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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不是“风、雅、颂”之类的古典作品，它是我给互联网“Yahoo！”取的中文名字。我的关于信息的故事是从北京开始讲的。在夏威夷往了半年有余，仍然每日有新鲜故事此起彼伏地涌出来，活像玉渊潭钓鱼池里饿坏了的那些等着被钓上来的鱼。刚才，我又看了一眼写字台上高小勇来的传真：“给报纸讲一点故事，我在成都等候大作。”于是勾起早上看CNBC电视采访“雅赋”总裁的印象，决定就从这儿讲述我的关于信息的故事。按照“雅赋”自己的估计，全世界每天访问“雅赋”网的人数是十万。你若也是“雅赋”的网客，一定会觉得这个数字过于保守。不过仅凭了这个数字，和每股刚刚一分钱的季度盈利，华尔街已经以每股八十至九十美元的价格买卖“雅赋”了。像许多与高科技有关的公司一样，“雅赋”是两个斯但福大学的研究生(David Filo,Jerry Yang)在宿舍里开发出来的。最早他们为自己服务,编制了这个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他们喜欢的几百个网址的网页。不过他们很快就有了几千个追随者，他们都喜欢通过“雅赋”网页来搜索自己需要的信息。不难想象，对这样一个拥有数千日常读者的网页，广告业务马上接踵而来。“雅赋”至今仍然不收费，靠了可观的广告收入维持公司运转。1996年“雅赋”在华尔街上市的时候，投资者们欢呼“Yahoo！”不已,因为股票价格从开市的十三美元涨到收盘时的四十三美元。前不久“雅赋”在东京上市，股票价格从每股七十万日元，上升到收市时的二百一十万日元，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为所有这些价格都是投资者们愿意为拥有一只当时每股年利不到十美分的股票支付的。今天，不论对华尔街金元帝国里的大亨们，还是对整日泡在宿舍里用功的大学生们，“雅赋”都被称为他们的“宠物”。 信息是这样一种东西：首先，它可以被无数人分享而不会减少其中任何一个人所拥有的。其次，它虽然可以被许多人分享，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它。可以说，信息的成本(传播信息的成本与发现信息的成本)就整个人类而言，只是为了与它见面而付出的成本。我在北京的时候读到《信息产业报》的一则消息，说中国互联网的用户数目正以每月百分之十或更高的速度增长，请注意，我说的是每个月的增长速度（相当于年增长速度313％）。我相信，绝大多数用户都是与“网上企业”毫无关系的”个体户”。这千百万元组织的上网客，每个月交几十元人民币在网上寻找信息。但是这样一笔信息费用对大多数网客来说一点儿也不贵，尤其是与他们从网上能够找到的信息相比，那些信息在传统体制下或许需要几个月时间才通得过审查，有些也许永远会被锁在审查机关的保密室里。 寻找信息的费用正在迅速下降。例如最近几年一直在发生的个人计算机“价格战”，大约使计算机的平均价格每个季度下降20％。低档机价格下降的速度慢一些，但也相当惊人。去年八月我在往美国的飞机上读到关于1000美元计算机的消息，并且在到达夏威夷的第一个星期就从超级市场里买回来这么一台计算机，其各方面性能都大大超过两年前我花了五千美元在香港买的1BM笔记本计算机。半年以后的今天，美国各主要计算机组装商正在进入每台售价700美元的价格战。为整个世界生产80％计算机中央处理器的英特尔公司正拼命推出最新产品，而每一代新产品都无例外地引发了老产品的降价浪潮。当然，整机价格的不断下降也迫使计算机零部件生产商们不断降价，例如生产磁盘驱动器的厂商，其产品的平均利润率从几年前的30％减少到目前的不到10％。事情当然远不止于此。在互联网通讯业里举足轻重的那些公司(3COM、Sun Microsystem、Mi-crosoft、Oracle、Netscape……)——他们为世界提供了大部分数据传输器、调制解调器、网络编程软件、网络数据库、图像处理软件、网上电话与网上电视……都在不断地迅速地降低他们产品的售价。互联网浏览器的创造者,Netscape公司最近甚至宣布其开发指令系统对一切人免费开放，任何软件人员，只要访问Netscape的网页并且提供简单的个人信息，就可以 这宗对任何例览器都是关键性的开发软件。在成千上万的互联网当中，许多网页免费提供重要商业信息，尽管这些信息在其他网页上需要你提供信用卡号码（同意付费）才可获得。例如我在两家金融专业公司的网页上发现免费提供的华尔街三大股票市场八种最重要的综合指数一分钟、五分钟，直到六十分钟的实时走势图（以Java程序产生的这类图形按照客户选择的时间单位不断自动更新）。而在许多网上股票交易商那里，这些实时数据是要支付每月几十元甚至几百元费用才可得到的，因为这些实时走势图如同眼睛一样帮助每一个在互联网上进行当日期权交易的“个体户”监测股市和判断未来几分钟的市场方向。这些在一定期间内免费提供重要经济信息的公司，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在于吸引网客。这些被免费信息服务吸引来的网客常常被网页上的广告吸引，以致一页一页地追索下去，直到兴高采烈地交出信用卡号码进入那些必须付费的网页。你如果明白大部分信息之间存在着经济学所谓的“互补性”，你就很容易明白兔费信息服务的经济学根据（关于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经济学，参见我在《经济研究》1997年6月的专论；关于互补性商品的销售策略，参见经典的“柯达公司免费发送柯达相机”或者同样道理的“吉列公司免费赠送吉列刮胡刀架”的案例，或者，耐心等候我在以后的随笔里介绍）。 便宜的信息对我们不重要吗？这取决于你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现代（包括“后现代”）的还是“前现代”的。一个现代的人可以选择生活在“前现代”，假如他只依靠自己的五种（或六种，或者如唯实宗所论的八种）感觉或“觉”来生活。这并不是说他没有使用信息，而是说，他只使用那些通过遗传先大获得的信息搜索器官，加上他从他所信赖的知识传统——往往是血族的——中获得的信息来生活，对于可用其他方式获得的信息，他或者不信任，或者不感兴趣。现代人则不是如此，一个古代的人同样可以生活在“现代”，假如他恍然觉悟到：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的任何反思，归根结底都是站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某些事情的角度作出的判断（关于“现代性”或者关于“后现代性”，参见我在《读书》1997年6月的文章），因此他感到有必要搜索关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从而眼下是不确定的一切事情的信息，从而得以从一切可能的角度来评判眼下发生的事情。这种“反思性”从根本上说是现代的，不是“前现代”的。 便宜的信息对我而言，对我的日常生活而言，非常重要。例如不必付费，我就可以看到综合指数的实时走势图,所以我可以在互联网上玩儿“期指(futures op-tions)”。整个社会的信息费用下降对我的日常生活更加重要，例如我现在上网玩儿“期指”的费用是每一笔交易30美元左右（如果交易量不超过6张合约）。而在1997年以前，我就不得不通过本地一家交易公司玩儿这种期权交易，费用是每一张合约（通常包含100张股票的期权）30美元，因为公司里的专家们必须填写各种表格(经济的、法律的、政府的、个人的)，这些表格里的信息都是证券交易过程及其监督机制的运作不可缺少的。但是，这样高交易费用对许多种期权交易而言都是不能容忍的，尤其是那些每股只值几十美分的期权合约，单程（一买或者一卖）30美元的交易费用就相当于交易总值的100％了，别说是我这么糟糕的玩儿家，就算是专业玩儿家也要望而却步（你必须有把握获利200％以上才不亏钱）。我会在以后的随笔里讲述：信息是怎样变得便宜起来的。 “雅赋”的两个缔造者——其中一个人是中国人，他们各拥有“雅赋”的13％的所有权，那意味着大约五亿美元的财富。别忘记，这财富两年前是从那间小小的双人宿舍里涌流出来的啊！ 我注意到自己从不知什么时候起，开始对网络的各种名字感到兴趣。尤其是这些互联网英文名字的汉语译法，成为茶余饭后自我消遣的重要题目。“逸名”便是我想出来的值得得意几分钟的网络名称之一，它的英文名字是“iName”。 这名字显然有两重含义。其一，这里的“i”是小写的英文“我”。在互联网上，由于历史原因（为了节省存储空间），对英文字母的大写与小写不加区分，不论是专有名词还是普通单同，网客们一律小写。尽管今天的网络已经可以区分大写与小写的字母，但在追求“现代性”的作者们当中仍然形成一种时髦文体——律小写。这样看来，“逸名”的第一个小写字母意味着这是网络上的“我”字，具有现代性。其二，“iName”所包含的两个英文单词构成的意思是“我的名字”，或者更确切他说：“唯我独属的名字”。这与“逸名”提供的服务有关，任何人在这里都可以免费取得“唯我独属”的电子信箱名字，该信箱由“逸名”网络兔费终生保管。通常，你可以尽力发挥你的想象力为自己挑选一个理想的名字——你的“网名”（相当于“笔名”，或者“匿名”）。不要忘记，在人际交往的现代史上，网络也许是第一次，使对话者之间除了“网名”以外，得不到关于对方的任何个人信息。在网上，你可以冒充各类人种，各种性别，你可以伪造自己的历史，随意改换自己的社会地位……只要你写出来的语言有人相信(这绝非易事)。所以至少在理论上，网名是你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身份(identity)”。遗憾的是，包括许多收费网络在内,在绝大多数网络上你无法取得理想的网名，它们多半已经被别人取走了，你往往不得不接受一个多少与你的真名相关但夹杂了几个莫名其妙的阿拉伯数字的名字，例如我在号称“天下第一网”的“AmericaOnline”上能够得到的名字是“ddwang53525”。这样的现代性颇令人想到异化了的“1984”，起码失去了一些人性或者更确切些，“个性”。所以我格外看中“逸名”的构想——为你自己寻找一个飘逸且不失现代性的网名吧！ 1974年我从北大荒“困退返城”刚刚被分配到北京商业电子应用研究所电子车间的时候，我师傅（他是复旦大学文革前的毕业生）告诉我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参与研制的“八位电子计算机”有一间房子那么大。师傅现在赋闲住在广州，有一次我从香港过去看望他，从口袋里掏出“16位电子日记本”记事，被他看见了，难免感慨一番，说当时上百万元组装的八位机如今运算精度还抵不上我口袋里一千港市随便买来的日记本的一半。1981年我在中科院系统所读研究生，所里为我做论文实地考察买了一台便携式八位计算机，大约花了五千元左右（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时代这不是个小数目）。我到西单商场买这台机器时，售货员告诉我，这台机器是“水货”，因为巴黎统筹委员会（西方国家为控制高科技向共产党国家扩散而成立的专门审查委员会）禁止向中国出口内存超过8k的计算机。而我买的那台计算机的内存是11k。单凭这个奇怪的内存数字，你也不难想象那是一台多么原始的便携式计算机（我口袋里的那个日记本的内存是64k）。那台计算机不懂得“高级语言”，我必须用“机器语言”编程，并且用一台录音机来记存我的程序。这一切都是为了节省存储空间。在集成电路发明之前，我们用电子真空管制造计算机记忆存储器。如果不改变电路原理，那么至少需要用两只电子管来组成一个“比特”（具有“0”和“1”两个状态的电路），当然，还得加上两三个电容器，三四个二极管，以及十几个电阻器，一大堆导线和焊锡，最后不能忘了，一个格外沉重的一尺见方的稳压电源（这稳压电源本身还要一大堆分立的电子元件来装配）。即便是如此笨重的“比特”装置，其开关性能仍比现在的“比特”差得多（稳定性或抗干扰性、转换时间、脉冲波形的整齐程度等等）。还不能忘了，每一位十进制数字需要四个这样的比特装置来记存（确切他说是从0到15）。而通常我们所说的“1k”是一千个“8比特”单位（每一个“8比特”单位可以记存一个从0到511之间的数字）。目前在中关村出售的任何一台计算机都至少具备8MB的内存（每一个MB等于一千个1k的装置），并且我估计仅仅配备8MB的计算机现在已经很少了，大多数计算机是32MB的。不论如何配置，只要控制器允许扩充,你就可以自己增加内存——到商店去买几个MB回来插到计算机母板上就行了。两年以前，日本制造的内存大约每一个MB售价是400美元，而现在是14美元。这些芯片的绝大部分是在亚洲生产的，它们的价格仍在迅速下降。 1991年我刚到香港大学的时候，在学校的网络上读到这样一段通知：“请各位老师及时清理自己的电子信箱，本系统每月自动删除那些超过10MB的信箱。”这说明存储能力仍然是一种稀缺物品。试想想，每一位教工享有的存储空间是十个MB,在集成电路时代以前，需要几万只电子管或晶体管来构造。不过按照马上就要过时的最近一代技术，每一平方厘米的硅片面积上可以蚀刻大约六百万只晶体管。下一代技术（“深度紫外线”蚀刻技术，九十年代末期普及）的集成度大约是目前的一百倍到一万倍。尽管如此，对存储能力的需求的增长仍然使得存储能力成为一种稀缺物品。一张普通的照片大约需要IMB的存储空间来存放到计算机里，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大约需要占用800个MB，一套多媒体百科全书大约占用2400个MB…… 如果存储能力是一种稀缺物品，为什么“逸名”以及大约十几个网络都免费为网客提供电子信箱呢？大致可以说，网络作为“信息服务的提供者（ISP)，它们要么靠信息的消费者养活，要么靠信息的供给者养活。目前我们还看不出来这场竞争的均衡点在哪里，整个“网络经济(intemet economy)”,也称为“网络商业(e－commeroe)”，正处于网络从老一代技术向下一世纪的新技术的转型期内，网络市场也正在迅速扩张当中。 还记得我提到过“柯达胶卷赠送相机”的案例吗？还有“吉列公司赠送刀架”的故事，都基于同一个经济通常会想到互替性(这也是教科书经济学的看法)，不过我在香港养成了喝“咖啡茶”的习惯，专门要在英国红茶里对5％的蓝山咖啡，而且切忌放糖，我觉得那种口味是最上乘的。换句话说，在我个人的消费结构中，茶和咖啡是互补的；用于生产茶叶的劳动与用于生产咖啡的资本是互补的，与用于生产白糖的资本或劳动则可能是互替的。我愿意花一个美元买一杯茶同时必须再花两个美元买一杯咖啡；我不愿意花一个美元只喝茶或者花两个美元只喝咖啡。这就是主观价值的算术学。在人性的世界里，原本不存在可以被技术官僚们用计算机规划出来的“互补性”或者“互替性”。 关于互补性与互替性的争论，我还有许多故事可以说，但是我必须在这里打住，继续讲那个胶卷与相机的故事。当时还没有日本胶卷来和柯达竞争，所以，那些接受了免费赠予的照相机的消费者在养成照相的习惯之后很容易成为柯达胶卷的终身买主。而吉列刀架与刀片之间的互补性就更明显，像钥匙与锁之间的互补性一样，在废除了双面刀片以后，几乎没有哪个公司的刀片是可以用在其他公司制造的刀架上面的。类似的故事也可以从系列化装品当中发掘出来，这里的互补性建立在同一系列化装品所共享的香型和色调上。如果你已经习惯了“chanel No.5”香水，那么你可能不习惯Yves Saint Laurent的“opium”的味道。同样，由同一位小说家写的小说，由同一位导演拍的电影，由同一位厨师烹制的菜肴或同一位调酒师炮制的鸡尾酒……你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 不少ISP网络提供兔费电子信箱，同时提供免费订阅报纸刊物的服务。例如许多北京的朋友们都熟悉的网络“热邮(hotinail)”，在这里你可以得到大约2MB的存储空间及属于你自己的电子信箱。你还可以选订十几种刊物，让它们按时将内容发到你的电子信箱里。在这里我喜欢订阅的几种刊物是:（1）USa Today，我记得在香港金钟廊那家法国面包房用早餐的时候，我必须付18港币买这份报纸；(2)Slate,这是微软公司重金从华盛顿聘请来的老牌政论记者Michael Kinsley为微软公司创办的网络刊物；(3)Parents soup,是家庭教育父母儿童之类的刊物；（4）ZDNN，是专门报导科技新闻的刊物。当然，还可以看到《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纽约客》这类大牌刊物。“热邮”网页上当然也有不少广告，这些广告也曾经把我吸引过去，最后迷失在网页广告的包围里。看广告只是一时新鲜，“热邮”吸引我的地方还是它的兔费存储和那几份好刊物。这些刊物通常免费让我浏览标题和内容提要，当我真感到兴趣想要通读全文时，就必须交出信用卡号码了。几乎每一个1SP网络都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啤酒（www.beer.com）”网页内容颇对十几岁年轻人和四十几岁啤酒客的口味，但又与“雅赋”不同，“啤酒”显得更加玩世不恭。我在这里也注册了一个免费电子信箱，经常光顾“饮啤”。又例如比啤酒更著名的网络——“大脚(www.bigfoot.com)”,在玩世不恭之外又添了一些现代派艺术的味道，并且你在这儿可以找到不少免费提供的网络工具例如“新行星浏览器”（我已经用它代替了微软IE）。我在这里也注册了一个兔费电子信箱，有时会来这儿请大脚先生算命。“雅赋”现在也提供免费存储及电子信箱了，“雅赋”的信息种类最多也最吸引人。所以我经常查看我在这儿注册的电子信箱。 与物质商品互补性的形成类似，信息之间的互补性除了与口味的培养有关（或许比物质商品的互补性更依赖于口味的培养）以外，也依赖于技术的(生产函数)联系。例如我曾经提到的一家金融预测专业机构(The El-liott Wave Institute)的网页www.wavechart.com，提供免费的主要股票指数实时走势图。靠了这个Java编制的动态图形，我很方便和迅速地进行当日期指交易。类似地，你可以在“爱神(Aphrodite)”网络上兔费获得同样的也许质量更高的图形，以及生成与它互补的网上交易服务。这样，为了迅速进行交易，在同一网络上提供的（收费）网上交易商的服务就与免费图形发生了“互补性”。 综上所述，由于知识的共享性，由于知识排他性使用的困难程度，由于互联网通道的限制，一个提供信息服务的网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从消费者剩余中提取费用，或在多大程度上必须从生产者剩余中提取费用，便取决于供给与需求在这三项因素相互作用的环境中达成的均衡。要将这个原则具体地应用到网络经济上，就必须对每一个特定的网络进行案例分析。我仍然不得不把这个题目留给以后的随笔。 顺便提一下,我在“逸名”网络上为自己取的名字是“parnlenides一dingding＠unforgettable-com”,中文直译就是“巴门尼德－丁丁＠永志难忘.com”,其中巴门尼德是我最尊崇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他也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冬季卷那篇讨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文章的半个主角）。我经常在茶余饭后回到“逸名”去看看自己的电子信箱。如果你愿意，不妨试试在这个地址上找到我。 “大脚（www.bigfot.com）”之吸引了我是因为它那只天蓝色的大脚，圆润的脚指头，只有三只，朝向天空，颇像夏威夷大学校园里那座深红色圆钢雕塑而成的“希望之门”。它在我的计算机屏幕上静静地趴了几个月，我把它放在那里，理由是它提供一个免费电子信箱，并且更重要的是，那只大脚设计得很别致。直到最近，由于偶然的机会（在网上发生的事情绝大多数都是“偶然事件”），我发现“大脚”居然是另外两样东西的网上伴侣，这两样东西目前正彻底改变着我的网上生活。 第一样改变我网上生活的东西是“新行星”例览器（Neoplanet Browser）。这东西确实与微软公司和netscape公司（这两家公司的浏览器占据了目前世界浏览器市场的60％）或者America on Line（AOL有自己独立的浏览器，自成一体，所以相当安全，大约占有20％的市场）不一样。我在“大脚”上偶然发现了“新行星”网页，后者靠了前者的知名度而为“网民”（这个名词在英文里是“netizens”)所知。不过我相信,一旦你见到“新行星”，你就不会忘掉它。首先是它鲜艳的色彩，使整个网页如同幼儿园里的玩具一般可爱。这第一印象便把“新行星”同前述几家浏览器缺乏起伏的灰色和蓝色截然区分开来。“新行星”在浏览器方面的功能也超过了“IE”、“Communicator”和“AOL”这些主流派，尽管它需要微软的“IE”做为它的操作环境。对网上生活而言，最重要的是“新行星”的内容，我需要更多篇幅来刻画它的内容。这儿没有商业气味，不像“America on Line”,硬要把那些广告塞到每一个上网的人的眼睛里，不管你有多么匆忙；也不像微软的“网络探索者(Intemet Explorer)”浏览器,画面随处可见迪斯尼。华纳兄弟、NBC广播公司这类商业巨头的招贴画。“新行星”的频道选择更加注重人的生活质量。例如浏览器频道中有“人文(humanities)”台,在这里你可以见到精心选择的哲学专页、视觉艺术专页、史学、宗教、文学、表演艺术等等的专页。编辑网页的人显然是学者，我在哲学页上找到了Legge的译本《道德经》和前苏格拉底诸家的《残篇》；在宗教页上找到了以古波斯文书写的琐罗亚斯德(拜火)教派最古老的文书(英译)以及一篇关于古波斯语发音和语法的导论。与“新行星”上的宗教、哲学、史学、文学以及其他“教授”网页相比，“雅赋”的那些“学生”网页的内容便显得大年轻。不过我的“永远的学生”的那一面让我仍然崇拜“雅赋”，它的《网上生活专刊》，它的MTv 音乐评论，以及它独有的“冲浪者”。 第二样改变了我网上生活的东西是“地球城(Geocities)”,注意,这个英文名字里的“城市”是复数，我马上要解释这里包含的意思。比较困难的是这个名字的前缀——“Geo－”，通常总与地学(Geology)有关，在希腊文里表示“大地”。几何学因为起自（埃及人）测量大地的经验，也冠以Geo一。“地球城”网络的设计思想与地理学密切相关，在这儿每一个“居民”可以得到免费提供的6MB的存储（请记住我在上一篇随笔里讲过的故事）。这相当于我在香港大学得到的配额的60％，不过在这里每一个网客都有资格免费获得这些存储空间，而在港大只有老师才可以享有10MB存储空间(学生们仍要拿上自己的软盘去机房操作)。独特的是，所有“地球城”里的网址都按照世界地理来分布。换句话说，主机把自己的存储空间按照地理名称划分为城市、社区、以及居民点（所以要用复数表示“城市”）。你如果希望获得那6MB的存储空间，你就必须在某个城市里选择一个“社区”，通常是与你的性情偏好比较投合的社区，然后在该社区内寻找闲置的“房屋”。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我在雅典郊区的柏拉图学伺里找到了一处空房，该房属“哲学”社团，不过我在邻居当中也发现过诗人和艺术家。就是这些与“雅典”兴趣一致的流浪汉们，在“地球城”里建立了自己的格林威治村。去年11月间，住在帕提依神庙附近的一群诗人组织了一次“诗赛”，可惜至今征集到的诗还没有超过十首，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首，诗名叫“Deep”。如果哪一位读者愿意访问我在那儿的家（我的主页地址是“http//www.geocitres.com/athens/academy/7591/”），不妨在我家附近的名胜古迹消磨更多的时间，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打扮自己的家。我需要学会所谓的“超级文本多界面语言(html)”，才有能力把我自己的网页装饰得像个样子。我正在学写这种语言，例如昨天晚上我已经装饰出一个相当典雅的“办公室”了。这办公室由一个叫“网上乌托邦（Netopia）”的公司替我管理,在我的办公室里有我最近拍摄的风景和人物照片。 在网络上生活真让人忘乎所以，只是偶尔会有一些信用卡之类的问题冒出来打扰你。这些问题迫得你不得不回到现实生活里来，面对你的工作，你的房租，你的子女教育，你的股票、汽车、医疗保险和无数琐碎的日常开销。这就是“经济”的力量，坚持不懈地把你改造成一个功利主义者。好在世界上尚有“新行星”和“地球城”这类超越功利的东西，让我们格外加以珍惜。 好的生活，包括网上的生活，依赖干好的制度。就经济方面的制度而言，那些让信息变得便宜起来的制度应当算是好的制度。信息怎样变得便宜起来呢？如果你总是从生产者的角度讨论问题——嫁我熟悉的那位“老计委”告诉我的：“从根本上说，你生产什么，你就消费什么。”——那么信息就会永远昂贵。“老计委”的话自有一番理由，巧妇难为无米炊，计委总得看米下锅，这日子才维持得下去。这道理与教科书经济学讲的一样，所谓“比较优势”，说穿了还不是在比较各国的“资源”优势吗？所以我才特别喜欢讲述珀特尔(M.Porter)的“各国的竞争优势”(参阅汪丁丁著《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从制度角度看这个问题，就要反过来说才讲得通：“从根本上说，你想消费什么，你才生产什么。”这是人性，生而为人，处处要争得自由(包括经济自由)。当物质资源限制了人们要过好日子的愿望时，从根本上说，结局总是人们想方设法打破资源限制，争得理想生活。我常常说，这就是“追梦”的优势所在。一个人追索自己的梦，这点自由总是难以剥夺的吧？仅从这一点自由出发，凡是人，就必定能够体验“自由”的味道和价值，进而开发出更大的自由愿望。我说过，这便是人身上的“神性”。如果缺少这点神性，我们便只好满足于有什么就吃什么的状况，这就是人身上的所谓“惰性”。一个惰性十足的人是搞不出什么创新的，因为创新是一种精神，一种不能安于现状的躁动精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精神最容易被扼杀，也确实最早被扼杀掉，非将其扼杀而不能实现“计划经济”。 鼓励竞争的经济制度是让信息变得便宜起来的制度。尽管熊彼特的“垄断创新”说仍在不断地被检验之中（美国司法部对微软公司一案是这些检验的最近的例子），这些检验结果却总是倾向于支持“竞争创新”的立场。在影响创新的诸多（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政治和军事的……）复杂因素中，我们看到，历史上发展最快的那些部门无例外地都是竞争充分的部门，至少不是长期垄断的部门。经典的例子如英国1770－1820年间的棉纺业（年均增长8％），以及各种典型案例(日本的本田汽车、索尼电子、韩国的三星集团……），都是打破垄断之后才有长足快速的增长。我曾经写过香港电讯的例子，说明长途电话的费用是怎样在两年内下降60％以上的。目前我还在观察正名副其实地“日新月异”地发生变化的美国电讯业，自从几年前立法取消了长话与地方话务之间的分割以来，几宗“世纪兼并”案都发生在这一领域（世界通讯收购MCI和最近英国电讯兼并大西洋贝尔是两个还没有收尾的案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快速发展的部门里，兼井是为了竞争；在夕阳产业里，兼并常常出于垄断。微软公司一向被指控为“企图垄断”，但是在高科技产业里，这样的指控很难立足。高科技领域里的创新活动，其初级阶段总是散漫的，对许多可能的开发方向的探索。在这一阶段上，甚至很难区分“观念”的活动与“技术”的活动，许多在NASDAQ上市交易的小公司，仅仅凭一个创新“观念(idea)”就身价百倍。垄断性的大公司这时除了有限度的参与，不会傻卿卿地去收购一大堆“种子”技术(有人分工干这件事，所谓“风险”投资公司，专门播撒“种子资本”)；资本雄厚的高技术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模式是在看到明确的开发方向以后，不惜以百倍价格去收购那些关键性的技术。这是近年来高技术产业兼并案例的特征。事实上，一部“微软公司”的发迹史就是一系列兼并案例构成的历史；最近因兼并“迪吉多(Digital Equipment)”震憾了整个计算机产业的康柏（Compaq）公司有着类似的历史。兼并的目的在于竞争，如果你发现你的竞争对手已经掌握的技术正在成为市场主流，别忘记，这市场的扩张速度是以月份而不是年份来计算的，那么快速赶上去的途径就是重金收购掌握着类似技术的人力资本——“种子”公司。硅谷的就业机会正以每年百分之六以上的速度增长，那里的技术人员平均每15个月改换一次工作，那里的就业市场始终是“卖方市场”，那里你可以看到氢气球拖着优惠聘请雇员的广告整日在空中徘徊。微软公司正在从普林斯顿和伯克菜这样的大学以两三倍于大学工资的年薪招聘理论物理学家、统计数学家、生物学家，以及与下一世纪全部科学领域相关的但与电脑软件几乎毫不相关的各类科学家。人力资本，应当更确切地称为“知识”的生产者，正在成为各个部门“生产函数”的主因素，成为推动生产率增长的几乎唯一的因素。面对这群生产知识的人，任何大公司要垄断地雇佣他们都是难以想象的，兼并在这里只是在适应技术重组的信息要求（请记住“知识互补性”原理）。我们不难想象，那些从事创新的大脑，它们日新月异地探索着信息流动和组合的各种可能结构，一旦发现了市场潜力，就立即在那个方向上聚集知识，积累“观念”的市场价值，直到说服投资银行家为其支付创新物质化的资本，进而再去说服资本市场上千千万万的投资者，策动兼并过程，实现重组了的知识结构。我们不难看出，这样一个过程是绝难被垄断的，除非制度为垄断者安排了极强的激励。 上面最后那句话是对着我们国内的情形讲的。我们这里仍然有所谓“人事部门”，有所谓“干部档案”，例如我最近刚填写了一份与“政治表现”有关的表格，表格里仍然询问我的家人的“政治面貌”（这里说的是另一家“单位”，不是北京大学）。诸如此类的在今天显得如此荒唐的“手续”——制度，在这里几乎一成不变地繁衍着，为几十万人(或者几百万人)提供饭碗。知识的自由流动和重组受到极其严重的阻碍，因为控制流通渠道的部门(人事部门)没有让渠道变得顺畅起来的动机，相反，让所有可能的渠道都变得漫长淤阻才是他们饭碗的根基所在。每次我碰到这类令人恼火的事情，就反复想列宁在一张字条里写的那句话：“我们的那些官僚主义者们，应当用脏绳子把他们全都勒死。”（《列宁全集》）我还在一次演说中格外强调那根“脏绳子”，因为那正适合于蛆虫般淤阻着我们肌体的活血的官僚主义者们的脖子。 当知识和信息流量按照日和月在我们周围以两位数字增长，而我们的血脉却整年地堵塞着的时候，我们怎能生存呢？我所在的那个“地球城”昨天已经拥有了一百四十万户居民，而“雅赋”的流动人口是每月三百万。随着计算机价格以每季20％的速率下。跌，随着数据在网络上传播的速度以每年100％以上的速率增长，公司用于维护网络的开支以每年40％的速率增长，随着网上贸易（e－commeroe）以每年100％的速率扩张，甚至整个高度信息化了的经济会由于那个当初为节省内存而留下的“Y2K”问题（计算机如何不把2000年错记为19oo年的问题）的困扰而陷入萧条，随着AT＆T、Worid Com、IBM、Lucent、Intel、Cisco、Sun Mi-crosystems、3Com……这些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者们正合力开发下个世纪的，每秒钟传输速度高达32MB（是目前调制解调器速度的几百倍）的通讯标准（DSL），并且随着这一标准的实行，不同制度网络之间的互联成本会“革命性”地下降（例如，从美国到中国的长途电话费用正在成为每分钟5美分而不是现在的75美分以上），随着所有这些事件的迅速发展，我们这些患了血栓症的人便开始死去，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办法不死去。 我被“大脚”带到了“新行星”，后者又让我找到了“地球城”和其他几个提供免费住宅——6MB存储支持的主页——的网络，其中一个我还没有讲述的，名字叫“天使之火(www.angelfire.com)”,这些网络改变了我的生活。“雅赋”、“AOL”、“新行星”……它们各具特色，所以才能在竞争中生存发展。我们的自由，尤其是与我们精神自由息息相关的信息自由，有赖于一个鼓励竞争的制度。竞争使得知识的生产者和信息服务的提供者创造出千百万种“特色”（注意，由于知识的非排他性，“特色”就等价于便宜），每一个“特色”便开创了我们精神生活的一个新维度。就这个意义而言，竞争的制度使我们有可能享有无限多的自由度；而扼杀竞争的制度把我们全都变成“单面人”（所以我对新技术的立场与马尔库斯《单向度的人》的立场不同）。 当你在“大脚”的主页看见那只映着蓝天白云的脚底板时，请记住我这些关于信息的故事，这些故事讲述的不仅仅是信息以及信息如何变得便宜起来；它们是关于现代人的精神自由的故事。“叫卖” 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之一，也是九十年代以来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是拍卖(auction)理论。因为拍卖是最典型最古老的市场行为；因其典型，经济学核心命题例如需求曲线向下倾斜规律、供求均衡规律、各种价格弹性规律、垄断竞争价格的特征以及各种揭示选择者的主观偏好的定价机制，各种关于“理性”行为的强弱不等的假设，各种关于信息不对称性的假设……都可以通过对这一典型从而单纯的市场行为反复考察而得到检验（详见我在1993年《经济学动态》介绍“实验经济学”的文章）。我觉得，在当代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对拍卖行为的研究与博弈论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两者相互作用。同时发展（许多拍卖行为的研究借助于博弈论，许多博弈论命题需要通过拍卖实验来验证）。拍卖是实践过程，博弈是关于实践的理论视角之一。 我对拍卖的兴趣就是从这样的理论兴趣中生发出来的。香港铜锣湾和湾仔之间的那一段洛克道上，有一个面向普通百姓的拍卖行。因为是在马路边上，我有时也进去凑热闹。里面拍卖的物件大多是极便宜极普通的小商品（电池、假手饰、玛瑙、塑料用品、电话、小电器、厨房用具等等），拍卖人从1港币开始叫价，生意似乎挺兴旺。在德国的商业中心杜塞尔多夫，这里的拍卖行专营高档物品，古董、名画、家具、挂毯、瓷器、手饰，琳琅满目。我觉得那个拍卖人很累，因为要飞快地唱价，要注意台下的出价，还要读递来的字条，还要通过助手随时与卖主联系。 终于，几个月以前，我读到关于网上拍卖行的报导，跟踪找到了“叫卖(On Sale)”，美国最大的网上拍卖公司。与传统的拍卖行相比，“叫卖”的规模小得多。目前，它主要经营计算机及其附件。家用电器。家具、以及网客之间的“自由交换市场”。拍卖大多采用美。国方式(Yankee auction),即卖主出一个最低起价,网客们逼价(bidding price)。拍卖大约可延续数天。任何人,只要以信用卡号码和邮寄地址注册就可以获得一个帐号和密码，参加叫卖。拍卖中止时，拍卖行按逼价高低分配物品。如果有多于一个单位同样物品拍卖，那么出价一样的买主当中购买量最大的买主优先分配。在出价一样，购买量也一样的买主当中，按下订单的时间早晚分配。例如我参加竞叫一种手持式扫描仪（4寸半，全套输入及编辑软件，主机插版，一年保修），产品是新出厂的，起价9美元，库存数量9只，屏幕显示详细技术指标说明及照片，4月7日午夜12：30中止拍卖，届时最高价格是19美元。这价格比同类产品在“商店里的售价便宜至少40％。拍卖的整个过程，我都通过 的“观价台(bidwatch)”监视,并且知道各个时刻按照出价最高、次高、数量大小等等，排列胜出者的名单。另一次，我参与竞叫三台台湾产的宏基电脑，产品也是新出厂的，全套设备，奔腾Ⅱ中央处理器，时钟速度266MHz，硬盘存储6.5GM，32倍速光碟驱动，64MB的SDRAM。起价199美元。中止时逼价在999美元和1039美元之间（前两名胜出者以1039美元各买走了一台，第三名以999美元买走了一台），大约比商店里的价格便宜305美元（比我在北京中关村见到的同类机器便宜50％以上）。类似的例子还有，全新IBM笔记本ThinkPad760XL电脑（MMX，时钟166MHz，硬盘2.1GB，屏幕12.1寸TFT，辅助设备等等),成交价1599美元；Dell全新笔记本Inspiron3000电脑（MMX，时钟速度200MHz，硬盘3．2GB，屏幕12．1寸TFT，20倍速光驱），成交价1599美元。对我来说，主要的困难是运输成本太高，物品送到夏威夷至少贵了一百美元。“叫卖”目前还没有提供北美以外地区的送货方式，所以我也无法替国内的朋友购买这些产品（美国邮政总局最近与中国邮电部达成双边商业直邮协议，包括网上贸易，但未见进一步实施的规章）。 教科书经济学通常定义完全竞争的市场为：所有的当事人都观察到同一个价格而没有人能够影响这个价格。当然，这里假定了商品本身是质量同一的，并且所有的当事人都在同等程度上明了这商品的各种特性。由于这一定义的苛刻，完全竞争的市场很难存在。斯蒂格勒曾经用同一商品的价格在不同地理范围内的统计相关性（即将这些地区价格波动与平均价格之间的方差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来定义该商品的“市场”。在这样的定义下，伦敦的茶叶市场与孟买和上海的茶叶市场是相关的，从而构成统一的茶叶市场。但是问题并不到此终结，如果我们意识到：所有的当事人观察到同一个“价格”的时候，他们想象中的商品完全可以是不同的。我在香港吃过的早茶里面的几乎每一种点心都比在夏威夷和在北京吃过的早茶里面的同名点心要好吃得多。以至当我在菜单里见到“海鲜灌汤饺”这个词的时候，必须详细询问侍者那里面装的是哪些材料，如何炮制，甚至要问及红醋。姜丝等调料的出处。我相信北京的读者在西单“天下一品”吃到的台湾牛肉面就与在香港铜锣湾皇室堡旁边那家台湾牛肉面的味道很不一样。类似地，没有哪两家韩国菜馆做出的朝鲜辣白菜味道是一模一样的；细品下来，也没有哪两家饺子馆能够做出一模一样味道的饺子，或者，一模一样味道的酸辣汤，鱼头汤。京白豆腐汤……以及几乎每一种我们叫做“家常菜”的菜肴。惟其“家常”，味道才复杂，才难以调制得一模一样。 当然，我举了烹调的例子，这对“教科书经济学”不大公平，因为烹调是最没有办法“标准化”的，类似的难以标准化的商品（劳务）还有：美容馆、修脚、按摩、摄影、家庭佣人、裁缝、科研与教学“成果”，甚至政治家的“政绩”、孩子的“成绩”、经济“效绩”，这些多少能够标准化的东西，其实也是难以一律要求的。这样看来，世界上大多数事物是难以标准化的。换句话说，当我们进入市场参与所谓“完全竞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观察到了一个叫做“价格”的信号，这个信号唤起我们头脑中一种与该价格对应的“名词”——一个概念的想象，根据这个信号所刺激起来的这个想象中的意念，我们决定自己在这个市场里的行为。你不妨试着寻找反驳我的证据，最后你仍会同意我对“完全竞争的市场”的这个描述。我承认，这描述颇像伯克莱大主教的“感觉实证论”。不过说到底，我们经济学家都是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后代。 既然“完全竞争的市场”依赖于每个人想象中的对应于同一个价格的那种“商品”的意念，那么这价格在每个人头脑中唤起的意念不同，就导致市场的不完备。这判断我相信站得住脚。所以，微观经济学在最传统最纯正的主流经济学家那里被叫做“价格理论”，因为完全竞争的市场分析其实只是价格分析；任何质量上的差异都会破坏市场的完备性，所以保持纯洁的办法就是拒绝“价格”之外的信号分析。“叫卖”所拍卖的商品都是已经相当标准化了的商品，这样就保证了信息在当事人之间的对称性，或者更正确他说，减少了当事人之间的关于商品的信息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很难消除。例如，我就不愿意出价50美元在“叫卖”网上购买一个56K的调制解调器，因为对其技术指标的描述实在吃不准，不知道是否合用于我的这台IBM笔记本电脑。这是一种普遍情形，世界上的“信息”总是针对着特定目的而言的信息，我们理解了某个“信息”，这意思是说，我们理解了该信息对于我们所要实现的某个目的的意义。这是胡塞尔提出现象学分析方法的初衷（请读者想想他对“intentionality”这个概念的解释)。正由于我们每个人在这世界上都有不尽相同的目的和生命历程，我们完全不能指望我们会有相同的对同一信号所包含信息的理解。因此，完全竞争的市场从来就不，也从来不应当存在（否则这个世界真不成为值得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了）。 市场机制越是安排得可以让同一个价格信号在不同当事人头脑里引起近似的意象，市场的竞争性就越接近完备。在这个意义上，“叫卖”网上的市场相当完备。在这个市场里，与传统的拍卖行不同，每一个当事人都有充足的时间对市场作出反应，因为在拍卖中止之前的任何时间里你都可以下网收集资料，甚至开车去附近商店看看同类商品的价格，或是给该商品的批发商打电话询问批发价格，然后再回到网上给出你认为可以接受的叫价。网上市场价格的变动也相当平缓，不像在拍卖行里那样拼死拼活的。历为反正在拍卖最后中止的时刻以前，任何人都可以加价到现有价格之上，赢得物品的所有权。股市里的教训告诉我们，“追市”的人总要付出高得多的代价。所以，买方有充足的时间考虑出价高低，结果应当是买方受益，即成交价格倾向于比在拍卖行同样商品的成交价格低（如果信息条件相同）。 以上便是我在“叫卖”网上学到的最初一些知识。接下去，我打算利用“叫卖”收集一些数据来检验不同信息假设下市场价格收敛到均衡点的速度。当然，这也只不过是重复前人在经济学实验室里做过的工作。我觉得理解市场经济对我们这些在计划经济里面长大的人来说，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如果你也有同样的感受，那就也到“叫卖”网上去体验一下市场生活吧。 刚兴白话文的时候，许多人不喜欢照日本人那样把“telephone”译成“电话”，而是直接音译作“特利风”。日本人的译法，优点是符合表面现象——话语从电线上传过来，缺点是掩盖了电话的物理学实质——把声波转换为更高频率的周期波，不论是通过电线还是不用电线，便可以传得更远。眼下又出现了一个英文词，“telephony”，专指互联网上的“电话”。因为在互联网上打电话仍然有一些技术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声音的质量不好。不过今天，在最好的情况下（网上不太拥挤），那些使用最新技术的公司可以提供的网上电话服务，其通话质量足以“以假乱真”。英文里真到足够“以假乱真”的东西，例如《假如我是真的》那种乱真的儿子，叫做“phony”。我想，字源学的考据应可追究到希腊语的“phantom”，就是幽灵或幻像的意思，可是《美国文化遗产大词典》说此词起源不可考。“phony”还有一个希腊语字源：“phonia”——声音。所以才给电话起名叫“te1ephone”。这个名字与，‘幽灵”合起来自然就叫做“telephony”。我不知道日语怎样译这个东西，总不能叫做“拟电话”吧？译做“网话”更加可笑。就这篇随笔的需要而言，我就先叫它“特利风拟”了。不过如此一来，我只好把电话还原。叫做“特利风”。 特利风发展到今天，十万门交换机的规模恐怕是大大地过时了。“三十万门”或者“百万门”应当也过时了。可是国内交换机规模的扩张仍然赶不上需求的增长。在完全民主的群体里，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线路是与人口总数的平方成比例的（3个人需要3条线，4个人需要6条线……N个人需要N（N一1）／2条线）。如此看来，科层制度节约了不少线路，当然也因此漏掉了大量信息。不论如何，当一个社会的组织形式从高度科层转型到比较民主的形态时，对信息交换线路的需求增长便大大超过了经济本身发展的速度。这是我观察到的一切转型经济（以及拉丁美洲从“考迪罗”军事专制转向开放的国家）里电讯业极度供不应求的一个重要原因。 直观上说，当你打电话时，你就要占用一条电话线。所以，总线的传输能力里面就少了一条通路。不过人们不经常同时使用电话，一条电话线装几个分机是可行的。再推广一些，信息传输理论保证说：如果双方知道密码，那么话语当中大量的“冗余成分”都可以去掉，只传输那部分核心语言的信号。这就好像把一盘觎分钟录音带在30分钟里放完。如果接受方知道这是60分钟的带子，就可以轻易将内容还原。应用这一原理，一条电话线大约可以同时传送四路话语。当然你可以争辩说，传送四十路也不是不可能的。不过，那样一来，话语的失真度将大大提高，这里说的传输能力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定义的，这个简单的例子的经济学推论之一是：如果应用采样定理，那么电话初装费用应当降低75％。我记得1981年我请一位绰号“电话大王”的朋友来我自己的家装电话时，烟酒之外，四百元注册费用是少不了的。那叫做“走后门”，若是走“前门”，我得破费四千元。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电话初装费涨到八千元，加上物价上涨，经常有人说花了上万元装一台电话。一条电话线，最早是“一加一”，后来经常听说“一加八”甚至到了“一加十一”，不知道这电话怎么个用法。总之，在咱们这里，“规模经济”是计划出来的，只见到需求增长，没见到价格反映出单位成本下降。往好处说，那是需求增长超过了供给增长，所以价格反倒上升。往不好处说，那是官营垄断的结果。 九十年代以来，无线电话大大发展了，竞争带来繁荣，电话费用大大下跌，北京街头站在路边打“大哥大”的人，大有追香港的架式。先不分析那是公款电话还是自费电话，有一个观察是真的：从前“大哥大”是和汽车放在一档来显佩的，现在，则是和家里面的有线电话比较——装哪个更合算。那么现在限制了“大哥大”传输规模的是什么东西呢？主要是“频带”。空中频率的管制归国家无线电委员会，以及其他几个与军事和安全有关的部门。可以认为，只要有了频带，就有了财路。这在美国也是一样——频带处处稀缺。使用“大哥大”的人肯定有体会，通话质量越来越差，有时一分钟就断。我亲眼看着《中华读书报》一位记者，一边把着方向盘，一边不断重拨手中的“大哥大”，那个忙劲儿很像玩儿股票的人“追市”，生怕赶不上就再也进不去了。 从物理学上看，频带是无限的。否则爱因斯但和普朗克也不会提出“量子”理论来解决“速度不变的光子通过无限频带而耗尽能量从而不成为光”的悖论。既然频带宽度是没有限制的，哪里来的稀缺性呢？这稀缺性导源于传输技术本身的限制：（1）声波转换为电路信号，和电路信号再还原为声波，这种“声电转换过程”的速度，受到转换器操作速度的限制；（2）集成电路本身运行速度的限制。这一物理极限就是电子运动的最高速度光速；（3）信号放大器正常工作的频带宽度。这三个限制当中，最后一个是最关键的。在这一限制起作用的情况下，也就是目前的情况下，你能够生产出多高工作频率的放大器，你就能够享有多高的传输频率，从而传输频带的宽度也就限制在这个频率之下了（传输频率的下限主要与低频损耗有关，信号在低频下传输需要克服极大的导线损耗）。目前最先进的电信号放大器的工作频带宽度是2．5－10GHz，也就是大约一万兆赫（G.Gilder，Fiber keeps itspromise，Forbes）。在这样的指标下，目前最先进的传输线路可以在一秒钟内输送32MB电子信号（消息来源：“The high－speed internet race is on”，Quote，Com，1998）。我记得1991年我买的第一个笔记本计算机的调制解调器，速度仅仅是每秒钟2,200B,也就是2.2KB,比上述的速度慢了14,544倍(换句话说,上述速度的传输线可以同时传送上万路我这台计算机发出的信号）。美国各电讯公司所铺设的全部光学纤维电缆，大约有60％是闲置的。因为电子线路放大器正常工作频带大大小于光纤可以传输的频带宽度。在过去十年里，美国大大小小的电讯公司平均每天铺设4000英里长的光学纤维管，一共铺设了2500万英里总长度。就光的频带而言，一根头发丝般的光学纤维足以将美国人在例如“母亲节”这样的通话高峰时间里打的全部电话同时输送出去。换一个例子，这样一根光纤可以同时把全世界的人在1997年全年打过的电话全部输送出去。大约五年前，贝尔实验室的一群研究人员成功制造出了廉价的光学放大器，其正常工作频带的宽度是4500万兆赫，而且我们可以将一系列这样的放大器平行连接，构成一个总带宽为2．5亿兆赫的信号传输线路。这一技术展示了未来几年电讯业的主流：没有电子线路的传输方式，可以彻底突破上述第三个限制，使频带几乎不再是稀缺资源了。在这种前景下，现有的一切传统电讯技术及其工具：调制解调器。压缩器，许多与电子放大器有关的集成电路。编码及解码系统(保密系统除外)等等，等等，都变成多余的了。因为我们将仅仅需要一个“声音一光线”模式转换系统，元须对信号做任何压缩。这被叫做“笨蛋系统”，相对于目前的“智能系统”。笨蛋系统简单而且声象质量最高，传输成本也最小。1996年，笨蛋系统（正式名称是“全光学通讯系统”）开始全力冲击美国电讯业。这一“未来运动”的三大领袖是：美国的鲁森公司、日本的富士公司和仙娜（Ciena）公司，后者的WDM系统(wavelength－division multiplexing)正在成为这一领域的工业标准,使用这一系统可以将已有的光纤输送能力放大16倍。1997年，加入这一运动的电讯公司已经包括了如NEC、MCI、AT＆T、IBM这样的巨头。今年以来，影视业和新闻业也加入了这一运动：华钠兄弟、NBC、CBs以及电视机制造业的相应行动，例如最近索尼公司决定生产的网上（高解析度）电视机。顺便提一下，鲁森公司刚刚在浙江安装了世界上第一台光纤传输系统(消息来源,Business Wire,April 6，1998)。海南将装第二台，据报导，其他省份也正在考虑安装这样的系统。系统传输速度是每秒钟2500MB，此前最快的传输网的速度是1500MB，而传统技术下最快的网络如MCI，则只有45MB（不过自从MCI加入这一运动以来，其正在更新的网络的传输速度将达到每秒钟40，000MB）。如果这一运动可以在中国顺利开展，那么在二十年内普及家庭全功能电视（即互联网、电视、购物、视象电话、计算机、其他家用电器，所有这些东西的整合系统）是很可能的。 特利风拟与特利风（电话）相比，由于有了上述光学通讯系统的未来运动，从而在频带资源上具有极大的，几乎是无限大的优势。人们最近才发现了这一比较优势。具体说来，是在去年下半年，当时股票市场上老的通讯公司的股票突然价格上涨，因为专家们发现那些公司埋在地下的光纤电缆有极高的未来价值。今年以来，鲁森公司的股票已经上升了百分之九十了，其他参与这一未来运动的电讯公司的股票也上升了将近百分之八十。今年4月10日（消息来源，“Net phone Firms E-lude Regulation”,The Net,April 10，1998),联邦通讯委员会在克林顿政府鼓励互联网发展政策的巨大压力下，在研究了两年以后，终于以“技术资料仍不够充分”为理由，决定兔征所有经营特利风拟的公司的“社会服务费”（目前联邦政府对所有的长途电话公司征收这一费用，用于补贴教育机构的电讯基础设施）。这一决定当然是对传统电话公司的重大打击，因为特利风拟可以以每分钟一美分的价格与目前电话公司的每分钟十美分竞争。 这是光与电的竞争。我喜欢这样的故事，它激励我的想象，让我生活在未来世界里。同时，我从它窥见了信息社会经济活动的许多重要特征。 青黑色称做“黛”。距离很近，谓之“迩”。这是我给“Dell Computer”起的中文名字,尽管,它有自己驻中国的机构和中文名称——中国代尔。纠缠起来，“代尔”的意思是要“替换你”，这意思不如“贴身的青黑色”来得亲切(黛迩的笔记本计算机是青黑色的)。我把代尔这个名字留给黛迹的创始人Michael Dell本人。 1983年，德州大学招了一名叫麦克·代尔的新生，专业方向是医科。事情马上就起了变化，代尔在自己的宿舍里办了邮购计算机随机动态存储器和磁盘驱动器的生意。当时用邮购的方式经营计算机零件在医科专业的同学们看来真是件新鲜事情。代尔从IBM公司批发进货，再在报纸上做邮购广告零售，他的零售价格通常比同业价格低10％。仅仅一年时间，这间狭小的新生宿舍里的邮购生意已经为代尔带来了每月八万美元的营业额（在1984年这不是一个小数字）。不久，代尔辍学，开始创造他自己的、十年后被商界称为“黛迩奇迹”的事业。 代尔是那种天生的企业家（在我研究过的企业家类型里）。他13岁时在父母的书房里开始经营邮购业务，邮购的商品是集邮者喜欢的各种邮票。几个月内他赚了2000块钱，并且建立了不错的商誉。16岁的时候，他把他的商标卖给了休斯顿邮局，换回来他的第一辆宝马汽车。从德州大学辍学以后的十年里，代尔的公司经历过几次挫折。1990年利润下降了60％，这促使代尔决心把缩短客户与计算机厂商之间的“中间环节”当做黛迹公司的未来优势来开发。又经过几次失败，代尔在1994年最后放弃了利用大型连锁店经销黛迹计算机的推销方式，全力转向邮购直销市场。这一年证明是黛迩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1995年黛迩开始销售自己组装的笔记本计算机和各种商业用途计算机，这些商品的售价通常都比间接销售的价格低15％左右。1996年黛迩打入亚洲市场，股票价格青云直上，1997年12月黛迩已经连续五年保持了盈利年增长率50％，被《华尔街日报》评为当年“表现最佳企业”当中的第一名。在我打印出来的黛逸股票价格走势图上，黛迩1996年1月1日的股票价格是6美元（此为裂股后调整的可比价格），1998年3月1日，黛逸股票的价格是144美元。也就是说，如果我在1996年1月用我最初的私人储蓄的一万美元购买黛迩股票，那么两年后的现在，我已经有二十四万美元了（我有许多类似的遗憾，例如我1997年12月如果不卖出500股“雅赋”——每股价格45美元，那么到1998年4月15日，短短三个月内，我在“雅赋”上的22,500美元投资就已经变成62,500美元了）。 今天，黛迩在互联网上的每日销售额是三百万美元。进入1998年以来，康柏、IBM及其他计算机制造商纷纷开始仿效黛迩的销售方式，这已经构成了网上贸易(e－commerce)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后来者能在短期内赶上黛逸吗？4月15日代尔对记者发表了如此的观点：一场“血腥”的价格战马上就要开始，黛迩将在对计算机同行们最致命的那些计算机型号上杀价。黛迩的优势在于黛迩只需要保持八天库存就能够满足任何客户的订单，而康柏和IBM以及任何其他计算机厂商，却需要至少八十天的库存才可能不让客户等候。这意味着什么呢？代尔说，今天技术进步的速度使计算机库存每星期贬值百分之一。这让我顿然醒悟，黛逸的优势在于，八天库存对八十天库存的价格差——百分之一对百分之十之差。难怪在其他计算机股票节节下跌的股市上唯有黛迩的价格保持了稳定。 黛迩的奇迹就原理而言就是七十年代丰田汽车的奇迹:实时生产方式(JIT,Just－In－Time Production)。丰田方式使得日本汽车在“汽车王国”里击败了汽车王国的三大汽车公司。关于丰田的案例说：当全世界的汽车组装线都需要平均每辆车八个小时的组装时间的时候，丰田方式把这一时间降低到了八分钟（最后又降低到了一分钟）。中间环节所占压的原材料、半成品和整机、人力、管理和与此相关的流动资金、库房、场地、等等，所有这些成本在经济学家看来都不妨叫做“固定成本(fixed cost)”。这在奥地利学派看来特别容易理解，因为这些中间环节都是庞巴沃克所谓“迂回生产方式”的成分。而迂回生产方式所包括的全部中间过程所需的成本就被定义为“资本”。固定成本越高，为达到最小单位成本所必须的生产规模就越大，这叫做“规模经济产量”（例如我们九十年代以前上马的许多11万吨乙烯工程，就大大小于当时的标准规模经济产量，即35万吨）。请回忆我在“断想(之一)”里描述的收益递增现象和那条平均成本曲线向下倾斜的原因，就不难理解这里讨论的“中间环节”的作用了。丰田方式的关键步骤是使用了“看板”，就是每道工序上的工人都有责任将自己手边还有的半成品数量写在流水线上走过的零部件上挂着的小牌牌上面，这样，负责进货的经理随时可以计算流水线对材料和半成品的需要量并据此向丰田汽车公司的零件生产商订货。这一套管理方式不仅要求组装线和场地的重新设计，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每一个工人都具有“管理者”的责任心（这是日本企业文化的一大特点），更进一步要求与丰田有业务联系的千百个供货商的供货方式及生产方式作出相应的调整，要求所有这些厂商取消传统的存货方式，把一切环节都“流程化”，而在这一连接了千百个生产者的流程中发布启动信号的，是最终消费者。1980年丰田汽车可以向全世界保证：任何一个消费者都可以通过电话订购哪怕只是一辆丰田汽车，并且只需等候一大就拿到这辆车。当时，世界通行的标准是：订单最少要一百辆车，或者，等待许多天直到订单总和达到一百辆，因为迂回生产方式的每一次启动都需要“规模经济产量”才有最小成本可言。 这也就是黛迹与其他计算机厂商的差别。这差别绝非短期内可以消除的，它体现的是企业文化，是各级管理者直至每个工人与企业整体的关系，以及企业与其他企业长期“磨合”形成的关系网，这张大网的任何一个环节的“非流程化”都会使整个社会生产流程瘫痪。一个真正的企业家走到他编织的这张大网的任何一个网结上，甚至无需说话，人们就会立即明白他们应当做的事情。而一位哈佛大学商学院刚刚毕业的把“案例”背得烂熟的高级经理则可能走到这网的任何环节上都马上会使流程彻底瘫痪。企业家能力不是商学院的案例分析能够培养出来的。用存在哲学的语言表述我的看法，我们荒诞的出生使我们陷入双重的紧张：（1）我们先天因素所决定的性格与我们被抛人的那个特定社会之间的不协调；（2）我们所在的那个社会所需要于每个成功者的特性与我们先天因素的偶然性之间的不协调。所以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挣扎着要解决这个双重的矛盾，并且在我们努力从这个冲突中走出来的时候就创造和改变着我们的文化。一个企业家在这一意义上说，就是特定的某个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努力解决他生存状态里的双重紧张所形成的“他”。所以，企业家不是可以孤立看待的独特人格；每一个企业家都是一种独特的个性与社会性的组合。我给出的这个“企业家”定义与上述的丰田案例和黛迩案例互相支持。 我想说的是，尽管我讲了不少“关于信息的故事”，但关于信息的故事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革命性进展。这里更重要的是“人”，是技术进步与企业创新的主角——企业家，而企业家与社会环境是无法分开的。我不相信一个中国的企业家到了美国还可以“玩儿得转”，也不相信美国企业家到了中国同样“玩儿得转”。如果企业家可以成为独立的人格，那么总有一天人们会从试管里研制出企业家来。否！一个没有企业家的社会必定是因为这社会的制度出了问题，而不是这社会的科技水平出了问题。一个扼杀竞争的社会必定扼杀这社会每一个成员身上潜藏着的企业家精神。有兴趣的读者请去读我那些讨论哈那克思想的文章，让我就在这里打住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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