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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家在台北市松江路一二五号，是省政府新建的宿舍，一片整齐划一的绿色双拚木房。院子不大，但足够种些花草。右侧住的是名将白崇禧，左侧是前南京卫戍司令宫其光，与我家同栋的另一端，则住着当时的新闻局长张彼德。 除了几排紧连的宿舍外，四周都被稻田包围着。向北望去，青葱葱的山一直延伸到东南角。台北市区则在西方的河谷平原上，离此大约有十几里路。 记得母亲见到新居时，曾感慨地说： “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了，但愿我能死在这里。” 自从母亲住进自己的新家后，病情急剧恶化，躺在床上，再也不能起来。 我的化名没有派上用场，不需要任何文件，我进了中正国小六年级。从此，十多年安定的岁月掀开了序幕。然而，这种安定只是外在的环境，只是政治局势的偏安。对我个人以及我们的家庭而言，真正的苦难磨折才刚开始。命运如同盘石压顶，不论怎样挣扎、奋斗，渺小的我们，始终无法解脱。 一九五一年，父亲奉命筹组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因为受到政府重用，共产党便利用我们大家庭的矛盾，先后派遣二娘的女儿宁生、汉生赴港，要求来台，都被父亲严词拒绝。最后大娘的女儿敏生也到了香港，声明若不能到台湾，便打算死在当地。 这时，彭孟缉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得知敏姐负有“任务”，特来与父亲商量，想利用敏姐将有关之“匪谍”一网打尽。一方面因母亲妇人之仁，力劝父亲接敏姐来台。另一方面父亲心中也觉得对大娘有所歉疚，所以便同意了。 自敏姐来了以后，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家附近常有人身着风衣，日以继夜，晴雨无阻地徘徊在隐蔽处。也有好多次我被陌生人拦下，详细地打听敏姐的动静。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敏姐并不是所谓的政治匪谍，她只是受了共产党的教育，认为父亲对不起她们母女，心有不平，借着这个机会，来讨一个公道而已。 悲剧往往不是人们刻意安排的，它的到来无声无息，它的消逝也无踪无影。每一个身历其境者都是受害人，而可怕之处，正是它的隐晦处正与人性的私欲息息相扣。从古到今，因果相循，在日光下不断地回放，将人间化为无边的地狱。 初中被分到师大附中卅二班，我坐在第三排，右侧坐的是陈履庆，左侧是戚维义。班上多数是内地人，有些人甚至乡音难改，常被大家取笑。 第一天上英文课时，老师自我介绍说，他名叫黄培根，和大哲学家“培根”同名。他开宗明义第一章就说： “英文不是人人都能学的，比如说，湖北人就学不会，你们班上有没有湖北人？” 我听了，心中有点不服气，因为我客居香港时，常去附近学校玩耍。香港学校都教英文，听多了也懂得一点。为什么湖北人就不能学？事后我才知道，同班竟有五个湖北人。只因为我个性倔强，所以立刻举起了手。 “你是湖北人？” “是。” 黄老师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两个英文字汇： LINE 及 NINE, 然后对我说： “你念念看！” 我没有学过发音，当然不会，他又说： “我先念一遍，你再跟着念。”于是他每个字念了两次，接着便叫我念。 老实说，那种舌音鼻音的分辨，正是做老师的责任，他应该先告诉我。虽然当时我的确分辨不清，但那与我是不是湖北人丝毫扯不上关系。 黄老师听我念完，笑着说： “我说湖北人不能学英文，是吧？” 一时全班哄堂大笑，笑得我无地自容，我满腔愤恨，咬牙立下狠誓，就是不学英文。螳臂当车，其后果可想而知，不知不觉间，天边已聚集了一团乌云。 学期终了，英文不及格，补考时老师网开一面，勉强过关。 这时敏姐已经来了，父亲找了一位远房堂兄朱映斗来做管家。因为他曾经当过宪兵排长，在父亲面前夸下海口，对付一个小“匪谍”，简直易如反掌。 映斗兄的个性鲜明，较鲁迅笔下的阿Ｑ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为人正直忠诚，是非分明，自信心极强，做事丝毫不苟。而他的成见之深，使他深信普天之下，只有父亲略胜他一筹，父亲的话就是唯一真理。 他满口道地的黄冈乡音，说起话来悠扬顿挫。加上那严肃认真的态度，每每令人忍俊不止。他称父亲为四爷，常说： “四爷那不用说，这个世界上，别的人没哪个比得上我！” 最初我们以为他随便说说，后来才知道他所认知的“世界”，只限于他家乡方圆十里之地。由于他从小“进过学”（读过私塾），在“乡里”（也就是他对“天下”两字的谦词）是具有贵族身分的人物。过多的优渥导致他的思维固化，封闭执着，他所不愿听的话，一句也装不进耳朵里。 他很像停留在时空隧道中的木乃伊，透过对这个活标本的剖析，可以认知人性的模式。所以我从小就喜欢以他作为观察分析的对象，且往往大有斩获。 “那么你是怀才不遇了啊！”我也常调侃他。 “在乡里人人称我圣人，”他很笃定，一本正经地说：“我读祭文，谁都会掉眼泪！”似乎别人丧失亲友的伤痛都是他的功劳。 “读祭文算什么本事？” “唉！你懂什么？”他那一副不屑的样子，真叫人觉得自惭，好象白活了一辈子：“祭文学问可大哩，那才是圣贤之道。” 他来了以后，对我们家里的陈设诸多不满，倒不是嫌家具旧了或是少了，而是认为摆的方向不对，风水不好。比如说，饭桌绝对不能放在房子中央，因为上下有序，父亲的座位后面，要留出很大的空间，而我们小孩的“下座”则要靠墙。 这种安排很不符合工作的要求，因为添饭上菜都是我这个“下人”的工作，而“下座”后面空间不足，每次进出都得挤来挤去，很不方便。 他又说一进客厅，就必须要有一些屏障，这叫“财不露白”。我们家客厅并不大，放不下屏风，他则坚持至少要放一些象征性的什物，哪怕是一张椅子、一盆花，只要能挡一点，就少露一点。这又造成了不少困扰，父亲老嫌走路碍事，我们也常不小心，碰倒了这，打翻了那。只有他，为了不露白，任劳任怨地随时动手整理。 后来，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些种子，说那是“桉”，他把桉“压碎”、“平平”地铺在柜子顶上。于是，不再管露不露白，他宣称我家已经“岁岁平安”了。 他这些小花样，和一些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禁忌，常弄得别人莫名其妙。如果有人无心中破了他的法，得罪了他，可得受他一辈子的埋怨。 有一年大年初一，他拿了些水果，在客厅中折腾了一上午。最后，他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兴奋无比地向全家宣布，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他更高明的设计师了。 谁也看不出屋子里有什么出色之处，他叫我们看案头的水果。那是三个盘子，中间一盘放了四个大橘子，两边则是瓜子。父亲摇摇头没有说话，别人也觉得无趣，都走开了。只有我这个楞人还不死心，一定要看出点名堂来。 看了半天，除了有个欲望，想把那个放在顶上又红又大的橘子吃掉以外，实在领会不了他的微言大义。我只好向他请教，当然，免不了要忍受他那份优越感。 他神气活现地说： “你当然不懂！这是国粹，只有四爷看得出来。” “你就教教我嘛！” “这和诸葛亮的八阵图大同小异，”他得意地踱着方步，侃侃谈来：“最上面的那个又红又圆的橘子，代表‘一元既始’……” “为什么不是‘一见就吃’呢？” “唉！你们小孩子，一点鉴赏力都没有！那两盘瓜子，在橘子两边，叫‘二龙争珠’。三个盘子是‘三元及第’，四个橘子，表示四爷‘四海扬名’，这五样东西，是指‘五子登科’，那六……” “哪里有五样东西？”我也跟着在数，这时忍不住打断他的话。 “你这不是吹毛求疵吗？瓜子加橘子再加‘三’个盘子，不正是‘五样’吗？更何况瓜子里面还有‘子’哩，有‘五’又有‘子’，再把瓜子放在牙齿中一‘嗑’，那不是‘五子登科’是什么？” 我们话不投机，懒得听他数到什么“十全十美”了。 我仔细观察，家中来客，不论饱学之宿儒或是政府的显要，竟没有一个人能欣赏映斗兄的杰作。好在映斗也不以为意，他每次走到客厅，总要停下来，自我陶醉一番，由一数到十。数完了十全十美，才志得意满地走开。 我一直在打那个大橘子的主意，希望那个“一元既始”永远停在那里。到了晚上，可就能满足我“一见就吃”的欲望。不幸的是来了一位熟客，一边和映斗聊着天，一边先下手为强，把那个又红又大的橘子，“一手拿去，二剥三剥，四口吃光”。 不仅是我又急又恼，映斗的脸都气白了，两个铜铃般的眼睛直瞪着那位客人。显然那个橘子太好吃了，客人吃得赞不绝口，根本没有看他一眼。自后映斗兄把这位熟客列为最不受欢迎的人物，一提起此事，他就恨得牙痒痒地： “什么玩意！人心不古！真是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映斗兄的自信心也是一绝，有次父亲下班回来，他对父亲说： “四爷，动物园打电话给您老人家。” 父亲一头雾水，怎么也想不通动物园有人会打电话来。大家七嘴八舌地瞎猜，都推不出道理来。 最后父亲下结论说： “一定是你听错了。” 映斗委屈得眼圈都红了： “四爷，我又不是小孩子，动物园三个字还会听错？” 过一会，电话铃又响了，映斗接起一听，马上洋洋得意地对父亲说： “四爷！我没有听错！动物园又来找您老人家了。” 父亲莫名其妙地接过话筒，听了一阵，哦哦连声。挂了电话后，映斗问： “四爷，是不是动物园请您老人家去演讲？” 父亲一肚子气： “胡说！刚才是行政院政务委员董委员打来的！” 董政务委员是东北人，满口京片子，“董委员”与黄冈土腔“动物园”发音雷同，谁叫他不入境随俗？怎能怪映斗分不清楚！ 映斗是个绝对坚守原则的人，只是他的原则甚多，每一个都彼此泾渭分明，各自独立，绝不妥协。母亲过世后，映斗为了消解父亲的悲痛，经常怂恿大家陪父亲打卫生麻将，藉以消遣愁怀。 在大陆时，父亲最反对赌博，每到一处，辄立禁令。可能是年纪大了，人间事也看开了。也可能是心里烦愁难去，所以常常欣然就坐。 人人都知道这是陪老太爷消遣，也就故意放水。父亲赢了，不过哈哈一笑，把牌一推，钱都不算，皆大欢喜。 有次因三缺一，映斗便披挂上阵，坐在父亲的上首。某一局中，映斗打了一张“七筒”，父亲正要“吃”，映斗忙说： “这张不能打。”立刻把牌收回，放在面前扣着。 大概父亲以为映斗迟早会打，便一直等那张“七筒”和牌。而映斗就是不打，结果那一局被别人和去。父亲便问映斗： “你不是有张七筒吗？为什么不打呢？” 映斗得意地说： “我晓得您老人家要和七筒，怎么能打呢？” 父亲大怒，离坐而去，牌也不打了。人人都怪映斗不是，但他振振有词： “这怎么能打？一打四爷就和了！” 人又问他： “我们来打牌是为了什么？” “陪四爷消遣呀！”映斗的头脑显然相当清楚。 “那你为什么不打给四爷，让他老人家高兴呢？” “这怎么能打？”映斗理由充足：“一打四爷就和了！” 十多年后，我们每次见面，第一个话题便是那张牌，而映斗的原则一直没有改变。不论我们以什么理由，用什么方法告诉他、讽刺他，说那时的主题应该是让父亲高兴，而他永远不能了解，为什么“一打四爷就和”的牌“可以打”。 我的少年时期就在这样的背景以及这种人物的错综关系下渡过，我不相信偶然，每一桩人们认为是偶然的事件，实际上在这事件发生之前，早已种下了必然的因。我正好生长在这个时代的断层夹缝里，相信在同时代中，具有类似遭遇的人一定不少。所不幸的是在各种机率的组合下，我所面对的人、事、时、空恰好都处于极端而已。 古老的中国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举凡社会形态、人物个性以及价值观念等，不仅早就凝固成型，且已僵化。二十世纪突然到来，在西方思潮猛烈冲击下，山河风云陡然变色，但却撼动不了深藏人心中的主观意识。只有我们这些幼苗，根浅干弱，激荡在巨大而无从抗拒的各种力量中。为了生存适应，不东不西、亦古亦今地渐渐成长。 敏姐初来时，与家中上上下下相处尚称融洽，父亲为了防止她闹事，严禁她外出。不多久，她就忍受不住了，时常大吵大闹。我们都还记得她在黄冈喝红汞水的往事，而父亲公务繁忙，因此才找了映斗兄来监督。 映斗一来，就开始与敏姐斗法。首先他检查敏姐的信件，有时用热水，有时用蒸气，信封是拆开了，但却没有一封能够还原得不露痕迹。他还买了碘酒，涂在信封信纸上，弄得脏兮兮的，无从辨认。据他说这样可以破密，别的我不敢说，但是却可以担保，如果信里真有机密，保证敏姐也认不出来。 敏姐似乎不知情，而信件反而更多了，常忙得映斗不亦乐乎。但几个月下来，什么都没有发现。直到有一次敏姐与映斗发生口角，敏姐口齿伶俐，映斗完全不是对手。可是两个人各说各话，尽管声量越来越大，却是谁也没占到便宜。 “你那一套，骗骗小孩子还可以，在我这里是此路不通！”映斗洋洋自得。 “啊？你是诸葛亮啰？” “倒也差不太多。” “听说你受过情报训练的，是不是？” “当然，不然四爷怎么会三顾四顾地请我来？” “那么你一定会检查信件啰？” “那是小事，你哪里晓得？搞情报是门大学问。” “我不是匪谍吗？信上的机密，你有没有破呢？” “莫胡说！哪里有什么机密？要有，那还得了！” “每天三封信，每封信你要忙上一个小时，够你玩吧？”敏姐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胡说！哪里要一个小时？三分钟就够了。”映斗依然信心满满。 “那么我从明天开始，一天寄十封怎么样？够不够？” 映斗听了，楞了半响，老神在在地说： “随便你，十封又算什么？反正不管有多少封，都别想过我这一关。” 他们之间的敌意越来越深，敏姐骂起人来尖酸刻薄，而映斗屹立如山，声大气粗。两人往往吵得天翻地覆，声震遐迩。 这只苦了我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朝夕受到他们的疲劳轰炸，尤其是敏姐话中带刺，指桑骂槐，不是骂贱女人，就是痛斥小老婆。连我这个人事不知的孩子都听出些端倪，更何况是母亲，因而咯血的次数日益频繁。 有一个星期天，父亲开会去了，他们又开始了例常的叫骂。母亲痛苦不堪，叫我去把映斗找来，有气无力地对他说： “映斗，你就让她一下吧，不要吵了。” “四娘，”映斗气呼呼地说：“又不是我找她吵，她实在太不象话了，是四爷交待叫我教训她的。” “你不理她就是了，我身体不好，希望家里安静点。”母亲求着他。 映斗说： “我才不屑理她！我不会跟她一般见识的！” 映斗一出去，禁不住敏姐一再的挑逗，只听得他又狮吼起来。母亲掉下了眼泪，对我说： “你去把映斗拉开，我实在受不了。” 我也很气，便冲出去对映斗大声说： “妈妈身体不好，请你不要吵了！” 敏姐一听，顿时勃然大怒，声震九州： “你这个小老婆生的小杂种，你敢管我？老实说，这个家是我的。你娘把我爸爸抢走了，害得我们一家离散，我是来报仇的！就是要气死你们！” 这段话是那么赤裸裸地，道出了全部事实和真相。我永生忘不了那一刻，只听母亲惨叫一声，我跑进去一看，一床一地都是斑斑滴滴的鲜血，母亲面色惨白，气息奄奄。 敏姐发泄过了，也是后悔不已，哭着向母亲道歉，一时一家人哭成一团。 父亲回来后，这件事谁也不敢再提。第二天，母亲便住进了阳明山肺病疗养院，家里反而安静下来。 我记得去探望过母亲一次，群山环抱中，疗养院坐落在一处滑向山谷的斜坡上。一栋一栋栉比鳞次的建筑，掩藏在茂密的树木花草间，环境优雅脱俗。母亲的病房正对着院中一棵高大似盖的百年桂花树，远远就散放着沁人的清香。 桂花，那金黄的粟粒，颤巍巍的散布在浓密的绿叶间。每当微风吹过，一阵花雨夹着花香，洒落在发梢肩际，有如经过了一番空灵的淋浴。 记得在重庆南岸，曾有一个召灵人指称母亲是王母娘娘天庭中的一颗桂树，因故谪降人间。当时母亲把这件事视为笑谈，然而此时此刻，沉重的心情，令我呆立树下，久久不能释怀。可能是这种永不再返的记忆，使我对桂花特别偏好，终身不移。 母亲知道疗养院的费用高得惊人，稍有起色便吵着要回家，记得她对父亲说： “我的病不可能好了，与其在这里记挂着家里，倒不如让我与你们多聚聚，早点死也好少受些活罪。” 敏姐也真心改过，虽然与映斗争执难免，但已收敛很多。 母亲自知不久人世，为了遵照医生嘱咐，以免把肺病传染给我，每天放学时，便叫我站在她的门口，上上下下地看个够，然后便把我赶走。我不是不懂，只是心有未甘，要传染何必等到今天？所以母亲每次叫我走，我立刻把头一掉，气呼呼地就跑开。 那年的除夕夜，父亲为了解忧遣愁，特意请了很多客人，家中热闹非常。敏姐领着头，在一个房间里和我们七八个孩子，玩“十点半”。敏姐输了，开始玩些花巧，我毫不客气的拆穿，她立刻大发雷霆： “你自己耍赖却来怪我！” “谁耍赖谁先死！”我反唇相讥。 “你咒我死？我孤身一个人，娘也不在身边，你还欺负我？”她越骂越气，一面哭着一面打了我一个耳光。 这清脆的一声，惊动了全家大小，母亲先把我叫去骂了一顿。接着父亲又赶过来，拿着鸡毛撢子，没头没脑地向我全身抽打。 难道这是我的错吗？为什么没人问问是非真相呢？我气得跑到街上，蜷曲着身体，蹲在墙角，眼看家家户户灯火通明，自怜自艾地冻到半夜。 倒霉的事一件一件来到，学校的成绩单寄来了，英文不及格。父亲把我打得浑身青肿，母亲顾不得病，抱着我痛哭，一面说： “儿啊！你知道为什么为娘的命这样苦吗？只因为你外公没读过书，没有谋生的本事，你还不好好念书，给娘争一口气，你怎么对得起人啊？你要记住，娘不久就要死了，你以后只能靠自己了，你不好好读书，爸爸永远不会喜欢你的。但是，我不准你作假、作弊，头上三尺有神明，你只有做个好人，菩萨才会保佑你。” 这是母亲给我的最后遗言，过年后，才开学不久，有一天下午，我正在操场上玩耍，姨爹身着军服来到学校。我一见到他，立刻知道母亲终于去了。 如今回忆起来，母亲一直只是个躺在病床上，终年咳血的影子。除了孩提时期，她从不曾亲切地抚慰过我，没有殷懃地照料过我。但是当她在世时，我知道有人会保护我，一切不必担心，天塌下来有人担当，吃的穿的少不了我一份。 母亲过世后，不只是病床上少了一个影子而已，少的是一份家人凝聚的力量，一个平衡调和的重心。家里一片冷清，父亲挂着一副严肃的面孔，经常把自己关在房中。映斗与敏姐的斗争变成了冷战，从此吵闹之声也消逝无踪。 失去了母亲的庇护，才知道平安的生活珍贵难得，绝非理所当然。再没有人关怀我，欢笑、温馨成为空谷足音。以十三岁的稚龄，自己照顾自己，衣食住行样样都短缺不足。风刮过来，寒得刺骨，雨淋下来，浑身透湿。饱一餐，饿一餐，从来无人闻问。即使生了病，也是一天拖一天，好也罢，不好也罢，直到后来，弄得从头到脚浑身没有一处正常。而且拖得久了，成为慢性痼疾，以致我终生与病魔奋斗不止。 除了学校规定的制服外，没有人会想到给我买件衣服，身体一天一天长大，旧制服越来越小。我想了不少办法，发觉若把裤管剪开一点，就勉强能绷在腿上。但是一到学校，教官却说我是太保。衣服破了，我设法用铁丝给连起来，每次女佣洗衣服，便咒骂不已。我干脆不交给她洗了，直穿到每件衣服都发出油亮亮的乌光。 母亲在时，卧病在床，自顾不暇，而我又懒又不懂事，一直把洗澡与刷牙视为苦事。现在正好无人闻问，我乐得每天过盥洗室而不入，弄得身上又脏又臭，家人见惯不怪，习以为常。有一次家中来了个生客，在屋中东闻西闻，一口咬定说屋子里有死耗子的气味。我们把屋里翻了个遍，谁都想不到会是只“活耗子”。 台湾雨量特多，尤其在台风季节，没有哪一天我身上干过。因为我没有雨衣或雨伞，又从来不敢向父亲要什么，父亲一向有人侍候，出入有车，他从来不明白生活中怎么会缺这缺那。我只要一开口，他就认定是我不知爱惜，不是弄坏了就是弄丢了。虽然这也经常是原因之一，但是等到父亲“机会教育”完了，又忙于他的公事，一切又都置之脑后。这种固定程序一再循环不已，既然要不到，我何必自讨骂挨？ 淋雨成了习惯，仗着年轻，反倒喜欢那种冰凉的刺激。特别是暑假时，天气又热又闷，一碰到下大雨，我就坐在防空洞上。顶头有个突出的漏水槽，雨大时，那股激流宛似一道飞瀑狂泻而下，恰好冲在我头上，顿感痛快淋漓。过了些时，我常觉得头皮发痒，抓起来感到非常怪异，彷佛隔了层什么东西似的。直到理发时，理发师在我头上揭起一张薄膜，才知道是在防空洞上享受时，屋顶脏水冲刷下来，长时期积累而成的污垢。 那时年纪轻，什么都不觉得，然而病因已种，后来我终生都受到皮肤病及气管炎侵扰，任何药物皆不能根治。由十六岁起，曾有十年之久，我颈上长了顽癣，电疗、烧皮、贴狗皮膏药、服抗生素……，一切方法都用尽了，弄得又脏又臭，就是好不了。又因从未刷牙，常闹牙病，到后来补了四颗，拔了四颗，年纪轻轻就齿牙动摇。 然而当时最糟的还是肚子，每天早上天一亮，我就开溜到学校去了。因为敏姐会赶在父亲起床之前，大声朗读英文，她读的永远是同一段。但父亲不懂，一听到她读书，便骂我不争气，也逼我去读。为什么一定要读英文呢？我恨英文，又不愿做假，只好开溜。 早饭不吃没关系，中午是自备便当，如果前一天有剩菜还好，没有，就只好带白饭。再如果我起晚了，一听到父亲的叫声，我宁愿不带，背了书包就走。由于早饭没吃，午饭没有，常在饿了一天之余，一回家便到厨房中，不论生熟先塞个够。到了晚餐时，按父亲的规矩，吃饭是要定时定量，吃少了也要挨骂，所以我又撑得死胀。 师大附中有很多遗族学生，他们无爹无娘，但却有个“大家长”蒋总统作靠山。我非常羡慕他们，不仅自由自在，而且吃的穿的样样都比我强。有时我真恨不得自己也是“遗族”，甚至打算离家出走，做个乞丐也心甘情愿。 在家里，我正是只活耗子，不仅怕父亲，怕敏姐，连妹妹我都怕。我常常提醒自己，母亲曾吩咐我照顾她。可是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父亲把她当作心肝宝贝，客人来，她躺在父亲怀里；父亲出去应酬，她也随着前后飞舞。尽管父亲也很少买衣物给她，但是客看主面，父亲是陈诚面前的红人，来客为了讨好父亲，要巴结就得先投其所好。因此她的新衣、新玩具从没有断过，至于我，客人连知道有我这个人存在的都不多。 我嫉妒，我忿忿不平。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总难免有争吵，妹妹动不动就向父亲告状，而我总是以挨打终场。最后我学乖了，尽量躲开她，躲开所有的人。幸而父亲太忙，我们全家见面只限于晚餐的十几分钟，熬过了那段提心吊胆的紧要关头，我就解脱了，立刻逃避到自己的小天地里。 我家有四个上房，父亲一间，敏姐和妹妹一间，另外两间则住着投奔父亲的朋友。一位我没有印象，另一位姓曹，我们称他曹叔叔，为人非常正直，是个标准的道学先生。他也是我的克星，常常逼我读书，而且把我的劣行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 此外还有在车库旁加盖的两间下房，分别由映斗及佣人占用。所以我只好睡在客厅里，就在饭桌上做功课。那时家中牌局很多，父亲由反对进而旁观，最后成了领衔主角。 一到打牌，我立刻开溜，我有个“秘窟”，是车库外搭建的“防空洞”，那是政府为了怕共军轰炸，规定大家兴建的。洞里是个横放的水泥圆筒，又阴又湿，谁都不敢进去，正好供我避难。由经验中我知道，只要不露面，不会有人突然想到我的。 尽管如此，我挨打的机率还是很高。父亲只打头，他惯用反手，四个指节一敲下去，我的头上立刻冒出一排小丘。那时的中学生一律要剃光头，每次的战果在学校都为我带来许多羞辱。为了掩饰，下课时我常把红色的童军领巾包在头上，大玩“红巾贼”追逐的游戏。 最初同学们围观我濯濯童山上的突起时，确令我难过异常。渐渐习惯了以后，哪天头上没有新的成绩，得不到大家的关心，倒反而使我觉得备受冷落。所以在潜意识中，总想找个机会挨顿打，在心灵的慰藉与肉体的折磨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我们班上只有三个女生，有一位叫马湘君，由于自惭形秽，我从来没有面对面地看清楚她的容貌，但却偷偷地仰慕着。祗缘在一次满头累累的伤痕下，我瞥见她投过一道充满同情与怜悯的目光，那是任何人都能体会的母性情操。剎时一股暖流由脚心浮上面颊，我红着脸，逃到厕所，任凭泪水滚滚畅流。 那一剎，我突然想到峨姐，这是自有记忆以来的第一次。如果她还在世，我的遭遇也不至于这般不堪。当然，这些假设完全不能成立，可是另一个期望却油然而生。马湘君很可能就是峨姐的化身，至少，在心底我把她当作我的庇护神。 除了英文外，我的功课并不算差，我最喜欢代数，只要按照一定的方法推理下去，就能得到正确的结果。只是我很粗心，又过于有把握。任何题目我都会解，但答案却常是错的。老师每次都对我的考卷摇头，说： “朱邦复，你叫我怎么打分数？说计算过程，你都对，而且常有创意。可是答案却错得离谱，为什么呢？” 等我知道为什么时，学习的时机已经过了。在学习过程中，首先是了解，然后要不断的反复练习，将所知的化为直觉反应。除非有直觉反应的辅助，大脑中枢不可能同时处理两个以上的问题。当大脑在处理一个问题时，浅层记忆区必须调用一些相关的资料，这时原来暂存的其它问题，便自动地被清除了。如果我们勉强地将各种问题都记住，则在考虑问题的同时，随时都得分心回忆，这样一来便造成极重的负荷。 如果浅层记忆神经的负荷太重，就容易疲劳。一疲劳，大脑功能就降低，容易产生“错误”。如果强迫它继续工作，生理的本能会提供一种信息，以防止器官因过度疲劳而造成伤害。这种讯息对人的心理而言，便是所谓的“痛苦”。人都厌恶痛苦，因而直觉地排斥思考，连带着对所思考的问题失去了兴趣。 年轻人最大的弊病，就是自以为懂就够了，不喜欢反复的练习。不练习，直觉反应就不能形成。一到处理问题时，不是顾此失彼，就是茫无头绪，无从着手。 因为家里的环境与气氛，使得我只能躲躲藏藏。学校的作业很简单，既然都会，又何必花功夫去做？由于我很少做家庭作业，失去了练习的机会，所学也无法正确的应用。而不经常应用，久而久之，就渐渐遗忘，从“会”再回到“不会”。 我认为，教育的真正目的，绝不只是填一些“死的知识”在学生头脑中。而是提供一些必要的工具，人掌握了工具后，就可以在各种随时发生的情况下，灵活地应用。学习“知识”，实际上就是学习面对一种新的情况。知识的累积可以加强“工具”的功能，使人更能适应未来所不能预料的各种情况。 这种工具，就是了解“为什么”，而不是“什么”。不了解“为什么”，“什么”便是僵化的、死的“知识”。中国文字的奥妙，很可以在“知识”两字上看出来，“知”就是“了解”，“识”指的是所察觉的、感受的事物。“了解所察觉的事物”，在静态上可以看做一种结果，那就是“什么”。 一般人把“什么”就当作知识，而我则认为“什么”只是“静态的、死的”资料。因为各种事物都是动态的，人要了解就必须不断地去“观察”，把静态的资料结合起来。这样所了解的，便是“为什么”，也可以说是事物的“道理”。 中国文化之光辉伟大，是很多圣哲孜孜不倦地追求“道理”积累的结果。今人误以为静态的知识本身便是“道理”，只要装进脑中即可。所以虽然“知识”随着时间、空间与日增进，却与“道理”相去日远。 不记得是谁教过我一种检验答案的方法，在应用乘法时，其积会有一种等量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化为个位数。方法是把“数字”皆视为个位值，凡超过个位值时，则将数字相加，其结果必然有一全等的个位数值。我试了又试，的确完全符合，这件事不禁引发了我的好奇心，为什么运算数值会与其最终之个位数值有关系呢？ 我开始潜心研究，才知道所谓十进制就是十个数值的延伸。任何一数值在化成个位数以后，只有十种基本值。乘法只是将数值成等差级数倍增，而其基本关系不变。在这种做法下，数字的顺位毫无关系，故其精确性并不高，只能供我这种懒人参考。 我想找出比较精确的方法来，比如说，仅凭个位值可以看出是单数或双数，说不定能根据所有基本值，找出一切数的关系。于是我列了一张大表，由个位数之乘值，一直做到百位数之平方值。当然我找到了一些关系，但都很麻烦，不如重新计算一遍简单。 此外我发现如果不用十个数，只取九个、八个，也可以进位，只是不如十进制方便。为什么呢？想来想去，我的结论是因为我们有十只手指，习惯了而已。 这种进位的观念，就是“数系”，一般人仅把数系当作不同的运算方式。可是对我却不然，在我找到的数系关系中，每种都有其各自的重复规律。这些规律是不是有其它的意义呢？否则彼此不同的数系，为什么能共享其中一些较小的数字呢？ 我把这篇不成熟的研究给父亲看，满心希望得到夸赞，但父亲只淡淡地说了声：“很好。”这已是我从未得到过的赞美了。我志得意满，又拿到学校，趁着下课时的空档，战战兢兢的请代数老师指导。 老师一看，不耐烦地说： “谁叫你做这个的？” 我的一颗心早已跳到了喉头，再看看他的脸色，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教的是代数，不是小学生的玩意！” 碰了一鼻子灰，我懊恼不已，连带着对数学也失去了兴趣。 这件事一直搁置了四十多年，后来在我研究《易经》时，才发现数系是一种同中有异的分类方式。在数学上用处不大，因为数学在运算时，必须有统一的单位。单位是一种相同的分类限制，同一的单位就意味着相同的性质。 在真实世界里，是没有独立存在的“单一性质”的。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比如说，苹果是个完整的个体，适用于任何数系，其性质的介定，可以用“个”，也可以用“堆”、“块”、“片”等不同的单位。 不同的单位代表不同的自然性质，个、堆、块、片等可以介定苹果的属性，与数系无关。但是，人所认知的自然界中，有些本身就带有数值的定义。如一个星期有七天，每一天可分别以星期一到星期日代表之；一年有四季，各以春夏秋冬表示；一年又有十二个月，分别订为一月到十二月。 数字只是数系中先后序位，在同一数系中，数系即是最大的序位。当序位最大时，就代表进位，即该数系的一次完整循环。十进制的十三，代表一次循环后，另一次开始的第三位。也就是说，循环一次为十，十三等于十进制的一次循环后，再加三。 在十进制数系下，数字“十三”意味着什么呢？对苹果而言，若以个为属性，则有十三个。以片为属性是十三片。“星期十三”呢？由于我们没有采用七进位，所以需要转换。十三除以七相当于一个循环后的星期六。同理，“季十三”为第三年后的春季；“月十三”为第二年的一月。 这样转换太麻烦了，但是我们必须如此，人们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其中一条路是学习很多不同的数系运算，另一条路则是统一采用十进制数系。 我当时只能了解到这里，但是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心中，等到学《易经》时，我突然大惑得解，原来这就是宇宙的真实结构！（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第四集＜金秋＞第九章中有关《易经》的说明。） 不妨在此先举一个例子说明，假定有一数“甲”，在二进制时代表电性“正、负”的性质（当然还可以代表其它不同的性质，但为易于了解起见，仅介绍一种）。在三进位时代表“大、中、小”，在四进位时代表“春、夏、秋、冬”，在五进位为“金、木、水、火、土”。（请注意，这些进位都应以零为始值。） 再假设我们有一数11，在前面的假设下，此数分别象征： 二进制除以二，相当于第五循环的“负”。（正为始，为零。） 三进位除以三，相当于第三循环的“中”。 四进位除以四，相当于第二循环的“秋”。 五进位除以五，相当于第二循环的“金”。 由此可见，此一数字在不同的数系中，有不同的象征意义。这真是一种奇妙无比的方法，以最简单的结构来代表最复杂的现象。中国的老祖先居然在五千年前就发现了，至于此象征意义代表什么，请细读第四集＜金秋＞。 学期终了，我知道英文一定不会及格，代数也可能有问题。 怎么办呢？我想到母亲曾经说过，只要我做个好人，不逃学，不作弊，菩萨自然会保佑。早在母亲殁后，我就自设了个小小的灵位，每天膜拜。现在我不仅拜母亲，还拜观世音菩萨，烧香外加叩头，乞求神明保佑。 一个暑假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为了怕父亲看到学校的成绩单，我主动地拿信拿报。早上敏姐一读英文，我也跟着大声念，父亲一上班，我们同时丢下书本。 敏姐高明之处在于她不论做什么，很少会被父亲抓到把柄。当映斗及另一位客人搬离我们家后，曹叔叔也不大管她，家里大权就落到她手中，大大小小完全听她指挥。于是，父亲前脚走，她后脚溜，父亲下班回家时，老远司机就开始按喇叭，通知她赶快回家，并且在父亲进门之前拿起书本来。 后来她胆子越来越大，晚上不到八点就要睡觉。父亲老拿她作我的榜样，说她早睡早起，随时在读书。实际上她只是把蚊帐放下，床前放双鞋子，烟幕布置妥当后，便越窗而出，往往要到天亮了才回来。 我不愿向父亲告密，但心有未甘，便常在她晚上进门的入口，布置了各种障碍。她一进来，不是摔倒便是杂物纷飞。可是，人人都醒了，只有父亲安眠如常。 敏姐开始带些糖果回来给我，吃得口里甜甜的，为了贪图下次的小惠，我居然也变成了她的小佣人。帮她掩饰，为她开门，当然再也不捉弄她了。 有次，她道了晚安进房后，父亲突然想到一件事，却叫她不应。父亲叫妹妹去叫，妹妹不肯，父亲便亲自去敲门，半响无人。把门打开一看，床前拖鞋平排，蚊帐高挂，被中有物坟起。显然是敏姐好梦方酣，父亲连忙闪身退出，把门一关，大声叫着： “你是病了还是死了？为什么不起来？” 妹妹忍不住说： “姐姐出去了。” 父亲恍然大悟，气得暴跳如雷，把家里每个人都痛骂了一番。然后搬了张椅子，放在敏姐门口，就在那里批阅起公文来。 我连眼也不敢阖，等到父亲在椅子上睡熟了，忙溜到马路上去等敏姐。当然是希望能讨个大赏，但主要的还是怕父亲怒火高升时，拿我来出气。 敏姐悠哉游哉的回来了，我把情形告诉她以后，她却胸有成竹，说： “没关系，我爬窗子进去就是，保证没事。” “爸爸呢？他还睡在椅子上呢？” “活该！让他睡到天亮。”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对待父亲，建议敏姐到朋友家去住，打个电话回来就是。敏姐理都不理，只催我快蹲下，她便踩着我的背，从窗子爬进屋里。 见到父亲弯着身体，一只臂膀“挂”在椅背上的样子，心中很不是滋味，可是我自顾不暇，又能怎样？ 一夜我都没睡好，常爬起来偷看，最后父亲竟然蜷缩在地上。好在天气炎热，不盖被也没关系，相信还不至于生病。 第二天早上，一听到声音，我就醒了，这时父亲又睡回椅子上了。一直挨到八点，敏姐身着一件薄纱睡衣，一面开门，一面故意对妹妹大声说： “立立，你也该起来了！” 只见父亲霍然跃起，敏姐忙用手遮住身子，惊叫道： “爸爸，你在这里做什么？” 父亲头脑清醒了些，这才发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铁青着脸，一句话也没说，进房去了。 事后，父亲买了一把大锁，向全家宣告： “从今以后，谁不想呆在这里，可以自己走路。如果要出去玩，晚上十点钟以前回来，十点钟锁门，锁完门，钥匙交给我，谁也不许开。” 这并没有难到敏姐，因防空洞在墙边，洞顶是斜的，从外面可以走到顶上。而墙内防空洞的木门，上面有格子，可以当做云梯，敏姐依旧来去自如。 总算父亲认清了一个事实，把敏姐关在家里不是上策。这时警总已对敏姐做了详细调查，发觉她并没有从事任何政治活动，所以同意让敏姐去读书。 敏姐当然想上大学，但碍于没有文凭，只好报考台北商职。据悉父亲与某方面已有了默契，只要成绩不太差，便可以通融过关。 放榜时，父亲不放心，叫映斗陪她去看。一回来，只见姐姐兴高采烈的说： “我考了备取第六名。”映斗也在一旁证明无误。父亲立刻打电话去问，对方说备取已决定录取十名，所以绝无问题。 一直到快开学了，学校还没来通知，父亲又去问。对方一查，十名之内并没有敏姐的名字。父亲不相信，追究之下，才发觉原来她是备取第卅一名。 “我绝对没有看错，是第六名，而且就在顶头第一行。”敏姐指天发誓。 “四爷！一定是学校搞错了，我怎么会连第六名都看不出来？”映斗也振振有词。 其实看过榜的都知道，榜单的顺序是由上而下，由右而左，一般每行有六名。如果是第六名，就应该在最下面。而在顶上的第六行，其实是第卅一名。 最后，当局找了一个理由，因敏姐的国文考得比较好，学校宣布为了发扬中华文化，特在后补名额中，加收一班国文成绩最优者。这一来不仅敏姐的学籍解决了，不少名落孙山的学子也沾了光，敏姐大出风头，当选为班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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