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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杰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他知道他的无名火，向高中岳来发其实是发错了对象。他甚至当即意识到，为吕颖的事儿，兴许高中岳已经到上头去跑过若干回，而结果大概是碰壁而归。他心里很过意不去，便想向总支书道歉几句，高中岳却止住了他： “你的心意我明白。这事儿暂时解决不了，你许大主任也就别嚷嚷了，再嚷嚷下去，无论谁都会感到被动。” 这件事，一晃一年过去。由于遗憾而郁积在高中岳心中的疙瘩远没有解开，所以当退休的吕颖因患肝癌而住进医院的时候，高中岳仿佛遭了雷击一般，不但五内俱焚，而且破天荒地头一回当着老伴的面老泪纵横起来。 他觉得如果真的让吕颖在申请了三十五年之后终于未能入党而死去的话，他高中岳大约也真是死难瞑目了。 这位信奉唯物史观的总支书记，无可奈何之际竟悄悄地问自己：这是怎么啦？何九成刚死，吕颖又不行了，半年死四个，哪个受得了？怎么搞的？莫非中文系风水不好？中文系大楼坐北朝南，堂堂正正，该不至于啊？ 没等他到医院去探望，吕颖便让女儿送来一张字条。上写： 我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细察平生，公私了无遗憾。 唯请组织能考察我的历史和现实，能于我尚有清醒意识之时，最后地研究一次我的入党申请。 捧着这张字条，高中岳整个身心都在颤抖。四肢麻麻的，手脚一齐冰凉。他不稍待，骑上自行车便往党委组织部跑。 组织部还要研究请示。高中岳撮下话就走：“你们研究请示你们的吧，我该咋办就咋办了。最后你们再给我否了，我这总支书记就不干了。若有必要，你们开除我党籍也行。” 组织部长让他吓了一跳。他从来不知道高中岳还会发火。可组织部长也自有委屈。这委屈他高中岳又不是不理解。但高中岳今天什么都不想知道，他今天的请示，不过是打个招呼而已，他决心要自作主张地当一回说了算数的总支书记。至于要付出什么代价，高中岳已经无所顾及了。 高中岳回到系里，马不停蹄，先找教工第一支部的委员们征求意见。委员们说：我们早就同意了，既然总支不阻拦，我们当然乐不得的。又找党员们座谈，党员们说：哪有让人家申请了三十五年的？单单这一条，支部、总支部应当检讨。高中岳顾不得分辨（他在中文系干了四年总支书记，三十五年的责任都让他负，就算他乐意，他也负不起），当即又召集非党的教职工谈话，结果那些人说：吕颖老师不是党员？邪门了，我们还以为她是老党员呢。中文系的老师里，我们觉得就数她像个党员样儿。 好了，这些话你怎么听都行。高中岳身为总支书记，听了未必就心里坦然。可他无暇咀嚼，当务之急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快刀斩乱麻一般地偿还一个总支书记心里所欠下的久久的愧疚之情！ 两天以后，召开第一支部的委员大会，讨论吕颖老师的入党申请。吕颖病重，申请书由介绍人许杰代读。厚厚的三十五页，不能一一读过，许杰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便捡最近的一份申请念起来。 我自青年时代，便信仰共产主义，并决心终生为之奋斗。时至今日，党的纲领未变，所以我的信念也不变。 一九五三年，我第一次申请入党，党的支部曾经讨论并通过了我的申请，后来因为总支认为我的意识方面还需锻炼，未能批准。那时所指的我的意识方面，确切地说是裙子问题。经过指出，我改正了，从那时起，我一生没有穿过裙子。 一九五六年，我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因发言涉及领导，受到严肃批评；我因此得知发言需注意时间、地点、场合和影响，免得被别有用心者所利用。从那以后，我从未在任何场合里做过任何对党不利的发言。 一九六三年，我被评为优秀教师以后，说话常有不慎，总喜欢用“我认为”等自我显示的字眼，这是思想深处的自高自大的毛病所致。后经指出，我注意了改正；无论说话和为文，力避那种自以为是，凌驾人上的旧病复发。 党组织要求我像党员一样，严于律己无私奉献，我努力去做了，直到现在。 我自以为：党要求我做的，我都做了；党要求我改的，我都改了，我应该被接纳进党的组织了。近年来，日渐衰老，也越来越有一种寻找归宿的需求，加入组织的心情，亦较青年时更强更烈。 其次，偶有朋友劝我加入民主党派，虽然我明知他们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党派组织，可终因自己思想老旧，以为自青年时期便向往中国共产党，及至暮年却忽然变卦，是内心难安难平之事。我希望自己能够从一而终。 …… 这位五十七岁的女讲师用隽秀的毛笔字写下的心里话，一无华丽辞藻，二无惊心动魄的激情，却居然颇具魅力，吸引得第一支部的党员们个个屏住气息，一字一句地仔细聆听。许杰代读完毕，原本该介绍人讲意见了，全场里却突然卿卿喳喳，纷纷议论开，情绪一下子无法收拢来。 韩天雷一直埋头坐在靠墙旮旯的地方，因为搞“外快”，挨批之事，他觉得无颜见党内诸同志。却终因年青气盛，听到吕颖老师入党申请长达三十五年的时候，他的周身热血便立刻涌动了，乖乖，三十五年啊，三十五年前，还没我韩天雷呢？ “我怎么越听越不是滋味呢？”韩天雷抑制不住自己，他没举手就站起说，“穿裙子算什么？提意见算什么？说话好用‘我认为’又算什么？不是‘我认为’还能是‘你认为’吗？可这就让一个要求入党的同志在党外等了三十五年！” “我们培养党员怎么跟削萝卜一样了呢？凡是棱啊角啊，根啊，叶啊，只要不合意的，全都削了去；然后光溜溜，顺当当，合了意了，就算成熟了。我们怎么就不知道保护入党人的个性特征呢？一个人，信仰共产主义，并愿为之奋斗，这就具备了前提条件，至于穿不穿裙子，说话是什么风格，我们干吗非要加以干涉不可呢？” 一有人发言，大伙儿便蜂拥而起。一阵排炮般的轰击，毫不客气地炸向亲自来的总支书记高中岳。高中岳真有涵养，居然能稳住了精神，不动声色，仔仔细细地在笔记本上记录下党员们的或斯文，或粗鲁，或严肃，或尖酸的种种批评。 马金星憋了好一阵，总也找不着个发言的机会。好不容易等到支部书记出面平息乱哄哄的发言，打算照程序进行下一步的时候，他结结巴巴地激动万分地声明他知发言。 马金星推推镜片厚厚的眼镜，那鼓眼球里的焦躁愤慨的光，穿过尽是圈圈的眼镜片，径直射向仿佛在接受批斗的高中岳身上。 “我真难过。一个人一生能有多少个三十五年？年轻时不要人家，中年时不要人家，现在人家老了，退休了，快死了，我们忽然想到要发展人家了。是出于人道呢，还是想以此来完善我们自己？我觉得这太残酷了。我难于理解。总支书记同志，你心里愧不愧？” 高中岳埋头记录。他心里又酸又屈。可他是三十八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是党内的一个总支书记，他不能也不该推脱责任，他苦笑着对马金星说：“你说下去。你批评得好，我接受。” 然而，许杰听不下去。只有他比较地能够理解高中岳。这位剽悍而又豪爽的办公室主任解释道： “马先生，这里边情况我比你清楚。您不能光埋怨高中岳同志。大家也许不知道，党员的发展是有比例有指标的，即使总支认为成熟了的同志，没有指标也发展不成。” “什么？”不待许杰把话讲完，马金星触了电门般，腾地一下又从座位上弹起来。 “入党还有指标？头一回听说。”他抓烧了一气头发稀疏的脑袋，连连地嚷道，“又是指标！一九五七年打右派，指标完不成，把何九成给补进去了；去年评教授，指标不够，又把何九成给挤下来。这一补一挤，活活地把何九成给折腾死了……”以下的话，咕咕嚷嚷，完全是自言自语式的，没法儿听得清楚。人们注意到这位大近视眼，嘴唇急剧地颤抖了一阵，终于爆出了一个撕裂毁的声音： “打倒指标！” 奇怪的是，这个在词语搭配上十分陌生的声音，居然为擅长咬文嚼字、性喜挑剔的中文系的先生们轻易地就接受了。“对，打倒指标！”斯斯文文的先生们附和着说。 乱糟糟的一阵过去，支部大会继续进行。 当然，一致通过，是情理中事。 支部大会一散，高中岳马上召开总支委员会批准了第一支部的表决结果。然后连夜加班，将需报到党委组织部的全部材料和手续都整理出来。高中岳决定次日亲自前去报送，而且打算坐等学校党委的审批意见，一气呵成。 第二天上午，高中岳还没动身，党委组织部长就打来电话，说经过请示，终于从市里争取来一个额外的指标，所以学校党委同意中文系总支的意见，尽快吸收吕颖同志入党。高中岳举着电话，颤抖不止，心里想哭又想笑，可到底因为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总算可以长长地喘一口气。 他径直地到医院去。其时吕颖正在做化疗。他焦躁不安地在楼道里等了一个钟点，直到上午十点左右，才把吕颖切盼了一生的好消息，以组织的名义，正式地通知了她。 两周以后，吕颖去世了。留下的遗言中有一条，是请求在遗体火化时，能够给她穿上一条白地儿蓝格的布裙子。 那条布裙子在她的箱子里压了整整三十五年。 在下头一场春雪的时候，我忽然接到系里的通知，说是要临时开一次全系教职工大会，便匆匆地赶了去。 外边雪花扶扶摇摇，会议室里又没有暖气。我的同事们个个裹着大衣、防寒服什么的，神情像在等待一个重大消息发表，多半带着几分揣测又颇有一些神秘。是吉是凶？是忧是喜？是长工资还是调房子？是又要搞民意测验还是公布新的干部任免？所有可能发生的事，都匆匆地从我脑袋里闪过。 结果非常令人失望。宣布的不过是请大家来谈心和提什么意见，真是没劲极了。 一直闹着辞职，终于还是苦撑着的乔臻主任早早地就来了。他显得格外的衰老，瘦窄的干黄脸，皱皱巴巴，像一条刚刚拧干的牛仔裤。唯须发尽白，仿佛长久跋涉，疲惫之极，眉宇之间尽失了先前的精神。 宣布过开会的目的以后，会议室里就一片唉声叹气。来前的各种猜测和诸多希望顷刻间便烟消云散，于是雀噪四起，哈欠声连连。 总支书记就赶忙站起来“绥靖”。高中岳笑呵呵地对大伙儿说：“我知道大伙儿心里想什么。大家希望来点真格的，实惠的，是不是？” “对——”有人喊，“别谈这个心，对那个话的，没用！” “不，”高中岳还是耐心地笑着说，“今儿的事不全空，有真格的。请大家静下来，听乔主任讲。” 乔臻嗽嗽嗓子，重新说： “大家都知道，两个月前，我们学校来了一位新书记，肖明同志，前天下午和中层干部见了面。肖明同志说他到校以来，初步了解了一些情况，觉得教职工队伍中一个重要问题是精神沉闷。他说这很不好，这叫万马齐喑。他希望我们能有一个思想活跃，精神振奋的好局面，那样，工作才能干得好。改革也才有希望。” 高中岳插话道：“书记的原话是：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何等痛快！” “那种痛快是白痛快！”有人喊。 “不白痛快，”乔臻说，“学校党政联席会上，书记校长的决心都很大。他们说凡是同志们提出的问题，学校有力量解决的，一定竭尽全力；学校解决不了，一定呼吁上级协助解决；而且说，即使不提什么问题，大家坐在一起，发发牢骚也比闷在心里强。” “闷在心里会闷出病来的，”高中岳说，“外国有个词儿，叫宣泄，宣泄能调整心理使之平衡和健康。” 乔臻接着讲：“我也觉得我们系这些日子变得沉闷，所以请大家来，主要是提意见，反映问题，其次发发牢骚也行。而且，我宣布，发牢骚就是发牢骚，不是引蛇出洞。都是阳谋，决无阴谋，请大家放心。” 就请大家发言。 但会议室里的气氛并没因这一番鼓动而变得活跃，依旧沉闷闷、蔫搭搭的。一片霜打过的叶子一样，谁也打不起精神来。 缄默了一会儿，高中岳便故伎重施——他向来会点名发言。他笑眯眯地将目光转向孙老太。谁都知道，这位五十五岁了的老讲师，这几年“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满肚子都是委屈和不平。高中岳点到她，是势所必然，亦可算知人善“点”了。可惜，孙老太此刻的神态，宛若打满了十二个回合的拳击手，疲惫得似一滩泥。她瘫靠在椅子里，目光十分黯淡眼神儿散散地飘忽不定。 “孙老师您……” 孙老太猛一举手，又缓缓地摇头。然后有气无力地朝高中岳说：“没什么说的，唾沫都干啦。”就再多一个字也不肯吱声。 于是，众多的惊讶的目光便聚集到孙老太这边来。 高中岳虽然出师不利，却照旧保持着笑眯眯的神情。那多少含着殷勤神色的眼睛，倏忽间竟向我射过来。我心里陡地一震，感觉即如获悉要拉出去批斗一般，立时紧缩成了一团。 我能有什么好说的？说说出书的艰辛吗？说说学生不肯读书吗？或是谈谈飞涨的物价、谈谈抢购之风？还是诉诉买煤之苦，孩子入托之难？凡此一切学校能帮我解决什么？至于市里、省里，不过发发文件，教师节看望看望，总是象征多于实际，形式多于内容，很难给人以真切的希望。至于贪污受贿，行业的不正之风，即如我所遇到那一点点，不过都是鸡毛蒜皮罢了，哪个能拿出解决的办法呢？ 生存之艰难，已将我的心灵变成了一团灰败的棉絮，先时的希望，如今已化作新贵阔佬们的灯红酒绿。若无老少牵累，也许我会遁入佛门的吧？然而佛门也在变。听说和尚也有处级局级之别，不知天地之间还有无净土？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我心死了吗？暂时还说不准。但我确乎是真悲哀。 万幸，高书记的目光，在我身上短暂地停留了一会儿，又转而瞄向了正在正襟危坐看《参考消息》的“蒋委员长”。获了大赦一般，我周身上下，立刻生出了若干解脱之后的松驰。 “老蒋，你先谈谈？” “蒋委员长”手里举着报纸，大牛眼珠子从老花镜上方探出来，问：“让我发牢骚吗？” “行，发几句给大伙儿开开头。” “不发！”“蒋委员长”哗地拖了报纸，摘了花镜响亮地正色道，“一位圣人说：‘牢骚太盛防肠断’，和你们主张的宣泄蛮拧个。我信圣人的。” 会议室里立时漾出了幸灾乐祸的欢笑。 我也差点儿笑出声。他的措词古怪，又一板正经，严肃得让人根本没法判别真和假，那意味真是越琢磨越绵长。 高中岳接连地碰了两回壁，兴致受挫。虽然依旧做着笑容，那心境却是不言自知。 会议室里又久久地沉默。 “马先生，”乔臻似乎让这沉默压得喘不过气了。他替代高中岳，继续点名道，“你是不是带个头？” 马金星毫无准备，猛然受将，愣怔了一刻，却突然苦笑道：“乔主任，您真是，您干吗非难为我不成？” “没啥难为的，都是自家人，随便谈谈吧。” 马金星道：“要说真格的，我倒是真有一肚子话，满腹牢骚，句句难听。可乔主任您一定不知，眼下，我是连牢骚都懒得发了。” “那是为什么？” “理由嘛，现在也真是懒得再说了。” 就封了嘴。 但会场里却倏忽间再次地叽叽喳喳，重新有了活跃。三三两两地凑近了咬耳朵，不知都是在乱嘀咕些什么。一霎间，我倒可怜起乔臻高中岳他们了。人心到了这般散时，当头的罪过就更大了。你瞧乔臻，失神的老眼，昏花地盯着天花板，那脸色，简直就是一张黄裱纸。高中岳，故作姿态，苦笑着瞅大家，满目央黧的神情，可怜巴巴的。乱哄哄了半天，大会变成小会。管记录的许杰没事干，就趁机贩运私货，他拍拍巴掌，让大家安静，冷丁地冒出个系办公室的通知来： “明天开始第二次分鱼。还是带鱼。这回四斤，照旧分文不取。请各位老师别忘了去领。” 又特别叮咛： “可别跟上回似的，末了让我挨门挨户地往家送，忙不过来，请老师们包涵。” 按照惯例，一俟这通知那通知的时候，会议便该散了。所以许杰插完这一杠子，大伙儿便开始整理公文包，准备散会退席。 乔臻无奈，唏嘘良久，抚然长叹，终于果断地宣布散会。同时又吩咐许杰道：“明天，你去校办汇报，就说我系已讨论过了，老师们没提出什么意见，连牢骚也没有。” “好哩——”许杰拖着长腔应着，把那张没记录了两行字的办公纸，团把团把扔进了字纸篓里。 原载《天津文学》1989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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