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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是她告诉我的。 那天吃完有鱼的晚餐后，亨利进房间看了会电视，就倒在沙发上睡了。海伦还在厨房里忙着，烧泡茶用的开水。我坐在客厅里，其实不能算客厅，只是厨房的一部分，用薄薄的塑料屏风隔了一下。但是因为海伦看不见我，她就大声喊叫着，好像打长途电话似的，吹她的宝宝三星期前结婚的事。 她说的就是宝宝长，宝宝短，就像电视节目里吹赢这个，赢那个一样，每星期都是老一套。 她儿子都三十一了，她还是叫他宝宝。但兴许海伦没叫错，她的宝宝还真是个宝宝，被宠得连等公共汽车都不耐烦。一次，他的车子坏了，他就打电话给我，口气可亲热可有礼貌来：“啊，姨，好久不见了。啊，姨，身体还好吗？好，好。啊，姨，能不能借您的车子用一下，我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求职面试。” 三天后，他把车子还来了，里里外外全刻上了他的印记——保险杠被撞得一塌胡涂，可乐罐扔得满地都是，汽油也全用光了。可就是工作没找到。 因此，海伦赞扬宝宝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正在想我怎么会为车的事生这么大的气。因为我从不抱怨，回忆使我又一次怒气冲冲。我在想，我的儿子是不会这样的，塞缪尔不会说客套话，作为借东西的借口，他也不需要借海伦的车去参加什么求职面试。他已经有一份工作，在新泽西，是一个高级福利管理员，分析病假、病假补助，谁是真的生病，谁只是胡搅蛮缠。 海伦端着茶进来了，口中还是大声讲着，好像我在远处似的。此刻她正在讲玛丽，“我有没有跟你说起过？玛丽几天前给我来了个电话，告诉我她和杜准备去夏威夷度假——又要去！连这回已经是第四次了。我说，‘你已经去过了嘛。没必要再去了。’可她说，‘没有人是因为需要去才去夏威夷的，就是因为没必要去才要去。’” 海伦把茶递给我。“我跟我女儿说，‘这是什么话？我不需要去夏威夷，我就不去。我想去中国，我也去不了。’”海伦自己先笑了起来。“瞧瞧我的女儿！”她又说。“噢，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昨晚半夜里，已经过了十点，她又给我打了个电话。”海伦挥挥手，做出讨厌的样子。“把我吓个半死！我问她，咄什么事了？有谁病了？出车祸了？杜丢工作了？’她说，‘没，没，没。我只是想打个电话。’”海伦笑着说，“你是怎么想的？她干吗要打电话？说说看。” “她是个好女儿。”我说。 海伦摇摇头，“这一次她说她打电话不为什么。不为什么！这根本不是打电话的理由。” 海伦给我续了水，“当然呷，这不是她的主意，不完全是。她看了一个电话公司做的电视广告，一个女儿给她母亲打电话，不为什么。我就对我女儿说，‘你那么老远地打电话来，不为什么？那么，别说多了，太花钱了呀。’她说，‘没事。八点以后，打折的。’” “于是我跟她说，‘别犯傻了。电视上说的全是假的。你要是说快些，电话费还便宜些。谁知道他们的用意。’” “她说，‘啊，妈咪，电话费算不了什么。’” “我说，‘哇！算不了什么？怎么能说算不了什么呢？你想白白扔掉十美元吗？要这样，别把钱送给电话公司，送给我好了。’” 我想象得出海伦和她女儿争论的情景，她们浪费了钱来争论不要浪费钱的问题。海伦真是蠢透了。 海伦叹了一口气。“结果我总算说服她把电话挂上了。”她看看我，开心地笑了起来，然后开始用中文跟我说，“瞧，她还是听我的，她知道她母亲还是对的。”她很响地啜了一口茶，“那么，这星期珍珠给你打过电话了吗？她也费了不少钱打长途吧？” 我知道，海伦问我这个，实际上并不指望听到我的回答，因为她知道我女儿和我是经常不讲话的，珍珠不会无缘无故给我打电话。当然，她会打电话跟我说，苔莎和克利奥在我这儿放一会。她也会打电话跟我说，你能在感恩节带点塞火鸡肚里的中国填料来吗？她也打电话来通知我一些事。就拿上星期来说吧，她打电话告诉我说，她和她一家不能在我家过夜。实际上，电话不是她打的，是她丈夫打的，可我知道是她叫他打的，而她自己在同线电话里偷听呢。 “珍珠住得不算远。”我提醒海伦。 “圣何塞还是远的。”她争辩说，“有五十公里呢，区号也不一样。” “可她到我这儿的距离不是很远。”我说。 海伦还不罢休，“够远的了！你每分钟还得付附加费。你还是不能说得太多。” “兴许我们俩都不该说那么多，”我说，“亨利已经睡了。”我指指她的疲倦的丈夫，他躺在沙发上，嘴巴张得大大的，“我还是回家吧。” “亨利，起来！”海伦吼道，然后推推她丈夫的肩膀，那一位迷迷糊糊地张开一只眼睛，两只脚下了地，慢吞吞地走到床边去了。 亨利离开后，海伦就跟我说了，“好了，兴许，我要讲点好消息给你听听。”她笑了。 “什么样的好消息？” 她又笑了笑，啜了一口茶，从袖管里抽出一块手帕，擦了擦鼻子。然后又啜了一口茶，又笑了一下。她干吗把事情弄得像佛教仪式一样？ “现在你可没地方好躲了。”她终于开口了。 “我没躲呀。我就在这儿。” “不，不，你一直在躲避你的生活。现在你可以出来了。”她跳起来，找她的皮夹子，一个大包，然后把手伸进去，在里面乱翻。看得出来，她在找一样东西，急得要命。她摸出一只橘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又摸出两袋飞机上吃剩的花生、饭店里的牙签、她为防盗而准备的另一只小钱包。她把包翻过来，把里面七零八碎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就像过去我们为战乱而逃难似的：两截短蜡烛、她的用塑料夹子夹起来的美国身份证、她四十年前用过的中国护照、一小块旅馆香皂、一小块抹布、一双长袜，还有一条尼龙短裤，连牌子都还是新的呢。然后她又翻出更多的东西：她的养胃冲剂、她的咳嗽药、她的虎骨酒，还有她的观音菩萨，万一其他东西都不灵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 “到哪儿去了呢？”她说道，一遍又一遍地翻那些东西。最后终于从她翻了好久的皮夹底部抽出一只口袋。这是一封信，乍一看，像一张纸，但叠起来就成了一只信封，有印好的邮票，一切都已经在上面。她把信举在手中，挥舞着。 “在这儿呢，”她脸上显出得意的样子，“这个男人！” 我简直给她吓坏了。最近，她的行为有点像老年痴呆症患者，老是忘这忘那的，神志不大清爽。也许是因为两个月前她在扶梯上摔了一跤引起的，打那以后她就以为自己快要死了。 “你怎么能把一个人装进信封里头？”我小心翼翼地问她。 “什么？” “你不是说你把一个人装进信封里了。” “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的好消息就在这里面：那个人死了。王贝蒂从香港写了这封信，告诉我前不久她去了一趟上海。你还记得她吧，‘漂亮贝蒂’，我们在战时都这样叫她的，可兴许她现在已经没那么漂亮了。”海伦笑起来了，“你还记得我给她的那台缝纫机吗？。她后来自己当老板，现在在科伦开了一家成衣店。” 海伦说着说着就扯开去了，就像一头牛，哪儿有草，就往哪儿跑。 “她开的是一家珠宝店，”我提醒她，“开在科伦的大使饭店的拱廊下。” 海伦摇摇头。“是成衣店，”她说，“各色各样的女装一律打折。”我不跟她争，也没告诉她，她老是记错事，老是把过去的事朝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想：她忘了，漂亮贝蒂的缝纫机是我给的。 “什么人死了？”我终于问，指指她手中的信。 “噢，对了，是这个人。”于是她叹了口气，好像是我把她激起来似的。“那个人，那个人，你认识的那个。你怎么还猜不着？”然后她弯下身子，附在我耳边说，“那个坏男人。” 我的呼吸几乎停止了。我仿佛看到他了，那个坏男人，文福，我的第一个丈夫，我曾要海伦决不要提起那个人：“永远不要提起他的名字，永远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仿佛看到他的浓密的头发，他的狡猾的眉毛，他的光滑的撒谎的脸，他的精明的嘴巴。我已经有四十多年没见到他了。此刻，海伦一提起他的名字，我就感到我的脖子上有他的气息，我记起了他大笑的样子，记起他说过的话，他总有一天会找到我，把我拉回去，没有二话。 “别怕呀。真的，他已经死了。”海伦说，“你自己读吧。” 我从她手里接过信，读了起来。我发现，四十年后，文福仍然在笑我，因为信中并没有说他已经死了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他是上个月圣诞节那天才死的。 我啪地拍了一下信。“你想得到吗？”我跟海伦说，“他死到临头，还想办法使我永远痛苦！竟然死在圣诞节！” “他哪一天死有什么关系？”海伦说。她正用牙签剔她的牙齿，她那翘起嘴角的样子看起来像在笑。“他死了，再也不会来找你麻烦了，这才是重要的。” “可他已经找到我了！”我喊道，“已经在我心里了。现在每当圣诞节我就会想起他来。我怎么能唱‘平安夜’、‘欢乐降临世界’？到那一天我只会大喊大叫，我高兴他死了！死得不是时候，死了还想害人。” “那么你该打扫一下房子，把他从你心里扫出去。”她说着，挥了一下手，好像这事挺容易似的。 我明白她说的是中国新年快到的时候的情景，有句老话叫做，洒扫庭院，除旧迎新。 海伦知道打扫什么吗？只要看看她的厨房地板，你就看到——一团团垃圾大得像一只只老鼠，黑色的油烟污垢到处都是，已经黑得发亮，足足有二十年没打扫了。要命的是她还以为我没看见。 “我是这么想的，”海伦说，“我们应该把我们这辈子的谎言全扫出去，把真相告诉大家，我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你在说什么？” “我干吗非得带着所有这些谎言进坟墓？什么我是你的嫂子啦，嫁给你的异母兄弟啦，这个人我连见也没见过。我的出生日期也是错的。你使我小了一岁。现在我快要死了，我的寿就减了一岁。”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我说，既然文福死了，我想现在把一切都纠正过来还来得及。不再有隐私，不要再撒谎了。” 我一阵反胃的感觉。她干吗这么说？她想公开一切！——我的过去、我和文福的婚姻，等等，我好不容易才忘记的一切。 “你想怎么办？”我责备她，“你想把我的隐私说出去，就这些？我们说好的——永远不说出去。”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海伦争辩说，“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什么也不能说，你很怕，你以为文福会来找你，我们俩都需要想方设法进这个国家，所以那时这么做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 “这是一个秘密。” “现在还有什么关系？文福死了，”海伦说，“他不会来找你了，我们不会被驱逐出境了。现在说出真情，不要带那么多谎言到那个世界去，比什么都重要。要不，我怎么还有脸在天堂里同我的第一个丈夫见面，那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我嫁给了你哥哥？我的墓碑上怎么能写我生于1919年？大家都会在我死后嘲笑我，说我老得连自己究竟有多老都搞不清楚了。” “那么你就跟大家讲你自己的事，不要把我也扯进去。”我说。 海伦皱起了眉头，“那怎么行？那样的话，我又得编一连串谎话，我们是怎么碰上的啦，我是怎么认识你的啦、你这是在叫我跟魔鬼说话。你要是不讲，我讲——必须在阴历年之前讲掉。” “你这是在叫我再遭一次殃。要是你跟你的孩子讲了，我的孩子也会知道的。” “那么你就应该亲自告诉她们，”海伦说，“她们现在已经大了，不是小孩子了，她们会理解的。说不定得知她们母亲的背景，她们还高兴呢。讲讲以前在中国受的苦，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还时髦着哩。” “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丢人现眼！”我说。 我们就这样你来我往地争论著。但后来，我感到无聊了。就像她的胖胖鱼和长途电话费问题，海伦总以为她是对的。我怎么能和一个神志不清的人争论呢？我自己都要疯了。 当她再一次来给我续水的时候，我告诉她，时候不早了，我收拾起那天下午我在幸运超市买的一些杂物，然后穿上外套。 “等一下，”海伦说，“亨利开车送你回去，这样安全些。” 每次我到她家，她都这么说，每次她这么说，我都信以为真。三十年前，我和吉米刚从唐人街搬出来，在格利莱和安扎之间的第八大街买了房子，海伦跟我说了整整两年，“那个地方不太安全，那个地方——啊——我们不能搬到那儿去。”吉米去世后——不知为什么——她和亨利在与我们相隔一个街区的第九大街，门牌号更高的一条街，买了一幢更大的房子。“现在我们可以照顾你了，”她说，“这样更安全些。”但我知道她不过是拿我做借口罢了。 昨晚我又说了我常说的那句话，“不麻烦了，我自己可以走回去，也是很好的锻炼。” “太危险了呀。”她坚持着。可我知道，她说话并不算数。她说话声音很轻，唯恐吵醒她的丈夫。“你应该多加小心哪。”她说。 “哇，你以为有人会为了我的几个橘子，为了一罐笋来抢我吗？” 她从我手上抢过我的包。“那么我来帮你拎这个吧，”她说，“你拎着太沉了呀。” 我抢过我的包，“别跟我说客套话了。” “你老了，自己拿不动了。”她说着，又要来帮我拎包。 “你忘了，你也老了，还比我大一岁呢。” 最后她只好让我自己拎着包走了。 为了忘掉一切，那天整个晚上我都在打扫房间。我抖搂窗帘，拍打沙发，掸掉桌子上和通向楼梯的扶栏上的灰尘；我擦干净电视机和挂在电视机上方的遗像，我望着玻璃镜框里吉米的照片：他总是那么年轻。 我走进自己的卧室，换了床单，就在这张床上我和吉米同枕共眠过，他身体睡过的凹陷还留在上面。 我进了塞缪尔的房间，掸去他自己亲手做的塑料飞机、日式和美式轰炸机上的灰尘，还有他写字台上放着的小人兵上的灰尘。我打开他的梳妆桌，发现里面有一本《花花公子》。唉！这就像在我脸上打了个耳光。我叫塞缪尔扔掉这本1964年的杂志，吉米就是在这一年去世的，打那以后，再也没人听我的话。 我进了阿珍的房间，我们在这儿有过多少次争吵和伤害啊。我给她买的巴比娃娃还在，可肯已经不知去向了。我不让她用这种香水，因为这会使她闻起来像个下等人。带圆镜子和银把手的流线型梳妆台，我是多么喜欢它，但我还是给女儿了，她看到它的时候，还说她讨厌它！“你有意把它挑出来来折磨我。”她吼道。 我一面想着这些，一面掸着她桌子上的灰尘。这时我忽然发现梳妆台顶上刻着几个小字：“我爱RD。” 谁是RD？谁使我女儿爱得这么深，连她最讨厌的家具都弄坏了。他是个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于是我生气了：瞧她把我的家具搞成个什么样子！ 当然，我安静下来后就想到了，这些字阿珍不是最近刚刻上去的，兴许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因为阿珍现在已经四十岁了，她不会再坠入RD的情网。她已经嫁给菲力·勃兰特，他虽然不是中国人，却是一个很不错的男人，一个医生，尽管不是最好的。 当阿珍第一次把他介绍给我的时候，我尽量对他亲切些：“噢，是医生啊，我会让我所有的朋友都去你那儿看病的。”然后他告诉我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生，一个病理学专家！——一个只会在病人死后研究病因的人，一个事后诸葛亮，我怎么能把我的朋友交到这种医生手中？ 但阿珍的工作很不错，她是一个对弱智儿童进行口语治疗的专家。虽然她告诉我，决不能这么说。几年前，她说过，“我们不再叫他们弱智或低能儿了，我们管他们叫‘有残疾的儿童’。以儿童为主，残疾为辅。我也不光是搞口语治疗，实际上应叫我口语和语言治疗门诊医生。我只和那些有轻度或严重的交际困难的儿童打交道，你决不要再管他们叫弱智了。” 我叫她再重复一遍，她就把她说过的写在纸上：“为带有轻度或严重交际困难的儿童进行口语和语言治疗的门诊医生。”我把这句话不知练了多少遍，我的皮夹子里还放着那张纸。但我还是说不全，所以，说不定现在阿珍会以为我也变弱智了呢。 当然，阿珍的两个女儿说英语是不成问题的。大的那个才两岁的时候，就会扑到我怀里，大嚷嚷，“外一婆！外一婆！外一婆在这儿！”真聪明呀，我心想，她会用上海话喊她的外婆。然后我的外孙女又用英语问：“这次给我带什么礼物来？什么样的？有多少？它们在哪儿？” “真不敢相信呀！”阿珍说，“她已经会说完整的句子了，大多数跟她同龄的孩子还只会说两个词组，她真聪明。” 我说，“这种聪明有什么好？你应该教她懂规矩，不要问这么多，就像我以前教你一样。” 我女儿朝我扮个鬼脸，笑笑说，“噢，妈。”她就这么说了句“噢，妈”，不再跟我争了。 我一面打扫她的房间，一面想着这事。她就是这么对待我，我也这么对待她，总是注意彬彬有礼，尽量做到井水不犯河水，就像两个陌生人似的。 这时我的手碰到了她床底下的什么东西，这些外孙女哪，总是把这儿搞得脏兮兮的。我把它拉了出来，原来是一只粉红色的塑料盒，上了锁，没有钥匙打不开。上面还写了“我的秘密宝库”。 噢，我想起来了，这盒子是阿珍十岁时，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当时，她还打开来，往里瞧了瞧。 “是空的。”她说着，抬头看看我，好像我应该换个东西给她似的。 “当然，现在是空的，以后你可以放东西进去。”我告诉她。也许她觉得这盒子式样已经过时了，就像那张梳妆台一样，但对我来说，已经够时髦的了，我还以为她会喜欢得不得了呢。 “什么样的东西呢？”她问。 “你自己喜欢的小宝贝，小秘密呀，零零碎碎的美国货呀。” 她没说什么，只是盯住盒盖看了一会。盒盖上画了一个梳了一根黄色马尾辫的小姑娘，人躺在床上，脚搁在墙上，正在打电话。为了电话打得太久的问题，我和女儿也争论过好多次。 但是我发现，马尾巴那个地方本来是黄色的，现在却发黑了，本来只装了她的失望的空盒子，现在却变得那么重，里面装满了东西。 啊，我兴奋起来了！设法打开我女儿小时候心灵的宝库，探知对我隐藏了那么多年的一切事情。 我朝另外几只抽屉看看，想找到那把开锁的钥匙。我又朝床底下瞧瞧，只找到了那双每只大脚趾头上都有个洞的中式旧拖鞋。 我决定到楼下去找一把刀，把盒子撬开来。但我还没迈出一步，我的心就先嘀咕开了，里面会是什么东西呢？什么样的伤害和失望？如果我撬开了盒子，看到了一位陌生人，那又怎么样？如果盒子里的这个女儿和我想象中我生养的那个一点都不像，那又怎么样？ 我努力想作出决定，到底怎么办？撬，还是不撬？把盒子放回去，还是以后再撬？我一面向自己提这些问题，一面用手抚平我的头发，我的手碰到了发夹，我一下子有办法了。我取下发夹，把它伸进锁孔。 我打开盒子，发现里面有两支唇膏，一支红的，一支白的，一些首饰，一条带十字架的银项链，一只一面嵌着假红宝石、另一面有泡泡树脂的戒指。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下，还有些吓人的东西——假发，我曾警告过她不要用，化妆用的蓝眼影，我也警告过她不要用的。在这些傻东西下面，有一张“萨迪·汉肯斯舞会”的通知，还有几封她的朋友简妮芬给她的信。我记得这位姑娘，她母亲老是把她打扮成假小子。 阿珍曾经和我吵过，“干吗我就不能带一个男孩子去参加萨迪·汉肯斯？简妮芬要去，她母亲就让她去。” “你想学那个神经兮兮的姑娘的样？你想听她母亲的？那个母亲连自己的女儿都管不牢！” 所有这些往事又浮现在我眼前。我抽出一封简妮芬给她的信，都说些什么呀？“嗨，叮咚，他想你都想疯了，骗他一下吧。祝你成功。” 我说得没错，这姑娘是有点神经兮兮的。 接着，我又发现了另外的东西，我的气喘不过来了。这是一张小小的卡片，一面印有耶稣像，另一面写着：“美好的记忆，詹姆斯·Y·路易斯。”还有一些字，他的出生日期，1914年，4月14日。但是再接下去就是他去世的日期，上面盖着黑纱，很多愤怒的黑纱。 我一下子感到悲喜交集，就像听到一首几乎已经忘记的老歌，每个音符刚听到就飘走了，你连说句“太好了，唱得太好了！”都来不及，只能默默地哭泣。 只有在这时我才想到我错了。我想马上就给阿珍打电话，告诉她，“现在我才知道，你伤心过，你哭过，不是在脸上哭，而是在心里哭。你爱你爸爸。” 然后我又想起海伦昨晚说的话，她要把我的所有秘密、所有谎言全告诉阿珍。在这之后，我的女儿干吗还应该再相信我？ 我拖出真空吸尘器，把我抖搂在灰尘中的烦恼全都吸走。我走进过道，用吸尘器吸走铺在地毯上的塑料长地毯上的灰尘。我拉起塑料长地毯清理下面的灰尘。我发现下面的地毯还是光亮如新，就像金色的织锦。但地毯露出的两边，已经磨损掉了，看上去有点脏。不管我怎么清扫，还是无济于事，看上去总是那个样，就像我生活中的污垢，再也无法把它弄掉。 我下了楼，一头坐在沙发上。天亮了，我还坐在那儿，一点睡意都没有，手中捏着漂亮贝蒂的那封信。文福有那么多次可以死，也应该死的机会：那场使许多飞行员一下子丧生的战争；他的吉普车出事，撞死别人的时候；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早就应该死在所有这些使成千上万的人送命的时候，但他没有死。 漂亮贝蒂还在信中告诉海伦，他是死在床上的，他的全家都在他身边守候着：他的另一个老婆和那个老婆生的子女，他的兄弟和兄弟的老婆们，他以前的飞行员朋友们。 我脑海里浮现出所有这些场面：眼泪滴在文福的脸上，双手抚平他的头发，热砖包起来放在他的脚底下，让他安静下来，喊他，“不要走呀，不要走呀！” 他安详地死了，信中说，死于心脏病，享年七十八岁。 我狠狠地把信摔打了两下，这么说倒是他的心脏病使他活了这么久！现在我成了有心脏病的人了。我坐在沙发上，又哭又喊，但愿我在他的病床边，但愿他现在还活着，因为要是他还活着，我就要靠在他的床边，叫他的名字。我就要翻开他的眼皮，告诉他，文福，我回来了，当他透过我的眼睛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时候，我就要撮圆我的嘴唇，狠狠地在他脸上啐一口。 你瞧他死到临头还做了些什么！他死了，可阴魂不散。每次，海伦都要说，“那有什么关系？”她会跟她的子女讲些什么？她会透露多少实情？ 对，我可以先告诉我的孩子们：我还结过一次婚，嫁过另外一个男人，那是一场很糟的婚姻，我犯了个错误。但现在那个男人已经死了。 我可以告诉他们：我还有另外的孩子，但我和他们失散了，我很伤心，可那是在战乱期间，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假装早已嫁给了你们的父亲，那样我就可以到这个国家来。海伦为我说了谎，所以后来我也为她说了谎。 然后我会看看阿珍的脸，总是怀疑的脸，不，不，事情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坏。我一到美国，就马上和你父亲真的结了婚。然后我就有了你们俩，你是老大，生于1950年，塞缪尔是老二，生于1952年。打那以后，我们真的过得很幸福，要不是你父亲去世，真是过得像故事中所说的那样幸福。 但是即使我这样告诉他们，阿珍也会知道，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她会从我的黑眼睛里，从我僵硬的双手，从我颤抖的嗓音中看出这一点。她会一言不发，但她会知道一切，不是谎言，而是真相。 然后，阿珍会知道最可怕的真相——那是海伦不知道，吉米不知道，我四十年来一直想竭力忘记的，文福，这个坏男人，是阿珍的生父。 我已经想过怎么告诉我女儿。但每次我要开口时，我就好像听到了她的声音，那么使人伤心，“我早料到了。你总是更爱塞缪尔。”所以，她决不会再相信我。 但也许我会对她说，这不是真的，我最爱的是你，胜过爱塞缪尔，胜过爱所有比你早出生的孩子。我要告诉她，我爱你的方式是你所看不到的。也许你不相信，可我从内心深处知道，这是真的，因为你伤透了我的心，说不定我也伤透了你的心。 我要越过遥远的距离给她打电话。我要说，钱算不了什么。我得告诉她一些事，不能再等了。然后我要开口跟她讲，不是告诉她发生过什么，而是要让她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不可能采取另外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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