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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从来就是这样，风水轮着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阴盛阳衰，阳盛阴衰。和心宁吵架后的一个月内，一京连续经历了两件倒霉事。第一她碰上了一个小车祸：因为她心情不好，开车时心不在焉，红灯亮时，她还想着心事。当她意识到时立即刹车已来不及，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半年前新买的日本车Toyota的前部被前面的车撞得凹了进去，她幸亏安然无恙。第二她得了急性气管炎（“妻管严”），连续三四个星期咳嗽得难受。她一想和心宁讲话，就咳得没法把话讲完。这样也好，两人倒也可以安静地过日子。生日过后的乐乐，讲中、英文都讲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有意思。这个沉闷的家因为她的说话声、歌声和笑声才显得有生气。这段时间，心宁发疯似地在internet（因特网）、专业报刊杂志、各地区周末工作广告栏寻找。老天像是终于被他而感动，他谋到了一份教职！那是在离此地开车十多个小时的田纳西州一个边远山区一个学院的文学教授职位，年薪三万美元左右。也许是地方、年薪不吸引人，他轻而易举地争取到了这个机会。 一京对此一点也不兴奋，她认为这机会令人哭笑不得。她对心宁反悔地说那天都是受陈家、张家的刺激，要不然她不会对心宁发这么大的火。她说又不是当年在国内“听党的话，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本来一家三日在美国过日子已够冷清的了，为了那三万美元年薪，何苦再又妻离子散呢？当初她父母分别在北京、南京工作，一家子的户口各在两地，一直分居了十年。那是十足的没办法，给幼小的她带来多少精神上的苦痛！现在她完全有条件不重复她父母当年的悲剧。她劝慰心宁再等等当地谋教的机会，实在山穷水尽，就像张先生那样改学电脑。 心宁这次真的认真起来。这应该说一小半是被一京气出来的，但一大半是因为他认为再也不能丢失任何机会了。岁月不饶人，四十零头的人了还能有多少机会？一些和他年纪相当的美国人都抱孙子了呢。像他这年纪的人工作不到多少年就该考虑退休的事了。 心宁接到正式聘用书信的那晚，独自在地下室那台电脑前发呆了好一阵子。他想起了小时候跟着爷爷抢读唐诗宋词的有趣场面；想起了大学四年、硕士三年攻读中国文学，不断发表文学批评论文，出版文学论著那副朝气蓬勃、才气横溢的样子；特别是在美国的八年间，他扎扎实实，一步一个坑地研读了许多西方文学理论。因为语言的关系，在最初的两三年，他要比一般美国同学花上双倍甚至三倍时间来阅读英文评论原著。那种艰难的样子现在还能历历在目。每学期，他要在电脑前苦苦地撰写十多篇冗长英文文学评论。之后，他要反复润色，常常通宵达旦，写作到凌晨小鸟在树上啁啾为止。应该骄傲地说他以前扎实的文学底子并不因语言障碍而失色多少：在许多文学著作的评论上，他对于中西文化深刻的见解使哈佛大学毕业的老教授也问他是否可以复印一下，发给其他同学拜读一下。他这八年来，创造了自比较文学系创办三十多年以来的GPA（课程成绩平均分）奇迹：他得到的是全“A”成绩，没有一个是“B”。这个曾习惯于驯从的亚洲国家的学生能在美国写下一篇篇独立思考、创意无穷的论文。这连自以为语言占优势、从小培养独立意识的美国学生也是可望不可及。多少次，那些转校转系转专业的同乡哥们对他感叹：“八年了，你不变电话号码，不变专业，不变‘A’的成绩，不变老婆，我算服了你——马拉松健将！”他们似乎都以心宁的相对静止来作参照，显示自己变化的多端、飞速和有意义。 也许压抑是发酵素，心宁在一个压抑了太久的文化体系里成长，如今在美国有了发泄，让才情喷涌的机会。可惜的是白心宁的英语口头表达远没有笔头上的英语流畅。他曾经四次去参加工作“面谈”：那时他身着西装革履，显得英俊潇洒，只是他一紧张，原来准备好的英语文学评论问答都变得结结巴巴。更糟的是就连他认为自己最拿手的一些论著题目都因为讲台下坐着一大堆老资格教授的稳固挖掘和一大堆大胆好问的美国学生的肆意进攻而忘了尽情发挥，结果他连最基本的意思也讲不清了，这是他在求职上的大大失利。要不按着他的底子、水平，即使文学教授的工作再难找也该迟早轮到心宁的。这次心宁对这份年薪不高、地区不好的工作持无所谓，任其自然的态度，反而发挥得很潇洒，说话也变得流畅起来。 如果社会上多了一个像心宁那样忧郁、木然的电脑程序员而少了一个有才气的文学教授，这岂不是像过期牛奶倒入河里无奈而又明显的浪费吗？心宁觉得自己真的投入电脑大军，他过去十五年的心血就会在八个月或一年中揉得稀巴烂。如果是人云亦云，一个文学批评家就丧失了最基本的批评实质。当年中国出过鲁迅，那么美国是否也需要出几个白迅、蔡迅等的人物在华人中独树一帜呢？美国梦的实质难道只能从房子越买越大、车子越买越豪华中体现？如果一个人在精神上、职业上有着自己真的不随波逐流的人生选择，他才算尝到自由女神真正的自由内涵。 这么想来，心宁觉得自己多年来在一京眼中的“只占毛坑不拉屎”，“一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的沉闷有了名正言顺的答案：这就是他现在自己为之骄傲的“执著”。 待他想通了一切的那天，他的便秘也不治而愈了。他感受到八年间很少有的那种身心舒畅感。 背着一京，他给远在上海的父母打了长途，向他们正式摊了牌。父母不明白为什么他对三万美元年薪还不以为然。国内报刊杂志上不是经常宣传“某某爱国赤子放弃在美国三万多美元的年薪，毅然而然回到祖国怀抱”，心宁说那种举动是出于无可奈何，用不着“毅然而然”的。父母听了很是吃惊，他们建议儿子何也不回来得到如此“爱国主义”的美称，香满全球呢。心宁说他以前北大的老师——著名的学者某某现在挣的月工资仍是一千元人民币，那是这里中餐馆一顿晚餐费！再说该老教授还得自己掏钱出版学术论著，连外快都难以保障。我值得那样爱国吗？父母更不理解心宁和一京同是博士，为什么一京能找到工作，而且工资挣得比心宁高一倍，真是岂有此理吗！不过母亲告诉他林倩——那个以前他差点儿结婚的恋人，因为计算机的普及，已从英雄牌打字机厂下岗了，如今她暂时在一个小学校旁摆馄饨摊呢。父母感叹他当初还好听了父母的话，没有吃苦在前头。 母亲很心痛儿子，更容不得儿子继续“糟蹋”自己。她立即又去办签证，结果天意、人意都在，母亲第二次签证成了，一个星期后她就能来美国。 他给学校那儿也挂了长途，打听有关住房和乐乐入托幼儿园的情况。 待一切就绪，心宁也到了该去那儿赶冬季学期上班的时候。 在一个下午，他把整理好的他和乐乐的行李放入车内，他跟乐乐说：“我们现在要离开妈妈，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旅游、探险，妈妈以后也会来的。” 乐乐正想哭起来，听到“旅游、探险，妈妈也会来的”话就高兴得笑了起来：“爸爸快开车呀！”她拍起小手对心宁说。 一上路，心宁为了稳定乐乐的情绪，马上给乐乐打开车里中文磁带上那首乐乐外出时爱唱的歌：“我是只小小鸟： 我是只小小鸟， 飞就飞，叫就叫，自由逍遥， 我不知有忧愁， 我不知有烦恼， 只是爱欢笑。 多少年了，心宁也想成为这么一只小小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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