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走下楼来，才知道太阳不像我在家里想的那么苍白。它光艳得近乎辉煌，白亮亮地悬在头顶上，不怀好意地咧着嘴朝我讪笑。 我的脸色肯定是又青又白，肯定是鼓胀得如同一只猪尿（sul）泡。 自行车的气门又让人给拔走了。单赶上班的时候，给来这一手，让你干着急没咒念，也真算是损到骨头缝里了。车带瘪瘪塌塌，跟夏天来卖冰棍儿的那位老奶奶的干奶头一模一样。那老奶奶手特勤快，卖着冰棍就能把各家晾晒的背心袜子之类的掖进冰棍车上的纸篓里，然后堂皇地吆喝着，消消停停地走开。 但气门肯定不是她拔走的。她卖冰棍儿的那阵儿，我的气门还没丢；而我的气门接连地丢失的时候，她已经去改卖糖堆儿，不走家串户了。 我倒疑心着我们楼里的邻居们。他们遇见我，个个一脸古怪。无论男女，不论老少，似乎都一律的似笑非笑，让你疑神疑鬼，又永远摸不着头脑。 但我终于还是想不出到底是得罪了哪一位，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 我又想：兴许根本就不是他们。五讲四美三热爱这些年了，他们真的连一句也没背下来？ 我不会骂，只能干生气，只能让自己的脸鼓胀成一只猪尿泡。 于是就去坐汽车。 这城里的公共汽车，时不时地就会像乌龟。 听说公共汽车公司的调度员以上的干部都浮动了一级工资，而司机售票员等却没份儿，所以司机们就有气，就闹情绪，就不正经干。 他们从不罢工，只怠工。不像法国、意大利，也不像南斯拉夫和波兰，动不动就闹点儿嘛，怠工不显眼，也不刺激，软磨硬泡，让你半死不活。真正的“一不做，二不休”。日子一久，就会有红头文件下来，给他们长点工资，车就能再开得快一点。但同时，那一面又不干了。那边再闹欢闹欢，便会另下一个红头文件，给那一面再长一长。 中国的长工资，就像压翘翘板。 一辆河马般的汽车开过来，还挺空，我便跳上去。 而车并不开走，上车的人就拥过来。 司机手里搂着一只大搪瓷缸。小水桶一般。那水足够饮一头驴。司机慢慢地唏唏溜溜，喝得那些乱糟糟的乘客，都跟我似的，脸儿慢慢都变成了猪尿泡。 几十双眼睛，干干地盯着那司机，心焦地等待他悠悠地饮那大搪瓷缸里的水。 “愣会儿，爷们儿！”司机撂下缸子说：“我下去解个手。” 就下去了。顺手抓起了两张大报纸。 那报纸不看完了，他还回来吗？蹲在茅坑上消消停停地看，从报头到新闻，到球讯，到广告，到电视节目，到征婚，到寻人，乐子多着呢，那一定挺来劲儿。 车上窃窃地骂起来，终于有了喧嚣。 我火烧火燎地瞎踅摸了一会儿，又火烧火燎地跳上车。可座位已让一位精豆似的小朋友占去了。瘦儿叭叽脸别楞向车窗外。不管真的假的，反正他没看见我。 我的脸一定鼓胀得更像那玩意儿了。 只好挪到车门口站着。一个摩登的时装就从车下撞上来。没想到窈窕淑女的骨头竟也如石如铁，撞得我膀头麻酥酥。 “您慢点儿，撞掉环了。” 她拿着蓝眼圈瞄瞄我，血一样的嘴一咧：“掉环儿了？到妇产科上去，离这儿不远。” 我的脸就像着了火。 她扭麻花似的往车后挤去，腰肢活泛得像银链蛇。我猛然记起，她好像是东方大酒店的服务员，好像经常上电视。好像还搀扶过一位下脚瘫痪的胖老外，好像那模样是挺甜挺甜的，那腥红的厚唇阔嘴，也好像是非常非常性感的。 司机仍不见踪影。 “找找去吧，”有人喊，“没准儿掉到茅坑里啦。” “下去几个小伙子，捞捞吧。” “掉下去淹死他个王八蛋操的！” “让他养活个没屁眼儿的儿子吧！” 但倏地就又极安静了。 那司机狮子一般摇摇晃晃地走回来。他手中已不见那两张大报纸，想必是撕成一片一片的，都擦了屁股，那屁股一定擦得十分的干净。 “老少爷们多包涵。今儿个闹肚子，窜稀。” 这话，似不确。按时间计算，他闹的该是便秘。但人们并不计较，都说： “没说的，没说的。” 车就开了。 我到学校的时候，下午的第一节课已经下课，因为我没来，兴高采烈的学生便做鸟兽散。听说还高呼了“乌啦”“万岁”什么的。 我知道他们讨厌听课。男女生宿舍里，上课之前都抓阄，谁抓着了谁去听课，谁抓着了谁倒霉。学生们好像都在做买卖。倒点磁带，唇膏，袜子，裤衩什么的。 空旷的教室里，只剩下俩学生。扎在旮旯里，紧紧地抱成一个人。我觉得挺尴尬，出不来进不去的。于是，我就连连地咳嗽。但我又很后悔这咳嗽，我说不清自己干吗要这样咳嗽。我品味着那干涩的咳嗽声，连自己都恶心。 但那俩学生还是分了开来。向我扭过一张白嫩得跟凉粉儿似的女孩的脸，问： “老师，您伤风了吗？用不用我去给您拿点药？” 系主任乔臻在中文系楼前等车。 从楼道里钻出来一股刺鼻的鱼腥味儿。他嘁嘁鼻子，记起今个系里要发鱼。每人六斤带鱼。鱼是系办公室主任许杰托他老婆的侄子的小姨子，从冷冻厂里走后门买出来的。 系里没钱，赶上过节只能这么意思意思。 这是一点小意思。比不了人家工厂企业，有钱，也比不了机关，医院，有人进贡。但尽管其小，却必须意思。假如连这么点小意思都没有，当老师的，大概就更没意思了。 那鱼腥味儿挺冲，顶得他直想打喷嚏。几个女生走过来，他使劲地揉揉鼻子，他不愿当着学生面将那喷嚏打出来。他矜持地棍儿似的戳在那儿，一脑门儿严肃和忧郁。 他在等系总支书记高中岳和两位副主任，他们约好了要去医院看望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何九成。何一个月前住进医院，心肌梗塞，差点儿扔了命。 乔臻的气色糟糕。焦黄焦黄的脸，完全像一位久治不愈的肝病患者。 这很难怪。昨夜他又失眠。现代汉语教研室的孙老太，跑到他家里，指鼻子剜眼地把他骂了个溜够。他当时没从五楼跳下来，就得说是够肚量了。 这位楚辞专家时时地感到自己是站在捻子燃得吱吱直叫的地雷上边。那孙老太泼是泼了点儿。可当了二十六年讲师，明年该退休了，副教授若是还评不上，怕死了都阖不上眼，而且她仅止于闹，还没疯，她那神经系统不是格外的健壮就是格外的麻木。让她温文尔雅地，平气静心地，觉得天公地道承认这现实吗？难。乔臻叹了一口气。他能理解她。 可乔臻却理解不了他自己。我干吗非得去扮演那种讨人嫌的角色呢？指标是上头下达的，副教授给了二十八个，可翘首以盼的，玩儿命地申报的，起码得有六十人。反正孙老太不闹，张老太，李老太也得闹。 恍惚便觉得自己是在替什么人承担责任，却终于又难确知替的是何许人。他掉进了泥潭一般的困惑里。 但是，他暗中决定辞职的原因，主要还不在这里。他是个学者，他切实地感到他这料的人已经不能胜任今天的系主任。不用说应付那些无尽无休的纠纷，单单是囊中羞涩这一点，他乔臻也不配再干下去了。“君子固穷”的古训早已无法振奋充满失落感的同事们的精神；他演讲“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的时候，他自己都隐隐地感到头上长了癞疮疤，脑后生了小辫子；悠悠惚惚，仿佛是站在了土谷祠的墙外边。而听讲的教师们竟然大不恭敬地放肆地哄笑起来，笑得他也莫名其妙地跟着尴尬的咧着嘴玩儿。 一个副教授的基本工资是每日四元六分六厘六，两户硕士学位的讲师，还得挤着住一个两居室的单元，你还能让人心平气和地超然物外地去赞赏改革所带来的实惠吗？当人们猛地意识到他们的月工资不够倒爷们送一回礼，官儿们吃一顿饭的时候，你怎么喊重视教育、尊重知识，也无法令人置信。 楚辞专家本人也并非没有感慨。那回他陪日本学者去吃饭，饭店门外存车处的一脸冰霜的老太太，月工资是五百元，还一个劲地抱怨上头收去的太多了。她看一辆自行车，旧车收费伍分，新车开价一角：正常情况下，一天来存车的不下一千五百辆，乔臻粗粗估摸了一下，那老太太一天的进项最少不会低于七十五元。难怪她叫苦连天呢。 但乔臻就因此而唏嘘了。 如果看人（且不说教人、育人）不如看车，“国家栋梁”，还“栋梁”得了？“民族精英”们还“精英”得起来？莘莘学子们，役能进入首先富裕起来的那一部分人的行列：清汤寡水过日子，还得安贫乐道，这心理的跌落，乔臻有什么本事能挽大厦于将倾呢？ “愁人兮奈何，若今兮无亏！”他只能这么无可奈何又无可奈何地思忖着。 他希望有一位有本事的人来接替他主持系政。 他僵笑着同总支书记高中岳以及继续来到的两位副主任打招呼。汽车留下一股青白的烟，刷刷地开走了。 鱼腥味儿更加浓烈。灰旧的大屋顾的教学楼。忽然成了海鲜门市部似的散着鱼腥味儿的黑水，从楼门口，悄悄地洇出来。 系办公室主任许杰忙活得正劲。 他没穿外衣，身上的灰不叽叽的汗背心，比一块久用未洗的尿席子强不到哪儿去。 这位精明而又剽悍的汉子乐意给大伙儿忙活。对于系里上百位曾经是他的先生们的老九们，许杰有着一种古怪的怜悯之心。有时他甚至觉得如果没有他来帮这伙儿人操持操持，这帮老九们可能连拉屎撒尿的事都办不利落。他觉得这些先生们实在是愚而又迂，怪可惜了的念那么多书。 “马先生，没去抢点儿嘛吗？”一大早，他碰见古代汉语教研室的副教授马秤星时说。 “抢？”马大惑不解。 “下月一号该调价了。” “咋调？涨啊还是落？”马秤星戴着七百度的近视镜。透过圈圈套圈圈的镜片，那双白多黑少的鼓眼睛，天真地眨摸着。 许杰差点笑出声来。都什么年月了，还有人对物价问题这么麻木，这么迟钝，这么地迷里马虎！直眉瞪眼的，整个儿一个大傻帽！ 他几乎是以殉道的精神来干这系办公室主任的差使的。凭他的智商，凭他的胆量，凭他的交际，凭他的钻腾劲儿，若到社会上去倒腾买卖，三十个小倒捆起来，未必够他一碟下酒菜。可他放弃了。他甘心，他乐意，他觉得他的先生们实在是太可怜了。 现在，他一个人在砸鱼。 他把一方冻带鱼，高高地举过头顶，然后大喝一声，砸夯一般，将冻鱼猛然提到水泥地上。于是冰峭四溅，一条条灰白闪亮的宝剑一样的带鱼，就从冰冻中跳出来。 他抹抹汗，把鱼拣到墙根底下，码好。心里想着一会儿老师们来领鱼时候的乐颠颠的模样，便禁不住地喊了一嗓子： “领鱼啊，大带鱼，四指宽的大带鱼啊。不要钱，白送，不傻不茶（nie）的快来啊！” 这叫卖似的男子汉的雄浑声音，在系办公室里回荡着，许杰自己傻呵呵地蔫笑了。他伸了伸腰，腰酸腿疼。打早上五点半起床，他还没吃饭。到校部要车，等了半小时，到冷冻厂装车，又整整挨了俩钟头冻，说了一火车好话——都是管人家叫爷爷，管自己叫孙子的那路话——末了，又捅给看库的老头一条阿诗玛，总算把鱼拉出来。 他忽然发现右手上有一片血迹。鲜血正一滴滴地往下滴落。汪着腥水的水泥地面上洇出了一个个小小的红晕。他慌忙用嘴来嘬，又腥又咸，他猛地啐一口带血的唾沫，骂道： “他姥姥的！” 太阳依旧白亮。依旧不怀好意地咧着嘴冲我讪笑。 我不敢抬头，仿佛整个身心都在太阳下边裸露。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宛如偷了一位漂亮女性的乳罩。我鬼鬼祟祟地走着，仿佛在仓仓皇皇地出逃。 我不知我将怎样地再去为人师表；也不知若有人追究起来，我会不会再编出一套谎话来玷污我的良心。 五年来，我不但戒了烟，也绝了购书的嗜好。那回在高教书店里，我遇上了一本十分满意的文化辞典，翻看了一下定价，竟要二十一块八角，我三回拿起，又三回放下，又绕着它转了三个圈，终于含着热泪，郁郁地溜掉。 我攒了钱，想买一台彩电。 我要把这台彩电摆在女儿的空床前。 她五年前就死了。她活着的时候，总跑到楼下的邻居家去看彩电。我不允许，她就不再去。做完作业，就老躺在床上，睁着大眼睛空流泪，后来，她死了。 可我怎么知道，我的钱十块十块地攒起来的时候，彩电却几百几百地往上涨了呢？ 如果下月一早还要再涨，那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子。 我实在没法儿安宁。 街上人头攒动，每一家商店门前都排成了长队。缕缕行行，又纠纠缠缠，蛇蜒如龙蛇。我挤进人粥里去。在推推揉揉中，身不由己地游动，心中便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慌恐。 “大甩卖！”“大优惠！”“不惜血本！”“时不再来！”真是发大财的好机会。人们就拥过去，挤上前，把兜口里的钱泼撒般地扔出去，把各色各样的商品，饥不择食地抢过来。一张张汗渍渍的脸，泛红，泛紫，血管儿涨得鼓鼓的。 我的汗，哗地就流下来。 上百元一双的鞋，八十元一条的烟，原本都非我所敢问津的；但我偏偏一眼就看见一家家电商店门口的大广告：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国产18寸彩电，每台2300元。 货量不多，欲购从速！ 仿佛惊雷在脑仁里炸响，我立时便晕晕眩眩。好像一脚踩空，身体猛然跌落到山洞里。 “来买彩电吗？” 一回头，见是楼下的邻居小君，慌慌张张地说：“啊，对，来看看。” “还看什么？要买快买，后天要调到两千八啦！” “真的？” “我还骗你？” 他极严肃地说。其实，他不绷脸我也相信。他是涤纶厂会计科的科长，物价之类的事，消息自然灵。 “官价不是一千四百三吗？” “哎哟，我的哥哥，那是嘛朝代的事了？” 我就无话可说。 可我的心，却让人给当屁股垫坐到屁股底下了。皱皱巴巴。憋闷得要爆。 我按着胸前，内衣口袋里装着一千四百三十块，那原本是一台彩电的钱。我真想把它们抽出来，当街当众地扔撤，让它们一张张飞扬飘落，自己一旁也瞧个乐呵。 我的眼泪涌出来，心里苦苦涩涩的。 五年里，少吃鸡蛋，停喝牛奶，积攒这点钱容易吗？而它们却忽然间就不是票额上的那个价码了。 那双失神落泪的大眼睛，飘出来呆呆地凝视我。 我失魂落魄地在红男绿女中，在或惊慌失措或笑逐颜开的各色人等中拥挤着。周围是一片血红的眼睛、血红的嘴、血红的猪肝一样的脸。一张张血红的钞票，在灰白的天空中翻卷。 滴滴地驶过一辆小汽车。 “买了吗？”车里伸出小君的头。那馒头样的又亮又宣的圆脸，光洁得就像电视广告里“味道好极了”那一位。 “没买。” “别误了明个，再误一天就得多花五百。” 我猛地看见汽车的后排座上摆着两个彩电，心腾地一下，差点儿跳出来。 “你的？”“嗯。”“多少钱？”“平价的，一千八。” 我马上闪出一个念头：何不去借四百块，咬咬牙买了呢？差一天就是五百块啊。就借点钱去买了吧。 “平价的上哪买？” “哪洱都卖，有条就行。” “条儿上哪儿弄？” 尹科长晃晃光溜溜的脑袋说：“条儿？您是高知，没照顾您一张？” 我红着脸摇头。 他就说：“那就先托人买条。人要熟，一个条儿四百元没准儿能买下来。” 这就完了！刚刚忽闪出来咬咬牙的念头，就跟拉出来枪毙了似的，嘣地一枪，完事儿。人，我上哪儿去找熟人？再花钱买条儿，就得卖儿子或者卖老婆了。 但我十分地羡慕那条儿。只是无奈，只是无缘，只是没有亲睹那珍贵玩意儿的幸福。它像共和国发行的纸币吗？还是像清朝的大龙票那样的庄严？或者它不过就是一块普通的纸片，但却盖着权力无限的红色印章？我想不出来。 这是什么人琢磨出来的？我为什么就不能去制造点儿这样一本万利的玩意儿呢？ 奶油色的小汽车缓缓地开走了。我敬羡那位干净光溜的小尹科长。他从哪儿闹来两张条儿呢？这世界，真是神奇而又陌生。我半步没离开过这城市啊，我怎么忽然成了外星人似的；一切都新鲜得要命，一切又都令人迷迷登登？ 我大概像个孤鬼。忽然间被人喊住的时候，发现自己是站在两个插糖堆儿的支架前。 “往哪走！”卖糖堆儿的怒吼。 我辨不清他（她）是个女人式的男人，还是个男人式的女人。却忽然醒转来，赔笑道： “噢，瞧瞧，瞧瞧糖堆儿？” “远点儿瞧去！”那或男或女的人，尖厉地用或男或女的声音冲我喊，眉目间一派深恶痛绝的气愤。仿佛我是一只苍蝇，一只臭虫，或者是一只讨人嫌的癞蛤蟆、喇喇蛄什么的。 这刺激立时唤醒了我近乎泯灭的尊严。便也喊： “我买糖堆儿！” 就买了糖堆儿。 没问价钱，拿了四支。眼圈儿湿湿的，心里乱糟糟。 我手举着糖堆儿，懵懵懂懂地走。招得许多人都注目我这堂堂七尺却精神恍惚的男子汉。 我挺起胸来让他们瞧。糖堆儿，糖堆儿怎么了？到啥年头，吃糖堆儿也不犯什么王法吧？到啥年头，吃糖堆儿也不伤风化，有悖道德吧？ 我高高地举着糖堆儿走。 渐渐地，我竟平静而又欣慰了。那股做了偷儿的忐忑劲儿，全都化成糖堆儿，嚼巴嚼巴咽进肚里去了。毕竟我没参与这抢购啊，我来是来了，可我什么也没抢啊！无论作为何种身份，内心都不欠缺什么了。 我就举着糖堆儿。隐隐地倒是嚼出一些悲壮来。 我悄悄地流泪，又擦掉。 大出许杰的意料。折腾了半天，头一天直顶傍晚，只有六位老师领走了带鱼，冷冷地仿佛也没多少笑容。那沿墙码好的带鱼开始变软，粘乎乎的腥汤也顺尾巴往下滴落，散发着益发浓烈的腥气味儿。 一进门就得捂鼻子，还得格外小心着脚下的汤汤水水，所以一早晨来过几个人，谁也没进屋，打个幌就走了。许杰急得火烧火燎，猴子似的，一个人憋得乱转悠。 楼道里气味儿也不佳。凡往办公室经过的男女学生，无一不捂着鼻子往屋里窥视，不知道那里头发生了何种变故。这堂皇的高等学府里，怎么忽然间就跟河边卖臭鱼烂虾那条街的气味儿一样了？ 还是不见谁来领带鱼。 许杰本人已经给熏得跟带鱼一个味儿了。他出去几回，跟人说话的时候，人家都避得远远的，捂着鼻子使劲拿眼珠子毗乎他。 简直邪了门了！ 人都怎么啦？态度咋这么消极？他不能守株待兔子。他必须主动出击。不赶紧把鱼打发掉，鱼就得烂在他办公室里了。而他还有急事。乔臻一早又上医院去，吩咐他原地待命。听说何九成又闹玄了。 其实，人们还是来了不少，不过都直奔中文系资料室去了。 这里经常发布一点大道小道消息，也自然会有或庄或谐的议论。或慷慨陈词、或牢骚满腹、或同仇敌忾、或兔死狐悲，种种消息、态度和情绪都会通过这信息集散的宝地，迅速地传递到许多人的耳朵里。 有时候，“蒋委员长”心烦了，也会出面干涉： “肃静！肃静！诸位请肃静。” 但多数时候，他是不言语的。他埋头整理卡片的时候，简直就是一尊铜佛，一口蜡像，专注得佛人入定一般。 此公是系资料室的馆员级资料员。姓蒋，与曾盘踞台湾岛的那位久已作古了的老头子同姓，却并无瓜葛。何以被称为“蒋委员长”，历史悠久，已无法辑考。只是大家乐意这么叫，他本人又无微辞，所以大家便永远地这么叫。 “蒋委员长”一向沉默寡言。文革期间居然十年没说一句话，曾招得工宣队长特意检查过一回他的舌头，结论是：并非器官问题。可能中枢神经出了毛病。后来，政治形势剧变，他原本可以重新开口了，却又像损伤了言语机能，照旧话语不多。新的谈吐风格，大抵出现两年之前。那一回因为“小首长”来系视察，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蒋委员长”便不时地往外冒几句吓人一跳的狂言。 比如： “华北农业减产，本人概不负责！” “得同紫阳谈谈，增拨教育经费问题，迫在眉睫！” “人口规划，水份太大。二○○○年底，十二亿绝对挡不住。各级领导，务必不能掉以轻心。” 有谁曾委托他分管过华北农业问题吗？他同总书记有过怎样的亲密关系吗？而对人口问题议论的口气，谁都会想到那只有是登上权力顶巅的人才可能讲出来的。 单凭这一类宏论，单凭“蒋委员长”发表宏论时那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慢条斯理又绝不多说半句的劲头，你能知道他吃了几碗干饭？你能知道“蒋委员长”是何许人？ 但大伙儿爱听。乐滋滋地听，乐滋滋地学，不同一时半晌，就像宣传最高指示一般，能做到全系上下，家喻户晓。 “蒋委员长”笑机能也真的可能有缺欠。他在系里工作二十年，至今没有人记得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情况下，曾经笑过。 前年春节后开学，许杰像报告公鸡下蛋似地报告大伙儿，说他看春节联欢节目时，偷偷瞧见了“蒋委员长”脸上曾掠过一丝微笑。可那一年，大兴安岭森林就闹了特大火灾。 大伙儿就说：“蒋委员长”冷面，不笑也好。 这位并非封疆大吏，也非政治委员的小小资料员，干吗总要如此这般地僭妄呢？究竟是神经系统出了毛病，还是他在以此寻找心灵的慰藉，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 但大家却因此而格外喜欢他，也格外地爱尊称他为“蒋委员长”。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