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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热的夏天，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开始了。 仅仅几天的时间，学校里突然变得面目全非。一向干干净净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到处拥挤着看大字报的人群。教室里再也无法上课了，桌椅被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肮里肮脏的屋子变成了各种集会的场所。学生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教室里、走廊中、操场上、柳荫下、校墙边，到处是议论着和争吵着的人们。 这种混乱很快就从学校波及到社会上。一批又一批穿着军装、戴着袖章的学生几乎同时出现在街头上。这些红卫兵以一种不可阻挡的神气和劲头，取消了各种古旧的路标，拆毁了公园里奇形怪状的花卉和栏杆。砸掉了几乎所有商店的霓虹灯…… 到处是一种狂热的激情。这种激动不安的情绪裹胁了所有的年轻人，也裹胁了我。我们不顾一切地行动了进来——没有明确的动机，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只要是破坏某种陈旧的东西，干什么都行。 这天傍晚，在我们学校的一间教室里，人声嘈杂。六七十个红卫兵乱七八糟地坐在桌子上，椅子上和窗台上，满屋子都是绿军装、绿军帽和红袖章。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大声地议论着，同时注意着教室中央两个红卫兵针锋相对的辩论，他们激烈的言辞不时在人堆中激起阵阵叫声。 我坐在讲台桌上，正主持着这个乱糟糟的会议。在我的手里，拿着一份抄家名单；这是今晚争论的焦点。 “喂，你们要吵到什么时候是个完啊！”一个穿军装扎小辫的女孩子冲着争吵的人尖声喊道。 “我的同志，不能把党的政策踩到脚底下去！”那个戴眼镜的高个子红卫兵正说得十分激动。他猛烈地反对我们今晚的抄家，在大家众口一辞的反驳下，他现在正拼命想保护一个政协的旧将领。 他的对面，就站着我最要好的那个朋友。他义正辞严地逼视着对方，一手叉腰，一手斩钉截铁地在空中挥舞着：“不对。党的政策是为了党的斗争！” “党对他们的政策已经定了：保护！”“眼镜”大叫道。 “文化大革命中不应该有新的政策吗？你为什么造反呢？” “对！政策是变的，变的！”人堆中马上有不少人响应。 “但是基本的不能变！” “什么是基本的，什么是不基本的呢？” “不放过一个坏人，但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好人？你能断定他是好人吗？我再说一遍，他是国民党的军长、中将！” “但是他投降了！” “那又怎么样呢？” “眼镜”一下被噎住了。屋子里一阵哄笑。 “别打岔！”这个外校红卫兵头头是专门来表示反对意见的，他一再威胁着要抵制我们这次大规模的抄家行动。他大声向满屋子的红卫兵们嚷道： “我再说一遍，我们绝不同意你们这样蛮横地践踏党的政策。我们要求你们爱护红卫兵的荣誉。要从革命的需要出发，不要从革命的激情出发。因此，我代表我们的组织呼吁你们：全市的红卫兵都应从街道转入学校，从破坏转入批判！” “你混蛋！”“软骨头！”“呸！败类！……”人群中顿时响起一片怒骂。 这时，早已不耐烦的人群中啪地飞来一只军帽，正好打在我怀里：“喂，头头！别光坐在那儿啦，到底干不干哪？” “是啊，都他妈什么时候啦？”“不跟他费嘴，干我们的！” “对！！”人们一致附合。 “眼镜”此刻早已彻底孤立了，在这突然激起的一阵怒骂声中惘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 我对原定计划受到这样的阻挠早已感到十分讨厌。于是我站起来环视了一下会场，看也不看“眼镜”一眼就打开手中的抄家名单，念出了最有争议的那一家： “楚轩吾，原为国民党伪国防部高级专员，后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代理军长。其父楚元，原系军阀冯玉祥旧部。一九四四年洛阳陷落时阵亡。其子楚定飞，为国民党下级军官，在解放战争中被人民解放军击毙。楚轩吾本人于一九四八年在淮海战役中战败被俘。” 随后，我念出了最后意见，并且有意加重了语气： “楚轩吾为国民党高级将领，追随反动军队征战多年，血债累累，但解放后一直受到宽大处理，从未严格审查。我们认为，历史上的重大反革命分子，不应长期逍遥法外。因此，为维护无产阶级铁打江山，应对其彻底改造，予以查抄。” “对！”“抄！”“应该干！”人们拍着桌子，跺着脚，纷纷大叫起来。 “你们胡闹！”“眼镜愤怒地挥着手臂大叫。 “呸！窝囊废！……”他又被一阵笑骂声淹没了。 我看了那位斜睨着眼向满屋子人挑战的书生一眼。斩钉截铁地说道： “这次抄家，是我们红卫兵自成立以来一次最大的行动，也是一次最大的考验。它不但将标志出我们的革命热情是否强烈，也将标志出我们的政策水平是否坚定。不错，今晚的行动应该无愧于红卫兵的光荣称号。但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个基本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红卫兵究竟是干什么的？我要说：我们红卫兵是造反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承担着一种伟大的任务，这就是要以我们的力量，形成一种革命的洪流，冲向四面八方！不如此，就没有革命的下一个高潮！而我们今晚的抄家行动，就正是这洪流的一个巨大洪峰，它对于文化大革命新高潮的形成非常重要！我认为，这才是我们的历史任务，这才是我们政策的基点。刚才有人说：我们蛮横！会伤了好人！请问：革命难道不是暴烈的行动吗？暴烈的行动难道能够是不蛮横的吗？至于什么好人，对不起，在马克思主义的辞典里没有这样的词汇。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作为一个红卫兵，说出这样的话来是丧失觉悟的，可耻！如果装在他头脑中的不是阶级和斗争，而是什么好人和坏人，那么，我要向他说：这不是我们红卫兵在这场激烈的阶级大搏斗中所使用的语言，而是无知小孩在看电影时所使用的概念！” “说得好！！”人们再次叫起来。 我的心也被自己的演说深深地激动了：“楚轩吾是个什么人？是个操过屠刀的人。他的手上有人民和我们父兄们的鲜血！当然，在强大的革命暴力面前，他把屠刀放下了。但他是否立地成佛了呢？我们只能说，我们还不知道。那就让我们闯进去看看吧！看看那个楚轩吾是个放下了屠刀的佛，还是个藏起屠刀的妖！当我们把他的真面目弄清了以后。人民群众会掌握正确的政策的！” 我的演说在他们争吵的时候已经酝酿了很久，现在终于轰动了会场。红卫兵们的欢呼声差点把屋顶都掀起来！ “我声明，”“眼镜”叫道，“你们这样做是要受到惩罚的！……” 他下面的话完全被起哄的欢呼淹没了。他气得掀起军帽往头上一扣，愤怒得扭歪了脸。用力挥舞了一下拳头就离开了会场。门在他身后被人用脚砰地一声关上了。 “去他的吧！没有他，我们干得更好！”我的朋友兴奋地大叫道。 于是，这项人人都期待着大干一场的行动计划，就在一片欢呼声中获得了一致的通过。 就这样，在天黑以后，几十个学校的几千名红卫兵一齐行动了起来。大规模的抄家开始了。 卡车驶过灯火辉煌的大街，在一条僻静的胡同口停下了。我一跳下驾驶室，满车的红卫兵也扑通扑通地跳了下来。一个守候在黑暗中的红卫兵从路边走向我。 “灵隐胡同。没错吧？”我问。 “没错！” “门牌多少号？” “七十三号。” 我立即把手一挥：“集合！” 二十四个红卫兵马上排成了整齐的一列。 “大家注意，行动要肃静，一致，出其不意！” “知道了！”大家回答得精神抖擞。 一队人静悄悄地走进黑暗的胡同，很快在七十三号的门前停住了。 这是一座很漂亮的小门，深红色的门脸儿，黑色的门框，在路灯下反射着微弱的光，紧闭的门侧，刻着两行对联，陈旧的字迹在黑暗中看不清楚。 我踏上石阶，从门缝向里望去，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于是我伸手揿了下门旁的电铃。从很深的院子里远远传来一阵铃声。 “谁呀？”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在过道尽头大声问道。 “电报！”我用早编好的话应了一句。 “等一下。”那个声音走过来，哐啷一声拔开了门栓。 “不要动！”门刚打开一条缝，我便一步抢进去，把那个农村打扮的妇女吓得差点叫起来。我定睛看了一下，断定这是个保姆，马上厉声问道： “楚轩吾在家不在家？” 保姆已被吓呆了。她惊恐地看看我，又看看外面的一群红卫兵，却不肯说话。 “我们是红卫兵，快说！”我急了，生怕里面有什么变化。 “都……都在正房看，看电视……”她结结巴巴地答道。 “快进！”我赶紧把手一挥。 大家立即蜂拥而进。”一阵纷乱的脚步声踏碎了夜晚的宁静，冲向深处的庭院。 当我们向右一拐，冲进那道月亮门以后，看到的是一个干净整齐的小四合院。这院子宽长各二十来步，地面铺着平整的方砖，院子东南角，立着一架葡萄，院子中面摆着一对盆松和一对夹竹桃。西厢房的灯全黑着，只有东厢的一间房子亮着一盏台灯。北房是正屋，此刻正传出阵阵电视机的音乐声。 我大步踏上台阶，一把将客厅的门拉开了。 在电视机闪烁的微弱亮光中，我一眼就看到了一个老人坐在沙发上的背影。他头发花白，肩膀宽阔，手放在靠手上沉静地坐着，并不回头后看。只是略微把头向右偏了一下。在他旁边，一个弱小的老太太正惊慌地立起身来。 啪嗒一声，电灯开关被拉开了。四支日光灯管在头顶的天花板上一齐闪了几下。顿时把雪亮的灯光射向整个屋子，刺得人睁不开眼。 我迅速环视了一下这间客厅，它布置得雅致而古朴。红漆地板上，铺着一块灰绿色的旧地毯。藏青色的沙发前，摆着一张玻璃茶几，几上散放着几本线装古书和一套青瓷烟具。电视机显然是刚刚挪过来的，摆在一张大写字台上，正对着沙发和门口。屏幕上，一群手执红旗的舞蹈者正在蹦来蹦去。四面的墙上挂着几幅山水字画，窗户上拉着青竹窗帘。在屋角的一架简易钢琴下，两尊巨大的青花瓷缸里插着一些卷轴和一柄拂尘。显然这个老人就是楚轩吾了。 一个红卫兵走到电视跟前，一把拉掉了天线，萤光屏闪了一下就灭掉了。我以不可抗拒的威严口气问道： “谁是楚轩吾？” 老人慢慢站起来，转过身看看这突然出现的满屋子的红卫兵。冷静地答道：“我就是。” “这是谁？”我用手指着惊呆在一边的老太太。 “我的妻子。” “家中还有什么人？” “两个外孙。” 我紧紧盯着这个略微矮胖的老人。他前额宽阔，眉毛很浓。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虽然他那身夏布长裤和柞绸短衫完全是一副闲散家居的打扮，但那很自然地挺起的胸脯，却仍旧保持着旧军人那种训练有素的气概。他正很镇静地看着我。 “楚轩吾，我们是红卫兵。你要明白，你在历史上是有罪的，因而我们有权力对你进行审查和改造！我先告诉你：今天你要老老实实将你的历史问题交代清楚，同时，对你解放后的问题也要老实交代。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别动！”我喝住老太太，“还有，为了审查你改造自新的情况，我们现在决定对你的老窝进行查抄。你们要老老实实对待——听清了没有？” 老太太这时再也抑制不住了。她叫起来：“你们要干什么呀？我的天……” “安静点，不会出什么事……”楚轩吾安慰她。 “少废话！”我厉声喝道，“把她带走，先押起来！”同时把手一挥：“抄！” 一声令下，所有的红卫兵马上散开了。一时所有的房间都大放光明，照得院子一片通亮。各房间里，开始传出兵乒乓乓砸门撬锁和翻箱倒柜的声音。 老太太被连推带搡地赶到了西厢房。我叫人把客厅里的家具全部搬空，只留下写字台和三把椅子。然后叫楚轩吾站在客厅中间，由我当主审，我的朋友和另外一个红卫兵当记录，摆出一个法庭的模样对他开始了审讯。 “姓名？”为了有一个庄严的开端，我把这个问题重复了一遍。 “楚轩吾。” “出身？” “军人。” “是军阀！”我厉声纠正。“你老婆呢？” “官僚。” “一对老混蛋！”我的朋友在旁边发出了一声厌恶的怒骂。 楚轩吾没有什么表示。 我仍然紧紧地盯着他：“你的年龄？” “六十二。” “籍贯？” “江苏宜兴。” “职务呢？” “市政参事室参事。” “还有！” “历史学会会员和军事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问你军内职务！” 他想了想：“当过国防委员会的顾问。” “政治方面呢？” “市政协委员。” “哪儿的市政协委员？”我感到越来越不对味儿了。 “北京。” 我听了一愣，突然明白过来，气得一拍桌子骂道：“他妈的！老滑头，我问你国民党职务！” 噗妹一声，两个记录都笑了。我憋了半天，也忍不住好笑。 楚轩吾摇了摇头：“我四六年到四八年是国民党伪国防部高级专员。” “还有？” “后来兼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代理军长。” 至此，已经无可再问了。 “楚轩吾，你少捣蛋。你老实不老实吧？” 他以肯定的神情看着我：“我可以回答任何问题。” “那好，——把你窝藏的反动地契和变天帐交出来！”我猛地一拍桌子。 “说！！”两边一齐喝道。 “我从祖父开始，三代都是军人，从未经营过土地。这些东西我确实无所收藏。” 我和记录交换了一下眼色：“狡赖！那就把你暗藏的国民党狗牙旗和蒋介石的狗像给我交出来！” “说！！” 楚轩吾抬起头来，他的神情已经完全变了。这个整整一生的经历都和国民党的军队联系在一起的人，当我强迫他去回忆那些充满痛苦和耻辱的往事时，他的心情再也不能平静了。 “年轻人，你们了解得很清楚。国民党，曾经是我的过去。是的，那使我磋砣年华，虚掷半生。我应对它痛加悔悟！但是，我投降已经十八年了。十八年来，我目睹了祖国的巨大变化，目睹了共产党的伟大成就。作为一个从旧中国经历过来的人，人类的良知使我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爱国的良心了使我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尽管我的前半生并不光彩，后半生也无所贡献。但我却愿把我这一生的教训留给我的后人，使他们……” “你是投降的还是被俘的？”我打断了他。 “是投降。”他痛苦地回答。 “谁能为你证明？” “我的档案中都有记载。” “我们会查清的。但你要老实！现在，你就把你被俘的全部经过老老实实地交代出来。要有半句不老实，小心你的脑袋！” 楚轩吾痛苦地垂下双肩，在我无情的追问下，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这个老人就这样站着，站在这洗劫一空的客厅中，站在这惨白雪亮的灯光下，向我们叙述了他的人生中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那是一九四八年年初，解放军东北野战军首先在辽沈战役中全歼了国民党四个兵团，解放了东北全境。随后，华东野战军也于济南战役后整补完毕，从济南、泰安一线向郯城前进，显出南下淮海，进逼徐州的动向。而国民党徐州战区的四个兵团则以徐州为中心，沿陇海铁路从商丘到海州一字摆开。做出北进山东，收复济南的态势。到十一月初，华东战场上的对峙局面已经形成，大战在即了。 当时，我们国民党刚刚在东北战场上惨败，已经元气大伤，所以对于华东战场非常忧虑。白崇禧鉴于国民党已经丧失了军事上的优势、力主放弃陇海铁路，而将主力收缩在徐州、蚌埠之间，在津浦铁路两侧与共军寻机决战。但是蒋介石对于国共两党军事力量对比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化严重估计不足，所以坚决反对放弃徐州，妄图依仗华东的几个精锐兵团，在陇海铁路上摆开战场，与解放军进行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决战！ 十一月二日，我作为国防部的高级专员，飞到徐州向“剿总”司令长官刘峙详细说明蒋介石的战略意图和作战方针。随即又干第二天飞往海州视察东线防务情况——我的儿子楚定飞和女婿苏子明都在这里。 我下飞机后，立即向第七兵团司令黄伯韬传达了战役部署。黄伯韬听后，大骂参谋总长顾祝同无能。他用长杆敲着军事地图向我说：“见他妈的鬼！现在各方面的情报都证明共军华东主力早已在鲁南集结，我们却他妈摆得到处都是。如今我一个兵团孤悬海边，如果陈毅第一口吃向我，我连逃都没地方逃！而且，许多迹象都表明陈毅部队的运动方向正是我这里，上面偏让我们坐以待毙。混蛋！顾祝同是他妈怎么指挥的！” 我是专员，不是司令，只能详细解释总部的意图。不过我也感到这里的情势已经十分不妙了。 可是到了十一月五日，蒋介石突然变更作战部署，越过徐州“剿总”直接电令黄伯韬放弃海连一线，火速向徐州集结。显然解放军的战略动机正如黄伯韬所料，是首先要一口吃掉他的第七兵团。但第七兵团这时要运动已经太迟了。 五日晚上，黄伯韬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命令第二天凌晨立即动身。深夜会议刚一结束，整个海州市顿对人声鼎沸，马达轰鸣，陷入一片混乱。 会后，黄伯韬与我一起来到我的住处，大发牢骚。他说：“这次作战，共军始终在急速调动，我们已经输了一着棋。现在共军十几个纵队的兵力正向我压迫，老头子不叫刘峙向我增援，反令我孤军西进，是何打算？！”他忧心忡忡地拉住我的手说：“轩吾兄，你我多年深交，我的家事就托付给你了。这一仗搞得好，我能带一两个师打到徐州去见刘总。搞不好，也只有与官兵共存亡。你在我军中并无职务，夫人和女儿又都在上海。你就不必随军行动了。至于定飞、子明，也由我做主随你一同去上海吧，何必与我同归于尽！” 黄伯韬和我都是冯玉祥的旧部。被蒋介石收编以后，他一直受到重用，是非黄埔系中唯一做到兵团司令的一个。因此他矢志为蒋介石尽忠效命，反共异常坚决。在皖南事变中设伏茂林，生俘叶挺的就是他。当时我出于世谊，不愿在这个关头将他一人撇下。再说，我也已多年不握兵权了，在这危困之中很想勉为其难，重温故业。于是我正色说道：“国难当头，军人效命沙场义无反顾，岂有脱身而去的道理！至于定飞、子明，能在黄老伯身边一逞身手，也是他们的造化。你不必说了。士璋不在，我已电呈南京方面委任我为第二十五军代理军长。轩吾此心无他，惟愿与党民同舟共济！”同时我安慰他说：“只管放胆西行。如果军情险恶，杜聿明和黄维他们会来救应的。我们也只有果断行动才有生路可寻。” “晚了！晚了！我们败局已定，第七兵团难免全军覆没！”黄伯韬连声长叹，连我也给弄得心情沉重起来。直到他的作战处长亲自来报告说最后一个师部也即将开拔了。他才匆匆而去。 果然，战局的发展比我们的预料要险恶得多。 十一月六日，第七兵团五个军浩浩荡荡地离开新安镇、海州和连云港，分南北两路向徐州急进。当天晚上，南路的第六十三军就在窑湾渡口突然与解放军遭遇，不到六个小时，第六十三军的防线被突破。七日拂晓五点钟，我和黄伯韬在行军途中与第六十三军军长陈章通话，他只报告了该军覆没的消息后便在报话机旁拔枪自杀了。战斗的激烈可想而知。 黄伯韬闻讯，气得在吉普车上顿足长叹。 空前规模的淮海战役就这样开始了。 十一月九日，我们北路的四个军不顾一切地向西突进。但刚刚到达运河便与解放军发生接触，遭到猛烈的狙击。当时运河两岸已经冰冻。黄伯韬立即命令各军同时强渡运河，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被这条大河与增援部队隔开。十几万士兵们拼命用船将辎重渡过河，有不少人冒着严寒从刺骨的河水中泅渡了过去。 十一月十日，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勉强渡过了大运河。但是当我们且战且走，离开运河西岸又前进了四十里到达碾庄后，解放军的猛烈狙击已经使我们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了。于是黄伯韬命令第四十四军、第二十五军、第六十四军和第一百军分守碾庄的四角，兵团司令部就设在镇外的深沟中，开始固守待援。就这样，我们四个军十几万人的兵力在受到重创以后，被压缩在一个十几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内，陷入了重围。 事后我们才知道，包围我们的是华东野战军十二个纵队的兵力，整整是我们的三倍！ 战斗的发展在开阔的淮海大平原上是极其猛烈的。我在二次直奉战争中参加过长辛店大战，在抗战中参加过枣庄大会战，可从来没见过象这次这样排山倒海的攻势。解放军的冲锋常常摆开一个极大的扇面，象一阵潮水般地涌上来淹没了我们的层层阵地。这种情况逼得我们的炮兵不得不压平炮口，以密集的主射把成百吨的钢铁倾泄在刚刚失去的阵地上。但是炮火一停，前沿马上又压过一层层人流。在这样的攻势下，我们的四个军相继土崩瓦解了。 整整十天的苦战以后，我们的兵力已伤亡过半，司令部掩蔽所也暴露在解放军的机枪射程之内了。 十一月二十日，第一百军军长周志道阵亡，副军长杨荫只身来到掩蔽所。这个军完全打光了。第六十四军也丢失了全部阵地，军长刘镇湘下落不明。第四十四军在打到只剩下一个半师时，第一五○师长赵璧光率部起义了。军长王泽伦同时被俘。现在，我们只剩下第二十五军和两个不满员师和兵团直属的一点残余兵力，而且这一万多人中，连一个整团也没有了。于是我不得不把第二十五军军部撤销，而与兵团司令部合设一处，以与黄伯韬共同维持残局。 黄伯韬在战斗打响以后，一直保持着镇静。这个身经百战的反共宿将，每天用上万人的伤亡做代价，沉着地逼着士兵们死守每一寸阵地，等待着铁军。他知道，这块战场上的进退得失，不但关系着他一个人的命运，而且关系着党国的命运。他只要还能保住一个师，一个团，甚至只保住一个兵团司令部。他也在美国顾问团面前为蒋介石保住了面子。因为他并未完全覆灭。否则的话，他最后的败亡对整个华东战场的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但是，当战斗打到最后一天时，连他也坚持不住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天空飘起大雪。天刚亮，解放军便开始以猛烈的炮火向我们阵地倾泄炮弹。攻击的浪潮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扑上我们最后的几道防线。形势急转直下了。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我们的西面和西南方向，杜聿明带着李弥、邱清泉和黄维三个兵团拼命赶来。先头部队已经打到离碾庄只有十几公里的地方了。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和李弥的第十三兵团正与中原野战军的四个阻击纵队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这一天飞机也来得特别多，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倾泻在战场上，到处烧成一片焦土和火海！ 但也就是在这一天，我和黄伯韬完全绝望了：我们的残余兵力已经只剩下五千多人，指挥体系也破坏殆尽。这样的力量除了勉强招架一下，任何反击的能力也没有了。 直到这时，我们才真正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这次大战从一开始，双方就投入了几十个军的兵力，而我们在这铁锤与铁砧的撞击之中正首当其冲。这种战争的规模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现在，在几千平方米的阵地之内，每一个仓促掘成的战壕和弹坑中都挤满了人和死尸。每一颗炮弹下来，都会飞起一片残肢断臂。在这样的战场上，除了死和降，再也没有其他出路了。 解放军的阵地上开始响起广播。他们点着黄伯韬和我的名字，反复陈说利害，指明出路。他们大声警告说：杜聿明集团和黄维兵团均被中极野战军顽强地阻截在战场以外的地方，任何待援的希望都是没有的，因为解放军彻底结束我们的顽抗只在今天——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黄伯韬这时已经完全失去了最初的镇静。他象一头被囚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披着军大衣在深沟中转来转去。不许任何人向他转达解放军的劝告和递送打到阵地上来的传单。 但就在这时。突然从我身后冲出一个军官。他不顾一切地一头撞在黄伯韬脚下，抱住他的腿大叫道：“司令！仗打到这种地步，不能再叫弟兄们白白送死了！总统无能，不该叫士兵们丧命！黄司令！黄公！几千条性命在你手里，不能再抵抗了！我们投降吧！投降吧！” 我大吃一惊：这个军官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儿子楚定飞！十几天的激战中，他一直在阵前厮杀。想不到却在这个关头闯回到司令部来了。此刻，他满身是泥和血。也不知道是他负了伤，还是从死人身上沾的。 “什么！”黄伯韬瞪着充血的眼睛，暴跳起来，劈胸抓住他的衣领从地上抱起来，狠狠抽了两个耳光：“你大胆！临阵畏缩者杀无赦，不知道吗？你敢抗颜违命！你敢阵前请降！你敢亵渎总统！该死的——来人！” 两个全副武装的宪兵应声而来。我的儿子一言不发地从地上站起来。 我默默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我知道，在这样的时刻，定飞的行为在黄伯韬面前是难以饶恕的。 黄伯韬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他咆哮着要枪毙我的儿子，但是被副官们拼命劝住了。 这时，一个参谋钻进来递给我一份电报。我看了一下，只见上面潦草地注译着： “总统飞临战场上空。” 我无言地将电报递给了黄伯韬。他看罢，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天空。蒋介石的飞机盘旋了几周，并未与地面通话，便向西远去了。 “是否转达全军？”我问。 “不必了。”黄伯韬咬着牙长叹了声，将电报揉成一团丢在了地上。 这时，又有一个通讯参谋把一份电报递给黄伯韬。黄伯韬匆匆看完，竟望天空失声痛哭起来。他捂住泪脸将电报递给我： “楚兄，你自己看吧。” 我接过电报，只见上面写着。“总统手谕：杜部已火速驰援，务必坚守至一兵一卒，有动摇军心者，就地处决！” 我的头轰地一声炸了！ 不知过了多久，黄伯韬的声音才把我从呆滞中惊醒过来：“执行吧。” 我唯一的儿子，兵团情报处参谋，这个魁梧健壮的年轻人，正垂手直立在我们面前，身后站着宪兵。他冷静地看着我，说道： “爸爸，仗打成这样，是全体军官的耻辱。我劝降不是自己畏死，而是认为叫幸存的士兵徒死无益！屠戮无幸谁无怜愍之心？但是既然只有我一个人做这样的事，也是早已决心伏法了。” 他走到我女婿面前，紧紧拉住他的手说。“我去了。告诉姐姐，来日方长，你们好自为之！” 子明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他抱住定飞，狠狠地捶着他的胸脯骂道：“阿弟，你糊涂！你犯禁逞死，难道叫老夫人泣血终生吗？”他一把扭住定飞：“你给我向黄司令跪下求饶！” 定飞早已异常镇静。他推开子明，冷冷地说道“杀我者，不是司令，而是总统。谁求情也无济于事，又何必为一己屈膝。既然不容于军法，惟求一死而已。爸爸，黄公，孩子去了。望你们以士兵为念！”说完，他转身头也不回地向掩蔽部外面走去，宪兵无可奈何地跟了出去。 坡后传来两声枪响。子明猛地跪倒在我的脚边。掩蔽部中一片叹息之声。 黄伯韬两眼发直，神情呆滞可怕。好久，他才猛地惊醒过来，一屁股坐在箱子上，抱头大哭道：“该死啊，该死！……我从小把他看大，掌上膝下，何等疼爱！想不到……” 他的身体在痛哭中痉挛着。突然，他的猛地扑过来，从我手中夺过电报，几把便撕了个粉碎！ 密集的炮火重新铺天盖地地打到我们头上，子弹刮风般从头顶上呼啸而过，冲锋的呐喊象海啸一般涌上来，阵地争夺战正在我们几十米以外的地方进行。掩蔽部里的高级军官和副官们已经开始悄悄溜掉了。 黄伯韬叫过我的女婿，咬着牙说：“定飞不肖，败坏了忠烈家风。现在我要你为楚门将功补过：我给你最后一个连，你敢不敢冲出重围？” 子明是黄伯韬的机要参谋。这个文弱书生，此刻也象一头困住的狼一样，戴着钢盔，倒提着卡宾枪，卷袖敝怀地立在黄伯韬面前：“愿拼死一用！” 黄伯韬紧紧盯着他：“如能冲出重围。就告诉杜长官和刘总，说伯韬待援不及，杀身殉国了！” 子明毕恭毕敬地向黄伯韬敬了最后一个礼，然后含泪转向我：“岳父，您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我料定自己已不能生还，于是说：“你自顾去吧，不可鲁莽！如果你有幸突围，就告诉夫人和雨蝉不要以我为念。如果你也……唉，何必多说！……” 子明跪下，只说了句：“岳父大人千万珍重……”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我顿足催促他道：“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军机要紧，你去吧，快去吧！” 他这才咬咬牙，一转身走出了掩蔽部。 黄伯韬把勉强调集到的六十多个下级军官和宪兵全部交给他，命令他们隐蔽在高坡后面。当解放军的冲锋再一次退下去的时候。子明带着人突然跃出深沟，卷在这股潮水中一齐向外冲去。 我和黄伯韬一直紧张地从掩蔽部里盯视着他们。当他们的身影终于消失在阴霾中的时候，我不禁松了一口气。 但就在这时，我身后发出当的一声枪响； 我一惊，猛地转过身来。只见黄伯韬张开双臂，向后倒下，手里还握着手枪。此刻，所有的高级军官已经一个也不见了。 黄伯韬自杀了。这一枪他是从嘴里打进去的，因而保持了面部的完整。鲜血翻着泡沫从他嘴里流出来，他两眼老泪横流地看着我，已经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我将他的头紧紧抱在怀中：“你不该，伯韬……” 他眼睛中的神色在迅速地消失，猛然头一歪，手枪哗啦一声掉在了冻硬的土地上，黄伯韬就这样死在我的怀中，我将他慢慢放在地上。脱下大衣覆盖在他的脸上。 这时枪声骤起，解放军最后的攻击开始了。 黄伯韬一死，再也无人能镇住军心。一个营长满身泥雪冲到我的面前，抓下军帽和手枪一齐掼到地上，然后双膝跪下，撕开胸膛，发疯一般地大叫道：“枪毙我吧，军长！我们不能再拼了！”他用膝盖走到我跟前，死死抱住我的双腿哭叫道：“军长！黄司令已死，不能再叫弟兄们送死了！为了楚公子的好意，我冒死再进一言：我们投降吧！投降吧！…… 这个军装破烂，蓬头垢面，神经几乎已经错乱的中年军官匍匐在地上。整个脸都埋在我脚下的泥雪中。从他那抽动着的泥泞的脊梁上，从他浑身上下的血迹弹痕中。我深深感到，国民党彻底完蛋了。 我一句话也没说，将他从身边推开，冒着弹雨走上了高坡。 这时，我才看清了全部战场：冰封雪盖的淮海平原上，炮火在白雪下面翻出了黑色的土地。远远近近到处是尸体，到处冒着硝烟。我们最后的几处残余工事正与解放军疯狂地对射。这是黄伯韬留下的死令：顽抗到最后一兵一卒。 我站在高坡顶端，摘下军帽丢在了地上。然后从身边掏出一条白巾，直立在呼啸的弹雨和凛冽的寒风中高高地举了起来。我希望能在最后一刻被横飞的流弹打死。但是在这最后一刻我却必须向解放军宣布：我们投降…… 楚轩吾讲完了他的经历，深深叹了一口气：“这样，我率领最后的一千多幸存者投降了。” 我的心被震慑住了。他的故事在我听来是如此惊心动魄。我看着这个经历过残酷厮杀和无情失败的老人，好象看到了他当年是怎样穿着国民党将军的服装，高举白巾，垂首直立在寒风弹雨之中！ “你说的都真实吗？” “这样的经历是无法伪造的。” 这么说，你是顽抗到最后一分钟才投降的？” “是这样。” “哼，这和被俘有什么区别！”我的朋友冷笑一声：“你知罪吗？” “那时我有三条道路：或死，或降，或走。但它们都不能洗刷那场战争的罪恶。” “有这样的认识很好。”我说：“但你仍得证实你履历的性质：你到底是投降还是被俘？” “我并不关心他人对我的结论，但从主观上讲，我承认我的结局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我服从了自己的选择。” “我们要人证。” 他摇了摇头：“完全见证到这一点的倒是有一个。可是十八年了，恐怕很难找到他了。” “什么人？” “华东野战军第五纵队的参谋长。在由五纵负责的接待工作中，他与我们战俘相处了整整四天之久。” “三野五纵？”我几乎惊叫起来，这是我父亲呆过的部队啊！ “是三野五纵。”楚轩吾回答。 我急急问道：“参谋长，他叫什么名字？” 楚轩吾望着窗外夜空中无比遥远的星辰：“他是令人难忘的。我永远都记得这个道德极高而又修养极深的人。他叫李聚兴。” 我顿时心花怒放，差点从座位上跳起来。李聚兴，他就是我父亲呀！我万万没料到，在今晚的抄家中，在这个小小的庭完里，我竟抓到了一位当年败在我父辈手下的老将军！ “李聚兴参谋长的事情你都记得吗？” “我与共产党作战二十余年，他却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共产党人。我至今认为，他是我对共产主义发生认识的启蒙者，他对我后半生道路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因而尽管我已经十八年没有再见到他了，但他的人格我永远难忘。” 我清清楚楚地看出老人对我父亲怀着深深的钦佩和怀念。这使我深受感动。我迫不及待地想从他的口里更多地了解一下父亲的经历。 “那么好吧，你把当时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讲出来，我们将找到那个李参谋长进行核实。”同时我示意一个红卫兵报给他一张凳子。 各处房间的查抄仍在继续着，纷乱的响声不断传来。 楚轩吾坐下来，很快又陷入了沉思…… ……枪声平息下来以后，一个解放军的战士很快从他们的阵地跑到高坡下面：“你们是怎么回事？”他问。 我回答道：“黄伯韬自杀了。我们投降。” 他登上高坡向掩蔽部门口黄伯韬的尸体看了一眼，便转身向阵地发出了信号。 于是我率领全部残余人员放下武器，七零八落地走出战壕，随他走到解放军的阵地上。我们的正面，就是解放军的第五纵队。 很快，从后方开来一辆美制“道吉”吉普，停在我们面前。上面下来一位穿棉大衣的首长，这就是五纵参谋长李聚兴。这位参谋长当时刚刚过了三十岁，是一个个子高高的江西人。他面庞清瘦，眼睛很有神。据后来了解，他一九二九年参军时只有十三岁。后来参加长征，在川黔滇作后卫，与薛岳将军打过不少硬仗。在共产党的创业战争中，这位将军几经生死忧患，积功甚伟。 他主动迎上来，和我握过手，第一句话是：“欢迎你们投向人民。请你转告全体官兵，解放军绝不会难为你们的。” 我作为败军之将，只有唯唯诺诺而已。 当时杜聿明兵团和黄维兵团在黄伯韬兵团覆灭后立即收缩，企图重整阵容。解放军华东部队很快即撤离战场，以数路纵队直扑徐州外围，寻机再战。但是李参谋长却抓紧时间做了一件事。他们由我们被俘的全部高级将领陪同，巡视了整个战场。巡视中，他非常详细地察看了我的第二十五军的阵地，因为这个军是最后崩溃的，防守也最为顽强。他仔细地询问了我们的防御意图和兵力配署，并不时与自己的参谋们交换一下看法，甚至要他们记下一些东西。记得当他看到我们已被完全摧毁的炮兵阵地时，曾经严厉地批评我们说：你们在这佯近距离作战中使用炮兵盲目射击，完全是一种无效的战术动作。我争辩说我们作过平射。他立刻反驳道：你们应该毁弃大炮作为工事，将炮兵编入步兵序列。完全是因为过于珍惜优势兵器的威力而没有这样做，结果你们的炮兵不但没有摧毁我方任何重要的目标，而且成了你们防守的沉重负担。听他的口气，好象摆在他面前的不是顽敌的陈尸狼藉的阵地，而纯粹是一道不太漂亮的军事作业。可是当他看到我们在战斗中仓促构筑的工事系统时却赞不绝口。他向参谋们说，正是这样的工事布局和火力配备，才使得他们的穿插手段在整个攻击中始终未能奏效，而只能一口一口地把我们的阵地硬啃下来。在这些交谈中，我马上就在这个农民出身的将军身上看到了非常出色的军事才能。我真想不到一向以骚扰和奔袭为主要作战手段的共产党游击战中，竟能造就这样通晓正规教范的人材。共产党军事指挥员给我的这第一个印象，就与国民党那些胜则争功、败则诿过的将领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四天的休整结束以后，我们这些战俘经过学习准备解送后方，陈毅将军指示五纵为我们饯行。而宴会又是由李参谋长主持的。四天中，他亲自为我们上过课，也个别地和我们谈过话。也可能是由于职业上有着共同兴趣吧，这次简朴的宴会几乎成了老相识们的一场军事讨论会。 宴会上，我们一边用搪瓷缸子喝着热腾腾的老窖，一边谈起了这次战役双方的部署情况以及它的过去和未来。 当然，胜利者对于全局看得更清楚一些。因而李参谋长的看法便成了最权威的意见。他首先从分析全国战场形势开始，指出在淮海战局的形成过程中，解放军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就已经是凝聚了巨大力量的两个拳头。而国民党徐州剿总的四个兵团却撒在华东广大地区的各个重镇上，从而造成了被各个击破的可能。而后，在战役和整个发展过程中，解放军的战略意图始终非常坚定，一直盯在大运河一带寻找战机。而第七兵团在几经徘徊以后，又恰恰在毫无接应的情况下冒然西进。这又顺理成章地给他们提供了在运动中对我们实行毁灭性打击的机会。 “如果黄伯韬不向西运动，而是固守海连地区呢？”一五0师师长赵璧光忍不住问。 “逼迫你们背海作战，正是我们原来的计划。那样你们与增援兵团之间的距离将被分割得更远。而蒋介石之所以仓促地命令黄伯韬西进徐州，也正是想使你们靠拢。看来，他尝够了被我们各个击破的苦头，但这一次他却又低估了我军在运动中歼灭强敌的作战能力。” “那么，陇海铁路诸重镇的永固工事不能延长我们固守的时间吗？” 不能。因为我们将在你们兵力收缩以前发起攻击。十一月六日晚，我们的待机点均在你们各军驻防地五十到二十里的地方，陈章正是在那里陷入了重围。尽管蒋介石一误再误，终于坐失了一切挽救第七兵团的机会。但最荒谬的人，应该说是刘峙。他对于你们的西进竟毫无接应，甚至在第六十三军迅速覆灭以后，他也未向徐州以东迈出一步。” 当时，宴会上的气氛十分激动。四十四军军长王泽伦听了气得大骂刘峙与顾祝同无能。几个师、团级将领竟不顾李将军的在场，“共军”“总统”地抱怨起来。 “我们情报模糊，优柔寡断。协同混乱，各行其是，如何不败！” “乖乖。总统三变计划，还是落在共军妙算中了。” “唉，黄伯韬至死不悟！” “是的。黄伯韬的死，不但是做了蒋介石错误战略的牺牲品，而且也是做了蒋介石反动政治的牺牲品。”李将军炯炯地环视着会场，“蒋介石不顾民族大义，不顾国家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尚未恢复民族元气，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这就是横下了一条心要陷手下成千上万的官兵于死地。而黄伯韬不愿向人民屈服，甘心情愿为蒋家王朝殉葬，这就构成了他的悲剧。在座的诸位在最后的时刻能够猛醒，这是令人高兴的。希望你们能在民主阵营中找到真正的出路，并终于跟上历史的潮流。我相信，凡是有爱国心的人都不能做到这一点。来，为国家更新，为诸位新生，干杯！” 我们一齐站起，杯觥交错地碰了一番以后，一齐把酒喝下去了。 随后，他又问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情况。他安慰我们说，一俟全国解放，便会立即安排我们与家人团聚。他还特别问到我儿子被枪决的情况，对此深表同情。他说：这样一个刚刚开始觉悟的年轻人，应该活到今天而没能活下来，非常令人惋惜。希望你的女婿能够吸取教训，早日脱离反动军队，回到人民一边来。因为我是全座最年长的人，他又专门为我夫人的安好祝了酒。看到共产党竟是如此通情达理，全体战俘无不为之感动。 这时门开了。一个机要员拿来一封电报和一封信。他迅速看完电报，顿时面露喜色。 看到他神情变化得如此开朗，王泽伦忍不住小心地问了一句：“是否贵军又有胜利的消息？” “是的，”李将军兴奋地站起来，高声宣布道：“昨天，黄维兵团在徐州以南双堆集陷入我军重围。” 宴会的气氛刷地一下沉寂下来。这消息是震动人心的：五天以前，我们在千军重围中曾经绝望地等待过黄维的援救。现在，他们也陷入重围了； 李参谋长马上设法打破这难堪的气氛。他斟满一杯酒说道：“当然，我们绝不希望黄维也象黄伯韬一样地死去。我们希望能重新见到他！” 但大部他战俘心情烦乱，竟无人响应。 他平静地笑笑：“军情如火，人情如水，不要把它们搅在一起。还是谈家常吧！诸位，如果我个人有什么喜讯，你们是否愿意向我祝贺呢？” 为了不使他独自支撑这尴尬的局面，我首先立起身来响应。我也斟满了杯酒举起来说道：“礼者事之度。只要李将军不吝相示，老朽当领衔恭维！” 人们重新笑起来。 这时，那个营长已衣着整齐，头发也剪过了。他咋地一声跨出座位，毕恭毕敬地将一杯酒高高举起：“我愿为李将军的喜讯一饮而尽！” 人们笑着，纷纷相问。李参谋长笑视着我。估计我已猜出十之八九，却又笑而不答了。倒是营长忠厚，他一把拉住了机要员不叫走，非要她透露不可。机要员便笑着看了李将军一眼，大声向大家说：“两天以前，李参谋长的爱人在后方生了一个儿子！”…… 我紧紧盯着楚轩吾那闪着隐隐泪花的老眼，心剧烈地跳动了起来。 ……我们纷纷起立。为这个儿子向他祝贺！ 我端着酒杯，离开座位径直走到他面前，一手拉住的手，一手将酒高擎在空中说道：“中年得子，乃人生一大幸事。李将军，轩吾虽不能造福后人，在这里却愿为我们的子孙永不征战而连尽三杯！” “不，”李参谋长也异常兴奋地看着我：“使天下赤子永不厮杀，乃民族一大幸事。但假如四海未平，一旦国家有警，我却愿为我们的子孙共同征战而连尽三杯！” 这一席话，使在场的人无不称叹！ 我与李参谋长对视了一下，这杯酒竟是含泪而尽。 最后，我问他：“你打算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 他思索再三，说道：“他出生之时，我军已首战告捷。当前我们国共两党大战方酣，两淮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不小。为了纪念这次我军迅速获胜，为了预祝下一步战局进展顺利，更为了希望战事早日平息。我想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李淮平。” 一种从来体验过的激动冲击得我一阵晕眩。李淮平，这个提前出生在战场后方的孩子就是我啊！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我的名字竟浸透着父亲如此器重的深情。自我懂事时起，父亲在我眼中就是一种威风很重的形象，令我生畏。可是今天我才知道，一向不苟言笑的父亲，竟也有过如此动人的情怀！ 父亲对国家的感叹，父亲对内战的谴责，父亲对后人的希望，父亲在那个宴会上所说的和所想的一切，都象酒一样的浸醉了我的心。 我仔细地端详着楚轩吾，端详着这个已经苍老，但依然筋骨刚健的老军人，心中突然感到他是这样的慈祥，威武，亲切！ 这时，各处房间里翻天覆地的抄查已渐渐停止了，大家聚集在院子里，喧闹地清点着那些堆积如山的东西。夏夜的沉闷空气中，混浊着樟脑气味儿。 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已经是深夜一点钟了。这时一个红卫兵推开门走进客厅，一边掸去满头满脸的灰尘，一边没好气地向我说：“他妈的，这个老家伙真是个滑头。到处翻遍了，什么反动的东西也没发现！” “你们在院子里堆了些什么？” “全是浮财！老东西简直太阔了。” 我命令道：“把生活必需品给他们留下，其他东西统统拉走！” “好！”那个红卫兵转身出去了。 我看看楚轩吾，他一动不动地坐在凳子上，好象仍然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 “楚轩吾，你能担保你讲的都是真实的吗？” “我说过，这样的经历不可能伪造。” “那好，把你讲的全部写面书面材料。尤其是关于李参谋长，更要详细一些，我们将找到他核实。有一句扯谎，拿你是问！” “好吧，我可以做到。” “现在去看看你的妻子吧，安慰安慰她，就说除了抄一些你们不该有的东西，我们不会伤害任何人的。” 他点点头，慢慢站起身往通向西厢房的小门走去。到了门口，他转身望了我们一眼，似语而未语的样子，叹了一口气，转身消失了。 “老东西，来头不小！”我的朋友津津有味儿地回味着楚轩吾的故事，不禁啧啧称叹。他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笑道：“怎么样，叫你爸爸会会这位老相识吧？” “说什么？现在还搞不清他到底是什么人。” 他把全部记录往我面前一推：“我看假不了！不过行啦，咱们该收兵了吧？” 我把材料拿起来说。“好，收兵！” 这时，又有一个红卫兵推门进来，俯在我身边轻轻问道：“这家里还有两个孩子，你是不是做做工作？” “孩子？多大的孩子？” “噢哟，挺大了，和咱们差不多。” “那带来吧。”我翻阅着潦草的记录，心里一点也不想见他们。说实话，对于不得不放下这珍贵的回忆而去开导那些子女，我感到非常讨厌。 在楚轩吾消失的小门中，又出现了两个人。他们穿着夏季的淡色短衫，一大一小默默地站在那里。 “过来。”我掏出钢笔，对一处记错的细节做了补正。 也可能他们没搞清我这心不在焉的招呼是向谁说的，晃了晃没有动。 “过来！”我不耐烦地再次命令。可是他们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我有些奇怪了： “聋子吗！你们……”我生气地将记录啪地摔在桌子上，抬起头冲他们呵斥起来。可是当我终于看清了那个姐姐时，却瞠目结舌了。 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的，正是我三个月前在树林中结识的那个女孩子：南珊。 她低着头一动不动地站着，脚上是一双干净的黑布鞋，眼光就停在鞋尖前的那一小块地上。现在，她穿着单薄的夏衫，一个比她小三四岁的弟弟紧偎在她身边，手攥着她的衣襟，正用胆怯的眼睛望着我们。此刻，她已经完全不是树林中的那个女孩子了。这不是由于她的装束变了，而是由于那种天真烂漫的气息已从她身上一扫而光。她那整齐朴素的身影笼罩在这惨白的日光灯下，真是一片茫然和苍白。 我的心突然凝固了，随后便开始猛烈地剧跳起来。一股痛苦的浪潮从我心头涌起，那沉重的杖力立即把一切都盖住了。 是的，站在那里的，就是我不久前才刚刚熟悉的那个女孩子。我们曾在一场小小的冲突中获得了友好的谅解，我们曾在一番海阔天空的谈论中交换了各自心中的真理，而她还那样信任地把一本心爱的书借给了我。可是现在，我们却在这样一种场面中重逢了：她将要受到一番无情的盘问和训斥，而我却坐在审问席上。 我两眼直瞪眼地望着她，好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来。直到屋中开始响起了窃窃私语声，我才如梦初醒，勉强招呼了一句：“过来……” 身边的人立刻用愤怒的眼光瞪了我一眼。我吃惊地听出来，我的声音竟突然变得如此无力和温柔！ 那个小男孩听后想向前走，但是被南珊紧紧搂定，一步也无法挪动。我不得不咬咬牙，直视着她，第四次发出了命令：“过来！” 这是一个陡然变得强硬起来的命令，因而更加显得不可抗拒。南珊似乎犹豫了一下，终于搂着弟弟弱小的肩膀，慢慢走到客厅中央，在楚轩吾坐过的那把凳子旁边站住了。 “坐下。”我说。 南珊却坚定地站着。她的手显然抓得很用力，以致那个乖怯的小弟弟一动也不敢动地紧靠在她身边。 我明白了：我不可能命令她去做任何事情。她现在已经是一个被不幸和痛苦武装起来的人。任何力量，哪怕再严厉，再无情，也不可能更沉重地打击那颗已经木然的心灵了。 周围是一片严肃的沉默。一切都在等着我的命令去开始。环境和气氛都不允许我再有任何的犹豫和徘徊。于是，我不得不开始审问了。 “姓名？” 没有回答。 “我在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她慢慢抬起头，无言地看了我一下。她的眼睛中并没有丝毫的恼怒和哀怨，只是充满了失望。在那双空空荡荡的眼睛后面，再也没有那个天真大胆的心灵在望着我了。她嘴唇紧紧地闭着，连回答的表示也没有。但那茫然失望的神情却好象在说：“何必还问呢？你早已经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了。” 面对这令人难以忍受的无言，我毫无办法，只得转向她的弟弟。 “你叫什么？” 他怯生生地看着我：“我叫南琛。” 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狠狠地咬着牙，心中隐隐感到有些生气。也可能是难言的痛苦吧，但它已经开始把猝然相遇时产生的那种慌乱和难堪压制下去了。这时，我身上的军装，我臂上的袖章，我所处的位置和身份，以及这大举查抄的严厉场面，都使我获得才不久的那种冲天的，然而虚伪的正义感和使命感迅速地复活起来。我开始猛烈地谴责自己的软弱，这就再也不容我对南珊抱有一丝一毫的同情。于是，我的耳边响起了我自己斩钉截铁的声音： “南珊，南琛，我们是红卫兵。对于今晚的抄家，你们作为子女，我必须严肃地向你们说明一下。今天来抄你们的家，对于革命来说是完全必要的，或者说，这是一次必须进行的革命行动。你们应该很好地对待。你们必须懂得，你们这个家庭是罪恶的和可耻的。这是国民党反动派遣留下来的一个角落，它使你们从小就生活在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和污泥浊水中。因此，你们应该仇视它、反抗它、抛弃它！现在，这个行动正在全市进行，所有你们这些做子女的，都必须与家庭划清界限。你们要清醒一些，脱胎换骨的改造虽然痛苦，但革命的潮流是无情的。谁要是甘心情愿做反动军阀的孝子贤孙，谁就难免成为剥削阶级的狗崽子，为旧制度殉葬！——你们听到了没有？” “嗯！”南琛马上点了点头。这个幼稚的小男孩在这样小的年纪就已经习惯了屈服，但他显然根本就不能理解我的话对他一生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 “你！”我盯着南珊狠狠追问了一句。 仍然是令人难以忍耐的，不可侵犯的沉默。她似乎就依靠着这沉默与我对抗着，并且简直是用它筑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墙。 我的朋友终于被激怒了。他啪地一拍桌子，猛地站起身来，在近在咫尺的地方用手指直指着南珊那低垂的头，愤怒地咆哮了起来： “你是在反抗！在猖狂地反抗！你想用沉默来表示你的抗拒、仇视、诅咒和一切反革命的情绪，是吗？你说出来！你的阶级立场站在哪一边？你的阶级感情倾向谁？你的阶级本能又将使你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你说！你不敢说，是吗？你想把你心中的一切恶毒都隐藏起来，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把刀口——如果可能的话还有枪口和炮口对准人民，对准我们，对准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这样？告诉你：你想错了！你必须唾弃你的外祖父！你必须鄙弃你亡命国外的父母！你必须抛弃你这个罪孽深重的家庭！否则，你，你弟弟，在这个社会中都永远也不会找到出路！” 对于自己的过去，谁可以没有自尊？对于自己的将来，谁可以没有自信？然而我们这急风暴雨般的呵责和斥骂却把这个女孩子的过去和将来扫荡得干干净净。 南珊仍然无言地站着，她抱着弟弟的手臂已经没有了力量，头也垂得更低了。 “你听到了没有？”我知道她心中那沉默的城墙已经完全崩溃了。 南珊站着，过了很久，才咬着嘴唇轻轻点了一下头。一颗泪珠顺着她的衣襟滚落下来，沉甸甸地在撤去地毯的地板上跌得粉碎。 直到今天，我都无法理解，我怎么竟能对她说出那么一套冷酷无情的话，更无法理解，为什么在她受到了那样猛烈的打击以后，我还能对她心中那道已经倾颓欲堕的防线做了最后的一击，竟然把那一连串大张挞伐的字眼儿与南珊这样一个女孩子联系在一起。当我的朋友把那些肮脏和丑恶的字眼儿接连向她打去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的心怎样被绞得生疼！ “走吧！”我怀着铁一般冰凉的心向她发出了最后的命令。 南珊慢慢转过身，带着弟弟向那道小门走去。可是当她已经推开门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她的那本《莎士比亚戏剧集》。仓促中，我把她叫住了： “你站一下！还有一件东西，一本书……”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说起那件事。 南珊站住了，但是并没有回头。她站在门口把头摇了摇，便痛苦地收缩着双肩，搂着弟弟继续走了进去。她走得那样缓慢。当她的身影已绎消失在门后的时候，她留在门沿上的手指很久才慢慢地、发着抖松开。 大街上。装满了衣服、书籍、器物、皮箱和一套大沙发的卡车，满载着红卫兵，在寂静无人的街道上飞驰。 我的红卫兵战友们靠在车帮上，脚下踩着满车“战利品”，高唱着雄赳赳的红卫兵战歌，全都沉浸在胜利的兴奋和欢乐中。 我一言不发地直立在卡车上，风从我耳边呼呼地吹过。我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心中乱糟糟的，又象是空荡荡的。三个月来，我曾经反复去推想那个叫做“南珊”的女孩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曾经设想过她的父母是学者，作家，艺术家，或是和我父母一样的党或军队的高级干部。我毫不怀疑她一定是在一个极好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甚至当红卫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我曾希望过能在自己的队伍中看到她……可是，我却没有料到她的家庭原来是这样的。她的父母一直逃亡国外，不，实际上她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她只有一个在战争中一败涂地的老将军做外祖父，和一个弱小的老太太做外祖母…… 我想着，想着那满目疮痍的战场——在那冰天雪地的炮火中诞生了我和她；想着那浓荫密障的树林——在那古老高台上一场天真的高谈阔论中我们建立的友谊；还想着刚才那个宁静的庭院和古朴的客厅，想着猝然相遇时她那低垂的头，苍白的身影，和那颗摔碎在地板上的沉重的眼泪……我漫无边际地想着。不，其实我什么也无法想。我的脑海被一幕幕急促闪过的战场、宴会、树林和客厅完全淹没了。 南珊，南珊……我心中反复想着这个名字！ 我就这样沉默着，任凭战友们震耳欲聋的歌声在我耳鼓上震响。那时候，在我的感觉中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感到那无数雪亮的路灯，从我头顶上的夜空中一盏又一盏飞快地向后划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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