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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人——朱竞芳——一个劲儿地逼着我回答：“许屏干的这种荒唐事，讲起缘由来，谁都不会相信，你！他的老同学，会相信么？”…… 我竟不假思索，连连首肯。我的确相信这个瘦高个儿的老同学是干得出这种不近情理的事来的。我听朱竞芳给我叙述“肉票案件”的始末时，脑子里就浮现出它的样子：许屏刻了一个猪头，果然有汉代砖刻的风韵，推算起来。那事儿发生在六０年初，照农历说法，正是己亥岁尾，亥年肖猪，又正巧是分发猪肉的票证。这个许屏一定是兴致勃勃地接受了这个任务，颇费踌躇地设计了这么一个石印，方寸之间，却也渗透着艺术家的匠心。我虽无做金石家的缘份，却有搜罗金石拓片的癖好。在我书案上，搁着一方许屏刻了送给我的印章。我名丁南北，他偏把北字刻在上头，用阴文，南字刻在下面，用阳文，至于姓氏的丁，巧妙地利用了一阴一阳的边缘，浑然而俏皮。这方图章显然不能派正经用场，但我能理解艺术家的灵感。我曾苦笑着问他：“老兄，你这不是把我叫成了北南丁？”他却拧着脖子跟我解释：“所有的地图都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我说：“这个图章可不能用在银行存摺上！”他大为惊奇地连连摆手：“那有什么关系！你就干脆改名了北南得了！什么名呀，姓呀，无非都是一个人的符号，你答应了，就是你！……”结果是我笑他的憨劲，他笑我的迂讷，正儿八经的场合，谁都不会因为许屏的艺术构思而把我名字喊颠倒的。我至今仍然是丁南北。 想来那几张酿成“诈骗案”的倒霉的肉票，也是如此。兴许那两个把一条狼狗换肉票的孩子也问过许屏：“这管用么？”他一定也是回答：“那有什么关系！……你想怎么用就怎用呗！……”就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关系”闹成了官司上的关系，这在许屏身上不足为怪……他那时候一心一意地想着他的那几条獐子，哪里会晓得在他刀下刻出来的朱白觉在那个特定时期会是法律的凭证！ 这个许屏，真应着清朝初期戴南山临终时写下的那副对联的上联了，“木匠造架架木匠。” 我倒嫌朱竞芳对这桩事情解释得过分罗嗦了点！这一罗索，反而把事情真相越描越黑。 我记得，昨天听她翻箱倒柜，把许屏和她的许许多多不着边际的琐碎事告诉我时，我都没有打咯楞，唯独在她拼命解释许屏为什么第一次坐班房的时候，我打断了她。我好象脱口而出地说了这么一句：“就算老许熬不住嘴馋捞了几斤肉吃，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话讲出口之后，我有点后悔自己的孟浪，这……有点不讲原则。但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奇怪的，我忽然想到自己在真正体会了饥荒的味道时，也有过并非体面的行为。不过我现在是副市长了，即使谈起来，人家也决不会责备我过去的荒唐，也许还有人会恭维我几句，把它作为一桩的事津津乐道呢！ 昨夭夜里，我还做了一个梦，这一梦竞梦到了我在六十年代初的一段经历。这也许是所谓日有所思的结果吧。 那一年，我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刚被分配到Ｈ市的话剧院，虽然很不理想，总归还属于象牙之塔。起初我因为被派在舞台美术部门做布景道具而牢骚满腹，几天下来，竟发现那位置是令人羡慕不已的肥缺。且不说为台上准备的道具，如糕点、香烟之类，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列预算，自然而然留点计划外的周转；就说裱糊布景用剩的半桶浆糊，也令名噪一时的大演员羡慕不已。我起初还蒙一层清高的面纱，看别人在炉子上炖浆糊，洒一把盐末和葱花，吃得津津有味时，还羞与为伍。但我毕竟不是首阳山下的伯夷叔齐，咽了几天口水，终于放弃了不食周粟的志气，也和别人一道，抢着舀桶里的浆糊。唉！“此曲只应天上有！”在我记忆中，再也没有那个宴会，能比上这种带点零味的浆糊的滋味。但梦醒过来，我嘴里泛出来的不是浆糊的霉味，而是昨天晚上，维尔康姆公司的两个德国佬请的宴会上，”洋葱烤牛排夹着白兰地酒的味儿…… 意识不过是意识，精神终究不能代替物质，因为当了副市长，参加的宴会多了，舌头是不服气我意识里的阿Q精神的。可不是！虾子海参，蚝油干贝，比之葱盐浆糊不啻天壤之别。如今的宴会，稍为象样的是猪肉不上台面的。唉！我的老同学，竟会为了五斤肉票，牵扯出这么大的凤波…… 糟！已经七时正，我马上得梳洗一番，还要换上西装准备和那两位德国佬继续讨价还价他们已答应先在石母湖的大坝前开辟一个游乐公园，引进全套电子游艺设备——中午，我还要作为主人回请他们。 今天我宴请的是全鱼席。 这也是事先的设计：用的都是石母的水产，即景生情，借题发挥，既是工作午宴又不露痕迹，想得很美妙。 两个德国佬的胃口很好，吃着石母湖的鱼，讲着日内瓦湖的游览事业。翻译把他们的话翻给我听，说是如果日内瓦湖边有这么手艺高超的厨师，瑞士联邦政府的旅游收入肯定还会增加几成。这套不着边际的恭维话，听得够多了，但恭维话总是人耳的。本来嘛！他们不就是吃着上帝留下来的老本，从数不清的游客腰包里掏走了成亿的美元，难道我们不能也从盘古身上找一点发财的门路！我很虚心地想听听他们讲点国外发展旅游事业的经验…… 又上了一道菜，清蒸鳊鱼。 客人中一个喝了声采：“这么美丽的鱼！……奥地利就有一家鳟鱼饭店，一面吃鱼，一面还能听到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 翻译刚刚翻完德国人的话，我还没有回答，座中有人插嘴了：“那位姓苏的音乐家是我的好朋友！他不是把一首名曲……噢！《渔舟唱晚》，对！就是他改编成电子琴的几重奏的……” 我的脸唰地红了。这位老兄我并没有请他陪客，碍着面子，让他入席，我心里就很不高兴。他叫伍玉华，女里女气的名字。好几个人提醒我：这位市经委的伍处长，是市委副书记伍素碧老太太的公子，不好轻易得罪。他还曾经是我这个副市长的竞争者，市委常委提名时，也提到过伍玉华…… 我并不计较这位政治角逐场上的对手，平心而论，我自己也无经世济国之才，承蒙栽培，把我推上一个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位置，所以对伍公子，总是装得落落大度。有时，我都憎厌自己的这种世故。 但这位伍公子对我的位置是酸溜溜的。背地里刮过不少风：丁某某算老几！学艺术的八成是右倾，没有一个生活不腐化的……但据我所知，他自己也是学过几天艺术的，是省艺术学校六六届的毕业生。我抱定宗旨，只要不在工作中捣乱，我顾全大局。传话者中间也未始没有别具用心之徒，所以别人在我面前透露点位公子的底细，我也一概挡驾。这也是我多年来处世阅历的结果，凡在我面前揭人短者，也会在人面前嘀咕我的混账。 伍公子的底细，恰恰是他自己随时漏出来的。有一次，在讨论市政建设的会上，因为城郊发现一个北宋旧城的遗址，文物局建议认真保护，文物局的局长平时讲话就喜欢用点典故，他说：“这个旧城，从已挖出来的兽脊，瓦当和陶磁碎片来看，都属大宋东京风貌，《东京梦华录》里提到的某处，地理位置正和这座旧城吻合……”哪知道这位艺校毕业的处长竟脱口而出：“原来东京在宋朝时还归中国管辖。……”嗨！这回又来了。他把十九世纪初期的奥地利作曲家拉扯成自己的好朋友了。 幸亏这两位德国客人没有听懂。翻译也算聪明，稍微楞了一下，随机应变，并朝我呶呶嘴，要我赶快接上茬。 我赶紧端起酒杯：“为舒伯特！如果这位一百多年前的奥地利音乐家能看到美丽的石母湖，还会写一首和《鳟鱼》一样美丽的曲子……”天哪！我满头大汗，情急生智，把我肚里那点可怜的音乐知识全抠出来了。 我瞟了任玉华一眼。他也回敬我一眼，大有我出了他丑而虎视眈眈的意味。 西德客人提到水库边上那块巨壁大石，好象他们对它的印象和我差不多。我不假思索地又提到许屏：“如果能照这位艺术家的意思，在那座石峰上刻上一个女性的胸像，那一定是很有意思的。” 两位外国伦一听，拍起手来。“太伟大！太伟大！”同时举起了杯。“……只有东方哲学，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和气魄……西方，现在太讲实际！……” 我忽然明白过来，我并非不假思索，打从我听了老书记和朱竞芳的叙述之后，一直在想一个办法，能让这个雕塑家尽快获得自由。这几年我混迹政界，“外来和尚好念经”，这点世故还有，也许借这两位洋和尚的经，能超度我的老同学。借着酒意阑珊，我大大介绍了一番“那位艺术家”的才能。 德国佬听得津津有味，甚至打听“那位艺术家”的姓名，大有亲自拜谒的意思。 我暗暗自喜，有点火候了。当然不能在这时候告诉许屏的下落。我说：“……许多年没有见面，我也正打听他的消息，……如果我们的合作很愉快，不妨具体地讨论一下这项也许一万年以后人类还会感谢我们的工程……” 他们哇哇叫了几声。不用翻译，我也听明白了是十分赞成的意思。 撤掉筵席，送走客人，我走到宾馆门口，发现伍玉华等着我。 “我想和您谈谈，行么？”是冷冰冰的腔调。 “好嘛！什么时候？” “现在。” 我看看表：“我只有半个小时的空。” “够了。” “边走边谈，好么？” “在汽车里？” “饭后百步走嘛。” “行！”他很潇洒地招招手，停在门口的一辆簇新的丰田皇冠型轿车里探出一位老太太的脑袋，正是伍素碧副书记。我和她打了个招呼，她却带理不理地径直冲着她儿子问道。“还不回去？”“我找丁副市长谈事呢！你回去吧！”等汽车开走，我忽然意识到：这位伍素碧书记，不就是朱竞芳讲的那位当年水库指挥部的政治部伍主任吗？对的，是她。到现在脸上还不显皱纹，我想起朱竞芳对她的形容，禁不住笑了起来。 “丁副市长很得意！……”伍玉华酸溜溜地说着，走下台阶：“你今天在外国人面前提到的艺术家，是许屏，对么？” “你也认识他？” “当然。” “好啊！我正想打听他的近况。” “大前天，李书记不是已经带你到湖里去过了？你们不是把许屏的老婆都接到城里来了么？你不是已经两夭都和朱竞劳搅在一起么。” 什么话！“搅在一起。”我气得脑门子那根青筋绷得生疼。我立即意识到：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小本子里记着。我尽最大努力遏止e己的怒气，既然人家已打了我一记冷拳，我也得端正架势。我忖度一下，这个浅薄的公子还不算老谋深算，否则不会那么快亮出底牌。我匀了匀气，反问道：“你知道许屏是我的老同学么？” “前天才知道。” “你消息很灵通呀。” “不是吹牛。如果市里要开一家信息公司，谁都甭想和我竞争。” 我哑然失笑，这个连舒伯特和日本东京都弄不清的人居然侈谈信息！我摆出了领导人的架势，说道：“伍处长，信息不是小道消息，信息是知识。” “我不是没有文凭。” “大学？” “丁副市长在考我还怎么的？你可以查查我的工资表，今年调上两级，这不是假的吧。” “那很好，我希望你的能力对得起这两级。” “可惜在你眼里，我还不及一个劳改犯。” “这是你自己的假设吧！” “您总听说过，许屏犯的是行凶杀人的罪吧！” “听说了。还没有详细了解。” “那请您打听打听，在这个市里最有资格发言的是谁？” “你看找谁合适？” “我。” “我们不是已经在谈了么，那请你讲个详细吧……” “丁副市长，我说一句下级可能不该讲的话。” “讲吧！” “您已经犯了一个大错误。” “喔？……” “您既然已经知道许屏犯有如此重罪，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劳改犯介绍给外国人。” 这一军将得真不轻！我没提防这小子会来这一手。不能小看这个角色。我站定了，决不能示弱，反问道：“没有判他死刑吧！只要活着，就允许任何犯人都有立功赎罪的机会。我们搞四化，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犯了罪的。而且，坦白地说吧，根据我对许屏的了解，我有理由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你还要调查什么？”伍玉华象女人似地尖着嗓子叫了起来，“他要杀的就是我！我就是被害者！……” 真是晴天霹雳！我一刹那间忽然怨恨起李燃同志，为什么吞吞吐吐没有直截了当地讲出原委，更埋怨朱竞芳，噜里噜苏拉不完的女人的裹脚布，至今还没有讲到许屏为什么行凶……瞧！一下子置我于只有招架之功的尴尬局面。 “你看！”伍玉华撩起袖子，指给我看他臂膀上一道虽然不长但也不短的疤痕。 有什么办法！他不见得撒谎。再怎么的，他确确实实是一个受害者。 我只好问道：“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许屏向你行凶呢！” “请您调法院的档案来看吧！” “你是什么时候和许屏在一起的。据我知道，他一直在劳改队里干活。” “难道您以为我也在劳改？” 我被他连连呛得几乎打噎。只剩下了应付的官样文章：“既然您是受害者……您能不能从今天的角度从新审度一下当年的情形？……”我已经下意识地用了您的称呼。 “……哼！”他什么都不讲，一甩手，超前几步走了。把我，一个副市长，晾在空落落的人行道上。 看来，我对我的这位下属和角逐对手太小看了。我也想过，这么一个连故作深沉都学不会的浅薄儿，居然市委常委中有人哄抬出来作为一个百十万人口城市的领导人，未免滑稽。比起他来，我坐在副市长的位置上，大可不必惭愧。但今天领教了他这几下之后，我实在自愧弗如。 我忽然联想起他的母亲，在市里，地位仅次于李燃的伍素碧书记来了。 我和这位掌管组织和政法大权的书记接触极少。记得一次常委扩大会上，那时的统战部长——一个佝腰驼背的小老头，拍着桌子骂伍书记：“被你整过的人还少么？连你的老头子都被你划清界线划到阴曹地府去了。积积德吧！你这三十年里制造过多少孤儿寡妇！……”我真佩服这位老太太的涵养，她既不生气、也不显得委屈，苦苦一笑：“我家不也是孤儿寡妇？”没隔多久，这位统战部长被调走了。 现在有人论证历次政治运动的是非时，称之为“炼狱”，断言经过炼狱和没有经过炼狱大不一样，大大发挥了孟夫子“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理论。说句公道话，伍素碧未始没有在炼狱里炼过。她也挨过整。 在中国的阶级斗争风浪里，我的命运算平坦的，但也炼过几年。那是因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一股脑儿成了炼狱。“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因为刚刚被剧院提拔为舞台美术部主任，作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定时炸弹”被挖了出来，和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一起。被送到一个农场去监督劳动，有幸结识那时已是这个市市委副书记的伍素想和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当时是市长。 我和这位老太太本无成见，她的儿子和我“竞选”之类的事，也是后来才听说的，据说伍书记在提拔我时。还为我讲过几句好话：“这个丁南北么，和我一起在农场挨过整，我了解他，挺能干，毛病是有点嘛，政治原则性不太强，不过，当一个抓市政建设的副市长，到底不是党务工作，可以嘛……”我的任命下达后，她作为党的组织书记。找我谈过一次话：“……我们算是患难之交了。这患难，终生难忘罗！我这人一辈子吃亏在原则性太强！这一点你和我一起在农场挨整，大概也有体会吧！……”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吧！我明白，我应该逢人便讲伍书记挨整时的原则性，但仔细一琢磨，讲她这段历史，似乎并不能增加她的光彩，这个老太太对眼下的群众心理太不了解…… 我印象最深的是伍素碧有一只漆得雪白的药箱子，连早请示晚汇报时，也背在身上。我就从她的药箱里拿过阿斯匹灵和消炎片。至于碰破点皮，在她那里涂点红汞、碘酒，更是常事。她非常乐意象我这样的人有病有痛时找她。她一面上药一面说：“同志，这是我用党费买的药。现在不让我过组织生活，但我思想上仍旧在过，你看，我把每个月的党费都买了药，这买药的发票就是我交党费的收据。同志，在任何情况下，咱们都不要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当时我听过之后确是感动得热泪盈眶，还写过一篇日记，记下了她的话，并作为思想汇报交给了管我们的工宣队。可能是因为我的这篇日记，伍素碧很快就解放了。 但是宣布她解放的那个晚上，因为剧院副院长兼总导演拉痢，我去找伍素碧要点药时，她的脸色使我大吃一惊：“怎么能把我交党费买的药送给这种人？！同志！你太糊涂！他是什么人？国民党演剧队队员，是特务，是反革命……他怎么能和你比！……”她尖着嗓子，嚷得窗里窗外都听得一清二楚。 我不敢再讲什么了。过后有一位同志提醒了我：“……这老太太明知道她丈夫腿上害了碗大的疮，都下决心不送一粒药末子去呢！怕人家说她划不清界线……什么原则性呀！呸！最大的虚伪！典型的沽名钓誉……” 伍素碧升天堂了，她丈夫就因为那个疮的发作，血中毒，死在炼狱里了。 我的意识流又不知流到何处去了。 比之许屏，我待过的算什么炼狱！ 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已经把我卷进了不得不把许屏的案件过问到底的漩涡里去了。 我有这个本事管么？管得了么？ 转载请保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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