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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明白我过去是怎样一个人了吧。我并不像你和海伦说的，有消极想法，老把事情往坏的方面想。我年轻时，总希望相信世上有好事。当这好事要逃走的时候，我总想抓住它，不让它逃走。 如今我比较小心了。我不明白海伦干吗老为这个批评我。她该批评她自己！你知道她的为人。她看到一些好事——她的子女对她好——就想到了一些坏事。我问你，这是不是消极想法，因为大家都对你好，你就觉得自己死到临头了？中文里也有这样的说法，叫“倒霉”想法，不过也许更坏些。你觉得倒霉了，就会碰上倒霉事。如果海伦认为她要死了——好了，我们不该说这话。 我说了那么多，无非就是这个意思：我知道，听了坏消息就信以为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很幸运，这种事从来没落到你头上。但这种事就落到了我的婚姻大事上——打一开头就这样。 当然，也许我的婚事从来不真的是个机遇。如果你嫁了个不好的丈夫，你就有了一个不好的婚姻，你就逃避不了这个。但假如没有花生给我带来的烦恼，也许在真相大白以前，我还能找到几次短暂的幸福时光。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婚礼前三天，花生干了一件很糟糕的事，她把文家令我反胃的事一古脑儿都讲给我听了。第二天，她又给我讲了一个秘密，爱上文福有多危险。又过了一天，我去上海为婚礼作准备的时候，我已经担心我的婚事给毁了。 当时，我还没想到花生告诉我这些事情是对我嫁给文福的一种报复。当我从我父亲那儿回来的时候，她对我又开始好起来了。她给我看一本美国杂志，上面有许多新娘照，告诉我穿哪种款式的婚纱最适合我。她建议我穿一种白色的缎子做的，后面拖一条十英尺长的飘带的婚纱。她指指这件她认为本来是归她穿的礼服，尽管我还没请她做我的伴娘呢。 我告诉她老阿婶已经为我选好了结婚礼服，一件红色的旗袍，外面配一件绣花罩衫。花生皱起鼻子说，“乡里乡气的，”然后嗤了一声，说，“你一定要穿一套西式的结婚礼服。现在有身份的上海姑娘结婚的时候都不穿中式服装了，多背时啊！瞧瞧这本杂志。”花生总是这样，喜欢赶时髦，但没有自己的新见解。 “不管背时不背时，”我说，“老阿婶决不会同意我穿白色的婚纱的。” “只有没文化的人才会认为穿白色代表服丧。”花生争辩说，“你要是全听她安排，她还要你坐花轿，还要村里的吹鼓手敲锣打鼓，一路上招来一大帮乞丐哩！你父亲的那些有身份的朋友钻出汽车，看到这场面不都笑死了？”花生像一匹马似的放声大笑起来，想让我明白我结婚那天会听到些什么。 我倒是从来没想到这一点。 “嗨！别看得那么严重，”她说，“这事我马上跟我母亲讲一下。还有我俩干吗要为婚礼化妆也要讲一下。化妆不光是歌手、演员和下等社会姑娘的事，出身体面的姑娘也要化妆。瞧瞧宋氏三姐妹。” 既然花生说要帮我，我就让我结婚的兴奋一点一点地流露出来。我告诉她准备摆两桌酒席，一桌放在文家朋友开的一家好饭店里，另一桌放在基督教青年会里，这是当时上海一幢很现代的、很时髦的大楼，至少在1937年是如此。现在这名字听起来不那么好听了，可我告诉你，当时它可是举办宴会的一个好地方。 我还告诉花生我父亲给我买了些家具做嫁妆，讲那张嵌有扇形雕花图案的梳妆台——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还告诉她文福家出了四千元钱做聘礼。“瞧他们家出手多大方啊，瞧他们多么看重我啊。”我说着，不免有些吹牛。 “我希望我将来的婆家至少付四万元。”花生说着，脸上露出了自命不凡的神态。 她的话好像一记耳光，使我一下子愣住了。我盯着她。 “你还记得那算命女人说的话吗？”花生说，“我要嫁给一个上海人，比我不要嫁的本地人不知富多少倍。” 这时我才明白：她这是在告诉我，早在给我提亲前，她已经作出了决定，放弃文福，嫁一个更好的。这样一来她就给我们两人都保全了面子，她失去文福的面子，我从她那儿抢走文福的面子。 我以为她真是很大方，为我们两个接受既成事实找到了一个借口。所以在我离家前剩下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又恢复了亲姐妹般的关系。实际上，从那天起直到我出嫁，我们一直互相称“糖姐”，这是对堂姐的一种非常亲热的称呼。 但花生对我提起的有关钱的事不是什么坏事，反而使我觉得她是诚心诚意的。 婚礼前三天，家里挤满了远道而来的亲戚朋友——有老阿婶家的人，有新阿婶家的人，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形成的堂表亲戚。那么多人闹哄哄的，吵得人午饭后觉也睡不成了。于是花生就到外面散步去了。我开始收拾衣物，把首饰等用软布包起来。 几天前，我在一次盛大的家宴上收到了许多礼物：我祖母送我一只椭圆形翡翠戒指，我父亲送我一条金项链，两只金手锡分别是老阿婶和新阿婶送的。另外还有些东西，老阿婶趁没人看见的时候送我一副帝王绿耳环，那是我母亲戴过的，我母亲曾说过总有一天要给我的。 我试戴耳环的时候，想起了我母亲说过的话——关于这副耳环的价值和我的话的价值——忽然花生跑回房间来了，她悄悄跟我说，她有事要告诉我，我们得到暖房去谈。我马上放下手头正在理的东西，跟她出了门。暖房里说悄悄话自然是最好的，免得被别人听见。我们绕过那些破瓶烂罐，然后找到了小时候喝茶用过的桌子和两张靠背已经破损的椅子。 花生说，她刚才一直坐在新西头的前台阶上，后面就是有屏风的门廊，听得见男亲戚们的说话声。老阿婶把他们从客厅里赶出来了，因为他们一直在抽烟，还有几个人老爱往地毯上吐痰，所以，他们就到门廊里来抽烟吐痰。 花生说，她听到他们在谈一些无聊的事情：新上任的日本首相啦、工厂爆炸啦、工人罢工啦，然后换了个话题——垃圾、生意等等。 “有一个舅舅说上海人是怎样拼命想办法通过捡外国垃圾致富的。那些美国佬、英国佬和法国佬老是把公司里剩余的东西，把他们的食品扔出来，因为他们生产得太多了。他们把东西装在木箱里；开箱取货后就把箱子扔了。他们回国的时候，把家具也扔了。 “舅舅说，用外国垃圾致富容易得很，不需要特别精明。你只要告诉他们，‘给点小费吧，我可以把你的垃圾扔掉——你的旧衣服啦、零碎东西啦、不要用的家具啦。’他们付钱给你后，你就转身把这些东西卖给别人，这样一夜间就能挣进三代人才积蓄得起来的家产。” “你干吗跟我说这些？”我问花生。我觉得这些生意经不值得到暖房里当秘密来谈。 “我还没说完呢，”花生说，“才开了个头，因为后来另一个舅舅又说了做垃圾生意并不比做另外生意来得坏，至少不是那么见不得人。” “什么样见不得人的生意呢？”我问。我以为花生要说“帮工太太”之类的事了。这是那些下流的女要饭干的事，她们缠住外国人说：“今晚让我做一回你的帮工太太吧，救救我的命，救救我的命吧。” 但是花生说的是另外的事，“他提到了文家做的生意。他说他们把中国垃圾卖给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和英国人。” 我一下子喘不过气来，“什么样的垃圾？” “他们卖所有的破东西，要么是奇形怪状的，要么是禁止出卖的。”花生说，“破东西他们叫明朝，奇形怪状的他们叫清朝。禁止出卖的东西嘛——他们说既然是禁止的，就没必要藏起来。” “什么样禁止出卖的东西呢？” “舅舅说文福的父亲到那些遭受水灾、旱灾或蝗灾的乡下小村子里去。他很快就能查出哪些家庭缴不起租，哪些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把最后一小块土地卖出去。他只要花几个铜子儿，就能把他们那些死去的祖先的画像买到手。真的！我没撒谎。那些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同自己的亲人的神龛分手了。你想象得到吗？所有这些祖先都是违背他们自己的意愿而被运到美国去的。然后有一天他们醒来，——啊哈——发现自已被挂在西方的墙壁上了，听人们用一种他们听不懂的话在吵架！”花生笑得更厉害了。 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想法。我想象我可怜的母亲的画像，它在哪儿呢？ “这不可能，”我说，“文家只卖高档货。苗阿姨说过的。” “喵喵的丈夫也在那儿。”花生说，“连他都说文家做的是缺德生意。真的，他们赚了不少钱哪，他说。外国佬就是喜欢这些玩艺儿。但这是利用别人的不幸发财。那些不得不出卖画像的人已经够不幸了。但是更惨的不幸还在后头哪：苗阿姨的丈夫说了，文家人死后，想到阴间去，那些卖画人的祖先肯定要站在阎王殿大门口，把他们踢回去。” 我跳起来，掸掉衣服上的灰尘，“我不信。那些人只是出于妒忌罢了。你知道喵喵的丈夫是什么人，那些人是什么人，是撒谎精。” “我只是把我听到的告诉你。你干吗对我这么凶？也许这不是真的。但那有什么关系？这还是一笔好生意嘛。他们没干什么违法的事，这是他们和外国人做的一笔现代生意嘛。” “外人不该对我丈夫家的事说东道西，”我说，“我不准你再把这谎话传给别人。”我向她晃晃手指。 整整一个白天、一个晚上我都在想花生的话。我不断地对自己说，这不是真的。但是我的胃和我作对，使我感到花生说的是实情。我病了。 当然，我精神紧张还有另外原因，只要想一想我的婚礼，所有的人都要到这儿来，我的父亲、他的有地位的朋友、我的异母兄弟们，还有他们的太太和孩子。我告诉老阿婶我觉得有点难受，她说，“当然啰，你肯定会难受的。你就要离开老家，自己去过日子了。”她把我扶到床上，给我喝一种又热又苦的汤，我觉得我从来不知道她会待我那么好。 第二天下午我正躺在床上，花生过来看我了。她说她又去门廊那儿，听到了另外一个故事。 “我再也不想听什么故事了。”我说。 “这个故事和文家没关系，”她坚持要讲给我听，“和生意一点也没关系。是个好故事。”然后她往前靠了靠，凑到我的耳朵旁悄悄说，“是一个性故事。” 我一听花生说出“性故事”这几个字，眼睛就睁开了。我们两个都格格地笑起来。我坐起来听她讲。 我那时还很天真，比大多数中国姑娘还要天真。我不像你，在学校里看有关人体的电影，十六岁就跟人约会，大学一年级就跟野孩子谈恋爱。你和他干过不规矩的事了，对不对？瞧，你至今还不肯承认这一点。你和他在一块的时候，我看你的脸色很不自然。我看你现在还是有点尴尬。你母亲现在可不再那么天真了。当然，在结婚以前，那又是另一回事。 我当时把性看成一种很神秘的东西，好像是要到中国某个偏远的地方去。有时，它好像是一座寒冷的、黑暗的森林，有时它又像是天上的一座庙，这就是我当时对性的感觉。 我也知道一些这方面的事——通过花生的闲聊，或者是通过道听途说或是我们两个想象出来的故事。我知道性也是一种禁忌，当然跟卖祖先的画像可不一样。我知道一个男人会碰女人的某个秘密地方，比方说脚。我知道一个女人有时得把所有的衣服都脱光。每个男人都有一样男人的东西——没人告诉我这个词该怎么说，只有小男孩会说，因为我看到我的小堂兄弟们的“鸡鸡”。所以我知道男人的东西大概是这样的：小小的粉红色的一团，很软的肉，像我的脚指头那么小，那么圆。如果一个男人半夜里不想起来用马桶撒尿，就可以问他的太太，是否可以让他的“鸡鸡”插入她的两腿间。 这就是我听来的有关性的全部知识。我记得我和花生经常笑得眼泪都流出来。啊，这太可怕了，一个男人要在女人身上撒尿，把她当马桶用！你瞧，我是不是太天真了？ 当时我们都觉得很有趣——这种事老阿婶和新阿婶已经经历过了。可就在我结婚前，我开始觉得这事不那么有趣了。我很担心，这种事现在落到我头上来了。我将要变成我丈夫的马桶了！这就是我嫁妆中要买三个马桶的缘故，多下来的一个可以放在床头边。 所以你可以明白我是那么急切地想听花生的性故事了，尤其是因为再过两天我就要结婚了。 “这天下午，”花生刚开口，就格格地笑起来了，“有一个舅舅讲了一对新婚夫妻的性故事。” “哪一个舅舅？” “是大婶婶的堂兄弟，从宁波来的。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了吧。” “乌龟舅舅！”我喊出来了。有一次，小功把一只活乌龟放进他的汤里，他就向老阿婶抱怨说这汤没烧透，打那以后，我们就都叫他乌龟舅舅了。叫一个男人为乌龟是很不好的，那就等于说，他的太太当着他的面在偷汉子，但他还一无所知。 不管怎么说，我们就是这么叫他的。花生把乌龟舅舅在门廊里讲的故事搬给我听。 “他告诉大家前不久他碰到了一个老同学，”花生说，“这位同学说，‘你还记得小杨，我的表兄吗？’乌龟舅舅说，‘当然记得，三年前在赛马会上见过的，一个瘦瘦的年轻人。他下赌注的那匹老马到不了终点线。他怎么样了？我希望，他不再赌马了吧。’ “然后那位同学表情严肃起来了，他说去年小杨娶了一位他家里不喜欢的姑娘做太太。她的家庭不是很体面，大概是属于中产阶层，和日本人做点酱油之类的小生意。不管怎么说，比起杨家可就差得远了。再说，她长得也不是很漂亮。所以肯定是她在肉体和感情两方面把小杨给迷住了，还说服他当着全家人的面说，对不起，爸爸，妈妈，但无论如何，我要娶这姑娘为妻。” 讲到这儿，花生往我身边靠了靠，“然后乌龟舅舅就和门廊里的人交头接耳，说他知道那个姑娘是怎样勾引小杨的。”她又坐正了。“但是大家都哄笑起来，所以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只听到一个字‘鸡奸’，还有‘挤奶手’和‘夜花园手法’。” “这些字都是什么意思呢？”我问。 花生皱了皱眉头，想了一会，“好像是一个姑娘用她的身体变出来的魔法。我想她是从外国人那儿学来的。不管怎么说，小杨的父母亲都反对这门婚事，都威胁他。他们说这姑娘很没教养，太凶、太强了，如果他娶了那姑娘，家里就和他断绝关系。” “但这时，小杨已经完全被那姑娘迷住，无法控制自己了。最后家里还是让步了，因为他是独子——他们怎么办呢？于是小杨就和那姑娘结婚了，和他父母亲住一起。这事一时好像风平浪静了。姑娘和公婆的争吵也越来越少了，小杨也越来越爱这姑娘了，尽管她已经是他的太太了。” 花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坐起来，呼出一口气，大笑起来，好像讲的是她自己的故事，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是突然，她大吸了一口气，“你猜猜看，后来怎么样了？” 我摇摇头，往前靠了靠。 “小杨和那个女的结婚才三个月——真作孽啊！半夜里他母亲起来，听到她儿子和媳妇在打架。小杨在骂人，那女的一面哭一面求饶。做娘的心想，好了，他在教训她要听话一点哩。可是——真怪！——儿子的骂声停止了，但那女的还在求饶。过了一会儿，那姑娘尖叫起来，就像牲口般拼命叫个不停。 “做娘的和家里另外的人都冲进儿子的房间去。嗨，你请他们看到了啥？两口子全脱得光光的，小杨骑在上面，他的新娘在下面尖叫，想把她丈夫推倒。但是杨没有掉下来，就像泥塑木雕似的一动也不动。那姑娘尖叫着，‘我们粘在一起了。救救我吧！救救我吧！’真的，他们粘在一起了，活像两条正在交尾的狗。” “这不可能！”我大声说。 “真的，真的！做娘的想把他们分开，狠狠地拍了一下儿子的背，叫他醒醒。她推呀推呀，直到儿子和媳妇全滚到一边。这时她看到她独生子的脸都变灰了，双眼闭得紧紧的，很痛苦的样子，嘴巴也张得大大的。于是做母亲的就哭起来了，一面哭，一面打媳妇的嘴巴，尖叫着：‘放他走呀，放他走呀，你这个狐狸精！’ “于是做爹的来救他儿子了。他把做娘的推出房间，叫一个佣人快拎一桶冷水来。他把水劈头盖脑淋到这两口子头上，因为他知道对付狗就是这样的。一桶，两桶，一桶接一桶，——差不多把那可怜姑娘给淹死了。然后他起来去叫草头郎中。 “草头郎中来了，走到儿子身边，发现他已经冷冰冰、硬邦邦了。但他没有提醒家里人，他们正忙着谈论要杀死那姑娘，来救他们儿子的命。他冷静地叫佣人们拿一块草垫来，然后把一小撮艾草叶、明矾和热醋搅和在一起。然后他就用这玩艺儿擦在这两口子粘牢的地方。但这法子还是不管用。他就叫女的喝下许多茅台酒，直到她醉得不省人事。她躺在草垫上又哭又笑，佣人们把她拖出屋子的时候，她那死去的丈夫还趴在她身上呢。 “乌龟舅舅说直到医院里，他们才总算把这两夫妻分开。这时另外几个舅舅们都议论纷纷，猜想最后是怎么分开的。有的说，‘他们把女的放在冰床上，让她打喷嚏把男的喷出来。’有的说，‘他们用热油浇上去把他们分开来。’然后我听乌龟舅舅说他真的不想解释——但是让他的老朋友就像太监那样地到阴间去，总是太可怕了呀。哇！于是大家都哄笑起来，朝门廊地上吐痰。 “你想象得出吗？他们哄笑着，对那个可怜的男的和他的新娘一点儿没同情心。然后乌龟舅舅叫大家静下来。这是个真实的故事。他的同学去下葬的时候，他才发现事情的真相，尽管他家里人想把这件丑事隐瞒起来。但当他们把小杨放进坟地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小杨父母亲说得对。那女的太强了，她的阴气太盛了，当男的身子和女的联成一体时，那女的越发爱她的丈夫，把他锁起来，不让他走了。她把他的精液全吸出来了，他的精液不断地流出来，止也止不住，精液流光，人也死了。” “什么叫‘精液’？” “啊，你连这个也不懂！”花生叫起来了，“那就是男人的东西，他的‘阳’。男人的身子里藏着这东西——就在这儿。”花生用手指从头顶到她的两腿间画了一条线。“世世代代都是从男人的祖先这里出来的，从父亲到儿子。男人之所以成为男人，就是因为他有这个‘阳’。” “那女人干吗要他的‘阳’呢？” “这是因为——”然后花生皱了下眉头。 “老实说吧。”我说。 “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女人能得到足够的‘阳’，就能生儿子。如果不够呢，就只能生女儿。所以你瞧，如果一个女人阴气太盛，她就能从她丈夫那儿吸收很多的‘阳’。那个女的就把她丈夫这辈子的‘阳’全吸干了，连他以后几代人的‘阳’都吸干了。” “那女的后来怎么样了呢？” “当然，公婆对她恨之入骨。但他们不能把她一脚踢出去。她还待在那儿。她能上哪儿去啊？她不能再嫁人了——谁敢要这样的女人啊？所以她至今仍住在她死去的丈夫家里。她婆婆对她很凶，他们跟她这么说，他们收留她只是为了她死后——他们希望越快越好——把她和他们的儿子葬在一起。那样的话，他就能和被那女的吸走的、现在流在那女人身上的‘阳’重新结合。” 花生拍拍我的大腿，“别这样看着我。这故事是真的。乌龟舅舅认识这家人家。兴许他还知道这女的住在上海的什么地方呢，兴许我们能找到她，兴许哪一天我们路过能看到她坐在窗口呢。不知道她长得啥模样，一个姑娘爱丈夫爱得这样深，能把他所有的活力都吸干。你干吗老这样看我？” “真有这种事吗？”我轻声问。 “真有这种事。”花生回答。 两个晚上后，就在我的新婚之夜，我吓坏了。当我丈夫脱光衣服时，我尖声大叫起来。如果你看到你丈夫的“鸡鸡”和你看到过的小堂兄弟们的“鸡鸡”一点也不像的话，难道你不会尖叫起来吗？难道你不会觉得他的“阳”会喷出来吗？ 我承认这一点。打一开始我就不敢爱我的丈夫。当然，那时我是个傻丫头，我信了花生，一个自命不凡的姑娘的话。但如果说我是傻丫头，花生也是的，因为她信了乌龟舅舅，一个跟游在他汤里的乌龟同样迟钝的傻瓜。乌龟舅舅傻是因为他信了他的同学，那个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告发了他。谁知道那个同学相信谁呀？ 大家干吗要说这些？谁知道谁该相信谁呀？我们干吗老是一开头就相信坏事呢？ 后来我老是想起那姑娘，想象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我现在梦见自己正在给花生写信。 花生，我要说，你还记得五十多年前的你说的那位把她丈夫吸干的姑娘吗？昨天，我见到了她。是的，一点没错，我在美国见到了她。她的婆婆在抗战中得了伤寒病死去了。然后她就到了美国，又嫁了人，当然，是中国人。 她现在老了很多，但还是看得出，她年轻时很漂亮，比乌龟舅舅说的漂亮得多。她和她的第二任丈夫生活过得很幸福——一点没错，他们结婚四十年了。 他们在加州旧金山有一幢很大的房子——只要付很少的抵押金，高高的二层楼，三个房间，两个洗澡间，大得能让她的孙辈都可以搬进来住。她的孙辈们经常来看望她，共有四个——两个是她的女儿生的，两个是她的儿子生的。是的，你想得到吗，这两对子女都是一个阴气太盛的女人生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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