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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创造的精神，人类与一般的生物何异？没有创造的能力与成就，人类哪有光荣的生存？ 没有创造，何从去占有？他人去创造而自己去占有，就是偷盗的行为。不创造而占有的生活，是寄生虫的生活；他不但消耗他人创造的结果，而且蠹蚀整个社会创造的力量。创造欲（creative inpulse）与占有欲（possessive imApulse）本来是并存在人性中的两种力量。前者发展则社会前进，后者发展则社会衰落。这是历史的公例。前者的发展，不少灿烂光辉的事实；不然人类何以有今天？但是后者的发展，比前者却更容易；世界上有比“不劳而获”更能引诱人的事吗？况且力量的动向，常是朝着抵抗最少的方面去，这是科学家能证明给我们看的话。 创造靠天才，也靠流汗。大发明家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说：“天才的成就，百分之五靠兴到神来（inspiration），百分之九十五靠汗流浃背（perspiration）。”这是经验之谈。流汗不过是形容劳苦的一个名词，其实何止流汗，还要绞脑汁、呕心血。 在古代奴隶制度之下，一个人占有成队的“人形的财产”为其工作，这是何等可骄傲的事。在封建社会里，多少的农奴，多少的佃户，来完粮纳税，供私人享受；诸侯地主居住在宫殿似的堡垒或是大厦之中，间或出来打围射猎，以资消遣，也是十分的舒适。自从工业革命以后，西洋的资本比较集中都市，于是渐渐演化到金融资本主义的社会。金钱本来是交易的媒介，也是运用作建设事业的工具，至此乃变为取得大量享受，满足占有欲望的惟一争夺品。交易市场的股票流通，造成了许多“不见面的东家”（absentee ownerAship）。在纽约的人可以操纵伦敦的市场，在伦敦的人可以买完印度的棉花。一个电话可以买进一个工厂的所有权，而不需自己管理。远处千万劳工的血汗，他可以在海边避暑的别墅里享受。于是聚积财富（accumulation of wealth）成为一种赌博、一种打围、一种达到豪华的捷径。他可以不顾人类的幸福，不顾国家社会的需要，而以纯粹个人谋利为目的。这种制度的流弊，一可以大量浪费人力的资源；二可以普遍的使可能创造的人，道德趋于堕落；三可使青年的想象弄得俗不可耐（“vulgarization of youthful imaginations”）。尤其是第二第三两种流弊，从人生哲学的观点上来看是最可痛心的事。 这种制度可以称为“谋利动机的制度”（profit mo－tive system）。大家注意的就是所谓“成功”（success），而成功的意义就是“得到”（“Success is to get”）。 得到一点是一点，得到愈多社会愈看得起你。在西洋还是从私人的企业里去“得到”；在私人企业不发达的中国，于是争向公家的财产里求“得到”。一朝权在手，便把公家的金钱器物来挥霍、来侵占；其慷慨豪华的程度，远过于使用个人财产的百倍千倍。就是在抗战时期，尽管前线流血，而后方仍发现不少这种情形。经手公家的钱不捞摸几个，仿佛是傻子，是对于自己的不道德！这是何等可以痛心！为公家购置而得回扣的事，不断的有。像是旅馆的茶房一样，一定是要小帐的。这种人，这种现象，德文称之为“Trinkgelder”，英文称之为“tipping system”，中文正可称为“小帐制度”。以高视阔步、白昼骄人的公务员，其品格降至通常的茶房，甚至茶房之不若，（茶房如此，乃是由于积习，其实茶房之中，自有品格比他们高的人。）这又是何等的可耻！ 世界上有专占有而不创造的人。我现在举一个极端而有趣的例，就是格林夫人（Mrs．Hetty Green，1825—1906）。她于八十一岁在纽约死的时候，确定的遗产，在一千三百万镑英金以上，据说还另有半数不曾知道。她是爱钱的祖母，也是弄钱的天才。她是英国人，年轻时一游纽约，就从事购买股票。她一个人提了一个破旧的皮袋进交易市场，可以使世界金融中心里的人变色。她有“亿则屡中”的本领。她若要打倒和她竞争的对手方，她一定可以打倒。她和感情很好的丈夫离异，因为她虽很爱她的丈夫，她尤爱钱。她良心疼她的儿子，只是因为医生索价较高的缘故，她情愿儿子陷于残废，而耽误了医治的时间。冬天里，她因为节省，不买内衣而穿报纸。她住很坏的房子而且常搬，因为要逃避租税。像这样的情形，她自然不会投任何资本在建设事业方面，连慈善事业上也一毛不拔。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她不足为奇，所奇怪的是怎样会有这种社会制度，能允许这多财富，在这样一个人的手里？ 但是世界上也有同时创造同时占有的人。占有或者是福特（Henry Ford）创造性的副产品，因为他创造的主要动机，决不是为钱，而是为创造。他创造动机而外所余的，与其说是占有欲，还不如说是支配欲。他以贫苦起家；他有他的人生观；他有极少的几个意见，而以全力去实行。他主张经济时间、经济人力、经济物力。凡是可以达到这目的的，他不惜工本，不惜精力去做。他最初要为农人发明机械的耕具，继续就要为农人，甚至于一般人，解决运输的困难；总之，他要为他们节省劳力，把最流汗的工作给机器去做。他不但要发明，而且要大众有力量能享受他的发明。他致力于能利用公路的运输机器，遂于1893年造成了第一辆汽车，零件是废铁做的，轮子是脚踏车的轮子改造的，并且毫无散热的装备，但是他驾着走了一千英里以后，还卖了二百元美金。有了这个成绩以后，他不断地改进，不只要他的汽车造得好，还要卖得便宜。他的目的要每一个美国人能有一辆汽车（现在已经平均三个人有一辆）。为了要卖得便宜，于是他和以营利为目的而眼光浅短的股东意见不合，他脱离了他创设的第缺哀汽车公司（Detroit Automobile Company）而建立了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虽然当初资本不够，他却可以为所欲为，实行他的主张。他因为要经济人力，使人尽其才，于是他改进了许多机器，让瞎的、聋的、手足有残废的人可以一样工作。他们不但因此有职业，而且他觉得他们的工作，由于专心的缘故，特别使人满意。他应付世界经济的不景气，不是减工资而是加工资，从增加工人的购买力上谋繁荣的恢复。纵然只有他一家大胆这样干，他也愿意做榜样。在上次大战时候，他大规模的加造Model T机器耕犁，到1931年已经销了一千五百万架。无论你赞成或反对他，但是他帮助美国完成了运输革命，帮助英美和他国的农人减少了痛苦，实行了农业的机械化。他有他独出心裁的一套，确是与普通资本主义的办法不同。他遗嘱把他全部遗产五万万美元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人类福利”上面，设立福特基金委员会处理。这种精神，尤其可以赞佩。做世界史纲的韦尔斯是倾向社会主义而决不会为资本家捧场的人。他论福特的时候说：“他的心灵是为建设的动机所主宰，为发明的欲望所统治；他心里所要的发明，是要减少人类劳力的发明。”他又说：“不差的，反对金钱动机的价值，他是一个最显著的证人。”（见H．G．Wells：“The Work，Wealth and Happiness of Mankind．”）至于他认为做人要把握少数意见，而以全力赴之的主张，我觉得很有人生哲学的意义。意大利哲学家克罗且（croce）批评现代的青年，说他们有许多的观念而没有一个观念。是的，有许多的观念，天天三心二意，没有一个中心观念以作主宰，是会弄到一事无成的。 若是福特这个例尚有争论余地的话，（因为他反对罗斯福新政以来，在美国已有争论。）有一个人他创造的动机是不会有人怀疑的；他也占有，但是他绝对是为创造而占有。这个人就是人类都受他福利的爱迪生（Thomas A．Edison，1847—1931）。他是一个实际的天才，他的发明专利权有一千五百种。其中有许多是他在成功以后，由他指导监督，经他的实验室里的研究助手帮同发明的；但是主要的，对于人类最有贡献的发明，无疑义的是他天才的创造。有人说他无所依附的发明，只是留声机，其余同时都多少有点简单的雏形，由他改造；然而文化的社会学家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许多纯粹理论的发明，同时也有相似的创作。这何足为病？他把许多纯粹的理论应用到实际问题上去，把许多可能发达的观念和事物，来重行实验和另图改进。他应用天才，改造的本领，实为人类所少有。近代的电灯、电影、播音机、电车、蓄电池等等，不是由他创始，就是由他完成。电话之有今天，其中不少是他的贡献。水泥由他而成为建筑上应用的材料。西文的打字机，由他改进而能合于实用。复印机由他创制。他对于新式发电机、变压机的改进与完成，在工业上有绝大的效用。上次大战的时候，他对于美国海军部贡献了三十九种发明。但是他埋怨海军部还不曾充分注重到他的发明。最有趣的是他最初取得专利权的一件发明，一个自动的会场投票数票机。这个很适用的装置，竟被国会拒绝采用，因为数得太准确了！他的特性是能把最精采的实验工作，变成工业上和商业上最大的成功。他同时是组织的天才。他的事业经营，有很科学的组织，散布各处。他的发明不只使用他的实验室、工厂里多少万工人有工作，而且为世界上千百万人创造职业；至于蒙其发明利益的群众之广大——如因电灯而保全目力的人，即其一端——更不消说了。 但是他这种为发明而奋斗的经过，是一部可泣可歌的传记。他是贫苦出身，仅受过三个月的学校教育。他做过火车上送报的孩子，开过蔬菜小店，当过电报公司的发电生。他每做一件事，都留一点创造的迹象。他于潦倒的时候，就发明了一种一根线上双方传报的方法，为太平洋电报公司所采用，赚了许多钱，但对于发明者却毫无报酬。这种事，他生平遇着不只一次。后来他在纽约黄金报告公司得了一个电报技术员的职位，才开始得到较丰的薪水，储作开办泊普爱迪生集股公司（“Pope，Edison Co．”）的资本。四年之内盈余五十万元美金，他方才有力量正式建造他的实验室、实验工厂和图书室。他不断地发明，于是成为有源之水，涓涓地流出。他的发明后来都是由自己的工厂制造；因为在现在谋利动机支配的制度之下，许多公司买下发明家专利权来，置之高阁，为了怕别家买去，夺他们的财源。他们自己为成本关系，却又因循不改。这种阻塞人类进步的现象，习见不鲜。（见J．D．Bernal：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1939）。所以爱迪生有可以自己制造的能力，也是促成进步的因素。韦尔斯说他：“这个人做他的工作，如为任何动机，但是决非为金钱的动机；不只如此，他的工作并受到专门弄钱的人的阻碍。”他若是为弄钱去工作，只因为“他是被逼了去弄钱的创造者”。他创造的精力是无限的，是不疲倦的。创造欲和自动电流一样，在内心不断地推动他。他发明的机器转动的时间很准确，但是时间在他做实验的时候，却毫无意义，因为他实验室的挂钟是只有钟面而无长短针的。跟他做工作的人，或是受他感动，或是对他有英雄崇拜的心理，或是对工作发生不可停止的兴趣，也是和他一般英勇地苦干，这是很可使人，尤其是青年，兴奋的一个榜样。 我们不要只看见女子之中，出了一个古怪的格林夫人。女子之中有一个是专为创造而毫无占有的大科学家——居里夫人（Madame Marie Sklodowska Curie，1867—1934）。镭的共同发现家，镭性放射科学的建立者。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1859—1906）是巴黎工业专科大学的教授。他们的生活都是很清苦的。他们在清苦生活的状况之下、简单不很完备的实验室里，共同发现了化学的新原素“镭”（Radium）。这不是一件普通的发现；它不只影响化学，而且影响物理学。根据克鲁克斯（Crcokes）伦第根（Rontgen）与伯克瑞（Becquerel）的学理与发现，他们建设了镭性发射原理（principle of radioactivity），为近代物理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这部分对于原子构造学说的贡献，可以改变人类的宇宙观，改变传统的唯心唯物的哲学理论，虽然现在的人还不十分觉得。他对于实际应用上的价值，现在也还不曾尽量发现。即就生理化学和医学治疗上来讲，他不知给世界患疾病痛苦的人以多少福利。居里夫人于丈夫死后，还辛苦研究了将三十年。但是这样一位发现镭的大科学家，自己没有一点镭。大战以后，她去美国一次；当时美国的妇女为了尊崇她、同情她，捐了一笔巨款（大约一百万美金），买了一个格兰姆的镭，赠献给她。她们在附着这件名贵礼物的赠献书上，写明是送她个人的。她以为不对，要她们改为送给镭性研究所，将来为法国学术界的公产。当时我正在美国，看了这件事非常感动。居里夫人死了，她是清高地、清苦地结束了她有大功于人类的生命！ 我举以上几个显著的例，虽然叙述不免较长，但是可以使大家对于创造和占有两方面的典型人物之中，有所选择。就人生哲学方面来讲，我们要如何发展人类的创造欲而减少占有欲。就制度方面来讲，国家要如何调整乃至改造社会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使有创造能力的人能够充分创造、合作创造；使有占有欲的人把占有欲转移方向，得着代替，不能而且不必从事于私人的占有。让大家“人自为战”地去干，不但是不对的，而且埋没许多天才，阻碍社会进步。 一个人要有不愁穿吃的相当资财（moderate means of living），才能安心创造，或是进一步能有独立的思想，就是柏拉图在共和国里，也是如此主张。“箪食瓢饮”，“曲肱而枕之”的生活，只能希望于颜回，然而历史上有几个颜回？况且如爱迪生的创造工作，在颜回的生活方式之下是不行的。我们否认物质是人生唯一的条件，但是我们承认物质是人生的重要条件之一。从个人道德上说，我们希望个人有颜回安贫乐道的高风；从政治立场上说，断不能希望人人做颜回。所以如何重行安排社会经济的秩序，使人人各尽其才，各得安生之道，是近代政治上一个最困难而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福特增加工资，救济残废的工作，也断不能靠一个特殊的个人去做，而要政府能通盘筹算，整个地担负起来。 因为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有”（have’s）与“没有”（have－not’s）的阶级分别，太刺眼了。“有钱的阶级”，就是“有闲的阶级”（就是韦勃伦（Veblen）所说的leisure class）。并且他利用他有闲去作恶、去做坏事。利益是他们享的，租税的责任却是很巧妙地转移到大众身上去。尤其一般“新富”（nouveau riche）鄙俗的豪华，可与“新贵”媲美。乃至有理想的青年，看见他们的榜样，理想也就随着沉沦。他们不劳而获的懒惰生活，毁了他们的创造欲。他们的把持，有时简直阻碍创造的发展。 为了解决和调整贫富问题，经济学政治学里不知道产生了多少派的学说。就是社会主义学说也不知道有多少派别。他们各有特殊的注重之点，但是他们常有一种共同的忽视之点，就是他们太注重经济学上的解决方式，而忽视了社会学上的因素，如生物的遗传，习惯的改变，教育的功能等等，都不曾在他们考虑时得到相当的位置。这问题太复杂，把它当纯经济的来看，未免过于简单。譬如萧伯纳先生（George Bernard Shaw）认为苟能将各人的收入一律平均，工作时间也一律减少，大家有闲工夫听了燕语莺啼，创造的工作就会出来。这是很美丽的想象。不说别的，他至少忘记了生物学上遗传的作用，能使人有智愚贤不肖的分别。“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现代操纵群众的人，想是来深深玩味过这句话罢！又如另一派盛行的主张，是以兴办大规模的公共建设事业，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以变相的方式，征取有钱人的财富，来调剂无收入的穷人。执行的程度如何不可知，罗斯福却是曾执行这种主张的一个人。当然有人批评这并不是彻底的办法，但是在骨子里这是表现一种社会集体购买制度（community buying）的新趋势。因为近代的经济制度太注重“大量生产”（mass production），而不很注重“大量消费”（mass consumption），所以经济恐慌，常是不免。“若是说没有富了就没有贫，这理论是不健全的。”“相信贫者之所以贫，乃由于富者将其所有夺去了，这种结论未免过于匆促。”“贫者也不是一个阶级，贫者除购买力不足一点为其所共同而外，其余相同之点很少，与其说是阶级，无宁说是杂凑。”韦尔斯这几句话，是值得细心研究的。所以要解决这问题，应当把人口问题、优生问题、原料问题、产量问题、风俗习惯问题、运输问题、教育问题以及国际组织等问题，一齐考量进去。将来我们不但要有计划经济，而且要有计划社会。 关于上述的制度问题，要国家整个的去解决，不属于人生哲学范围以内。若是讨论起来，应该另写专书。现在我们所注意的，乃是我们对于创造和占有这两种现象的道德判断，也就是我们的人生态度。 这判断是清楚的，这态度是正确的，就是： （一）创造是人类天才最高的发挥； （二）我们要有而不占，我们的有是为创造而有； （三）我们的有只能以适合于简单高尚的生活为限，断不能建筑自己的快乐在人家的痛苦上。 《摩西十诫》的第八诫说：“你不能偷盗”。但是这是负号的话。不偷盗的不见得是有益社会的人。我们应当正号的说：“我们要流汗，我们才能吃！”至于不劳而获，就是偷盗。 “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是孔子的遗教。其实戒之在得的，岂只是血气既衰的老人；在现在戒之在得的，应当是春秋鼎盛的青年和中年。 哲学家罗素已往对中国人是同情的。然而他论中国人性格的时候（见《The Problem of China》），却提出我们民族三个缺点，就是一贪，二怯，三残忍。贪是我们看见普遍的现象。我们以前对外国人说话客气的时候，自称我国为“敝国”，其实这“敝”字应当改为“弊”字。但是作弊是因为爱钱来的。“钱可通神”，我们中国人真知道钱的妙用，所以死后还要孙子烧纸钱、烧金银锭以贿赂鬼门关的守卒！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代表一种社会心理。罗素那本书写在军阀混战的时期，所以他很幽默地赞扬当时的军人，说他们的美德是爱钱过于爱权，因此中国的内战打不久。到了主帅要动老本的时候，他的部下也被对方买过去了。于是当时有人说岳武穆“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这句名言，应当改动一下，改作“武官不爱钱，文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这话很幽默，也很深刻。但文官不怕死就够了吗？中国不有“要钱不要命”这句成语吗？我不是来和大家引讽刺话，我郑重地引《左传》里几句名贵的教训道：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 将来中国一定走到重要的经济事业由国家经营的这条路上去。但是国营事业前途最大的困难，就是经营的人的操守问题，也就是人格问题。以前招商局的腐败情形，实在把国民在心理上弄得害怕了。我们希望这覆辙是不会再蹈的。此中固有监督制度等问题，但是这种人生态度问题，也得同时转变过来。蔡孑民先生说：“必须一介不取，一介不予的人，方可以谈共产。”我们可以因袭蔡先生的话说：“必须一介不取，一介不予的人，方可以办国营事业。” 老派经济学为私有财产辩护的话甚多，其中有一个理由，在事实上很难得驳倒的，就是私人经营的事业之中，最富于创造进取的动机（incentive），因为这财产是他自己的，所以他总是想种种方法，以谋改进。“视公如私”的人，不幸实在太少。但是自私就是社会进步的唯一的动力吗？我不敢相信。我认为这里面有很大的人生问题，也就是教育问题，不仅有关学校教育，而且更有关社会教育。因为社会的风气，就是一种很有力量的教育。 我是不赞成黄老哲学的人，我却极佩服老子“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主张。（罗素所用译文为“Production without possession，action without self－assertion，development without domination”尤为清晰动人。）此中有极精深的道理。 我更不能忘记《礼记·礼运》中表现最高的社会理想，也是最理想的社会的两句话：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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