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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国突然打电话来，说：“你到报社来一趟，有点事。” 什么事？ 他说，你来了再说。 我觉得他搞得挺神秘，我是疑惑不安地赶到了青年报。 他见我到了，径直把我带到了陈冀的办公室。 正在看报纸大样的陈冀停下来，请我坐下。我没有坐，我急于知道他找我是因为什么事。 陈冀极平稳地说：“我们遇上了点麻烦，你先看看这个。” 他把一份复印的材料递给我。 那上面的第一行黑体标题映入我眼帘的时候，我的心不由得格登了一下。 那是一份起诉书，是王忠写的—— 北京青年报记者艳齐用欺骗手段对我进行采访。我犯了赌博的错误后，这位记者骗我说：想给我做一次公正的报道，给我恢复名誉，让我说说我一生走过的路。我相信了他．跟他介绍了我的情况，想不到，他没有实事求是，在发表出的文章中造了许多谎言，夸大了事实。 他说：“日本投降后，他混迹于地痞流氓汇集的天桥，常跟当地的一群玩主去妓院赌场放份儿。”实际情况是，我那时根本就没去过妓院赌常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市里什么地方有过妓院赌常他说：“他到外地去办事，专找高档的酒吧歌厅落座，而且相当气派地抛出票子点歌，让那些甜甜蜜蜜的歌女们专门为他唱甜甜蜜蜜的歌。”这更是天方夜谭。我在外面从未抛过票子，也从未点过歌。 尤为令人愤慨的是，他说我：“从一个流氓无产者一跃成为现代大亨……”他太恶毒了！ 什么叫流氓无产者？辞海第979页上解释：“指旧社会失去职业和土地不得不以不正当的活动如偷盗、欺骗、乞食、赌博或卖淫等谋生的人。”而大亨——辞海第624页上解释：“旧时上海方言，指有势力的大官、富商或流氓。”显然，他这样说我，是肆意造谣信口开河卑鄙到了极点！我过去不是靠偷靠骗靠要饭靠赌博卖淫谋生的人，现在也不是什么有势力的大官富商或流氓！我是个体户不错，但这是受国家政策保护的，我这么干是对国民经济有利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这一点跟流氓无产者跟什么大亨联系在一起！ 我的儿子曾明确地向他提出，他的文章不要写了，也不要发表，但他无视我儿子维护家人名誉的权力，终于造成对我名誉的损害。为此，我请求法院对其依法治罪，并赔偿我名誉损失费两万元。 陈冀说：“这是一家区法院转过来的。你要有点思想准备。” 对于这种事，我还是第一次遇上，我还真有点紧张。我不知道都应该怎么准备，但我很快想到，我采访时，是带着录音机去的，现在那些采访录音还在家里，没有抹掉。 我对陈冀说：“我不怕他这样，我所写的，除了公安局提供的材料外，都是他亲口对我说的，不存在什么造谣夸大事实。我还留着他的录音。需要不需要我马上拿过来？” 陈冀说：“好，那你赶快再辛苦一趟。” 我以最快的速度把我采访王忠录制的六盒磁带交到了陈冀手中。 陈冀见了磁带，心里似乎有了底，他送我出门的时候，握着我的手说：“这事你甭管了。青年报遇到的这种情况多了。我们知道怎么处理。” 他这么一说，我的心也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我相信青年报的能力，相信他们不会一遇到事就把作者推到前面去。 但张维国在我向他告别时说：“你还是小心点。他（指王忠）来报社好几次了，每一次都是找你来的。看他那架式，不会轻易善罢甘休。” 这使我不由得把心又提了起来。 我到哪儿都敢说我的文章是客观的公正的，那目的绝不是为了损害一个什么个体户。但我又无法左右对方如何去理解。他偏要往歪里去叫真，偏要跟我到法院里见，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还真得“有点思想准备。” 对于歌厅的采访无法继续下去了。一连三天我都是在揣测不安中度过的。我设想着走上法庭时，我将如何答辩；也设想着他如果耍起无赖，还会用什么方式纠缠我骚扰我。我当时最担心的是，他会在我儿子身上做文章。我儿子当时只有八岁，还无力自我保护。而王忠确实是流氓无产者出身，他会像他儿子所说的那样有些事会干得出来的，这“有些事”，我亦耳闻过许多。少儿被绑架被残害被抛尸荒野在今日社会也确实不为鲜见。倘若真发生那种事，我会对不起影，对不起我们这个家，这是为了我的“事业”招来的灾祸啊！如此深想下去，我真有些惶恐了。但是我又不敢对影说，我不愿让她担惊受怕。我只能自己悄悄地关照我的儿子。近年来一直极少在下午三四点钟赶回家的我，这时候，也放开其它事情到这点时巡回在儿子放学必经的路上。 但三天过去之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忽然想，我有这个必要吗？他王忠并不知道我家住在何方，我儿子如何模样，他即便有恶毒之心，又从何下手？况且他已经向法院起诉，这时候，我的家人如遭不测，他势必摆脱不了嫌疑，他会那么愚蠢吗？而我为此整日惶惶然，实属杯弓蛇影自己折磨自己。我实际应该无所畏无所谓，我实际应该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只等法院开庭罢了！ 这中间，我也想过，是否找王忠直接面谈一下，重申一下我写那篇文章的主旨，让他知道他曲解了我的意思，让他知道那么折腾毫无意义。但反过来一想，他既然已经起诉，我要这样做，会叫他感到我好像心虚了。算了，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想到宗仁发在千里之外正等我的稿子，我觉得对歌厅的采访，也不能再延续下去了，现在得抓紧时间动笔了。离交稿的日子也就有十来天了。我对影说：“我得到南头写东西去了，暂时不过来了。” 我的意思是，我需要安静，你就和儿子在这边过吧，别去打扰找。 但没过两天，她便自己赶到了城南我的写作间。她说：“明天是星期天了，我想和你住一宿。儿子放姥姥家了。” 而我这时候已经进入写作状态，全身心都投入至意识营造的情境之中了，她的到来，无疑中断了我的文思，这使我难以自抑地在心中浮生出一种不快。 我只好停下笔来陪她。 她是极高兴的。她带来了鸡腿、猪肉和多种青菜。她兴致勃勃地下厨烹饪起来。她不让我插手，但要我一旁看着她，听她讲单位的是是非非。但我并不能把注意力完全转移过来，我的脑子里还不时闪现已经写出的和将要写出的情节，陪伴她完全变成了一种表面的应付。 而这种应付到床上的时候更显出了我的被动。我几乎一点也鼓不起那方面的兴致。也许是用脑过度的缘故，我只感到浑身沉重，躺下了，便不愿动了，而脑子里依然无法排除在采访中耳闻目睹的人物及场面。但她需要我，需要我在这个她期盼的夜晚给她以一个丈夫的爱。我也深知这方面给她的太少了。结婚十年，她几乎在百分之九十的日子里是在等待和焦渴中度过的。我也想努力地去满足她。但我的精力却达不到顾不过来。我不知我的同性们在妻子面前都是什么样子。我确实听说过某某男士每天晚上都要那样，致使他的那个她不敢上床。但这给我的反应只是惊愕。 在那方面如胶似漆的年代对我来说早已属于遥远。真的很少想到从那方面获取人生快慰。对我来讲，最大的快慰唯有自我的实现，即我要做的事情成功我要追求的目标达到。她也只能在无奈中努力适应我。她适应我了吗？ 这一晚，她又流泪了，但不是以往那样，因为感激因为高兴，而是因为失望。我显然对自己失控，无法持久，无法让她品味到高潮的快感。她也显然以为我是有意识的草草了事，是出于自私，是自己满足了就不顾别人。这过快结束的结局，给我带来的心理感受更是从未有过的懊恼。我也毫无快感可言。这使我没有一点心气再去顾及她的反应。我第一次一完事便把后背转向她。我没有再像以往那样给她补偿性的温存，而是只想着极力地去在心理上压抑升漾起来的厌烦。那真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躁躁的，像置身于一个没有窗口也没有出口的闷罐中，不去有所压抑，我的脑袋会让一种气体撑裂。我后悔，我为什么在这应该精力集中于写作的日子还答应她。我只是一个雄性动物吗？我不答应她，我就不是五尺男儿了吗？就不是堂堂一丈夫了吗？而答应了她，没能满足她，也致使自己在精力上大为跑泄，这又有什么意思呢？我有这样的时间何不趴到桌上再写两千字！ 我想到了宗仁发，想到了他那闪着信任和期待的眼睛。我想我再不能那样了，起码在完成这篇作品之前！ 而在这中间，我听到了她突然间发出的抽泣声。但我没有去安抚她。 第二天天一亮，我没等她醒来，便穿好衣服到门厅立个桌子写了起来。可笔端总也流畅不起来。 她起床后，看出我气色不对，凑近我说：“你要不想那样，以后不那样了。” 她的泪痕已干，她在以一个妻子的温存和宽容安慰我。 但我情绪依然低落。我说：“你还是回北头去吧。我现在得抓紧时间。” 她怔愣了片刻，亲了一下我的额头，无言地照我说的做了。 当房门在她身后轻轻带上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静了下来，我突然又进入了文思泉涌的写作状态。这是让我惊异的。 两个星期之后，我把完成的《京城歌厅》向宗仁发投寄了出去。 那有五万余字。 不到四十天，几乎是在一夜间刊有我这篇作品的《作家》铺满了京城各个角落的所有书摊。这真让我惊讶于宗仁发的做事效率，更兴奋于我的这篇作品刊发于该刊头条。篇名是以“京城卡拉OK”出现的。当我在甘家口书摊上看到这本杂志后，仍像当年第一次作品见刊后一样，毫不犹豫地一下买下了十本。我想存下来，在什么时候做为最重要的样刊送给对于我来讲最重要的人。我觉得我的这篇纪实是我这多年来写得最顺畅最成功也最迅速及时地反映现实热点的佳品。我为自己而骄傲。我觉得我现在可以骄傲地说，我驾驭社会题材的创作能够得心应手纵横捭阖了；我可以骄傲地说，在京城这个全国的文化政治中心，在社会纪实的作者阵容内我已经走到前列中来了；我更可以骄傲地说，我是超然于众多的此类作者之上的，我没有像他们那样只知道罗列社会现象而拿不出自己的观点，在已经发生的社会大围观中，我在以我自己的方式引导人们站到恰当的角度来审视评判面临的事物。 正是冬去春来之际，沿街的树木正萌发着鲜绿，迎春花亦开得正艳，黄灿灿的，像一片又一片耀眼的星。我跨上了二哥新送给我的黑色嘉陵摩托，行驶在其间，和煦的风迎面吹拂着我，开阔的大道托浮着我，使我如同飘然于异彩纷呈的云头。 春天的确到了，它属于我！那遍布京城各个角落的《作家》，亦是我向这个季节抛撒出的最最绚丽的花！ 《作家》寄来了我发表作品以来收到的最多的稿费。我想，我应该把自己装备一下了。当时，市面上开始出现无线寻呼机，也就是BP机，我觉得那对我很有用，很便于我与社会各阶层联系，与同行和报刊界联系。尽管当时那还是属于少数人所有，属于款爷的象征，而我每月收入屈指可数，但我买了。我在腰间别上了它，并把它的呼号印到名片上散发给所有与我有关的人。 第一个呼我的，是《北国风》杂志社编辑的朱敏。她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们主编王葆生想和大家聚一聚。 我高兴地应邀去了。 在一家漂亮的饭庄，在餐桌上，富有学者风度的王葆生先生向到场的十余位作者举杯，他说：“《北国风》的版面永远为你们预留着，希望你们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赐给我们最富有时代气息的力作。” 在我的酒杯与这位长者的杯沿碰响的那一瞬，我忽然想到了王忠。 已经有近两个月了，没见他的动静。他在做什么？在忙碌于与我法庭相见的准备吗？我忽然希望这时候法院快点开庭了。快点开庭，也好让我早点知道个结果；早点知道个结果，我是否可以重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关于一个名誉本已扫地却又大做名誉之争的人的文章，给面前的这位寄希望于我的主编呢？我自信这篇写出来，一定会比在北京青年报发出来的那篇要精采。于是，我当下把这个念头透露了出来。王葆生非常感兴趣，他让朱敏盯住我这篇稿子。他说：“你要一稿专投。” 但是王忠撤诉了。这是在第二天的中午，张维国打电话通知我的。本当出现的“高潮”无法出现了，这不禁让我有了一种大为失望的感觉。他是在他所在区区政府调解下撤诉的。我不知道我交给陈冀的那六盘录音带是否起了作用。 “但没有出现预想的结果也是结果。”——朱敏这样提醒我。 我反应了过来。 是啊，他能做出这一步，也从另一面反映了他的品性。而我已经写过的关于他的东西，是梗概式的，是粗线条的，我应当更全面更细致地把他把这一类人勾画出来，以让世人更清晰更进一步地认知当今一个新型的社会阶层，认知这个阶层极富典型意义的人。 于是，我又开始了。 在我那独居的小屋，我又开始了不曾稍息的耕耘。 那也正是春天性的耕耘。 城北家的邻居突然呼我。 在电话里，她告诉我：“你家祥子的眼睛被白灰烧了，你快回来看看吧。” 祥子是我儿子的小名。 这让我的心不由得一紧。 这是傍晚时分。我的头脑正清醒，正写作写到顺畅之处。我不能不停下笔来。我想象不出儿子的眼睛被烧成了什么样子。是怎么被烧的？是和同学打架搞的？还是被什么人蓄意搞的？我当时真有些懵了，竟没有顾得上问清这些。但放下话筒，启动摩托之际，我忽然想到王忠，想到了他儿子曾对我说过的话。我的心愈发的提了上来。我的眼前恍惚间闪出这样一幅图影——王忠与其子在我这城北的家周围早已不止一天地幽灵般巡游上了。他并没有因为撤诉而中止对我的怨恨。他要改用另一种方式报复我。在他许多天都没有见我的人影后，便盯上了我儿子，便恶魔般扑向刚从学校放学走近家门的我的儿子……当人们发现我的儿子已经睁不开眼睛时，他已经与其子跑得无了踪影，而我的儿子这会儿正疼痛得满地翻滚。这是我招来的灾祸，我强烈地感到对不起儿子，更强烈地萌生了对王忠的仇恨。我想一定是他干的！肯定是他干的！ 绝对没跑是他干的！邻居们若是没有抓住他，我要去找他算帐！ 他可以起诉我，可以恐吓我，可以骚扰我让我不得安宁，但要向我下毒手向我的家人下毒手，我也绝不会善罢甘休！ 我一上路，便把车子的速度换到最高档，风驰电掣般赶了过去。 到城北家的楼下后，我把车子在楼门口一支，便一口气跑上五楼，打开家门。里面空无一人。我又急忙奔到楼下，去敲我的邻居的房门，里面无人应答。我慌了，儿子现在在哪里？ 我急于想见到他，他是我的唯一骨肉。父与子这种天然而成的关系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它是由血脉相连的，它的任何一头的任何一点闪失，都会扯动得另一头无法淡释的疼痛。我要马上见到他！我要马上看到他的眼睛！ 我又冲到楼门外，我大声地呼叫起来——“祥子！” 儿子终于出现了。他由呼我的邻居领着从东侧的小胡同走来了。他的两只眼睛都蒙着厚厚的纱布。他没有在哭，而是像个盲者一样试探着一步步向前迈动着双脚。他的小小的身影这一刻显得那样的可怜。 我的眼睛无法自制地涌出泪来。我不知那是为什么，只知道在那一刻想大声地再呼叫他的名字，想大声地对他说：你的父亲在这儿！你还能看到吗？ 我奔了过去，我俯下身抚住他小小的肩，然后，不顾那邻居的制上揭开了他两只眼睛上的纱布。在那一刻我的浑身也冒出了涔涔的汗水。我惶恐地想象着他的两只瞳孔会可怕地呈现在我的面前。但我看到的依然如旧。 依然是黑亮黑亮的，只是周围布满了血丝，红肿异常。 我急切地问：“能看见我吗？” 儿子点了点头。 我高悬的心一下子落了下来。 我把纱布又给他蒙上了。 我问好心的邻居：“他怎么搞的？” 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妇人指着楼门口告诉我：“他放学回来没人跟他玩，他就登高爬梯地从那门上面的檐子上往下跳，结果正跳进底下那堆白灰里。他一哭，我才发现，忙给他用水洗，可洗了半天，他也睁不开眼，我怕坏事，见一时半会儿等不来你们，便带他上医院了。” 我看到了那堆白灰。那是楼上一家搞装修剩那儿的。那上面显然还有儿子的小脚樱我由衷地感激这位邻居。但我一时又不知怎样表达。没有她，儿子的眼睛弄不好真有可能会被烧瞎的呀！ 想到这儿，我又不由得冒起火来，我狠狠地给了儿子一个耳光。我说：“你真他妈淘气得没边了！” 话音未落，影的声音突然从身后冒了出来：“你有什么资格打孩子！” 我猛一回头，正见她推着自行车，满头是汗满脸苍白又双目圆睁地怒视着我。 我一时好尴尬。 她从来没有这样对过我，何况这还是在露天街头，在外人面前！ 我不知进退地看着她，真木那儿了。 她把车锁到一边，从那邻居手里领过儿子。 “祥子，咱们走！”她气哼哼地领着儿子径直走进楼门，把我撂在了一边。 我踟蹰了一下，追上了她。 我说：“你哪儿那么大火？” 她头不回地回答：“你管过孩子吗？你还像个父亲吗？谁家父亲不把孩子当宝贝似的？” 我说：“我怎么不管了？” 她说：“你也就知道顾你自己！你要知道管，他也不至于出这事！” “他淘气，你不能都怪我埃”我申辩道。 她在一截楼梯上停下脚步回过头，把凶凶的目光对向我：“不怪你？怪我？你先说说你还把儿子当成你儿子吗？你还把这个家当成你的家吗？” 她说罢，不等我回答，又拽着儿子腾腾腾地转向另一截楼梯。 她的这种态度，显然是多日的积怨的一种总爆发——我终于看出来了。我终于第一次看出她对我已是何等的怨恨！她本是一个极温顺极宽厚极理解我支持我的妻子呀！她本是一个一切都依着我一切都顺服我一切都以我的喜乐为喜乐的妻子呀！现在，我在她的心目中分明已经不再是她期盼的艳齐痴爱的艳齐所有希望寄于一身的艳齐！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我写歌厅么？从我重写王忠么？还是早在这之前她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不满，只是一直压抑着，深藏着，未露？ 我紧追上去。 但我追到家门口时，门，在她身后嘭的一声被她带上了，我只好掏出钥匙自己再开。 我像一个犯了多大错误的孩子一样，小心地走进了卧室。我真不愿意我们之间继续刚才那番情态。因为我是爱她的，爱儿子爱这个家的。我写作，我闯荡，我奋斗，并没有忘了她忘了儿子忘了家。家，一直是我人生当中最最温馨的小窝，是我在人世之海泅渡间最可依赖的岛，这岛可以使我随心所欲的放松。在这人世上是没有别处可以替代它的。也正是因为有了它的存在，我才那样无后顾之忧地专心致志地朝我既定的目标奔。而不管奔出多远，回望中这岛上的灯光又总会给我以心的安定，给我以情的鼓舞，给我以志的激励，怎么能说我不把这个家当成家了呢？是我现在游离得太远了吗？我是回来的少了，但我的心没有远！没有！从来没有！我一直都在设想着，等我在我的世界里建树起我应该迅速建树起的一切，我一定要好好的重新的建设家，让它远离狭小而变得宽敞，远离低矮而变得堂皇，让它更能给我的妻子我的儿子以温暖、舒适和快乐！ 我想向她郑重地申明这一切。 她已经躺到床上，任从儿子缩在一个角落里，自己蒙上被子蒙上了头，不再让彼此的目光做任何交流。 我试图掀开那被子，但她在里面抓得紧紧的，掀不开。 我坐到床边，轻声地说：“你干嘛这样？” 她说：“你问你自己吧。” 我说：“我真不明白。” 她说：“不明白，算了。” 我说：“你要知道我现在是在干事业，我在奔我的大目标。” 她轻蔑地说：“你干去吧！你奔去吧！谁拦着你了！你甭回来了！” 交谈无法继续。 我真的一点也想不到她会这样。 我想，我也许太让她失望了，在尽一个丈夫的义务上。我走进厨房，想为她为儿子同时也是为自己做点吃的，但厨房里米、面、菜什么也找不到，只有一堆佐料瓶子。我返身问儿子：“饿吗？”儿子摇头。我感到情绪低落得一点也打不起精神，也毫无食欲。干脆，算了！我把儿子抱到小床上，关上灯，自己也躺到了床上，是合衣躺到床上的。让这一宿凑合着过去吧。 那会儿，实质上，天月刚黑下来。 儿子眼睛蒙着的那几天，我一直没有离开这城北的家。我中止了我的写作。我要尽点父亲的责任。影对此没做任何表示，她每天下班回来，总是沉着脸，不愿跟我多说一句话。我知道，让她心情好起来，得慢慢来。我努力地做起了家务：买菜、做饭、打扫房间。 但当儿子眼睛上的纱布摘掉，他不再感到疼痛怕光，我觉得我不能再继续那样了。我觉得我再那样，等于无价值地把自己的有价值的生命白白消耗掉。这时候，我希望影能为了成全我而继续为我做出牺牲——继续撑住这个家，让我回到南头去。 她对此反应平淡：“你愿意过去就过去吧。” 她似乎不再有心气向我暴跳了。 但我还是怯怯的离开她的。 我走出楼门口时，下意识地回首向上探望了一下。在这座蒙满灰尘的红砖旧楼的顶层中间部位的阳台上，我看到，她正伫立在那里望着我。她穿着一件白色棉织品外罩，那是一种滑雪衫。她没有滑过雪。这个季节这里也没有雪。但我在那一刻却分明感到她正在一座雪峰上滑下，止步于冬天的消隐。是的，这一刻春天的暖暖的阳光正斜斜地照在她的脸上，正让她置身于一种和煦和明亮之中。但是她的脸上似乎还无法摆脱冬天的阴影，那没有透露出一丝亮色，依然浮泛着雪的恍白。那种恍白更使她的两条浅眉疏淡了，更使她的本来乌黑的头发显得枯黄了，只有两只眼睛依旧，依旧像以往每一次如此送别我一样直直地注视着我。她不再漂亮了，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富有美月的光彩和韵致了，倒极为明显地如同一株落尽所有希望的叶片的树在这春天早已到来的日子里，还一时无法萌发出什么鲜绿的快乐，只能抑制着躁然的不安，悒然地继续等候。这让我的心头不由得漾起了一种难言的酸涩。 我相信，她从骨子里还是爱我的，还是理解我支持我的。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这边过，的确是一件不会让人开心的事，其中之苦是可以想象的，最起码，她得耐住长夜的寂寞和孤独。我突然感到很对不起她，感到她生气她发火她变得性情躁烈情有可原。而此时此刻，她望着我，直直地望着我，分明要说：“能不能不再离开我和儿子？不要奔了！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个家需要丈夫和父亲，不然，这个家真的不再像家了啊！”我的眼睛潮湿了起来，我也分明听到了她这心底的声音。之所以这声音没有发出来，完全是因为她在极力压抑着，是的，她在极力压抑着，我看出来了，这种压抑让我更加强烈地感到有愧于她。但我仍不能返身回去。不能。我现在需要独立的空间和任由自己支配的时间。这是为了我自己，但也可以说是为了她和儿子，我的“奔”终会给他们带来应当享有的一切，甚至更多——这一点我坚信不疑。 我跨上了摩托，我向她挥动了手。 我打着了摩托的火，让摩托载着我又驶回了来时的大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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