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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刘莉的年轻女士从内蒙古包头市千里迢迢地找到了我。 她把我请进西单万国餐厅，在那里她豪爽地为我摆了一桌饺子宴。 那一桌一百六十元，除了八道小菜外，饺子上了八屉，都是蒸饺，有里脊馅的、三鲜馅的、怪味核桃馅的……一屉一种馅。完后，服务员又端上小巧的莲花火锅。 两个人根本是吃不了这些东西的。她显然是为了在我面前显示一下她的实力。 她说她是个书商，正与一个杂志社的编辑联手运作。她说她看到了我的《京城卡拉OK》，她非常感兴趣，她想把它做成单行本。她说她为了找到我，打听了上百人，找了一个多月。她说，你要信任我，只要你把稿子弄好了，我保证两个月内让你见到样书。 她还保证说届时按千字八十元付酬。 她要求我要用最快的速度把那篇作品扩充至十五万字以上。 我答应了她。 当时，我对出书很感兴趣。我希望我能早日拥有一部纪实专著以代表我的水平。我已经发表了很多这方面的作品了，但没有一部专著能摆出来，总觉得自己还欠一个档次。而书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又显然比一篇报刊文章重的多。我也希望我会由此在社会上、最起码在纪实领域更有影响。 我迅速地结束了关于王忠的那部稿子，集中精力开始了关于歌厅的再创作。 我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十六万字的《京城歌厅面面观》。 那真是一次“拼命”。我每天几乎都要写作十六个小时，顾不得做饭，饿了就泡方便面，或到街头吃泡膜吃饺子等快餐食品。我一时成了我住的太平桥地区一家简陋的小饭馆的常客。现在想来，那是一个极肮脏的地方，桌子椅子都油腻腻的，杯子也是油腻腻的，服务员是两个蓬头垢面的村妞，矮小丑陋，就餐的客人也都是周围做工的建筑工人、蹬板车的和街头小贩。那里对我最有吸引力的不是便宜而是快。基本上只要等上七八分钟，一盘炒饼或一碗刀削面即端了上来。十来分钟解决问题后，我又赶回来继续伏案写作。那一段，生活上绝对是凑和，以至完稿时营养不良到眼前常冒金花，手指甲凹陷，身体弱不禁风。 我觉得我面对的是一次机会，我必须得如此抓紧。 但书稿交给这个女士后，却让我大失所望大有被骗之感。 她拿走稿子后一晃四个月沓无音讯。 她在忙什么？她住在哪儿？我一无所知。 在行的人告诉我：“你艳齐傻了，手稿怎么能随便给人？跟书商打交道，必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给你钱就拿走了你的稿子，事，难说啦。守信用的人，书出了，还能回头找你来，把钱送来。不守信用的人，把你的稿子改头换面，出了，连名都不署你的，他赚了大钱，你影都找不着，这种人有的是。” 我在这方面没有一点经验。我想我可能真遇上这后一种人了，遇上骗子了。她也许早把我的稿子印成书了，早换回大把大把的钞票了，只是我还蒙在鼓里。不行！我必须找到她！那是我的心血之作，是我拼命拼出来的。我决不能糊里糊涂地不了了之。 就是她还没出书，我也不让她做了。我自己找出版社出。我相信我这种稿子到哪儿都会受欢迎。我干嘛偏等着她啊！我自己找地儿出起码心里是踏实的！ 我四处打听，终于查到了她在京的一个亲戚的电话，终于得知她近日要从包头返京。 清查从包头进京的火车有几趟之后，我在确定她返京之日的那一天凌晨不到三点钟便赶到了北京站。我守住出站口。我要一趟车一趟车地等她。 我还真等到了她。 早上五点来钟，她一出出站口，在人流中我一眼认出了她。 她穿着一身红色的风衣，提着一个很大很大的皮箱，身边还跟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那大概是她的亲戚。她丝毫没有料到我会在这里出现，当我毫不客气地拦住她时，她一惊。 “你怎么在这儿？”她问。 我说：“我就是等你的。” “等我？”她惑然。 “是的。”我开门见山地说，“我那部稿子你退给我吧。” “这是干嘛？”她瞪大了眼睛。 我说：“你已经拿走四个月了，我等不急了。我自己找地儿出了。” “可稿子我已经给出版社了。他们到现在还没给我信儿。” 我说：“我陪你去龋” “干嘛这么着急？” 我说：“你让我不敢相信你了。” 她的脸色一下子由红润变白了，直愣着双眼看了我半晌。 “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份上，”她语调强硬起来，“那你等我安顿好喽。” 她拉着小女孩就要走。 我伸手挡住她的去路。 我也毫不客气地说：“你先甭去安顿，先带我去取稿，我现在就想见到我的稿子。” 她确实把我的稿子交给一家出版社了，这一点，她还真没有骗我。 在这家出版社的一间简陋的小平房里，一位中年女编辑接待了我。她告诉我：“稿子刚终审通过，你来的正好，正等着你签出版合同呢。” 像俘虏一样被我一路押来的刘莉，这时以一种悻悻的态度对我说：“好了，我给你接上头了，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事了，你看着办吧。” 她提着箱子，拉起那小女孩转身跨出门去。 我显然错怪她了。 我想拦住她，说，既然是这样，那我们继续合作吧。但一时又磨不开面子。 倒是那位女编辑叫住了她。 女编辑说：“喂，你别走哇，这书你不做了？” 刘莉在院中停下步回首回答：“他作者自己想找别的地儿出，我不做了，你让他拿走吧。我现在做，也没钱。” 她说罢，一扭身，傲然地带着那小女孩跨出院门。 这一下，使我变得很尴尬了。因为她的话一出口，我就发现这们女编辑的色也在瞬息间晴转阴了。 “怎么？你要把稿子拿走？”女编辑显然快地冲我瞪起了眼睛。 我一时不知如何对答。 她把手里的一本书扔到桌上：“你要拿走，我们前期工作都做了，得有个说法。” 我问：“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我们不能白审稿子，你得补偿我们损失。” 我忙说：“我并没说不在你这儿出了。” 她不屑地回答：“但你想出，我们还不一定肯出呢。” 我茫然：“你说得我都糊涂了。” 她一摊手：“没什么可糊涂的。我们不会为你这样一位普通作者冒商业风险。” 我不解：“没明白你的意思。” 她回答：“书印不了一万册，我们不会开机的。” 我说：“那你们就印一万册埃” 她蔑然地瞥了我一眼：“印了谁包销？原先是说好她包销这本书，我们才接受了你的稿子，现在她不包了，你自己能包吗？你能包五千册也行埃”“五千册是什么概念？”我问。 她说：“一册照四块钱的定价算吧，五千册就是两万块钱，按六折优惠你，你能预交一万两千块钱，我们就开机。” 这倒使我为难了。 我本来是深信我的这部书稿是很有市场的，是给哪家出版社都会受欢迎的。但现在，却要我得先往里垫本，这我得考虑考虑划得来划不来了。 她见我犯愣，甩了句：“你自己先考虑考虑吧。”把我撂在屋里，她自己到别的屋办别的事去了。 我脑子里一时乱了。我知道她这么做，是为了让出版社转嫁风险。但我扛着这风险，能保证一万两千块钱不打水漂吗？尽管我向来都是自信的，尽管我有发行诗集的经验，但这回是纪实类书，我有发行这五千册书的渠道吗？即使有，这书一上市万一不像自己预感的那样好销呢？万一全砸了呢？ 我坐在一个角落的沙发上，一时拿不定主意。可我又极想能尽快地出了这部书。因为我非常清楚，再拖下去，热点不成热点，我这部费尽心血之作再出也没了实际意义，弄不了真得成一堆废纸。纪实是有时间性的啊！ 我想起我认识的几家出版社的朋友，忙给他们拨通了电话，得到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书稿的内容行，但要出书，必须得经过三审，全通过了，恐怕至少得两个月，你得让我们一个人一个人地看一遍啊，再说，我们手里都有活，不可能你一拿来，我们就审你的，到总编那道关时，我们也不好催呀。 我木那儿了。我怕这“至少得两个月”。我已经等了四个月了，正是因为等不急，才追到这家出版社的，再让我至少等两个月，谁知道有没有什么坎会过不去？要过不去，我不是白忙活了？而这家出版社起码已是三审通过了埃我的目光不经意间与斜对面坐着的一个留着披肩发的女子的目光碰触在一起。她一直在这间屋里趴在桌上翻看着报纸，一直没有抬起头来，也一直没有引起我太多的注意。这会儿，她大概是看得没意思了，站起身，欲出去。我这才注意到，她的个子挺高，足有一米七零，很顺溜，属于苗条型的。她穿着一身黑色套装，容貌一般，但头发很黑，很长，披散着，过了肩膀；长乎脸上，细眉下一双不大不小的眼睛挺有情韵；鼻梁是直直的，嘴是小小的，冷眼一看，极像古代绘画中的仕女。在我与她的目光相触的那一瞬，她似乎想说什么，但没有张口，只是脸颊上略微红了一下。我不知道她在这里是干什么的，不敢贸然搭话，只是木木地看着她走出门外。 而这个时候，我是极想能找到一个知心的或同情我的人交流一下，好让心里有个底。 那位女编辑又回来了。 她依然口气生硬：“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说：“容我回去再想想。” 我心绪躁然地离开了那家出版社。 已是仲秋季节。尽管太阳升得老高了，仍有一种凉意让街面上透着冷清。从出版社到通有公共汽车的大街是一条挺长的小胡同。我独自走着，情绪好低落，步子也好沉重。我把一个并没有搞什么不轨名堂的书商想得太坏了，我又把一件并不那么容易办的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结局就是这样，就是让我进退两难。进，刘莉不可能再抻头了，而让我先出那一万二，我又不甘心；退，若取走稿子，显然得先付人家一笔酬金做为人家审稿的补偿，即使认头那样做了，把稿子转到别的出版社去，前途未卜，也让人不敢决断啊！ 唉！ 我把搭在胳膊上的米黄色风衣穿到了身上。我把自己包裹了起来。我深深地感到了一种凉意，但这不仅是这个季节所弥散的。 我仰面眺望了一眼深远而无云的天空。那是冷色的，极蓝。我幻想，这时候，要能出现一朵云多好，要在云朵上伫立着一位智者多好，我想他会指点我的，会指点我该怎么做。但眼前在恍惚间出现的却是影，却是影没有一丝亮色的脸。是的，我将面对这张脸。她会这样恨恨地说：不要你瞎奔了，你不听！你省出那么多时间陪陪你儿子多好！谁像你？谁像你这样的父亲，从来不管孩子？现在好了，抛家舍业的把书写出来了，你倒出啊？ 而我将怎么回答她？ 我总是自信在我拥有的世界里，我会建树起一座完全属于自己的殿堂，让世人走近我时，叹为观止。但这种建树每一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我现在是不是正面临着一个人生之坎儿？我肯定要迈过去的，这是我性格所决定的。但现在的问题是，我怎样去迈？ 那个长发女子突然又闯入我的眼帘。 这是在大街上的一个站牌下，她在等车。 她是主动向我打招呼的。 她微笑着冲我发出了一个音节：“喂！” 我怔愣了一下，认出了她。 我不知怎么，一时有些慌乱。我说： “哦，你在这儿坐车啊？” 她点了一下头，问：“你那事怎么样了？” 我支吾道：“没结果呢。” 她凝视着我，片刻，很庄重地说：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自己做。” “自己做？” “是埃我也是做书的。正跟他们社里合作呢。刚才你们那点事，我都看到了。那个女的，无非就是想晾你。那编辑说的倒都是实情，他们出书都是先找好包销人。我知道你那部稿子，有销路，你不妨一万册都包下来，让他社里降折扣，最起码四折给你，你弄不好还能挣一笔。你算算，你要真能四折包销，定价四块钱一册，一册不也就是出一块六嘛，一万册也就是一万六千块。你五五拆批出去，能净落六千块。发好了，就不是一万册的事了。一般的书，我发，也得四五万册。你值得干。” 我说：“我也做过书。但我现在精力达不到，我还是想写东西，想当作家。” 她一笑：“看来你还是放不下架子。这年头，你得先挣钱埃钱挣足了，你再静下来写，也踏实埃”我说：“话是这么说，可我现在还没那个实力，我还不敢自己冒这个险。” 她严肃起来：“你等于还信不过你自己写的东西。我要是你，绝不犹豫。” 我试探着说：“那你能帮我提供点发书的渠道么？” 她回答：“这有什么难的？印刷厂我都可以给你找，可以先印书后付款。” 我有些兴奋：“要这样，我倒真想试一把。” 公共汽车进站了，她掏给我一张名片，挤了上去。 在车上的窗口，她向我挥手： “你再考虑考虑，需要我的时候，呼我。” 我意外地遇上好心人了么？ 我一时间还不敢完全相信她。但我通过那张名片，知道了她的名字。她叫于惠绢，是一家文化公司的业务经理。 在我与她分手后的第二天下午，我还真忍不住地呼她了。因为我无法按捺急于出版我这本书的欲念。 我想正式摸一下她的底，我想看看她到底真的能不能帮我。 我在电话里说：“你能带我到你说的印厂看看么？我想跟他们接触一下。” 电话那头传来她的含笑的声音：“怎么？想试一把了？没问题。不过，咱们俩得先说好喽，我可是商人，不做无利之工。” 我毫不犹豫地说：“要真合作起来，利润都给你。我现在就是想把这本书出来。它对我很重要，我宁愿稿费都不要。” 她说：“你们这帮写东西的人都这样。甭先说得那么动人。书真出来了，谁知道你会不会跟我斤斤计较。算了，看你可怜巴巴的，我就白给你帮个忙吧。” 我说：“不。我这个人是说话算数讲信用的。我说到做到。” 她笑了：“好！那我也不客气了，到时候，我帮你介绍客户。书发出去了，你给我返五个扣就行了。” 我说：“就这么定了。” 于惠绢确实是个好心人，她真心实意地帮了我。她给我介绍的印厂，听说我要印书，二话没说，当即答应可以先印后付款，三个月之内付清即可。这一下使我感到这一把确实可以练了，因为我要自己包销这本书一半的压力没了，印一万册，三个月之内，再惨，出去五千册不成问题，这一点我是有把握的，因为我有发行诗集的经验。京城有许多那时结识的销书点可以继续利用。而五千册出去了，本钱也就回来了，也就没什么可以怕的了。何况于惠绢答应帮我往全国其它省市发行。那一半的压力无非是如何尽快地把剩下的书换成人民币，我想，那也不会是太难的事。我对自己的作品心里是有底的，我相信它的市场绝不会是只有五千册的销量。我预感，它一定会像于惠绢所说的那样，“发好了，就不是一万册的事了。” 还真就不是一万册的事！ 我不再犹豫地跟出版社签定了合同。合同规定，我的这部书按作者自付印费的形式出版，原先说的预交一万两千块钱改为向出版社提供五千册书。也就是说，我可以不用掏一分钱便可以出书了。我当下便照着一万册开机了。 我还没有去求于惠绢给我提供什么发行渠道，我用自己的关系便在半个月内把交足出版社的要数剩下的书发光了。这中间，当时的团结出版社发行部的王信庄、吴兆基和华龙发行部的老赵三人就给我解决了问题。老赵一人就要了三千册，且当即按五五折付现金。 一时间，给我返回的信息是：《京城歌厅》好销！在沿街众多的书摊，我更是很快地看到我的这部书出现在明显的部位。 我这一把轻而易举地练成了。没到一个月，我便如数把印费向印厂付清了。 于惠绢给我打来电话，通知我说：“上海有人张口要你的书五千册。广州那头也定了三干册。” 而这时，我手里只剩下二十几本样书了。 我说：“没货了。” 于大声地在电话那头喊道：“你真不是个商人！你还真就是想出本书啊？光图个名有什么用？你得知道你这本书的价值，它绝不是一万册的事！我说过。要换我，一看这势头，五万册又早印出来了！” 我问：“我还真不敢这么冒险。” 她说：“这不叫冒险，这叫不放过机会！” 我说：“万一砸了呢？” 她说：“干嘛这么不自信？你印出来了，放那儿，早晚出得去，现在两个地儿就要八千，要再有十个地儿呢？这不是明帐？也不用你当时付印费。就是付，那也不是什么大数。你怎么着也得把稿费挣出来吧？” 我再次听了她的。 我自己算计了一下，就北京市场再投入五六千册不成问题，加上她要的八千册，一万多册也就出去了。另外，我自己还可以开发一下京城周边城市的市场，如天津、石家庄、沈阳等城市，一地儿要能销出两千册，也非常可观。她再给我联系点地儿，三万册还是有把握的。我还真得讲点经济效益了。我不能光为出书而出书了。我是得起码把稿费挣出来。不然，我付出的心血、精力、时间拿什么回报？不然，我对为我忍受寂寞孤守空房的影拿什么回报？ 如此一想，我决定了：再印！ 然而，两个月后，书真一气又印装出了三万册，真一人高地摞满印厂半间库房，于惠绢这头有变了。管她要书的上海人没影了，广州那头也没了下文。而我这头，京城市场已经饱和，一直说这本书好销的批发商不肯再进货；外围城市的市场，我试了一下，结果是发去寄销的书大都很快又退了回来。像天津，发过去三千册，一个月之后退回两千九百册，等于白忙，卖得的书款不够运费。这原因众说不一。但有一条我是认可的，即：等我这第二批书印装出来，全国性的歌厅热已经过时，人们的注意力已经转向。火爆一时的歌厅已经门可罗雀，且失去了新奇性，谁还会在意反映歌厅的书？真跟我担心的那样：砸那儿了。 那对于我，真可谓是风云突变。我来不及招架即被扑头盖脸的暴雨浇个了底儿透。那种寒凉着实让我发抖。退路又根本就不存在。三万册书销不出去，也就注定我要负上近四万元的债，而在当时我的工资收入每月不足三百元，我要靠工资偿还，没十年清不了了！我不愿把这一情况告诉影。我觉得她就是知道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只能让她也平添烦恼。因为那会儿就是把我的整个家底部倒出来，也凑不上这个数。我和影的所谓家底，无非就是当年卖诗集的收入。但那个时候，书的定价低，一本诗集的纯利只有两毛钱，卖出十万册也就能落两万元而已，这两年家庭添置大件不止花销去两万元。她知道了，不是干着急？多苦多难，还是由我自己一个人承受吧！谁让我脑瓜子一热就那么一拍大腿做了呢！ 我也不想埋怨于。尽管我加印的主要因素缘于她提供的可观的订数。那实质是一纸空文。她在没有做出任何约束对方的措施的情况下，便引我就范，结果，对方失信，她束手无策，我也无可奈何。但事已至此，我埋怨她又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我不能不承认她给我提供信息的本身是好意，是想帮我。我只能埋怨我自己，埋怨自己没有认真地做市场调查和预测。现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我还得想办法，不能坐着等人催债啊！ 细想起来，落到这一步，还是因为自己被钱迷了心窍，或叫利欲熏心所致。本来对金钱一向淡泊的我，那一阵子完全被钱诱惑住了。各义上是想多挣回点稿费，实质上是想发一批横财。现在，落到了这一步，也只能再辟渠道，书批发不出去，只能改为零售了。 我想，就是一本一本的往外卖，也总比成天看着一堆书犯愁好埃于是，我开始向所有认识我的人推销：“帮我销十本，五本也行埃”我甚至向我的学员（我当时兼任诗刊刊授学院重点班教师）写信：“如有可能，帮我销点书，多多益善。”那副可怜相，至今仍让我想起来汗颜。但我那时候真的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我只能如此地放下诗人的尊严作家的尊严正常人的尊严向金钱频频地磕头：可怜可怜你面前的艳齐吧！ 我也还得让于为我想办法，在发书这条道上她毕竟比我趟的年头多，毕竟比我见识广，认识人多。我还得利用她。 我把她请进了一家酒馆。 那是一个夜晚，她来电话问我：“最近有进展吗？”我说：“还得求你帮忙埃我是栽这儿了。”她回答：“我也正为你联系呢。”我说：“那太好了！你过来，咱们一块坐坐。我现在心里空落落的，极想请你给我个底。”她没有拒绝。她是容颜一新的赶来了。 在酒馆柔和的灯光下，我看到她好像比以往漂亮了许多，眉毛细细的，脸上也白净了，还涂着艳艳的口红。她很高兴，很轻松，丝毫没有我所感受到的压力。她告诉我，她的一个株洲的朋友过两天就到京，她要让她帮我至少“吃”进一千五百册的“货”，并说，她还跟武汉的一个书商联系了，很快就会有回音的。她劝我：“别自己把自己搞得那么紧张。没事的。不就是三万册书吗？大不了我们再降点折扣处理。”我接上了她的话，我说：“可我现在不能不着急，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不能老被这事缠着，干脆，你现在就联系吧，我也甭五五折了，我四折给你，你给我把印费拿回来就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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