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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关于信息的故事还有大约五到十五个没有讲，可是先有了“断想”，也就是突如其来的。事前毫无逻辑推导的想法。惟其“突如其来”，我不能不马上将它写出来，并且还编了号码，希望以后能得到“断想之二、之三……”。但这是一厢情愿的办法，因为断想其实是灵感，也叫做“感悟”，可望而不可得矣。这开头的话与这断想本身有关系，所以写得详尽了一些。信息的成本会变得便宜起来，如我所认为的那样，只要我们有一个鼓励竞争的制度。当我如此写了这个判断时，我想到了专门研究产业政策的几位朋友，他们常有的看法：大规模的国有企业，至少在“天然垄断”部门有存在的理由。这看法非常经典，可以说，不论新古典派还是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都会同意，不加思考地同意。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不加思考”的同意。所谓“天然垄断”部门，我必须先转述一个对上述“不加思考”地同意的经典看法表示过怀疑的经济学家，威廉·勃默尔(William Baumol),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教授，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这位有黑人血统的经济学家，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许多经济学以外的领域卓有建树（参见我在《经济研究》1992年的文章）的定义。这定义说，如果关于一件商品的平均成本曲线是向下倾斜的，换句话说，生产这商品的单位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换句话说，存在着“收益递增”效应，又如果关于这件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向下倾斜而且与平均成本曲线相交于后者的向下倾斜的阶段内，换句话说，这市场需求的总量不是足够地大，从而当需求扩张时，商品的单位成本会继续下降，那么，这个商品的市场叫做“天然垄断部门”，或者说：“存在着天然垄断”。波默尔本人在八十年代初提出的那套名噪一时的“可竞争性理论(contestability theory)”里，并没有试图推翻“天然垄断”的传统论调。他的贡献在于让经济学家们“想一想”：竞争使均衡价格保持最低这个道理是否可能推广到只有一个实际生产者和一个潜在进入者的情况去。对他的这个挑战，主流学派的回答也是很“主流”的，斯蒂格勒在评论中指出：如果我们明白垄断者存在的理由通常是由于存在着“进入壁垒”的话，如果我们明白最重要的进入壁垒之一就是“沉陷成本”（sunk cost，例如乙烯生产，必须先投入沉重的固定资产才可能生产出哪怕是一克乙烯来，这初始成本的特点是不可能转用于其他目的，曰“沉陷”）的话，那么政府是否允许自由进入已经不是问题的焦点了（问题的焦点就转变为：厂商是否愿意进入）。请注意，斯蒂格勒在这里讨论的“沉陷成本”，正是造成收益递增效应的重要原因之一。典型的沉陷成本如桥梁，你若想过河，你就必须先造一条桥，你不能争辩说你只要过一次河以后再也不用过这条河了，所以不必造这条桥。尽管在你沉陷了造桥的成本之后，别人可以免费过河。换句话说，初始的沉陷成本通过被平摊到每一单位产品的成本里而导致了平均成本曲线向下倾斜——产量越大，单位产品分摊的沉陷成本就越小。所以，沉陷成本的存在是收益递增现象的充分条件之一（但不是必要条件）。 斯蒂格勒在说过这番话之后便把波默尔搁在一边了，后者也没有进一步答辩。其实，他们讨论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情。这必须回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当时最重要的一些经济学家争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将平均成本曲线沿着总产量的横轴画成一条先是向下倾斜，然后平坦最后向上倾斜的曲线。我记得斯拉法的看法是“否”。他的理由是：平均成本曲线向下倾斜，主要的原因在于沉陷成本分摊到不断扩大的总产量的每一个单位产品上去，从而逐渐下降，或者如卡尔多的例子所示，输油管的体积与半径的平方成比例而它的表面积与半径本身成比例，所以单位输油量所费的钢材随管道半径而下降，换句话说，单位时间内输送的石油越多，单位运输成本就越小；另一方面，造成平均成本曲线向上倾斜的原因是什么呢？至少按照希克斯的理解是由于企业家能力的限制，因为，如果企业家管理企业的能力没有极限的话，只要无穷多地复制最有效率的那家工厂。例如IBM，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产品，例如计算机，就都具有最小成本。而事实上这个世界没有被一家企业的产品充满，所以必定是企业家把握企业规模的能力受到了限制。所以，当我们把平均成本下降与平均成本上升合在一条曲线里，并且选择了总产量作为它的自变量的时候，我们确实掩盖了这两种不同原因之间的重大差异。例如，一位计划经济里的部长就可以根据这条曲线提出扩大企业规模的计划，因为那“必定”使平均成本下降。而使得成本下降的真实原因是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后者也许正好会被部长先生的计划扼杀得干干净净。我觉得阿尔弗莱德·马歇尔总是把数学和几何表示放在正文的附录或脚注里面，一定是充分地意识到了“形式化”的这种危险。斯拉法的那个“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多年以后仍然记得住，并且愿意把它转送给斯蒂格勒和波默尔。 现在我想谈谈我自己的那个“断想”了。当我们不加思考他说一个部门存在着“天然垄断”并且据此允许某个垄断者控制那个市场时，我们其实假定了：技术进步的因素不变。只有在给定技术条件以后，经济学家才愿意讨论经济问题。在我看来这正是经济学家的“pro-blematicity（成问题性）”。当我们提出经济政策建议，尤其是当这些经济政策的建议实质上也是制度演变的一部分时，我们怎能不考虑制度变化对技术进步。道德转型。价值观念以及其他种种经济学家不考虑的但却与经济活动密切地相互作用的方面的影响呢？熊彼特的贡献在于他从演变的角度讨论技术进步，而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从静态的角度来“分析”技术进步。当你对河水进行“分析”的时候，你必须让河水“静止”下来(通过抽样化验),你必须告诉你自己:“other things being equal”(“其他方面不变”,这是教科书经济学的重要假设）。而事实上你“每次跨过不同的河流”。 如果我们的经济分析同时也允许技术进步与经济制度之间密切地相互作用，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问题：熊彼特提出的，大公司更促进技术进步还是小公司更促进技术进步的问题。类似的问题在资源经济学里也有：平代克(R.Pindyck)曾经加以详细研究的，是垄断性的资源生产更保护自然资源还是竞争性开采更保护自然资源？技术进步与资源开采都是动态问题，所以新古典的静态分析在这两个领域里更经常地受到批判。 如果我们同意，在上述问题的研究中，确实存在着通过竞争促进技术进步的可能性，那么我们提出的允许甚至鼓励垄断的任何政策建议，其后果就都可能相当严重，甚至扼杀了未来的技术进步。 我的断想是这样一个武断的想法：任何技术进步都是从竞争得到的。我知道，在浩如烟海的研究技术进步的文献面前，这么一个想法，不仅仅显得武断，简直就是“学风不正”。如果你读过了我前几篇关于信息的故事，仍然不能同意我这个断想，那我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说服你。因为如果我已经证明了这个断想的逻辑真，那我早就应当把它写成英文论文，寄给一家刊物，并且让所有我的学生都去读这篇文章，那样就可能在几十年以后被某个学生或同事提名给诺贝尔委员会，考虑授奖的问题，而不再是技术进步的问题了。不是讽刺，我确实没有这个证明。 我只有一个一个涌出来的现实生活里的例子。眼下，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正在研究是否要对互联网上的长途电话业务加以管制。根据参与争论的各方面的感觉，在未来一年内采取管制措施是很有可能的。美国法律对长话业务与地方电话业务(我们叫做“市话”业务)之间的隔离是最近几年解禁的，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产业变迁(我已经讲过这类故事了)和长途电话费用的迅速下降。但是，目前的法律仍然要求长话公司为每一分钟长途电话业务支付给市话公司一定的“补偿”，叫做“universal service”(也就是地面设施的开销)。这使得美国国内长途电话的价格停留在每分钟10美分左右(有一家公司正在推广9美分的业务)。但是,互联网电话技术已经很现实地使长途电话的价格下降到每分钟5美分了，而且明年或今年下半年投入市场的新一代网络技术(大量使用“频带宽度”的技术)将使这一价格继续下降，使得包括国际长途在内的电话费用，而且很可能是视像电话的费用，下降到每一分钟一美分或更低，今年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电话公司（AT＆T、MC1、Springt、Bells……)都开始进入网络电话电视业务。由于“互联网革命”在去年和今年产生的累累硕果，1998年的股票市场将被证明是“网络”的市场。我以后还会讲到鲁森(Lucent)公司正在中国安装的，已经在浙江运行成功的和马上会在海南安装，可能最终将在全国各省实现的世界最先进的视像通讯技术，可是如果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管制，那将迫使网络电话公司支付与长话业务同样的费用给市话公司。那样的话，原本就个个赔本经营的互联网公司就只能依然靠拉广告业务维持生存和发展。但广告业务的主要特征是“规模”，网络公司必须已经发展到几百万网客（例如“AOL”“Yahoo!”），才容易拉到利润丰厚的广告业务。这对无数刚刚创业的，尚停留在新“观念”上的小网络公司来说，元疑是非常困难的局面。这当然不意味着网络无法发展，网络技术甚至正在成为家庭妇女的收入来源，在亚洲推销“新皮肤(NiuSkin)”取得巨大成功的那家美国直销公司今年4月10日与网络鼻祖“Netscape”达成协议，要依照推销化妆品的方式来推销互联网。如果我愿意，我可以付三万美元买来一台网络交换机，在家里经营长途电话业务，如果我拿不出三万美元，我可以从VocaITec公司祖用这类设备，只要我能找到顾客。换句话说，现代经济的核心已经从生产者那里全面地历史性地转移到了消费者那里。只要你知道消费者的需要，你就有发展。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管制只是扭曲了你的发展，但很难让你不发展。 技术进步的途径具有很强的“道路依赖性”，这与知识的内在结构有关，也与知识使用的规模经济有关。不论怎样，道路依赖的结果是，本来优越得多的技术被历史放弃了，而本来单位产品的成本高得多的技术反倒被历史地普及了，再回去的路太昂贵，所以历史继续前行，发展出许多基于已有的成本比较高的技术上的新技术，使得最优越技术的实现越来越不可能。我正在注视美国的网络电话业的发展，我会报告读者每一个重要的突破，和每一个不幸的失误，以及那失误可能导致的后果。在我的理解中，对于网络电话业务的管制与否，直接影响到“带宽”技术的普及和成本。当长话业务不得不补贴地面技术时，地面技术就有动力把这种补贴永久性地维持下去，不惜为此而发展出更多的贵得多的地面技术，于是整个事情就更加难以弥补。 虽然我本人不喜欢竞争，可是对于竞争为这个社会带来的巨大好处，我看得很清楚。所谓“天然垄断”，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经济学上的根据，没有什么效率方面的好处，应当加以怀疑，甚至加以批判。这算是没有结尾的结尾吧。 “信息”这个词，源于拉丁文而非希腊文。不过其拉丁文的意思——“赋予形态”，却与亚里士多德关于“形式与质料”的哲学密切相关。希腊哲学很深刻的一个思想是，逻各斯通过为事物的“质料”赋形而昭显自己，没有具体形态的事物是元界定的事物，从而是无从理解的事物。信息在希腊文里同时意味着“学习”，因为获得信息也就是学习的过程。海德格尔曾经更进一步阐释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定义，将“赋形”视为人通过具体的生存过程去体验真理，从而进入“思”。 《IT经理世界》约我写稿。踌躇数日，觉得还是先从这份刊物的名字说起较好。“经理世界”，语境很清楚，是经理人员生活的那个世界，不论是暗含着“生活世界(Lebinsvolt)”,还是直白“世界”这个概念，总之,对这个语词我在此处无须深入讨论。我关心的,首先是这个“IT”(编者告诉我,这是英文“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缩写）的含义。前一个语词上面已经略为考证过。后面的语词——“技术”——已经被胡塞尔以来的思想家们“烂熟于纸”。总之是说“技术”这个东西反人性，亦有悖于希腊人的科学精神的原旨。因为“技术”强调的是对世界的控制，故以万物为手段；而“科学”所满足的只是人类的好奇心，所谓“爱智”，实以万物为自在之目的。 尽管有这样许多哲学家对技术的思考，我突然意识到，在接近千年之变的关头，居然进入了可以把“信息”和“技术”这两个语词连接为一个语词的时代，这里面的深义是我非要考究一番不可的。因为如上述“信息”是为质料赋形，是逻各斯展开的方式，与人类的“在”与“思”密切相关；而“技术”是海德格尔所谓“不思的科学”，是对人的异化。我的问题是：今天我们把这两个词连在一起，意味着什么？ 第一个可能的意味，是我们将“信息”本身也看做了一种“技术”。那意味着我们忘记了信息原来的意味，生存论的意味。依我看，这是最可能的事情；第二个可能的意味，是技术的发展终于将我们生存的意义带回到两千年前科学萌发时“信息”所具有的意义。因此我们的科学和技术家们终于开始或者将要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问题了，依我看，这是将要发生的可能事件。最后，我觉得很可能还有第三个可能的意味，那就是人们将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原本不意味着任何事情，就好像人们以前说“金山”和“万万岁”而现在说“知识经济”和“道德经济”一样，从来没有打算意味着什么东西，既然已经有“科学不思”，为什么非要替“科学”思考出一些东西呢？ 今天正好是中秋节，我端坐在看不见月亮的窗前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接到“无数”次的电话，其中也有这个栏目的主持人蔡小姐的电话，不过问候之外，她格外担心我会跑题，产生因为这栏目原本是要讨论信息产业与资本市场这类问题的。我答应我一定试图把我的存在哲学牵引到资本市场上去。有了这一种设想，我下面的论述就只好依照上述的第一个或第三个可能的意味，将信息与生存的关系搁置一边，转而叙述“信息技术”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为此我必须先澄清当代的信息技术与以前的信息技术之间的重大差异。 把信息当做一门“技术”来讨论，老生常谈而已。你可以声称，人类有语言的时候便一定有了信息技术。至少，从二次大战时算起，信息技术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与那个时代的信息技术相比，当代信息技术显出两方面的进展:(1)信息技术的成本大大下降了；(2)信息传播的速度大大增加了。而地球的尺度没有增加，所以这两个方面的长足进展就把我们带进了所谓“信息时代”,即信息传播的网络已经覆盖了地球上全体人口的这样一种时代。这样一种生存境况下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以及文明的其他方面的活动，以及精神世界的状况，当然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动，发生新的各种各样的理论，包括“后现代”的各种看法。不过我在这里只关心一件事情，那就是信息网络里面任何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收益递增”问题。 这个问题也可以叫做“网络效应”问题。就例子而言，我喜欢讨论从我家到北京大学骑自行车要经过的白颐路上的交通。这条道路上交通状况的混乱（或者从混乱中产生的新的我不能适应的“秩序”）真是我观察网络效应的绝好机会。例如经过几天的观察我觉悟到，如果在红灯变绿灯的时刻，某一辆打算左转的汽车坚持先让对面打算直行的汽车走的话，这汽车的司机会有很不好的命运。首先，他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左转通过这个路口；其次，跟在他后面的汽车司机很可能要诅咒他的无知；最后，这个路口的警察会嫌他“妨碍交通”，甚至处以罚款。我相信我觉悟到的这个道理必定早已是司机们的常识（他们凭了这“常识”在美国肯定通不过路试）。现在让我们把遵守交通规则(“左转让直行”)的司机的人数从一个增加到全部司机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可以想象，现在抢先左转的司机的命运很可能变得糟糕起来，他可能被警察罚款，也可能与对面的直行车辆相撞。这体现了“网络效应”——当人们的行为相互影响的时候，大多数人的行为模式决定了每一个人的行为模式。 收益递增现象发生在上述“网络效应”所讨论的“大多数人”从少数人变成多数人的某个阶段上，在积分曲线上表现为一个“拐点”。经济学通常所说的“收益递增”定义为平均成本随总产量的增加而下降这样一种现象。这里的收益递增表现为每一次违反交通规则所必须支付的代价随着违反交通规则的总人数的增加而下降。信息网络里面的经济行为常常表现出极为强烈的收益递增性。例如股票市场心理因素的传播，当抛售股票的人数从少数向多数转变时。总存在一个“拐点”，在此之后的市场抛售可以称为“恐慌（panic）”，所谓“兵败如山倒”，这时候做“空头”的利润便呈现出收益递增性。一般说来，信息网络的这种强烈的收益递增性起源于信息消费的“非竞争性(non－rivalry)”,换句话说,当我告诉你“今天要下雨”这个信息时,我并不因为告诉了你这句话而减少了“今天要下雨”这句话对我而言所包含的信息量。虽然我们两人知道“今天要下雨”之后所要采取的行动很可能是相互竞争的，这与“利好”消息引发的抢购股票的竞争是一样的。这里的竞争不是信息消费上的竞争，而是由信息消费所导致的对其他资源的竞争，尽管后者常常反过来导致了对信息来源的垄断或控制信息来源的竞争。 收益递增性意味着在达到有利可图的阶段之前，存在着一个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渐下降但始终大于其边际成本(最后生产出来的那个单位产品)的阶段。而同类产品的各个单位产品的卖主之间如果有竞争关系的话，所有单位产品就都会均衡在同一个价格上——最后成交的那一单位产品的价格。可是这造成生产者的亏损（因为平均成本始终高于边际成本）。所以，处于收益递增阶段上的生产者不会接受竞争性的价格。这当然为反对竞争和尊重“天然垄断”的那一派经济学家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说明“价格保护政策”的必要性。我想说明的是，这样的看法未必总是正确，进而说明这样的看法在信息网络的经济中甚至常常是错误的。 理解我的“说明”，关键在于更深入地理解产品的需求规模与产品的供给成本之间的相互影响。需求规模的增加相当于需求曲线整体向右方移动，在收益递增的情况下，这造成需求曲线与平均成本曲线在更低的价格上相交。换句话说，需求规模越大，使得产品生产者不亏本的价格就越低。而价格越低，通过价格下降所引起的“收入效应”，需求的规模就会越大，如此动态地交互作用下去，直到价格下降到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相等的那个水平，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便不再导致所有生产者的亏损，一个教科书里面讲的“完全竞争的市场”于是便形成了。我要作的说明是，如果我们同意“天然垄断”的看法，允许用政府的力量保护某个生产者对市场的垄断地位，那么这种保护所提供的激励可能诱导垄断地位上的生产者永远不将自己的生产规模扩张，从而使价格下降到足以形成完全竞争市场的水平。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拒绝接受“天然垄断”的看法，允许充分竞争的企业从资本市场上融资以支付平均成本高于边际成本所发生的亏损，一直到这种竞争将价格降低从而需求规模扩张到足以形成完全竞争市场的水平，然后以课税的方式将该产品消费者的一部分“消费者剩余”转移给那些积累了亏损的生产者去弥补他们的全部亏损，那么一个可以想象的后果是，在达到完全竞争水平时，各个时期累积的总的消费者剩余加上总的生产者剩余大于各个时期累积的总亏损。事实上，只要在形成完全竞争的市场以后，产品的生命周期可以有足够多的时期为社会带来正的消费者剩余和正的生产者剩余，这个可以想象的后果就一定会成为现实。在我看来，这个说明非常重要，以致如果它是正确的，那么经济学家一贯所接受的“天然垄断”理论就从根本上被动摇了。其实我一直认为，当我们把技术约束和制度约束都理解为是“内生”于整个社会经济体系时，一个社会采用什么样的制度就必定会影响该社会技术进步的方向和结构。“天然垄断”理论其实是反过来看待这个过程的：一旦接受了“天然垄断”的技术制约，社会就不得不接受垄断市场的经济制度。 这样，我导出了信息技术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信息技术常常具有高度的收益递增性，而竞争的产品市场要求信息企业从资本市场融资或借债从而能够支付几乎必然发生的初期亏损。最后，任何有效的资本市场必须有能力提供足够多的风险投资企业家来筛选投资对象，记住，这里的筛选是从几乎必然发生亏损的全部信息企业中选择那些看上去（或者“嗅起来”）有希望的企业，通常的资金回报公式完全无法帮助你做这样的选择，它们现在全部是负的，即便稍有赢利，P／E值也高得可怕（“雅赋”，Yahoo！去年年底P／E超过了1000，任何企业当赢利从负变正时必定有一个阶段表现出无穷大的P／E值）。 越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资本市场，其运作的有效性就越要依赖于能够充分发挥人们的企业家才能的制度。政府担保或者政府筛选，通常总带来最坏的结果。政府应当做的，是尽力维护竞争规则，惩罚由于信息不对称性可能产生的欺骗行为，当然，这是很难的。尤其在中国，我们的那些喜欢做人民的“父母官”的政府公务员们，天然倾向于在没有充分理解事情的复杂性之前就划定规则。结果几乎总是带来最违反他们初衷的结果——谓之“寻租”、“腐败”或者“官商勾结”。就这一方面来说，我同样地不喜欢我们的那些天然就喜欢巴结官府的商人。 说到底，“信息技术”这个东西，你可以不思考它的生存论意味，可是你却回避不了它所带来的生存问题。这类问题以及其他的一切让人感到疲倦的问题，我打算都留给读者去提出和面对了。 ——从“信息的故事”得到的断想（之二） 人类技术进步的历史记录(“史诗”)里有一段关于录像带制式的“悲剧”。在这段悲剧里扮演主人公的(在希腊悲剧里称为“英雄”的)是日本索尼公司。我是在希腊悲剧的三种“悲剧性”当中最流行的一种意义上来使用“悲剧”这个词的。在这一意义里，所谓“悲剧性”，主要表现为主人公的命运已经被一些不可知的因素事前决定了，而主人公的“英雄精神”则体现为对不可抗拒的命运的抗争（请附带回忆米兰·昆多拉关于唐吉哥德以及西方文化最重要的精神遗产的评论）。 让我尽量简短地复述这个经济学家们熟知的故事：在七十年代的时候，世界上流行两种不同的录像带制式：（1）BETA（北京话叫“悲塔”，或叫“小二分之一”)；(2)VHS(也叫“大二分之一”)，索尼公司生产的BETAMAX，在技术家的评价里比“大二分之一”先进得多。但是后者的生产商是老牌产业巨头松下电气。在录像带的市场竞争开始之前，松下已经比索尼占有大得多的家电市场并且与其他国家的进口商和电视机生产商建立了比索尼公司密切得多的伙伴关系。凭借了市场份额的优势，松下在十年内彻底击败了对手的优势技术，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小二分之一寸”的录像带了。 凡是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或“收益递增”效应的社会生产过程，其中的每一个生产者都不得不追随“主流”。让我把这句话讲得详细些：按照我（在《经济研究》1997年6月那篇关于“知识的经济学”的文章）的看法，收益递增效应是从知识（或做为互补知识的载体的物质品之间)的互补性里发生出来的(“规模收益”可以分解成各个单一投入品的专业化与收益递增过程）。一个简单的知识互补性的例子是同一双鞋于的左脚鞋和右脚鞋之间的互补性。不过一个更典型的例子还是在小学数学和大学数学所包含的知识之间的互补性。无论如何，当时录像机生产商们面临的风险在于不知道哪一种录像带制式将会成为“主流”；同样，录像带生产商们面临的风险是不知道哪一种制式的录像机会成为“主流”。这一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对那些价值较高的产品比价值较低的产品更加重要。买一盘“小二分之一寸”录像带的风险比买一台同样制式的录像机的风险小得多；买一台录像机的风险比建造一家生产这类录像机的工厂的风险小得多。那些喜欢依靠政府干预经济的人会声称这真是“市场失灵”的典范，这里计划委员会的作用将会和交通警察维持统一的交通规则的作用同样关键。确实，如果生活中没有不确定性，我会同意这类看法，放心地让政府去代替市场。问题在于，没有人确定地知道在现有的知识当中哪些是与未来的知识互补的，哪些是将要被淘汰的。让我再跳跃得远一些：什么是“生命”？按照进化论以来通行的观点之一，当我们说某物是“生物”时，我们实际上是说该物能够“主动”与其环境“相适应”；当我们说它“死了”的时候，它其实是无法继续与其环境保持适应了。生物体，作为“自私的基因”的载体，许多世代积累的生存知识（生物对环境的“认知”）是以“本能”的方式记存在有机体的各个器官的行为模式当中的。“死”之降临，是因为这些知识记忆方式难以变更，又无法适应突然变更了的环境所致（目前还在研究中的堪称“长生不老术”的染色体工程无非是激活生物组织的变更能力，所谓“年轻化”）。生命的机理若当真如此，那么生命之必定完结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其环境的“不确定性”。只要我们是必死的，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未来是可预知的。所以，计划委员会必定是短命的。 回到收益递增的话题上来。上述的风险叫做“锁人”风险，即由于追随了与未来主流的制式不同的制式而不得不在未来重新购置资产(或物品)所支付的代价。当锁人风险很小的时候，自由竞争的力量足可以保证最先进的技术最终统治整个市场。当锁人风险很大的时候，先进的技术未必能够成为经济上合算的技术，于是“悲剧”就发生了。索尼的悲剧就在于，经济上合算的技术不是事前靠了纯粹技术上的优势可以判断出来的。只有历史发展本身能够对此类事件作出判断（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过“实践”意味着事前不可预知）。阿罗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与此类似的看法。美国最重要的那位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尼采的哲学家，沃尔特·考夫曼在其《悲剧与哲学》中追问：俄迪普斯的悲剧性意味着什么？至少在他所阐释的索福克勒斯看来，在他所提出的五个意蕴当中，有一个是与我们这里的论题相关的：人的理性在他所处的不确定的世界面前如此渺小。当然，人的悲剧性之一在于他凭了如此渺小的理性还要执着地去追寻真理。 综上所述，没有人知道未来市场上的技术应当是什么样的，哪怕他熟知现有的全部技术。这是因为没有人知道人类未来的生存境遇是怎样的（所以人是必死的）。推论之一是：只有鼓励人们在一切方向上探索和创新的社会，才有最大的生存几率。这观点不是我的，是我阐释哈那克的（参阅我在《公共论丛》上连载的“哈那克思想研究”）。推论之二，希望读者理解，我认为应当承认：历史是英雄人物创造的。 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随波逐流，那么主流的方向必定就是一切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向和追求。于是当环境发生重大变更时，这个社会很可能消亡。这个社会之所以消亡，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人愿意第一个去吃那螃蟹”(鲁迅)，或者如恩格斯所说的，没有那第一只敢于站起来走路的猴子。想到此处，我觉得像我这样平庸的人，像我这样贪图享乐的人，真应当时时感谢那些挺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不惜跳跃深渊的“英雄”们；我们这个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全有赖于这些英雄人物将创新精神维持下来，薪火相传，哪怕他们一个一个都在失败中悲惨地消失，即便是他们当中极少数的成功者也不。过如过眼烟云，悲在没有看破红尘。 从中国转向美国，这里发生着同样的“悲剧”：1997年每一千个寻求风险资本贷款的项目只有一个得到了贷款；而在每一万个得到风险资本家支持的项目里，只有一个可以成功地占有百分之一的市场。所以在我介绍了“雅赋”、“逸名”、“地球城”、“黛迩”等等成功的信息组织之后，我觉得必须向那九百九十九个没有出土就夭折的和那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出土后死去的英雄们致敬！历史是他们创造的。 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思考，我想把这篇短文的结论用两句话说出来：（1）在中国传统的与现代的主流思想里缺少科学精神；（2）西方的科学精神在当代中国的主流思想里蜕变成了一种可以叫做“科学主义”的东西。我在这里很注意使用“主流”这个概念，用来暗示在中国社会里存在着非主流的科学精神和非科学主义的东西，只不过没有占着主流的地位。这两句话让我十分悲观。我记得1997年在郑州与《河南日报》科技部的记者第一次提到这两句话以及它们所意味着的东西。这次谈话变成了一篇报导——“科学在中国的命运”。我们知道在西方社会正兴起了所谓“后现代”思潮。那些最活跃的思想家几乎都讨论“后现代问题”。如果把西方哲学和思想界的这种变化粗略地加以追溯，我想是应当从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论述开始的。康德以后的一条潜流——叔本华、陀斯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尼采等人的思想，通过海德格尔的阐述，在伽达默尔、德里达、福柯以及罗蒂那里变成了显学。后现代思潮所强调的是人生的艺术性质（更详尽的讨论参阅我的《试说后现代性》，载于《读书》，1997年6月）。他们不喜欢诸如“科学”这样的精神，觉得是对自由人生的一种限制。事实上，后现代论者总是反对任何既成的“规范”，因为任何规范都是对自由人生的一种限制。是否可能？我不能回答。但是这样一种思潮已经（大约从1985年开始）大举进入中国，已经或正在成为中国的“显学”。这就意味着，当我们尚且没有占据主流的科学精神时，我们已经开始要放弃科学精神了。结果我们就只能得到两样占着主流的东西：科学主义和后现代思潮。在我看来，这两样东西都不是好东西。 中国既然有科学家，中国人做为一个族类既然已经为人类贡献了不少得到诺贝尔科学奖的科学家，那么声称在中国主流思想里缺少科学精神就很值得论证一番了。科学精神显然不等于科学。你可以有科学和科学家，但不一定有科学精神。但是如果没有或缺少科学精神，现存的科学和科学家不是要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吗？正是如此，这是让我悲观的论点之一（或可参阅我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何处寻？》，载《读书》1997年7月）。我记得四年前我在香港大学讲授“经济发展理论”时介绍过哈佛大学教授珀特尔1990年写的《各国的比较竞争优势》一书，其中提到当一个经济从“廉价资源驱动”阶段经过“大规模投资驱动”阶段而开始进入“技术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时，社会文化背景与开启个人创新精神之间的关系就会成为关键性的问题。他认为日本社会正面临这一问题的严重挑战。 科学精神和科学主义，按照上面的理解于是都与特定社会的文化土壤有密切关系。同时又与现代人普遍的精神诉求(例如“后现代问题”)有密切关系。为了讨论清楚这些关系，首先要说清楚的，应当是“科学精神”本身的含义，以及相应地容易得多所以可以放在前面说的，“科学主义”的含义。而这正是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 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以及它的精神，都是从西方智慧那里来的。而我们所说的“赛先生（Mr．Sci-ence）”，又是从西方启蒙以后的思想传统中来的。且不说我们是否搞清楚了这位“赛先生”与西方启蒙以前的思想传统的血缘联系；仅仅是这位“赛先生”的思想，我们是否搞清楚了，也还是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子问题是：“科学”作为一种方法，与“科学”作为一种精神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而所有这些有关“科学”的问题以及它们的子问题当中，最后一个问题应当是：植根于“逻各斯中心”思维传统的现代科学精神，与“逻各斯”的最早的伟大阐释者们的教导之间已经发生了什么样的偏差，并且这种偏差是否意味着“科学”的终结。关于科学在现代意义上的“终结”或者是“延续”，我会在另一篇文章里做更详尽的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尽管都与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两个问题有关，却无法在这里——论述清楚。 简而言之，把“科学”之为一种方法，扩展为一种“人生观”，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的行为准绳，继而成为一种信仰，这就是“科学主义”了（如同任何一种东西之成为“主义”一样的极端）。在我们当代的知识分子看来，任何东西都不宜变成“主义”，任何极端的立场都是危险和有害的。但是在“逻各斯中心”的思维传统里，“物我两执”的取向是很自然的，很合乎科学精神的立场。所谓“不走极端便成不了天才”，就经验而言，自有其道理。只有执着一个极端的立场，才好坚持下去，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我们中国话里所说的“科学态度”，首先就要求把对象客观化，当成一个“物”，而不是和我们有感情纠葛的“事件”。于是我们看到，科学之为一种“方法”，决定性地影响到科学之为一种“人生观”所具有的特征。这样一个“两执”，与现代思想之崇尚“自由”，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从这种不相容性里，发出了利奥塔的呐喊：“科学”作为一种宏伟叙事正在压抑人的思想自由。让我再说一遍。我不认为这就意味着科学在现代的终结。因为在我看来，西方传统中的科学精神正在向着前苏格拉底时代“逻各斯”的阐释者们所理解的那精神回归，而不是终结。 科学从观察开始。观察的动机有两类：(1)由生存竞争导致的观察,这是功利性的。工具主义的观察，由此发生的知识是有明确功利目的的知识。(2)由纯粹的好奇导致的观察，不带有功利目的。由此发生的知识可以叫做“纯粹知识”。但是科学不止于观察，它追求“系统性”，即把经验知识整理为体系（这是最接近希腊语言的德语里“科学”的原意）。所谓“体系”，就是概念的体系，以“概念一般”来对经验知识加以分类，把经验看做是概念在现世的特例。但是在这里发生了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分离：形而上学的方向似乎是不断寻找最普遍的概念来概括不断涌现的经验；而科学的方向似乎是不断创造更加细致的概念对不断涌现的经验做越发细致的分类。科学用以加细概念体系的主要途径是寻找新的经验来检验旧有的概念，所谓“实验”方法。实验所积累的经验使科学家对每一概念的边界（即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状态）有日益细致的了解，这导致了科学的所谓“精确性”，同时也导致了科学传统一贯坚持的概念的“可操作性”。海德格尔晚年在《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中认为哲学完成了自己的生命，因为科学正在取而代之。但是“思”的任务从始至终与“去蔽（希腊语的alethea）”和“澄明(德语的Lichtung)”联系着。海氏在其他文章里考证过物理学在希腊语里的发源，认为在希腊语的“发生(genesis)”与物理学之间，和与希腊语的“去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谱系关系。由此可以判断，从“去蔽”产生了科学精神。但是形而上学对存在本身的遗忘长期遮蔽了这一精神（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科学不思”）。推论是：在形而上学的现代终结之时，科学应当向着原初的科学精神回归。换句话说，科学应当向着思的澄明与去蔽的发生学回归。 接下来，我们应当注意到本世纪上半叶许多思想家（以韦伯的论述最有影响）对西方社会发展中“工具理性”日益淹没“价值理性”的趋势所做的批判；注意到正是“科学”，以其不可阻挡的功利效应为工具理性的泛滥提供了合法性根据。在“科学法庭”上，一切信仰和价值都必须经过“实践检验”，必须满足一定的功利目的，否则就剥夺其合法性。正是以这样的方式，科学建立了自己宏伟叙事。的独断统治，抹杀了每一个具体存在者存在的权利（参见陀斯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如果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些事实，那么海德格尔所呼吁的“思的任务”，是否可以理解为把科学带回到原初的科学精神那里，带回到“去蔽”那里，带回到对宇宙万物之“发生”的惊讶心态和由纯粹的好奇导致的观察那里呢？这正是我的理解。我认为未来的科学应当同时就是“思”，同时就是“艺术”，同时就是对生命存在意义的体验和澄朋。 所以我认定，真正的科学精神只能基于纯粹的好奇心。在这个意义上，哲学远未终结，作为“爱智”的哲学远未终结。但是爱智与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是否相容呢？至少，与爱智相容的那部分思想传统（例如庄子的学说）还不是中国传统的主流。中国科学之缺乏科学精神，盖源于实用主义地从事科学研究。 以实用主义立场来从事科学研究，很容易把科学之为一种方法不加思考地推广到科学以外的领域去，很容易把科学方法推广为人生与世界的普遍原则。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中国科学之缺乏科学精神，中国科学才非常可能而且已经多次地成为“科学主义”的温床。我们必须明白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对宇宙万物怀着惊讶，根本不同于把万物看做工具从而可以改造世界的宏伟心态，前者包含着对大自然的某种尊重；后者则预示着理性的狂妄；前者体现着原初的科学精神，后者则导致“科学主义”。 我尽量简短他说完了我所理解的“科学”在中国的状况，留下了许多不加论证的断语，留给那些思考过这些问题的读者。因为说出来的思其实仅仅对思考过同一类问题的人有意义，而对那些尚且没有思过的人而言，充其量会成为思的拘绊。 八十年代中期爆发的一次个人计算机价格战把美国带进了个人机时代。紧随其后的，是美国企业界掀起的“横向革命(horizontal revolution)”浪潮。由于职员之间横向信息沟通的费用迅速下降,大公司的组织结构开始“平面化”,减少了科层的深度。这一技术进步与组织变革的交互作用浪潮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中期。并且在九十年代后期引发了目前的“企业并购”浪潮。刚一回到北京，我就发现这里也在风风火火地刮着“企业并购风”。既然“并购”是从计算机个人化和个人交往的平面化(或者“互联网”)开始的，那就不妨也一起谈谈与“互联网”有密切关系的“克隆”技术的认识论含义。姑且算作是一次关于“信息时代”的哲学讨论吧！ 要了解美国最近的这次企业并购风潮，必须回溯到六十年代。当时流行的是所谓“go－go”运动，也就是说，大家都看好大规模的综合性（跨行业）企业。在那个时代崛起的巨人们包括杜邦、通用电气、美国钢铁、国民饼干……七十年代“石油危机”触发了产业结构大调整。这些综合型企业巨人证明无法适应“小的即好的”灵活生产方式。因此，八十年代的“横向革命”可以认为是计算机技术(“横向组织”的重要供给因素)与企业制度变革（产生对“横向组织”的需求）交互作用的结果。但是粗粗估算一下就知道，在这次“革命”中计算机技术进步的影响要大大超过企业变革组织的需求的影响。在个人计算机价格战之前，我所在的东西方计算中心购置的一台IBM主机无论如何也要花费几十万美元。而在只有一台主机和每天只有八小时上班时间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排队等待计算中心负责人的“计划安排”。技术条件决定了组织的“科层”性质。到了我买第一台个人计算机的年代（1987年），一台日本产的8086个人机需要两千美元。一年以后同样的计算机需要一千美元，两年以后这种机型已经被市场淘汰了(意味着只能当做废旧物资处理)。1991年我在香港购买第一台80386台湾宏基产的笔记本计算机时花了三万港市，一年以后这种机型被淘汰了。1995年我购买第一台IBM笔记本80486型彩色计算机花了四万港市，第二年同样机型只卖两万，第三年已经被淘汰了。我估计个人信息处理的价格这些年以来至少以每年百分之八十的速度下降。这个速率一定已经大大超过了六十年代出现的那些综合性企业效率降低的速度。不难想象，企业在这样一种迅速下降的信息交流成本的刺激下，必定倾向于裁减大量的早已经官僚化了的科层管理人员。当然，企业底层一般雇员教育水平的提高（例如对使用计算机的技术的掌握）也是“横向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条件。 企业科层缩短的一个重要后果，是造成公司主要领导人的企业家才能的“过剩”。以前你必须从早到晚与科室“白领”打交道，处理“帕金森综合症”，以及管理渠道太长引起的信息扭曲。现在你突然发现每天下午都可以打打高尔夫球了，因为大部分管理工作都是通过下层雇员自己相互间的信息沟通完成的。一个闷得慌的企业家想要干什么呢？当然是去寻找可供兼并的企业了。不过九十年代的企业并购风潮有一些新的特点：（1）为了进入新市场。例如著名的长话公司MCI通过被大英电话电报“吃掉”而进入了英国本地电话市场；又例如剃须刀“老大”吉列(Gilleiie)公司与电池巨头Du-racell的合并，看上去完全没有技术关联，但吉列要得到的是Duracell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电池销售网——“市场”。摩根斯但利与Dean Witter的合并也是为了获得后者所掌握的零售财务市场。同样，Banc One并购First USA,后者握有1600万张信用卡市场。(2)技术纵向关联，以“企业”代替“市场”。这是交易费用经济学里的经典情况。最近完成的Cisco收购Granite提供了这样的例子。这两家企业的规模简直无法相比，前者资产价值400亿美元，后者只有2亿。收购的动机在于巨人希望掌握“小土豆”的网络开关技术。另一个这方面的例子是目前尚在进行中的迪斯尼并购美国广播公司案。(3）为了减少重复管理。例如大通曼哈顿银行并购化工银行。两家银行在并够之前各有自己的支行机构以及庞大的推销网络。并购之后立即从雇员总数的75000人中裁去了12000人，经营成本自然大幅下降。（4）弱肉强食。例如波音吃掉麦道，实在是后者屡屡失败所致。目前民营企业大有“吃掉”国有企业之势，多数案例恐怕也属于弱肉强食之类。 企业并购，与其他方式的资源配置一样，只不过是企业家追逐利润的方式之一。在真正的市场经济里，一切要素——劳动、资本、土地，都是围绕着“企业家——利润”这个轴心旋转的，都只是服务于这一目的。所谓“国有企业的问题是领导无力和资金缺乏”，其实正是企业家能力缺乏(所以有“领导无力”)和相应地，对潜在利润的熟视无睹（所以有累积利润——“资金”的缺乏）。就拿目前正在成为国内“热点”的企业并购来说，“企业家一利润”关系告诉我们，与美国的企业并购历史和潮流不同，我们的企业实行大规模并购的真正动因在于试图打破地区间的市场分割。换句话说，在政府职能没有转变到正常轨道上之前，建立地区间市场的费用要高于建立跨地区企业的费用。所以“跨国公司”代替了本来应当是由“市场”来发挥的经济整合功能。可以想象，只要允许竞争，当许许多多跨地区企业终于把行政性保护起来的地区市场冲击得四分五裂时，也就在事实上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市场了。 个人计算机方面的技术进步，一方面导致了企业组织的“横向革命”，另一方面靠了横向革命对“横向信息技术”的巨大需求而导致了“互联网”的普及。但是，任何曾经上过网的人都会知道，互联网在原则上可以将网上的任意两个人连接起来。所以，互联网是一个“复杂系统”，从这个复杂系统中可以“突现”出新的特征，并且带有新特征的许许多多互联网之间的复杂连接与竞争，又可以自发演变形成更高层次的“突现”和更高层次的特征……我说过：“机遇”、“选择”以及不得不选择的生存压力，这三者是生命得以发生的充分的和必要的条件（参见汪丁丁：《面向综合的时代》，《读书》，1997年）。因此，就像计算机病毒被认为具有“生命”一样，计算机网络也可以有“生命”。 不仅可以有“生命”，计算机网络甚至可能“突现”出思维的层次。为什么不呢？不是已经有一批学者对乔姆斯基的“先天语法结构”的柏拉图式的假说提出“互联主义”的挑战了吗？仔细想想，发生在我脑海里的可以被叫做“思维”的那个过程，为什么不可以被当成一个复杂系统来看待呢？我从简单的元素开始我的生命过程——比思维稍低一级的系统层次。我学会了把简单的语词连接成为句子，把简单的色彩连接成为图形，把简单的动作连接成为行动……当我连接这些简单元素的方式越来越复杂的时候，我有什么理由相信不会突现出来那个叫做“思维”的东西呢？如果你相信了“互联主义(connectionism)”的这些主张，你会马上对“克隆”技术的发展持一种无所谓的看法。因为反正每一个人必定有仅仅属于自己的历史，克隆技术能够复制的其实只是人的外表。思维，如果必须经历复杂系统的“后天”演化过程才可能被“复制”，那么没有一个人的思维历史可以用基因方法复制。 但是，如果我相信乔姆斯基的观点：人类具有先于经验的所谓“先天语法结构”，深植于人类的遗传基因链内，那么我绝不敢对基因复制技术持盲目的乐观态度。凡是先天就有的东西总可以被基因复制方法复制出来。我于是不得不相信，一个“生下来”就有能力很快掌握人类语法的“人”是完全可以被复制成另一个“我”的（我的外形，我的思维，甚至我的情感）。幸好，认知科学至今仍然在努力解答语法结构的发生问题。乔姆斯基学派与关联主义学派的争论仍在方兴未艾。而且我本人也不大相信乔姆斯基的理论。我大可不必马上选择我在基因复制问题上的立场，尽管基因复制技术已经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必须回答的伦理问题。（例如是否允许“优秀”男人的精干有更多机会成为试管婴儿？谁来定义以及如何定义“优秀”？） 不过上面的讨论引出另一个问题：思维是什么？思维一方面是物种作为整体的特征，即只有在个体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个体才学会了并且进行着思维。据说海德格尔没有很满意地解决这个问题（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三联书店，1995年）。另一方面，思维着的个体显然有纯然个体性的思维史。当代心理学家向我们强调婴儿的“选择性行为”（而不仅仅是被动的“刺激一反应”行为），每个人的选择都依赖于他以前的选择，这种“路径依赖”的选择构成个人经验的历史。根据经验史，每个人习得的知识依赖于他以前习得的知识，并且，每个人的思维依赖于他以前的思维（记忆是思维的基础）。 市场和计划，这两种社会体制产生着两类不同的思维方式。前者因为“消费主义”流行而具有“平面化”倾向。消费主义的基本立场是“消费”而不问生产过程。一个纯粹的消费者不会关心彩色电视是如何工作的，如果它竟然坏了，那就扔掉它，再买一台新的。在消费主义泛滥的社会里，学生们不大关心“除法”是怎样计算的，只要计算器没有毛病就谢天谢地了。他们也不关心一部英国历史是否真实，只要这部历史书足够用来提供历史课考试的正确答案。他们甚至不会关心老朋友是否可以因为一桩小事就不算朋友了，反正此时此刻的友谊——正在被“消费”着的友谊才是最重要的，“out of sight，out of mind（人走茶凉）”。美国孩子缺乏历史感,40％的中学生不知道林肯是谁,因为林肯并不进入他们的局部生活。“平面化倾向”是一种取消历史和整体感的倾向。对历史和整体的取消导致思维的“平面化”和肤浅化。很不幸，市场经济的诸多“坏处”之一就是鼓励消费主义。 与市场相比，计划体制更糟糕。因为它总是倾向于设计历史。彻底的计划要求对历史过程的完全控制。于是在计划体制下生活的人们大多数便失去了思考的自由，只有少数人，这个体制下的精英分子，他们有深厚的历史感或者“使命感”，他们的思维是深刻的。可是精英们生产不出“丰裕社会”来。对社会的“最优控制”是把活生生的人当成机械或导弹，当成可以进行姿态控制的人造卫星。与计划体制造成的人的异化相比，我宁可生活在肤浅的市场里。 互联网出现了。我们必须注意到，互联网的“意义”只有在具体社会体制之下才可能显现出来。在计划体制下，互联网的意义在于强化了中央计划者“设计历史”的能力（因为信息网络毕竟代替不了劳动。资本与土地资源的真实配置）。在市场体制下，互联网的意义在于把“平面化倾向”推至极端，以致有人开始担心“人”的个体性的消失（《读书》1997年1月）。但另一方面，网络也强化了个体面向”综合”进行思考的能力。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有能力进行选择，即便是在让人眼花缭乱的互联网上。选择你的路，构建你自己的历史。这便是“网上思维”的工夫。如果你能想象网络平面是一张无边无际的地图（事实上这必须是一张三维地图），你独特的个人史就会像地图上一条曲折婉延的路线，它标示出你到过哪些网点，在哪里停留并带走了什么东西。 记住这句老话：你要事实吗？你就必须观察。你要价值吗？你就必须选择。选择是永远存在的，因为人永远都追求价值。 ——兼评《复杂》 现代专业知识分子感到头疼的纠缠在一起的几个问题是：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深入到专业细节中去才有机会为人类增加新的知识，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为了理解我们所获得的新知识在人类知识中的位置和意义而急剧增加与其他专业知识分子进行交往的时间。难怪在每一个专业的最前沿和其他专业之间，出现了一批“二道贩子”，专业化地从事“科普”工作；而在沟通各种专业知识的“二道贩子”与社会公众之间，还需要一些“三道贩子”去从事“知识性地大众化”的工作。在作为生产力的知识的支配者手里（知识的支配者不必是那些工作在知识前沿的专业分子，正相反，在国民收入达到小康阶段通常会冒出来的满足大众突然增长的精神需求的“书商”、“策划”、“媒体”才是知识的支配者），于是聚集了权力(经济的、政治的、话语的)。而权力在各种专业知识分子当中极其不平衡的，有时令人感到不健康的分布（例如在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转型社会里的经济学家们的权力相对于哲学家们的权力，或者美国联邦储备局局长格林斯潘对世界股票市场的“上帝般的”话语权力），让人觉得福柯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后现代”问题，而且是正在现代化的前现代社会的问题。互联网络的普及和极端发展只会让上面的那个困境极端地凸现出来：我在网上，我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一个节点从而发现一个套着一个的几乎无法穷尽的专业知识的传统。我茫然不知，因为我的全部知识在这张“网”上仅仅只是一个细小的“局部”，它仅仅是那些“二道贩子”、“三道贩子”以及横七竖八地“综合着”各个节点上的局部知识的“书商”、“策划”、“媒体”们建造雄伟大厦的一块可有可无的砖头。 认知科学家们早就在建构“神经网络”计算机程序，并且提出反柏拉图哲学的“互联主义（con-nectionism）”理论。事实上，我的一位朋友（他在中科院系统所的博士导师是我在那儿时的硕士导师)，他使用一些微观构造很简单的“神经元”(只有一个可调整的参数)互相连接成几层(通常只有两层)网络，就可以在极短的学习时间里准确跟踪给定的信号序列。这个简单的系统有这样几个特点：(1)每一个神经元参数的调整都是一个试错过程；(2)评价函数只关心终端信号跟踪给定信号的误差；(3)算法收敛极快；(4)算法收敛后所得的神经元参数数值敏感地依赖于初始参数值的设定，并且系统通常可以从不同的初始参数值收敛到不同的神经元系统，每一个系统都同样理想地跟踪给定信号；(5)一旦收敛，神经元系统通常不可能在跟踪新的信号序列时自己改变参数结构，故需要操作人员强迫系统“跳离”原有的参数值。作为一个制度经济学家，我很容易地从中辨认出来我所熟悉的“多均衡状态”（特点(4)，演化道路的“路径依赖性”(特点(1))，以及著名的“锁人效应”(特点(5))。至于“评价函数”的社会含义(特点(2))，我觉得那通常意味着“组织”和特定组织的目标函数。因此，防止锁人效应的有效办法是允许各种组织之间的竞争。当然，这样一来，上面那个简单系统就变成了多元开放的系统，而算法的收敛性(特点(3))也就消失了。在经济学语言里，如果一个算法竟然不收敛，那它一定不是均衡的，从而一定不是合理的（因为“合理的东西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也就是“存在”）。可是在关于“复杂系统”的语言里，正是这种“不收敛性”标志着系统的开放性。多元性。和使其永远地演化下去的生命力。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东西方中心做学生时，碰到过一个在计算机上研究“微观模拟(micro－simulation)”的社会学博士。现在回想起来,他使用的一定就是这种神经网络算法。同他交谈几次以后，我开始意识到经济学研究也可以使用这种算法。为什么不让每一个微观经济主体自行决定做什么呢？为什么非要从新古典理论里推导出一组最优解的“比较静态分析”公式，然后只能在宏观层次上“计算”一个经济呢？这导致我后来在文章里反复提到的、最早被艾智仁提出的、“理性”与“演进”的等价性。 让我们想象一个这样的网络，它由许许多多各自具有独立评价函数的子网络构成，所有这些子网络，虽然初始参数结构互不相同，都试图跟踪同一个给定的信号序列(“生存竞争”)。当他们各自的算法收敛时，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参数结构互异的神经元系统。现在我们让这些达到均衡的子网络跟踪一个新的信号序列（环境变迁）。显然，会有一些子网络由于已经被寻优过程“锁人”在特定参数结构里而无法跟踪新的信号序列。同样显然的是，另外一些子网络上一次收敛的参数结构会恰巧处于能够跟踪新信号序列的初始参数值附近，于是它们成为生存竞争的胜利者。我们可以让这些生存者之间互相“联姻”，他们生出来的子女占据了那些失败者的位置。但是我们必须允许新一代子网络在参数结构上随机地偏离他们父母们的结构，有时这种偏离巨大到完全不再像父母的程度(“遗传变异”)。然后再改换一次被跟踪的信号序列，再淘汰一些被锁人的子网络。如此演化，直到永远。在这个图像中，每一个子网络的每一次计算都是收敛(达到了均衡)的，而且每一个生存下来的子网络都经历着一个局部知识的历史，积累着自己的知识传统(由实现了的均衡点列构成)。每一个这样的子网络，相对于其他子网络而言，构成一个“差异”，一个“它”，一个“反题”。而每一轮竞争所达到的“世界”，都是一次新的综合。只要“存在”，只要“生存”，只要生存竞争总是将系统逼迫到不得不超越正题和反题达到新的综合与新的差异，系统演化就不会停止，系统就永远是开放的和多元的。这就是我所谓的关于知识的收益递增经济学。这里关键性的概念是知识沿着时间与空间的互补性（参见汪丁丁：《知识：互补性与本上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7年4月“内部讨论稿”）。 由陈玲女士翻译的这本《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MitchellWaldrop,Complexity,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之所以立即吸引了我的注意，是因为这里出现的第一位人物，Brian Arthur,正好是我曾经介绍过的，也是制度经济学家们熟悉的人物。他的竞争性技术进步理论，尤其是他的“锁入效应”的观念，已经被诺斯（因制度经济学研究而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接受并且像诺贝尔奖那样广为人知。书中经常出现的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阿罗，也由于写了“‘从干中学’的经济学意义”而成为制度经济学。技术进步理论，以及收益递增经济学的经典作家。但是当我继续读下去时，我立即意识到我必须一口气读完这本书；不仅仅是由于那些引人人胜的传记情节和思想发展脉络，更重要的，是著者通过描绘这一小群跨学科研究的精英分子的个人史，烘托出一幅极具魅力的复杂系统的图像。在这里，物理学、经济学、生物学、化学、天文学、计算机与认知心理学，甚至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在它们各自知识传统的边缘上，通过这群“边缘人”的交往而激发出强烈的创新冲动。但是这里描绘的交往包含了比“交往”这个汉语语词丰富得多的内容。首先是一群在各自的知识传统内部“功成名就”的大学者，他们都对自己的传统持比较强烈的批判态度。批判，这是传统转化的第一步。其次是非常难得的开放心态，你必须像任何一个外行那样，坐在听众席上全神贯注地倾听一个对你所从事的专业相当外行的学者尖利地(不无偏见地)批判你的专业。最后是一个组织，一个能够吸引各个知识传统的核心人物并且把他们吸引到各自局部知识的边缘上的组织。著者描写的是桑塔费研究所，描写这个研究所的筹划者们是怎样从不同的领域相当偶然地(也是必然地，如果经过足够长时间的寻找)互相认识了，并且如何像企业家那样调动各自关系网内的资源，终于在美国那种令人异化到窒息的分工细密的研究体制下实现了研究制度的创新。 《复杂》一开始就讲述了阿瑟关于“收益递增”的探索和历经十几年的挫折。是的，凡熟悉经济学理论的人都可以想象在经济学基础中引进“收益递增”假设会导致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以及何等丰富的可能前景（参见汪丁丁：《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与思考》，《经济研究》，1994年10月）。恰恰是收益递增，能够突破死气沉沉的新古典“秩序”，将经济系统逐渐带到“复杂”世界中去，虽然那同时也是“混沌的边缘”。 熟悉“混沌”理论的人都记得逻辑曲线所描述的那个经典的动力方程式:dx/dt＝kx(1－x)。当正的参数k 足够小时，系统是稳定的并且收敛到1（假设调的初始值大于0）。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简单的方程离散化并且增加k的值，你会马上看到计算机作图上出现了调的振荡曲线。进一步增加参数值会产生无限密集的振荡，而且你无法判定振荡的周期，事实上你进入了“混饨”。在我读到《复杂》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仔细看看当k的数值非常接近“混沌”范围时的计算机作图是什么样子。《复杂》声称：如果我把k的数值调整到足够接近发生“混沌”的临界点，我会发现调的图形呈现出稳定的周期但极其敏感地依赖于它的初始值的位置。根据《复杂》介绍的理论，我能够想象，我将可以得到任意周期的稳定图形，只要我仔细地在这个接近发生“混沌”的边缘地区里寻找合适的调的初始值。如果你的个人计算机里有一个简单好用的视窗软件例如“mathcad5＋”，你不妨试试这个想法。你会发现你得到的结果实际上就是《复杂》的另一个主角一朗顿，在复杂理论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发现（参见《复杂》中译本页317－320）。这本书中的人物，最令我感动的也就是这个在异化了的学术世界中历尽坎坷和不被人理解的朗顿。他在四十岁的时候居然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因为他所从事的研究是开创一门新科学(人工生命)，他的博士论文导师应当就是他自己。朗顿的计算机仿真最终使他明白：一切生命现象都应当发生在系统从完全的有序到完全的无序的路上，具体他说，生命现象发生在系统参数充分地接近使系统发生“混饨”的那个临界点附近。而这个看法又被《复杂》的另一个角色——普·巴克从物理学方面说明了。巴克1987年发表的理论叫做“自我组织的临界性理论”。他发现大量物理现象都呈现某种“幂律”模式，即两个关键性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大致符合一定阶的幂次方（《复杂》426－430页）。我马上想到阿罗1962年那篇经典性的收益递增论文引用的军用飞机制造厂的数据显示：飞机的平均成本与工厂制造过的飞机总数的1／3次方根成反比。我还想到了寻优算法理论所显示的：寻优过程总是倾向于某个凸集的边界点，或者，复变函数理论中的威尔斯特拉斯定理：连续函数在其凸定义域的边界处达到极值，或者，关于水滴表面张力的理论物理学中的“极小曲面”定理。 “生命”，它的实质是什么？在我看来，对这个问题的现代的和最早的研究其实是由《复杂》这本书里较早出现的一个主要人物——考夫曼完成的（143－151页）。他在七十年代初期发明的所谓“基因算法”，把一百个简单基因，每个基因只有两个可能的输入和输出状态，随机地连接在一起。然后，他观察任意输入的信号所引起的“基因”的连锁反应。他发现当这种由简单元素拼凑起来的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绝非简单的现象：一百个以上基因随机连接，当每一个基因可以被两个到十个别的基因激活时，全部基因所构成的这个系统会呈现出若干个稳定的循环状态。他进一步发现，可能出现的循环状态的个数大致相当于网络内基因总数的平方根，而且，他查找了生物学资料，发现在真正的生物体中，细胞类型的数额大致等于该生物体中基因数的平方根——又一个“幂律”。如果把互相能够激活的基因数目增加到十以上，系统会进入过分的活跃而导致彻底的混乱。这样，我们看到生命现象只能发生在“混饨”的边缘处。而这时的生命，表现为从大量简单元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连接中“突现”出来的稳定的整体结构(即所有这些简单元素被当成一个整体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形态），以及更重要的，大量这样的整体结构之间的进一步复杂连接并进一步“突现”出来的进一步的整体结构——更高层次上的特征形态……如此演进以致无限。同样的过程还发生在化学家所谓的“自动催化”相互作用中。不论如何，按照我的理解，这本书所论述的“生命”形态要求三个必要条件：（1）大量的机遇；（2）允许简单元素按照某种简单规则作出“选择”的空间；（3）迫使每一个简单元素作出独立选择的某种压力（例如化学自动催化过程中的外力，自然演化过程中的资源稀缺性对生物造成的生存竞争压力，心灵的创造性活动中意志的作用力）。这里存在着“生命”的度：如果选择空间太小，相互作用立即会达到单调的均衡点并且“死去”；如果元素的选择自由太大，相互作用会打破任何刚刚突现出来的结构，从而系统丧失稳定性。类似地，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不可能除了法律之外就是无政府，社会成员的创造力只能存在于在死板的法律与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某个空间里，这就是哈那克所论证的“道德”管辖的空间。上面的条件（1）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存在着“不确定性”。当存在着不确定性时，个体生存就要求根据历史经验提出一些简单的行为规则并且在不确定环境里“盲目”遵从这样的规则。这就是“规则的抽象性”。（参见汪丁丁：《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经济学家(Richard Heiner)已经证明，那些不顾“规则”而坚持在每一个具体细节上寻找“最优化”决策的个体其实无法在不确定性环境里生存。那些遵从规则井在规则的“边际”保持着灵活性的个体，当他们的社会允许这样的个体之间展开充分竞争时，这些个体作为整体具有最强大的生命力。这就是《复杂》反复强调的“共同演化”的观点。海德格尔从早期的强调“此在”转变到晚期强调“共在”。阿瑟注意到了海德格尔哲学对“存在”的关注以及东方哲学对“共在”的关注（463－468页）。 《复杂》贯穿全书提出了大量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激动着读者，也是这些问题等待读者去做进一步的研究。例如所谓“新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即与现有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有相反作用方向的宇宙定律，它应当解释为什么在这个熵(混乱)不断增加的世界里不断地涌现出生命似及越来越高级（就结构的复杂性而言）的生命形态。难道我们这几百万年以来正在向着混饨边缘进化并且最终不得不进入“混沌”以及相应的大灾难（地球上显然曾经有过几次这样的大灭绝）？这样的大灭绝是否如同前几次一样，仅仅为着给灾难之后的“初始原汤”中可能突现出来的新物种准备演化的舞台？ 对复杂现象的研究要求综合，这就是为什么《复杂》的主角们在最终走到一起来之前几乎一律遭到分工细密的美国学术界的冷待。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觉得阿瑟关于收益递增的想法“很离奇古怪”，“不是经济学”，“并不存在”，“而且，即使它存在，我们也不得不宣布它不合法。”桑塔费研究所的所长考温气愤他说：“通往诺贝尔奖的堂皇道路通常是由简化论的思维取道的……这就造成了科学上越来越多的碎裂片。而真实的世界却要求我们——虽然我讨厌这个词——用更加整体的眼光去看问题。任何事情都会影响到其它事情，你必须了解事情的整个关联网……就这样几年折腾下来，强制性的狭隘视野变成了一种不被人们所意识的本能……最令人沮丧的是这种碎裂的过程对科学整体的侵害。传统学科已经顽固和相互孤立得好像要自己窒息自己。你视野所及，到处都有大多的科学良机，但大多的科学工作者似乎对这些默然无视。”也正是因为大家都有过这样的遭遇，当他们终于碰到一起的时候，他们才发觉自己不再是“疯子”。而且，为了产生这样一个研究所，仅靠“疯子”们的努力是不行的，还必须有像阿罗这样的主流学派大师的支持才行得通。一个面向综合的时代要求学术制度的创新。分析的时代则倾向于“复制自身”，把人们锁定在分析的时代里。 自由，学术和思想的古典式的自由，它发生在规整的秩序与混饨的边缘之间。多元意味着“复杂”，竞争意味着“生命”，自由意味着“思想”。 最大的连锁书店巴尼斯·诺贝尔(Barnes ＆Noble)在“科学”一栏的书架子上同时推出五六种新书，都探讨一个主题——科学的终结。这题目引起我的兴趣，首先因为“科学”是自公元前六世纪以来西方精神的主线，而这条主线到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以后，成为批判学派主流意识中随着形而上学的终结而“终结”的对象之一。其次是因为“五四”以来中国人从“赛先生”那儿究竟学到了什么，实在是一个值得深入询问的题目。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倾向于认为：中国人的“科学”缺乏科学精神，同时也正因此，科学在中国很容易演变为“科学主义”。有这些前见，我就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趴在巴尼斯诺贝尔书店的咖啡厅里一本接一本地读完了近年出版的几十本科学书籍（为方便国内出版社联系版权，我把1996年以来新书的出版商地址一井加以索引）。现在让我回到这篇文章的主题。 引出这个主题的是一位职业记者，约翰·霍根(John Horgan),他也是《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s）的高级记者。众所周知，当一位《科学美国人》高级记者打来电话要求采访时，百分之九十九的学者是难以说“不”的。在十年的时间里，霍根访问了尚活在世上的各个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内最权威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在采访过大约五十位权威学者之后,于1996年，他出版了这本书——《科学的终结：面对科学时代边缘处的知识极限》（John Horgan，The End of Science:Facing the Limits of knowledge in theTwilight of the Scicntific Age,Bantam Doubleday Books）。这是一个哲学认识论味道极浓的题目。我发现霍根有极流畅的文笔，能吸引我一口气读完他这本四百多页的书。并且他有很好的自然科学训练（据他自己说，他多年来坚持每学期到大学去选修一门数学或科学课程,以了解科学各个领域里最新的知识)。这种良好的科学训练使他能够在采访每一位权威学者之前完成阅读十几本与受访者专业有关的最新著作（就我所知，绝非每一位资深记者都能够做这类“家庭作业”的）。也正因此，他能让那些严格控制采访时间的大学者，例如卡尔·波普不知不觉地与他激辩三个多小时。作者的文学功力还表现在对受访者个人生活细节的生动刻画和对其人生经历的传记性描写方面，相当引人人胜也许因为作者的文笔，也许因为所涉及的主题，这本书马上成为1996年全国最畅销书之一。 霍根把他的这本书划分成若干互相比较独立的部分，每一部分涉及一门或几门科学的“终结”。相应地，那一部分就收录了那一领域内各位权威学者的采访报告。给我印象较深的是关于物理学的“终结”，关于生物学的“终结”，以及关于社会科学的“终结”。按照霍根采访过的一位神经生物学泰斗——龚特·斯坦特(Gunther Stent,加大贝克莱分校教授,分子生物学奠基人之一，美国国家科学院神经生物学部主席）的看法，许多科学面临着“终结”，是因为这些学科所处理的主题终结了，它们不再具有重大意义。例如地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而且斯但特在一系列演讲中宣告“科学的终结”（讲演文集的题目是《正在到来的黄金时代》），这启发了霍根写这本书。霍根的意思很显然：如果我们承认许多主题不再重要的学科即将终结，那么剩下来需要论证的就仅仅是那些主题仍然具有重大意义的学科的终结。这些学科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物理学和生命科学。更精确一些就是物理学中的基本粒子研究和宇宙发生学(宇宙起源和“引力量子”理论)和生命科学中对“意识”发生过程的研究。我觉得这个出发点还是可以接受的。在人类开发出来的各个知识领域中，确实有一些是从属性的，另外一些则是根本性的。前者的生命是从后者孕育出来的，而且当后者的生命完结的时候，前者也不得不随之完结。例如在我看来，人口学就是这样一个从属性的知识领域。 关于物理学的终结，霍根首先采访了著名的剑桥大学教授,罗吉尔·潘罗斯(RogerPenrose,广义相对论权威，致力于建立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统一理论，1989年以畅销书《皇帝的新脑》为世人知，1996年与“剑桥天才”斯提芬·霍金出版两人关于理论物理未来发展方向的辩论集,The Nature of Space and Tim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不无争议地，自认是一个坚定的柏拉图主义者的潘罗斯预言：人类揭开“意识”过程秘密和宇宙起源秘密的最终希望，人类理解心与物之间联系的最终希望，在于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结合。我说“不无争议”，是因为他的这些看法已经广受各个领域专家的批评（参见Steven Pinker，1997，How The Mind Works，w.w.Norton ＆Company。作者系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教授及认知神经科学中心主任,去麻省之前任教于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是世界顶尖的认知科学家之一)。不过直到我读完这本书，我也没有发现潘罗斯有哪些观点是支持“科学终结”论的，我觉得霍根也对此不了了之。事实上，潘罗斯的著名论点(《皇帝的新脑》的主要论点)，也是使他倍受攻击的论点是：科学永远也无法完全了解人类意识,人类创造力来源于直觉和灵感，而不是神经网络的复杂连接。关于后一点，请读者参阅我为《读书》写的《面向综合的时代——兼评＜复杂＞》。 也许可以用来支持霍根的“终结”看法的，是潘罗斯的朋友，天才的霍金的看法。霍根采访了霍金。在1993年出版的霍金文集（Black Holes and Baby Universese And OtherEssays)里，我找到第七章,“理论物理学的终结就要到来了吗？”（这是他就任剑桥大学牛顿数学讲座教授时的发言，1980年4月29日），这也是霍根在书中引述过的那个发言。不过我仍然没有从霍金的发言中看到科学终结的影子。霍金与一批像潘罗斯那样的数学出身的理论物理学家一样，热衷于建立物理学的大一统理论。在这篇发言里，他提出了一个完备的物理学统一理论所必须具备的两个特征：（1）一组局部法则（local laws），使得各种物理量都必须服从之。通常这组自然律是由微分方程来描述的；（2）一组边界条件，告诉我们在宇宙的一个特定时刻和特定场合下的各种状态,以及宇宙的其他时空发生的事件如何影响这一特定时空的各种状态。由于霍金提出的这两个基本要求，那些所谓“大理论”就被排除在外了。因为，正如霍金所批评的那样，如果一个理论可以靠了随意改变若干“参数”就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那么它所表现出来的任意性已经否定了它作为科学理论的合法性。在霍金看来，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任何模型里的任何参数都不应当是随意确定的。参数值必须对应着真实世界的状态，否则怎么能叫做“科学”呢？（这个批评对于我们国内的许多以数学模型来描述社会状况的人来说非常有意义。）假如质子与中子质量的比（这是一个基本参数）不是等于电子质量的大约两倍，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得到构成这个世界各种化学元素的稳定原子结构，从而生物和化学现象成为不可能发生的现象。同样，如果宇宙在它爆炸的最初一瞬间的尺度稍微有所偏差，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星球和物理定律就不会是这个样子，我们可能已经在一个飞速收缩的宇宙中化为乌有。不同的宇宙有不同的初始条件从而不同的物理定律（从而在意识当中发生不同的模型参数）。霍金说，在他从世界各地每天收到的来信中大约总有两个或三个这样的“大理论”，它们的问题都在于参数的随意性。沿着物理科学的传统，霍金主张先发展局部理论，再把局部理论整合起来（参阅Michio Kaku andJennifer Thompson，Beyond Einstein：The Cosmic Quest for the Theory of theUniverse，该书第一作者是“超弦”理论的创建者之一，也是目前最活跃的亚裔科学家之一；在这本1987年出版，1995年再版的科普读物中，作者给出一棵理论进化树：静电理论与磁场理论整合为马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后者与弱原子力在1968年整合为“电子一弱力”理论；后者再与强原子力整合为七十年代的统一场论；后者再与引力理论整合为八十年代的超弦理论）。霍金回顾了几十年以来理论物理学沿着这条线路的进展，最后涉及“反物质在这个宇宙中过分稀少”问题，然后开始讲述他自己关于宇宙起源的理论（“热爆炸”说）。在这里，他指出唯一有希望的整合理论是所谓“N＝8的扩展了的超引力理论”。为了解释目前已知的宇宙，该理论模型需要一个引力子(graviton)，八个自旋为二分之三的引力作用于(gravitonos),以及另外二十八个自旋为一的基本粒子和另外五十六个自旋为二分之一基本粒子，最后加上七十个自旋为零的基本粒子。这个模型具有以下特征：(1)它是四度空间的模型(这非常符合我们的直觉)，(2)它把引力整合进来了(这是多数当代理论努力要达到的),(3)它不需要做任何无穷大减无穷大的标准化运算（这是许多当代理论的缺陷之一，这造成模型参数的随意性）。看起来，这是人类可以找到的最终的也是可以解释这个宇宙的唯一的大理论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金暗示：理论物理的终结已经可以预见了。不过他马上又补充说：我们面临着三种可能性。第一，存在着一个大理论来整合所有的现象；第二，不存在这样的大理论，但是存在一个无穷系列的小理论，局部地解释世界，永远不能得到整合；第三，根本就没有理论，所有已经被理论解释过的观察仅仅是过去的观察，而那些未来的经验永远不能被确定性地预见到。而且我注意到霍金在最后一个脚注里对超弦理论这样评价说：“……这些超弦理论似乎在很低的能级上可以约简为超引力理论，不过到目前为止它们很少推导出可供检验的经验命题。” 以上就是我看到的霍金的态度。不足以支持霍根在这本书中的“终结”判断。霍根转向基本粒子科学家们，他先后采访了芝加哥大学物理教授卡达诺夫（Leo Kadanoff，我从其他书籍中没有找到关于他的个人资料），英国物理学家麦克·金（Colin McGinn，反复警告物理学的缺乏进展），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盖尔曼(Murry Gell－Mann，将混乱无序的基本粒子分类整理并提出“夸克子”概念，此人在桑塔费研究所起着重要作用，在包括认知科学和艺术创造过程等在内的许多领域都有创见），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格拉肖（SheldonGlashow，是三位将弱原子力与电磁理论加以整合的1979年诺贝尔奖得主之一，目前任哈佛大学物理系主任)，魏因博格(Steven Weinberg，提出W与Z粒子做为弱原子力的载体，与格拉肖同获诺贝尔奖，同样热衷于“最后的大理论”),贝特(Hans Bethe，1967年诺贝尔奖得主，曾任二战期间曼哈顿计划领导人），魏勒(John Wheeler,波尔的学生,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广义相对论权威，首先创立描述大质量恒星晚期演化的微分方程并且计算出介于中子星与黑洞之间的全部可能的均衡点，被认为是世界上三位推动了广义相对论天体物理学研究的重要导师之一;参见Kip Thorne,Black Holes and Time Warps:Einstein's OutrageousLegacy，W.W.Norton，1994；作者本人是加州理工学院费依曼理论物理学讲座教授，“黑洞”理论及引力波研究的领导人之一),怀疑论者大卫·鲍姆(David Bohm,量子理论创始人之一，其个人传记已成经典，不必引述），永远带着诡笑，公认的科学界代言人，天才的费依曼(Richard Feynman,加州理工学院教授,1965年诺贝尔奖得主，爱因斯坦之后唯一的物理学家在连续三十年里成为理论物理界作出最重要贡献的人，晚年曾出任美国总统任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调查委员会”成员，向公众解释这场造成六名字航员丧生的人类悲剧的原因,并因此成为家喻户晓的科学家；参阅John Grib-bin and Mary Gribbin,1997年著,Richard Feynman:a Life in scicnce，First Dutton Printing，Penguin Group，Penguin Books USa Inc），以及被理论物理界公认的，可以与爱因斯坦相比的，“最聪明的人”，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科学研究院的爱德华·威顿教授（Edward Witten，据说他的名字的出现频率大大超过了那些诺贝尔奖得主，他热衷于超弦理论的研究，认为那是目前最有希望的理论，并因研究高维空间里的曲线打结问题获得1990年菲尔斯奖金，由于诺贝尔委员会不设数学奖，菲尔斯奖金长期以来被认为相当于数学里的诺贝尔奖，并且由于是每四年颁发一次，故其竞争程度超过诺贝尔奖）。尽管霍根用了大量笔墨报导他与这些权威学者的对话，以及这些学者们著作中的观点，我仍然无法从中作出物理学“终结”的判断来。在所有这些被引述的观点中，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是麦克·金的看法：粒子物理学家必须建造越来越庞大的加速器才可以推动其理论发展，例如超导超级对撞器（superconductingsupercollider）的周长大约达到54英里。问题在于，为了检验超弦理论，他们需要建造的加速器的周长必须达到1000光年（整个太阳系的周长也不过是一个光年而已）。显然，用超级加速器检验超弦理论是不可能的事情。物理学离开实验验证过程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否就预示着物理学最终的完结呢？如果人类不可能找到比加速器原理更加强大的对撞原理，那么我承认上述的预见会成为现实。但是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也许人们会找到新方法轰击粒子，也许人们会放弃加速器而使用其它工具来检验基本理论，也许基本理论会推导出不必在那么高能级加以检验的命题。谁说得准呢？ 在霍根采访过的其他学者当中，波普、库恩、费那本德是科学哲学三大家。从霍根的报导中，我没有发现他们对“科学的终结”表示过什么看法。不过让我接着这个话题发挥一下，波普晚年的几次演讲给我印象深刻。他在《趋向的世界》里试图说明牛顿物理学里的每一个“力”都应当被一个具有无穷多概率分量的“趋向”代替，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着各种可能性的不确定的世界。沿着这个思路，普列高津于1997年出版了英译本《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以及新的自然律》(llya Prigogine,The End of Certainty：Time，Chaos,and the New Laws of Nature,The Free Press）。在导言中作者明确说明该书是为了响应波普的《开放的宇宙：非决定论》(Karl Popper，The Open Unirerse：Indeterminism)。作者在书中试图以概率分布的数学描述扩展牛顿经典力学（参阅该书第五章“Beyond Newton’s Laws”）和现代量子力学（参阅该书第六章“a UnifiedFormulation of Quantum Theory”）。这条思路确实触及到了现代科学的要害问题：科学需要不断精确化其概念体系，需要不断细化其可操作的概念边界。这是科学之不同于哲学的根本处（哲学倾向于不断提出普遍概念以囊括新的经验）。但是在量子水平上出现了“测不准原理”。如果测不准原理只是与相对论并列的可供选择的理论之一，那么它的存在并不会影响科学提高精确度的进程。问题在于，目前科学进展的焦点恰恰是将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整合为统一理论。例如在宇宙起源问题的研究中，霍金试图以量子波动来预期“黑洞”的热辐射，进而解释早期宇宙的正物质与反物质分离过程（参阅其著《时间简史》1996年扩充本，Stephen Hawking，The Illusirated a Brief History of Time,Updated andExpanded Edition，Bantam Book)。这样一来，测不准原理便对我们理解宇宙起源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成为我们宇宙观的一个基本构件。 许多论者认为，由于测不准原理以及量子力学已经成为与广义相对论并列的物理学理论基石，科学不再成为精确学科，科学不再有能力预测未来，所以“科学死了”。他们提出所谓“新科学”，新科学的精神也就是“后现代”的精神，科学范式从“确定性”的改变为“不确定性”的，从“连续性”的改变为“非连续性”的，不再有非黑即白的范畴分类……。（参阅Ian Marshall and Danah zohar,1997年,Who's Afraid of Schrodinger'sCat?——All the New Science Ideas You Need to Keep Up with the New Thinking，William Morrow ＆Company，Inc.)。这是我可以找到的第三个理由，显得科学快要终结了。至少，科学将不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未来的科学判断有些像那只“薛定谔猫”：它是活着的,同时也是死了的,只有通过观察才能确定是死是活；观察所能发现的“它”，可以是活的也可以是死的，完全取决于观察者观察它的方式。在科普读物里就是这样描写未来科学的。你可以管这个叫做“科学”，或者叫做“非科学”，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我完全不同意这种对测不准原理和未来科学的描述。这种描述是纯粹新闻性的。外行的，对科学理论的技术细节缺乏理解的描述。很不幸，连霍根这样的著名记者也难免流于此类的肤浅。科学已经进展到这样细致的程度，在这里，任何从基本假设（这些假设往往针对极小的尺度）草率地外推到某个直观世界的尺度都可能是致命的误导。为了避免这样的草率，科学专业以外的人需要借助哲学来把握科学。 简单他说，微观尺度上的“非决定论”并不妨碍导出直观世界里的“高度近似的决定论”。更深一些说，宇宙起源那一瞬间的“非决定论”，可以导致不同的宇宙及其不同的自然律，但对已经生成了的此一宇宙而言，自然律却是被决定了的，高度确定性的。理解这个观点的关键在于对“历史时间”，或时间的“历史性”的理解。在物理学里，时间是可逆的（“对称性”的要求),在现实世界里,时间却有开端和可能有终结（至少在宇宙起源的“热爆炸”假说看来如此），一切星系都形成于宇宙生成的早期，否则就很难解释目前宇宙物质总含量中氢与氦如此高的比例（英国皇家科学院天文学家，剑桥教授，也是霍金的研究生同学，马丁、黎思1997年出版的《创世之前：我们的宇宙及其它》被认为是与霍金的《时间简史》井列的姐妹篇，与后者重在数学描述不同，黎思以主要篇幅解释关于宇宙起源的经验数据和物理意义；这本书成了我理解宇宙学前沿课题最好的教科书；Martin Rees，1997年，Before the Beginning:Our Universe and Others,Helix Books)时间在这里是不可逆的。同样地，将引力理论与量子力学整合起来，是为了解释宇宙起源,生命起源和一切过程终结时的可能状态。这里包含着的高度不确定性,不意味着目前的世界是无法确定地了解和预测的。科学的意义和功利价值在于它对目前世界（而不是创世之初和未世之时的世界）的适用性。在这个意义上说，上面给出的第三个“科学终结”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我对“科学之终结”的探询远未结束。上面的讨论仅仅才是开端，许多问题没有展开。例如生命起源问题，人类心智和语言问题，宇宙起源的其他假说和这些假说对“大爆炸”假说的批评等等，最后是量子力学与引力理论的现代含义。（“时间”、“空间”、“质量”、“能量”……爱因斯但到底使这些概念发生了多少变化呢？）我相信只要这些问题是“永恒”的，科学便不会有终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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