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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一京下班回来，看到漆黑一片的屋子，她的心头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她急忙打开楼梯、过道、厨房、客厅里所有的电灯，大喊着：“乐乐！心宁！”一阵歇斯底里过后的清醒中，她看到了饭桌上的信：小京： 请原谅我不辞而别。我还是打算去那个地方谋职。 我想你是不该痛骂我的。想来我毕竟不是那种所有老婆最痛恨的拈花惹草、偷鸡摸狗的卑贱男人。我是为了“不切实际”的自尊离开你的。 在美国共同求学的日子里，我们曾经拥有过。我们也有了可爱的乐乐。这些都给我很多事业上和亲情上的快乐。我会用心培养乐乐。我会利用寒、暑假、周末长假日等等一切可能的时间和她在一起。我希望她能好好成长，长大后谋一个好生涯，找一个好丈夫，也算是我们美国梦的延续。 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我无法改变你，你也无法改变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你的要求也许一点不过分，你设计我的计划也很现实：去学电脑、工商、或法律等等。只是我对这些毫无兴趣。四十岁的人了，如果我再不守着我曾经喜爱过并能干的事，而去做一份为活着而活着的职业，我真不相信自己会有什么后戏可唱。世上可能会多了一个无能、忧闷的小职员而少了一个快乐、自信的男子汉。 如果我继续在家做家庭主夫，虽然我们一家天天在一起，但我们很少会有平常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愉快、坦然气氛。俗人的你、我都在感觉着无形的压力（外界或是自己臆想的）。我们很难快活、融洽起来。一京，如果你另有打算，你还是去找个合适的吧，不要为我守“活寡”。我们都读到了博士，也该学会文明地好聚好散。结不结婚对于我后半辈子的生活无关紧要。四十多岁的人也应该“不惑”，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着，拿份三万多美元年薪的工作至少让我感到了自食其力的男人感觉。 请原谅我带走乐乐，我丝毫没有“绑架”她的意思。一周后，我的妈妈会到我那儿去，妈妈平时可以帮我料理一下家务。乐乐三岁了，我打算送她去幼儿园，那里她可以在行为、教育上更为规范一些。如果乐乐每星期去五天不适应，我让母亲半天在家看着她，强化她中文也好。如果你打算让乐乐呆在你那里上幼儿园，在家请一个保姆半日制料理家务也可。总之，我们可以和平协商一切。 真的要在这里做好文学教授会很难，很累。很多中国女人在此做了文科教授后，嫁给美国人老公来为她们文字语言上助威、润色。我要靠自己努力向上。但是工作着是美丽、自尊的，你就让我静静地在这深山“修炼”吗。 心宁 一京的眼泪“啪嗒、啪嗒”地落在厨房的地板上。这么一向处处要强的一京此时显出了可怜、可爱的女人样来。一京一反往日的气急、愤怒，对心宁这次不辞而别的勇气倒生出一股敬意来：他是一个英俊男人，但他毕竟不是一个只知从一个女人床上爬到另一个女人床上的风流无赖；他不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男人；他不是张程序员、王程序员，他是白心宁，一个死挣着自己文人面子的最后理想主义者；一个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的批评家；他就是这个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特别的白心宁，这个曾经让她气急败坏的家庭主夫！今天的白心宁不是上海人眼中的瘪三丈夫，更像一个她眼里的北方汉子！ 这个时候，她觉得自己和白心宁因为空间距离上的隔开而产生了这两三年来几乎消失的一种心心相印的吸引力和新鲜感。 她想为了这个白心宁，即使他挣三万，她多挣他一倍，她也值得为他守“活寡”几年。再说，当人类进入比现代商业社会更进一步的文明层次时，挣六万多的她价值一定比挣三万的他高吗？毕竟时不再来，机不可失，与其两人在一起“厮守”，从过去的“新”娘、“新”郎成为今天的“老”婆、“老”公，让厌倦消耗彼此的元气，还不如心宁这一招。夫妻间的有缘无缘，时间会迟早作出证明。从一个助理教授转为一个正教授需五六年时间，自那以后教职调动才具有更大的可能。她想最坏的打算大不了就像她父母过去两地分居十年，这个家不也维持下来了？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分居观念毕竟是不同的。人若有情岂在朝朝暮暮？中国人的忍耐不也是可以遗传的吗？ 眼不见心不烦，人走了，夫妻反而彼此会缠绵了。那一晚，一京倒真的梦见乐乐唱着那首爱歌“我爱你，你爱我，我们是幸福的一家……”搭着她和心宁的肩，全家欢乐地笑在一起呢。这在以前她是不可能梦到如此一幕的。 心宁家的旧唱机再也不重复“我在世界之巅遥望”的歌词，唱针换掉了，心宁也不再重复家庭主夫的节奏了。但那歌词似乎依然在回荡，让我们想起一个最后的理想主义者，“在世界之巅遥望”，守着这世上的最后文明…… 亦凡公益图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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