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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书架上，我把玛格丽特·杜拉，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西蒙·波娃放在一起，她们都是我钟爱的女人。 我需要坦诚的是，在自己的书架上－－在我念大学之前，除了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以及《简爱》、《飘》之外，几乎没有外国作品，我很少阅读外国文艺。所读的书除了父母指定的一些之外，就是中国作家写的小说和散文。对于女作家我的禀性中是有着特别的亲近感，那种近乎于神经质的敏感和细腻纤弱的情感常常是引起我的共鸣。苏青、张爱玲、庐隐都是我喜欢的。后来，念了中文系这个专业，我才开始系统地接受和学习中外各种文学作品。才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国外的文学作品。不知是因为原先看得太少了，还是天生的偏爱，细数一下这几年来读的小说和随笔，大半还是国外的。而且异域女子崭新的视角和独特的文风一下子就吸引了我，并且迅速占据了我大部分的阅读时间。 那个纤弱、美丽、率性、多情的法国女子，总让我在恍惚之间跟中国女性的某种特质产生交叠的错觉。无论是那种在西贡漂泊时清纯娇小的身影，还是在巴黎街头独行的苍老，她总让我实在地感受到一个女人除却性别所来的美之外的眩目，从她的《情人》开始，到《80年夏》，《大西洋人》、《洛尔·瓦·斯泰因》，《痛苦》以及《埃米莉·L》，她总是将女性最隐秘的世界剖析得淋漓尽致－－玛格丽特·杜拉。我的书柜里有从书上和画报上收集到的她的三张照片。一张是她年轻时（大约二十来岁）的照片，后来《情人》被改编成电影，女主人公的造型就是按照这张照片定的。还有两张都是她年迈以后的照片，脸上的皱纹十分细密，本来就纤弱的身躯更显得娇小，唯有眼神是依然有着震人心魄的魅力，那已不再是年轻时纯净的光芒，眸子深处射出来的光，其锋线异常地尖锐诡异复杂。好象人站在跟前就要被看透一样。 她在《物质生活》中的坦率是让人叹服的。这本书出版于1987年，她已经很年迈了。一个年迈的妇人还有如同少女般一样炽热的感情和对自己生活严峻的剖析。“……酒一经喝上，我就成了一个女酒鬼。……人们缺少一个上帝。人们在青年时期，一旦发现那是一个虚空、又对之毫无办法，因为那本来就是子虚乌有。醉酒于是用来承受世界的虚空，行星的平衡，行星在空间不可移易的运行，对你来说，还有那痛苦挣扎所在地专有的那种默无声息的冷漠。……一个女人喝酒，那就像是一个动物，一个小孩喝酒一样。酗酒，因为是女人，因而引起公愤，也是严重的。无异是冒犯神圣。”她从来不回避自己的生活方式，言语也很少有顾忌。这恐怕是属于西域女子特有的气质。我也看过很多中国作家的访谈，一旦涉及到自己切身的经历和体验总是会变得特别腼腆和含蓄，诚然，东方人一向是含蓄惯了的，这也并无不好之处。 “贝尔纳·皮沃曾经问我：是什么把我牵系在那个中国情人身上的；我说是：金钱。也许我还可以补充一句：那汽车真叫人舒服得要命，像是一个客厅。还有司机。汽车、司机，都可以自由支配。还有柞丝绸那种性感的气息，还有他的皮肤，情人的皮肤。这些都是相爱的条件，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爱过他，后来我离他而去，无疑是有人对我说到这个年轻人自杀，消失在大海中，在这样的时候，那是十分确切的。我知道那件事，是在旅行的中途。我认为爱情只能与爱情并行共在，人不能在自己一方孤独一个人去爱，这种事我不相信，孤独一个人生活，经历一种绝望的爱情，我也不信。他是那样爱我，我当然也那样爱他，他是那样欲求于我，我当然也同样欲求于他。爱一个你完全不喜欢的人、讨厌的人，不可能，这种事我不相信。” 玛格丽特·杜拉的一生仿佛都在写作，即便是她孱弱得象一根芦苇一般的时候，她也不曾放下手中的笔。病中的她会变得更为敏感，她在写作中反省自己的写作，自己的爱情。杜拉说：“从经历过的生活撷取教益，这在生活中已经为时过晚，来不及了。你看吧。但愿有人敢于对自己说出这一点，我要听，我还要把它写出来。事后发现与一个男人在一起相处感到幸福，也不一定就证实对他有爱。在记忆中，这与我面对的爱情的明显性相比，并不那么强烈有力，那么雄辩。我最爱的男人正是我欺骗得最多的人。……理由可以是这一种或者是那一种，其中必有一个实际的理由，或以行事方便作为理由，去爱一个人，这样，就已经是爱情了。在大多数时间，没有公开宣言，无疑也没有被认知，在这样的场合，也应属于爱情的范围。这种类型的爱情，只有到了死，才会宣告表明出来。” 杜拉的作品连同她的人就象是一种气息弥漫在人的周围，那种与头发、肌肤都能完全贴近的感觉总是叫人不忍离去。 相比较而言，西蒙·波娃和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要较杜拉更有一种质感上的强度。杜拉是娇小柔弱有着东方古韵的女子，而这两位是强干的，有着很强生命力的女子。尽管伍尔夫一直受着精神病的困扰，也不能改变她的斗志激昂，言词犀利、风格迥异的形象。 我在读波娃的《西蒙·波娃回忆录》时，总会惊讶于她身上那种不同于一般女性的气质－－那种不纯粹出于女性，夹杂着男子的豪迈、凝重、锐利的气质。我不知道这是因为她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共同生活那么多年耳濡目染的结果，还是她本身就是一位能跨越女性自身局限的哲学家。“在我着手写自传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开始了一次多少有些骑虎难下的冒险。我早就想写我一生中前二十年的生活，我也从未忘记让年幼的我，向那个吸收了我的灵与肉的老年西蒙，不断发出不要忘记已逝岁月的呼唤。如果没有这种呼唤，那个姑娘所经历的一切必将荡然无存。一天，我央求老年西蒙把那年幼的幽灵从被忘却的境地中召回。也许正是因为要使这一夙愿成为可能，我才动笔写书。当我五十岁时，我以为实现这一夙愿的时机好像已经来到。我着手写我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并以成人的意识去理解她们。我给她们以一种新的存在－－这种新的存在体现在一页页纸上的字里行间中。” 我读她的小说时，常常是惊叹她的精炼和睿智，谈笑风生之间不乏机智幽默，少有女子的缠绵哀婉。如果我不读她回忆录里田园式的抒情又带有女性怀旧的本性的文章，我几乎要误解了她。“我对服饰和化妆品都不是特别地感兴趣，但我乐于穿自己喜欢穿的衣服。我对祖父的死一直忧伤不已，而又不愿惊动他人。所以我给自己买了一件灰色上衣，并配上一双鞋和一顶无檐女帽。我曾做过两件衣服，一件是灰色的，另一件是黑白相间的。以前我穿的大都是棉布或是羊毛织品之类的衣服，现在我则选择丝绸织品－－象中国绉绸和一种叫轧制丝绒的不怎么样的凸凹不平的丝绒织品，这种衣服我穿了整整一个冬天。每天早晨，我只匆匆打扮一下而不太讲究，我往脸上抹些香粉，在两颊上轻搽一层胭脂，再随便涂点口红。在我看来，有的人星期天比平时还要仔细地乔装打扮，是荒唐可笑的。因此，我决定每天对我来说都是假日，而且无论任何场合，我的穿着总是一样。” “萨特同我一样，有一颗天生的好奇之心。但他不如我那样贪婪。……我要探索整个世界，这是我的目标，但我的时间有限，我不愿浪费任何一个瞬间。依我之见，有些所谓的艺术家，风格以及时代根本就不存在，这使得我的鉴赏任务轻松多了。……有时，现实能促使我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有一次，有人问我，'旅游有什么用？'我回答说：'你始终不能摆脱你自己。'不过，我却摆脱了。有时，我改变了自己的个性，但更多的时候，是我一下子失去了自我。也许，只有那些（不管出于雄心抑或出于自然）一直忙于具体事务的人，才能有特权享受到休息的乐趣。这样的体验能给人多少安宁、多少惆怅！” 弗吉尼亚·伍尔夫天份很高，但身体不好，且有精神病的底子。然而，她出生于十九世纪末的一个贵族家庭，从父母那里接受了关于拉丁文、法文、历史、数学等知识，又由于自小广泛自由的阅读打下了文学事业的基础。 生活总在它漫长的流程中留下为数极少的几颗星，有可能是流星，但是极为耀眼，人们把他们称为天才。 伍尔夫的主要文学成就在于她的小说－－她是“意识流”文学的开创者之一，除此之外她还创作了大量的评论和散文。我曾经看到过有关她的评论，说是她的那种疾病给她带来了超越常人的敏感和创作欲，在走向偏狭的过程中，帮助她走向成功。在这一一方面我并无多大的赞同，我只是觉得一个有如此严重疾病的人，首先面对的是自我的挑战，其次才是对文学的热情和禀赋。一个人除却天份之外，还具有极大的热忱和勤勉是值得让人敬佩的。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她一生都在关心妇女问题，特别是知识女性，尤其是女作家的命运。文风尖锐甚至略带刻薄，机敏而又不失女性的蕴藉细致。她在《现代小说》中这样写道：“小说的适当素材是不存在的；一切事物、一切感情、一切思想都是小说的适当素材；头脑和心灵的一切特点都值得吸取；一切知觉印象都有用处。我们可以想象：假如小说艺术重新生气勃勃地回到我们当中，她一定愿意我们不仅尊重她、热爱她，也要训练她、驯服她，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恢复她的青春，保证她的权威。” 这些充满智慧、多情善感的女子，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架上。总在某一个宁静的时刻，与我相对，让我从她们那里得到启示和灵感，我常常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与自己自言自语，间或会与她们倾诉。她们也许永远也不能听见，可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说出来的或者我还没有说出来的，会在某一个契机，某一个背景上重叠起来，我只要感到她们是存在着的，好象就在我的书架上含着静美地微笑，一切，就都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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