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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毕业那年,是乔臻死活把他留下的。乔臻的另外俩学生,一个去了澳大利亚,一个去了日本,乔臻都不可惜,唯独对韩天雷,老头子真的是牵肠挂肚地舍不得。 “留校吧,”他嘴唇哆哆嗦嗦地劝他道,“儿不嫌家贫,况且,学问之事,在我身边,于你还是有益的。” 他希望《楚辞》研究这个领域,东大中文系能够一代代传下去,保持住国内领先的历史荣誉。 结果,韩天雷碍于师长的情谊,留下来。 “还是原先那个学校吗?” “只能联系去那儿。” “唉,”乔臻一下子泄尽了气,“上一回是我拦的你。” “这回,先生就别拦了。” 真的同意韩天雷去加拿大?到了这种节骨眼上,乔臻不得不郑重地掂得来掂得去了。 “《楚辞》新译初稿写完了吗?”乔臻故意地转换了话头。 “刚完成四分之一,约四万字。” “你看,”乔臻抓住机会批评道,“你要不浪费精力,我估计,书稿可以脱手了。得不偿失!”像在批评,而语气却温和似老祖母。韩天雷心里一阵难过。对于他的恩师的脾气,没人比他更清楚的了。 “先生……”韩天雷欲言又止,一双幽怨的眼睛里,汪洋着无法描述的复杂情愫。 “唔,怎么啦?” “先生,我一家三口,老家还有位老母亲。先生知道我挣多少钱吗?” “呵?” “一天两块九,火车上能买一盒半盒饭,地摊上是一斤包子钱。我养活不了一家老小啊,先生。” “你早咋不说话?我们帮你想办法嘛!”他这才注意到韩天雷见棱见角的脸上蒙着灰濛濛一层锈色;油渍渍的灰夹克衫裹着的是一具隐隐可见瘦伶伶的骨架。老头子的心,忽然就软塌塌地变成一豌豆腐脑,嗓子眼也好像被什么东西堵塞住。 “拿我的存折,先去取点钱。” “不,”韩天雷烫着了一般,马上拒绝道,“先生,我三十四岁了,不想指望别人,而且您的境况,我也略知一些……” “那还得去捞外快?” “不,不捞了。” “不捞了,好。”乔臻站起身,绕着写字台兜了一圈,悄悄地也湿了眼圈,“天雷,刚才我逼你离开东大,一时气恼,你别当真,你知道我脾气不好。你能原谅我。咱讲点实际的,你生活困难,我负责找刘校长想办法。” “先生,”韩天雷猛地站起,像一匹即被拉进屠宰场的山羊那样哀号,“先生,这一回,您就别拦我啦!”然后一扭身,捂着脸喔喔地痛哭起来了,把一个汗渍斑斑、抽抽搐搐的脊梁,甩给了白须白发,满面痴木的老先生。 三天以后,乔臻又一次请他。 老先生长嘘短叹半天,终于说: “天雷,你就去联系吧。” 而此时,韩天雷反倒十分地过意不去。他不知该说些什么话来安慰他的恩师。他努力地作出一副强有力的男子状,颤颤地说了一句话: “先生,我出去了,也还是您的学生。您传授给我的一切,我都带走。《楚辞》嘛,我也绝不放弃。” “天雷,不用说了,你出去就照你的想法做吧,别把我当成你的镣铐。上一回,我本就不该拦下你……” “先生,你拦我,是好意,您器重我。” “可没人器重我们。” 彼此就叹气。 “先生,别为我难过,我出去闯闯试试,兴许还得回来。” “不,天雷,出去了,暂时就别回来。我还年轻,也会出去试试的。” 那是一个悲凉的下午。从乔臻的办公室出来的时候,韩天雷的两条腿沉重得像在泥泞中跋涉。他扶着墙壁走近门厅,把脑门死死地顶在了冰凉的水泥方柱上。那一瞬间,真有一种生离死别的苦滋味。他终于使劲地把那打了几个滚的泪水挤回去,把它们统统咽进空荡荡的肠胃里。然后,抽了抽鼻子,毅然地一扭身,走出去。 粥锅里又噗噗地响起来。他又接了一勺凉水,续进去。这时,跟他同住一个伙单的吴浩兴致昂然地走进来。 “上午,我老头子请我去了。”脸上有几个浅麻子的吴浩,一坐下来,就兴滋滋地告诉韩天雷。 “要给你定讲师,还是长钱?高兴得你这模样?” “哪啊,”吴浩摸出烟卷来,点上,“找我茬儿呢。” “找你茬,你还这么乐呵?” “找我茬儿?”吴浩一咧嘴,“老头子活活的一个迂夫子。从我这儿找茬儿,扎手。” 韩天雷知道,吴浩难缠。他们上下届留校的同学中,只有吴浩是本科生。学历数他低,可点子数他多。吴浩自己也不掩饰:“十个麻子九个精。你们数数我脸上有多少麻子,咱心里头就有多少鬼心眼。” “他找你什么茬儿?” “嘿,”吴浩骂道,“不知是哪个小子打了我的小报告。老夫子气得一脑门官司。把我饨去,就审:‘知道我找你来干啥吗?’‘不知道。’咱能说知道吗?知道也不能搭这茬儿。‘真不知道?’‘真不知道。’不但不知道,还给他做了个惊诧状。” 说得韩天雷忍不住笑。 “老头子没辙,就先说吧。‘期中考试,你给哪班监考啊?’‘成人班,四年级。’‘考试纪律怎么样?有作弊的没有?’咱能说有吗?说有就是你失职。‘没有。’我知道老头子不会干,他果然就急了,拍桌子瞪眼:‘没有?你胡说!’我就乐。一乐,老头子更火了。他不知道我是故意激他的火。他一火,舌头就不听使唤,这一点,咱师兄弟们,谁不知道?” “你真损。”韩天雷摇头说。 “损?老头子不损?跟我拍桌子瞪眼不说,还哆哩哆嗦骂我:‘你还有脸笑,你那脸皮割下来,能当鞋底穿了。’不损?” “咱们都是他的学生,他克起来不避。这一点,你得体谅。” “我也老大不小的了,脸儿挂不住。”吴浩接着说,“老头子说‘百分之百的学生都抄,竹林七贤的名字记不全了,还问你吴大主考官,对不对?而你叼着烟卷,捧着报纸,背对着学生,脸冲着门口,给学生们放哨呢,还是监考?’你瞧,老头子耳背眼花,消息还挺灵。我心想:你都知道了,干吗还问我,就给他来个不答腔。老头子更气,冲我吼:‘你不否认吧?好,回去给我写检讨。’写就写。我问:‘乔老,检讨写几页?详写还是略写?’老头子气得呼吃呼吃直喘。” “你干吗要气他呢?你知道他血压高。”吴浩大不以为然。 “光我一个人?他干吗拿我斩首示众?” “先说你对不对。” “也难说就一定不对。”吴浩把烟蒂一甩,小眼睛熠熠地闪着光芒,“老头子接着吼:‘写检讨去!写检讨去!下周我要公开处分你!’我的天,处分我!我问,‘乔老,您打算咋处分我?’他连眼都不眨摸,脱口而出:‘记过。’记过?我问:‘进档案吗?’老头子说:‘该进就进。’我说:‘乔老,那我可就一辈子抠不掉了。’老头子脸一绷:‘那有什么办法?你自己闹的。’真绝。我不是老说,老头子是迂夫子吗?如今当头的人,哪有这么干的?邀买人心还忙不迭呢,他倒好,把自己的朋友、学生往死里逼,断的还不是他自己的路?迂,真迂。” “乔先生是好人。” “我也没说他坏。我说他迂。整个地一个大傻帽儿。” “什么话,他是我们的先生。” “是,是!我没说他不是咱们的先生,可他确实是整个儿的一个大傻帽儿。我说:‘乔老,您要处分我,我归您领导,您有权,爱咋处置您就咋处置吧。不处分,上头追究起来是您失职,我失职了,您就别再失职。’气得他格儿喽格儿喽的。” “你太损了!吴浩。”韩天雷连连地戳点着他的脑门说。 “我问他:‘乔老,您可以处分我,您也可以宣布那场考试作废,可您能让我口服心服吗?以处分来完善您的人格,专拿弱者出气祭刀,这公道吗?成人班的学生,三十好几,拖家带口,上学不容易,人家下班,他们上班,人家休息,他们上学,好歹地苦熬了四年,比那些一听文凭有用,就四下里活动,找个单位盖个公章就算大学毕业了的人,不是强多了?进了半年党校算大学,念了俩月进修班顶大专,这样的人,划拉划拉,得装几火车?您不知道?可您能处分他们吗?您能宣布他们的文凭是假的?您有辙吗?可您能处分我。’老头子傻了,真傻了,大眼珠子圆溜溜地瞪着我。我心想,不说则已,说就干脆说个痛快,都说出来,闹个记过处分也闹得值。‘乔老,就算您能制止了学生作弊,全校的您管不管?全社会的您管不管?假烟、假酒、假药不说,假文凭、假学历、假档案、假体检、假年龄、假结婚、假离婚、假帐本、假单据、假汇报、假广告、假新闻,您管不管?贪污,行贿,受贿,官倒,腐败,社会上剩下多少真格的?乔老,您管不管?您能制止不能?’老头子猛地冲我喊:‘行啦!我就能管你!’我想,你能管我就管吧,算我倒霉,偏碰上你这么个迂夫子,大傻帽!可一转眼,老头子眼一闭,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我的天,我可吓坏了,心想万一出点事儿,光记过怕不行喽,我就赶忙蹿过去,许杰他们也跑过来。还算幸运,掐把了一气,老头子醒了过来,没事儿。瞅瞅我在跟前,还是气囊囊地不出气,朝我吼:‘我管不了别人,我就能管你!’我说:‘乔老,您就管我吧,我乐意让您管。’嘿嘿,瞧见了,整个一个大傻帽!” 喝醉酒一般,滔滔不绝,没完没了叨叨的吴浩,冷丁觉得脑袋嗡地一声,眼前一片金星闪过,左腮上就火辣辣地一阵;定睛细看,气得浓眉倒竖的韩天雷正凶神恶煞样地站在他面前,刚刚抽完他一记耳光的那只手,还高举在半空。 “你……”吴浩捂着脸怯怯地站起来。 “你是个混蛋!” 锅里的粥早已烧成了炭,黑烟和焦糊了的气味儿,充溢在韩天雷的小屋里。 “糊了,快。”吴浩捂着脸说。 韩天雷僵立不动,重新骂了一声:“吴浩,你听着,你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混蛋!” 孩子的姥姥说:“打下个月,孩子我不管看了。你们钱紧,一月三十块的生活费,就甭给我,咱们各顾各的,各管各的吧。” 孩子的姥姥找了个挣钱的好差使,到火车站代销《大千世界》去。一辈子没出过门的老太太也要出去闯世界了。我不能拦。我知道那外边的世界很精彩。 我把六岁的儿子领回家。 但我的家立刻就烽烟四起,天下大乱。 “爸爸,鱼死了,为什么还睁着眼了?” “唔。” “爸爸,汽车安上翅膀,能飞吗?” “唔。” “爸爸,姥姥说冰棍冷着吃肚子疼,热了吃才行,您给我买个热的来吃啊!” “唔。” 孩子蹶起嘴:“什么臭爸爸啊,光会唔唔。” 我的书一本本地在地上摆成长蛇阵,那是他的大火车;椅子嘎嘎响,茶杯叮当摔,一个星期,我一共看了七页书。 晚上,儿子还要看电视。妻子给他打开电视机。 儿子蹬腿扭身子叫唤:“我不看这个,不看这个。” “不看这个,你看什么?” “我看电视。不看这个。这个是小人书,不是电视。” 我的电视机太小,九寸,黑白的。 妻子就火了,举手照儿子屁股上就是一巴掌。儿子也对得起她,扯起嗓子大嚎。赛过宰猪。 第二天,重演了一遍。爸爸、爸爸、爸爸,鱼死不合眼、汽车安翅膀、热冰棍,外带又蹦出一个“妈妈为什么不长胡子”的新问题。 “她是女的啊。” “女的为什么就不长胡子啊?” “因为女的都不长胡子。” “为什么女的都不长胡子啊” 我答不出,于是重演拿手好戏:“唔唔,唔唔。” 自然,我又是臭爸爸。 晚上,照旧不看小人书,闹,嚷,打滚,叮当乱响还要看电视。结果,照旧还得依靠武力解决,用巴掌镇压儿子就范。 必须往幼儿园送,别无他途。 回家的第二周,我带儿子去幼儿园。 接待我的是一位玲珑剔透的上海阿姨。那阿姨极和气。 “唔,是这样的。”她说,“你要先办手续的,下星期带户口册孩子的体检证明来;还有得交齐二百元的填底费,以后嘛每月交五十元的入园费。” 我咬咬牙,说:“行,我马上就去办。” 收费的确高了些,可我存折里还有去抢购彩电没抢到,留下的钱啊。挪东墙,补西墙,怎么也得先把这搅得周天寒彻的孽障送到幼儿园去才行。户口册是现成的,体检,他妈妈可以带他去;我的任务是去取钱;快马加鞭,别等下星期…… “爸爸,那阿姨脸上为什么长白毛毛啊?”回家路上,儿子问。 “唔唔。”我漫应着,模糊记得那玲珑剔透的上海阿姨脸上确是抹了一层厚厚的铅粉。 “爸爸,水蜜桃上头,也长白毛毛,是吧?” “嗯。” “那阿姨是水蜜桃吗?” “唔唔,你又胡说。” 真缠,全都是些哪不挨哪的怪问题。 不送走他,家无宁日!我看透了。 旋风一般办完该办的事情,第二天一早,我又带儿子去幼儿园。 “唔,是这样。”那位上海阿姨客客气气地说,“昨天忘记告诉你,你还得到单位去开封介绍信来。” “行。”我应着。那阿姨脸上果然蒙有一层白毛毛,厚厚茸茸,倒真像是夏日里刚从树枝上摘下来的水蜜桃。 “你是哪个单位的?” “东大。” “东大?”上海阿姨一怔,但立刻又笑容可掬,“唔,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园管理归区,却是各单位集资办起来的。集资单位职工孩子入园,开信就行,东大不是集资单位,开信以外,单位还得交资助费来。” “得交多少?”我一下子凉了半截。 “是这样的,”那阿姨说,“区里规定,非集资单位孩子入园,五个孩子以上要交费两万,五个以下减收一半,那就是一万元喽,东大,还没孩子来,就交一万元吧。” 我连忙去学校。系办公室主任许杰跟我打哈哈: “把你那儿子卖了,能值一万?敲竹杠敲到这衙门口了,真眼瞎,还有比学校更穷的单位吗?” “不给,人家不让入园啊!” “系里没辙,一年的办公费才一万块,都给你?去校部问问吧。” 我就赶紧跑校办。 “开什么玩笑?”校办主任咧着嘴冷笑,“各区的幼儿园都搞集资,中小学也集资,你要一万,他要八千,东大又不会印钞票!” “可我……” 校办主任说:“没辙,你又不是头一个来。没谁给解决了。都解决不了。” 无奈我又跑回幼儿园,央求那位和和气气的阿姨说:“您就高抬贵手收下吧,就俩月行不行?一到过年,我就把孩子送到他奶奶家。” “唔,是这样的,”阿姨依然笑模笑样地说,“你想短期入园,对不啦?可以考虑,不过,你得到区里去一趟,请丁科长批示一下。” 天色已晚,眼瞅着已不能去跑,觉得自己实在累极了,一肚子苦水,只好悄悄咽下。 次日下午去区教育局。 学前教育科办公室里坐着一位迷迷糊糊的胖大爷,一大晌午起来就打哈欠,好像还没睡醒。 “找谁?” “找丁科长。” “里头开会呢。”胖大爷指指套间的门,又打了个大哈欠。 “那没关系,我可以等。” “那你等吧。”他又指指我跟前的一张条椅,然后趴在桌上,埋头睡觉。 我暗自庆幸。碰上一位虽然迷糊却还心善的胖老头。他若说科长不在,我不是白跑来一趟吗? 时间过得真慢,而我的决心却随时间推移慢慢地增长。既然丁科长在家,我就死活得缠住他。实在不行,我主意拿定。一定给他老人家跪下。 那套间里不时地传出一些嘈嘈声。这声音给了我希望。没有不散的筵席,也没有开不完的会议。只要我守在这儿,丁科长我肯定能够见着。 那胖大爷打了一会儿呼噜,就醒了。拿眼瞟瞟我,又冲我打了个大哈欠,懒洋洋地问: “你还等着呢?” 我说:“嗯,等着呢。” 他瞧瞧墙上的钟,说:“愿等你就等着吧。”就提起暖壶出去打水。 我心里一激灵,疑疑惑惑地琢磨胖大爷的话音:“愿等你就等吧”,哈意思?难道丁科长不在里边? 这么一想,我就犯谪咕。骑车骑了四十分钟,坐等又是一个半小时,要是丁科长不在,我岂不成了冤大头? 我站起来,往套间的门走去。 套间里有人说话,不时还传出一阵轻笑来。 我鼓起勇气,敲门。没人应。又敲,还是不见人应。干脆推门进去,竟是一间空屋子。心里刚一凉,忽见套间里还有一套间。就径直走近去,又敲门。 出来一身穿西装的翩翩少年。 “找谁?” “找丁科长。” “哪单位的?” “东大的。” “干什么工作?” “副教授。” 那少年上上下下验骡子一般地把我扫了一遍,冲我捏了一个响指,一歪头道:“进来吧。” “丁科长,有人找。”那少年朝着背对我的一个男子说。那是一秃顶汉子,宽宽的腰背,像一块竖起来的面板。 “谁?” “一个东大的副教授。” 面板转过脸来。 我立时目瞪口呆。 我看不清丁科长是一副怎样的脸。胖嘟噜的肉脸上,左一张,右一张,上一张,下一张,横七竖八地贴满了墩布条儿似的小纸条,天灵盖上还粘着一张黄纸片,屁股帘一般苫到了眉棱上。 “啥事儿?”他手里捏着扑克牌,没好气地瞥着我。 “是孩子入幼儿园的事儿。” “这事?今儿个没空;你要打牌,就坐下来。” 我说:“谢谢您,您抽点空儿,批个条子吧。” “你出去瞧瞧,今儿个星期几?” 旁边就有人帮腔:“今个不办公。” 我便央告道:“我大老远的来……” “出牌!出牌!” 就再没人理我了。 忍气吞声地候了一刻,丁科长就不耐烦地对我说:“还等哪?今个不办公,你等也没用。要急,你赶明儿上午来。” 我当即就想给这墩布条儿跪下。可扫一眼那几个人,又没勇气真跪,泪花儿就差点掉出来。 回到家中,街上路灯已经大亮。秋风渐紧,削着我的脸,我心里窝囊透了。我深知,他今个把我打发出来,明天,后天,你就甭想再能见到丁科长。然后就得打听他的家,然后你就得到他府上去拜望,那你就一定得“出点血”、“见点亮”什么的。 大出意外。回到家中,没等我把下午的全过程说明白,妻子按捺不住地冲我道: “我就知道指望不上你。” 她把入园的几个单据往我眼前一摊道:“都办完了,明儿个甭去找那个墩布条儿科长啦。” 喜过望,竟懵头转向。 “哪有你那么死性的?我买了一个香港出的化妆盒,去送了那上海阿姨。人家顺顺溜溜,好说好道的,什么都给办利落了。” 恍惚间我好像什么都明白了。 “那阿姨还夸你呢!” “夸啥?” “夸你直眉瞪眼的,一瞅就是教书的先生呗。”“活废物!”我自个说。 谁也不会认为高中岳是一个优秀的总支书记。他“窝囊”,又有点儿“油”。他又很少谈论自己,似乎压根儿就没有要做优秀的总支书记的雄心壮志。 但谁也不否认,中文系亏得有了他。没有他这把“大抺子”,中文系的砖砖瓦瓦粘不到一块去,说不定就得磕磕碰碰,而且没完没了,不好收拾。 人们都说:高中岳算不上个好干部,可心眼儿还行。这评价是遵照了何种尺度,是永远没法说得清的。脱口而出的议论大抵只是依了各自心中的一杆秤。 但这评价又极其准确,比那些纷至沓来的各种民意测验还要高明。 一年以前,老讲师吕颖退休的前夕,高中岳“窝囊”了好一阵子。睡不安寝,食不甘味,常常长嘘短叹,像得了严重的抑郁症。 九月里的一天,许杰猛地闯进总支办公室,扎煞着两手,没头没脸地冲高中岳嚷: “人都要退休了,还不发展人家入党?” 望着这血性汉子两眼喷火的架式,高中岳极力地摆出总支书记当有的沉稳样。而这结果,却逗得许杰更加火冒三丈。 “您说啊,您别装深沉行不行?吕颖哪点不够?人家退休,一不要房子,二不申报高级职称。勤勤恳恳,一生清白,这样的人你不发展,您打算要啥样的?” “你冷静点行不行?” “我冷静不了。”许杰往沙发里一靠,双手抱肩,脑袋控到一边去,摆出一副成心呕气的姿态来。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单据,往高中岳的办公桌上一拍道: “您自己瞧。吕颖这回去南京开会,不住会上安排的一天二十块的房子,自己找了个小旅馆住下;不坐卧铺,乘硬席车往返,一趟给系里省下二百块,这样的人,今天能找出几个来?” 高中岳摸着那一沓大大小小的单据,眼圈儿一阵发热。许杰所知道的,未必比他高中岳更多。 “老实跟您说,现如今,跟吕颖这样痴迷心要求入党的人,您就该快溜儿地发展人家。瞅瞅咱党内的一些爷们儿吧,跟他们搅合在一堆,我都觉得寒碜。可好的,您又不敢要。” 高中岳长喘一口气,心脏跳得咚咚乱响。 “告诉您,书记,吕颖老师的事儿,您要不抓紧给人家办,您就太没人味儿了。” 这话实在放肆。无论他先时的师长,现时的领导高中岳肚量有多大,对他脾气秉性又多么地能够理解,也都难免被呛得出不来气。亮中岳,紧咬嘴唇,脑门儿涨得如同煮熟了的螃蟹壳一般,半天半天地凝坐无语。 许杰一抬脸,猛见高中岳,两眼窝着泪水,气就立时消了一半。然后他不无自责地对他的领导说:“高书记,您生气了?” “没,没有。”高中岳使劲儿抽抽鼻子道,“我的许大主任,您真厉害,也真霸道,你怎么知道我不想发展吕老师?我的眼瞎就瞎到连好人坏人都分不清的地步吗?” “高书记,您瞧,您还是生我的气了。” “咱俩之间,生气不生气是小事。你许杰干了这么长时间办公室主任还不懂,我们这些干中层的,其实都是当二婆婆的角儿。上有婆婆、太婆,下有妯娌、媳妇,你我这些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家庭里的大媳妇而已,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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