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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告诉我女儿我的心口已经不痛了，然后讲了我要她马上来一趟的原因。 她脸上还是露出十分担忧的神色，“也许我们得陪你去看看医生，确诊一下。” “我已经确诊过了，现在感觉好多了。现在我不必再付给医生一大笔账单了。把你的外套脱了吧。”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去看看医生。” “先吃点汤面吧。瞧我做的啥？还是你小时候吃过的，萝卜泡菜上加几片做调味的猪肉。天冷的时候，你最喜欢吃啦！”我希望她会记得我的汤给她的温暖。她脱掉外套，坐下吃起来了。 “可那个痛处，究竟怎么样了？”她说着，满满一汤匙已经入了口。 “太烫了吗？”我问道。 “不太烫。”她回答。 “不够烫？” “刚好，真的。” 我又给她加了点。我望着她喝我做的汤，然后我就讲给她听。 我心口痛已经好多年了，因为我心头压着很多事情，等到要说出来已经太迟了。 我觉得这要怪我母亲，这种痛苦是她给我的，她没告诉我原因就离开了我。我觉得她是想解释的，但是在最后一刻，她没法说了，所以一直到今天，我还是在等她回来，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从来没跟你提起过我母亲？也没提起她离开我吧？那是因为我自己也不愿相信这一点，说不定这就是我在你面前从来不提她的缘故。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就不想念她了，我很爱她。实际上我从年轻时起就一直保存着她的头发，有三英寸长，我把它卷起来，藏在一只很小的铁盒子里。那么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它，我想她哪天回来，我就可以当作礼物还给她。后来我相信她确实去世了，但我还是没把头发扔掉。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找到她的遗体，我就可以把她和她的头发埋在一起，那样，在另一个世界里，她还可以松开她的头发，还可以再让她思想的野马自由地奔驰。 我记忆中的她就是这个样子的，她在自己的房间里，解开发辫，让它散落下来，她让我摸她的头发。 还有什么呢？当然，她失踪的时候我才六岁，我不可能把跟她有关的一切全想起来。但有些事我还记得很清楚：她的头发很沉，她牵我的手很有力。她能把苹果皮削成很长很薄的一圈，放在我的手上就像一条黄色的扁平的蛇。还记得吗？我也学着用这种样子给你削苹果。 另外的事我就记不太清楚了。我还有过她的一幅肖像，是在她失踪后弄到的。我记不得她那张嘴的样子，那么严肃，那么倔强；我记不清那双眼睛，那么悲伤，那么迷茫。我不承认画上的这个女人就是我的母亲，但我又愿意相信这画就是我的母亲，因为这是我手头唯一和她有关的东西。 我经常把这幅画放在我的膝盖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端详它，可她的脸老是别过一边去，从不正眼瞧我。她看上去好像没在想什么。我不知道在画这幅画之前或之后她在想些什么。她走以前，我还没法向她问这些问题：干吗她对我父亲说话者是那么凶，可脸上又始终堆满笑容？干吗每到晚上她都要跟她的镜子说话，好像镜子里的脸是另外一个人的？干吗她跟我说她不能再抱我了，以后我得学着用自己的两条腿走天下了？ 有一天，大概是在我十岁光景——那时，她已经失踪好些年了——我又把她的肖像打开来了，我发现她苍白的脸上生了个小污点，就拿来一块软布，蘸了水，给她洗脸。但她的脸反而更黑了，我使劲洗呀洗，不一会儿，我发现我都干了些什么呀：她的半边脸全给我擦掉了！我失声痛哭，好像是我杀了她。打那以后，我就只能带着一种非常痛苦的感情看这幅画。你瞧，我甚至连称一幅画为母亲的机会都失去了。 那么多年来，我竭力想记起她的脸、她说过的话、我们在一起做过的事情。我用成千上万种不同的方式回忆她。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一万——一万是个大数目，总是带点夸张。但是我想念我母亲已经快七十年了，所以肯定是有一万次了，她的面貌肯定也变了一万次了，我每回忆一次，她就变一次，所以说不定我对她的回忆已经不那么准确了。 多伤心啊！最伤心的是你失去了你所爱的人——因为这个人始终在变。过后你就搞不清了，我失去的是同一个人吗？说不定你失去的更多，说不定失去的更少，成千上万不同的事全搅在一起，有些是记忆中的，有些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你不知道哪是哪，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但有些事是可以肯定的，就像我的腿，它们只能这样走路。瞧瞧我的腿，还是那么瘦，腿肚子上一点肌肉也没有！我母亲那么宠我，我都六岁了，她还抱着我满世界走。我自己一步也不肯挪，不是因为我病了或没力气走路，我老想以她一样的高度，用她一样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 所以，我记不太清楚小时候我们住在上海洋楼里的那些日子。那洋楼是什么样的，里面住了些什么人，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你要是从小自己走路，就会知道哪儿拐弯通往哪儿。每当我回忆起我小时候，我只记得我母亲的房间，我和她住同一间，还有那长长的楼梯，一直通向有水波纹图案地板的门廊。 在我记忆中，我还能看到那道一层层盘旋而下的楼梯，我母亲抱着我探出身子朝下张望。楼梯下面一层住的是我们的亲戚，我想，我父亲的另外几个老婆就住在最下面的一层，不过这只是我现在的猜想。我母亲告诉我要很安静，不要笑，也不要提问题。我屏住呼吸，尽量听话，虽然我很想大声喊出来，告诉她我不敢往下看那盘旋的楼梯。然后我们听到了佣人们的声音，她直起了腰。我们两个都同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紧紧地拉住她，庆幸我俩都没有摔倒。 每当我想起楼梯，我就回忆起那房间，然后又回忆起另外一些事，越来越多，一直到她离开的那天为止。说不定，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我对她的回忆和想象，现在全搅在了同一天里。 我们朝楼下望了望后，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这时天色尚早，家里的其他人还在睡觉。我不记得我们干吗要起得这么早，也没法猜测。从天色判断，离女佣送早点的时间又过了一个钟头。 我母亲正在把一种红黑相间的牌子摊在地板上玩游戏，她说这是外国游戏，名叫CHIU KE，就是“监狱与手铐”。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这是什么游戏——她说的CHIU KE，肯定就是CHECKERS西洋跳棋。她把纸牌错落有致地放在地板上，解释给我听，不同的颜色代表为不同的军阀作战的人，都想竭力抓住对方，但她解释得多了以后，我那小脑袋反而给搞糊涂了。当然，我那时还不知道怎么说糊涂这个词，所以我只能抱怨说，我饿了。 我可以在我母亲面前抱怨，也可以对她发命令。她待我不严厉，不像有些母亲那样。说不定她对我比我对你更温和些。是的，你想得到吗？无论什么，只要我想要，我总能够得到，从来没想过我还要用另外的东西作回报。你瞧，虽然我和我母亲只相处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我从她那儿学到了这种建立在真诚基础上的温情。 在我说我饿了的那天，我早已知道我母亲有一盒英国饼干，就藏在她高高的梳妆台的上头。她把饼干盒拿了下来，这是她最喜欢吃的饼干，也是我最喜欢的——吃起来不是太甜，也不是太软。我母亲有好多好东西，都是从不同的国家买来的。她喜欢英国的饼干，当然，她也喜欢英式的家具、意大利的汽车、法国的手套和鞋子、白俄的浓汤和忧伤的情歌、美国的爵士乐和汉密尔顿的手表。水果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另外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是中国的，要不就是“没有道理”。 我父亲开了好几家织布厂，有一次一位外国客户送给我母亲一瓶法国香水。她微笑着对那个男人说，她很荣幸地接受一个重要的大客户送的这么雅致的礼物。如果你认识我母亲，你就会知道，她其实不喜欢那男人，这从她对那个人的称呼中就可以看出来，“一个重要的大客户”。 后来，她就打开香水瓶，让我闻一下。她说它闻起来有股尿味，我也觉得有一点。“这些外国佬干吗要花大钱把这种臭东西往自己身上洒？”我母亲说，“干吗不经常洗洗澡？真是没道理好讲。”她把香水全倒在她房间的马桶里，然后把圆圆的水晶瓶给了我。瓶子是深蓝色的，我把它举起来高过窗台，摇一摇，光线就满屋子乱晃。 那天早上我就一面吃着英国饼干，一面玩法国香水瓶；我能听、到早上的声音，是我母亲教我怎样听的。她老是竖起耳朵倾听每一个声音，然后教我怎么辨别它的重要性。如果那声音重要，她的耳朵就会竖起来，如果不重要，她就回头干她正在干的事。我也照她的样子做。 我们听见佣人们上上下下在走廊里走动，嘴上小声咕咬着，端马桶，倒马桶。还听见有人在楼梯上拖箱子，另外有人在低声嚷着“怎么回事，发神经了？”屋外，有人把一大盆水从高高的窗口倒下来，顿时在后院溅得四处是水——哗！——那声音就像热油在煎炸一般。过了好一阵子，我们终于听到了筷子敲在碗边上“叮叮叮”的声音，说明佣人们正在把早饭送到每个房间里去。 每天早上，我们通常听到的就是这些声音。但那天早上，我母亲好像对所有声音都很留意，她竖起了耳朵，我也同样。——但我心里还有一个疑团没解开——她有没有听到她想听的声音，她心里感到的是失望，还是放心。 我还没吃完饭，我母亲就匆匆离开了房间；她去了很久，虽然也许只有几分钟，可你知道，对小孩子来说，一分钟和一小时没什么两样，他们都会变得不耐烦。你也是这样。 我觉得再也等不下去了，就打开了房门，偷偷地朝外张望，一直望到走廊的尽头。我看到我母亲和我父亲就站在那儿，正在用刺耳的声音争吵着。 “这件事用不着你来操心，”我父亲严厉地说道，“不要再提了。” “我已经开了口，”我母亲说得很快，“话已经说出去了。” 我看到他们争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母亲可不像我父亲的另外几个太太，她们一个个都假惺惺的，装得比别人更高兴，好像在争夺一个大奖品似的。 我母亲的态度是真诚的。当然，她能做到温柔，但她更看重诚实和开朗。大家都说，这是她的缺点。她要是生气，就会把一切都说出去，然后招来一连串麻烦。 所以这天早上，当我听到母亲和父亲又吵起来的时候，心里真是害怕极了。他们虽然没有大喊大叫，但我看得出，双方都很生气。我父亲的嗓音使我想赶紧关上门，躲起来，而我母亲的嗓音——很难根据一个小姑娘的感觉来形容它——我只能说，它听起来很刺耳，就像一块好布被撕破了，再也没法把它缝好。 我父亲转身走开了。然后我听到我母亲说，“第二个二姨太”，好像这几个字是咒语似的。我父亲没有回过头来，只说了一句，“这事已经定了，你变不了了。”“你以为我变不了吗？”我母亲冲着我父亲的后影说。 当时我不知道“第二个二姨太”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些字很不好，曾有人用这个字眼来骂我母亲，这个字眼总要使我母亲在镜子前坐好几个钟头，骂那个盯住她看的第二个二姨太。 最后我母亲转过头来了，她脸上浮现出一种奇怪的笑容，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她刚看到我，我马上小声抱怨说，“还饿”。 “来吧，来吧。”她温和地说。然后她的笑容又变成了我熟悉的那种，但我还在寻思，她那么生气干吗还笑呢？ 回到房间后，她叫我穿上衣服。“要穿好的那套。”她说，“我们要出去。” “另外还有谁呢？” “就我们俩。”她说。这可有点不寻常。但我没问她，我很高兴有这样难得的机会。然后她花了很长时间作准备，我在一旁瞧着。我者喜欢看我母亲打扮，她套上一件西式服装，走到镜子跟前照一照，然后又脱下，换上一件中式的，又脱下，再换一件中式服装，皱皱眉头。最后，在换了好多次以后，她还是挑中了第一件，就穿了这件，这是一件翡翠色的短袖衫，配有长及脚踝的柔软的直褶裙。 我等她把我抱起来，这样我们终于可以离开了。 但她没有这么做，而是拍拍我的头说，“syin ke，你已经长大了。”她总是叫我syin ke，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心和肝”，肝是身体中最像心脏的东西，英语读起来非常拗口，不那么好听，但是在中文里，心肝的发音很美，母亲要是很爱她们的子女，就会这么叫，我也经常这样叫你。你明白吗？ “心肝，”我母亲说，“今天我要教你重要的秘密，但是首先你得学会自己走路。”我还没来得及哭出来或抱怨，她已经拔脚走在我前面了。“走吧，走吧。”说话的口气好像前面有什么好东西在等着我们。我赶紧跟在她后面，就这样，我们出了大门，坐上了一辆新式的三轮车，这种车子穿街过巷比黄包车可快多了。 当时正是初夏，早晨还有点凉。但一到了下午，就热得蒸笼似的。离开我们住的屋子一段路后，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街头小贩的叫卖声、咯吱咯吱的手推车声、汽车喇叭的鸣叫声，还有那么多钅郎头的敲击声——到处都可以看到老房子被推倒、新房子拔地而起的景象。听着这一切声音，我真是快活极了！我母亲也很快活，好像变了一个人，她不停地笑着，闹着，指点着，快活地叫喊着，就像普通人那样。 “心肝，快瞧！”那是一家商店的橱窗，里面陈列着小牛皮制的女士手套。我们走下三轮车，去看橱窗。“那么多纤手在空气中向顾客招手呢。”我母亲说。我也把我的手弄成蛇的样子扭动起来，于是两人哈哈大笑。我们又上了三轮车。 “瞧！”过了一会儿，我喊道。一个男人嘴里吐出一条长长的面糊落进一个正在沸腾的锅子里。我很骄傲能发现有趣的东西指点给我母亲看。“他看上去像条鱼，”我说，“一条在喷水的鱼！”我从三轮车上站起来说。那面团变成一条条软绵绵的线。 “他在用他的嘴做烹饪工具。”我母亲解释给我听。 那天，我们一路上看到了许许多多有趣的东西，好像我母亲有意要让我张开眼睛伸长耳朵，记住所有的一切。但也许，这不过是我现在的想象让我想到了这一点；也许她并没有这样的意图；也许，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东西；也许我们根本就没去过我记忆中去过的所有地方，因为我们怎么可能在一天中干那么多事情？但我记得的就是这样，甚至还要多。 那天，我们走遍了这个世界上所有卖好东西的地方。在浙江路，她说那儿有最好的法国皮鞋，但她一双也没买。在城隍庙，她说那儿卖一种珍珠粉制的非常漂亮的美容膏，她让我擦了一些在脸上，但结果也没买。在静安寺，她给我买了一份美国冰淇淋圣代，她自己没吃，跟我说“太粘，太甜了”。在福州路，她说你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书，各种各样的报纸，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她买了一些东西，一份报纸，但我记不清是什么报了，因为我那时还不识字。 然后我们来到了小东门，最好的海鲜货摊全都摆在那儿。她说她要去尝一种她已经多年没吃的海鲜。这是一种很难得的小鱼，名叫娃娃鱼，因为它叫起来的声音就像娃娃一样——哇一哇！它的四肢都会划动。我们找到了这种鱼，我果真听到它大声喊叫的声音，它的四肢也在划动，正像我母亲说的那样。 “很久前我就爱吃这鱼，”她说道，“肉又嫩又鲜，连它身上的鳞片都是那么软那么甜，就像刚生出来的嫩叶一样。可我现在想，吃这样的生物太残忍了，我已经没有胃口了。” 我留意着我母亲找到的所有地方所有东西。我记得当时我想，这是重要的，要留心听。要记住那么多欲望，要找到那么多地方。我觉得我母亲在教我一个秘密——即时即刻满足各种愿望就是我的幸福所在。 那天下午，我们还去了戏院。外面已经很热了，太阳火辣辣地照着，使人感到身子粘乎乎的。所以我很高兴我们能走进黑乎乎的戏院里。当然我想错了，我以为戏院里面会凉快些。上次我到这里来的时候肯定是冬天或春天，但那天戏院里像个蒸笼，又问又热。我们进去的时候，电影已经开演了，讲的是一位金发姑娘的故事，有人在弹钢琴，声音刺耳嘈杂。 “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对我母亲嚷道，不敢再向前迈一步。 “等一会儿就好了。”我母亲说。等我的眼睛慢慢习惯了黑暗后，我看到了一排排坐着的人，人人都在打扇子。我母亲数着座号“……六、七、八”。我对她从后面数起找八排倒并不在意，只对她数数儿感兴趣，因为我当时正在学数数儿。然后我们就从八排往中间插进去，直到我母亲找到一个空位子。她低声叫另外一个人坐到旁边去，当时我还以为她在说“对不起”，后来才知道她在说别的。 以前我和我母亲看过许多活动的画片，全是无声的：查理·卓别林，那个大胖子，警察和消防车，牛仔骑马兜圈子。那天下午，演的是一个孤女在雪中卖火柴的故事，她冻得直哆嗦。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女人哭了，一面还直抽鼻子，可我觉得那女孩很幸运，在大热天能享受到凉快。我就这么想着，不知不觉就在黑乎乎的戏院里睡着了。 等我醒过来，灯已打亮了，我母亲正靠在旁边座位的男人身上，用一种严肃的声音跟他说悄悄话。我大吃一惊，她好像在于一件危险的事，跟一个陌生人说话。于是我小声嘀咕着，把我母亲往我身边拉了一下。那男人欠了欠身，朝我笑笑。他不太老，看上去很有风度；他的皮肤很白很光，不像那些整天在外面干活的人的脸，但他身上穿的却是一件很普通的农村里的大褂，是平常的蓝颜色，不过很干净。我母亲向他道了谢，然后我们就站起来走了。 回家路上，我又睡着了，我的兴奋劲全没了。我只醒来过一次——车子猛地一颠把我惊醒了，三轮车夫正在骂路上一辆慢吞吞的手推车。我的脸靠在我母亲的头发上，我发现自己正在看她头发的颜色。她的头发颜色看上去和我的不一样，和我们家里另外女人的头发，甚至和我见过的所有人的头发都不一样，既不是黑褐色的也不是褐黑色的，反正不能用黑来形容。 对我母亲头发的颜色你只能感觉，不能看，看是看不出的——那是一种非常非常深的黑，黑得像深井里的水那样闪着银光。她的发髻上盘进了两根白发，就像石子丢进水里形成的波纹。但用这些词来形容我母亲的头发还远远不够。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发生的几件事情。白天我已经很累了，我们在房间里随便吃了一点，然后我母亲教了我一种绣花针法，她说是她自己发明的。我学得很笨，但她没有批评我。不只一次了，她总是夸我做的一切。然后在帮我脱衣上床的时候，她又给我上了一课，怎样数手指头和脚指头。“要不然，你每天早上醒来怎么知道还有同样多的手指头和脚指头呢？”她说道，“……六、七、八、九、十。” 你瞧，我母亲多有教养，多聪明啊！她总能找到我必须学的理由。有一次她跟我说过，她曾经想当一名教师，就像那位教过她的传教士那样。 然后她坐在自己梳妆桌前的凳子上，我看她脱掉衣服，除下她的金手镯和翡翠耳环。她从镜子里发现我在瞧她，就回过头来，又重新戴上耳环。 “总有一天，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她用沙哑的嗓子说。我点点头。 “还有这个。”她拍拍她的首饰盒。我又点点头。 “你戴上这些东西以后，大家就觉得你的话更值钱。”我又点了一下头。 “但你可不能这么想，决不。”她说道。我马上摇摇头。 她上了我们俩一起睡的床，把我的头发抚抚平。我抬头望着她的脸，她就给我唱了一支短歌——是讲一只小老鼠偷灯油的故事。你还记得吗？我也经常给你唱这支歌的。那天晚上，我还没听完这支歌就呼呼睡着了。 我梦见了我白天见过的所有东西：一条鱼在一只小老鼠嘴里哇哇哭着，唱一支歌；一个金发的姑娘想买那双法国皮鞋；我用手指绕着我母亲的头发，忽然发现那根本不是头发，而是绣花和珠宝；我母亲坐在梳妆桌旁，正在梳头，她对着镜子喊：“第二个二姨太！第二个二姨太！”也许最后这部分不是梦。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发现我母亲不在屋里。我以为她像往常一样，趿着拖鞋，悄悄起了床，到楼下去了。我打开门，朝外望望，只看到佣人们把马桶拎出房间去。我回到房间，坐下等她回来。然后传来了“叮叮叮”的声音，女佣端着两碗热气腾腾的“鲜豆浆”进来了。你知道，就是周末我们在清泉阁吃到的那种咸味的像牛奶一样的汤，上一次克利奥自己喝了满满一大碗，一点都没溅出来。 但无论如何，那天早上，我一点都不想喝豆浆。“我妈妈——她到哪去了呢？”我问。 女佣没有回答我，只是在房间里四下张望了一下，一脸茫然。然后把碗放在桌子上。 “快喝吧。别让它凉了。”她说完，匆匆走出了房间。我等着等着，等到我的那一碗都凉了。我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就开始哭起来，但只是小声地哭。我哭得喉咙哽住了，我要等到我母亲回来，才可以停止。我要哭着告诉她，我等了她多久。我决定，等她一回来我就指着我的那碗凉豆浆给她看。我会向她要些英国饼干，至少要三块，我才会重新高兴起来。我又等了好一会儿，我舔舔碗边，把碗边弄得一塌糊涂。我站在一把椅子上，自己把那个饼干盒取下来了。可她还没回来。 女佣又回来了，把碗端走了。她瞧瞧我弄得一塌糊涂的样子，打量了一下房间。“瞧你都干了些什么！”她说了我一句，然后匆匆走了。她一关上门，我就把它打开。我看见佣人在跟管家说话，她们俩冲下楼梯，我赶紧跑到楼梯口，看她们下去。然后我听见楼下传来很大的声音，很多脚步声，门开进开出的。我见到奶奶，我的祖母慢吞吞地走上楼梯来，旁边跟着一个佣人，正在很快地跟她说着话。奶奶可不是那种拍拍我的头，说我漂亮的祖母。她是这屋子里所有女人的总管。我是其中最小的小姑娘，她只有在要骂我的时候才会注意到我。我飞快地跑进房间，坐到床上，怕得要命。我知道，麻烦来了。 她们一进门，我就哭了起来。“你母亲到哪儿去了？”奶奶一遍又一遍地问我，“她什么时候走的？她随身带了哪些东西？是不是有人来接她的？” 一个一无所知的小姑娘又能说什么呢？我摇摇头，只是不停地哭。“她没有走！她还在这儿，就在这儿。” 突然，又一个人冲进了房间，我不记得是谁，因为我只注意到她手中拿的东西，那是我母亲的头发，是剪下来的，像一条马尾巴那样荡着！我尖叫起来。我当然尖叫起来了，我觉得好像亲眼看到她的头被砍下来了，太可怕了！ 现在我对那个时候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只记得每个人都很紧张，都在交头接耳。我父亲很生气，他来到我母亲的房间里，打开她的抽屉、大衣橱、首饰盒，把一切全翻了个遍。他坐下来，一言不发，然后严厉地盯着我，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的缘故。 “她上哪去了？”他问道。我竭力想服从他，就猜给他听。我说浙江路，我说可能是城隍庙，我提到了小东门的鱼市，我说她还去过电影院。 我整整三天没有离开过房间，我坐在那儿，等我母亲。没有人告诉我我得等在那儿，但也没有人来把我带走。佣人给我送食物来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我也没问她什么问题。 第四天，我自己一个人下了楼。我跟你讲过，我母亲老是抱着我满世界跑，所以我的腿从来就不强壮。那天，我的腿更加虚弱，但或许是因为我害怕会出什么事。 我跟你说，事情比我想象的还要糟。我看到门口挂着做丧事的横幅，不用问，我就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但我还是不敢相信，于是我走到一个为我们洗衣服的姑娘身边，问她谁死了。那姑娘说，“你怎么还问这个！”我走到今天刚到的老阿婶身边，她说，“别再提这事了。” 或许是一星期后，或许还要早一些，我被送到崇明岛，与我父亲的弟弟和他的两个太太，老阿婶和新阿婶住一起。从上海坐汽船，沿黄浦江北上到江口，再到这个岛，要两个钟头。我父亲一家原来是从这个岛的乡下出来的。从地图上看，这地方也许只不过是水中小小的一点，不留心的话几乎看不出。 总之，到的那天，由于汽船的一路颠簸，再加上心中悲伤，我的胃难受极了。我大哭大闹，哭得是那么伤心，以至老阿婶威胁说要把我的脸劈为两半。我喊道，“我要妈妈！我要和妈妈在一起！告诉她我在哪，她会来带我走的。” 这就是大婶婶告诉我的：“嘘！你妈就安葬在这里，在这个岛上。” 今天你要是问我，我母亲到底出了事，我也说不清，只能把大家跟我说的话告诉你。这不是真的，只是些闲话。 可我知道，我母亲干下了一桩很丢脸的事，所以大家说她死了，要把她的丑事埋了。所以谁也没有在我父亲的面前提起她，所以他们要把我送走，免得我想念她。 但是，他们还是经常在背后说她的闲话，每个人都说——老阿婶、新阿婶、叔叔、还有他们的朋友，——在茶余饭后，在午睡的时候。好多年来，我母亲就成为他们取笑的对象，传说的材料，可怕的秘闻和风流韵事的谈资，就像掘开她的坟墓，然后把她往里推，再在她的坟上扔更多的烂泥。你想，一个小姑娘亲耳听见别人对她的母亲说东道西，她心里的滋味会怎样呢？ 他们说的话我全听到了，我心里真是难受极了，可我又不能把耳朵塞起来。我想弄清楚我母亲究竟是怎么离开的，为什么从来不把原因告诉我。 这样一来，我母亲就成了一个谜，每一句风言风语都在我小脑袋里引出一个问题。要是她真的死了，为什么他们不给她举行葬礼？要是她还活着，为什么她不回来把我接走？要是她逃走了，那么她又逃到哪去了呢？ 有时候我竭力想把我听到的所有风言风语凑在一起，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每一部分都和后一部分互相矛盾，到头来，没有一部分站得住脚。 于是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我母亲的事情，不管好好坏坏，全都重新回顾了一遍。我想找出她这辈子为什么会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路的一切理由。以下就是我的想法，我的母亲为什么会成为我父亲的第二房姨太太，后来她又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我母亲不是美国人想象中的那种中国姑娘，缠着小脚，说话文文气气，走路一步一摇的。我母亲是个摩登姑娘，当时上海有不少这样的姑娘。她们不是农民出身。我母亲八岁时就放了脚，有人就说难怪她跑得这么野。 她出生在上海一个有教养的有钱人家里。她父亲是宁波人，母亲是苏州人，她是他们的独养女儿。苏州的女人说话很软，很动听。连上海人也会告诉你，苏州话最好听。而宁波人呢，特别会做生意，他们卖了一个好价钱后，还要跟你争论不休。所以你瞧，我母亲生下来就已经兼有了这两种互不相容的性格。 我以为我母亲是那种古典型的美人，就是其他姑娘在小说中读到过，哭泣过，很希望小说写的就是她们自己的那种美人。我母亲给我念过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很漂亮但又很孤独的姑娘，有一天，她朝池塘里看，以为她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妒忌她的朋友，她不知道，那张亮闪闪的向她报以微笑的脸，就是她自己的倒影。念到故事的结尾，我母亲叹道。“真荒唐！竟有这样的姑娘，连自己的倒影在看自己都不知道！” 无论如何，我母亲是不用到池塘去看倒影的，她有镜子，每天晚上，她都从镜子里看自己。所以，如果要我说实话，我就不得不说，我母亲是很为自己的脸蛋感到骄傲的，甚至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虚荣。 当然，她有理由骄傲。她的皮肤闪着白玉一般的光泽，或许，颜色有点像夏天的桃子。或许，古典小说中所有用来形容女性美的词都可以用在我母亲身上：她们的嗓音像琴弦般动听，她们的皮肤像洁白的美玉，她们的举止像静静的流水。这些小说为什么总是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形容女人，使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才是美的？ 或许，我母亲根本就不漂亮，只不过是我相信她漂亮罢了。可我转念又想，为什么我父亲要娶她？他可是个大人物。他已经有了各色各样的姨太太。那个时代，娶两房、三房、四房姨太太没别的理由，无非是利用女人的漂亮加强男人的名声地位罢了。所以我认为我母亲肯定是很漂亮的。这不光是那些坏的古典小说使我有这种想法的，还有一个原因使她非如此漂亮不可。 我母亲不但漂亮，人也长得聪明能干，脑子转得快。我已经提起过她很有教养。她进了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当时第一所允许女子入学的学校，这是因为她的父亲，我的外公，本人也是很有教养的。他是一个有学问的官员，是负责改革对外事务，或诸如此类重要事务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不管怎么说，那个时代很多当官的都把他们的女儿送出去接受教育。这是那个时代的思想——让子女受点教育，证明你的思想不太封建。但是外公不愿送她到法国、英国，或美国去，那时有些家庭这么做是为了证明他们是多么有钱。所有这些姑娘回来时，头发都剪短了，脸也晒黑了，那是由于在太阳底下打网球的缘故。难道送个女儿出去读书，只是为了让她变个他不喜欢的人回来？所以在1897年，上海开办第一所女子教会学校，我外公就送我母亲去了那儿。 我听说我母亲还在那所学校里学了英语，但我从来没听她说过一个英语单词，除了“饼干”以外。新阿婶也进了同一所教会学校，她说，我母亲不是一个好学生，或许我也差不多；她说我母亲天性好斗，或许我也差不多；她说我母亲很任性，或许我也差不多。 新阿婶说，有一次，学校做祈祷的时候，一个老修女放了一个响屁——当然不是故意的——我母亲哈哈大笑起来，说，“上帝也听到了！” “我不明白修女们干吗都那么喜欢她，”新阿婶跟我说，“她们告诉她，‘我们为你祈祷得可厉害了，小东西。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死后就可以上天堂了。’你母亲个性是那么强，她说，‘我要是死了，也不上天堂里的外国租界。’你猜那些修女怎么着？她们全都笑了——仅此而已。” 新阿婶对我母亲妒忌得要命。她老说，“我不像你母亲那么放肆，可修女们干吗不为我祈祷得厉害些呢？” 老阿婶没有进过这种学校，实际上她根本就没上过学。她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受的是非常传统的教育：姑娘家的眼睛决不是用来读书的，而是用来做针线的；姑娘家的耳朵决不是用来听各种意见的，而是用来听命令的；姑娘家的嘴唇应该很小，不轻易启齿，只在表示喜欢或请求同意时才开一下口。所有这些封建思想反而会使老阿婶对什么事都要议论一番。 “她读洋书也是个毛病，”老阿婶老是说，“他们把洋人的想法塞进一个中国人的脑袋瓜里，把一切都搅乱了。吃洋人的东西也一样，肚皮反胃了，脑袋瓜也反了。那些洋人教书先生想把乾坤颠倒了，说什么孔夫子不好，耶稣好！说什么姑娘家也能当教书先生，姑娘家不一定要嫁人。他们干吗教这些？还不是叫你脑袋瓜翻个个儿！所以她才会有麻烦。”然后老阿婶又警告我，“雯雯啊，不要大听教书先生的话。瞧你娘都干了些什么。” 要是你问我，那么我说，我母亲之所以出事不是由于她受的教育不好，而是她的命不好。她受的教育使她对事情总抱有不幸的想法——不管她怎么改变她的生活，她也无法改变她周围的世界。 叔叔常说，要是我母亲不是一个独养女儿，这种事情兴许就不会发生。所有那种应该生在男孩子身上的任性、固执都生在了她身上。更糟的是，她父母让她待在家里，使这种性格变得越来越强烈。在她快满二十二岁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可以等着，为独生女儿招个丈夫。 这事还没办妥，革命爆发了，清政府被推翻了，那是在1911年，我母亲正好二十一岁。再也没有清朝政府了，外公也丢了他学者一官员的位置。 我外公是在吃午饭的时候，从一个佣人口中听到这个坏消息的。当时他口中正嚼着一块蒸蹄筋，突然我外公像野兽一样大叫起来，然后咬下了自己的半条舌头。兴许他是先咬了自己的舌头，然后再大叫的。不管怎么说，他马上朝后一仰，连椅子带人摔倒在地上。就这么一跤，我母亲的家道一落千丈，因为人人都说外公是眼看清朝末日已到，心中悲痛不已而自杀的。 于是我母亲的母亲，我的外婆，就成了一个寡妇，不再那么富有了。她不想急着把女儿嫁出去，以便老来有女儿照顾。这就是孔夫子说的老有所养。我不明白干吗大家都说孔夫子怎么好，怎么聪明，他叫每个人瞧不起另外的人，而女人是在最下面一层！ 不管怎么说，我母亲已经二十一了，而她受的教育又是和孔夫子的思想背道而驰的。也许她想嫁人，也许根本就不想。谁知道呢？不管怎么说，她想要自己做主。叔叔老是说，“就是因为她要自己做主，才惹出麻烦来了。” 新阿婶不同意这种说法。真正的麻烦，她说，是风流韵事，是我母亲想为爱情而嫁人的傻念头。她遇上了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一个记者。他比她大，大概有二十九岁了，他开始他的学业很迟了。我母亲当时已经二十六岁了。 这学生姓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我外公痛恨的那种人。小婶婶说，他的底细她全知道。因为在我母亲离开后，小婶婶去找她的遗物，发现了一张报道那个姓刘的革命者的报纸。小婶婶说，肯定就是我母亲所爱的那个大学生，要不，我母亲干吗把那篇文章藏起来？ 新阿婶说，那篇报道写得很糟糕，是一篇宣扬一时冲动的英雄故事，所以兴许只讲了一点点实情，其余部分就像冷饭上加了许多开水。不管怎么说，故事就是这么写的，像一个老掉牙的革命故事，又很有点罗曼蒂克的味道。 刘的老家是山东，在上海的北面，是个盛产一切美味的海鲜的地方。他是个渔民的儿子，所以他对生活的全部指望就是继承父业，每天干干补渔网的粗活。他没钱读书，也没法改变他的生活。事实上，这就是大家都在过的那种生活，当然除了学者、洋人和贪官污吏以外。但有一天，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到他跟前，给他看一张纸。 “同志，你能给我念念这个吗？”那个拿纸的男人说。刘回答道：“对不起，我生来就是个傻瓜。” 然后那人就说，“同志，要是我在十天内教会你念这张纸，和另外你想念的一切，你说怎么样？你来开个会就知道了。”这个好人告诉刘一种新方法，怎样教工人和农民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这种方法叫“十天学会一千字法”。 在那次会上，那些马克思主义者还告诉刘，一个人只要用功，一天就能学会读写一百个字，十天就能学会读写一千个字。这样他马上就能掌握文化知识，能念一般的报纸上的新闻，能写信，做生意，把自己从悲惨的生活中解放出来。 当他们邀请刘参加识字班时，刘回答说，“我命不好，就肯下苦功。” 于是刘就用功学习，改变了他的命运。但是他学会读写一千个字还不停下来，还是继续用功，他的毅力就有这么强。他学了两千、四千，然后又到了一万。终于，他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进了复旦大学。他庆幸自己已经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于是发誓总有一天他要写工农大众的艰辛，要做他们的代言人，要讲述他们的故事，要告诉他们，通过革命的思想，他们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现在你就明白，新阿婶干吗说我母亲为了风流韵事而毁了自己的生活。我母亲怎么会不爱上这么一个男人呢？ 我觉得刘这个人肯定长得很帅。说不定他就具备我母亲赞美她自己的那种风度：大眼睛、光皮肤、小嘴巴、脸不胖也不瘦、头发乌黑油亮。他的思想肯定很现代很开放，因为他没有征得我母亲的允许，也没有通过媒人的介绍，就向她提出了求婚。我母亲当时肯定兴奋极了——一个革命的婚姻！她马上就答应了，然后就回家把这事告诉了她母亲。 外婆冲我母亲吼道，“你怎么能干这种事！你怎么能答应那个男人！只有国家没了皇帝才会发生这种无法无天的事！” 当时我母亲就威胁说，要是不答应她嫁给刘，她就吞金自杀。实际上，那天中午，她已经绞掉了她的半只金手镯。她举起来给她母亲看，表明她不是吓唬吓唬人的，她说话是算数的。“半只金手镯哩！”新阿婶每讲到这儿，总是要加一句，“瞧她这个人好不厉害。” 当然结果我母亲没有吞下金手镯，要不，她早就死了。她只不过是假装要吞下去，她在嘴唇上画了一滴金水，然后就躺在了床上，非常安静。这时，外婆正跪在家族的神像前，在她死去的丈夫的灵位前祈祷。她请求宽恕，因为她引导她的女儿到这么坏的结局。就在这么祈祷的时候，外婆好像觉得听到了她丈夫的亡灵说，“去看看我的老朋友江少炎吧。” 于是外婆就去了。她把我母亲的事都讲给江听了，她变得怎么怎么坏啦，她威胁说要自杀啦——这都是因为狂热地爱上了一个革命党！她问外公的这位老朋友，她该怎么办。 那天下午，外婆和江少炎达成了一个协议，江同意将他亡友的这位坏女儿收为二房。 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我心里总要想，外婆干吗不反对呢？她干吗不对那个姓江的说，“二房？干吗不让她当正房？”毕竟，正房已经死了呀。 但说不定外婆觉得她的大问题已经解决，够高兴的了。不管怎么说，她什么都答应下来了。这样，江就得到了一个漂亮女人做他的二姨太——不是当过佣人的姑娘，也不是出身下层的姑娘，而是一位出自书香门第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 第二天，我母亲见到了那份契约。她跑到刘那儿，问他该怎么办。也许他们接吻了，也许他们流泪了，我一向认为我母亲是非常浪漫的。 然后刘说了，“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只有这样才能结束这桩封建包办婚姻。”然后他给她讲了一个革命党殉情的故事。 她是一个年轻的农村姑娘，长得非常漂亮，也是父母硬要她嫁给一个她根本不认识的老头。她对家里人说，“我想自己挑丈夫，要不我就不嫁人。”她父亲很生气，就把她锁在一间猪棚里。她每天都大喊，她决不嫁给那个老头。她就这么喊，一直喊到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当她从猪棚里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安静下来了，浑身是污泥，你可以想象得到。 她母亲和舅舅们给她清洗打扮，然后把她塞进花轿里反锁起来。雇来的六个汉子抬着她走了好远的路，从她的村庄一直到那个老头住的另外一个村庄。花轿抬到时，许多人已经在准备结婚典礼了，敲锣打鼓，大摆宴席。他们笑呀，闹呀，祝福呀，然后打开花轿门迎接新娘。欢迎！欢迎！ 啊！——她已经死了，她用自己的头发做了一根绳子，系在花轿顶上，吊死了。 “所以你瞧，”刘对我母亲说，“你也一定要坚持到底——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的爱情，更是为了你的国家。” 我那可怜的母亲，她能想到的一切就是那姑娘用自己的头发上吊。她以为刘说，“你也一定要坚持到底”的意思就是要她也走同样的路。她回家以后，不知道她能不能坚强到与命运抗争，有没有勇气为爱情献身。两天后，她到了江家，做了江的二姨太。 是的，这就是我说的，她嫁给了那个姓江的，他就是我的父亲，你的外公，在我出生前已经是个老头。 更糟的是，我母亲到了江家后，才发现已经有了三姨太、四姨太，甚至五姨太。佣人告诉她，大太太是得肺病死的，二姨太是自杀的。因为江没让她接替大太太的位置，于是大家都说我母亲是来顶替那个倒运的位置——顶替那个死去的二姨太的。 所以我母亲就这样成了第二个二姨太。尽管另外几个姨太太不想要我母亲的那个倒运的位置，她们还是妒忌她，使她由于地位较高一点而受折磨。她们经常这样取笑她，“哼，二姨太。老实说，你不过是第二个二姨太，只有她的一半权力。” 有时我想，我母亲最后实际上是被那些姨太太们赶走的。是她们使她的生活受尽折磨，她想要一碗稍稍特别一点的面条也要看白眼，她喜欢法国皮鞋也要受到嘲笑，她看报纸也要受到另眼看待，因为她们都是没文化的。她们妒忌她的头发，她的黑亮黑亮的头发——她们说我父亲之所以要娶她，就是因为看中了她的头发。 所以或许这就是她后来剪掉她的头发的原由。她把头发留给这些姨太太们让她们去抢。 但我后来又想：我母亲完全有能力对付这些姨太太。毕竟所有姨太太在家里除了成天发发牢骚，为鸡毛蒜皮的事明争暗斗，还能干些什么呢？这几个姨太太我都认识，叫她们三妈、四妈、五妈。她们其实不算太坏，就拿三妈来说吧，她是典型的上海人脾气，喜欢取笑那些自吹自擂的人，对什么都要指手画脚一番，结果弄得你不知道她到底喜欢什么、讨厌什么。 所以说不定实情是这样的：我母亲跑出去，回到姓刘的身边了。当然她会这么干的，她打一开始就喜欢他。她在电影院里碰到那个男人以后失踪的，说不定那个人就是刘。他们在商量怎么碰头，她怎么逃走，说不定她当时正在干这些事。 也许她在思考的时候也成了一个革命党。那天她把我带进城去，就是为了让我看看上海帝国主义的罪恶，把刘教她的那些东西再教给我——哪些东西太肮脏，太甜蜜，太罕见，大悲哀了。这也就是她为什么要剪短头发的原因，她是要借此告诉我，她就像那个吊死在花轿里的姑娘，终于获得了自由。 但是后来我又想，要是她和那个姓刘的私奔了，那么她肯定还活着，她会为了我而回来的。我是她的心肝呀！她会到我的学校去看我，我上的就是她上过的那所学校。她会偷偷地坐小船到岛上来，躲在矮树丛后面。她会突然跳出来说，“我来带你回去，去见我的新丈夫。” 所以我又想，她肯定已经逃走了，因为她活在这个世界上实在太悲伤了。也许她发现刘也死了。她读了那张从福州路上买来的报纸，说不定她早就买了这张报纸。她读到了他被枪杀的消息，他是在教更多的农民认字的时候被枪杀的。许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被枪杀的。突如其来的悲痛使她回想起他们很久前的爱情。当我在黑乎乎的电影院里睡着的时候，她想到了这些。她为她的失去的爱情而哭泣。在我们去买娃娃鱼的时候，她被一种内疚感压倒了，她回想起她没有坚持住不吃娃娃鱼，没能坚持反对她那门没有爱情的婚事。在回家路上我在三轮车里睡着的时候，她为自己过着舒适的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一切是刘所痛恨和反对的——而感到羞耻。那天晚上，当她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时候，她恨透了自己，决定马上永远地洗净自己的耻辱。 于是，她剪下了自己的头发，明确表示她不会再回来了。她成了一个地下革命党人，她的上级命令她不要露面，她无条件地服从了——那就是她为什么不回来把我带走的原因。 但我转念又想：我母亲可不是那种能服从别人命令的人，她只服从她自己的内心。也许她是因为一意孤行而失踪的；也许是这么回事：她冲出大门，披头散发，不知往哪儿去。 有时我想我母亲剪掉头发可能出家当修女去了。正是她学校里的那些修女为我母亲祈祷，要她听从上帝的旨意。事情就是这样的，当了修女后，就不能随心所欲了。 有时候我又觉得，是那个死去的二姨太在搞鬼，她很妒忌我母亲，是她的阴魂回来把我母亲勾走了。 有时我又想，就像大家都在说的那样，她一下子病倒了，然后就在同一天夜里死了，现在她就埋在崇明岛上。 现在我都搞不清哪个故事是真的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她离开的。这些故事全一样，都是真的，也都是假的。每个故事都是那么徘恻动人。我竭力想告诉自己，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无法挽回了，还是忘掉它吧。这就是我竭力想相信的。 可我不能这么想。我怎么忘得掉我母亲头发的颜色呢？我怎么能不希望再见到它呢？ 当然在我心中，我知道她永远不会回来了。但我仍在思念她。我这辈子不知想了她多少次，永远都会这样。 在我心中有个小房间，这个房间里有个小姑娘，还只有六岁。她总是在等着，一种刻骨铭心的希望，超越理性的希望，她相信，门随时都会飞开，她母亲一定会进来。小姑娘心中的痛苦顿时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现在她母亲正带着她飞举而上，翱翔在太空，欢笑，喊叫，喊叫，欢笑。“心肝，心肝！原来你在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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