓜子，人就大剌剌地横睡在马路中央，一时交通阻绝，人人为之侧目。 父亲常常拿他们一家的事迹，做为机会教育的活例，认定他们“伦常败坏”、“德行斲丧”。既然不幸为邻，唯有保持距离，以免受到污染，更严禁我们与宫家来往。 不幸的是隔壁随风传来阵阵孩子们的欢笑声，丝丝扣着心脉，我越想压制，对那些声浪越是敏感。终于，有一天，顾不得可能发生的后果，我跨越了意识型态的屏障，投奔自由，加入了他们的阵营。 虽然只是一墙之隔，气氛却有天壤之别，我家总是阴沉沉地，没有什么声音。每个人都与其它人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小心翼翼地，力求避免触及尚未愈合的创口。宫家则是叽叽喳喳的，大的叫，小的闹，从无宁时。兄弟姐妹之间，经常为了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争得面红耳赤。可是一转身，一切又忘到九霄云外。 这是一种崭新的体验，对我日后发展人性理论，有很大的助益。因为人的认知都来自经验，而人生苦短，绝无可能遍阅各种人际关系。经历不足认识就不全，若连人生都认识不全，从何而知人性？ 在理论上，人性不过是人对外在事物的反应作用，设若人能经历到事物的极端现象，就可以推测出人性的正常反应。在我家，人与人之间的磨擦，必然会导致灾难。宫家则刚刚相反，他们从小到大，彼此之间争执不断，反而能维系亲密的感情。数十年后，我家里的姐妹亲戚，几乎是个个老死不相往来。他们却兄弟姐妹团聚一起，成了一个小社会。 我家兄妹，各谋其是，独立无援，各自朝向学术、事业发展。而宫家比较重视亲情，互相依靠，互相协助，大家吵吵闹闹如故，彼此之间的利害关系却也越绑越紧。 当然，我那时还没有这些认识，只是羡慕混合着难言的懊恼与无奈，我谨慎地生活在这两种极端的天地里，由于早年养成了观察的习惯，便不然而然地开始思索。为什么世界这样不公？为什么人与人的遭遇是这样的悬殊？为什么我会痛苦？为什么别人也会痛苦？为什么欢乐的时光总是那样短暂？ 从根本上说来，欢乐幸福是人人所追求的目标，得到了，心理满足了，就不再奋斗追求。在另一方面来看，欢乐幸福仅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感受之时，心智活动暂时终止了，坐视时光流逝，再等待下一刻的来临。 宇宙不停的进化，环境也不停的改变，人的一生处在这无常的世界里，年轻时的身心结构，最适合学习、适应。如果在这段时间里，自我得到了满足，心智活动一停止，也就失去了人一生中最佳的学习良机。 环境是人身处的时空与讯息，刺激则是内在及外在的各种主观客观的变化。在客观环境的刺激与自我经验交互作用下，渐渐形成了主观对客观的认知，并影响了自我心理的韧度。在人的学习、适应时期中，若客观环境的变化越大，人的韧性就越强。这情形有如冶金炼钢，不经过高温加压、千锤百炼，就得不到精品。 环境的变化无尽，人对变化的选择却有限，两者之交集，就是所谓的“机运”。变化程度与人心韧性的乘积，等于机运的绝对值。绝对值高者，表示人的应变能力强，在社会上将有更多成功的机会。 中国人很相信机运，却不知道人心韧性操之在己。人固然无法改变环境，但是只要愿意，却很容易适应环境。在痛苦中成长的人，知道如何调适自我心态。反倒是年轻时享受快乐幸福的人，认定了快乐幸福是理之当然，心态逐渐定型，面对未来万变的世事，其适应能力必然有所不足。 在青少年时期，人的生理心理正在发展，对快乐的认知以及对痛苦所能忍受的极限，一切根据其本身的经验而定。所以，成长在幸福环境中的人，一旦遭到社会的压力，往往容易崩溃。反之，早年经历的苦难越多，往后心理上越容易获得满足。 说得更具体一点，年轻时所认知的快乐与痛苦，与成长后的感受未必相同。以我自己为例，我很庆幸得以早日经历到人间的酸、甜、苦、辣，尽管当年的煎熬，我几乎难以度过。但日子一久，就认定世事应该如是。再有机会换个环境，与他人相比，才发现自己更能领略幸福的滋味。心理有了安慰后，韧性一天比一天坚强。到最后面对真实的人世时，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和准备，故能应付裕如。 既然人的成长完全根据环境的发展而定，人所积累的经验，只是因应环境的结果。那么，在人类还不能绝对的控制环境之前，我们怎能期望有一种理想的教育方式？为了避免受苦，把儿童保护在人为的温室中，结果必将使之失去心理建设的机会。又如何能期望儿童在成长以后，能适应现实的社会呢？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