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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林彪接手东北八十万大军，东北失守。父亲一到家，我们立刻马不停蹄地搬到汉口，住在郊区一个已经停工的酒精厂宿舍中。书房中摆满了父亲的藏书，四壁是从地面上接天花板的书架，一进门，扑面就是阵阵书香。 父亲为了方便，将他喜欢的书放在伸手可及的位置。而我最有兴趣的是“万有文库”中的小说类，父亲从来不看，都统一放在书架最底下一排。我干脆睡在地上，不必起身，顺手就可摸到一本。不到半年的时间，古今中外名著，任我看了个饱。 那种沉浸在书香气息中，神游九洲八方，不沾人间尘泥的境界，实在令人留连徘徊，舍不得返来。常常看书看得呆了，现实与虚幻交错，一时间分不出真假，也闹了不少笑话。有一次，我正看到有位年轻人求济公活佛助他成仙，济公毫不考虑，往地上吐了一口浓痰，说：“你真要成仙？把这口痰吃了就行”！那位青年一看，恶心乍舌，掉头而去。不料一只黄狗恰巧经过，把痰吃了，果然立刻升天！ 我很不解，为什么要吃了浓痰才能成仙？如果是我，又该如何？假如真能升天倒还值得，万一升不了天呢？我一时胡思乱想，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天，有人敲门，我打开门一看，是个要饭的老头。母亲经常备有剩饭，我立刻去取了来。这时，赫然在目的，竟是地上一滩又浓又稠又白的痰。 不记得老头是怎么走的，我却对着那口痰发了呆性，该不该吃呢？能不能吃呢？不错，我想升天做神仙，可是升天以后又如何呢？我能带着母亲升天吗？再要说浓痰，母亲成天一口接一口，我为什么没想到要吃呢？我咳嗽时，不也是一口把痰吞下去吗？想来想去，突然感觉到，地上的这堆痰看来竟是无比的可怕！ 总之，我没有吃，而且想到就恶心，为了这点分辨心，我没有升天，也不想升天。我隐隐约约地认为，如果吃了痰才能升天，那升天也没多大意义。 我已经不记得换了多少学校了，这次读书的学校，简直像庙会一样。最初我们的教室是在楼梯上，那还算是好的，至少老师只有一个。后来全班搬到一间教室里，与另一班同时上课，学生们并排而坐，却各自面向教室的一端。 两个老师一在前，一在后，同时讲课，那种混乱的场面，也就不是笔墨可以形容的了。最有趣的一次，是有人偷偷带了一只猫来，它喜欢蹲在人的肩膀上，尾巴常蹭到同座而反向同学的脖子上。那位同学很专心，他以为有人开玩笑，一直忍着不加理会。后来他气急了，拼命把那毛茸茸的玩意一拉。这一来，那只猫痛得发狂，乱叫乱抓，同学们都吓得东奔西逃，闹得整个教室骚然，彷佛是一颗炸弹爆炸了。 父亲又为国事奔走去了，这一年，我见识到了大自然展示的威力。长江决堤，武汉三镇尽成泽国，淹水有一个人深，我临时学会游泳，丝毫不以为苦。倒是一场大火却使我吓破了胆，闻火心惊。酒精工厂外有处堆栈，有一天黄昏时，突然冒出了火舌，天上一片橘红。宿舍里家家大小忙着抢救细软，在阵阵骚乱声中，不时有人大呼： “酒精槽要爆炸了！快逃呀！” 可是，在我的眼前，只看到母亲拉着我和妹妹的手，神情肃穆地站在窗前。母亲脸上身上敷着一片淡淡的橘红，她稳如泰山，口中不断念着：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我把头伸出窗外，触目皆是赤焰处处，在飞舞的火苗边缘上，衬着一股股暗橙色的烟雾，呼啸着冲向天空。火焰的中心是一堆亮得炫目的屋架子，每当倒塌时，就轰然一声，溅起漫天银白的星星。火光越来越盛，脸也越烤越烫，浑身热汗蒸腾……渐渐地我彷佛不存在了，只有劈劈啪啪的木材爆裂声以及火星满天飞舞。 我想到被烧死的惨状，一个劲要逃，偏偏四肢发软，丝毫都动弹不得。母亲镇定如常，好象观音菩萨就在身边，于是我也高声地念着：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不知过了多久，火势逐渐平息，只剩下浓浓的黑烟，弥漫在空中。我们母子三人，每人都浑身发烫，流了一身汗。事后，母亲从容地给我们洗澡，平静地说： “对菩萨要有信心，只要自己心诚意正，不断地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菩萨一定会保佑的。” 这件事对我一生影响之深远，难以言喻，由无而有，由有而无，在在如同一团迷雾。我由一个信念的极端，荡到另一个极端，不断地往复，不断地修正，以迄于今。人如果成长在没有矛盾冲突的环境中，他没有必要去怀疑所遭遇的一切。没有怀疑，就不需要否定自己，更别说不顾一切地去追索最终的真相。 火灾后，我们又搬到武昌的“紫湖新村”。不久，父亲也出现了，有一阵子，他没有再出门，只是督促我们读书、做功课。父亲的朋友姚德安先生一家，也和我们住在一起，他有个女儿叫爱珠，比我小两岁，立刻成为我和妹妹的玩伴。 父亲天天练字，也逼着我们写。每次写完，父亲对爱珠的字总是赞不绝口，而我的则被批评得一无是处。我横着看，直着看，始终看不出爱珠的字好在哪里，心中不禁怀疑父亲偏心，但又不敢辩驳。一天，我骗着爱珠替我写了一篇，父亲竟没看出是爱珠的笔迹，把我叫去狠狠地痛骂了一番，说： “这是什么鬼画符？字不成字，形不成形！亏你好意思拿来给我看！” 父亲越骂，我越得意，我说： “这是爱珠写的。” 父亲不懂我的用心，诧问： “那么你写的呢？” “您老说她写得比我好，”我振振有词地说：“所以我……” 父亲大怒，一巴掌打过来，我立刻晕头转向。姚妈妈把我拉到一边，说： “爱珠是客人，所以你爸爸对她客气些，你懂吧？” 我不懂，为什么明明我的字写得比客人好，就应该“骗”我说不好。父亲常说他最讲理，难道说他的话就是“理”？ 在武昌城里，父亲有个朋友开了家电影院，母亲常带我们去看“霸王戏”，记得在看“天亮前后”和“一江春水向东流”时，由于片中情节大家都亲身经历过，创痛犹新，全场一片哭泣声。母亲不用说，早已哭得不成人形，连我和爱珠也被卷入情感的风暴，莫名其妙地从头奉陪到尾，泪流满襟。 这时我已稍懂世事，至少可以在大人日常的谈话及神色中，知道又要准备逃难了。每天家里的来客不断，他们问的几乎千篇一律： “怀公呀！我们该怎么办呢？” 父亲则是唉声连连，摇头不语。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九四八年末，徐蚌会战中，国军一败涂地。共军随时可能渡江，不仅大局无法收拾，甚至要逃也无地可容。 未几，父亲调到鄂西行辕，先去了恩施，母亲则带我和妹妹溯江而上。到了宜昌，母亲病情转剧，需要休养，便把我寄在一个朋友开的皮鞋店里。不幸这时我也得了痢疾，肚痛腹泻，每日与奇臭无比的毛坑为伍，痛苦不堪。我一再吵着要看母亲，但是，店里上上下下谁都不理睬我。 那是种脱离现实的特殊感受，皮鞋店中各种皮革、橡胶以及化学药品的气味，已令我丧失了习惯的认知能力。再加上生了病不能出去玩，更是烦躁难安。平常还有母亲做避风港，虽然她一直病着，但每当我需要她的时候，她总在身边。这次却完全不一样了，陌生的环境，人们奇怪的态度，为什么我一直见不到母亲呢？ 第一个闪入我心中的念头是，母亲把我丢掉了，因为我太淘气，母亲实在受不了。可是母亲从来没有抱怨过呀！怎会突然把我丢掉呢？我不相信！那么，还有什么原因呢？莫非……莫非她和峨姐一样？我以后永远不能再见到她了？ 想到这里，我立刻大哭大闹，说什么也要找母亲去。 鞋店的主人劝我，说我母亲命很苦，难得有点快乐的日子，我应该乖乖地待在这里。我听了更是不依，如果母亲不要我了，那该怎么办？ 那人被我折腾不过，只好千嘱咐、万拜托，叫我见到母亲时不要吵闹，然后带我到了一个戏院。在后台化妆室里，我看到了母亲，她神采奕奕的，正与一个身着戏装的少女谈话。我几乎认不出那就是终年躺在病床上，气息奄奄的母亲，一时间竟然看呆了。 母亲见到我，只说了声：“还乖吧”？又继续和那个少女说笑起来。 我当时百感交集，安慰的是母亲还健在，而且显然没有拋弃我的意思。但是，看看她与别人亲热的样子，反而更加难过起来。她是我的母亲，她应该最喜欢我，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在陌生人家中？ 多年后由母亲口中得知，那少女是当时的“汉戏”红伶，身世凄凉，与母亲一见即视同知己。早年生活的贫苦，嫁给父亲后家庭的折磨，母亲从来没享受过须臾的幸福。一旦有了精神的慰藉，她的病情顿时好转，俩人每天形影不离。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道德虽是人立命立身的基础，但人性并未因之净化，故产生了在道德规范容许下的各种发泄行为。“捧戏子”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自古以来，士大夫视之为风雅韵事，文人骚客也常将戏子当作灵感的化身。 戏子所扮演的角色是虚幻的、经过蓄意美化的剪影，在时间上可古可今，性别上可男可女。对一般人说来，戏子所提供的是娱乐，能够远远欣赏就满足了。而对有能力、有钱势的人而言，戏子则是理想的玩物，既能表示自己的身价，又可避免很多无谓的纠纷。 此外，还有一种心理补偿的成分，由于戏中人有时男扮女，有时女扮男。因而不论是男是女，人人都可以“道貌岸然”地公开表示其由衷的欣赏之情，不致有悖于中国社会上异性间的诸多禁忌。 六十年代因为一部梁祝艳史，台湾曾掀起了一阵“凌波热”。上至大学教授，下至贩夫走卒，无不为凌波倾倒。她虽是女性，但扮演英俊的梁兄哥，男士们爱她，声称她将梁山伯演活了；女性们爱“他”，只缘“他”是女性，无须顾忌。 我生平中仅有这一次，见到了母亲那种愉悦的神情。现在想来不仅能理解，且更为同情。父亲长年在外，母亲身为一个旧社会中的妇女，很可能藉此稍解寂寞。更何况痼疾缠身，自知行将就木，也许就在回光返照下，燃起人生的余烬。 然而在当时，我想到的只是自己，天经地义，母亲只是属于我。在我需要时，她应该在身边，当我生病时，她应该安慰我。这次她把我丢在皮鞋店里，不仅对我不加闻问，甚至于见到我时也漠不关心，难道“母亲”不是“我的”吗？ 后来父亲来电催我们上路，母亲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宜昌。 船到巴东，那是个山城，其实也称不上是城，总共只有一条街，沿着山势，挂在长江边上。那里的人民生活很苦，唯一的土产是一种略带透明、颗粒很小的红樱桃。我从来没有用过钱，更不知道怎样买东西，母亲见我垂涎欲滴，给了我几个银角子，我走到一个小贩面前，说要买樱桃。 他挑着一个担子，问我要买多少，我把角子全给他，说： “这么多。”其实我压根儿不知道能买多少。 他听了，眼睛睁得老大，忙说： “您老人家（湖北人的口头语，意指您）住在哪里？我给您老人家挑去！” 原来我竟然把他整担的樱桃都买下来了，害得我只好拼命吃，吃得满嘴红汁，成了不折不扣的樱桃小口。 住了一天，父亲率人来接，我们过了江，改乘木炭车，直趋恩施。 木炭车顾名思义是以木炭做燃料，以水蒸气为动力的交通工具。由于火力不足，走平地尚可，一到上坡，大家就得下车。木炭车每每咆哮着、吐出大片浓烟，向前冲了一段后，又往下滑。司机的两个助手各拿了一个三角形木块，在车下滑时便忙将木块塞在后轮下，挡住退势，待车喘息够了，再向上爬。 有时候路太陡了，车实在冲不上去，司机便满面愧容的，请大伙来推。随车的都是当时鄂西行辕的高级官员，闻言莫不面面相觑。父亲见了，首先卷起袖子，动手便推。大家这才七手八脚地一拥而上，车子又开始缓缓地向前移动。 这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人世间一切大事，都是由这些小事堆砌起来的。人总是把自己看得很特殊，享受时不可少了他的一份，否则便是不公、不平。到了发生问题、应该设法解决时，这些人便叉着双手，远远地站着，认为那是别人的责任，与他无关。父亲之所以为人所敬重，与他的身体力行不无关系。 可能是路上太过劳累，也可能是在宜昌时心力透支，母亲在车上咯血不止。从此以后，身体情况一天比一天衰弱，连脸上的笑容也显得疲惫不堪。 国事也比母亲的病好不了多少，先总统下野，南北议和。人人都知道大势已去，常有人来劝父亲“识时务者为俊杰”，父亲立刻暴跳大骂，声震屋瓦。 我们住在行辕的后面，院子很大，还种了一些玉米。虽然父亲严厉禁止，我还是一有机会便到院中摘了玉米到厨房烤来吃。有一天，父亲吩咐我做功课，随后就上班去了。等他出门的声音传来，我立刻高高兴兴地跑到厨房去吃烤玉米。 正吃得有劲，突然听到一声狮吼： “邦复呢？” 我吓得将玉米顺手一丢，连忙跑出来，恰与父亲撞个正着。父亲手中拄着一支“文明棍”，棍端包着铜套子，见到我，不由分说，举起棍子就往我身上抽。我还来不及逃，身上已狠狠地挨了几下，顿时痛入心肺。恍惚中，远处好象传来母亲微弱的呼声： “别把他打死了！”我听了，下意识地就往地上一倒，装起死来。 那晓得父亲不吃这一套，只听得一声： “打死你这个没有出息的狗东西！”接着我左耳后面突然一阵剧痛，连装都来不及装，立时人事不知地昏了过去。 事后人人说我命大，父亲那一棒就像打高尔夫球一般，棒尖正击中我的后脑勺，棒子断成了两截。而我左耳后面连着脑勺处肿得像拳头大，三个多月后才消掉。 学校为了宣传共产党的可怕，特别举办一次晚会，所有的节目都由同学表演。不知道是谁出的点子，我被分到扮演一位受共军欺压的农村妇女，还要边唱边跳。我当然不肯，态度坚定异常，结果还是要劳动母亲出面： “儿啊，唱戏有什么不好呢？要知道你爸爸是个好官，他要让老百姓高兴，总不能叫他去唱吧，你代爸爸分劳，为什么不愿意呢？” “他们要我装女的，我不干！” “女的有什么不好？妈妈不是女的吗？观音菩萨不也是女的吗？” “可是装女生要擦胭脂，那不叫人笑死了？” “做你该做的事，不要管别人，那天妈妈也要去，就算跳给妈妈看，好吧？” 母亲说好说歹，我只得硬着头皮，别别扭扭，活像个大姑娘。演完了，一连几天都不敢见人。立妹则表演一支蝴蝶舞，我在后台没有看到，据说她跳得面色苍白，不要说飞，到后来几乎连动都不能动了。 有一天，突然有人急急忙忙地跑进家里，惊慌地喊着： “共产党过江啦！共产党过江啦！” 家里又是一阵乱，母亲躺在床上只是流着泪，叹气说： “又要搬家了，老天哪！搬到哪一天为止啊！” 父亲不知去哪里了，我只记得一切都是姚伯伯在打点，家里忙乱了一阵。母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举步维艰地，带着我们兄妹二人坐上一架军机。先到万县，再乘船到重庆，住进湖北省银行的办事处里。 那时，重庆也是一片兵慌马乱，我们都受到警告，不许随意走动。只要不看到父亲，一切事务对我来说都是新奇有趣，整天东张西望，忙个不停。 办事处位于小十字街，街旁地上都是些摆地摊的小贩，我常去买“冰棍”吃，也常租些“娃娃书”（连环图画）来看。因此学了不少歌谣，随着别人唱： “……不怕铜打铁罗汉，只怕难过九月三！” 那时人人在唱，但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另外还有一段是： “火烧重庆，血洗台湾！”这段我懂，因为我一唱，母亲就骂。 四九年九月三日那天，大约下午两点钟，我正在客厅玩，突然发现窗子外面，“朝天门”方向有一股黑烟，直冲云天。我忘不了汉口酒精厂的大火，在开始时也是一股黑烟。但办事处里没有人相信我的话，都说那是轮船泊岸，而且船一定很大。 到了五点钟，原来的一股烟化为两股，而且变得很粗，办事处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我们母子三人。母亲开始急了，电话又打不通，口中便念起观音菩萨来。 我跑到门外一看，才知道事态严重了，原来不仅是失火，而且火头不止一处，人人都紧张地群聚街头，指东望西，议论纷纷。还有不少军警，荷鎗实弹，来往巡曳。 小十字街紧接大十字街，大十字街则与银行街相交，如果银行街也烧了起来，那问题就大了。根据目前形势，显然是有人纵火，朝天门一带都是穷苦人家住的木房，很容易燃烧。银行街则是钢筋水泥的高楼，虽然不容易燃烧，一旦烧了起来却难以抢救。 这时人群中一阵大乱，半空又冒出了一片浓烟，隐隐还看得见火舌伸缩，彷佛就在小十字街的附近。我慌忙跑回家，急着对母亲说： “不得了，到处都烧起来了！” 母亲虽然心里焦急，却对我说： “怕什么？菩萨自然会保佑我们的。” 天色不但没像往常一样暗下来，反而越来越红。由窗子望出去，朝天门一带完全笼罩在熊熊的火光下。偶而，昏黑的浓雾从下向上倒卷，弥漫着诡异的乌紫色，火苗像断了线的风筝，轻灵地直窜向遥空，火势彷佛接近了尾声。正当人们满怀期望，突然间，一团更加明亮的闪光，挟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无数密如珠网的火星，四散崩裂。顿时，天心又破开一个缺口，火光更盛，火势愈加猛烈起来。 本来屋里静静的，只听得到我自己的心跳，和母亲喃喃的祈祷声。忽然，前街嘈杂鼎沸的人声也挤了进来。我下意识的跑到大门口，眼下居然也是一片通红，人人呼天抢地的奔跑着。有人抱了些什物，有人还拉着孩子，甚至有人衣冠不整，披头散发。但却无一不是惊惶失措，在那惨红滟滟、宛似炼狱的街头上，不辨东南西北地乱跑乱窜。 地上到处是箱笼衣物，有人摔倒了，后面的人又扑上去。尤其是小孩子，有的就地号啕大哭，有的茫然地在街心打转。一时鬼哭神嚎之声，充塞圜宇。 我被眼前人间炼狱般的景象吓得楞住了，不知何时起，母亲已站在我身后，口中不断地念着：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一位警察看到我们，好心地过来说： “太太，还不快逃？四面八方都烧起来了。” “往那里逃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位警察摇摇头，无可奈何、踽踽地消失在火光中。 我觉得很热，更难受的是呛人的烟味，脑中一片空白。这时自发性的生命力发挥了作用，我不再问母亲，跑进屋里，不知从何而来的力气，连抱带挟地，把我们仅有的四件行李都拿了出来。母亲充满怜惜地阻住了我，她说： “儿啊！假如该我们母子死在这里，你逃得掉吗？” 我急中生智，迸出一句话来： “如果不该死在这里，我们就逃得掉！” 母亲平静地望着我，说： “我是活不久了，但你不是短命相，放心，菩萨会保佑的。” 看到母亲安祥的面容，我顿时平静下来，生死的问题在那时倒没有想到，只是受了眼前气氛的感染，不知不觉中想要拔足飞奔。由于对菩萨的信念，不论在多么恶劣的境况下，母亲都能维持着平和的心境，这一点对我的影响无与伦比。 在顺境中，人人都能发挥所长，而身处逆境，心一乱就失去主宰。母亲现身说法，一次一次带领着我脱离险境，不知不觉中，我已学会了她那处乱不惊的镇定态度，一再地让我渡过难关。 不久，传来阵阵杂乱的汽车喇叭声，街上又是一阵乱，我看到载着军人的大卡车，一辆一辆慢慢地驶过来。登时，人群像潮水一般挤到街旁，车队压过到处散布的箱笼，颠簸着朝银行街那边通红的火衖里驶去。 街头立刻活动起来，人们又燃起了希望，既然车队能开进来，就一定有条活路。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纷纷挤往车队前来的方向逃命。 在最后一辆车上，我看到了办事处的人，立刻高兴的大叫。车子一停，先跳下来几个军人，持着枪围在车前，不许别人过来。 办事处的职员急着对母亲说： “夫人，时间不多了，我们是奉命来搬库存的，你们先上车吧！” 他们从库房中抬出很多沉沉的小箱子，听说里面都是银元。等车子装满了，那几个荷枪的军人慎重其事地或坐上车顶，或攀援在车旁。车子这才缓缓地穿梭在一些不知名的大街小巷中，沉重地鸣着喇叭，在人群里抢出一条活路。 我们彷佛是活在一个硕大无朋的火炉中，触目之处都是火光，只有天心是一个浓烟迷漫的黑窟窿。乍看无处可走，所幸有些军警守在转角的路口，车子时而向着火势最盛处，时而转向背火的方位，不断的绕来绕去，渐渐地远离了火场中央。 从母亲与办事处职员的交谈中，我才了解事件的全貌。原来这是共产党的攻心策略，他们打算把国民政府最后的基地烧掉，口号就是：“火烧重庆，血洗台湾”。而最主要的目的则是借着这次的“火烧”重庆，防止人们逃向即将被“血洗”的台湾。 因此这次大火全是预谋，全市有数十起纵火事件，而成功地燎原的有七处，先由朝天门的木屋起，沿着山势，由山下向上烧，最终目的是我家附近的银行街等金融重心。 国民政府未能洞悉在先，事起仓促，一时间手忙脚乱。最厉害的是共产党严密的布置，很多住家中早已准备好汽油、酒精等易燃物，只等一声令下，立时引火爆炸。更狠的是朝天门的火场，只是为了将全重庆的救火车都陷在其中。 当救火车到达时，他们的地下工作人员一律出动，有的割裂水管，有的扎破轮胎，尽一切可能来阻止救火行动。待水源枯竭后，再将救火车之回路堵塞，使之插翅难飞。然后在入夜之际，待救火系统全部瘫痪了，便在全市纵火，要烧得重庆片瓦不存。 共产党所没有料到的是，重庆市各地消防队指挥并不统一，各谋其政。朝天门大火烧起来时，所到的救火车并不多，因此其它各地的火势才能控制。等到十字路火起，国民政府得以调动全部力量，打开一条生路，将银行中的库存抢救出来。 言谈间大家感慨不已，时先总统已将主力撤至台湾，重庆民心涣散，人人都在期待共军之到来。不放这场火，人民将会欢欣鼓舞地迎接“解放”。而经历了这次残酷的浩劫后，虽然达到了阻止一些游离份子逃向台湾的目的。但在另一方面，市容的破坏不说，无辜百姓生命财产上的损失以及民心的创痕，恐怕永难弥补了。 随后我们搬到重庆南岸一处叫“黄角坳”的地方，重庆的余烬尚未熄灭，青烟袅袅，三分之一皆成为焦土，远远望去一片乌黑。据悉约有五十万人家破人亡，灾民处处，凄厉的哭号声，隔岸犹隐隐可闻。 我们的家在一个小山坡上，事实上这里举目尽是丘陵，羊肠幽径曲折起伏。由于没有水电，点的是油灯，喝的是山泉，对我来说倒别有一番滋味。 给我们挑水的是个姓冯的少年，年纪与我相若，就住在我们家对面的山坡下。记得曾有人对母亲提起，说他父亲是共产党，叫我们不要用他。母亲不以为然，反而对他更为宽厚，常叫我送些食物点心到他家去。 我仅仅见过他父亲一次，是在他们那阴暗的小屋里。起先我有点害怕，因为在人们的传说中，共产党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可是又禁不住好奇，仗着与他儿子交了朋友，相信他还不可能把我给吃了。 那是一个瘦长的老人，看上去一点也不特别，冯介绍我说： “爹，这是朱少爷。” 他只嗯了一声，问我道： “你父亲是朱怀冰吧？” 我有点不安，嚅嚅地应了声。他随即说： “你们去玩吧。” 我如释重负，忙拉了冯出来，一时忍耐不住，我便问他： “人家都说你爸爸是共产党，你知道吗？” 他很奇怪地反问我： “什么是共产党？” 我无从解释，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 这里有一所小学，我刚进学校，就偷偷地喜欢上一位粗眉大眼的长发姑娘，她名叫辛举碧，住在冯家的山后。 冯天天为人挑水，没有读书。有一天，我等冯挑完了水，便邀他去逛山路。走到辛家门口，没见到她，自是有些失望。但又心有未甘，刚走过去，又找个理由走回来瞧瞧。 冯看出其中有些蹊跷，问我： “你在干什么？走来走去的，人家会把我们当贼！” 我羞得无地自容，只好告诉他实情，他说： “这个简单，是哪一家？我帮你去把她叫过来。” 我忙说： “千万不要把她叫来，我只想远远地看她一眼。” 冯轻蔑地笑了笑，说： “真是大少爷，只想远远地看一眼！” 我随指向一间破败的茅屋： “就是那一家。” 他一看，立即就说： “听我的话，你不能和她来往。” “为什么？”我被他弄胡涂了。 “因为她一家都是共产党。”他肯定地说。 “你怎么知道？” “我问过爹爹，”他解释道：“我爹爹说，所有的穷人都是共产党。” 有一天晚上，父亲又出现了，他的脸色从来就没有好看过，但这次更是阴沉。他和母亲关着门谈了很久，然后走出来，摸摸妹妹的头，又看了我一眼，身影消失在黑暗中。 母亲在房里哭得死去活来，又咳了一盆血，气如游丝。大家都慌了手脚，一个个围在母亲身边，不知所措。 过了一会，母亲镇定下来，流着泪水，说： “我们今后再也见不到爸爸了……”才说一句，母亲又忍不住哭了起来，停了一会，说：“他要和胡宗南一起去打游击。共产党已打到綦江，我们又要逃难了，姚伯伯明天会来接我们，上次留在恩施的行李，也都运到重庆了。” “太太，你们就要走了？”老妈子问。 母亲喘了口气，点点头。 “去哪里呢？”老妈子又问。 母亲一听，又伤心地哭了起来，而且一直摇头不语。 晚上母亲把我和妹妹叫到房中，拿出两块小小的金子，眼中噙着泪珠，慎重地说： “你爸爸从来不要钱，我好不容易省吃俭用，才存了这二两金子。现在我们又要开始逃难，很可能你们会走失，我的身体更怕撑不下去。万一有这么一天，你们年纪小，又没亲没故……这二两金子，我给你们缝在衣领子里，不到不得已，千万不要取出来……娘对不起你们。不能照顾你们长大成人……”说着，母子三人哭成一堆。 最后，母亲勉强忍住眼泪，小心地把我们的棉衣领子拆开，将金子藏在夹层里。并对我说： “你该懂事了，不要怪你爸爸，他有他的责任，以后你的责任就是照顾妹妹。我这里还有五十块现洋, 如果我死了，你可以拿去用。” 第二天，母亲叫我去学校办理转学手续。这还是第一次我自己办，心里很清楚，以后一切都要靠自己了。到了学校，我向老师说要转学，老师什么都没问，立刻带我到办公室，替我及妹妹填好表，只剩下姓名一栏空着。然后问我： “你要改什么名字？” 我楞住了，不知道为什么要改名字。 “你父亲名气很大，共产党一定不会饶过你们的，最好改个名字。” 我脑筋一转，想到那北海牧羊的苏武，就说： “那我就叫朱武吧。” 老师填了上去，又问： “你妹妹呢？” 既然有武，妹妹就叫文，岂不是文武双全？我很得意自己取的名字。 回到家，母亲已坐上轿子，姚伯伯正搓耳挠腮等得不耐烦。一见到我，话都来不及说，急急忙忙就催着大家动身。 这时长江渡轮全被军队包了，所有大小船只也都被征用，姚伯伯来时，在重庆租了一艘小船，还是经过上级特许，才保留给我们。 江边密密麻麻的都是军人，一个个衣衫褴褛，神色疲惫。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则干脆睡倒。长江两岸辽阔，船只又少，看来这些部队要全数过江，起码得花个十天半月。 所以，当姚伯伯拿着特许公文，穿过重重部队时，两旁投来那么多羡慕的眼光，我真以为我们的渡船一定神气非常。 不料，竟是一条小筏子，勉强装下了我们一家人，船身吃水就几乎到了船舷。这一天长江风浪很大，船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地颠簸不停。除了一波一波的浪头，我们什么都看不见，昏昏沉沉地，一种对未来莫名的恐惧，袭上我的心头。 才十二岁的年纪，天灾人祸、生离死别都经历过了。终年流徙不定，永远在搬家，不停地在适应新环境。虽然我并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人生，但我却开始羡慕冯家那样平静的生活，如果能那样过日子该多好，挑挑水，连书都不必读了。 上了岸，姚妈妈、爱珠，还有跟我们多年的长工吕庆友都来迎接。母亲见了他们，又是一阵伤心，加上途中的辛劳，衰弱得几乎无法动弹。 这时姚伯伯把我当做大人，大家一起商量何去何从。姚伯伯说： “怀公交待省银行办事处留了一辆卡车，叫我们回汉口去，可是……”姚伯伯转过头去对母亲说：“以你目前身体状况，恐怕……” 母亲叹口气说： “都是我连累了你们。” 姚伯伯忙说： “我的看法是，先去北培，等你身体好一点再说。” 母亲知道别无选择，含泪不语，我们走到办事处前，行李已经装在车上。大大小小数十件，多半是父亲最珍贵的书籍，刚刚由家人吕庆友老远从恩施押运来的。 这时大约是下午两三点钟，重庆街上冷冷清清，与我数月前所见真有天壤之别。而且还有种奇怪的声音，彷佛是远处的雷鸣，轰轰不绝。 我问姚伯伯，他紧张地说： “是共产党的大炮声，大概明后天他们就要到了，你看重庆的人几乎都逃光了！” 我们上了车，可是司机却不在，到处找不着。吕庆友急了，只好猛按喇叭，寂静的街道上，回音激荡，显得非常的刺耳。 过了一会，突然见到街头那端跑来十多个人，母亲紧紧地把我拉住，姚伯伯则站在车前头仔细观察。等他们跑近了，才看出都是办事处的熟人，大家不禁松了口气。 姚伯伯立刻迎了上去，谁知还谈不到几句，双方竟然争执起来，声调也逐渐提高，只听姚伯伯气愤地说： “怀公待你们不薄，把你们由湖北带出来，不论如何，做人也该有点天良！” 其中有个人理直气壮地答道： “天良？我们也是人，也有权逃命，这部车子是办事处的，我们当然优先！” 那边还在争吵不休，有几个人径自绕过来，叉着腰毫不客气地对母亲说： “你们下去，我们要用车子。” 母亲气得发抖，说： “我不下去，这是怀公留给我们的！” “什么怀公不怀公？国民党都倒了，你们还神气什么？” 姚妈妈知道再闹下去吃亏更大，便对母亲说： “我们就先下去，找到处长再说。” 姚伯伯见情形不对，急急地赶了过来说： “车子还是让给他们好，我们另外再想办法。” 眼睁睁地看到以前对我们必恭必敬的职员，现在竟变得如此蛮横无理，我心中又气又恨。但是形势比人强，在这生死关头，凭我们几个老弱妇孺，又能把他们怎样？要是我有一身武功，或者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哼！我要把他们一个一个捏死，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他们永世不能翻身… 等我白日梦做完，车子早开走了。母亲斜躺在路旁，脸色苍白，连声干咳不止。所有的箱子行李散落一地，吕庆友正忙着收拾。 我第一次产生了未能尽责的感受，为什么当时我没有挺身而出呢？所谓的英雄好汉，绝不是贪生怕事之徒啊！ 姚伯伯四出奔走，想尽了办法，可是那时重庆已是死城一座，叫天不应，找人无着，急得真似热锅上的蚂蚁。反倒是母亲冷静地念着经，一面安慰姚妈妈，说菩萨会保佑好人，万事都已经由上天安排好了。 天色渐渐晚了，姚伯伯已经束手无策，目前唯一的希望是找一处能暂避风寒的地方。说不得，只好把办事处的大门打破，至少可以渡过今夜。 办事处外面有座铁门，上了一个大铜锁，吕庆友用尽了全力，也撼动不了分寸。正在忙时，街头有一部黑色轿车悠闲地慢慢开了过来，姚伯伯一见，赶忙迎了上去。 开车的司机一见到姚伯伯，立刻伸出头来，高兴地大叫： “姚秘书，您怎么还没有走啊？” 姚伯伯一时呆住了，不知该怎么回答，那司机又说： “您老不记得我了，我是陈局长的司机，小陈。” “对了，对了，我真是老糊涂了！陈局长呢？我正要找他。” “早都走了，公馆里只留下我一个人和这部车子。” “真的？那好极了，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这有什么问题，”小陈痛快地说：“我每天闲得发慌，您老请吩咐吧。” 姚伯伯指着母亲说： “朱怀公你还记得吧？这位是怀公的夫人，本来怀公留了部大卡车给我们，可是被人抢走了，现在……” 小陈立刻说： “这是小问题，您说吧，您要上哪里？” 姚伯伯犹豫了一下，说： “北培。” “北培？”小陈吃了一惊，犹豫地说：“只要在重庆市内，去哪里都不成问题，可是北培实在太远了。” “有什么分别呢？陈局长一时不可能回来，你也要生活呀，不如你送我们去北培，我给你一两金子，总比坐在家里好。” 小陈考虑了一会，慨然说： “行，听您的！” 那车平常连司机只能坐五个人，吕庆友要押运行李，不能同行。我们母子三人，加上姚伯伯夫妇及爱珠，还勉强挤得下。只是母亲要平躺，我们拿了两个箱子，在后座搁脚的空处铺得与座椅等齐，倒有点像张床。 小陈考虑得很周到，为了怕路上买不到汽油，弄了好多桶放在行李箱中。忙到动身时刻，天色已经黑了。 重庆市内空空洞洞的，宛似鬼域。一出了城，景象立刻改观。先是看到稀稀落落，三五成群的人，有的背着家当，有的扶老携幼，宛如细细涓流，朝着同一方向走。再下去，人群越聚越多，渐渐地，像是洪水一般，汇为潮涌。但是汽车却不很多，间或看到几辆，也都陷入人海中，司机一面猛按喇叭，一面缓缓地往前挤开一条路来。 平常开车到青木关，大约只需二十分钟的路程，这时走了四五个小时，已经是三更半夜了，路上人车拥成一团，却还不知离青木关有多远。 又挨了一阵子，只见路旁两侧的人群不断地向前移动，车队反而一部紧接一部，前灯照着尾灯，大家都动弹不得。远远望去，活像一条咆哮的火龙，瘫痪在黑暗的大地上。 小陈开始有点不耐烦，便走下车去，活动一下筋骨。过了一会，他懊恼地回来说： “看样子青木关到不了啦，共产党故意开些烂车子来，把路给堵死了。” 我们后面早已接上了长长的尾巴，这里又没有岔路可走，真是进退两难。姚伯伯急得抓耳挠腮，母亲不住地念观音菩萨，只有妹妹和爱珠挤在一堆，睡得香甜。 等我打了个小盹，醒过来时，车子又在缓缓前行。果然路边的田埂上有很多东倒西歪的车辆，有的还四轮朝天，看来都是被人推过去的。 路边除了逃难的老百姓以外，也有不少军人。他们多半披着破旧污秽的军服，肩上倒挂着步鎗，情况和难民相差不多，个个面露疲倦之色，步履维艰地往前挨着。 才走了没多久，车队又停止不前，小陈再去打听，这次的消息更糟。原来军队在前面设下关卡，拦下所有经过的民用车辆，一律充公。 姚伯伯生气的说： “是谁的部队，简直无法无天。” 小陈意味深长地说： “要是有法有天，就不会打败仗啰！” 姚伯伯突然想到： “我身上还有重庆市长的公文，不知道管不管用？” “您有没有枪？有枪一定管用，前面好几部车上都有，有的还是机关枪哩！” 果然，走了一段路，几个军人把我们拦了下来，姚伯伯拿出公文说： “我们有公事，再说车子这么小，你们拿去也没用。” 那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向姚伯伯说： “老乡，我们也不为难你，但有两个兄弟走不动了，借你们车顶坐一下，过了青木关就放他们下来，你说怎样？” 姚伯伯连忙满口答应，想不到这一来，那两个军人反而成了我们的护身符，一路上再也没人找我们的麻烦。 又走了一程，姚伯伯突然指着路边说： “那些不是抢我们车子的人吗？” 一点也不错，十几个男男女女，挤在难民丛中，一副狼狈不堪的模样，真是又可恨又可怜。显然他们的车子被充公了，天下事真是祸福难测，如果先前没有被赶下车，现在走在路上的就是我们了。以母亲的病况，那种惨状实在不能想象。 直到天上泛起了丝丝曙光，车子才开到青木关。这时路上人车已很稀少，放下那两个军人后，小陈这才舒了口气，踏足油门，向前风驰疾驶。 刚走了一段，小陈就觉得不对劲，每当车要向左转弯时，车身下就咯咯作响。小陈停车一检查，又带来一个坏消息： “钢板断了，一定是刚才超载，又走走停停，震坏的。” “还能开吗？”姚伯伯问。 “到北培还可以，但北培没有修车的地方，去了车就报废了。” “车子一定要修，你知道那里有修车的地方？” “往成都的方向有几个大站，我曾经去过，但这一去一回，就得多担搁一天。” 姚伯伯叹口气说： “一天算不了什么，修车要紧。” 一路上，小陈小心翼翼的开着，还算很顺利。走了半天，我们只看到二部装甲车，与我们反向而行，其它倒是毫无异状。 到了一个相当大的镇上，我们先下来休息，小陈则去修车。在一个小铺子里，姚伯伯买了几碗面，店家不收法币和金元券，坚持要用现洋（银元），而且是一块钱一碗。我对金钱没有概念，但与上次在巴东时，几个银角子就买来一担樱桃相比，其分别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已经饿了很久，这碗面之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虽然馋得要命，但我知道我们总共只有五十块现洋，看看大人们，连碗底都舐干净了，当然不敢再要。 店家问我们去哪里，姚伯伯说要去北培。店家说： “老哥去不成啰，当兵的把桥都炸啦！” 姚伯伯不相信，说： “瞎说！我们刚从那边过来的。” “老哥，你刚才过来，一定看到两部怪车子啰，那是去炸桥的！听说共产党已经过长江了，我真不懂，这么丁点小桥炸了有啥子用？” 小陈修车回来也证实了这件事，大家商量之下，北培既然去不成，就只有去成都了。母亲虽然舍不得那些行李，但是说不定能在成都找到父亲，心情反倒开朗很多。 出了镇，直到成都，路上平静得不像是在战争的边缘，没见到几个军人，也见不到作战工事。农民照常耕作，商人一样营生。只是每当我们问起共产党的动静，大家都耸耸肩，好象漠不关心。但是有一点却如同冒在水面的冰山，可以反映出人心的消长。不管我们买什么，商家一律只收现洋，政府发行的纸钞好象废纸一般。 我在车上发现了几本小说，是还珠楼主着的《武当七女》、《北海屠龙》等。这是我陷迷于仙、佛、鬼、怪、妖、魔奇异世界的开端，幻境与现实交错，人可以随时逃遁到主观的时空里，自得其乐。 有一天傍晚，我刚刚神游青冥归来，才发觉已经到了成都。眼前一片低矮的平房，丝毫没有大都会的气派。而且军警密布，三步一哨，十步一岗。市容很是萧条，家家户户重门深掩，平静中隐藏兵戎的杀气。 不记得母亲与姚伯伯是怎么商量的，只知道迷迷糊糊中，姚伯伯带着我，在成都的大街小巷里穿梭来去。姚伯伯拿着一张写满地址的字条，我们逐一叩门，询问父亲的下落。结果不是无人应门，便是好不容易出来个人，却是一问三不知。我肚子又饿，双脚也酸痛难忍。这样过了不知多久，在一排竹篱前，一位老先生探出半个身子，姚伯伯轻声问了他几句话，他一直摇头不语，却仔细地打量着我。 姚伯伯立刻把我拉到他面前，说： “您总认得他吧！他是怀公的次公子。” 那老先生半响没作声，突然问我： “你妈妈呢？” “妈妈睡在车上，没有来。”我照实回答。 “她为什么不来呢？” “因为她有肺病，身体不好。” 老先生点点头，对姚伯伯说： “我三年前见过他，那时他还小，只是在这个关头，我必须谨慎些。”他小心地四下张望了一阵，然后悄悄地说：“也真巧，怀公今天下午刚来给我辞行，你们早来一天，我还真不知道他来成都了，如果你们来晚些，怕也见不到他了……” 姚伯伯急问道： “怀公真要去打游击了？” “不是，”老先生说：“胡宗南奉命死守成都，怀公则要随行政院撤退到香港，大概是明天的飞机……只是我没有想到要问他，不知道他住哪里？不过他曾经提到要去看几个人，那些人我都认识，我把地址抄给你，赶快去找。还有，现在怀公名列湖北头号战犯，不是我见过邦复，我绝不会告诉你他的行踪，你千万小心点。” 虽然地址在手，有了下落，不幸这时兵慌马乱，人人自危。我们找到一处时，已是深更半夜，一片岑寂。敲门之声惊彻四邻，只听见犬吠之声远近呼应，却未见到一个人影。我把脸贴近门缝，看到屋内分明有烛火晃动，但就是没人应门。 姚伯伯急得跳脚，又换一家，情景依然。 回去见了母亲，大家相对无言。良久，母亲戚然说： “或许这是天意吧，算了，大家都辛苦了，有没有地方可以吃点东西？” 小陈知道附近有个夜市，我们便开车过去。偌大的成都静悄悄的，彷佛是个空城。我们担心连夜市都歇业了，那才凄惨。 还好，有几家店门还开着，只是客人不多。我们刚刚走进一家，姚伯伯竟然兴奋地大声嚷叫起来： “好呀！你们都在这里！怀公呢？” 里面坐着的几个人，我彷佛认识，他们听见叫声，吃了一惊，一看是姚伯伯，赶忙把他一把拉过去，连使眼色，悄悄问： “怀公夫人呢？” “来了，来了，睡在车上。”姚伯伯忍不住老泪纵横，总算放下心来。 父亲一见到我们，不但毫无喜色，反而暴跳如雷，大骂姚伯伯不负责任。姚伯伯静静地等父亲骂完了，才细细地把前因后果叙述了一遍，父亲叹口气说： “这叫我怎么办？整个行政院有好几百个人，撤退的飞机只有四架。票都已经分好了，明天上午就要起飞，就算我是行政院长也没有法子呀！” 母亲在一旁躺着，伤感地说： “不要担心，我们先在这里休息几天再说，你的那些书还在北培，我也不放心。等我身体好一点，我们就回北培去。” “胡说！你们先休息，我看看有什么办法！” 第二天一早，父亲弄到了一张票，那是因为有人临时变卦，到行政院退票，正好被父亲碰上。但是问题仍未解决，因为按照规定，不论大人、小孩，每人一票。据说撤退所用的是飞虎航空公司的军机，由外国人负责检查，只认票不认人。 大家建议父亲和母亲先走，但母亲坚持说，要走我们母子三人都走，要留都留。七嘴八舌吵个不停，最后父亲发火了，大喝： “谁都不许吵！先到机场再说！” 那时的机场只是一片黄土平地，上面散布一些乱草和几间机棚。沿途军警严密戒备，机场上则是冠盖云集，无一不是当时各地各界的军政大员。 到了机场，父亲和他的朋友立刻分头行事，到处“打点”，首先传到的好消息是飞机误点，要延到晚上，正好给父亲赚到了宝贵的半天时光。最后，大概花了不少钱，得到验票人员的首肯，我和妹妹可以不用票而混上飞机。 这是行政院最后一次撤退，一共有四班飞机。父亲的朋友王洸先生是前航务局长，他有三张票，乘第二班飞机，带着两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他答应带我闯关。父母亲则是第四班，那时应是深夜，说不定妹妹也可以混过。 事到如今，除了委诸天意外，别无良策。母亲不再说话，只是专心念佛。连我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开始在心中默默念着“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好象是晚上八点钟，第二班飞机到了，大家排着队，王先生紧拉着我的手。父亲和母亲站在远远的人群中，我的心中很平静，因为有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不认为这是骨肉分离的关头，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陌生而又遥远。 队伍逐渐往前移，我的心开始猛烈地跳动，我们踏上了独木桥似的跳板，四个人，一大三小。我看到昏暗的机舱门口站着好几个人，每收一张票，放一个人。我这才想起离开了母亲，要飞向一个遥远而不知名的地方，看看紧牵着我手的王伯伯，心中突然万念杂陈。如果我走不成，还可以陪着母亲，万一妹妹上不了飞机，那时母亲会怎么样？随妹妹留在成都？而我却要跟着父亲？再不然把妹妹一个人丢下，可能吗？ 我知道菩萨会保佑，但是保佑谁呢？是不是连妹妹也在内？心中还在胡思乱想，人已到了机门。突然门口一阵骚乱，似乎有人在找什么，我们趁乱走进机舱，耳中只听到有人叫着： “四个人，只有三张票。” 另外有人叫道： “有一张票在我这里！”一个外国人想过来看，而后面的人又拥了上来。 王伯伯忙把我拉近身边，掩护着我，一起挤到飞机舱尾。这原是一架军机，容量并不大，为了增加载运的人数，所有的坐椅都被拆除了。我们就地一倒，王伯伯立刻把我藏在身后，再用毯子盖了起来。 到香港启德机场时，已是第二天早上。下了飞机，王伯伯交待我不要乱跑，好好在候机楼里等候父母，说完他们就走了。 我一生奇特的行径，都与这些遭遇有着不可分的关系，不过十多天的时间，我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境况，由轰轰隆隆的炮火声中，逃！逃！逃！逃！冒着骨肉分离的风险，从一个未知的时空，又逃向另一个。十二岁的我，就体验了尚无法充分了解的巧合奇遇，一个事件紧扣着另一个事件，分毫之差都足以令我的未来行向不同的轨道。 我试着理解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可是那些感受如同梦境一般，很陌生，却又那么真确。任何事态的演变都巧妙得不可思议，以常理而论，这些巧合只能出现在三流的小说中。除非是以母亲一再强调的“菩萨会保佑”这句话来理解，才能圆满地解释一切。 这些事件的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助益，以致后来遇到任何打击我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常能保持平静的心态，对原则总是坚持到底。但在另一方面，又使我虔信命运，以为在菩萨庇佑之下，不必积极去争取或追求世间的一切，最后终于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九四九年，启德机场只有一个候机楼，来往的班机也很少。我一个人呆呆傻傻地，在四周全是玻璃窗的大厅中等着。我不断地自问，父母亲会不会来呢？如果不来，该怎么办呢？我想到母亲缝在衣领中的金块，用手摸摸，那坚实的感觉令我稍感安慰，可是这又能买几碗面？让我活几天呢？ 我不敢再想下去，干脆专心地念起观世音菩萨来。 果然上天垂佑，到了下午，父母亲与妹妹都平安到达。随后父亲先去台湾，我们在九龙的大埔墟住了三个多月，在一九五○年元月移居台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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