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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然，他管辖的那间期刊资料室里，便常常高朋满座，也常常充盈着一种特殊欢乐的空气。
　　今儿个，却不同。
　　二十多个不同年龄层的教师们，散漫地坐在资料室里，灰败得一张张脸都像腌过了的海蜇皮儿。愁眉琐眼，垂头丧气；偶尔传过一声长叹，更令人觉得气闷。
　　“蒋委员长”板着铁青的脸，铁铸一般呆坐，胡子奓里奓煞，俨然周仓。
　　这时，门猛地被推开。一股鱼腥味儿同时就钻进来。许杰喊：
　　“哟，老师们，咋都跑这儿聚齐啦？快、快、快去领鱼；每人六斤，四指宽的大带鱼，一分钱不要，白送。不傻不茶的快去领！”
　　却无人动弹。
　　“怎么啦？”许杰又喊，“都跟遭霜打了似的？快点去领啊！”见仍没人理茬儿，他就急了，“可怜可怜我吧，老师们，我从昨个早上就守着，再守下去，我也就快成烂带鱼了。”
　　几个人转脸看看他。
　　他真的是形容憔悴。尿席子一样的汗背心。裸露着肩胛、膀头、胳膊，都抹乎得横一道子竖一道子；手上缠着纱布，也赃污得如同抹布。
　　“走吧，爷儿们。快领鱼去！”他拍着大腿，半真半假地喊。
　　马秤星站起来，扶扶酒瓶子底样的近视眼镜，哭咧咧地冲办公室主任道：
　　“何九成，死啦，咱们还吃什么鱼？”
　　何九成真的死了。
　　消息是半小时前，马金星带回来的。
　　在系主任乔臻等前一天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说话多了，又过于激动。他的脆弱的心脏再也承受不住无法按捺的激愤，系主任们刚走，他就又一次地旧病复发，而终于没能够再活过来。
　　他，原籍广东。大学毕业后，滞留华北不归，整整三十五年。上无父母，下无妻室，半生顶着右派帽子，长年与书籍为伴。从七八年开始，笔耕六载，撰成《西方现代美学论稿》一书，交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四年过去，因系学术著作，行情欠佳订数寥寥，书版排成后，迟迟不能开印。又因此无缘染指教授职称，在全系仅有五个教授指标的情况下，他倒霉地被排在了第六位。于是引起了心肌梗塞。终又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享年五十六岁。这位其貌不扬又不善交际的南蛮子，在系里属蔫蛆一样的人物，不惹人注目，谁也料不到在“小首长”来系视察那一回，他居然锋芒毕露。出足了一回风头，引得人们不得不刮目相看。何九成说他“右派白当了，什么也没会”。
　　真的，他确实什么也没学会。
　　那是教师节前夕，“小首长”忽然来系视察中文系的迂夫子们以为难得见父亲官一回，就不失时机的大喊教育经费短缺，教师待遇太低，住房紧张，学生不肯读书等等等等；而在“小首长”那一面，因为插手本省的几家公司，上任两年，又频频出国，百姓们的印象不佳，要想借视察之机，通过新闻媒介来改善一下自身的形象。南辕而北辙，当然谈不到一块去。
　　“小首长”心辕意马地听了俩小时，实在没有兴趣，偷偷地看了几回表，那孙老太还是声泪俱下地说个没完。“小首长”就沉不住气了。
　　“行啦，同志们，我看就讲到这儿呢。”人们以为他要抓紧时间发表些什么政见了，他却掠过麦克风，嗵嗵嗵地放了一通炮：
　　“发发牢骚，诉诉苦，这很容易，可这能强国呢，还是能富民？你们说苦啊苦啊苦啊，是不是以为我江某人就享福？你们说天天熬到深更半夜，我们这些人熬到啥时候，哪个会知道？”
　　谁也想不到“小首长”会用这种方式来讲话。“你们”“我们”的一拉开架式，那讲话就充满了辩论与好斗的气氛。迂夫子们都傻了。他们把“小首长”的水平估计得太高。
　　“好了疮疤忘了疼，行吗？没有改革，大家会有今天的条件？我不信。”
　　“不看到改革的成绩，光会诉苦，这可就有个立足点的问题喽。大家要不要和中央保持一致？”
　　“就拿大家的发言来说，十年前，会怎样？大家清楚。可我今天该说你们什么？”
　　“小首长”光溜溜的娃娃脸，尖尖的小鼻子，宽脑门上搭一缕弯弯曲曲的发卷，丰采酷似他当年在这里任市委书记的父亲。而他的讲话却较语无伦次的“老首长”高明得多。谁都听得出那些看似平常的讲话里，蕴藏着咄咄逼人的威慑力。
　　“副市长同志，该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好喽！”
　　沉寂的压抑的会场里，猛地冒出一声广东味十足的声音来。
　　就像叫阵。“小首长”瞥了一眼那个黑胡茬厚嘴唇的广东人，并不接茬，他呷了一口茶水，笑道：“诸位都是社会精英，还用我说明白？”
　　“何必客气哦，该说明白就说明白好喽。”
　　“小首长”再次迅速地瞥他一眼：一派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穷酸模样。他没理他，接着说：
　　“发一万个牢骚，不如去扫一回楼道更有益。发牢骚的唾沫星子可以汇成江河，淹没的只是实干家的辛苦劳动。到底该去发牢骚呢，还是去当实干家？”
　　“改革不是从天上往下掉馅饼。改革要靠千百万人的同心同德，改革要靠成千上万人的忍耐和牺牲。”
　　“小首长”铿铿锵锵，谈吐不凡地一口气讲了二十分钟。
　　可这位实干家给了人们一些什么实际性的回答呢？挨了一顿棍子的教授讲师们，不无委屈和失望，而且困惑和愤怒。
　　“小首长”不想恋战，又寒暄几句，什么“有问题可以直接找我”啊，“不要把我当成副市长，要当我朋友”啊，就准备班师回朝了。
　　那个广东口音，不失时机地又响起来。
　　“副市长朋友，不能走——”
　　何九成喊着，疾步跑到第一排座位前，和“小首长”面对面坐下来。“小首长”瞟一眼主持会议的系主任乔臻，老头子正襟危坐，目不斜视，似在想天外之事，并无意制止半路杀出来的何九成。“小首长”无奈，耐着性子重新坐下。
　　“副市长朋友，我好失望哦，”何九成说，“你让我们忍耐和牺牲，这是可以的喽，”何九成说，“可我们上课连粉笔都要一根根计算着用了，你却去美国、法国、意大利三回了，我们得忍耐牺牲多少年，才能给你凑够盘缠钱？”
　　会场里有人窃窃地发笑。
　　“你说你是头一回来学校，这大有趣喽。美国那样远都去得，学校这么近却来不得，那就是舍近而求远喽！”
　　笑声又起。会场里倏然间活跃起来。几十人的目光一齐射向这位胆大包大的广东人。
　　“这就更使我好失望喽。反映问题，你就让我们忆苦思甜喽；再发牢骚，就是阶级斗争喽，‘我该说你们什么呢？’你的话好含蓄哦。这样一来，你就“实干家”喽，我们呢，都变成‘立足点的问题’喽。副市长朋友，你的思想方法好陈旧，水平好低哦，放洋三次，钱都白花喽。我好伤心哦，副市长朋友，下回你请别来喽。”
　　会场里忽然大哗大笑，掌声哗哗地响成一片。
　　“小首长”尴尬地苦笑着，窘迫地去望乔臻，乔臻一脸冰霜，仿佛全然不觉。总支书记高中岳如坐针毡，脸上一派惶恐颜色。见“小首长”调脸看他，便赶紧站起来收场。
　　“同志们，江副市长很忙，百忙之中，抽时间来看望我们，足见市委市府对高等教育，对知识分子是多么重视，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江副市长表示真诚的感谢。”
　　最干涩，最乏味，又最刻板的几句套话，竟唤起了鞭炮一样的掌声来。人们拼命地鼓掌，直鼓得台上台下的人都像嚼了怪味豆似的，咋摸不清这掌声里到底含着一种啥滋味儿。
　　“小首长”气囊囊地走了，人们好好地高兴了一阵子。“副市长朋友，我好失望哦”、“副市长朋友放洋三次，钱都白花喽”，进进出出，到处可以听到这怪里怪气的老广腔调。
　　但市府办公室很快就给学校来了电话，要求追查背景，尤其要查一查那位对副市长大不恭敬的广东人是不是党员，政治观点怎样等等，还要求学校党政领导，整顿中文系的领导班子，并将结果向市府办公室做出说明。学校当局十分重视，当即召了乔臻和高中岳前去，详细询问情况，并向他们说明了市府电话的主要内容。乔臻听罢，呵呵一笑道：“与老师们无关，都是我领导得不好。先免了我的职，汇报上去，完事。”高中岳却说：“连我一块免了吧，给江副市长出橱气也好。”可他一边又想：一个副市长有啥了不起，我入党那一年，你在哪儿？没准还在幼儿园“排好座，吃果果”呢。干吗发那么大脾气呢？别看他唯唯诺诺，但饱经忧患，似“小首长”一类的遗传首长他眼里不夹。
　　这消息很快传回到中文系教师的耳朵里。那传递信息的，据说是为公室主任许杰，又据说许杰溜溜地骂了半宿街，捋胳膊卷袖子，把上山下乡那些年，在内蒙草原上学会的种种污言秽语，泼水似的全抖露了一遍，痛痛快快地过了一回瘾。
　　于是有激愤，有聚议。迂夫子们公推光棍汉何九成起草，公车上书，到省委状告“小首长”专横跋扈、不懂政策。
　　“不是‘四人帮’的时候了。”
　　“省委不管，上书党中央。”
　　人们的劲头，就像岩浆从地下喷出来似的，难抑难止。
　　一个月后，“小首长”被免去了副市长职务。
　　人们并不细察“小首长”被免职的全部原因，而只振奋于“小首长”被免职的结果。个个春风拂面，奔走相告，陶醉一般地传递体味着“民意”的胜利喜悦。那气氛真好像又一回打倒了“四人帮”。
　　但仅仅半个月，省电视台的屏幕上，在接见一位外国歌星的新闻报道中，有人又看见了“小首长”。娃娃脸，尖鼻子，脑门上搭一缕弯弯的发卷，神采奕奕，谈笑风生，比中文系的那帮迂夫子们更加春风得意。女播音员用那甜腻腻的声音称呼他是省文化厅的常务副厅长。
　　震惊得近乎痴呆的一位老师问：“副市长官大还是副厅长官大？”
　　“一般大。不过这是常务副厅长啊，厅长不在，他说了就算。”
　　“他有什么政绩呢？”
　　没有人能答得出。
　　“蒋委员长”愣呆呆地沉默了好一大阵子，在大家都缄默不语的当口，冷丁地冒出一句话来：
　　“他要能当好市长、厅长，咱们这些人拉出一半去，个个都能干个省长、部长什么的。”
　　几天以后，在另一回聚议中，他却又冒出一句更加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怪话来：
　　“世界上的事，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稍一停歇，用他那公牛一般的眼睛环顾一下正注视他的听众们，接着道：“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一万年以后也是这样。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
　　在场人等，无论谁都吃惊于他说话的神韵。从那洞穿历史，充满思辨，又举重若轻的表达方式中，人们不约而同地记起了故去的毛泽东。这位伟大的哲人，晚年发表了多少至今令人难以忘怀而又常常解释各异的指示啊。
　　“蒋委员长”真的如同他所表述的这么想吗？他真的相信，在遗传基因之中，会包含着父辈的职务和地位吗？无法推测。但此后蒋委员长却不断地、一本正经地、庄严而肃穆地发表着如同上述介绍过的那一类宏论了。
　　不久就平静了。而人们却忽地就显得十分的疲惫。默默地、周而复始地上课、下课，心田，在一阵突然袭来的秋风中，变成了一片枯黄。
　　妻子对糖堆儿的反应，像是闻了臭狗屎。
　　“彩电没抢来，抢点儿别的也好啊，那么大的人，举着几支糖堆儿回来，不招寒碜？”
　　她的脸，绷得像一张鼓皮。我的泪就在眼圈里打转儿。
　　猛然听到她在阳台上悄悄地骂我“活废物”，我的脸、脖子，乃至整个身体立时都火烧火燎。
　　老婆骂丈夫，还能有比这更挖苦，更恶毒，更让人没着没落的话吗？我怎么啦？我是一头劁过的猪，还是一匹骟过的马？
　　我呆呆地戳在地上，浑身的血涌动着。耳边嗡嗡直响，满是那刻毒的声音，活废物——活废物——一片轰鸣，铺天盖地。
　　我猛地抡圆了胳膊，把那糖堆儿狠狠地掼到水泥地上。
　　妻子便流泪。
　　我躺到床上喘息。泪流进了心窝里。
　　五年前，刚刚评为副教授时的自豪和振奋，都在柴米油盐的忧愁中，消蚀了；雄心和壮志，也都在无数次排队的拥挤中，在售货员小姐的冷眼中磨损了。仿佛有把无形的刀，在一片片地从我身上往下剔肉。精神与物质的折磨把我变得委顿又矮小。我相信，终有一天，会把我囫囵个地消灭掉。
　　互不理睬了两天。第三天的清晨，妻子趴到床边说：“去买点过冬的煤吧。市长来对过话了，咱们小区这两天正红火，街道扫得干净，商店服务态度也好，货又全。说不定煤店也卖干煤呢。”
　　这是想结束冷战的姿态。我注意到，扔到地上的糖堆儿，妻子把它们拣起来，挑那些没摔烂的珠珠，重新穿好了，插进了我的笔筒里。
　　我翻身坐起，道：“就去。”算是回应了她谋求缓和的信号。
　　就乖乖地去买煤。
　　早早地去排了个第六号，等了二十分钟，临到自己了，我却变成了二十号。躁得浑身冒火，又不知冲谁去喊去闹。却忽然见前头的人嗡地一声四散，眉不是眉眼不是眼地个个骂街。满腹狐疑地探头向售煤口里张望，见一位长胳膊长腿的女人在擦门窗。这胳膊又细又长，蜘蛛脚一般，一上一下地拿抹布抹着。
　　“同志，我买煤。”我趴到售煤口说。
　　她不理我，照旧上上下下地抹。
　　“同志，我买煤。”
　　她不回头，只说：“没车。”
　　“先开票，等有了车……”
　　那瘦女人就火了：“你咋那么特殊？”
　　我这才醒悟到那四散的人们，原来都是没有开出票来的。
　　“那我就不用你们的车，自己想办法行不行？”
　　“你去想啊。”
　　“那你给我开票吧。”
　　“你先去把车拉来。”
　　她那死也不肯回头的轻蔑，逗得我火窜脑门子。我嚷起来：
　　“你们这算啥规矩？哪有卖煤非要人家拉车来才肯卖的道理呢？”
　　“少废话！”她还是擦着门说：“你拉来了车，票开给你，没车，你就等着。”
　　“我一块块往家搬行不行？”
　　“没车不卖！”瘦女人猛地把抹布摔到桌子上，咧着凸牙床的大嘴，又凶又横地朝我喊，“就不卖！就不卖！还没碰着你这么难缠的。”
　　我难缠？明摆着是折腾人，理儿却全让她占去了，“真损，你们，这算啥规矩？”
　　“你告我去！告我去！”瘦女人吱吱地嚷叫，“我豁出去这个月奖金不要了！”
　　我上哪儿去告。官家的买卖，我一向就怵。而且，这回告了她，下回，下回的下回，你还想再顺当吗？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几涨几消，几消几涨的火气，终于靠着多年养成的深厚功夫，自己给自己压回去，憋回去。两腿颤颤地往回走，那脸一定又成了猪尿泡。我得赶紧去踅摸车，我必须去踅摸车；踅摸不来车，我就甭想过瘦女人的小河沟。
　　可我又上哪儿去踅摸车呢？一无亲朋友好，二无哥儿们弟兄，即使有一二同事，也都是如我一样的“活废物”之类，谁能帮我解决燃眉之急呢？漫无目标地转悠了好一阵，终于一赌气。决计不再买煤。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咱们的售货员就有这本事：气能气你个噢噢叫，骂能骂你个底儿掉；让你见了腿打软，说话嘴打颤。好像他（她）个个都是爷爷奶奶，老祖宗似的。反正打发了你，他（她）省事，得了。
　　但当晚看晚报时，忽然见在头版的上角上赫然地载有如下的一条消息：
　　“地处边缘，服务周到；预售冬煤，解民忧愁”
　　竟是表扬我们小区的煤站的。大为吃惊，又饶有兴趣地读下来，心里便像打翻了五味瓶。
　　“煤站职工，不辞辛苦，登门入户写本收费，并和居民预约送煤的时间。有些双职工白天家中无人，煤站职工就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到居民家中登门服务。对于离休干部、烈军属、高级知识分子、港澳同胞家属，均造册登记，以便给予特殊照顾。有些居民买煤愿意自取，煤站设置了十辆平板车，免费供居民使用。从八月份开始，煤站十多名送煤工，为给居民送煤，主动放弃了公休时间，受到小区居民的一致赞扬。”
　　捧着报纸，木然良久，麻木木的不知说什么才好。
　　那瘦得蜘蛛一样的厉害女人，此刻是否也在读这份晚报吗？她该是那么地得意。
　　我确信这消息所云不会全假，但我又确信，这消息也一定并非全真。
　　但我终于又悟出：这则似在嘲弄我的消息，其实是专供那位曾来我们小区对话的市长参阅的。如今我们中国人变得聪明。
　　韩天雷闷闷地在家里煮粥。
　　这位古典文学讲师，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年轻人，得了瘟病一般，蔫蔫地像一截酸黄瓜。
　　他的小屋里，弥漫着一股吃喝拉撒睡全有的怪气味。
　　他戴着耳机子。耳边飘动着一个清晰，圆润的美国女人的声音。她在教英语会话。
　　可惜韩天雷心绪烦乱，倾听而非听。那美国女人的声音不停地飘飞着，终未能在他记忆的屏幕上留下多少深刻的痕迹。
　　他环视着水气腾腾的小屋，心里无端地涌起了诸多的烦乱、愧疚和依恋。
　　他在这间小屋里开始了独立的生活；也是在这间小屋里完成了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需完成的生命的延续的神圣使命。这里靠窗的那一窄条的空间里，有他一张两个抽屉的书桌，他的两篇重要的论文，就是孕育和诞生在这间大约是两张床大小的屋子里。
　　天地虽然狭小，却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属于他的世界，一个充满着记忆也充满着憧憬的世界。现在，他打算到另外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去了。就像曾经真挚地热恋着的情人，终于不得不决定分手的那一刻，他的心，一下子便空旷得好像什么都干干净净的，一无所有了。那个陌生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那里还会有这间小屋里的温暖吗？
　　一切均在未知之中。但有一点，他明白，他的研究大概该告一段落了。乔臻三年前问过他：“到加拿大去做什么？研究《楚辞》？要研究《楚辞》，他们加拿大人应该到我这儿来。”
　　当然，既奔异国他乡，就不必死抱住专业不放。
　　但若放弃了《楚辞》研究，那就意味着他最近十年来的苦心孤诣的努力，统统变成了一场虚无的梦幻。
　　他往锅里续了些惊水，沸沸扬扬的粥锅，便暂时地安静下来。
　　而他的思绪却难以安宁，苦涩和着歉疚包围着他。他的眼前，矗立着一个须发皆白，满面沟壑的老先生的身影。一双浑黄的眼睛逼视着他，使他不得不奄奄地垂下头去。
　　一个月前，他读书时的导师，现在系主任乔臻，突然把他请到系办公室去。老先生一脸冰霜，竟不肯拿正眼瞧他，韩天雷猛然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心里自然忐忐忑忑。乔臻俟地坐稳，便古里古怪地挪揄道：
　　“好久不来了吧？”
　　他点头应着。
　　“忙得很吗？”
　　他偷眼望望乔臻，冷笑挂在老先生干干瘪瘪的嘴角上，心里猛一震，便更加地慌乱。
　　“知道我来找你干什么？”
　　“知道。”沉默了一阵，他终于下决心坦白一切。
　　“知道？”乔臻颇感意外，“你知道啥？”
　　“为我挣外快的事。”他既决心招认，就想说个爽快，“从头一天干，我就知道您会找我。后来每干一回，就想一回，回回都知道您会找我的。”
　　“那就是明知不对，执意要干了？”韩天雷的爽快，没能给他的先生多少安慰。老头子想：可惜了一个人才，十岁就能背诵《四书》、《五经》。现在把精力全扔到滋生铜臭的地方了。
　　“你都搞什么外快了？”
　　“卖报。一天俩钟点。”
　　“还有呢？”
　　“倒腾鱼。”
　　“还有呢？”
　　“夏天，也卖过冰棍汽水。”
　　“本事不小哇。”乔臻的脸，气得像一只青虾。
　　“说吧，还有什么？”
　　韩天雷抬头望望他的穷追不舍的导师，心跳得嗵嗵乱响。
　　“说啊。”
　　韩天雷头垂得更低。
　　“刚才说得挺爽利的嘛。”
　　像审讯。
　　两颗闪亮的泪珠，从年轻人的见棱见角的脸颊上滚下来。
　　“哭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嘛。我讨厌你这副可怜的样子，敢做敢当。说吧！”
　　韩天雷，擦掉了泪水，摇着头说：
　　“先生，我对不起您。”
　　“你咋对不起我啦？”
　　“我给您丢人啦，我在街上摆过卦摊。”
　　“听说还给人家讲《易经》，是不是？韩天雷，你真行，硕士研究生，乔臻的得意门生，竟上街摆起卦摊来了。天下奇闻！”
　　“先生，我不过想挣几个钱。”
　　“你挣什么钱？挣昧心钱？懵人，骗人那钱你花得自在？实在是丑闻！”
　　“丑闻！丑闻！”乔臻暴怒了，他朝可怜兮兮的韩天雷吼道，“看到报上的照片时，我一宿没睡着觉，我唯希望那照片不是真的……”
　　“先生，我知道您对我寄予希望。我让您失望了，我改。”
　　“改？你个人可以说改。东大丢尽了人，八十年的光荣，丢在你手里了！我乔臻又何面目见学术界同行？怎么改？”
　　韩天雷从来没见过他的导师发过这么大脾气，又担心他血压陡地升高，想走过去劝慰他。乔臻一摆手。继续吼道：
　　“你给我滚！你尽快地离开东大。我这里不要你！”
　　空气一下子凝得人透不过气。
　　“你给我走，越快越好。”
　　韩天雷给这一记闷棍打傻了。他无论如何没想到乔臻会是这样的态度。
　　“非走不可？”
　　“非走不可！”
　　就又闷住。
　　“非走不可，就让我走远点吧。”
　　“去哪儿都行。”
　　“我只能去加拿大。”
　　这一回，却是乔臻闷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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