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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书记如今是宝塔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宝塔集革命委员会主任了。虽然还不是官复原职，对有他这样经历的干部来说，也算是宽大为怀又委以重任了。宝塔公社是全县最大的公社，宝塔集是仅仅次于县城的集镇啊！ 为了使宝塔集人相信这位艾书记如今已经完全、彻底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县革命委员会特地派了一位副主任来向群众作介绍，说明艾书记在前一阶段的斗争中为何主动交代了自己的错误并且立下了新功。原来，这位艾书记在宝塔集办学习班的时候是花了大量精力的，注意政策，讲究策略，使敌人营垒很快地分化瓦解，使周纯一的案子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在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周纯一不得不低头认罪，与周纯一有关人员的专案也都到了定案阶段。 听了这样的介绍，宝塔集人心里明白了很多，对这位艾书记自然在佩服之外又加了几分敬畏。参加过艾书记学习班的人更在心里想象着，艾书记是怎么把自己的“战友”分化出去的，蓝永继又是怎么想到自杀的。但是人们嘴里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异常热烈的掌声欢迎了这位老相识、新领导，鼓完掌又用更大的热情高呼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艾书记身上以及在宝塔集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我已不是宝塔集的常住居民，所以没有机会向艾书记鼓掌致敬，但是我真正应该感谢他，他第一个拿高凡开刀，高凡才有可能较早地得以解脱。看来不论是周纯一还是舍儿和蓝永继他们，都没有揭发出高凡什么致命的问题，所以对高凡的审查结论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并且念其出身好，根子正，是贫下中农一手培养起来的大学生，所以给予从宽处理，保留教职，下放劳动一年，以观后效。这结论真是让我们喜出望外了！高凡说：我要感谢我的代代贫穷的祖先，是他们给了我一顶保护伞。我说，恐怕最后救了你的还是比你出身更红的周纯一，要不是他把一切都包揽在自己身上，你不会得到这样处理的。高凡认为我说得有理。 高凡从学校回来到宝塔集来接我回乡下的时候，我不由得哼起了黄梅戏《天仙配》中的两句唱词：从今再不受那奴役苦，夫妇双双把家还。 真的，从此我和高凡得以朝夕相处，过起了男耕女织的生活。真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高凡书写了黄庭坚的两句诗贴在我们的床头上： 作云作雨手翻覆， 得马失马心清凉。 我们盼望着，从今以后再也别折腾了，或者只在上面折腾，只在大城市里折腾，别折腾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特别是可怜的宝塔集人，张庄生产队了。我们这些人本不该和这一场“大革命”发生什么关系，今后也不敢再发生什么关系了。 然而，广播喇叭里偏偏还要宣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还要到哪里、与谁去进行这种斗争呢？广播里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司令部新的战略部署：城里人到乡里去。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叫机关干部“四个面向”（面向农村、工厂、边疆、基层）、叫城镇居民改行务农。 树根要动，树干要摇，树叶还能不飘吗？ 艾书记向宝塔集作下放农村的动员报告，要求不分男女老少，都要去，自然还是在宝塔倒下去的地方。 人们发现，艾书记白了，胖了，越来越神气和自信了。讲话的声音比以前更高了，笑容也比以前更多、更温和了。仍然是笑必露齿，又整齐、又洁白的牙齿呀！ 艾书记告诉没读过马克思原著的宝塔集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劳动创造了一切，也创造了人。虽然宝塔集人把后一句话往生儿育女上想，觉得很好笑，可是谁也没敢笑，因为艾书记的表情是十分严肃的，他们只是在心里对自己说：马克思主义还有这个？这谁不懂啊？ 艾书记说，正是因为劳动有这么伟大的意义，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劳动，体力劳动最光荣。×省×县，有一个××镇，那里的居民就很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他们自愿下放劳动，豪迈地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伟大领袖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非常高兴，就号召全国城镇居民都学习他们。 艾书记说：大家想一想，××镇的人走在前面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有没有两只手？ 说着艾书记举起了自己的两只手，像捧着什么东西似的举着，同时眯起眼来欣赏着。又是太阳初升的时候，艾书记又是面朝东站着，那手在太阳光的照耀下愈显得肥厚红润，煞是好看。听讲的人看着这双手，都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手或者缩在背后，或者伸到眼前，或者暗暗地捏成拳头。他们在心里回答着艾书记：谁能没有手呢？宝塔集上只有一个“六指头”和一个断了几个手指的，可是没有一个人只有一只手或者没有手。 当然，我们都有一双手——艾书记代大家所作的回答要简练得多——，但是，我们却都是吃闲饭的！解放前，这里是地痞流氓的老窝，解放后虽然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造运动，也还是有几多：右派分子多，反革命分子多，投机倒把分子多，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多。 每讲到一种“分子”，艾书记就用右手把左手的一个指头按倒，最后还剩下一个大拇指头还伸着，不知道那代表什么“分子”。 还有——艾书记把伸着的大拇指也按倒了，集上最多的是商业人员，要那么多商人干什么？商人不从事生产劳动，只进行中间剥削。所以，宝塔集必须改造！怎么改造？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方向，到农村去，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宝塔集的大街，便可以改变为良田了。下放，是消灭城乡差别，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非走不可。 很难描述艾书记的报告在宝塔集人心里引起的震动和不安。对于艾书记对自己集镇的轻侮性的评价，他们并不放在心上，他们对家乡的感情远远不到引以为自豪，受到侮辱就要和人决斗的地步。宝塔集是大家的，不是哪一个人自己的。所以谁要对宝塔集泼屎泼尿，他们捂捂鼻子也就过去了，溅到自己身上的屎尿，也可以不声不响地洗一洗。可是，一个可怕的事实正在向他们逼近，这个事实是绕不过去的，这就是自己可能被下放到农村种地去。 宝塔集人没有研究过共产主义，将来也不会去进行这种研究。但是共产主义的道路，他们都是领教过了，那就是大跃进的年月。经一事长一智，宝塔集人在奔向共产主义的时候变得谨慎而保守了。所以，不管艾书记多么可敬可爱，对下放的伟大意义说得多深多好，人们还是不相信他的共产主义的许诺。他们不愿意离开宝塔集！但是有一点他们又深信不疑：决定权不在他们自己手里。艾书记说要把宝塔集的大街变成良田，他是有这样的权力的。这一点也不难，只要他命令人们把街上的石条一块一块地揭掉，就没有人敢不揭，就像他叫宝塔倒，宝塔就倒了一样。而且揭石条要比拆塔容易得多，宋明时代铺下的石条已经七撬八裂了，底下也没有埋着高僧的尸骨。 宝塔集人犯难了，是等着街上的石条揭掉之后再走呢？还是踩着尚未揭去的石条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宝塔集人沉默了很久。那些天，连大傻子的“油果儿——热的！热的——油果儿！”的叫声都让他们感到烦躁了。他们原来是很喜欢听那声音的。敢情大傻子不怕，在集上是光棍儿一条，下了乡还是光棍儿一条，所以才叫得这么得意。什么热的油果儿？出锅这么久的油果儿还会是热的？这孩子什么时候学会说谎了？ 艾书记啊，你有什么办法打破宝塔集人的沉默呢？ 艾书记找到了钱三文。他要钱三文来为宝塔集人现身说法，证明下放农村是绝对美好的。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宝塔集人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下放农村了，为什么不在以前的下放户中寻找一个榜样呢？ 钱三文原是说书艺人，靠一张嘴，一把扇子，一块惊堂木在宝塔集混了半辈子，而且混得很有名气。据说，钱三文原来是世家子弟，读过不少书，但后来一家人都败在鸦片烟枪底下。钱三文年纪轻轻时就成了大烟鬼。为了糊口。他不得不走上说书的路。他说书说得好，我小时候就和玉儿一起听他说过《三国》、《水浒》和《封神演义》，还有《施公案》和《彭公案》。真抓人啊！别看他长得像个痨病鬼，竹竿似的身体没有一处是稳当的，腰、腿、脖子都像松了的弹簧一样撑不起来，一动三摇晃，可是说起书来，他就有了精神，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惊堂木一拍，“各位听客”一叫，长着双眼皮的突出的大眼一瞪，他竟显得十分风采！话像连珠炮一样地喷出来，舌头转得比机器还要快。 可是“大跃进”使钱三文失了业，人们忙着各种各样的跃进去了，没有听他瞎胡吹。正好当时要下放一部分城镇人口“支援农业大跃进”，理所当然地轮上了钱三文。如今钱三文是个“老下放户”了，谁也不曾打听过，他下放以后的日子过得怎么样，至多是在他来赶集的时候随便问问：过得不赖吧？他想跟人家讲几句，人家早把头扭过去，忙自己的事了。他这才懂得集上人“半边脸”是什么意思，如今自己是“乡下人”了啊！可是今天他被选来当典型了，要他来教育那些过去几年冷淡了他的集上人了，真比叫他重新说书还叫他激动。而集上人，就只有惊奇的份儿。 钱三文的报告，真是没说的。不用讲稿，口惹悬河，哗哗哗地直往下流，流出来的都是下放农村以后的幸福和欢乐。他把农村生活描绘得真比天堂还要美，夏天，可以在树荫下乘凉，喝冰凉的井水——比冰淇淋还凉；冬天呢，烤着火，嗑着瓜子，腊肉挂在山墙上，想吃哪块吃哪块。最后，他还念了几句落场诗： 众位乡亲，老少爷们！若问我讲的当真？当真。不 假？不假。有诗为证：下放劳动真荣光，吃得饱来睡得 香，春夏秋冬勤耕作，共产主义万年长。 钱三文念完诗猛咽了两下口水，把大家引笑了，有人还忘情地叫了一声“好！”以为又在听钱三文说书了。可是艾书记的话马上把他们拉回到现实世界里： 如果我艾某人会骗你们，钱三文不会骗你们吧？钱三文你们总该信得过，我们宝塔集的艺术家嘛！他们老夫老妻，劳动力不算太强，还能过得这么好，你们的劳动力比他强多了，肯定会更好。散会以后，希望大家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开个家庭会商量商量。明天开始报名！希望明天公社革委会门庭若市。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早报名比晚报名好！下放是自愿的，可是为了革命的整体利益，自愿也要和强迫相结合。 说这些话的时候，艾书记的笑容仍然是灿烂的，太阳又照在他脸上了，可是听的人心里却都哆嗦了一下。宝塔集懂得“强迫和自愿相结合”的含意。大跃进时为了叫你吃食堂就扒你的锅灶，为了大炼钢铁就把你家的所有铁器都砸碎扔进炼铁炉里…… 钱三文被艾书记带走了，公社要招待这位“典型”吃饭。钱三文迎着太阳满脸喜气，艾书记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了！而需要考虑的人们却一个个愁眉苦脸地走回家去，太阳照着他们的脊梁。 顾维舜待一家人一回到家，就立即主持开了个家庭会，说：艾书记话里有杀气，你们没听出来吗？我们得拿个主意，是去还是不去？ 舍儿在他大伯家养了几个月的病，对农村生活是了解的，所以开口就骂钱三文吹牛，老不死的是讨巧卖乖混饭吃！但是舍儿又说，钱三文说的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乡下的日子清静。在乡下可以啥事都不管，只管自己。所以，我愿意下乡！我讨厌宝塔集！ 顾维舜看看儿子。他对钱三文的报告根本不感兴趣，他说，说书的人到什么时候都是说书的。把死的说活，再把活的说死，这就是说书人的本事，听他那一套？我怕的是农村不论是好是坏，我们都得去。不自愿就要强迫，我们还能等人家撵吗？艾书记这个人，如今真是觉悟提高了，上面说啥，他就办啥，而且办得又快又好 玉儿妈不赞成儿子和丈夫，他说：强迫也好，自愿也好，为什么一定会轮上我们？我们的老大两口子也算下放的吧？老三不是离开宝塔集以后死的？事不过三嘛！再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没种过地，不会干农活，在乡下怎么养活自己？还有几个孩子的事，一下乡不是更难办了？ 玉儿妈说的确有道理，那时候，顾家的几个儿女一个个都面临着难以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舍儿到了订婚的年纪。舍儿在大伯家养病时，自己看中了一个乡下闺女。玉儿妈本来不愿意，嫌乡下闺女没家教，当不好媳妇，但是舍儿大病初愈，她不敢和儿子拗劲儿，后来看到那闺女长得不错，性格也温和，不像集上的闺女疯疯势势的，她也中意了。那闺女一心盼着过集上生活，如今下放到农村去，还愿意不愿意？要是这件事蹬了，舍儿还能不能找到对象呢？ 其次是德儿。德儿结婚以后户口并没有迁到夫家去，这是玉儿妈的主意。玉儿妈想给闺女在集上留个根儿，将来有了孩子，户口也可以报在集上。一下放，德儿就没了这个根儿，就要一辈子老死乡下了。 玉儿也遇到麻烦了。她下了“五·七干校”，说得好听，实际上也是下放农村劳动去了。一个人带着孩子下乡不容易，所以她把女儿迎波送到宝塔集来了。今年迎波正好到了上学的年纪，下了乡上学的事怎么办呢？乡下当然也有学校，可是那是啥学校！迎波是上海人啊！ 怎么能撂下这些问题不管，一拍屁股就下乡去呢？玉儿妈是无论如何也不肯的。她劝丈夫说：你只管沉得住气，不要那边一敲钟，你这边就下跪。上一回永继贴大家报的时候你听了我的话，不是过来了？你一定说永继他们看到照片了，结果照片还是在自己家里。你要是去交代了呢？不又背上了一口黑锅？哪一回运动都是开始的时候又打雷又下雨，搞着搞着就没劲儿了。他动员他的，咱只管给他两个耳朵，听着就是了！ 可是顾维舜害怕，说这是侥幸心理。就算别人能挺过去，我们也挺不过去，我身上有污点啊！他说。 你有污点！你满身污泥！我没有！我干干净净的！要去你一个人自己去！我留在集上领孩子！玉儿妈生起气来。 你吃啥？顾维舜问妻子。 我替人家缝衣服，我有手艺。玉儿妈说。 政府不会让你干的，那是资本主义道路。顾维舜说。 我不管它是啥主义，我要吃饭！我没犯该饿死的罪！玉儿妈说。 顾维舜着起急来，他说好吧！我一个人下去！累死也好，饿死也好，总比叫人家抽着屁股往下撵好！这个宝塔集我也蹲够了！这么多年，哪一年安生过？下了乡，我说不定还能多活十年！ 你上哪去？玉儿妈见丈夫往外走，就问。 报名去。顾维舜说。 明天才开始呢，你吓唬谁？玉儿妈说。 玉儿妈哪里想到，顾维舜真的报名去了，而且不是给他一个人报名，是给全家人报了名了。他当然是第一。所以，当天下午艾书记就带着人，敲锣打鼓地给顾家送来了喜报。 当喜报送到门口时，玉儿妈和舍儿都还蒙在鼓里。喜报由“假老婆”拿着，他现在是宝塔集革委会的群众代表，正式的“官儿”了。他今天笑得特别甜蜜，竟然叫起玉儿妈“二先生娘子”了： 二先生娘子！你们一家人真光荣啊！宝塔集第一份儿！艾书记说了，一定给你们安排在最好的生产队！ 玉儿妈看着丈夫，他脸上正挂着谦恭的笑，听艾书记说话呢！她真恨不得抓过他来，扇他一巴掌，再吐他一脸！可是她还是忍住了，这一辈子，她从来只在家里耍威风，从不在别人面前让丈夫过不去。现在，她只能拿外孙女煞气。小迎波不知好歹，欢天喜地地去接喜报，还唱什么“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干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她气哼哼地朝小迎波头上拍了一下：哪有你的事，美得像个花棒槌！将来有你哭的时候！ 迎波不知道为什么捱打，只知道哭，她姥爷去哄她，要接过她手里的喜报，她不肯，祖孙俩一扯，把喜报扯成了两半。 这一下顾维舜慌了手脚，他竟敢当众斥责起玉儿妈来了：还不快去找浆糊把喜报贴在门匕！玉儿妈也竟然听了。 可是等送喜报的人一走，玉儿妈把大门一关，就要起威风来了。她往椅子上一坐，又拍桌子又哭叫，还骂起顾维舜来：老砍头的！我在你眼里算不算个人？你为啥代表我？你去，去把我的名字抹掉！我不去，我死也不去！ 随便玉儿妈怎么骂，顾维舜就是不言语。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他的心反而安定下来。他了解玉儿妈，她不会去把自己的名字抹掉的。他常常向别人夸奖自己的妻子：厉害是厉害，可是讲理。 顾维舜报了名之后，艾书记有了“突破口”，便调动了所有的力量，逐家逐户地动员了，他说，古时候打仗讲士气，战士们听鼓声，一而作，再而衰，三而竭。我们要趁热打铁，一鼓作气。他原打算把顾维舜也树成典型，让他说说一家人是怎么想通的。可是顾维舜把自己身上的“污点”—一向他展示以后，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决定采用“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各个突破”。 派到我家来作动员工作的是“假老婆”。虽然细想起来“假老婆”也没做过什么大坏事，可是我的父母就是讨厌他。所以，“假老婆”还没开口，我父亲就说：别白费唾沫了，反正我不去。“假老婆”说：艾书记讲，要把“底牌”亮给大家，宝塔集今后不再是集了。大家都得去。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请着不走打着走。我父亲说：你请我也不走，打我也不走。我们没有儿子，几个闺女都嫁了出去，叫我们老两口下乡喝西北风去？“假老婆”叫父亲为周纯一和高凡想想，不要给他们加罪了。父亲说：一人作事一人当。他们有罪我没罪。他们不能给我们养老，我们为啥要给他们背黑锅？ 话虽这么说，父亲到底有些犹豫。这么硬顶着，会不会给两个女婿加罪呢？他偷偷地找我们商量来了。 我和高凡一致认为：不能去！我们叫父亲到宝塔集上宣布，和两个女儿脱离关系。父亲说：哪能那么做！那不把老几辈的人都丢尽了？我不能干这种无情的事儿。高凡说：爸，你别迂。啥是有情啥是无情，躲得过去就好。我们住在乡下多少年了，乡下是啥样还不清楚吗？说得好听，农村需要城里人来支援，实际上农村自己的人都养不活了。就是需要人，也不需要你们这些七老八十的人呀！ 父亲说，是啊，真不懂上头为啥要这么干。谁不知道故土难离的道理？我随爷爷从湖北迁到宝塔集来，两辈人剃头，才挣下一点钱，开了个杂货铺，哪是容易的！合作化那阵子，我就不乐意，自己的店怎么成了大家的？可是那些东西还在，我还有一份儿，还能看得见，摸得着，心里还好过一点儿。一下放，不是啥都成了人家的？这不就像地主一样被没收了财产吗？ 高凡说：你当然不明白，爸。这叫变相失业。这几年搞运动把国家越搞越穷，城里养活不了那么多人，就把包袱往农村里甩。可惜农民不懂，不知道这是对他们的剥夺。他们已经穷得吃不饱了，还叫他们养活城里人。一碗稀饭两人喝，熬吧！ 父亲打我们家里回去就装病不出门了。有人来叫门也不应。不过，艾书记也没有再派人来逼迫我的父母。一天“假老婆”在街上碰到我母亲，煞有介事地把她叫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说：你们别怕了！艾书记说了话了，说他们老两口也确实有难处，毛主席说下放劳动要把“老弱病残”除外嘛！你们算老弱病残了！ 报名的人已经几百户了，可是没有一户动身的。大家都在观望着，推搪着，不肯马上办妥户口迁移手续。艾书记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他把那些已经报了名的人集中起来，限他们在几天之内交出户口簿和供粮证，搬到指定的村庄去，否则的话，就停止口粮供应，吊销户口！ 有人问：那还没报名的人呢？可以不去了？ 艾书记说：那不是你们的事儿！你们应该和先进分子比，为什么和那些落后的人比呢？ 人们突然意识到自己上当了。杨大傻子领头叫起来：上当了，我不去了！许多人跟着叫：不去了！不去了！ 艾书记拉下脸来：杨大傻子！你别太得意忘形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吗？你出身反动家庭我们可以不说，可是你自己反动成性，十几岁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文革中又跟着周纯一干了许多坏事。我们对你宽大处理，是要给你一条出路，你不要出路也可以，农村你可以不去Z中国这么大，还能没有你去的地方？ 吵闹的人们一下子安静下来。大傻子也低头不语了。艾书记这才又有了笑脸，问其余的人：怎么样？回去做着准备吧，咹？党什么时候骗过你们呢？ 人们漫声地应着，垂头丧气地走出了会场。 可怜的宝塔集人啊！他们原以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为自己寻找一块立足之地的权利。他们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过去的时代里，他们也有过迁徙，有过逃亡，可那还是他们自己决定的，像今天这样指定性的迁移，是历史上的第一回。可怜的宝塔集人啊！他们原以为自己在宝塔集上的一切都是自己辛辛苦苦挣下来的，应该永远属于自己，今天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党给的，人民给的，给予者随时都有剥夺的权利。一旦决定了要对你实行剥夺，你是绝对逃脱不掉的。每一个人所有的权利都与两个小本子联系在一起，户口簿，供粮证。没有了这两个小本子，你就成了黑人黑户，你不偷不抢，也成了孬人了。 只能把小本子交出去了。玉儿妈直到这时候才想起去辨认户口本上一个一个亲人的名字，那些她呼唤了几十年、记忆了几十年的名字原来是这样写的，她一笔一划用手指去描画那个“顾”字，好像不描下它，它就永远不存在了。好像自己一家人都在这个小本子里夹着呢，小本子一交，一家人都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他们的影子。她抱着小本子呜呜地哭，哭得丈夫和儿子也忍不住呜咽。丈夫劝她，全当涨了一场大水，把什么都冲跑了，从头开始，创家立业，从头开始，创家立业吧！当初我们从老爷老奶奶那里分出来的时候不也是啥也没有吗？ 啊！啊啊啊！玉儿妈大哭起来。她说，当年和老的分家是我自己愿意的，我想独立过日子，如今为了啥呀！我们还不如一粒灰星儿呢，灰星儿也不一定人家一吹就飞跑呀…… 说这些有啥用呢？顾维舜说。他把小本子从妻子手里拿过来的时候用了一点力气，使她哭得更欢了。为了不让自己心软，他赶紧走出了家门。在交出户口簿和供粮证的人中，顾维舜又成了第一个。他自然又受到了表扬，但是这样的表扬对他，真比对他抽鞭子还要可怕。他没敢径直回家，怕听玉儿妈的哭声和抱怨。他转到了河边。如今，这条可怕的河流在他眼里也变得亲切难舍了。淮河不通人性，但它有坏的时候也有好的时候，它不是一直掀起惊涛骇浪的，它不是年年都要吞没一切的。与它相比，宝塔集上的生活倒是恶劣得多…… 如今快到冬天了，淮河又消瘦了下来，河水缓慢地流淌，不时地停下来喘息——河道淤塞了。年年根治淮河，年年不得根治，治人消耗了太多的精力，这能怨谁呢？ 顾维舜在河边一直溜达到天黑才回家，玉儿妈已经和衣而卧，舍儿问声不响地坐在自己的屋里，迎波坐在他腿边，伏在他腿上睡着了。 顾维舜在儿子的床上坐了下来，问家里吃晚饭了没有，舍儿摇摇头。迎波呢？她不饿？顾维舜心疼地把外孙女搂在怀里。我给她买了两个烧饼。舍儿说。 舍儿，顾维舜叫了一声儿子，慢吞吞地说，有一件事儿对你说，又怕你不愿意…… 啥事儿？说吧！舍儿没精打采地望着父亲。 我想跟你一起给你奶奶爷爷上一趟坟。顾维舜说。 什么时候？舍儿问。 现在。白天不方便。顾维舜说。他担心地看着儿子，煤油灯下的儿子还像个孩子，可是事实上他已经是大人了。自己像儿子现在这般年纪的时候已经成家立业了。那时的自己真是野心勃勃啊！虽然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商店的帮工，可是他天天梦想着自己开大店，赚大钱，让妻女幸福，让祖宗荣耀。他也相信自己的梦是可以实现的。后来也算是实现了。他不知道现在的儿子是否也作梦，又作的什么梦。唉！儿子又能作什么梦呢？他还不能养活自己。他原来希望儿子能够读大学，恢复被祖辈中断了的书香门第，如今也成泡影了。这几年的高中就算读完了，一天的书也没念，就拿到一张毕业证，这算什么！他感到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儿子，所以要去上坟。 走吧！舍儿爽快地答应了父亲的要求。 顾维舜感到高兴，儿子真的长大了，开始理解长辈了。更叫他高兴的是，玉儿妈原来没有真睡，她听到了他们父子的对话，把迎波从丈夫怀里抱了过去，叫他们爷儿俩马上就去。她说：舍儿是该到坟地里去看看了，要不然将来连祖宗睡在哪里都找不到了。她把迎波放到自己床上，就着手给他们准备上坟用的东西：两刀纸，一盒香，还有一把手电。 顾维舜说：不烧纸了吧，夜里太惹眼，风又大。玉儿妈很随和，说：好吧，不过香一定要点。顾维舜答应着便领着儿子动身了。 顾家在宝塔集是外来户，所以没有老坟地。顾远山老两口的几分坟地是顾维舜在老奶奶去世的时候买下的。在淮河下游的某个地方，顾家曾经有房也有地，可是都在洪水和家族斗争中化为乌有了，所以他们才到了宝塔集。顾远山不断地教训自己的儿子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总要有个根，这根就是房子和坟地。人走到哪里，都要把这根扎好。顾远山在宝塔集一辈子，置下过几间房，也让大水冲倒了，现在顾维舜在宝塔集上也只能“溜人家的房檐”，租房子住。但是坟地总算置下了。这块坟地是顾远山亲自选定的，说风水好。那原是离宝塔集不远的一家农民的菜园，在一个向阳的高坡上，非常敞亮。那家农民的住宅就在高坡旁，宅前宅后都种满了栀子花，每到夏季，栀子盛开，香溢数里。“文革”以来，许多家的坟地都给平掉了，唯独顾家这一块小小的坟地还完好地保留着。那家农民好，他认为平人家的祖坟太缺德了。多少年来，坟地成了顾维舜寄托情思、诉说衷肠的唯一场所，一有心事，他就要到爹妈坟前去诉一诉，拜一拜，洒几滴眼泪，留几声叹息。自然都是偷偷摸摸地来，偷偷摸摸地去，对谁也不说。只有那家农民知道，但从不走漏风声，还设茶水招待，好言劝慰。所以，顾维舜把这家人看成了亲戚，对他们感激不尽。 爷俩走得快，不到半个小时就摸到了坟地。顾维舜和地的老主人打了个招呼，就和儿子到坟地去了。 因为在高坡上，风很大，顾维舜划着了几根火柴都让风吹灭了，最后爷俩抱在一起挡住风，才把香点着。很久没敢烧纸钱了，顾维舜估量着爹妈在“那边”已经缺钱花了，他只能求爹妈原谅自己的不孝。 几支香就插在坟前土里，顾维舜先跪下，舍儿也跟着跪下，顾维舜叩了三个头，舍儿也叩了三个头。顾维舜跪着说：老爷、老奶奶，我今天把舍儿也带来了，他长大了，你们也该高兴呀！舍儿虔诚地叫了一声“爷爷”又叫了一声“奶奶”。顾维舜说：老爷、老奶奶，儿子不肖，没能保住宝塔集的家，如今我们三兄弟都离开了宝塔集，儿子们辜负了你们的一片苦心了…… 舍儿跪在地上听着爸爸祷告，听到爸爸说到这里声音呜咽了，忍不住又叫了一声“爷爷”和“奶奶”。 起来吧。顾维舜对儿子柔声地说。父子俩又叩了一个头便站起身在背风的一面坐下，而背靠在坟堆上。这是父子俩第一次这样单独地在一起，可是并不叙话。顾维舜一直在咕咕噜噜地自言自语，舍儿也听不出他咕噜些什么。背后和头顶的风都带着哨子，舍儿有点怕，不由得朝父亲一边靠靠，父亲感到了，拉了他一把，说回去吧。 父子俩一前一后默默地往回走，风吹着哨子在背后追着，他们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到了“大桥洼”了。一座大桥，桥下有一片很大的洼地，野狗和野禽出没的地方，也不断创造出鬼怪传说。一到淮河涨水，就会有“黑鱼精”、“黄鳝精”出没，所以宝塔集人不吃黑鱼和黄鳝。顾维舜怕儿子害怕，便停下了脚步，说：不用怕。精精怪怪的东西，你不去惹它们，它们也不惹你。舍儿说：你朝前走吧，我不怕。但是他把手电筒按亮了，往桥下的洼地里扫着照了一圈，在一片汪水的地方停住了，说：那里是啥？ 别按手电！那里没啥。这路我熟，跟着我走。顾维舜拉起了儿子的手，高一脚低一脚地下了桥。舍儿的出气声越来越粗了。 别怨我。顾维舜对儿子说，没头没脑地。 但是儿子懂了，回答说：谁怨了？ 下乡以后，要学会走黑路呀！有时候会碰上鬼打墙，碰上的时候不要怕，心要定，走到天亮也就迷瞪过来了。我抗战时候就碰上过一回。顾维舜说。 放心吧，我能学会。舍儿回答着，声音里充满了委屈。 玉儿妈还没睡，她已经点完三根香了。 在西方世界的中古时期，曾经有过几次举世闻名的十字军东征。参加东征的，大部分是穷人，还有妇女和儿童。当时的教皇乌尔班鼓动那些穷苦的人去参加这些远征，他说： 我还能说什么呢？这边所有的不过是忧愁和贫困， 那一边有的是欢乐和丰足；这边你们是主的仇敌，到那边 你们就成了他的朋友。凡是要去的人都不要再拖延了， 先回去料理自己的事务，筹集些金钱作为路费，冬末春初 的时候，在上帝的引导下，奋勇地踏上征途吧！ 成千上万的人在主的感召下，怀着强烈的欲望，变卖了自己的家产，不顾一切地踏上了“主的道路”。路上，每看见一个堡垒或城堡，他们就要问：是不是到了耶路撒冷了？结果他们都死在路上了。主的道路，阿门！ 历史学家们对这几次东征的评价十分歧异，有人说这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伟大的交流，又有人说这是西方人对东方的一次可耻的掠夺。现在应该怎么看待这一段历史呢？我不知道。我只不过是心血来潮，偶然地想起它来，而且好像面对着他们——可敬的鼓动家乌尔班教皇和被他鼓动起来的可怜的穷人们。 宝塔集人开始大迁徙。 序幕又是杨大傻子拉开的。天还蒙蒙亮，他就以不同寻常的声音卖他的最后一次油果儿了——“油果儿——热的！热的——油果儿！快来买吧！最后一次了，明天想吃也没有了，热的——热的哄！” 不论是下放的还是不下放的，都被这喊声打动了，都来买大傻子的油果儿。玉儿妈买了四条，以前只买一条给迎波，今天要一家人都吃，一人一条。大傻子的油果儿很快卖完了。他回到他那间破屋里，卷起铺盖，扛在肩上就走了，他下放到杨小群那个生产队，正好可以照顾他的堂姊。 接着，一家一家地开始行动，离开宝塔集。 无论从哪方面看，宝塔集人的这一次迁徙与历史上的任何形式的大迁徙都不能相比。它的意义是革命的，它的动机是纯正的，它的形式是平和的——绝对地没有刀光和剑影。从这里走到那里，都是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同胞，自己的乡亲，因此一点也没有历史上为战争为逃荒而进行的迁徙的壮观和悲凉。他们对“这边”熟悉，对“那边”也了解；“这边”有的，“那边”也有，“这边”没有的，“那边”也缺乏。“这边”的人和“那边”的人，肤色一样黄，鼻子一样高，但是欢乐一样少，忧愁贫困一样多。所以迁徙者只有对旧有的一切的留恋，而没有对新的生活的渴望和欲求。 迁徙的队伍是这般地破烂和零散。一家一户地，用最原始的交通工具搬运着最简单的家具，锅碗瓢盆和睡觉的床。没有人唱“造反歌”，也没有人跳“忠字舞”，也没有哭叫和咒骂。人们都默默地、木然地搬着，走着。相熟的碰到了，只有简单的问和答： 也去吗？也去。 哪庄呢？×庄。 谁也不需要更多的信息。 顾维舜一家拖到傍晚才搬家。玉儿妈总舍不得，总说，不要急，还想想，还有什么事没办呢？一直拖到小晌午，舍儿在乡下的对象突然来了，说是听到了消息。那闺女进门就哭鼻子抹眼泪，说她不愿意舍儿一家搬到乡下去。我在乡下受够了才找上舍儿的啊，我的命又这么孬？她毫不顾忌地说。顾家人劝的劝，哄的哄，才上住了姑娘的哭，可是顾家人不敢向姑娘保证将来还能回到集上来。顾维舜夫妇让合儿好好和姑娘叙叙，安慰安慰她，舍儿带姑娘到了集外大路旁。从中午叙到傍晚，舍儿耷拉着脑袋回来了。爸妈问他谈得咋样，他没好气地说：走吧！一个大男人还怕找不到老婆？ 一家人的心都吊上了喉咙口。吊上喉咙口又怎么样呢？就是戳在头顶上也得走啊！ 现在用上了德儿的女婿。他拉来一架木板车，把岳父家的几样大家具都绑在车上了。他在前面拉，德儿在后边推着。舍儿用扁担挑着锅碗瓢盆在车子后面跟着，他的后边是顾维舜，挎着个大竹筐，筐里装着玉儿妈的鸡零狗碎，玉儿妈一样也舍不得丢。玉儿妈脚小，负不了重，家里人不让她拿东西，她左手抱着卷成一卷的“宝像”，右手牵着小迎波。迎波的右手空着，姥姥叫她提一盏小马灯，给一家人照着路上的坑坑洼洼…… 没有三步一回首，五步一徘徊。上了路就不回头。 板车的胶轮在不平坦的路上吱吱嘎嘎地叫，车上的家具在眼眶当当地摇，锅碗瓢盆在舍儿肩上哗哗啦啦地响，鸡零狗碎在顾维舜手里磕磕碰碰地跳。小迎波手里的小马灯点亮了，微弱的光亮被压成碎片，人影在碎片中闪闪烁烁，不成个儿也不成条…… 玉儿妈把外孙女的小手攥得很紧很紧，小迎波觉得有点痛。但是她不敢叫。她不懂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但是她不敢问姥姥，这几天，姥姥的脾气太坏了。黑暗和沉闷的气氛使她害怕，她不敢哭也不敢叫，她只是问姥姥：我可以唱支歌吗？姥姥说：唱吧！她唱了： 我家小弟弟， 半夜笑嘻嘻， 问他笑个啥， 梦见毛主席。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梦见毛主席。 因为走路，因为路不平，因为手被姥姥攥痛了，她唱得上气不接下气，那一连串的“哈哈”像唱累了的青蛙叫，大人们奖给她几声笑。她不那么害怕了，尽量把马灯举得高点再高点，并且不停地问：姥姥可看见？姥爷可看见？二姨、二姨父可看见？舅舅可看见？都说看见了，可是她的手臂好酸好酸哟！ 啊，艾书记呀艾书记！在强迫大部分“下放户”“自愿”搬迁之后，便着手对付那些“钉子户”了。 “拔钉子”自然要用一些力气和工具，不再是绝对和平的了。不过仍然没有刀光剑影，动用的都是劳动工具，铁锹、钉耙之类。民兵出动了，但不是打仗和抓人，只是去扒“钉子户”的房屋，叫他们在宝塔集上无藏身之处。没有人去扒那些“钉子户”的男人女人身上的衣服，至于一些女人和男人为了阻止自己的房子被扒而脱光了自己的衣服爬上房顶，责任全在他们自己。 扒房子的情景难以尽述。我听到了许多扒房子的故事，把它们复述出来无非是一些陈词滥调。诸如大人哭，孩子叫，拉拉扯扯，打打闹闹，叩头泣血，苦苦求告之类。有人打了个比方，叫我想想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土匪进集的情况，说“就像那”！我觉得这比方很不确切。土匪和艾书记岂可以相提并论？土匪目标凶恶，要杀人越货，鱼肉女色；艾书记扒房子，却是为了崇高的目标。是为了执行“最高指示”，而没有个人目的。而且他们连砖瓦都不要，房子扒了，砖瓦依然归还原主，叫他拉到乡下盖房子去了。 没有人统计这一次在宝塔集上共扒掉了多少房子，人们只记得相当于一场洪水。几天后，宝塔集便空旷了许多，成了和农村差不多的“广阔天地”了。不过，完成了这项伟业的艾书记并没有实现变大街为良田的豪言壮语，因为那大话本来也只是说说而已，宝塔集人相信了，能怪艾书记？ 艾书记又一次成为全县的风云人物，一时之间足迹遍及全县全地区，传授开展城镇居民下放运动的经验，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宝塔集的伟大胜利。之后，艾书记就升迁了，当上了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官复原职了。县广播站为艾书记的出色成绩发表评论，说这又一次证明我们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即使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感召和教育下，也能幡然悔悟，死不改悔的只是极少数，真正是一小撮。 顾维舜一家下放到刘庄，也就是“先进典型”钱三文下放的地方。钱三文现在是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因为宣传下放有功，公社让他参加了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什么新的“最高指示”或“战略部署”下来的时候，都少不了要他去“现身说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他那副瘦弱的身子怎么能体现那么多的“法”。 顾家人走到村里的时候，已经很晚很晚，村里人都已经睡了。生产队会计把他们领到一个破草棚里，叫他们先住下再说。第二天一早，女队长来通知，说生产队要为他们一家人的到来开个欢迎会。顾维舜说：不用了吧，以后都是自己人了，还欢迎啥。女队长说：啥话？上头布置下来，有下放户的地方都要开，咱村不开行吗？玉儿妈说，欢迎会我们去，可是先得把家安顿下来呀！ 女队长朝玉儿妈看了一眼，说：家不是安顿好了？还有啥要安顿的？ 女队长人长得漂漂亮亮的，嘴里还有一颗金色的牙，大概不是金的。她说话声音响亮，神情果断，叫人不敢不服。可是顾维舜还是怯生生地问了一句：安顿好了？昨天晚上我们暂时住在牛屋里 就住在牛屋里！谁给你们准备好房子了呢？上头有一点安家费给你们，等割完了麦子给你们盖房。不用急，宅基地都划好了。女队长说。 玉儿妈说：等割了麦？还有几个月呢！ 女队长说：那有啥法？我先走了！ 女队长走了。顾维舜一想到要在牛屋里住几个月，身上就像被泼了凉水，阴丝丝的。可是他也不敢再说什么，只得和一家人去参加欢迎会。 欢迎会在场地上召开。钱三文神气活现地和女队长坐在一起，其余的人都坐在他们对面，席地而坐。 女队长叫顾家人一个个站起来向大家介绍，然后叫大家热烈鼓掌。 你们来了，我们欢迎。女队长说话的时候仍然坐着，一点也不像致欢迎词的样子。 现在我向你们介绍一下我们刘庄生产队的情况。我们刘庄是一个队，我是队长，姓孙，会计姓刘，是我男人。女队长说。顾维舜听到这里，努力想昨晚那位会计的模样，一点也想不起来。 丑话说在前面，我们刘庄队很穷。我们解放前就穷，全村没有一户地主，也没有一户富农，都是贫农下中农。我们缺的不是劳动力，而是牲口。两队只有两条小毛驴，又要拉犁，又要推磨，推磨了就不能拉犁，拉犁了就不能推磨，所以有时候要拿人当牲口，抱着磨棍去推磨。不是吓唬你们，我怕你们吃不了这样的苦。 顾维舜诚惶诚恐，人家要的是牲口！他一连对女队长说了好几声：不怕苦，不怕苦，就是给大家添麻烦了。 女队长说：客套话也不用说。添麻烦不添麻烦也不是你们自己愿意来的。不是上头叫你们来，你们也不会来，就是来了，我们也要把你们赶回去。这就像毛主席说的，我们为着一个革命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就算我们有缘吧。我说苦，是给你们打打预防针，不要像钱三文…… 钱三文马上打断女队长的话：对了，要不怕苦。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要脱胎换骨…… 女队长说：行了行了，又没有叫你宣传。我看你的牛皮越吹越神啦！你说不苦，我明天就叫你下地干活，行不行？你一定又要叫爹叫娘啦！说好队长呀，我有病，我吐过血…… 钱三文摸了一下脸，说：是吐过血…… 那还吹啥！老实告诉你吧！叫你参加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我的主意，可以从公社要一点工分补贴，比我们一个队养活你轻松点儿，你以为自己真的是标兵了。好，欢迎会完了，散会！ 女队长好厉害啊！要是别人被她这么一讲，早就羞得帽子也戴不住了，可是钱三文好像没事人一样，散会的时候还嘻嘻哈哈地和别人开玩笑，一个大个子妇女说：集上人真是脸皮厚！钱三文马上接嘴说：对了，脸皮厚，吃块肉；脸皮薄，吃不着。 女队长说：算了，钱三文，别要嘴皮子了，领着顾维舜他们去看看村庄和给他们的宅基地吧！钱三文唯唯答应，女队长一走，他又活跃起来，俨然“典型”模样了。 宅基地的位置不错，靠近村口，离公路和水井都不远。宅基外面是一条围沟，围沟的水很清，沟边长着芦苇，沟沿上还有十几棵差不多已经成材的树，大部分是苦楝树，还有一棵枣树和一棵香椿树。 顾维舜指着那些村问：这些都是谁家的？ 钱三文哈哈大笑：看你问的！到底是顾先生！在谁的宅基地上就是谁的。所以，这些树都姓顾，懂吗？ 顾维舜连忙摆手，说：我不要，我不要，人家的东西，怎么可以 钱三文翻着一双大眼，把顾维舜上上下下打量了两遍，好像不认识似的，然后转过头对玉儿妈说：你家这位先生真有意思，怎么可以？怎么不可以？这些树是后头那一家栽的，就是那个说集上人脸皮厚的女人家的，她男人姓刘，她姓顾，你叫他们敢要？政策嘛！ 顾维舜摇着头：这是侵占人家东西呀！他们若要，就给他们。玉儿妈喜爱地看着那些树，说：可以打家具了。 钱三文说：还是二嫂子心里亮堂！这位顾先生呀！哎，我说老顾呀老顾！过去在集上只听说你们顾家三兄弟是好人，今天见了面，才知道是名不虚传呀！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刚下放的那阵子也跟你现在一样想法，觉得自己到这里来占了人家的东西。有时睡到半夜起来找我的惊堂木，着呀！我不在集上说书挣钱，跑到这里干什么来了？人家的日子过得好好的，我为什么硬插一腿？我算是窃贼还是盗匪？可是慢慢地，我就想开了，不错，我占了人家的，可是谁又占了我的呢？咱们在集上不也是日子过得好好的？你开你的店，我说我的书，可是到头来，你开不成店了，我也说不成书了。咱们也要吃饭，也要养家活口，不占人家的，咱们吃啥？再说，又不是咱们要占的，是政府送咱们来的。这就叫： 三十年风水轮流转， 转来转去为吃饭。 你吃我来我吃你， 吃亏便宜都别算。 舍儿拍手叫道：钱三爷说得有理！ 钱三文得意地把手在空中一劈，像甩惊堂木的样子，把舍儿拉到自己身边，拍着舍儿的肩头说：你三爷当然有理。你听过我说的《三国》吧，其实天下事都是三国演义，什么正反、忠奸，无非两个字：争夺。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旗号是维护汉室江山，反对汉贼篡权。请问，那天下是何时姓刘的？又是怎么姓刘的？你听我说！想当年，那刘邦也不过是一个下三流的小吏，和项羽争天下，争得死去活来，还耍了不少赖皮。当初他和项羽相约，先进咸阳为皇上，后进咸阳扶保在朝纲，他先进了咸阳…… 钱三文说起书来了，唾沫星子乱溅。玉儿妈听得不耐烦，便说：舍儿！就听你的嘴巴巴地说个不停了，倒夜壶一样！ 钱三文笑道：二嫂子指桑骂槐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 玉儿妈也笑了，说：到你家看看吧，看看腊肉挂在哪里。 钱三文冲玉儿妈笑笑，有点尴尬，他说：二嫂子还会说笑话。好好！请光临寒舍。到了！到了！ 真正是寒舍。一间草屋，进门都得低着头。房内只有一张破床一口灶，几个盛粮食的巴斗，几捆柴草，其它什么也没有了。 舍儿故意往墙上看：肉呢？ 钱三文指着一串秫秫杪子扎的刷锅把子说：那不是？ 钱三文的老伴钱三娘怯生生地站在门口，像不敢进门的穷亲戚，不说话，只赔着笑。这老女人和丈夫一样是个细长个儿，只是白净、端正得多。若是稍微利用一点想象力，还可以依稀辨认她年轻时的俊俏模样。并且想象出她虽然不是大家闺秀，却也是一块小家碧玉。可是如今的她却像一根被打光了叶子的芦苇了。微风也会使她瑟索，她穿得太少了，虽说已不是三九大寒，穿两条单裤也是冷的。她的眼好像也不行了，眼珠子浑得很，还不停地流泪，眼梢也烂着。 玉儿妈拍着自己坐着的床，招呼道：三嫂子进来坐呀！ 钱三娘不好意思地摇摇头：顾先生坐吧，舍儿坐吧。茶也没有。老头子挑不动井水，天天都是我一小桶一小桶地往上吊，这两天我身子不舒服，不能吊了，只好吃那围沟的水。不敢用沟水烧茶给你们喝，你看着水怪清，其实沟里啥都洗，去年还有人淹死在里面…… 钱三文说：没茶没茶就是了，啰嗦那么多干什么？ 玉儿妈朝钱三文撇撇嘴，又对钱三娘说：你老头子把乡下的日子说得像盆儿景一样美，你倒卖起赖了！ 钱三娘又不好意思地笑笑：他是为了混饭吃。家里有啥吃的？他东一顿西一顿地混饱了，也可以不管这个家了。 玉儿妈把手一拍，想再说什么，顾维舜怕她又要挖苦钱三文，便向她摆摆手，说：回去吧，既然要在牛棚里住几个月，总得拾掇拾摄。 玉儿妈不耐烦地说：一个破草棚，咋拾掇？ 顾维舜说：总要把东西归归拢，啥东西摆在哈地方呀！还要贴“宝像”。 钱三文马上接腔，说：对，对！“宝像”不能忘。还要垒一个“宝书台”呢！咱们县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县，家家有毛主席像，户户有“宝书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玉儿妈说：哎呀！这毛驴真能叫，不知道拉犁子推磨咋样。 顾维舜莫名其妙地到处找，问：驴在哪里？我咋没听见驴叫？ 玉儿妈说：你聋啦！ 小迎波笑着拉着姥姥的手，说：我知道驴在哪里了！姥姥，是不是钱三爷？顾家和钱家的大人们一起嘿嘿地笑，顾维舜笑着说：童言无忌，童言无忌。 玉儿妈到底是玉儿妈，一间牛屋在她手下变成一间过得去的住房了。 所有的墙壁都用旧报纸糊过了，缝缝隙隙和肮里肮脏的东西都盖住了，也敞亮了许多。 两铺床对面铺着，舍儿爷俩睡一铺，迎波和姥姥睡一铺。没有办法，三代同堂，只能这样住了。 一张八仙桌放在房子的正中央，隔开了两张床。“宝像”就贴在八仙桌后面的墙上。八仙桌的左侧，用土坯垒了一个“宝书台”，专放毛主席的著作。虽说是家里没有大知识分子，拥有的“宝书”还真不少，几十本。有买的，有发的，还有千方百计向别人讨来的，把个小小的“宝书台”都占满了。不过，这在当时不算稀奇。据统计，本地区在一年之中就发行了各种“宝书”一百多万套，语录和“宝像”一干多万张，加上以前每年发行的，一共该有多少了？全地区大人孩子加在一起才有七百万啊！要知道这其中还有一大半是不识字的文盲，根本看不懂“宝书”，那识字的人还不该“能者多劳”？ 村上的人都好奇地来参观这一家新社员的家庭陈设，没有不夸奖的。都说到底是集上人，会拾掇东西。还有那么多的书本！ 那位说集上人脸皮厚的大嫂子也来了，她主动向顾家人介绍自己：我也姓顾，叫顾凤莲。当家的姓孙，和女队长是本家。你们来了我高兴，我娘家人都死完了，我把你家当娘家走，好吧？ 玉儿妈忙说：好！咋不好呢！ 好！那我以后就叫你们爹和娘了！顾凤莲说。 顾维舜连说：不敢，不敢。听说分给我们的宅基地上的树原来是你家的。 顾凤莲说：是啊！本来准备给儿子结婚时用的…… 玉儿妈说：我们原来开店用的东西现在都归了别人了！ 顾凤莲说：那当然了！都是政府的政策，俺们有啥话说？说罢，她两只手扒着八仙桌摇了几下，然后拍着手叫道：好了！以后咱庄上请客不用到外庄去借八仙桌了！娘，我对你说，俺庄上没有一张木头桌子！ 玉几妈有几分骄傲，她也把八仙桌子摇了摇，说：这算啥桌子哟！腿不一样齐，桌面也开裂了，又没上过漆。我本来有几张好桌子，有带抽斗的，有雕花的，都漆得红堂堂的，不是涨水的时候劈了，就是困难的时候卖了。这一张是临时凑合的。 顾凤莲说：就这张也不错了。过几天我就来借！ 玉儿妈没有回答，她突然觉得这张桌子是宝贝了。可是顾维舜回答了：行！谁要用只管来搬！啥是你的我的，不分了！不分了！ 要支起一个临时的锅灶，屋里实在摆不下了，德儿女婿就在外面给他们搭了个草房子。现在，玉儿妈知道乡下女婿的好处了，所以见了女婿眉开眼笑，顺心多了。 刚刚把家安顿好，顾维舜就去找女队长，汇报自己的情况，要求分配农活。 女队长爽快地说：你的情况我知道。我问过艾书记，顾维舜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敌我矛盾，我就把他当敌人，是人民内部呢，我就把他当自己人。艾书记说，就当他人民内部吧！那我就把你当自己人了。顾维舜连声感谢，说虽然政府对自己宽大，自己还是要自觉改造，要女队长分配给他重活、脏活。 女队长把顾维舜上下看了几眼，似笑非笑地说：算了吧，不要逞能。你们家没一个能干活的。要不是艾书记说情，我真不愿意要你们。艾书记说，把你们分到别处可能受气，我不会给人气受。顾维舜自然又是一阵感激。结果女队长分配他去看稻田，赶麻雀，舍儿算是“半劳力”，和妇女一起干活。 顾维舜在心里叫着“菩萨保佑”，感谢着艾书记的照顾。回到家跟玉儿妈和舍儿一说，他们也都欢喜不尽，只是舍儿和妇女一起干活有点怕，说乡下女人粗鲁。 天不作美，在一家人心绪刚刚安定下来，准备打火作饭的时候，它竟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风雨交加，一派秋雨的气势。刚刚布置好的新家乱了套。屋子漏水，而且不是一处漏，几乎是处处漏。床上漏湿了，只能挪动，歪歪斜斜地摆着，也还是躲不过小雨般的漏水。迎波吓得哇哇叫，玉儿妈忙着堵漏洞，顾不上管她，她哭了。舍儿堵漏洞堵得正心烦，一听见迎波哭，就吵：哭啥？叫你妈把你领回去算了！迎波哭得更欢，真的叫起了妈妈。 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门口，对他们说：光挪动东西不行吧？房顶要盖草。他戴着顶斗笠遮住了半边脸，顾家人谁也不认识他。 那人走进门来，脱去斗笠，对顾维舜作自我介绍：我叫黄山，将来和你们是邻居，钱三文家的东边两间屋是我的。我跟你们一样是下放户，不过比你们早多了。他讲话斯斯文文，慢慢吞吞，像个读书人。顾家人都对他“噢噢”了两声，还是想不起他是谁。 你是哪里人？我怎么觉着有点面善呢？对不起，冒昧冒昧。顾维舜满身淋了雨水，还不忘以斯文对斯文。 我也是宝塔集人。说起来我还该叫你一声叔呢！黄山说。 顾维舜仍然想不起来，只得说：少见，少见，令尊是——？ 就是福音堂的传教士，我父亲给玉儿姊开过刀的！黄山说。 噢！顾维舜和玉儿妈都想起来了。他父亲是五０年以反革命罪被抓的，谁也不知他犯了什么罪，而且从那以后就没有消息，只听说他的妻儿回老家去了，想不到在这里碰上了他的儿子。 令尊——他还好吧？顾维舜试探着问。 不在了。黄山说。见顾家人脸上的同情，他笑笑：他六０年被释放，没回到宝塔集就饿死了。我也是以后才知道的。好了，叔，这些话以后再叙，补房子要紧，我去搬梯子、叫人，你们准备点麦草。说着他就跑了出去。 顾维舜一边搬麦草一边说：这天下真小，碰来碰去，总是这些人。也算缘分，宝塔集人散不了。 不一会儿，黄山就搬着梯子来了，后面还跟着几个人，头上都顶着塑料布。女队长也来了。顾家人一边说着感激的话，一边把麦草往房顶上送，麦草不够，又找了几个麻袋盖在房顶上。 盖好了房顶，女队长拍着手上的泥说：委屈你们了。再漏的话，找我。说罢就走，黄山等人也跟着走了。 雨还在哗哗地下，房顶不大漏了，还是四处嘀嗒。搭起的厨房里灌满了水，进不去了。玉儿妈叫舍儿搬了几块砖头，在床前垒了一个简易灶，煮了一点山芋吃了，算是晚饭。 雨还是不停地下，盖过的房顶也不大顶用了。顾维舜想再去找队长，玉儿妈不许：不能睡就坐着！你不是说多活十年吗？这一回就叫你多活十年吧！说完，她就谁也不理，把刚才垒灶烧饭的地方收拾干净，又把床朝不大漏雨的地方拉了拉，叫迎波睡下。她自己坐在迎波身边，撑起一把破伞，挡住不时掉下来的雨滴。 顾维舜父子也不再说话，也撑起一把伞背靠背地坐在床上。 顾家人就这样开始了社会主义农村的新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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