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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先生是现代作家中影响我最大的一个人。自从五四运动后我就爱读他的作品，除了他清涩幽默的作风学不来以外，我对神话童话民俗学等，兴趣的特别浓厚，大都是由他启示的，虽然浅尝，我于这几项学问，只能无法去作专门的研究。两年前在某处演讲《周作人的思想及其影响》，留下了这篇稿子。因为属于介绍性质，所以仅有客观的分析而缺少主观的批评。而且对于周先生现在所提倡的公安竟陵一派文学的理论及所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均未涉及。我想将来有机会再写一篇《周作人论》。这篇陈稿虽无所用，但对于那些想明了周先生思想和想研究他的作品的青年朋友们，或者可以当作一个简单的指示，所以略为增减，将它发表了。民国二三年国庆日雪林自记于珞珈山字则须占第一位。 近年小品散文的盛况似乎已被那些突飞猛进的长短篇小说所代替了。而且从前那些小品文成绩也已被猛烈的时代潮流，冲洗得黯然无色了。但中国有一座屹立狂澜永不动摇，而且颜色愈洗濯愈鲜明的孤傲的山峰，这便是周作人先生的作品！ 他的著作，采取短篇散文型式而写的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永日集》，《谈虎集》，《谈龙集》，《看云集》等十余种，较长的论文如《人的文学》、《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则不甚多见。所以周作人先生可说是小品散文最早的试作者，又可以说是小品散文的专家。因为别人创作时每喜向多方面发展，小说、戏剧、诗歌都要来一手，周先生则除此以外别无尝试；别人以余力为小品散文，他则用了全副心灵。 但我们如其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十年以来他给予青年的影响之大和胡适之、陈独秀不相上下。固然他的思想也有许多不大正确的地方——如他的历史轮回观和文学轮回观——但大部分对于青年的利益是非常之巨大的。他与乃兄鲁迅在过去时代同称为“思想界的权威”。现在因为他的革命性被他的隐逸性所遮掩，情形已比鲁迅冷落了。但他不愿做前面挑着一筐子马克思，后面担着一口袋尼采的“伟大说诳者”，而宁愿做一个坐在寒斋里吃苦茶的寂寞“隐士”，他态度的诚实，究竟比较可爱。 现在我们就他作品来观察他的思想和趣味，再来论他的思想。 他不单是个文学家，而是一个思想家，上文已说过了。他同鲁迅一样，对于中国民族病态是有深澈的研究的，也同样的立了许多脉案和治疗之方。鲁迅的是《阿Q正传》和一些杂感文字，他的则大略如下文所引： 一、对国民劣根性的掊击 他在《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提出几件思想革命的计划： 我们要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 我们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 我们要切开民族昏愦的痈疽。 我们要阉割民族自大的风狂。 第一点论中国卑怯，照著者看来，有正反两面。正面则求生意志的缺乏，而反面则是凶残。《新希腊与中国》说：“希腊人有一种特性，也是从先代遗传下来的，是热烈的求生欲望。他不是只求苟延残喘的活命，乃是希求美的健全的充实的生活……中国人实在太缺少求生的意志，由缺少而几乎至于全无……中国人近来常以平和和忍耐自豪，这其实并不是好现象。我并非以平和为不好，只因为中国的平和和耐苦不是积极的德性是消极的衰耗的症候，所以说不好。譬如一个强有力的人他有压迫或报复的力量而隐忍不动，这才是真的平和。中国人的所谓爱平和，实在只是没气力罢了，正如病人一样。这样没气力下去，当然不能‘久于人世’。这个原因大约很长远了，现在且不管他，但救济是很要紧的。这有什么法子泥？我也说不出来，但我相信一点兴奋剂是不可少的；进化论的伦理学上的人生观，互助而争存的生活。尼采与托尔斯泰，社会主义与善种学都是必要。”《民众的诗歌》对于店伙酒色财气诗的批评道：“这些诗里所说的话，实在足以代表中国大多数的人的思想：妥协，顺从，对于生活没有热烈的爱着，也便没有真挚的抗辩。他辩护酒色财气的必要，只是从习惯上着眼，这是习惯以为必要，并不是他个人以为必要了……倘或有威权出来一喝说‘不行’，我恐怕他将酒色财气的需要也都放弃了去与威权的意志妥协，因为中国的人看得生活太冷淡，又将生活习惯并合了，所以无怪他们好像奉了极端的现世主义生活着而实际上却不曾真挚热烈的生活过一天。”在另一文里周氏以中俄两民族相比较，结论是俄国民族好像一个饱经忧患的青年，艰难痛苦将他人格锻炼得更加伟大而坚实，并发生他向上进步力求生存的勇气，而中国民族则为一饱经忧患的老人，被艰难痛苦磨得筋力衰败志气颓唐，除终日枯坐追溯已往外，不问其他。所以俄国民族前途是有希望的，中国则难说了。 至于凶残似乎不是懦夫所能干的行为了。然暴虐之行，仅仅施于弱者，或施于无抵抗力者还是卑怯的变相。《诅咒》云：“我常说中国，人的天性是最好淫杀，最凶残而又最卑怯的。”他于历史人物最反对明朝的永乐帝，因清故宫里藏有《永乐圣旨》的钞本，朱棣杀人之残忍，引起他的反感的缘故。他有《鬼的叫卖》一诗曾提及此事。又《自己的园地·永乐的圣旨》云：“我相信上边所录的圣旨，是以后不会再有的了，但我又觉得朱棣的鬼还活在人间，所以煞是可怕。不但是礼教风化的大人先生们如此，便是‘引车卖浆’的老百姓也都一样，只要听他平常相骂的话便足证明他们的心，还为邪鬼所占据。”《雨天的书》读《京华碧血录》云：“我向来是神经衰弱的，怕听那些凶残的故事，但有时却又病理的想去打听，找些战乱的记载来看，最初见到的是《明季稗史》的《扬州十日记》，其次是李小圭的《思痛记》，使我知道清初及洪杨时情形的一斑，《寄园寄所寄》、《曲洧旧闻》、《因子巷缘起》还是记得。正如安特来夫的《小人物的自白》的恶梦使人长久不得宁贴……但是愚蠢与凶残之一时的横行，乃是最酷烈的果报，其贻害于后世者比敌国的任何种惩创尤为重大。”第二点论中国民族淫猥则尤为痛切。《半春》云：“中国多数的读书人几乎都是色情狂的，差不多看见女子便会眼角挂落，现出兽相。这正是讲道学的自然结果，没有什么奇怪。”又说：“中国男子多数皆患着性狂，其程度虽不一，但同是‘山魈风’（Satyr ia－sis）的患者则无容多疑耳。”周氏又看出中国礼教的根本为“性的恐怖”之迷信。如四川督办，因为要维持风化把一个犯奸的学生枪毙。湖南省长因为求雨半月不回公馆。周氏引弗来则博士（J．G．Frazer）之学说证明此二事为“性的恐怖”之表现。盖野蛮人每以为性的过失能触怒神灵招致灾祸殃及全族，所以奸罪惩罚独严。于是性成为禁忌（Tabu）之一种。又野蛮人信禁戒某种性行为或举行某种性行为可以促鸟兽之繁殖与草木之生长，湖南省长求雨法就含着这种迷信臭味。 中国人以大半患有性狂之故，一方面对恋爱抱畏惧态度，即略涉猥亵之言语亦绝口不谈。蔼里斯（HavelockEllis）嘲笑英国绅士谈人体以胸以下胫以上为止，中国道学家亦有此等情形。然另一方面则喜谈猥亵，成为天性。凡及中冓之言，房闱之私，以及人家隐讳之事，每兴高而采烈。茶馆酒后消遣之小报及小说十九为刺激色情之记载，固不待论；即以卫道自命之大人先生，亦于高谈性理之余，刊布《素女经》等等。对于性的观念缺乏清醒健全态度，于是可见。第三点论中国民族之昏愦，《半春》云：“中国人的头脑不知是怎么样的，理性太缺，情趣全无，无论同他讲什么东西，不但不能了解，反而乱扯一阵，弄得一塌糊涂。”《与友人论性道德书》引陈独秀《青年的误会》云：“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现代青年的误解也和醉人一般……你说婚姻要自由，他就专门把写情书寻异性朋友做日常重要的功课……你说要脱离家庭压制，他就抛弃年老无依的母亲。你说要提倡社会共产主义，他就悍然以为大家朋友应该养活他。你说青年要有自尊的精神，他就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不受善言了……。” 第四点论中国民族之自大，则于日本安冈秀天所著《从小说上看出支那民族性》一文后云：“我承认他所说的确是中国的劣点……我们不必远引五六百年前的小说来做见证，只就目睹耳闻的实事来讲，卑怯、凶残、淫乱、愚陋、说诳，真是到处皆是。便是最雄辩的所谓国家主义者也决辩护不来，结果无非是迫加表示其傲慢与虚伪而已……中国人近来不知吃了什么迷心汤，相信他的所谓东方文化与礼教，以为就此可以称霸天下，正在胡叫乱跳，这真奇极了。安冈这本书应该译出来发给人手一编，请看看尊范是怎样的一副嘴脸，是不是只配做奴才？”又《代快邮》论国耻问题云：“我想国耻是可以讲的，而且也是应该讲的。但我这所谓国耻，并不专指丧失什么国家权利的耻辱，乃是指一国国民丧失了他们做人的资格的耻辱。这样的耻等才真是国耻……中国女子的缠足，中国人的吸鸦片买卖人口，都是真正的国耻比被外国欺侮还要可耻。缠足、吸鸦片、买卖人口的中国人即使用了俾士麦、毛奇这些人才的力量，凭了强力解决了一切国耻问题，收回了租界失地以至所谓藩属，这都不能算作光荣，中国人之没有做人的资格的羞耻依然存在……所以中国如要好起来第一应当觉醒，先知道自己的丑恶，痛加忏悔，改革传统的荒谬思想、恶习惯以求自立，这才有点希望的萌芽……照此刻的样子以守国粹夸国光为爱国，一切中国所有的都是好的，一切中国所为都是对的，在这个期间中国是不会改变的，不会改好，即使也不致变得更坏。”又《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也有同样的见解。 二、驱除死鬼的精神 周氏有一个很特别的历史观念，即所谓历史轮回观。他断定历史是“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要如此。”所以“僵尸”、“死鬼”、“重来者”是他常用的名词。《历史》云：“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他能揭去我们眼上的鳞，虽然也使我们希望千百年后的将来会有进步，但同时将千百年前的黑影投在现在上面，使人对于死鬼之力不住地感到威吓。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先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和希望。‘僵尸’！‘僵尸’！我完全同感于阿尔文夫人的话。世上如没有还魂夺舍的事，我想投胎总是真的……”《闭户读书论》云：“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画得特别庄严点，但从这上面总还看得出子孙的面影，至于野史更有意思，那是行乐图小照之流，更充足地保存真相，往往令观者拍案叫绝，叹传神之妙，正如獐头鼠目再生于十世以后一样，历史的人物亦常重现于当世的舞台，恍如夺舍重来，慑人心目。此可怖的悦乐，为不知历史者所不能得者也。”《代快邮》与万羽君论爱国运动云：“我很惭愧自己对于这些运动的冷淡一点都不轻减。我不是历史家，也不是遗传学者，但我颇信丁文江先生所谓谱牒学，对于中国国民根本地有点怀疑……巴枯宁说历史的唯一用处是教我们不要再这样，我以为读史的好处是在能预料又要这样了；我相信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事中国此后也不曾有，将来舞台上所演的还是那几出戏，不过换了脚色、衣服与看客。五四运动以来民气作用，有些人诧为旷古奇闻，以为国家将兴之兆，其实也是古已有之，汉之党人、宋之太学生、明之东林，前例甚多。照现在情形看去，与明季尤相似；门户倾轧、骄兵悍将、流寇、外敌，其结果——总之不是文艺复兴——孙中山未必是崇祯转生来报仇。我觉得现在各色人中倒有不少是几社、复社、高杰、左良玉、李自成、吴三桂诸人的后身。阿尔文夫人看见她的儿子同他父亲一样地在那里同使女调笑，叫道‘僵尸’！我们看了近来的情状怎能不发生同样的恐怖与惊骇？佛教我是不懂的，但这‘业’——种性之可怕，我也痛切地感到。即使说是自然的因果，用不着怎么诧异，灰心，然而也总不见可以叹许，乐观。”《与友人讨论国民文学书》云：“……但是有时又觉得这些梦想也是轻飘飘的，不大靠得住；如吕滂（GustaneleBon）所说人世事都是死鬼作主，结果几乎令人要相信幽冥判官，或是毗骞国王手中的帐簿，中国人是命里注定的奴才，这又使我对于一切提倡不免有点冷淡了。” 周氏自抱这样历史观念以来，对中国整个民族，甚至对他自己，似乎都很悲观，但后来渐由消极而转为积极。他在《历史》里说：“不过有这一点，自己知道有鬼附在身上，自己谨慎了，像癞病患者一样摇着铃铛叫人避开，比起那吃人不餍的老同类来或者是较好一点吧。”又《我们的敌人》云：“我们的敌人是什么？不是活人，乃是野兽与死鬼，附在许多活人身上的野兽与死鬼……在街上走着在路旁站着，看行人的脸色，听他们的声音，时常发见妖气。我们为求自己安全起见，不能不对他们为‘防御战’：我们要从所依附的肉体里赶出那依附着的东西……我们去拿许多桃枝与柳枝、荆鞭蒲鞭，尽力的抽打面有妖气的人的身，务期野兽幻化的现出原形，死鬼依托的离去患者……”周氏所有随感录中对于“僵尸”的讨论层出不穷，或者就是他警告之一种，或防御战之一种吧。 三、健全性道德提倡 中国人之所以好谈挑拨肉欲的言语，或道学地对性加以严峻的反对，都是没有健全性道德的缘故，所以我们的“中国蔼利斯”周作人先生便从这方面的工作努力了。第一，他提倡净观。他说：“平常对于猥亵事物可以有三种态度，一是艺术地自然，二是科学的冷淡，三是道德的洁净。这三者都是对的。但在假道学的社会中我们非科学及艺术的凡人所能取的态度只是第三种（其实也以前二者为依据），自己洁净的看，而对于有不洁净的眼的人们则加以白眼，嘲弄，以至于训斥。”他佩服被禁30余次而依然出版的秽亵著作的日本废姓外骨，和那披着猥亵的衣出入于礼法之阵的法国拉勃来（Rabelais）。因为他们的行为显然是对于时代的一种反动，对于专制政治及假道学的教育的反动。有一次有个心琴画会展览作品，某人在报纸上做了一篇批评，有几句话说：“绝无一幅裸体画，更见其人品之高矣！”周氏为之气极，大骂：“中国现在假道学的空气浓厚极了，官僚和老头子不必说，就是青年也这样。中国之未曾发昏的人们何在，为什么还不拿了十字架起来反抗？我们当从艺术科学尤其是道德的见地，提倡净观，反抗这假道学的教育直到将要被火烤了为止。” 第二，他对性主张严肃的态度。这在他的《人的文学》里早经说过了。他的《论情诗》道：“恋爱不过是性的要求的表现，凯本德在《爱之成年》里曾说道：‘性是自然界爱之譬喻。’但因了恋爱而能了解求神者的心情，领会入神（Enthousiasmos）与忘我（Ekstasia）的幸福的境地……爱慕，配偶与生产，这是极平凡极自然，但也极神秘的事情。凡是愈平凡愈自然的便愈神秘，所以现代科学上的性的知识日渐明了，性爱的价值也益增高。正因为知道了微妙重大的意义，自然兴起严肃的感情，更没有从前那种戏弄的态度了……但是社会上还流行着开化时代不自然的意见，以为性爱只是消遣的娱乐而非生活的经历，所以常有年老的人尽可耽溺，若是少年的男女在文字上质直的表示本怀便算犯了道德律。还有一层，性爱是不可免的罪恶与污秽，虽然公许，但是说不得的，至少也不得见诸文字。”又说：“我们对于情诗当先看其性质如何，再谈其艺术如何，情诗可以艳冶，但不可涉于轻薄，可以亲密，但不可流于狎亵：质言之，可以一切，只要不及于乱。这所谓乱与从来的意思有点不同，因为这是指过分，过了情的分限，即是性的游戏的态度。”临了，他标出他的宗旨：“道德进步，并不靠迷信之加多，而在于理性之清明。我们希望中国性道德的整伤，也就不希望训条的增加，只希望知识的解放与趣味的修养。” 一、民俗学之偏爱 看我们新文学大师对于野蛮人的宗教、迷信、禁忌、神话、童话等等那样谈得起劲，那样研究得精细深澈，足知他是一个对民俗学有偏好的人了。 （1）神话 《须发爪序》说；“我是一个嗜好颇多的人……我也喜欢看小说，但有时又不喜欢看了，想找一本讲昆虫或是讲野蛮人的书来看。但有一样的东西，我总是欢喜，没有厌弃过，而且似乎足以统一我的凌乱的趣味，那就是神话。”因浅薄的中国人见神话多荒唐无稽之谈，遂以为不合科学思想加以排斥，周氏《雨天的书》遂有《神话的辩护》、《续神话的辩护》两篇，又《自己的园地·神话与传说》均有矫正此项错误观念之语。他又说，神话不但在民俗研究上的价值很大，就是在文艺方面也很有关系，大约神话的种类有四种：（一）神话（Myth）、（二）传说（Legend）、（三）故事（Anecdote）、（四）童话（Fairytale）。离开了科学的解说，即使单从文字的立脚点看去，神话也自有独立的价值，不是可以轻蔑的东西。本来现在的所谓神话等原是文学，出自古代原民的史诗史传及小说。他们做出这些东西，本来不是存心作伪以欺骗民众，实在只是真诚的表现出他们质朴的感想。“我想如把神话等提出在崇信与攻击之外还它一个中立的位置，加以学术的考订；归入文化史里去，一方面当作古代文学看，用历史批评或艺术赏鉴去对待它，可以收获相当的好结果。” （2）童话 蔼利斯有一段名论道：“意话是儿童精神上最自然的食物，倘若不供给他，这个缺损，无论如何，不能够补救。正如使小孩吃淀粉质的东西，生理上所受的饿，不是后来给予乳汁所能补救的一样。”童话每赋动物以人格，狗哥哥，猫弟弟，牛伯伯，驴叔叔连篇累牍，其荒唐无稽与神话相类。周氏虽无替童话辩护的文字，但他为神话辩护，不管就为童话辩护了。他说：“人之反对童话，以为儿童读之，就要终身迷信，便是科学知识也无可挽救。其实神话只能滋养儿童的空想与趣味，不能当作事实，满足知识与要求。这个要求当由科学去满足他，但也不因此遂打消空想。知识上猫狗是哺乳类食肉动物，空想上却不妨仍是会说话的四足朋友。”而且童话与文学也大有关系。大约童话可分为民间童话与童话文学两种，前者是民众的、传述的、天然的；后者是个人的、创作的、人为的；前者是小说的童年，后者是小说的化身，抒情与叙事诗的合作。 （3）民歌及童谣 《海外民歌序》云：“我平常颇喜欢读民歌，这是代表民族的心情的，有一种浑融清澈的地方，与个性的诗之难以捉摸者不同。在我们没有什么文艺修养的人；常觉得较易领会。我所喜读的是：英国的歌词（Ballad），一种叙事的民歌，与日本的俗谣，普通称为‘小呗’。” 《江阴船歌序》云：“民歌（Folksong）的界说，据英国F．Kidson是生于民间，并且通行民间，以表现情绪或抒写事实的歌谣……民歌的特质并不偏在有精彩的技巧与思想，只要能真实表现民间的心情，便是纯粹的民歌。民歌在一方面原是民族的文学的初基。倘若技巧与思想上有精彩的所在，原是极好的事；但若生成是拙笨的措词，粗俗的意思，也就无可奈何。” 《读童谣大观》云：“现在研究童谣的人大约可分为三派，一是民俗学的，认定歌谣是民族心理的表现，含蓄许多古代制度的遗踪。二是教育的，既知道歌吟是儿童一种天然的需要，便顺应这个要求，供给他们整理的适用的材料，能够得到更好的效果。三是文艺的，晓得俗歌里有许多可以供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把那些别有文学意味的风俗诗选录出来供大家的赏玩，供诗人的吟咏取材。这三派的观点尽有不同，方法也迥异，但是各有用处，又都凭了清明的理性及深厚的趣味去主持评判，所以一样的可以信赖尊重的。”但他说五行志之流则宜打倒。 （4）民间故事及野蛮人风俗与迷信 民间故事的搜集，他在《语丝》上不断的提倡。而野蛮人风俗与迷信则他有《僵尸》、《荣光之手》、《论山母》、《平安之接吻》、《野蛮民族的礼法》、《关于夜神》、《关于妖术》、《祖先崇拜》、《初夜权》、《花煞》、《买水》、《回煞》，甚至江湖上所谓《铁算盘》、《迷魂药》均以极大之兴趣讨论之。 二、人间味的领略 中国人活在这世界上只是生存，不是生活。原因虽是经济的压迫，但有钱而不知享受者也很多。这大约我们不曾把生活当作艺术，所以如此。善于生活者在最简单的物质条件下仍然能够满足，这就是人间味的领略。 （1）生活艺术化 芥川龙之介曾说：“因为使人生幸福，不可不爱日常的琐事，雪的光，竹的战栗，雀群的声音，行人的容貌，在所有的日常琐事之中，感着无上的甘露味。”周氏也说：“我们于日用必须东西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又《论喝茶》云：“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的优游乃正断不可少……”这就是他生活艺术化一语具体的解释。 所谓艺术的生活是什么？即相当的节制是也。周氏说：“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动物那样的，自然地简易地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的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外别无道路，有之则是禽兽之下的乱调的生活了。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生活之艺术这个名词用中国固有的字来说便是所谓礼——这是指本来的礼，后来的仪礼教礼却是堕落的东西——日本虽然也很受到宋学的影响，生活上却可以说是承受平安朝系统还有许多唐代的流风余韵，因此了解生活之艺术也更是容易。有许多风俗日本的确保存这艺术的色彩，为我们中国人所不及。”周氏又有《日本的人情美》一篇论日本人喝茶弄花草时之闲情逸致，以为他们能了解生活意味之证。 （2）好事家的态度 《须发爪序》云：“我是个嗜好颇多的人。假如有这力量，不但是书籍，就是古董也想买，无论金、石、瓷、瓦，我都很喜欢的。”他在《玩具》一文里说出他对收藏古董的意见道：“大抵玩骨董的人，有两种特别注重之点：一是古旧，二是希奇。这不是正当的态度，因为他所重的是骨董本身以外的事情，正如注意于恋人的门第产业而忘却人物的本体一样，所以真是玩骨董的人是爱那骨董的本身，那不值钱没有用极平凡的东西。收藏家与考订家以外还有一种赏鉴家的态度。骨董家，其所以与艺术家不同者只是没有那样深厚的知识罢了。他爱艺术品，爱历史遗物，民间工艺以及玩具之类。或自然物如木叶贝壳亦无不爱。这些人称作骨董家或者不如称之曰好事家（Dilettante）更是适切：这个名称虽然似乎不很尊重，但我觉得这种态度是很好的。在这博大的沙漠似的中国至少是必要的，因为仙人掌似的外粗厉而内腴润的生活是我们唯一的路，即使近于现在为世诟病的隐逸。”周氏有《镡百姿》、《法布尔昆虫记》、《草木虫鱼》、《金鱼》、《虱子》、《两株树》、《苋菜梗》、《水里的东西》、《案山子》、《关于蝙蝠》等文字，即其好事家态度之表现。 三、文艺论 周氏既以文学家而兼思想家，他对于文艺的意见当然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他并没有成为系统的文艺论，但在他著作中则有如下的意见： （1）宽容的态度 他常说：“文学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而亦为人类的……各人的个性既是各各不同，那末表现出来的文艺当然是不相同。现在倘若拿了批评大道理要去强迫统一，即这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实现了，这样的文艺作品已经失去了他唯一的条件，其实不能成为文艺了。因为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的条件。”在《文艺的统一》中说：“世间有一派评论家凭了社会或人类之名建立社会的正宗，无形中厉行一种统一。在创始的人如居友、别林斯基、托尔斯泰原也自成一家言，有相当的价值，到了后来却正如凡有的统一派一般，不免有许多流弊了。”又说：“现在以多数决为神圣的时代习惯上以为个人的意见以至其苦乐是无足轻重的，必须是合唱的呼噪，始有意义，这种思想现在虽然仍有势力，却是没有道理的。”《诗的效用》说：“君师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固然应该反对；民众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也是应该反对的。” （2）贵族平民化 在社会主义发达的现代，大家都以为平民是好的，贵族是坏的。周氏却说不然，他说：“平民的精神可以说是叔本华所说求生的意志，贵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说的求胜的意志了。前者是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后者是要求无限的超越的发展；前者完全是入世的，后者却几乎有点出世的了。”因为如此，所以“平民文学的思想，太是现世的利禄的了，没有超越现代的精神；他们是认识人生的，只是太乐天了，就是对于现状太满意了。贵族阶级在社会上凭藉了自己的特殊权利，世间一切可能的幸福都得享受，更没有什么歆羡与留恋，因此引起了一种超越的追求，在诗歌上的隐逸神仙的思想即是这样精神的表现。至于平民，于人间应得的生活的悦乐还不能得到，他们的理想自然限于这可望而不可即的平民生活．此外更没有别的希冀，所以在文学上表现出来的是那些功名妻妾的团圆思想了。”又说：“我不相信某一时代某一倾向可以做文艺上永久的模范，但我相信真正的文学发达的时代必须多少含有贵族的精神。求生意志固然是生活的根据，但如没有求胜意志叫人努力的去求‘全面善美’的生活，则适应的生存是容易退化的，而非进化的了。”结果他主张文学应当是平民化，那就是“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更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真的人的文学”。 （3）平淡 《自己的园地序》云：“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但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种作品，自己还梦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为有气质与年龄的关系不可勉强。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的做出冲澹的文章来。” （4）清涩 周氏的文字平淡之外，便是清涩。正如胡适所称“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燕知草跋》云：“我也看见有些纯粹口语体的文章，在受过中等教育的学生手里写得很是细腻流丽，觉得有造成新文体的可能，使小说戏剧有一种新发展，但是在论文——不，或者不如说小品文，不专说理叙事而以叙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古文、方言等分子杂揉调和，适当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可造出雅致的俗语文来。”又《蔼理斯感想录》抄《晦涩与明白》一条云：“但在别一方面绝顶的明白也未必一定可以佩服。照吕南（Renan）的名言说来，看的真切须是看的朦胧。艺术是表现，单是明白，不成什么东西。艺术家之极端的明白未必由于能照及他的心的深渊之伟力，而是简单并无深渊可照缘故……我们初次和至上的艺术品相接时的印象是晦冥，但这是与西班牙教堂相似的一种晦冥，我们看着的时候，逐渐光明，直至那坚固的构造都显现了。又如东方舞女带面幕跳舞，初见其‘深’之透明，继见其‘美’之面幕之落，最后乃见其‘明白’。但面幕一落，跳舞亦毕。” 周氏的思想趣味及对文艺的意见既都介绍了一个大概，现更把他给现代中国的影响略为谈谈。 周氏的文字素以幽默出名，但一到针砭中国国民性时便像有火焰似的愤怒，抖颤在行间字里。一句话便是一条鞭，向这老大民族身上剧烈地抽打，哪怕我们的肌肉是如何的顽钝，神经是如何的麻痹也不能不感觉痛苦。但他的态度是这样的恳挚和真实，我们读之只觉得羞愧感奋，并不觉其言之过火，这真是兴顽立懦的好文字，每个中国青年都应当当做座右铭，时刻省览的。可惜中国人天性麻木，难于教诲，五四运动后的几年中，大家对于他的话还肯听受，后来又漠然了。譬如他憎恶凶残暴虐的行为，指为卑怯性格的表现。近年有几种新文艺作品偏偏描写可怖的残杀，惨酷的复仇，无理性的争斗举动，煽炽青年的施虐狂，酝酿将来不可收拾的结果。他主张使儿童读童话，而现在正有许多顽固的有势力的人，反对小学教科书禽兽作人言，主张使小孩再去读“天地玄黄”、“人之初”或“四书五经”。他主张文艺的态度应当宽容，而一般批评家竟拿这话来判决他思想落伍，或作为他反动的罪状，想将他轰出新文坛以外去。他在十年前便作《教训的无用》一文，大约今日的种种早预先感觉到了吧？ 他提倡性教育的结果，欧美几本有名的性教育研究如司托泼夫人（M．C．Stopes）的《结婚的爱》（MarriedLove）和《贤明的父母》（Wise parent hood）、蔼利斯的《爱的艺术》（Arsamatoria）、凯本特（E．Carpenter）的《爱的成年》（LovesComing of age）都翻译到中国来了。青年对于性，不再将它当作神秘或猥亵的事而不敢加以讨论了。对艺术上性欲的描写，从前是一概含着不庄重的眼光看视的，现在也能根据“人的文学”的论点，辨别其何者为严肃的，何者为游戏的了。郁达夫《沉沦》初出时，攻击者颇多，周氏独为辩护，谓此书实为艺术品，与《留东外史》有导，众论翕然而定，而郁氏身价亦为之骤长。但天下事利弊每相半，国人不健全的性观念固因此而略为矫正，而投机者流亦遂借性问题而行其蛊惑青年之术。某博士即在周氏笔锋掩护之下，编著《性史》，其后又开美的书店，专售诲淫作品。周氏虽悔之，而已无如之何。又一切下流淫猥的文字都假“受戒的文学”（Literature for the intiated）为护身符公然发行，社会不敢取缔，亦周氏为之厉阶云。 人类学的研究，对文学亦有伟大的贡献。神话则有黄石之《神话研究》、郑振铎之《希腊神话》。《ABC丛书》中有《北欧神话》，《希腊神话》。其他神话著作不可胜述。童话则民间的童话翻译过来者固不下百十种。文学的童话如《王尔德童话》、《安徒生童话》、拉斯金的《金河王》、喀洛尔的《阿丽斯漫游奇境记》、《镜中世界》、庚斯来的《水孩》、以及缪塞的《风先生和雨太太》，孟代的《纺轮故事》、《格林童话集》、《列那狐的历史》均有译本。关于民歌童谣则周氏曾于1914年在《绍兴教育会月刊》上登过征集歌谣的启事，1918年又在北京大学与刘复、钱玄同、沈兼士设立歌谣征集处，1922年又成立歌谣研究会。发行《歌谣周刊》至96期乃停版。其后何中孚的《民谣集》、顾颉刚的《吴歌甲集》、王翼之的《吴歌乙集》、谢云声的《闽歌甲集》及《台湾情歌》，台静农的《淮南民歌》、钟敬文的《客音情歌集》、《蜒歌》及《狼犭童情歌》，李金发的《岭东恋歌》、刘半农的《瓦釜集》、娄子匡的《绍兴歌谣》，皆在这影响之下产生。民间故事，则林兰女士对此几为专家，如《徐文长故事》、《朱洪武故事》、《吕洞宾故事》、《呆女婿故事》、《新仔婿故事》、《鸟的故事》、《鬼的故事》。又有钟敬文的《民间趣事》、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妙峰山研究》等等。民俗学研究之影响有江绍原《须发爪》、黄石《野蛮民族迷信之研究》及零星篇章甚多。平淡与清涩作风的提倡，发生俞平伯、废名一派的文字，又有作风虽与此稍异而总名为语丝派者，其作品大都不拘体裁，随意挥洒，而写讽刺于诙谐之中，富于幽默之趣。周氏常论浙东文学的特色谓可分为飘逸与深刻二种：“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而在其着眼的洞澈与措语的犀利。”语丝派文字之佳者，亦具此等长处，但其劣者则半文半白，摇曳而不能生姿，内容亦空洞可厌。 钟敬文曾推崇周氏道；“在这类创作家中，他不但在现在是第一个，就过去两三千年的才士群里，似乎尚找不到相当的配侣呢。”这话固然有些溢美，但最近十年内“小品散文之王”的头衔，我想只有他才能受之而无愧的。 原载《青年界》，1934年12月，第6卷第5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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