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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吧，我没有母亲来告诉我，该嫁谁，不该嫁谁。不像你，尽管有时母亲也帮不了女儿，不管是什么事。 还记得那位你以为离开他就活不了的男孩吗？他叫什么来着？伦迪。不记得了？他就是第一个引起你注意的那个男孩。有一次你还把他带到家里来吃饭。 我瞧见了，他一开口说话，你就笑，可你说话时，他怎么就不在意呢？你说，吃点东西吧，他没说，不，不，你先吃，你自己先吃点吧。他说，你家有啤酒吗？你当时很不好意思，你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后来我跟你说，要当心，要当心啊。你说，你在说什么呀？我说，这男人首先考虑的是他自己，其次才是你，说不定后来你的位置就被挪到第三、第四去了，到头来你什么也没有了。可你不信我的话，于是我说，你要是老对他说对不起，到头来你就会对不起你自己。 你还记得你是怎么跟我说的吗？“妈，你干吗老把事情往坏处想？”这不是把事情往坏处想！这是为我女儿着想，因为她还不会为自己着想。 后来你再也没提起过他的名字，可我知道你的心碎了。你心肠好，尽量自己弥合伤口，尽量不让我知道，所以我什么也没说，你也什么也没说。 我不会对你说“我早就跟你说过”这类话，我的心也为你碎了，因为我知道好心会得到怎样的回报。我年轻的时候，心肠也很好，我不知道怎么看待文福这样的人，不知道想一想，这个男人会让我遭很多罪，这个男人会消磨我的天真无知。正是因为这个男人的缘故，我不得不老是警告我女儿，要当心，要当心。 我认识文福的时候，他已经和我的堂妹华珍好上了，她是新阿婶的女儿，我们都叫她“花生”，因为她人生得又矮又胖，活像花生壳里蹦出来的花生米。你明白吗，本该是她嫁给他的，到如今我还弄不明白，后来怎么成了我嫁给他。 那时，我住在崇明岛上的家里已经快十二年了。那些年里，我一次也没见着过我的父亲，连我被送到上海寄宿学校去的时候也没见到他。每次我回到我叔叔家，就得像个客人似的，从来不要这要那，只是等著有人想起我还需要些什么。 比方说吧，如果我需要一双新鞋子，我会一直等到有客人来的时候，大家都要到楼下去喝茶，老阿婶和新阿婶会轻松地闲聊几句，表明她们这辈子已经没什么要操劳要费心的了。我就抓住这机会让旧鞋子暴露在大家眼皮底下，我轻轻地敲敲脚，老阿婶常因此骂我，然后我就等着，让她和她的全家还有客人们都来瞧我的大脚趾伸出破洞，她的脸由白转红。 所以你瞧，我从来没觉得我是他们家里的人，可我又只认识这一家人。他们对我并不凶，真的不凶，可我知道他们不爱我，不像爱花生和我的堂兄弟那样：吃晚饭的时候，老阿婶和新阿婶会对花生说，“瞧，这是你爱吃的菜。”她们也会对那些小男孩说，“多吃点，多吃点，免得被风吹倒了。”可她们从不对我说这种话。她们只有在想骂我的时候才会注意我，不是骂我吃得太快了，就是骂我吃得太慢了。另外还有另眼相看的地方，我和花生从寄宿学校回来的时候，叔叔总要悄悄地给她一个小礼物——糖果啦、零钱啦、孔雀毛啦，而对我呢，他只会拍拍我的头，说声“雯雯，回来了”就完事了。我亲爸的弟弟，想不出更多的话来说。 当然，我很伤心，哪怕现在回想往事，我还很伤心。但我又怎么能抱怨呢？我只有强颜欢笑。我是一个名声不好的母亲生下来的，他们收留了我。按照他们的标准，他们待我已经够好了。他们没有待我凶一些的意思，一点也没有。说不定这就是我感到伤心的原因——他们一点也不在乎我。他们忘了，我没有母亲，一个能告诉我真正的感觉、真正的需要，能指引我满足期望的人。在这个家庭中，我学会了什么也不指望，却又满怀渴望。 有一年，一切全变了。那年过小年夜时我十八岁，而过大年夜时每人都要大一岁，所以按阳历或许是1937年，不管怎么说，是在抗战爆发前。 新年是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唉，我们没有灶神，不像你杜姨婆那样。我们虽说是乡下人，但又不是那么老派的乡下人，当然，说不定佣人们有一个那样的神，我记不得了。不管怎样，我们还有另外求好运的方法，有些只是开开玩笑的，有些可是认真的。那一天，我又梦见了一种更好的生活，比什么好呢，我记不清了。我不想梦见赢了一百万，不像你炒股那样，我心里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来点什么变化。也许我只是想不那么孤独一些，所以你瞧，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我碰上了文福。 我们庆祝新年不像你今天在美国看到的那样，游行啦，放焰火啦，给孩子们压岁钱啦，一个劲地玩，玩，玩。那是一个思考的日子。根据我们那儿的习惯，新年到来的时候，家里不能留下一丝旧年的灰尘，不能欠下一笔旧年的债务，连续三天每个人的嘴里不能吐出一个不好的字眼。正因为此我喜欢新年，不管怎么样，老阿婶也不能骂人。但是三天前可就不一样了，到处都听得到叫骂声。 新年前最后一个寒冷的早晨，太阳刚刚升起，花生和我已经能听到老阿婶命令佣人的声音：扫扫这儿，扫扫那儿，不要那样，要这样！ 花生和我睡一张床，当然，我们的被窝是分开的。哪像你现在在美国，我们可没有那么多毯子和床单，而是把什么东西都堆在身上。我们用被子把自己裹成一团，就像两个蚕茧，可暖和啦。 那天早上，花生把她的被子拉过去蒙在头上，想再睡一觉，但这时我们听见新阿婶在喊，“花生，你这个懒丫头，你在哪儿？” 你可明白，她干吗只叫花生，而不叫我？她对我可没那么好，让我睡大觉。她是想让她女儿早点起来整理屋子，以便花生有朝一日知道怎样当一个合格的太太。新阿婶才不会想到我也应该学学这些本领呢。但我都看仔细了，没人教我怎么干，我也能学着做。 我知道怎么把棉被抽出来，怎么拍打，才能把被套洗干净，不留下一点污迹。桌子腿要用油上下来回擦拭，木头才会光亮如新，不会油腻腻的。每件东西都得从墙边拖出来——箱柜啦，大衣橱啦——这样你就会发现到处都是灰尘、蜘蛛网和老鼠拖来的脏东西。我也听到了怎么责备佣人，新阿婶老这么说：“你说都弄干净了，怎么还那么脏？” 然后我就去看老阿婶在灶房间干什么，她正在吩咐厨师切更多的肉和菜，然后她检查所有她提供的原料。她掂掂花生油瓶、酱油瓶和醋瓶的分量，一个个嗅过来。她数数养在木盆里的鱼、关在笼子里的鸡鸭。她用筷子戳戳拌有枣泥的糯米糕，看看蒸的时间够不够。她责备厨师的帮手让肉汁汤里漂的猪油太多了，责备另一个切鱿鱼的方法不对：“傻丫头！鱿鱼炒起来要卷成一团才会有运气，你怎么切得像一条条的布条，要背运的。” 我为了我的未来学着这一切。咳，你长大后，我竭力教你学做这一切。可你从来不听，你说，“太没意思了。太麻烦了。我宁可去吃麦克唐纳的汉堡包。”是的，你是这么说的。你可明白我干吗那么想学？打我年轻时起，我就已经知道一切东西都必须看上去漂亮，尝起来可口，要好得名副其实。只有这样，才能持久，满足你的口味，让你以后回味无穷。 那天还发生了什么事？哦，我想起来了，每个人都有事干，不光是佣人。我得把家里的衣服整理完。我已经理了一个星期了，修修补补，把那些会带来坏运的标志弄掉——松开的线脚啦、破掉的小洞啦、裂开的地方啦、丢掉的纽襻和扣子啦。那天早上，我得赶紧把这些活儿干完，才能和花生到市场去买东西。 前一天晚上，新阿婶给了不少钱，叫我们到市场专开的摊头去买新年礼物。我比花生大一岁，但小婶婶没把钱交到我手中，而是一五一十地数给她的女儿。当然，花生应该分一点钱给我，即使新阿婶没说，花生也应该这么做。可我料到花生会怎么着，她会很快把钱花光，满足她自己的欲望，要不她就会把钱紧紧地捏在手中，到头来弄得我只得不好意思地提醒她。 “你们俩，早点把事做完，就可以去了。”小婶婶说，“可别忘了，省着点，别乱花钱。”这就是说，我们得跟店主讨价还价。“别让你弟弟吃太多的糖。”这就是说，我们还得把十岁的小功和十一岁的小高也带去。 我把手上的活计带到外面，以为我能坐在屋子门口一条安静的长凳上，梦想我的秘密的愿望了。但是管家老顾已经站在草地上，正在指点几个雇来的临时工看哪些地方需要修补。他指指把我们的屋子围得像个大蒸笼一样的黑柳条编的篱笆，有个临时工摇摇头，把手伸进两星期前小功学骑他的新自行车时撞开的大窟窿。 然后，老顾又指指屋子的各个地方，说，“老东屋，要这么修。新西屋，要那么修。”他说的是这屋子两头不同的建筑样式。 老东屋是大家饮食起居的地方，孩子在这儿出生，老人在这儿死去。它是一幢中式大平房，中间有一个方方正正的院子，四周是回廊和过道。所有的门窗都是朝里开的。最重要的房间都是朝东的：厨房在一头，叔叔的房间和客厅在另一头。 新西屋是后来建的，说不定是五十年前盖的，那时我们家赚了不少外国人的钱，刚刚富起来，靠卖丝换来天鹅绒、窗帘、毯子。新西屋名副其实，是一幢朝西的二层楼房，屋顶上有三支烟囱。老阿婶有次说过，它是仿照一座豪华的英国庄园盖的。但是多年来，大家都在这屋子前面乱搭乱造，把这屋子所有漂亮的部分都遮住了，所以现在看起来，它跟一个老式农舍的后院别无二致了。 我就到了这儿，踏上新西屋的木头台阶，进了门廊，想在这里做我的针线活。大约在十年前叔叔又盖了这个门廊。那年夏天，老阿婶用纱窗把它从头到底都围了起来，以防蚊蝇飞入。但结果总有几个还是飞进来了，老阿婶就不时用她的拖鞋底追打，所以到处可见蚊蝇的残骸留在纱窗上，它们的翅膀就像碎玻璃纸一样在风中抖动。一切东西都是锈迹斑斑的，门廊上的门在风中发出“咿呀咿呀”的声音。我觉得自己就像被关在蟋蟀笼子里一样，这可不是我梦想我的前途的好地方。 于是我离开了门廊，最后来到了暖房，那是我小时候藏身的秘密地方。我朝里面瞧瞧，想知道是不是空的。我小心翼翼地擦拭一下玻璃窗，好像它是一个醒来的孩子似的。那么多年来，这地方一直是空着的。 叔叔刚上这个岛，就在新西屋南面向阳的地方造了这个暖房。暖房看上去就像一只拉开后忘了关k的大抽屉。他吹牛说这就是英国绅士的“癖好”——种种玫瑰啦、兰花啦、华而不实的名贵花木啦。他老喜欢说“癖好”这个词，说只有英语中有这个词，中文里没有一个形容光费钱费时的事情的词。我不明白他干吗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要学外国人的样，好像外国的一切都好，中国的一切都糟。叔叔每年总要找一种新的“癖好”，而老阿婶则总要冲着他大吼，把他的新“癖好”称之为“屁好”。 后来叔叔对暖房厌倦了，又把兴趣转移到养英国赛狗上来，为了使他这些宠物跑得更快些，他经常让它们饿着。当他养的狗都死光后，他又买来猎枪，打鸽子，是真的鸽子，因为泥做的鸽子很贵。此后，他又染上了后来使他生病的烟斗。然后又是买来一大堆用牛皮做封面的英文书，但他从来没有读过。然后是坐在门廊里做昆虫标本。 但是，暖房是第一个“癖好”。在他放弃它以后，暖房就成了一个堆放古怪杂物的地方。比方说，有一天新阿婶坐坏了一把椅子，这把椅子就进了暖房。老阿婶抱怨叔叔收藏了那么多不认识的祖先的画像，那么多纪念性的卷轴，这些东西也进了暖房。每当有人觉得什么东西没地方好放的时候，这些东西就被送进了暖房。我小时候老是坐在一大堆破椅子上，我还可以碰碰猎枪，想象它们会发出怎样的声音，我还假装与我不认识的先辈们一起喝过茶。每年都有一些没人要的东西扔到这儿来，现在全在我眼前。 有一天，那还是我九岁或十岁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张画，画上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穿一身淡蓝色衣服，头发往后梳，目光正视前方，表情严肃得我不敢认她。“妈妈？”我叫了一声，因为我觉得她在望着我。我想象她从画中爬出来，像画上那样直看着我，问我，“雯雯宝贝，这是什么地方呀，有那么多小窗户？”于是我明白了，只有在这种别人扔东西的地方我们母女才能在一起。即使在我长大后，我仍然这么想。不管怎么说，我就在这儿坐下来做我的新年的针线活。 我补的是我堂兄弟的衣服——这些愣小子经常有意跌倒，膝盖上和手肘处全是大窟窿！还有那么多污迹。我觉得这些衣服大多数地方已经破得没法补了，兴许，还是把它们送给佣人，让他们的孩子去穿得了。要是以后老阿婶骂我，我就告诉她，我是为我的堂兄弟们着想，要是让他们穿得像要饭的那样，命中就注定了他们要穿着破衣烂衫在街上流浪。接着我又暗自发笑，想起我故意在老阿婶的一件外衣口袋里留了个小窟窿，兴许她的一部分权力会从这儿溜出去呢。 你干吗要笑？你以为你母亲一向是规规矩矩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偷偷摸摸干一些淘气的事？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淘气的事？那次，你不是把那本下流书《飞车追妞》藏起来了吗？我早就料到你没在读《圣经》。 我在你那个年纪，也于过这种事，把一本书藏在针线活里。这是一本讲风流韵事的小说《金瓶梅》，一本禁书。我们寄宿学校的嬷嬷多次跟我们讲过，不能读这本书。我从一个名叫小于的调皮学生那儿借来看过。她老爱干不让她干的事。她说，这本书是讲性的：丈夫喜欢什么，太太喜欢什么，丈夫比太太更喜欢什么，丈夫隔多久履行一下自己的义务，太太又要隔多久。她还告诉我许多黑话——“玉亭”“品箫”“云雨”——但她没把意思讲给我听。她说，你自己看吧。 所以那天早上，我就自己读了起来，想弄清那些黑话的意思。可读了十页，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只不过是些要你守规矩的老生常谈——怎么按照人的地位来送礼啦，怎么让你的亲戚朋友开心啦，人生短促、不能光为自己着想啦等等。于是我就想，说不定这本书是个谜，我头脑太简单了，看不透它的意思。也许这里写的美丽的松树实际上就是一种秘密的黑话，含有另外一种知识。这个男人干吗从别人的太太那儿接受两块茶点？这肯定有点不对头。干吗是两块茶点，而不是一块？假如她给他两个橘子那又怎么样？ 我还来不及多想，就听见花生正用埋怨的口气喊我的名字：“雯雯！你在哪儿，傻丫头？”我本来不想理她，就像小时候一样，可后来，当然，我想起我们说好要去逛市场的，于是就把书藏在两个茶盘后面，然后带上我的针线篮子匆匆走了。 我们来到自己的房间准备出发，花生嘴里念叨着我们该先去哪个摊头，该买些什么样的东西。也许得给她的弟弟们买些纸做的玩偶或动物形的灯笼，给大人买些好茶叶。另外买几个小钱包给我们的另外几个堂姐妹，老阿婶的女儿过年肯定要带全家来做客的。然后我俩一致同意给我们自己买几个花形的发夹什么的。当然，还要叫算命先生算个命，看看来年有些什么好事落在头上。 “我们不该再去找那个长着一口龅牙的女人，”花生说，“去年她给我算了一个很不好的命，说我流年不利，要我当心。” 于是我想起了去年那个算命的女人跟她讲的话，说她属羊，总是要把自己躲在厚厚的皮毛下面。这个算命的女人对花生说，如果她在鼠年不当心的话，有人会咬破她的皮毛，把她的缺点全抖搂出来。花生气疯了，要问她还钱。这女人不肯，于是花生就大喊大叫起来，让大家都围拢来听：“这女人骗我，给我出馊主意。这里是找不到好运的，还是到别处去吧！”我当时很不好意思，但心里也在嘀咕，这算命的对我的堂妹咋就知道得那么多？ “今年，”花生说，“我只想知道我未来的丈夫和他的家庭是什么样的。” 然后花生就考虑她该怎样打扮才好去逛市场。她把头发卷到一边让它垂下来，解释说，“我在一本外国杂志上看到过这种式样。”我撇撇嘴，让她知道她这样打扮不好看，但她总是不听我的劝告。然后为了穿什么衣服，披什么大衣，她又颇费了一番心思。 她是家中的宠儿，有许多好衣服，多半是从上海的精品商店里买来的法国货或英国货。有一件黑色卷羊羔皮大衣，硬翻领，还有织锦缎的衬里，要是把扣子全部扣紧，大衣就会逐渐收紧，一直到她的脚踝，连走路都成问题，除非你步子迈得很小。真可笑！花生竟然决定就穿这一件，再配一双新的高跟鞋。在当地乡下人的眼光里，这副打扮是够气派的了——这些人只要有块布料做一条新裤子就觉得很福气了！但这是新年呀，是一个露富的好机会。 我们是本村最富的家庭，当然，只是在岛上的这一小块地方的范围内算是最富的。这个村子名叫河口，不算那条从渡口来的路和散落在路两边的小铺子，方圆只有一里长，半里宽。这么小的一个村子，只有一幢高楼，几个中产阶级，除此之外，住在这儿的几乎全是穷人。 我并不是说，一家富、百家穷是公正的，当时大家就都这么活着，没人会对这种现象提出疑问，好像是命中注定的。那时的中国就是这样。 那些穷人中有好多是为我们家的丝织厂干活的，所以他们没有挨饿。他们住在我们家出租的小土屋里。他们没有土地，只有堆在地上的垃圾。但是他们可以盼望着一年一度到河口我们江家的屋子里来欢度新年，至少在新年后第三天办的酒席上，可以大吃大喝一通。 当然，我在准备去逛市场的当口可没想这些事。像花生一样，我也正把漂亮衣服往身上穿。一条配有鲜红的飘带的过节穿的长裙，上身罩上我最好的有衬里的外套，头发盘在后脑勺，打个大人一样的发誓。这时，我看到花生踮起脚尖蹑手蹑脚地走到过道上，在听院子里的动静。她母亲的大嗓门穿过走道，还在那儿大声训人哩。她回来拉开抽屉，然后抽出一个用很薄的白纸包着，用红缎带扎起来的包裹。她解开包裹，从中抽出三只圆圆的不同大小的盒子，然后坐在镜子跟前。原来是面霜！过了一会儿，她就在自己胖乎乎的脸上和小鼻子上扑满了这种面粉般白的玩艺儿。 “你看上去像个洋鬼子。”我不动声色地说，然后撤了一下嘴唇。我有点为她害怕，也为自己害怕。我比花生大一岁，老阿婶会责备我没管好花生。可要是我责备花生，老阿婶又会说，“你算老几，评头论足的？先管管你自己吧。” 所以我一声不吭。眼看着花生又拿出另一个盒子，这个要小一点，盖子是珍珠色的，她往自己的嘴唇上涂口红。 “哇，你把嘴涂得像个猴子屁股了。”我取笑她，想给她泼点冷水。 她拧开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盒子，然后打开她的那本外国杂志，按照封面上那个微笑的电影明星的模样，很快在眼睛四周描上一圈黑黑的眼影线。然后又在眉毛上画了很浓的线条，看上去就像两条黑色的蚱蜢腿，正跃跃欲跳。她看上去真是很吓人，一点都不漂亮。她朝下看的时候，那双描过的眼圈就像魔鬼一般死死地盯住我。 幸亏花生的大衣上有竖起来的硬领，她可以躲在它的后面，穿过黑洞洞的走道，溜出后门，不让任何人瞧见她的新面孔。我拉着小功和小高上了路。他们一见他们的姐姐的模样时，不禁交头接耳，哧哧暗笑，终于忍不住大笑出来。花生回过头来，给两人头上各敲了一记。他们尖声怪叫着跑开了，一路上还是又笑又闹，不时回过头来手舞足蹈，指指点点的。 到市场通常要花十来分钟，但那天差不多花了四十分钟。我走一步，花生的高跟鞋要迈三步。一路上村子里的人都赶到她前面去了，他们停下来瞧一瞧，鞠个躬，然后笑着继续赶他们的路。喔哟，你要是看见花生就好了！她就这样哼哼鼻子——哼！哼！哼！——活像一个王后眼看她的轿夫弃轿而跑，生气得不得了。她涂满白粉的脸上有没有起红晕，我也看不出来。 瞧瞧我的皮肤，直到现在还是那么光洁。我年轻时从不涂脂抹粉，我不需要——没有黑斑，没有小痣，没有瘢痕，没有胎记。许多人告诉我，我的脸蛋天生很有福气，所以我干吗把它这起来？ 现在我们进厨房去弄点茶喝喝吧。然后我再告诉你花生是怎么在新年里改变了我的命运的。 那天上午十一点钟，市场里已经挤满了人，大家的生意都不错。眼前这派忙碌的景象不禁使我更加兴奋起来了。那天，那个在自己家门口卖馄饨的女人不必再放开喉咙高喊，“馄饨！快来尝呀，最好的馄饨！”两张桌子都坐满了人，冻得通红的脸埋在热气腾腾的碗里，还有一些人干脆就蹲在地上，把碗夹在两腿间吃。 我们走过通常卖水果、蔬菜、鲜蛋和活鸡的摊头。但是那天的水果好像特别大，鸡也生蹦活跳的。到处都可以看到大红的旗幡，每走一步都可闻到劈劈啪啪的爆竹声。孩子们兴奋地大嚷着，看他们的母亲把手伸向梨子、橘子、袖子和柿子。小功和小高在看耍猴戏，他们在摊头上扔了两个铜钱，那猴子马上就捡了起来，放进嘴巴咬咬看是不是真的，然后举起帽子，向两个孩子敬了个礼，把钱递给他的主人。主人给了他两只干壁虎，它马上就大嚼起来，我们全都拍手叫好。 这当儿花生找到了她喜欢的一个算命先生。这是一个胖乎乎的女人，脸上堆满了笑容，自称什么都知道——爱情啦、婚姻啦、财富啦。她的摊头前面放着一块招牌，吹嘘说她有上上签，所有最吉祥的数字、最般配的婚姻、做生意最能发财的日子，她全知道。她还能消灾去难，使坏运变为好运，担保万事大吉。 “小妹妹，来呀。”她对我们说，然后拍拍她的肚皮，“瞧，我自己给自己算的命，变得又肥又胖。我不是靠算命吃饭的。我干这个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叫我来的，来世她要给我做大官呢。所以你瞧，我给你们算个好命，大家都有好处。算一个吧，哈哈，我担保给你算个最好的命。” 然后，她干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她对花生说，“你的吉祥数字是八，对不对？” 花生记起来了，她是八月份生的，她在八岁的时候特别幸福，过了新年她就十八岁了。于是花生半张着嘴，就把新阿婶给她的一半钱全算了命。算命的担保她今年嫁一个能使她父母高兴的男人，她未来的婆婆对她好得叫人没法相信，她未来的家庭富得叫她别无所求，当然她会接二连三地生很多孩子。 “那么我的丈夫是什么样的呢？我希望不要太老。”花生用埋怨的口气说，“他的家在哪儿？我一辈子得待在河口村吗？” 算命女人又拿起一根签，然后皱皱眉头，看上去很伤脑筋。然后又换了一根签，又皱了皱眉头，然后又换了一根。“嗯，”她说，“你丈夫年纪还小着哩，好像比你大不了几岁。但是你命中注定，夫家就在娘家旁边。我已经看出了，这不算太坏，可兴许我能使你的命变得更好些。” 花生又加了点钱，那女人就把花生的名字，连同她的生辰和吉祥日，写在一张红纸上，然后又附上一张写着像诗一样的东西的纸片，上面写着：“喜从身边来，远流至东海。” “这话是什么意思？”花生念了诗后问道。 “哦，”那女人说着，把诗拿近些，最后她指指“身边”和“喜”两个词，“看见没有？你要嫁给一个本地人，但我现在已经把他赶走了，把他送给另外人了。”然后她再指指“东海”这个字，“这就是说，你的新丈夫住得很远——当然，没有远得像在外国一样，但起码不在这个岛上，兴许有北面的扬州那么远。” 花生皱紧眉头，脸色很难看。 “兴许像上海那么近。”那女人又说。看到花生笑了，她连忙又加了句，“我已经看到了，富得没法说，五个儿子，全都很孝顺。没有姨太太，就你一个。” 那女人把所有的纸条和诗，加上花生给的钱，全都放在观音菩萨的塑像前。 “好了，你这辈子不用愁了。”那女人跟花生说，然后她又朝我笑笑，“你怎么样，小妹妹？我觉得你命中也有一个丈夫。” 然后她瞧瞧我的脸，再走近来端详一番，她的嘴咧开了，“唉呀！但是瞧，有麻烦了，现在我瞧见了，正好在你的眼睛上！这儿有个小斑点，它能使你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变黑，” 她指指我眉毛下眼睛上的一块胎记。“我能把它弄掉，”她很快说，“当然，这事不那么好办，要找到一种咒语来驱走坏运。但我可以在新年前给你弄好，你自己拿主意吧。”她写下一个我应该付给她的钱的数目。 但花生已经拉住我的胳膊往另一条路上走，她告诉我有一家小摊专门卖一种外国造的十二生肖巧克力。当然我很想听听我的命，得到那个咒语，改变我未来的坏运。但我怎么能在大庭广众说这种话！“嗨，花生，给我点钱，让我也找个好丈夫吧。” 兴许这个算命女人不可能把一切全告诉我，让我改变我的命运。也许她只不过是玩玩通常的花招，她说的话没一句是真的。但是她说的与我有关的一切全应验了：不幸伴我一生，我无法不让这块胎记遮住我的眼睛。这句话也应验了：花生没有嫁给她第一次抽签时命中要嫁的那个本地小伙子，而是嫁了一个上海人。那个被算命女人用咒语赶走的本地小伙呢？这些剩饭残羹全留给了我。 不，我不相信迷信。我只是在说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你怎么能说运气和机会是一回事呢？机会是你走的第一步，运气是跟着机会来的。你说的那种机会没道理，只不过是不想自责的借口。你要是没有机会，别人就会把他的运气给你。你要是交了坏运，那么你就得再找个机会把坏运变成好运。当然什么事情都是互相关联着的。 我怎么知道？你自己看得出——你刚说了一件事，这件事就发生了。我们丢了小功和小高，然后我们找到了文福。我和这事没关系，后来——是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当时我们走遍了市场，找小功和小高。花生一路骂着他们，好像他们就在身边似的。“坏小子，老是惹麻烦。干吗不听你们大姐的话？”我们从一个摊头到另一个摊头找他们，连看一眼有趣的小玩艺的时间也没有。 最后终于找到了他们，他们正站在观众席前，和大家一道等社戏开演哩。观众席是用绳子圈起来的，舞台上竖着一块大招牌：“新年社戏，奉献村神，欠债穷人，欢迎光临。” “你还记得吧，”我对花生说，“跟去年一模一样。”于是我们决定留下来和弟弟们一起看社戏。这是一出滑稽戏，每年的最后一天，村民们都要这样表演一番，这已经成了老传统了。平时，如果有人欠你钱，你可以追上他，叫他还，一直到新年前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钟头都可以这样。但过了这个时候，就不行了。所以地主和商人总是要在这一天追穷人，一直追到天黑。穷人唯一可以躲的地方就是社戏场，这是一出献给村神的戏，只要逃进绳圈里面，就没有人能逼你还债。 当然，年关到来前还清债务的规矩还是有的，能还清债务是一件体面的事。但现在社戏只是逗乐而已，站在绳圈里面的不是真正的欠债人：他们是被人推进去的，本身成了社戏的一部分。 我至今仿佛还能看到、还能听到那个演社戏的场面，铙钹声和锣鼓声震天动地，穿着廉价的戏装的演员们一个个上场了。一个老太婆上来，手中拿了一把扫帚，哭她的失踪的儿子当了土匪。远处一条龙从海上游了出来，尾巴像波浪一样掀动着，它大吼着把乘着贪心人的船只吞下去。这两个戏混在一起唱，难听死了。 突然，舞台上的演员全都停止了表演，一个披着破外套的乞丐从观众席中跳出来，一个箭步冲上舞台。然后他就绕着那个老太婆和那条龙来回兜圈子，来抢扫帚和龙尾巴，一面冲着他后面的某个人说，“我没欠你的钱！我发誓！” 另一个男人也从观众席跳上舞台，手里还高高举着一盏灯笼。“啊！”观众席上起了骚动。“这个地主真够凶的！”他穿过舞台，追赶乞丐。乞丐有三次差不多要被他抓住了——或是头发、或是耳朵或是破外套的下摆，但每次都成功地逃脱了。观众席上响起了阵阵起哄声、笑闹声。扮演老太婆的女演员装出一副很烦的样子。“别闹了，静下来！我们正演到要紧关头呢。”她喊道。那两个男的还是围着她兜圈子，她就把扫帚对准他们扔过去，但没有打着——啪的一声，却打在了龙尾巴上。台下又是一阵哄笑！然后那个拖着龙尾巴的人探出头来，摸摸被打痛的头问道，“我这是在哪儿呀？”观众笑得更开心了。 然后那老太婆又喊道：“让开！到一边去！”观众席中走出两个人，把大家往后推。过了一会，那乞丐跑到舞台边，双手撑地倒立起来，凌空向前翻了三个跟斗，跳进了绳圈内安全的地方。大家都拍起手来。那个手中提灯笼的地主此刻在绳圈的另一面，气得直跺脚，大伙儿全在取笑他。 小功和小高看得津津有味，整个场面重复了两三次，由不同的演员扮演那个乞丐，同一个演员扮演地主。最后，那个地主气得发疯，把灯笼摔成两半，然后宣布他要回家了。“算了，忘了那笔账吧。”他喊道。大伙儿全都欢呼起来，好像他们也得胜似的。但那地主正准备开步走的时候，突然转过身来，对观众大喊，“不错，我是要走了，但你们大伙都欠我们演员一份新年礼品，表示你们的慷慨！” 于是所有的演员全都从舞台上跳入观众席，每人手里都端着一只讨饭碗。那个带龙尾巴的用胳膊桶桶花生，这个男人就是文福。从他盯着花生的眼神和叫花生“好太太”的口气来看，他肯定知道花生会给他一大笔布施。 我告诉你，他不像你父亲。不是那种男人，你一见到就会说，啊，这男人长得真帅，我要嫁给他。但文福能使你的眼睛自始至终盯着他，他有一种使你感到特别放心、特别大胆的风度。当他说“好太太”的时候，他的口气听起来很真诚，可他的脸却在戏弄人：他的乌龟眼睛眨巴着，但没有朝别处看，他宽大的嘴巴露出牙齿笑着，他——怎么说呢？——还是很有魅力的。 我当时在他身上还看出了另外一些苗头——花生后来跟我说她也注意到了——说明他出身于大户人家，很优雅，你不能小瞧他。他的衣服很合身，尺寸跟他的手脚配得很得体。他穿的是一套西式服装，一件宽领衬衫，一条裁剪讲究的裤子，腰上配一根细皮带，裤管收得紧紧的。他的头发又密又亮，四周刮得很干净，不像那些农民，要么邋里邋遢，要么齐头剪平。他的眉毛——我们俩都喜欢他的眉毛——又浓又黑，由粗而细，好像毛笔的锋头。他的牙齿看上去很好，整整齐齐，一颗也不少。 他手中拿着一只小饭碗，是用来兜钱的。“不是为我自己，”他又一次用那种真诚的、令人放心的口气解释说，“是为了岛子南头我们正在造的医院募捐。”他的眉心上扬，显出一种关切的神色。他先看看花生，再看看我。当然我有点尴尬，因为我身无分文。于是我就冷冷地瞪了他一眼，好像在责备他不应该打扰我们。 花生朝他笑了笑。“扮龙多辛苦呀。”她说道，然后就给了他几个硬币。我们转身往回走了。但这时文福又叫住了小功和小高：“嗨，小兄弟，我给你们几个压岁钱算是回报吧。”说着他就从口袋里摸出两个红纸包，给他们一人抛了一个。一会儿，他们就发现红包里装的是金纸包的硬币样子的糖果。“是真的吗？”小高说着，拿起一颗在太阳下照了照，看看它发亮的样子。然后他们很郑重地把他们的硬币放入红包。 “谢谢你，叔叔！”他们说。 “你们看我的龙尾舞得多精彩了吧？”文福问他们。他们不好意思地点点头，笑了笑。“也许你们想看整条的龙吧？”于是他们的腼腆一扫而光，上蹿下跳地向舞台冲去。文福看看花生，又看看我，然后耸耸肩膀，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那天下午剩下来的时间，文福就跟着我们，或者不如说，他领着两个男孩子去看各种各样的景致——斗鸡啦、用沙包弹击沉木船的游戏啦、卖老虎牙的小摊啦——我们反倒成了跟在他屁股后面走的人。当然，我们一开头就反对说，“不去了，已经给你添那么多麻烦了。”可我想，我们两个心里都暗暗认为他很讨人喜欢。我们叹着气，好像我们已经无可奈何了，然后又格格地笑，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兴奋的心情。 他帮我们拿袋子，不时用他的钱给两个男孩子买些小玩艺。后来他又要买东西给花生和我，他见我们很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一串纸做的龙啦、一块花生已经盯了好久的羊形的巧克力啦——“你不应该这样！”我们每次都反对，或者不如说，只有我反对，花生只是笑一笑。 所以你瞧，我从来没有从文福手中拿过什么礼品，花生拿了。她说她会告诉她母亲是她自己花钱买的，价格都很便宜。可我总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不光是撒谎，而是从一个男人手中拿东西。许多老话都这么说。便宜一阵子，吃苦一辈子，吃人一块糖，肚子要遭殃。 我觉得这些话很有道理。有些事已经发生了，文福已经在打花生的主意了，他眉飞色舞，整个下午都是如此。 文福对花生的态度用你们美国话怎么讲：他为她打扫脚下的灰尘。他就是这么干的，一点不错。那天傍晚，当花生抱怨她的脚痛得像两块燃烧的煤时，他找到了一个农民，花了几个子儿，租了一辆手推车。然后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垫在满是灰尘的车上，邀请我这位格格笑着的堂妹坐在她的新花轿上。他把她推回家后，又唱歌给她听，有快乐的歌，有悲伤的歌，还有关于后花园和黑宝塔的歌。我心中暗想，这些歌词是从《金瓶梅》中来的吗？ 这时，花生脸上搽的白粉大多已经脱落在她的外套上。我能看出她的脸和我的一样红，她很幸福。我得承认，我的心很痛，我的情绪坏透了。 你知道他怎么样吗？那天，他真像个演员，趾高气扬，装腔作势，好不迷人哪！ 一个真正有教养的男人会找到一辆三轮车，瞒着我们事先塞给车夫几个钱，然后把我们送回家。要不，他可以请这位姑娘和她的堂姐歇一会儿，到茶馆里吃点小点心，以示他的关心。他不会不留心到她的脚，那么小，那么优雅，难怪要疼了。一个好男人不会偏爱哪个，不会让一个姑娘心生骄傲，另一个心生妒忌。不管他对什么发生兴趣，他决不会要这个姑娘的任何东西作为回报。 但文福要了。他把花生推到大路上，他瞧见了我们的大房子，他瞧见了我们迎新年的旗帜，他请求三天后即正月初三登门拜访，来表示对花生，对她的家庭，当然还有，对我的敬意。 第二天就是新年，大家都装出高兴和客气的样子，互相喊着：“子孙满堂！”“健康长寿！”“升官发财！”这一类话，虽然没什么意思，倒也琅琅上口。 佣人们特别高兴，因为这一天他们不用干活，所有的菜肴早已做好，正月里是不能动刀剪，也不能说粗话的。我们吃甜食和冷菜。 花生和我谈起了文福，不知他三天后会不会来，不知他住在岛那一边什么样的房子里，也不知道他的母亲是不是真的好得令人无法相信。我没有对花生说起她抽中的签上的那句话，她已经把本地的婚姻赶跑了。 第二天花生一早起来就哭了。她说，她不想见到文福！她怎么能见他呢？他见到她的时候她是扑过粉，涂过口红的，穿的是那么时髦的衣服，活脱脱一个美的化身。她不能当着她的父母亲在脸上涂脂抹粉，她又不想让文福看到她卸妆后的样子。我想告诉她，文福看到她自然的样子会发现她更好看，但我不好意思说出来。说实话，如果他见到她可笑的样子还喜欢她，那么换种方式怎么就会不喜欢她了呢？ 但我没来得及说服花生。文福来的时候，她躲起来了。当然，她从躲着的地方，从楼梯顶上，从一个黑房间的门背后，透过暖房的玻璃窗偷偷地打量他。 然后老阿婶和新阿婶见到了文福。他用那么真诚的声音叫她们，“阿姨，阿姨”，好像这是一次很愉快的团圆似的。一开头，她们给弄糊涂了，她们想不起他是谁。然后他送给她们一篮很贵的水果。他说是他的父母亲要他来的，尤其是他的母亲，好像是老阿婶多年前的老朋友。最后，老阿婶也这么认为了。她竭力回想，终于找到一个有点相像的人。“哦，你就是文太太的公子，我想起来了，上次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孩子呢。” 我听到这话不禁笑出来了。我佩服文福，如果说我这辈子对文福有过什么好感的话，就是在那一次，也许像这样的另外还有几次。他是那么大胆，那么聪明，那么有趣，那么可爱。你瞧，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的几桩好事呢。 文福很运气，家里挤满了几百人，所有的乡民都来吃年糕，这是一种用很粘的米做的糕，它的名字听起来就像“年年高升”。所以，如果说老阿婶和新阿婶被文福的来访搞糊涂了，在那一天也是很自然的，人来人往的，谁知道谁的底细呀。 我正端出一碗煮好的汤圆时，文福走到我跟前，“她在哪儿？” “她不好意思。”我说。 “她不喜欢我？”他问道。他的眉头打了个结，但他仍在微笑。 “只是不好意思。”我又说了句。说花生喜欢他，恐怕不太合适。 “怎么突然不好意思了？”他笑着问，“是不是因为喜欢我才不好意思呢？”然后他又转向我。“你没有不好意思，这是不是说你不喜欢我呢？哈，是这样吗？”他脸上又出现了那种爱取笑人的样子。 我几乎没法回答他。“我不是那样的——就是说，不会不好意思。” “那么说不定你也喜欢我。”他马上说。 “不好意思并不表示喜欢或不喜欢。”我说。 我们就这样聊啊聊啊，我想有礼貌一点，想避开他的恶作剧的问题，弄得我头都痛起来了。最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 “小妹妹，请把这个交给她。”他说，“请告诉她明天给我回音。”然后他就走了。 花生一直在偷看。文福一走，她就从厨房门背后冲出来，从我手中要去了信。 “都说些什么呀？”我问她。我觉得我也有权利读这封信，我为她做了那么多事。花生耸起肩膀把信这起来，就像一只母鸭伸出翅膀保护她的小鸭一样。她格格地笑着，咬着手指头，握紧拳头，扯下一绺头发。 “都说些什么呀？”我又问了句。 花生看了我一眼。“他明天就要回音。”她说，“告诉他我没回音给他，叫他等着吧。”说完她就走开了。 于是我就成了花生和文福之间的传信人。我带着他们的情书来回奔走，一会儿到市场，一会儿到路中间。我帮助他俩，我并没想到要把文福从花生那儿偷走。我发誓，我不会为了免于自责而故意记成另一个样子。 我每次把信交给文福的时候，都要把花生形容一遍。告诉他这天花生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是玫瑰色的，跟她的脸一模一样。我告诉他她头上戴的什么，一个龙形的发夹，是在想他。我还暗示她茶不思，饭不香，人也瘦下去了。 当然这些话没一句是真的，我只是凭自己的想象在谈论当时那些得了相思病的姑娘们的傻乎乎的罗曼司。 那么结果怎么变成我嫁给他了呢？有时我想问花生。如果今天她在中国还活着的话，她一定会同意的，我敢担保。我并没让文福把他的目光转到我身上来，一点也不，是文福自己变了心。 我心肠太好了，和你一样；我很天真，和你一样。所以或许你能理解你母亲曾经是怎样一个人：一个孤独的姑娘，一个没有希望，却有那么多需要的姑娘。突然有人来敲我的门——他有魅力，是梦想一种更好的生活的理由。 我还能怎么样呢？我让他进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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