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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吗，海伦老是见人就说她当过我的伴娘，她还说我有过一个非常隆重的中式婚礼。 不错，事情就跟海伦所说的那样，只不过，当时海伦不在场。花生在场的，她脸上搽了白粉霜，嘴唇涂得红红的，像猴子的屁股，笑得很开心，好像她真的很为我高兴。 但是就在我结婚前的那个月，你应该想象得出，花生气得连正眼都不瞧我。她说都是因为我的缘故，文福才娶了我，而没娶她。我提醒她我是怎么帮助他俩的，她假装没听见。 真的，我一直跑前跑后地为他俩传信，而那些信她都不让我读。后来我发现暖房里有一个秘密的地方，花生就在那里涂脂抹粉的。我就告诉文福，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可以藏他的自行车。我把他带到花生身边，他俩就可以趁午饭后大家都要睡觉的两个钟头里说说话。他俩在那儿亲嘴的时候，我站在门边望风，注意老阿婶和新阿婶会不会来。 当然，我没看到他俩亲嘴的场面，可我知道，他们肯定已经亲过嘴了，就像那些害相思病的人那样！因为当他们从那破花盆后面出来的时候，花生的脸上、脖子上全是红印，那就是文福亲过嘴的地方。文福自己的嘴也被花生的口红染红了，他的脸上也沾上了白粉，看上去就像个唱戏的。我看到他推着自行车走的时候，脸上浮现出十分满足的笑容。 然后我就连忙帮花生擦掉这些亲吻的印记，擦掉化妆的痕迹。我责备她：“你怎么能让他亲呢？光说说话、握握手还不够吗？” 把你的嘴巴交给一个你家里的人都不认识的男孩，是很可怕的。当然，把身体的其他部位交出去更加可怕。 “我喜欢这样。”花生笑着说，满不当一回事。 “什么！你喜欢这样。这么说来，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你可以把全家的名声扔进阴沟里？就像两条无灵性的狗，相互追赶着嗅对方的脏尾巴！” 但是就在我为花生用力擦洗脸上的脂粉时，她还沉浸在对文福的梦想中，告诉我文福赞美她柔软的脸蛋、灵巧的双手。“嗨！”她发牢骚说，“你要把我皮都擦掉了。” “你活该，”我说，“这一块地方擦不干净了，他就像一只蜘蛛咬你的脖子。现在大家马上就要起来了，嗨，这下可麻烦了。” 花生只是格格笑着，去拿镜子，然后说，“让我瞧瞧。啊哟，瞧他都干了些什么呀！”她把领子翻起来，笑得更厉害了。 她也不想想，我这样帮她得冒多大的风险啊。她明明知道，要是她母亲知道这一切的话，我的麻烦比她大得多。花生年纪比我小，所以我得对她的行为负责。不知老阿婶和新阿婶会怎么处置我。 当然，对这种想法你可能理解不了，我怎么会因为花生而惹麻烦呢，我有什么好怕的呢？可在当时的中国，你老是得为另外的人负责。不像在这儿，在美国——什么自由啦、独立啦、个人的想法啦、干你想干的事啦、不必服从你母亲啦，没那回事。没人会跟我说，“小姑娘，听话点，我给你吃块糖。”你不会因为做了好事而得到什么回报，甭想。可你要是于了坏事——你家里人可以随心所欲对付你，不需要什么理由。 我还记得那些吓唬我的话。“你是不是要我们把你永远赶走，当个要饭的，像你娘那样？”大婶婶老是这样说。“你是不是想生一场大病，让你的脸全部烂光，像你娘那样？”打我来到崇明岛位后，老阿婶就说这种话给我听——要是这些话是胡说八道也就算了。我不知道我母亲到底怎么样了，她是像花生所说的那样，已经逃走了呢，还是像我父亲所说的那样，已经死于一场怪病；要不，就像大家在背后议论的那样，她是因为某种不明的原因惹我父亲生气而被送走了。我刚来到岛上的时候，只要老阿婶一提到我母亲的名字，就不由得两眼泪汪汪。 后来，我不哭了。我竭力不去想我母亲，竭力打消我曾有过的念头，希望我母亲总有一天会来看我。于是老阿婶就想出了新的威胁我的办法，使我害怕。一次，她把我和花生带到上海一户人家，她指指一个正在扫地的姑娘。 “瞧这个可怜的姑娘。”大婶婶用一种怜悯的口气说道。那姑娘穿着一条又短又破的裤子，两条瘦腿全露在外面。她的目光呆滞，毫无表情。然后老阿婶告诉我们，她是一个奴隶，因为她母亲死后她不好好做人，被她父亲卖到这儿来了。 还有另外的威胁。当老阿婶觉得我还不够怕的时候——当我不肯很快磕头求饶，不肯请求原谅的时候——她就会在我头上打一巴掌，“这么硬，这么不听话！谁家会要你做媳妇呀？兴许我该把你嫁给那个老奥皮匠／ 她指的是那个挨家挨户给人补鞋的乞丐，他浑身上下透出一股他所修所卖的旧鞋子的臭气。我知道我们村里所有的母亲都威胁她们的女儿说，谁要是不听话，就把谁嫁给奥皮匠。要真是那样的话，说不定奥皮匠早就有二十个老婆了。 我觉得老阿婶这么说，不是对我特别凶，也不是在撒谎。我这么说倒不是出于大度，威胁小孩子是我们这样的大家庭的传统。老阿婶小时候，她母亲可能也是这么对待她的，找一种无法想象的可怕的生活方式来警告，再找一个好得令人无法相信的好孩子做榜样。这么做就能叫你的孩子循规蹈矩，这么做就能把他们笨脑袋里的自私思想赶跑，这么做就表示你对他们的前途很关心，教育他们在家里也要守规矩。 但这也是我那天在暖房里感到害怕的原因。花生让文福亲嘴，这事有多坏呀！她这么干可能会断送我自己的前途，所以，后来花生再叫我送信给文福的时候，我当然一口回绝了。 “你自己送去吧，”我说，“我不再做你的红娘了。”花生先是哭着求我，后来就破口大骂。打那以后，她就不再理我了。我以为我的麻烦总算到头了，我怎么知道反而惹来更大的麻烦呢？ 我后来才知道，文福也生气了。他在大路上等了好几个钟头，等我把花生的信送去。第二天我也没送去，第三天又没送去，他等不及了，于是就找了一个真正的媒人，不光送信，也来提亲。 你明白吧，文福决定娶花生为妻，不是因为他真的喜欢花生，而是想借婚姻进入她的家庭。实际上，他跟那个时候的大多数男人没什么两样。那个时候，结婚就像买房地产一样。在这儿，你看中了一所房子想住进去，你就去找房地产公司。那时在中国，你看中了一家有女儿的大户人家，你就去找一个知道怎样做成一笔好生意的媒人。 他找的媒人是个老太婆，大家都叫她苗阿姨。她名气很大，能把最好的姑娘配给最好的小伙子，这样他们结婚后就会生下一连串的孩子。几年前，老阿婶的两个女儿的婚事就是她给安排的。现在我想起来了，苗阿姨也就是那个帮助老阿婶赶走了姓林的小伙子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伙子，但我本来是应该嫁给他的。可我还没来得及抓住我的希望，这个机会已经失去了。 “这桩婚事没有钱，”苗阿姨告诉老阿婶，“不错，林的父亲很有文化，可那有啥用啊？他连一个小官也没得做。再看看他太太吧——生最后一个孩子都快四十了，真不害臊。” 但这不是苗阿姨不喜欢林家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好多年前他们两家有过纠纷。花生无意中听叔叔提起过这事。林家和一个当地的姑娘订了婚。“可就在婚礼举行前几个月，”花生说，“林家的儿子跑了，娶了一个上海姑娘——为了爱情，就为了这个！当然这家里的人硬要那位上海姑娘做小老婆，让那个本地姑娘做大老婆。可这成何体统呀？那男的实在讨厌他的未来的大老婆，就故意讨个小老婆来气气她。” 然后花生笑起来了，“多年前的那本地姑娘不是别人，就是苗阿姨。她又气又尴尬，不得不又等了三年，才有人考虑娶她做媳妇。” 就是这同一个苗阿姨现在经常到我家来喝茶，和老阿婶新阿婶聊天，张家长李家短的，谁生病了，谁收到海外亲友的来信了，谁家的儿子跑走当共产党去了。 我和花生当面都叫她苗阿姨，可背后，我们都叫她喵喵，因为她就像一只猎，竖起耳朵，到处打听别人的隐私。 我想，苗阿姨肯定已经把我们家的所有秘密全告诉文福了：叔叔有一笔大生意，但又丢了好些合同啦。新阿婶是叔叔的小老婆，很受他的宠爱啦。老阿婶是他的大老婆，大家都不得不讨她喜欢啦。花生最小，是全家的宝贝啦。我是花生的堂姐，是在我母亲失踪后，马上被送到这里来的啦。我母亲究竟是被土匪绑架还是杀害，是淹死在海中，还是被埋在土里，没人知道啦。我的亲生父亲富得能给他的小儿子一整个工厂和河口，一幢最富丽的房子，因为他在上海还有很多很多财产啦。我知道文福肯定问过这些问题，因为后来就发生了下面的事情。 就在我拒绝再给他们当信差后不久，苗阿姨敲开了我家的大门，把文福的父母亲给带来了。他们来的那天下午，花生兴奋得不得了，以至于给他们奉茶的时候，把茶也给泼了。她格格地笑个不停，新阿婶责备了她两次，不让她给叔叔端茶了。但我发现文福的母亲对花生傻乎乎的行为并不注意，倒是一直在用挑剔的目光打量我。 她问我身上穿的衣服是不是自己做的。她检查了我衣袖上的针脚，然后说我的针线活不错，不过还要改进。她问我皮肤为什么这么苍白，是天生就是这种颜色，还是有什么病？为什么我这么文静？我在咳嗽吗？我很容易疲劳吗？ 第二天，老阿婶和新阿婶到岛子另一头的文家作了一次回访。花生兴奋得不得了，她已经在盘算该穿什么样的西式婚礼服装了。又过了一天，老阿婶宣布了和文家订的婚约——但不是为花生，而是为我订的。 我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没人来征求我的意见，因为这个决定不是我作出的。 当然，我没有拍手，感谢我的婶婶们给我安排了这么好的一个前途。可我也没有跑进自己的房间里，拒绝吃饭，脸色发白，威胁说要死给她们看，有些姑娘在她们的父母给她们选了坏丈夫后就是这么干的。 如果你问我，她们告诉我说我要嫁给文福，当时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只能说，就像有人告诉我说我中了头奖，又有人告诉我说要砍我的脑袋，介于这两者之间。 宣布了这个决定后，我仍然坐在桌子边，脸上毫无表情，脑子一片混乱，不知说什么好。花生撅着嘴说，“干吗非得让雯雯出嫁？”她问道。 新阿婶误解了她女儿的抱怨，以为是出于好意，“别那么自私！她还会经常回来看你的。但她现在必须嫁人，离开我们。她最大，她年纪刚好，比她丈夫小五岁。以后呀，你也可以到她的新家去看望她。” 我坐在那儿，一言不发，竭力想象文福做我的丈夫会是什么样的。我看到我自己跑到路口去等他。花生就是这样的。只不过他现在是和我亲嘴，不是和花生亲嘴。他笑着，做着鬼脸。他告诉我，我有一张漂亮的脸蛋，是玫瑰红的，像我身上穿的衣服那样。他给我一封情书，我好像已经感到我的心在跳，准备把信打开来。 我看花生，还是撅着嘴，一言不发，她在鼻子里出气。哼！哼！就像一条龙尾巴撅起来了。她不知道像我一样把感情隐藏起来。干是，就在那个时候我才明白，我把自己的真情隐藏得那么久，那么好，直到现在还不承认。那时候，我为什么会对花生让文福亲嘴这事生气呢——现在我明白了，我想要他来亲我。 不，这不是爱情！我说的不是那种爱情。这是一种傻乎乎的希望，这是一种学会为自己的前途着想的希望。 你不信？海伦舅妈给你讲过这段往事吗？是的，她想讲的，我不让她讲。我知道要是她告诉了你，她会把一切都搞糟的。她会告诉你，“你母亲坠入了情网，真浪漫啊。” 可你知道她的为人。某件事明明是假的，她却以为是真的，某件事明明是真的，她却认为是假的，就像她脑袋里的那颗瘤一样——她根本就没什么瘤。我跟她这么说了，可她不信，她以为我这么说只是出于好意。“我干吗要出于好意呢？”我问她。“因为我快要死了。”她说。跟她这种人你还有什么好争的呢？ 所以我要亲口告诉你这个故事，而不要让海伦来告诉你。你得相信我，因为我是你母亲。我不爱文福，从一开头就不爱。当然，我很高兴，但这只是因为我觉得结婚是一个新机会。也许我有点糊涂，错把高兴当爱情了。 宣布亲事后的那几天，我一直低着头，做出一副顺从的样子，留心听两位婶婶的开导。她们告诉我，文家怎么怎么好啦，我怎么怎么运气啦。老阿婶说，尽管我母亲名声不好，我的公婆还是同意我去文家做媳妇。她们告诉我，文家在海外生意做得很红火，文福能帮助我父亲和叔叔把我们家的丝绸和棉花全卖到外国去，他已经答应了。她们说，文福的母亲很能干，是个裁缝，又是个风景画家，还烧得一手好菜，家里的事全是她一手张罗的。她能教我许多东西。房子嘛，当然不如我们啦，不过还不错，有一大群佣人，甚至还有一辆汽车！ 我越听越信。我想象着文福用汽车把我接走，我很高兴终于要和我的旧生活告别了。我梦想着住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那里没有一个人会发牢骚。我想象我未来的婆婆对我好得不得了，简直令人没法相信，她只会表扬我，从来不会责备我。我想象着我自己还不觉得渴，佣人们已经在为我倒茶水了。我脑海中跑过了许许多多孩子，模样全差不多，扯着我的裙子，一个接着一个，逗我发笑。当婶婶们告诉我说我要嫁给文福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那个算命女人跟花生说过的话。 现在好事都要落到我头上来了，我当然为花生感到难过。但她开始指责我，说我背叛了她。在婚礼前的那段时间里，我们还是不得不睡在同一张床上。我一进房间，她就往地上吐口水。半夜里，她踢我的腿，把我推一边去，掀掉我的被子，咕哝说我比那些叮死牲口的蛆虫还要坏。 “你听听你妈怎么说的，”我说，“我最大，我得先出嫁，我得听话。你要是想改变这个决定，自己跟你妈去说。” 当时我要是仔细思量一番，就会明白：我的婶婶们根本就没考虑我最大、花生最小的问题。花生是全家的宝贝，他们给花生安排的一切都要比别人好：衣服最好，表扬最多，零花钱最多，求运气时做的法术最多，生病时抓的药最多。我已经说过了，他们并没有虐待我，他们只是对花生更好。所以，我干吗那么傻呀？我早就该明白——既然她们要把我嫁到文福家，那么说不定就不是什么好事。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使我觉得所有这些好事全都会泡汤。我的婶婶们跟我说，她们要把我带到上海去看我父亲，我的婚事要征得他的同意。她们给我看了他的来信，告诉我们必须去一趟，就这些，连一句祝贺的话也没有。那时，上海和崇明岛之间还没通电话，这封信是托熟人送来的，而不是通过正式的邮局寄来的，所以我把信掂在手上觉得事情很严肃。 你用心想想我当时的感觉如何。打我父亲把我送到这岛上来以后，我差不多有十二年没见到他了。我们到上海去的时候，我的婶婶们从来不带我去看我父亲。他从来没给我写过信，也从来不到崇明岛或到我的寄宿学校来看我。所以我不知道他见到我时会生气呢，还是会高兴；我也不知道我见到他时该害怕呢，还是该高兴。 那天早上，老阿婶、新阿婶和我早早地洗了澡。我们穿上了最好的衣服，闪闪发亮的丝绸衫和外套。我们买了去上海的轮船的头等舱，两个钟头就到了上海港。我们刚下船，一辆长长的黑轿车和一个司机早已等在大门口，把我们带到九龙路我父亲的住宅内。一切就像一个幸福的童话故事。 但我们一踏上通向住宅的过道，我就知道我们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们的服装太刺眼了，大招摇了，反而让大家都知道我们不是什么重要人物。然后门开了，我站在我曾经住过，但现在一点儿也记不起来的通向屋子的大门厅里。 这屋子比我们在河口村住的屋子要大十倍，也要好十倍。或许，根本就没法做这样的比较。这里的所有东西你都想碰一碰，可你又不敢迈开步子，怕碰坏什么东西。我身边有两个华美的高架于，里面放着两尊小小的白雕塑，一尊塑的是一个猎人在追一头鹿，另一尊是两个穿英式服装的女子在走路。一声咳嗽，一声擤鼻，一句话听上去都太响了，肯定会把这些塑像震破。 我瞧瞧我的脚下，恨不得弯下腰去把新鞋上的灰尘擦干净。于是我就盯住白色的大理石地面。 忽然我记起来了，我母亲告诉过我，大理石上的花纹是河水从岩石上流过留下的痕迹。在我眼前的大理石地面上，各种不同色彩的光影令人眼花缭乱，我母亲曾说，就像同一条河中不同颜色的鱼的倒影。 于是我就抬头去找这光影的来源——原来一层楼梯口顶上那扇很大的玻璃窗，把花啦、树啦、草啦、天啦全都映在上面了。我看到了那个螺旋形上升的楼梯，竭力回想我的手触摸着那光滑的红木扶栏下来的感觉。 就在这时我看到我父亲正慢慢从楼梯上走下来，一步一顿，像神一样从天而降。 我想起了他的派头，他总是不慌不忙。我想起了以前我老有一种在等待，在害怕，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的感觉。 但是现在他正踏上最后一级楼梯，眼睛盯着我，脸上没有表情。我可以肯定，我也正这样望着他，就像一个幽灵盯着另一个幽灵。哦，也许，他从我脸上看到了我母亲，他恨我。我鞠了个躬。 “女儿，”他突然说道，“你应该邀请我们的客人坐下来。” 我转身看看旁边，想知道他在跟房间里的另外什么人说话。但老阿婶捅捅我的胳膊，我不知不觉地指着我右手边的一个小客厅，说：“请坐，请进来坐下。不必客气，坐吧。”好像我常在这个我从来没住过的房间里欢迎我的婶婶们。 我们全都安静地坐在了沙发上，沙发的羽绒靠垫深深地陷了下去，把我埋在下面了。老阿婶紧张地朝我父亲点点头：“您好吗，大哥？我想，身体还康健吧。”新阿婶重复同样的话：“您好吗？您好吗？” 我父亲笑了笑，缓缓地叉起两腿，然后说，“还可以，虽然不是顶好。你们都晓得骨头老起来是怎么回事。” “嗨，说得是！”老阿婶忙不迭地接口说，“我也是这样，老犯胃疼，晚饭吃过就疼，还有这儿，我的肠——” 我父亲的眉毛一抬，大家马上又都不做声了。这时另外一个房间里的钟当当敲响了，我的婶婶们假装很高兴地听着，然后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她们听到过的最好听的声音。 我一声不响坐在那儿。我发现我父亲看上去比叔叔老得多，也瘦得多。他的脸更严肃，也显得更聪明。他戴了一副圆形的金边眼镜，中式背心外面罩了一套黑西装。他个子并不高，但很有气派，他缓缓地把头转向一个佣人，然后缓缓地挥手叫这个佣人上前。但他没吩咐佣人做什么，而是把头转向了我。 “女儿，你定吧，用中式小吃呢，还是英国饼干配茶？”我心里七上八下，感到就像两匹朝相反方向跑的马。哪一匹好呢？哪个回答才是正确的呢？ “简单点好了。”我最后轻轻地说。 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当然，你总喜欢这样。”他又朝那个佣人挥了挥手，吩咐他拿点英国饼干、中国梨子和比利时巧克力来。 我现在还能回想起他当时的举止，他的风度是那么优雅，使我觉得非常陌生。但他好像知道我的心思，我要是真的开口说出我想要的，也就是这些东西。 喝茶的时间并不长，老阿婶边喝边把文家的事告诉我父亲——他们和他的女儿怎么相配啦，一个好亲家对他的生意如何有利啦。我两眼紧紧盯着交叉着放在膝盖上的双手，不时抬起眼睛瞟一眼，看看我父亲的反应。老阿婶说点真话，又加油添醋一番，大家都仔细听着。 文家的出口生意发展为一家国际贸易公司。文福对海外生意的知识使得他能够和英国与美国最重要的公司总裁建立起良好的朋友关系。文家的母亲嘛，听大婶婶的口气，能干得不得了，简直能够施展魔法让冬天的枯树一夜间长出绿叶来！ 我父亲可不是傻瓜，他静静地听着，一面啜他的茶。每当老阿婶吹牛吹得过分时，他就一言不发地盯着她，脸上毫无表情，直到她坐立不安，把她对文家的好评稍稍降低一点。 “啊，自然，他们的生意按您的标准算不了什么，哪能达到您目前的高位啊。可他们在当地也够舒服，够受敬重的了。我是这么想的，对您的女儿来说，嫁一个受人敬重的大户人家是最要紧的。” 现在老阿婶把有关文家的好话都说尽了，但我父亲还是一言不发。 “很好的一个小伙子，很受敬重的大户人家。”新阿婶打破了沉默。 我父亲看看我。我手足无措，竭力想不显示出来。说不定他反对这门婚事，说不定他还在生我母亲的气，生我的气。 “我知道这户人家。”他终于开口了，“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他们的生意，去查他们的背景了。”他挥了挥手，好像在赶蚊子似的，“但是听听自家人的意见也是蛮好的。” 老阿婶和新阿婶吓了一跳，好像两个正在作案的小偷被当场抓到似的。她们做贼心虚地低下了头，等着听我父亲说下去，不知他已经知道了什么。 “女儿，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嗓音很低，几乎有点沙哑，“你愿意吗？” 我咬咬嘴唇，剥剥指甲，扯扯衣服，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父亲又挥了挥手。“她愿意。”他对我婶婶们说，然后叹了口气，“我们干吗要拦着她？” 我的婶婶们都笑了一下，好像这不过是在开玩笑。可我从中听出了不同的意思，我父亲的声音听上去很凄凉。可我还来不及多想，我父亲已经问起了生意上的事，所以也许是我搞错了。 “文家出了多少聘礼呢？” 大婶婶递上一个信封。我父亲很快点清了四千元，然后点点头。我松了口气。这可是一笔巨款，相当可观，差不多等于两千美元，放到今天说不定值四五万哩。一个中产阶级的人得干十多年才能赚到这个数字。但这并不是说文家真的把这笔钱送给我父亲了，在我结婚那一天，他还得把这笔钱还给文家，说“这辈子我女儿和你们共同拥有文家的财产，这就够了”。 然后我父亲得为我准备一笔数目相当的钱作为嫁妆，他跟我说，“这笔钱是额外给你的，免得你到新家后负担太重。”这笔钱是我的，用我的名字开银行户头，我不用分给任何人，没人能把它从我手里拿走。但这也是我这辈子仅有的一笔钱。 “文家想要多大的一份嫁妆呢？”我父亲接着又问，他指的是钱以外的嫁妆。 老阿婶不得不仔细想想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要是她说文家要得不多，那么这就等于说这户人家不值得结成亲家。要是她说他们要得很多，那就等于说我不值得嫁过去。但是老阿婶已经有过嫁两个女儿的经验，所以她就简单说了句，“把她和她丈夫新房里的家具布置好就行了。”她指的是我们在文家的新房。这种回答听起来使文家显得并不很贪财，就像打打扑克时的叫牌。现在轮到我父亲怎样显示出他额外的大方了。 “当然呷，”大婶婶又加了句，“床归夫家买。”这里她说的是老习惯，因为后代儿孙总是要从丈夫的床上出来的。 “还要茶吗？”我父亲问道。他只是问问，并不真的叫佣人马上来倒茶。这是我们家表示访问到此为止的信号，我和我的婶婶们马上就站起来。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该走了。”大婶婶说。 “那么快就走？” “我们已经晚了。”小婶婶说。这不是真话，那天下午，我们没别的地方要去，我们的船要到傍晚才离开。我们准备离开房间。 但就在这时，我听到我父亲在叫我。他没说“女儿”，他叫了我的名字，“雯雯啊，”他说，“跟你的婶婶们道别。然后到我的书房里来，我们谈谈你的嫁妆问题。” 那天下午我被带到我父亲房间里来的时候，希望是多么渺茫！可现在多么巨大的希望伴随着我的喊叫要从我喉咙口跳出来了，他真的把我当他的女儿看待了，中间那么多岁月完全被遗忘了！ 当然，他没有拥抱我，也没有亲吻我，不像你们美国人，分开五分钟再见就又亲又搂的。甚至在我的婶婶们走后我们也没谈多长时间。他当时对我说的一些话，我至今还很纳闷：他是真的以为我找了一门好亲事呢？还是找到了一种把我这个令他想起自己不幸婚姻的人永远赶走的捷径？ 所以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对我说的几个字。我觉得，我没有让它们的意义按照我喜欢的方式改变。 他的神色是严肃的，他的表情是坦白的。他没有为十二年来的父女分离道歉。“现在既然你要出嫁了，”他说，“你就要明白你在人生中的真正位置。”然后他指指一幅占了整个墙面的古画，画上是一百多个不同的人物，有男人、女人、孩子，他们都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在干活，有的在吃东西，还有的在睡觉，人生所有的时刻都被捕捉住，在这里化作了永恒。 “你小时候，”我父亲说，“经常到这儿来，一遍又一遍地看这幅画，还记得吗？” 我盯住这幅画看了好久，想认出它来。最后，我终于认出了角落里的一个小人物，这是一个正从阳台里向外眺望的夫人。我点点头。 “当时我问你是否喜欢这幅画，你跟我说，这幅画画得很糟糕，还记得吗？” 我无法想象我那么小就会跟我父亲说这种话。“对不起，我想不起来了。”我说，“实在对不起，你记忆中的我竟是这么一个不听话的孩子。” “你当时说，这幅画很乱。你不知道这个弹琵琶的女人弹的是一支悲伤的曲子，还是一支高兴的曲子。你不知道那个挑担的女人是刚刚上路，还是已经走完了她的行程。还有阳台上的这个女人，你说她有时看上去好像是满怀希望地在等待，有时看上去又好像是满怀恐惧地在张望。” 我不禁掩住嘴巴笑了起来。“我小时候多怪啊。” 我父亲管自己说着，好像根本没听到我说的话。“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然后他看看我，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他的思想感情。 “那么告诉我，现在你对这幅画是怎么看的？”他问。 我的心跳加快了，竭力想找一个能使他高兴的回答，想让他知道，我还是没有变，还是那么老实。 “这一部分我很喜欢，”我说着，紧张地指指一个正站在法官面前宣誓的男人，“比例匀称，细节生动。而那一部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你瞧，底部太黑、太沉了，人物也没有立体感——” 我父亲走开去了。他点点头，但我知道他并不同意我的看法。 然后他转过脸来。“从现在起，”他终于板着面孔说，“你必须听你丈夫的，你自己的想法再也算不了什么。明白吗？” 我急切地点点头，很感激我父亲以这种巧妙的方法，给我这个有用的教训。然后他说我要在他家里再待一个星期以便办些嫁妆。 “你知道你需要些什么吗？”他问。 我眼睛朝下，有点不好意思，“简单点就行了。” “当然，”他说，“你总是说简单点就行了。”他笑了笑，我很高兴我正好说对了。 但他马上收起了笑容。“就像你母亲，”他说，“总是要简单点的东西。”然后他眯起了眼睛，好像在什么遥远的地方看到了她。“总是在想着另外的东西，”他说着，严厉地望着我，“你也一样吗？” 他的用意，就像那幅画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变。而我就是画中的那个站在阳台上的女人，满怀着希望、满怀着恐惧地在等待着，我的心潮随着每一句话而涨落。所以到最后，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了，我只好老老实实地脱口而出，“一样。” 那天下午，一个佣人领我到我小时候和我母亲一起住过的房间里，然后就走开了，这样我就能在晚饭前歇一会。门一关，我就四下打量起来，摸摸房间里的所有东西。 被子已经换过了。她喜欢的画和窗帘不见了，她的衣服、梳子、刷子、香皂，她的气味全找不到了。但是家具还是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床、高高的衣橱、凳子和梳妆桌，还有她照过的镜子。我高兴得哭了，我终于又回来了。然后我又像小时候那样，由于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回来而哭泣。 后来我才知道，还没有人敢要这个一度归我母亲所有的房间。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倒霉的房间，所以那么多年来，还没有人用过这个房间。虽然，这幢屋子里挤着那么多人。三妈和吴妈还住在那儿，你还记得她们吧——我父亲的另外几房太太。四妈几年前去世了。我父亲的儿子们，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太太和孩子，他们也都住在这儿，还有佣人和他们的孩子，大家全挤在一块，差不多有二十五到三十口人吧。 但尽管人那么多，屋子里还是非常安静。我走下楼梯去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说话都轻声轻气的。他们彬彬有礼地欢迎我，当然，没人提起我那么多年不在这儿的原因。我想他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对待我。 然后，饭菜上桌了。我开始坐在我的一个异母兄弟的太太旁边，但我父亲做了个手势，要我坐他身边去。大家都转过头来看我。我父亲站起来，宣布说，“我女儿江雯丽再过一个月要结婚了。”然后我们就等着——等呀等呀——等佣人慢慢地把一种很特别的洒洒进每人手中顶针般大小的白玉酒杯中。 最后，我父亲又说话了，他为我作了简短的祝酒词：“祝你婚后，万事如意。干杯！”他把头往后一扬，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大家也都干了。然后我发现大家都来祝贺我，像一个幸福家庭似的放声交谈起来。我的舌头被酒精烧得生痛，欢乐的眼泪也夺眶而出。 结果，我父亲叫三妈陪我去买嫁妆。她是家里地位最高的太太，所有的钱财全要经过她的手。当然，她也熟悉姑娘出嫁时所需的一应物件。四妈死后，她的三个女儿出嫁时都是三妈帮着张罗的，这是我们坐小车到南京路上最大的百货商店永安公司的路上，她跟我说的。 “四妈的三个女儿，”她说，“个个都把她们母亲最坏的毛病继承下来了。喷！喷！老大小气得很，连丢一个铜子儿在讨饭碗里都不肯。老二呢，没有同情心，会把垃圾丢到讨饭碗里去。而老三呢，贪得不得了——你说她会怎么着？——她呀，连垃圾和讨饭碗都要偷。所以我没给她们买多少嫁妆。这么坏的姑娘，你说我该买吗？” 这么说来，在三妈面前，我一举一动都得小心。我记得在几位太太中，她是最妒忌我母亲的，她妒忌我母亲的头发，妒忌我母亲的地位和教养。我不想给她任何口实去告诉我父亲，说我贪心。 所以她要我挑椅子时，我挑了一把式样非常简单的椅子，而没要那种花里胡哨的雕花椅子。她要我挑一张茶桌时，我指指桌子腿最普通的一张。她点点头，走过去要店员等着帮助我们。但她没有订购我挑中的东西，她订的比我挑中的高三个档次！ 我谢了她好多次。然后我觉得我们该回家了，我以为我们买了一张茶桌和一把椅子就足够了。但三妈很温和地提醒我，一个体面的太太需要些什么。“你想要什么式样的大衣橱呢？”她问。 你能想象得出我当时的感觉吗？你还记得我是怎样希望和祈求一种更好的生活吗？现在人人都对我这么好，我不再感到孤单了，我想要的全都有了。我已经别无所求了，就像那个算命女人所说的。 我和三妈逛了一整天的商店，就像游戏表演那样，那个女人根本没时间从货架上掏她所想要的东西，根本没时间作出决定——是否先看一看，是否应该买。我也是这样，只不过我有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出我们买了多少东西，我做的未来的梦开始越来越圆满了。 那天我们还找到了一张三层的梳妆台和一口三层的大衣橱，都非常漂亮。这是我最心爱的东西：我自己挑了一张现代风格的梳妆桌，它有一面镶银边的大圆镜子，两边都有抽屉，一只长一些，一只短一些。每只抽屉前面都用桃花心木、橡木和珍珠母镶嵌起来，形状像一把打开的扇子。抽屉里还嵌着香樟木，打开来香气扑鼻。中间部分比其他部分略低一些。上面嵌一张正方形的桌面。桌子下面是一张小小的弯曲的座椅，上面罩着绿色的锦缎。我想象着自己坐在这张梳妆台前，看上去就像我母亲那样。 现在你可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为你买的家具也是这种式样的。我找了好久才找到它。所以你要明白，我买这张桌子不是用来折磨你的，那是我心爱的东西。 第二天，三妈帮我去买那些好玩的东西：收音机啦、缝纫机啦、能够自动换片的留声机啦，还有大得能把我整个人都装进去的金鱼缸啦。我和文福将会有很多方式打发我们的快乐日子。 第三天或第四天，三妈又陪我去买新娘的私人用品。真不好意思！每当她告诉我需要什么，以及为什么需要的时候，我只好笑笑。我们先去买了一个洗脸槽，这真是一件非常好的家具——绿色的大理石台面和雕花的木头柜子。三妈指给我看，下面还有专门用来放女人用的东西的小橱。我们当时用的月经带，跟尿布差不多。 随后我们又买了两只不同的澡盆，一只高高的木盆，是早上起床后用来洗身子的，还有一只小的搪瓷盆，只用来洗脚和下身。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没时间每天洗澡，只能洗身体的某个部位。三妈说，“每天晚上你都应该先洗洗下身，再和你丈夫上床，这样才会讨他喜欢。”这话是有道理的。我记得好多次我要把花生推出我俩同睡的床。但三妈又告诉我，“半夜里你还得再起来洗一次。”她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开始想到男人总是要比女人讲究一些，而女人自然要比男人脏一些。 然后三妈又叫我买了三个马桶。我见到马桶，想到我以后要和文福合用这些马桶，脸一下子就红了。马桶有木头做的盖，里面涂了红漆，还上了一层气味很浓的桐油。 第五天，三妈陪我去买了出门和居家用的东西：几个大皮箱、两只樟木箱。我们把枕头和毛毯全塞进里面。三妈简直像疯了似的，非得要我买二十条被子不可！ “当然需要这么多，”她说，“要不将来怎么让你的孩子暖和呀？”所以我就选了又好又厚的被子，全是中国制造的，四周织着精美的花纹，里面填着最好的、最贵的、弹过多次而变得竖立起来的棉花。我还为那些毯子挑了漂亮的被套，全是丝织的，没有一只棉布的，每只被套上绣的花卉图案都各不相同，没有一只重样的。 第六天，我们去买了会客和祭祖所需的一应物件：沙发和椅子、祭坛、四只凳子和一张矮圆桌。最后这件东西是用很厚很重发光的红木做的，桌腿雕成中式的兽爪形状，台板的边沿全刻上了“寿”字，桌子底下还有四张小桌子，客人多时可以拉出来。 第七天，也是最后一天，我们去买了所有的碗筷和银器。这时我在我父亲家里待的时间够长了，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一切东西都要备两套！ 我买了两套，一套是请客用的，另一套是平时用的，每套共有十件。不像美国式的有盆、刀和叉。一套一般的，一套高级的，是用象牙或银做的。你能想象得出吗？是中国银器，很纯，很软，就像能用来兑钱。 店里有一张又长又大的桌子，我们就把我挑好的所有东西全放在上面。我情不自禁地围着桌子跳起舞来，我挑挑这个，又拣拣那个，好像我已经在过日子了，不用考虑钱的问题。我有许多银杯子，有盛酱油的，盛茶水的，盛酒的，还有放汤匙的银盘子。我有各种大小的茶匙，一种是用来舀肉汤的，一种是用来吃甜食的，我最喜欢喝的像是莲子汤。另外还有两种，一大一小，我还不知道能派上什么用场。为了和汤匙相配，我还买了四种不同大小的汤碗，不是银的，因为银的拿起来太烫手，但它们全是用上等的瓷器做的，还画了金边。然后我还买了两种不同大小的盘子，一种小的，另一种更小，因为三妈指出过：“如果你挑的盘子太大，等于说你再也没有机会吃了。” 我挑的筷子也是最好的，全银的，每双用一条小链子串起来，这样它们就永远不会拆散，也永远不会丢失。我买完东西刚想离开，店员给我看一样小小的银制的东西，样子像一条跳起来的鱼。我一看马上就知道我要买这个，因为这小装饰品是用来放筷子的，吃饭时停一会，欣赏一下酒席，看看周围的客人，祝贺自己，说一句，我真幸运。 买嫁妆的第七天离我举行婚礼只剩下几个星期了。我心想：我真幸运啊。我头脑里一片空白，想到的全是好事。我肯定我的生活已经改变了，每一刻会变得更好，我的幸福永无止境。现在我每天都祈求神仙，但只是表达我对无穷无尽的幸福的无穷无尽的感激。 想想看我在商店里，微笑着，坐在那张长桌子上，与我买的一大堆东西在一起。我想让三妈和那个在一旁看着的店员分享一下我的快乐。我拣出我的银筷子，我假装从银盘子中夹了一口，然后转向另一边，我想象着自己在说，“丈夫，你吃这个，这条鱼最好吃的部分归你吃。不，不要给我，你吃吧。”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想从各方面尊敬我的丈夫。我承认：我也想露一手——我要亲手操办几桌酒席，一次为我父亲，我现在非常尊敬他；一次为三妈，我要尊敬她为我名义上的母亲；一次为我未来的公婆，我想我肯定能学会尊敬他们；一次为我生下的头胎儿子；一次为我的老阿婶和新阿婶，因为她们让我走了；还有一次为花生，也许到我能原谅她的时候。 后来我才知道：三妈为四妈的三个女儿买的嫁妆比我的多五倍，也好五倍。我也知道了：文家人的性格不太好，我父亲一清二楚。他之所以让我嫁到文家去，是因为他说我的性格也不太好。 但是我敢肯定，他无法想象文家人究竟坏到什么程度。这七天里我挑的所有嫁妆，全都被文家吞没了，他们把这些东西作为他们出口生意的一部分，全运到美国或英国去了。 那些被子和丝绸被面呢？全被文福的姐妹或他的弟兄的妻子拿走了。另外亲戚朋友送的贺礼、镶银边的画、沉甸甸的银梳子和镜子、漂亮的英国水盆和绘画的水罐呢？统统被文福的母亲放到她自己房间的桌上了。 我的嫁妆中只有一样东西没被他们偷去——因为已经有人先下手了。正好那天有个佣人去南方照顾她那生病的母亲。文福的母亲打一开头就不喜欢那个佣人，于是马上就气冲冲地作出了结论。正当她咒骂那个偷了十双银筷子逃走的贼的时候，我正在把这些筷子往自己的小箱子衬里底下藏呢。 打那以后很多年，每当时运不利，我就取出一双筷子，把它们紧紧地握在手中。我能感到银筷躺在我掌中的分量，它是坚固的、牢不可破的，就像我的希望一样。我摇晃着银筷上的链子，它意味着成双成对的东西永远不会分离，也永远不会丢失。我用它来夹空气，夹虚无。 你能想象我是多么天真，我的天真是多么顽强吗？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着总有一天我能把那些银筷子公开拿出来，不再成为一个秘密。我一直梦想着庆贺那总有一天会到来的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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