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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我再次来到万家。
　　这一次，二姑娘、三姑娘都被打发走了，屋里剩下了万大姑娘、万老太太、四姑娘。
　　万老太太几次催四姑娘离去，四姑娘撒娇地嘟哝着：
　　“不！就不！我偏要听！人是我请来的嘛！”
　　说完，她索性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门边。
　　万老太太想了想说：“有四丫头在，没啥。她年岁小，听不懂你们的话。这样吧，我也出去串个门儿……”接着她又对四姑娘说，“有事，到西院你王婶家叫我！”
　　老太太出去了。我还坐在上次坐的椅子上，而上次三姑娘坐的地方，今天则由大姑娘坐上了。
　　万大姑娘低着头，脸上仍像往常那样冷漠，只是略多了一点羞怯。她沉默着，弄得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好半天，我才憋出两句很笨拙的话：“你的情况我也大体知道，你这些年过得也很艰难……”
　　她抬起头，突然失神地问：“我怎么啦？我可什么错误都没有犯过。在厂里，名字也是挂在‘革命派’那边儿的……不信，你可以到厂里了解……”
　　四姑娘不高兴地插进来说了她姐姐两句：“人家的话你还没有听明白，就答话1人家是那个意思吗？人家的意思是你为我们姐妹几个受了好些苦……”
　　我接着对万大姑娘说：“我不嫌这些，你放心。恰恰相反，我很尊重你这些品格……”
　　万大姑娘不大信任地说：“你可要实话实说……不能耍人……我年岁大了……模样又不济……这不用瞒你……”
　　“心地善良比什么都好……”
　　“那，我也把头一条重要的事跟你透个底：我家里穷，我妈和我妹妹都靠我照料……十年八年也许缓不上来。”
　　我实心实意地说：“穷，是可以克服的。你家里多了我这么个人，也算是多一份力量吧！至少多了个一起出主意、想办法的人。”
　　听了我这些话，万大姑娘抬起头来，眼里也有了一些闪光。她问了一会儿，终于问道：
　　“你有什么主意？你有什么办法？听了，我才能放心呀！”
　　人活在世界上，幸福的根本意义在于有人需要他。我好多年没有被人求助过了，这是我感到世界乏味、枯燥的根源之一。我常把有求于我的人当成幻影去追求。今天，有这样一个苦姑娘、苦家庭向我讨主意、讨办法，我难免要激动的。于是，我也来了精神儿。我说：
　　“头一条儿，就是我必须做到和你同苦。一个人受苦，没有伴侣，是寂寞的。多添一个人和你一起苦，他又心甘乐意，毫无怨言，我相信这对你会是一种精神安慰。当然，吃苦也是一种能力，需要锻炼和培养，但首先是一种精神。如果这是为了值得你受苦的人而付出的，苦又算什么呢？你不信？好，我向你保证：从明天起，我就敢跟你和几个妹妹一起去翻垃圾堆，拣废品……
　　万大姑娘的眼睁得更大了，有些发痴和惊愕。我一瞟坐在门口小板凳上的四姑娘，这女孩的笑容是甜美的，是发自肺腑的。
　　一见四姑娘笑得这样美，我的谈兴更浓，就继续对万大姑娘说：
　　“当然，咱们不能总拣垃圾，也得想个长久之计。我想：如果咱们俩能成为一家人，十年八年之内绝不要抛下妹妹们单立门户。我的工资五十四元，加上你的三十七元，暂先用来维持几口人的最低生活。大娘呢，可寻些家庭手工来做。二妹、三妹，如果再有分配工作的机会，就不要过分挑剔了。这样一来，我们的经济来源多了，大家齐心合力，省吃俭用，省下钱来每两三个月添置一件大东西：立柜啦，床啦，半导体啦等等，慢慢就会把屋里的陈设置备齐，像个家，我看用不上几年功夫还能买电视机、电风扇……”
　　万大姑娘还是不语，而四姑娘却兴冲冲接了话茬：“想得还真远呢，这真是咱们家的五年计划啦！”
　　此时，从她那一朵花似的笑容中，可以看出她对我们描绘的那一番境界的神往。
　　我对四姑娘说：“你的任务就是好好上学。初中毕业上高中，将来有可能还要上大学。人受些高等教育总是有意义的……”
　　四姑娘兴趣盎然地开玩笑说：
　　“我们万家真要是出了大学生，那可真是——奇迹！嘻嘻嘻……”
　　“你就要作这个奇迹的创造者！”
　　“真要是有那么一天，我可得好好谢你！”
　　这小姑娘看她姐姐总不说话，有些发急了：“姐姐，人家说了那么多，该你说了。你总闷着不说话，算怎么回事呀！”
　　我再一看万大姑娘，只见她使劲瞪了她四妹一眼，喷斥着：“你懂什么？你多什么嘴？一个孩子家……”
　　“我是看你那肉乎乎的脾气着急。有什么不好说的，不就几个字儿的一句话吗？”
　　“一会儿，妈回来再定。”
　　“那，我可要送人家回去了！”
　　“嗯，时候是不早了……”
　　我告辞了，心里的滋味很难用几句话来形容。万大姑娘的神情很不明朗，更没有表态。这对我来说倒没什么。我之所以感到怅然，是因为我由此而想到一个哲理性的问题。心造的幻影与实在事物之间的距离太远了！
　　但是，我没有权利去捉弄一个不幸的人家，我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只好像许多弱者一样，以自我宽尉来平息惆怅之情：世界上的婚姻千差万别，其中理想型的比例本来就很少嘛，甚而是不存在的。
　　我匆匆返回住处。作画，特别是去继续临摹那幅《特罗瓦附近的塞纳河畔》，将会滤去我的一切不安之情。
　　万四姑娘兴致未消，一定要送我到家。我几番说不必了，她却撒娇地说：“人家听你说话刚刚听上了瘾，你又走了！我就要跟你去！再听听！”
　　等进了门，她索性坐下来，解释着：“我大姐就是那么个蔫脾气，处处听我妈的，您甭在意。她呀，准是心里想说同意，又害臊，说不出口。”
　　“要是她并不同意呢？”
　　“那——往后我准不理她！”
　　我此时真想对她透透底：我没有很多钱，你应当如实转达你大姐、母亲……
　　但我又一想，此时让她家知道这样的实情，说不定又会理解成对她家的一次捉弄。特别是我也由衷地感到：这个人家是多么需要钱呀！假如我和万大姑娘的事成了，又假如她继续矢志不渝地爱着她的母亲和妹妹，又觉得钱是体现这种爱的唯一方式，那么，也好吧，我兴许会满足她们的。说不定我真会向我的姑妈……
　　然而，这不仅意味着爱情的死去，或许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在我身上死掉了。唉！
　　为了排除惆怅之情，作画吧！
　　为了让四姑娘不致寂寞，我翻出了那本厚厚的集邮册。
　　“你看看这个，解闷；我再画几笔画。”
　　她一边翻着，一边不高兴地说：
　　“人家到你这儿来，跟你说话儿；你却让人家闷坐！还——姐夫呢！”
　　翻着翻着，她又忍不住叫喊：“哎哟！这么多，你得攒多少时间呀？”见我没有答话，她又说：
　　“你可真有耐性！这有什么用？”
　　“欣赏……”
　　“欣赏？就是欣赏？当不了吃，当不了喝的！”
　　我觉得既然跟万家结识一场，不论此后发展如何，在这小姑娘——严格地说也属于我的学生那一代——的心里播种些什么，也是应该的。我索性坐在她对面，对她说：
　　“小妹，当你家连衣食的保证都没有的时候，你们想得到的就是衣食。实际上，你们——特别是你——应该得到的东西，比这要多得多呀！我的话，你懂吗？”
　　“甭管我懂不懂，您就说您的吧！反正我挺爱听的，比我们老师讲得好听多了！我们老师讲的都是些什么呀！”
　　我问：“你们老师讲什么啦？”
　　“瞎逗呗！有一回，历史老师给我们讲‘批儒评法’，见我们都趴在桌子上打盹儿，他就使劲儿一拍桌子，吓了我们一大跳。他见我们都猛地直起身，就挤眉弄眼儿地说：‘嘿，最近我又查出孔老二他爸爸和他妈之间的一条新罪行。这一条要是揭发出来呀，哼，派出所非找这老两口子不可！’我们大伙都急着问：‘什么罪行呀，老师？’这时，下课铃响了，这老师又故意卖弄地说：‘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堂课分解！’到了下一堂课，我们都坐得端端正正，等他讲出新鲜事。你猜他说了什么？他只说出：据司马迁大字报揭发：孔老二他爹和他妈结婚，没领结婚证儿，是什么‘野合’！听听，就会瞎逗。”
　　这女孩子把这件事当成好玩儿的趣事讲着，在我听来实在辛酸极了。我们民族的知识传播工序，已经变得这样粗糙、拙劣和荒诞不经了，多么可怕！
　　万四姑娘似乎没有觉察出我心里有多么难受，仍在漫不经心地翻弄着那个集邮册。这时，她翻开的一页上，恰好有一张我很珍重的邮票。我便忍不住从她手中取过集邮册再看一遍。
　　这一张邮票是世界某和平组织为了纪念达尔文而设计的。上面的图案是一座山，旁边是个男孩头像。
　　我看了一阵，又把集邮册还给四姑娘。她接过去，看了看那个男孩，猜测着说：“哟！这小孩可真精神！准是个小英雄！不然，怎么会把他印上？”
　　“不，这男孩恰恰经历了一场悲剧……”
　　接着，我给四姑娘讲了一个古老的故事：一百年前，英国学者达尔文以博物学家的身分，随皇家考察船“贝格尔”号作第一次环球旅行。来到澳大利亚某海岸，发现这里的土著中流行着两种野蛮习俗：一种是杀婴——饥饿时成年人便吃掉被他们看作无用的婴儿；另一种是驱妪——把已经丧失劳动力的老年妇女赶走或丢掉。达尔文对这种残酷、愚昧的习俗深感痛心，便从这里带走了一个男孩，送到了英国，又送他上了学，希望他接受文明。达尔文为这男孩起了个名字，叫约翰·明斯克。几年后，又把他送回原籍。若干年后，达尔文再一次经过这里的时候，向村人打听这男孩的下落，村人却漫不经心地回答：在某次闹饥荒时，人们已把这少年吃掉了。
　　达尔文悲痛之余，为了纪念这里的第一个文明者，便把这里的一座山命名为约翰·明斯克山。邮票上画的，正是这男孩，正是这座山。
　　四姑娘显然被这个故事震慑住了。她眨了好久眼睛。最后，她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地说：
　　“你说着玩儿。世上哪有活吃人的事！就算是有，你刚才不是说那地方只吃小孩子吗？那个叫明什么克的，已经十好几岁了，干吗还要吃他？”
　　“那是因为他有了一点文明性，反倒被周围的人认为是无用而可厌的……”
　　这女孩子的脸上消失了笑容，第一次有了近似沉思式的神情。还是不要把她看得过于迟钝吧，她在眨巴了一番眼睛之后，竟也能低声地、像是偷偷地对我讲出了下面的话：
　　“……是这样，聪明的人、有能耐的人时运都不好。连我妈都劝我出门儿要装傻。她说，‘你没看见，这些年什么人最保险？傻子、呆子、疯子、哑巴……整谁也不整他们！’细想，也是这么回事。我们学校多少老师挨过整，偏偏有两个教语文的江老师、黎老师没一点事儿。他们是两口子，念一段报十个字要错一两个，写出的字还不如我写的，男的就会打鱼、养鸟儿，女的就会裁衣服、做枕套，活得可顺心呢！有个什么出头露面的事，都是他俩的。”
　　我心里想，这怎么得了！
　　我这个人就是有个心软的毛病。见这女孩子被刚才讲的故事吓得惊惧之色久久未褪，又有些不忍起来，很想用别的故事冲淡一下。恰好，集邮册翻开的那一页上，还有另一张纪念达尔文的邮票，图案是：达尔文微笑着坐在写作室的椅子上，善意而又轻蔑地看着一个闯进门来的“妖怪”。我指了指这张邮票对四姑娘说：“这也包含着一个故事呢。”
　　“哎呀，你可别再说那吓人的故事了！”
　　“不，这个故事听了倒是让人松爽的。”
　　“那才好。”
　　“据说，达尔文的一个学生，为了试试对宗教迷信进行挑战的老师是否真有勇气超越神鬼观念，便搞了一场恶作剧：用纸制作了牛头马腿，装扮好之后，夜间达尔文房间进行恫吓。达尔文看了之后，笑着进行批评：你由于不认真学习科学知识，以致于连伪装都是拙劣的、反科学的。要知道：世上一切动物，凡生角的都属于偶蹄目，而奇蹄目的动物都是不生角的。马是奇蹄动物，牛是偶蹄动物，两者是不能同体的……”这学生不得不惊服于老师的学问和科学精神了。
　　“哎呀，真了不起！”四姑娘听了这个故事赞叹着说：“世上真有有学问的人，不都像我们这样的饭桶。”
　　“你也应该成为这样有学问的人。”
　　“我？想归想，谁知我们家产不产这棵蒿子。”
　　我们正在说话，袁良检的小儿子——十六岁的初中毕业生袁二奎，来给我送他画的画。这是一个文静、朴实而偏偏又对我之外的人略显骄傲的男孩。他进了门，对四姑娘连正眼也不看。但把画交到我手里，听我指点的时候，却恭敬得坐也不坐。画面上是铅笔头像素描，画的是他父亲袁良栓。
　　四姑娘凑过来看，凑趣地说：
　　“二奎哥，赶明儿给我画个像吧！”
　　二奎翻她一眼，不太尊重地说：
　　“你？不太入画。”
　　“瞧你说的！我也不缺鼻子不短眼的。”
　　“那你去照相好了；这是——艺术。”
　　这本可以理解成玩笑话，但今天的四姑娘却认了真，她的脸一下子红了。其实，见我认真地指点着二奎的画，说的大都是绘画术语，她早就有些小小的妒忌了。二奎对她显出冷漠，使她实在有些挂不住火。她大约是为了报复二奎，哼了一声说：
　　“有什么了不起！你会学，我就不会？谁比谁傻多少、笨多少呀！何况，我又有现成的师傅——我……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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