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好像，一切都过去了。 周纯一像个锁在笼子里的妖魔，被突然放了出来，兴风作浪，发疯发狂，把我们卷入了一场我们本该冷眼旁观的斗争，萌动了本不该萌动的欲望和幻想，如今都过去了。在那一场混乱的争斗中，周纯一又成了俘虏，重新被关进了笼子里，而我们，则大部分由集上人变成了乡下人。 细想起来，我们也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得到了——我和高凡自从结婚以来都不曾这样朝朝暮暮、耳鬓厮磨过。过去他为我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如今轮上我报答他了。我尽最大的努力，使他过得愉快、舒服。 唯一的不足是，日子越过越穷了。虽然报纸上说，淮北地区自从开展农业学大寨以来粮食产量每年递增百分之八点五，我们的口粮供应量却是每年递减百分之二十五。前年每人分到口粮四百多斤，去年只有三百多斤，而今年，便只有二百多斤了。好在我们都有了捱饿的经验，小来小去的饥饿也难不倒我们。我们可以把红芋和红芋干子当主粮，红芋面，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有红芋就好。我学着用红芋做各种各样的饭食，丈夫和儿子都很满意。 我对高凡说，不如再生个女儿。如果你愿意，我们还可以像乡下人一样多生它几个男孩女孩。整天围着孩子转，也是人生的大乐趣。而且，我真的怀孕了。 高凡直摇头，他说：当年把你打成右派真是历史的误会，你只想做贤妻良母，哪里会篡党篡国？我说不见得，女人是天生的创造者，既然不允许她们创造历史，那就只好创造人了。人是最可宝贵的，这是伟大领袖说的。我创造了人，再让人去创造历史，这也是曲线篡国。高凡笑得不行，把我搂得紧紧的，说：我懂，我懂！最有头脑的女人往往也是感情最丰富的女人，所以我死死地盯住你不放，你当了右派也还是要娶你当老婆。总有一天，我将向全世界证明，世界上最好的女人被我娶到了……我被他说得直掉泪。 但是，既然还生活在中国，既然外面还在进行着一场又一场殊死的斗争，我们就不可能不闻到一点硝烟味。我们仍然有兴趣收集各种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不时地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知道“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已经开始了火饼，林彪从“接班人”的宝座上摔下来了，摔得粉碎。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当看客，或多或少总要有一点“参与”行动，否则不又成了“死角”？每一次有“最新最高指示”传达的时候，《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有重要文章发表的时候，上头总要布置学习讨论，之后还要汇报，这时我们的书元哥（他是新任队长了）便找到我们，要我们念报给大家听，要我们给上头写汇报。上头要求，传达“最高指示”要做到快、广、深、高，我们的汇报上也就这样写，我们做到了： 快：传达最高指示从来不过夜 广：上到一百三，下到手里搀，都听到了传达。“一百三”是过了百岁的老人，“手里搀”指刚会走路的孩子。 深：深到了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 高：把对伟大领袖的忠诚提到了最高水平。 总之，红太阳已经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冉冉升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我们张庄生产队高高飘扬。 当然都是扯淡！吹牛！事实是，每一次传达都很费劲，别说是老人和孩子，就是年轻力壮的人也不肯应召开会。七请八邀，也只有三五个人来点卯。但是书元要我们这样写，下了台的张队长更给我们出主意，他说：×他娘！又兴吹牛了！像大跃进时那样。那时吹地里的产量高，如今吹人的觉悟高。吹吧，吹！吹死人不抵偿。 我真怕上头人来检查，查出来是假的，罪名就落到我和高凡头上了。书元说：不怕。我摸清上头的脾气了，就是喜欢大家跟着吹。 张队长说：查？咋查？我说我心里升起了红太阳，你查得出来吗？用Ｘ光照，还是用手摸？喝口西北风也能放个屁，说是吃饱了撑的！ 慢慢地，我的胆子就大起来了，并且从吹牛说谎中得到了不少乐趣。 我最得意的是那一次批判林彪的汇报。 要公布林彪的罪状，批判林彪，不论书元怎么吆喝，只来了七八个人，不等到宣读报纸，就批起来了。 我的儿！谁的胆子这么大，批起林彪来了？我前几天进城还看见墙上贴着林彪和毛主席在井冈山上一起拍的照片呢，两个人都笑眯眯的。 管它弄熊！一天一个样儿，谁知道林彪是谁的爹，谁的儿？ 我说，别扯了，林彪已经垮台了。墙上的那张画是假的，上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师的是朱德，林彪那时挨不上号。 看到画的那个人不服：我瞎扯还是你瞎扯？不信你进城去看看。两个人都笑眯眯的，还有假？ 我说：你是信画，还是信历史？ 那人还争：我的天！画得跟真的一样都不能信，还能信啥历史吗？ 书元不耐烦地说：李翠！念报，念完回家睡觉，困死了。 书元就知道跟女人睡觉！有人开起玩笑来。 谁不跟女人睡觉？皇帝老子也少不了…… 我怕书元说出不合时宜的话来，不等他说完就开始念报。可是我刚刚念了五六旬，人们就开始打瞌睡了，就数书元睡得快，睡得沉，鼾声像口哨。我照念不误，为了不和鼾声比高，我把声音调到了低度： “林彪对文化大革命充满仇恨，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说农民现在缺吃少穿，说中国是国富民穷，说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变相劳改，说干部下放是变相失业，说工人的工资实际上冻结，说红卫兵是被利用，先当炮灰，后当替罪羔羊，说所有的人都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只是敢怒不敢言……” ×他妈哟！一直闭着眼养神的张队长突然睁开眼来，大声地叫骂，把大家都吵醒了。他看见大家都看着他，有了劲儿，更大声地说：林彪这人坏归坏，到底还说了几句人话。 林彪说啥了？几个人一齐问，并且叫我再念念。 我不敢再念，还替张队长遮掩，我说：你们都睡糊涂了，没听见张队长说林彪没说一句人话吗？ 书元迷迷糊糊地说：咋没听到？听到了！说得对，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林彪当然不会说人话。 哎呀，我早就觉得他是奸臣了。你看那眉毛！脸上还没有四两肉。 不能光看长相。杨贵妃长得好，祸国殃民。 长相也不能不看。忠臣都长得富态，你看周总理。 就讲，毛主席的本事那么大，早先咋看不出他是坏人呢？ 林彪会哄呀！我的儿哟，连毛主席都叫他哄住了。这人真算本事大的！…… 这就是所谓“讨论”了。自然还扯了一些别的话，都不便在这里记录了。扯了不大一会儿，又有人打起了呵欠。书元便宣布散会。而我便又要编汇报了。 我编得很好。好像突然来了灵感似的，编起来毫不吃力。我说，正在“靠边”审查的张队长听了林彪的那些无耻谰言，肺都气炸了！他跳起来说：这东西真是没讲一句人话！大家说：那当然，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嘛！会上有人提出疑问：为啥不早一点把林彪揪出来呢？新队长张书元说：这就像咱地里的庄稼，长熟了才能割。没熟的时候就割，收不到粮食呀！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妈妈说：对，这好比谁长了脓疮，熟了才好开刀。毛主席等林彪的疮熟了才割掉它，真正是英明伟大！林彪说农民缺吃少穿，几位农民一齐驳斥，说：叫他们到咱这里看看！他来的时候，咱人人都穿新衣服，家家都吃白面馍，气死他！张书元队长幽默地说：走不到咱庄他就气死了。他坐了三叉戟逃跑，摔死了。五保户张奶奶高兴地拍手笑，连说：活该！活该！只是，咱喂的鸡咋不关好？让他偷走了三只鸡，可惜了！把鸡给毛主席补补身子多好！原来老人年纪大了耳朵背，把“三叉戟”听成“三只鸡”了。别人对她作了解释，她说好，好！把那鸡杀了煨汤给毛主席喝吧！会场上充满了胜利的欢笑。 高凡看了我的稿子，笑得在床上打滚，然后双手抱着我的头使劲儿地摇：翠儿，翠儿！让我听听这小脑袋瓜里装的是啥？为什么能编出这么好玩的东西？你可以写小说，知道吗？将来你去当作家吧！ 我自己也笑得喘不过气来，得意地说：真说不定，我将来若是真的成了作家，我就要写今天这样的日子，叫《荒唐史话》。 不要光写今天，翠儿，还要写昨天和明天。高凡说。 我问是不是都叫《荒唐史话》，他说都叫《荒唐史话》。 我立即拿出笔来，在笔记本上写下：×年×月×日，李翠在她丈夫高凡的鼓动下，立志要当作家，写一部表现昨天、今天和明天的《荒唐史话》。恐日后食言，立此存照。 高凡看了，在《荒唐史话》前加了“伟大的”三个字，然后说：不过翠儿，现在你还不是作家，不要滥用创造的权利，把汇报上鸡不鸡的那一段删掉吧，何必把辫子交到人家手里？ 我顺从了高凡。其实我也是兴之所至，编了玩玩的。 我不大情愿回宝塔集了。偶然回去一次，也是三日两日便回，除了帮助父母处理一些事情，很少出去串门儿，对舍儿和小群他们的情况，也就不大了解了。要不是书元弟弟活宝二呆突然出现，我大概会把他们忘记的。 二呆自打那年被抓进监狱，一直没有一点儿消息。书元也去打听过，可是都说那是“特殊案件”，密不透风的。书元说，不去打听他了！他索性死了也干净了。干出这种事来！村里人隔三岔五地问一句：二呆怎么这几年一直不来了？我们也都说不知道。 哪知道这个不争气的二呆偏偏能活。又回到张庄来了。 他越变越丑了。要是黑夜里他突然在你面前一站，再打个闪电往他身上一照，你准以为是鬼来了，不把你吓个半死才怪。腿是早就瘸了的，也不十分厉害，也不是他身上最丑陋的地方。是他的眉眼，他的举上，他的整个的样子，叫人看不下去。他的五官本来是端正的，和书元差不多，现在却完全走了样，像被什么凸凹不平的东西挤压过，弄得肿不像肿，胖不像胖，歪不像歪，斜不像斜。问题大概出在他的神态上，他总是不停地做着鬼脸，不是咧嘴就是挤眼，要不就是用手指往鼻孔里使劲地捅，他的手指很细很细，差不多完全可以戳进鼻孔里去，我担心它会挖出一块胭子来。三十多岁的人自然有了胡子，但他的胡子显然是从来不刮也不剃。头发长得差不多像女人了，是不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 不是，我都出来几年了。我命大，多少像我一样进去的人，不是死了，就是疯了，没有几个像我这样活着出来的！我的命大，真大。他得意地说，唾沫星子乱飞。 他说他这几年在到处流浪，在周游中国，北京、上海、南京、杭州、还有西安和延安，都去过了。是不花钱旅行，他靠讨饭养活自己。 那你还回来干什么？书元气恼地说。 他嘻嘻一笑：想讨个女人。 别睡着地摸着天，想得高了。谁会要你！书元说。 我不讲究，哥。不论是丑的俊的，也不论是二婚、三婚，是女人能生养就行。他仍然嘻嘻地笑着。 书元嫂子被他逗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她说：你说得轻巧！现在乡下就是女人金贵。你不讲丑俊？有头有脸的年轻人也不敢讲丑俊！你去看看俺庄刚娶来的那个新媳妇！新郎倌光光堂堂的多漂亮，她呢？一脸的疤拉！连眼皮上都是疤拉！可她还厉害得不行，把老婆子一家折磨得淌屎水儿。你想讨老婆？得像猪八戒那样，变个样子才行…… 二果说：别这么说，嫂子！丑人有丑福。我心里有个人，你托人去给我说说。 书元嫂子说：好吧，你说，是盘丝洞里的蜘蛛精呢，还是山窝里的狐狸精？ 翠儿妹子知道，是杨小群。二呆说。他说他讨饭曾经讨到杨小群那庄，看见小群了，她过去长得那么俊，如今却丑得像妖怪。她男人死了，一窝孩子，生活很困难，人也不正经，还能想个啥样的人要她呢？ 我对二呆的话感到恶心，我说：你胡说，二呆！小群怎么不正经？ 二呆赌咒：说瞎话我不是人！小群不正经！这是她庄上人对我说的。我想去找她，可是她不理我，说不认识我。她的老婆子也不让我进门，用拐棍打我。所以我回来找你们，我明媒正娶，总对得起她了吧？翠儿妹子，你去替我说说，好吧？你对她说：我能养活她的全家，我会治病，是医生。 书元一把揪住二呆的耳朵，说：你还吹！还吹！人都叫你丢尽了。 二呆一手护住自己的耳朵，一手拚命摇着：我不是吹，是真的。我讨饭的时候碰到蔡抱一，他可怜我就教我学医。可惜蔡抱一死了，要不你们去问问他。 书元气得要打，被高凡拦住了。高凡说：让我考考他，就知道他讲的是真是假。 高凡读书杂，对中医中药略微懂得一些。家里人小毛小病的，他也能治了。还会点针灸，我曾送给他两句打油诗：胆大妄为高医生，一针见血鬼神惊。他讲出几样中草药的名字，问二呆能治什么病。二呆翻翻眼，也能讲出来。看样子确实学过一点东西。于是高凡劝书元：可以让他试试，当个乡下的“赤脚医生”，也用不了多大本事，我还可以帮帮他。书元也答应了。 可是二呆还是缠着我，叫我去给他向小群提亲，而且说，一定能成。我被他缠得没法，心想回宝塔集看看也好，便半真半假地答应了。 你回来得正好，我才到家，父亲就对我说，你大姊要回来过春节，明天你去汽车站接她吧！下了车还有几十里路，她一个人走着太孤寂。父亲说，大姊现在很苦。上头有人到她家里去找过她，要给周纯一拿几件衣服。来的人不肯透一点风声，只对大姊说：别抱什么幻想了，周纯一这一辈子也别想回来了。大姊哭了几天也就不哭了，说死了男人还有孩子，日子总得过下去。所以父母想接她回来过个年，安慰安慰她。 万万没想到，我在去汽车站的路上碰到了顾维舜和舍儿，他们说，玉儿今年回来过年，他们去车站接她。 玉儿现在怎么样了呢？我问。 顾维舜叹口气，说：不好。迎波爸被打成“五·一六”了，玉儿又一直在“五·七干校”，一家三口人三下里扯着，玉儿苦呀！ 怎么不让二婶带着迎波到上海去呢？我问。 顾维舜说：现在家里哪能离开你二婶？烧饭、洗衣、养鸡、喂猪，有时还下地干活。德儿还病着…… 怎么德儿也生病了？我问。 自从生了那个男孩，就一直身体不好，是糖尿病，整天要吃喝，就是不见长肉，瘦成人干子了！顾维舜说。 顾维舜本人也瘦多了。过去他是一个非常精干和干净的人，现在却显得破烂猥琐了。棉袄的大襟上满是油渍，脚下的棉鞋露出了棉花，像是烤火烧破的。记得我们小时候到他家里去玩，他喜欢伸出手来和我比，看谁的手洗得干净，他喜欢洗头、洗澡、修指甲，他洗脸不用肥皂而用碱，他把碱粉倒在手心里，往脸皮上一遍又一遍地擦洗，我们奇怪他的脸皮为什么不会被擦破，反而擦得透亮了。可是现在他伸出来的手却是一点也不干净了，手面上裂着血口于，指甲里嵌满了泥污……舍儿倒是长得粗壮了，面色也好。光着的头顶直冒热气。大冷天他只穿了一条单裤，赤着脚在结了冰的路上走着，球鞋拎在手里。 为什么不穿鞋啊，舍儿？我问。 赤脚省鞋，又跑得快。舍儿回答。 玉儿一下汽车就看到爸爸和弟弟了，她径直朝他们走过去，好像没有看见我。我叫了一声“玉儿！”她有些意外，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接大姊，她只噢了一声就不再理我。玉儿对人冷淡了！ 我接了大姊又与他们一起往回走。 玉儿问爸爸：德儿的病怎么样了？现在的胰岛素又贵又不好买，我只带回来一盒。他爸说：还是那样，一天要吃无数顿，医生说吃多了不好，家里人就把可吃的东西放起来，可是她偷着吃，说饿得受不了，家里人不忍心，就由她吃了。 玉儿说：我害怕德儿不行了…… 舍儿说：别说不吉利的话，她的儿子长得可好玩！又白又胖，不像爸也不像妈，叫“小孬子”。 玉儿说：不是我说不吉利的话，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梦见德儿穿了一身黑衣服站在我面前，我问她好了没有，她背过身去抹眼泪。要不，我不会这么急朝家里赶…… 玉儿哽咽起来。她爸安慰她说：那是你想她了，姊妹的情分深，说不定她一见你就好了。 我的大姊本来不爱说话，现在更不爱说话了。四十岁的人看起来像五十岁。我问她咋不带个孩子来，她说路远天冷，怕累坏了孩子，乡亲们替她照顾着很好。 来拿衣服的人没说他们是哪个部门的？我问大姊。 大姊摇摇头：没说。俺也没问。 没说姊夫到底判了没有？我又问。 大姊又是摇头：没说。俺也没问。 到了和玉儿他们分手的时候，顾维舜说：到乡下来看看吧！过去你们姊妹们常见面，如今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都有了自己的事了。德儿常常念叨你。 我忍不住心里一阵难受，答应他：一定去。 顾维舜一家现在真正成了乡下人，顾远山老头引以为骄傲的书香气已经荡然无存了。 生产队里给他们盖了三间堂屋，一间厨房。玉儿妈妈领迎波睡东屋，顾维舜父子俩睡西屋。顾维舜和玉儿妈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早已习惯了分居生活。三间屋里都放着盛粮食的泥巴囤，还放着犁耙一类的农具，显得挤挤巴巴的，只是摆得还有点条理。这大概是他们和乡下人唯一不同的地方了。 顾维舜和舍儿每天下地干活，舍儿还和妇女们一样干，不过每天的工分由六分长到八分半。顾维舜看稻田只能挣六分。父子俩虽然力气小，不会干，可是都很卖力。当然难免闹点笑话，出点洋相，可是比起上海来的知识青年，却算不了什么了。上海知青才叫绝，推磨的时候，人家给他一副驴蒙眼，他们却把自己的眼蒙上了，还问看不见怎么推磨。 村上人都说顾家人厚道，女队长便派顾维舜帮助会计记记工分，算算帐，分分粮草什么的，虽说不给加工分，可是得到的比几个工分还要多。给他们家分东西的时候，会计把秤防往外移，秤杆子也翘得很高。 在村里的三家下放户中，正儿八经地过日子的，只有顾维舜一家人。 钱三文两口子等于“五保户”，生产队不但供给他们粮草，每到冬夏两季还要补助他们一点钱。村上人都把他们当累赘。钱三娘还算知趣，知道人家不喜欢自己，就像小老鼠似的在村里走动，从不多言多语。她喂着两只羊，每天到地里割些草，拾点柴，其余的时间便只在家前屋后转悠了。常常到玉儿妈这边坐坐，有时也来借盅盐，舀瓢水，碰上吃饭的时候，玉儿妈也给她点吃的。钱三文可就叫人讨厌了。每一次从外面宣传回来，他都要吹，吃到了啥，见到了谁。他肺里有病，走到哪里痰就吐到哪里。玉儿妈最怕他吐在自己门口，他一吐，她就拿灶底灰去盖，他不但不为此感到难为情，反而说：你这么勤快！我可以天天到这里来吐痰了！玉儿妈也不客气：你自己没有家？我有工夫给你盖痰，不如去扫猪圈！有一回，钱三娘拎水时掉进沟里了，玉儿妈拿了一根竹竿把她救了上来，钱三文还笑，问老伴现在下沟洗澡凉快不凉快。气得玉儿妈对钱三文下了一道最后通碟：从今后再来我家串门子，我朝你身上泼尿水！ 黄山一家人也不比钱家好多少。黄山的老婆是集上人，不会干乡下活，又怕苦，三天两头往集上跑，两口子经常打打闹闹。黄山原来也是读书人，读过两年大学中文系，也是反右时犯下错误，给下放到农村来了，心里也憋了许多气，无心干活。所以，他家的灶台差不多天天是凉的。 玉儿妈可不允许自己一家人像他们那样生活，她说到哪山砍哪儿柴，在哪里我都不能比人家短半截儿。她干的活儿一点也不比别的农家妇女少。几十年住在集上，针线茶饭上她是把好手，推磨打碾可从来没干过。可是她照样抱着磨棍推磨。她脚小腿细，脚脖子麻秆儿似的，一步一颤巍。村上人都说，不能让她抱磨棍，毛驴再累也要听她使唤。可是她心疼牲口，一看到毛驴累了就“心肝宝贝”地叫，自己还是抱磨棍，让毛驴歇着。 可是到底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一天到晚忙着，实在是累，累极了，脾气也就更大了。所以吵吵闹闹的事经常发生。有一回，天下雨，玉儿妈把一大盆猪食从厨房往猪圈端的当儿跌倒了，盆也掉破了，人也摔伤了。那天正碰上老大顾维尧来作客，老弟兄俩坐在堂屋里叙话，一个坐在桌这边，一个坐在桌那边，共吸着一个旱烟袋。你吸完一袋交给我，我吸完一袋再交给你，彬彬有礼，长幼有序。玉儿妈摔倒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老哥儿俩只问摔伤了没有，却不知道该去拉一把。还是小迎波跑出去把姥姥拉起来，给姥姥扶回堂屋里。看玉儿妈吵吧，说“书香门第”的男人都是又聋又哑又瞎又残废，还没心没肺。说跟这样的人过日子有啥意思，不如去跳河。吓得小迎波死死地抱住姥姥的腿，大哭大叫：不要跳河，下回你再跌倒了，还是我拉你。姥姥被感动了，宣布不再跳河，但是她说，从今以后，家里的规矩必须变一变。家里活要大家动手干，什么男人女人，都是人！男人不想干家务，就别吃饭！ 打那以后，顾维舜开始光顾厨房了，自己盛饭端饭，有时也会坐下来，往灶洞里填把柴。 原来，顾维舜和玉儿妈一个打里一个打外，平分天下，现在，不知不觉地，玉儿妈成了这个家庭的“绝对权威”，顾维舜原来的那一半天地完全失去了。但顾维舜也不计较，他觉得反而清静了。 然而，正像一首歌里所唱的：公鸡头，母鸡头，不在这头在那头。灾祸总要降临的，这一辈人都躲不过，玉儿和德儿都轮上了，一个是病，一个是灾。 玉儿丈夫成了“五·一六”。 “五·一六”是什么东西？不但顾维舜玉儿妈说不清楚，连当了“五·一六”的人也说不清楚。江青说，“五·一六”是这么个东西：“一个反革命组织”，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黑材料他都整了，他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 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连周总理都说她是“我党杰出的女同志”，常常举着小红书带头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她讲的话还会有错？所以，全国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都成了“五·一六”或“五·一六”的嫌疑，谁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表示过一丁点儿怀疑或不满，谁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谁让各级新上台的权威人士感到不顺眼，谁就可能是“五·一六”。这些人被叫做“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以示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反革命分子”有所区别，区别在于，他们都在红旗下长大，原来头上没辫子，屁股上没尾巴，后来头皮和屁股一起发痒，辫子和尾巴便长出来了。 玉儿的丈夫没有反对过“无产阶级司令部”，他只是参加了当地的一次不成功的夺权。一九六七年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使很多年轻人头脑发热，以为自己也可以参与权力的分配了。事实却来教育他们，那是作梦。红卫兵也好，造反派也好，无论你们多么可爱，多么响当当，都只能充当打手和炮灰，至多当一个聋子的耳朵。平民夺权谓之“篡”，这种古老的观念不但掌权者有，无权者也有。所以直到今天，有关文革的许多著作中，仍然充斥着这种反“篡”的意味。那些大学者大权威，对当权者的迫害可以不置一词，可以说“当娘的也会打错孩子的”，唯独对他们以为不配与自己平等的人在“当娘的”支配下对他们的批判，不但一点儿不肯原谅，而且要加倍偿还。对于这种状况，即使鲁迅先生活着，除了吐一个“呸！”字，还能做什么？这是走题儿的话，不说也罢。反正，玉儿的丈夫成了“五·一六”了。 丈夫被隔离审查的时候，玉儿早已随单位被“疏散”到农村去了。那时候，林彪还是“副统帅”，他发布了一个“通令”，要准备打仗，城里不可靠的人都要疏散，免得他们在敌人打进来的时候开城门，放吊桥，里应外合。玉儿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自然要疏散了。几个月过去了，并没有敌人打进来，理应可以回城了，可是最高统帅又发布命令，大家都进“五七干校”，于是玉儿成了×连×排×班的“五七战士”了。有人来找她了解她丈夫的情况，叫她揭发丈夫的罪行，她才知道丈夫出事了。 玉儿没有马上把这件事告诉父母，怕他们担心。父母下放时，她是应该回来的，可是她没有回来。女儿读书时，她是应该回来的，可是她也没有回来。现在德儿病重，她预感到生离死别的恐惧，这才回来的。 德儿让丈夫把自己推到娘家，她要见见久别了的妹妹。 玉儿一看见德儿就哭了。美丽的姊姊怎么变成这样了呢？真正只剩下了一层皮。德儿却没哭，她努力对妹妹笑着，温柔地拉着妹妹的手问：你怎么又黑又瘦了？是不是想迎波想的？干校的劳动太累了吗？玉儿抽噎着回答了德儿一连串的“不”字，终于忍不住抱住二姊失声痛哭了…… 玉儿姊、舍儿、迎波，都一齐哭。只有顾维舜不停地在一旁劝慰：都见面了，应该高兴才对。玉儿坐了一天一夜的车，该累了，德儿身子弱，也不能过分激动，还是做饭吧！ 德儿撑起身子，说：我去。她妈马上按住她，说：用不着你。玉儿跟妈一起到了厨房里。玉儿在灶下烧火，她妈在灶上和面，擀面条。只和了一小块面，是做给德儿吃的，细粮不够，其余的人只能吃红芋面粑粑了。 玉儿妈说：以前你爷爷给你们算命，说你将来多灾多难，活不长，我天天为你提心吊胆，想不到应到了德儿身上。我哪辈子造了孽，老天爷这样罚我……说着，她的眼泪掉进了面条锅里。 吃饭的时候，德儿不肯吃细粮，她把面条推到玉儿面前，说：你累了，又在上海吃惯了细粮。我吃啥都一样，反正是吃了也无用。 玉儿哪里肯，她一定叫德儿吃下去，德儿又把面条递给迎波，迎波也摇头，说二姨是病人，二姨吃了吧！德儿只好把那碗面条吃了下去，可是吃完，她再也不愿盛第二碗，便吃红芋面粑粑，吃完一个，又伸手去拿，她妈把它夺了下来，说：不能再吃了，你不听医生的话，病咋会好！德儿恳求道：妈，我的病是治不好的，穷人生了富贵病，只有死路一条。就让我吃吧！要不然更难受…… 玉儿也帮助恳求：妈，给她吃吧！ 玉儿妈把一个粑粑递到德儿手里，又心疼又气恼，说：咋得了这种病啊！哪一天才能好啊！要是当初听了我的话，不做这门亲，也许就不会得这个病了。怪谁呢？怪谁呢？ 德儿说：我谁也不怪。活得成就活，活不成就死。我也没啥留恋的，只是舍不得孩子…… 德儿说得难过，放下刚咬了一口的粑粑。 顾维舜说：都别说丧气话！玉儿不是又带了一盒药来吗？有了药病就能好。 玉儿妈也连忙说：当然能好！年轻人能抗病。好了！不说病了！迎波！把电线拉开，听听王八蛋今天唱不唱戏！ 迎波拉开了吊在门旁的一根线，广播喇叭响了起来。迎波对她妈说：你知道王八蛋是谁？就是广播站！她妈说：别胡说！可是说话间，广播喇叭里便响起了刺耳的女高音：宝塔公社广播站！她把“广播站”三个字说得很快，口齿又不大清楚，听起来真像“王八蛋”，玉儿笑了，说：怎么要这样的人当广播员？迎波说：妈，你不懂，她够着人了！全家人都被她说笑了，说这小孩都懂“够着人”的好处！原来广播员是一个干部的妹妹。 广播员说有重要消息报告。顾维舜立即制止了家人的吵嚷，说：听，听，又出了啥事了！ 玉儿妈站起来将广播线一拉，说：看把你积极的！就不让你听！出了啥事跟你有啥关系？听了这么多年还没听够吗？天塌了我也不问！ 顾维舜只得摇摇头，解嘲地说：谁想问呢？我不过是想听听。过去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也不时兴了！ 玉儿妈鼻子里哼哼了两声，拖长了声音说：哟！国家，国家！说得跟盆儿景似的，国家是你的？ 我没有按约定的时间到乡下去看德儿和玉儿，被大姊的事拖住了。大姊实在被周纯一害苦了，一个人领着三个男孩，怎么过？而且因为周纯一不断地出事，几个孩子都不能念书，现在大儿子已经十八九岁了，到了订亲的年纪，她哪有钱娶媳妇？她天天又是哭又是诉，埋怨周纯一，有时候还说他不如死了。我看她这样痛苦，便劝她，真是过不下去的话，就跟周纯一离婚，再朝前走一步，就是周纯一将来出来，也不会怪你，你辛辛苦苦给他领大了三个孩子，也对得起他了。想不到她哭得更凶：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周纯一虽说为人粗鲁，喜欢闹事，可是心是好的。我跟他作了二十多年夫妻，他没动过我一指头。有一回他对我说话带粗字，我气得哭，他向我赔了半天不是…… 你不是说，他变过心，有过男女关系问题！我说。 那是人家编排的！他跟一个女人一起出了一趟差，人家就说他跟那女人睡觉了，我才不信！姊姊说。 那你要怎么办呢？我问。 我也不知道啊！姊姊又哭了。 父亲劝她：这么慢慢朝前熬吧！孩子渐渐大了，你也算有了帮手了。孩子们不能念书，就叫他们学手艺，一个人学一样手艺，就不愁吃喝了。 母亲说：现在乡下能用着啥手艺？总不能还学剃头！ 父亲说：学剃头就学剃头！不孬也不赖。我爷爷和爹都是剃头的，也没有孬了赖了！ 母亲说：别听他的，不学剃头！ 像这样的对话，几乎天天都要重复一遍。我都感到厌烦了。我下了个决心，下乡去看看玉儿和德儿，也和她们商量一下把小群说给二呆是否可行。书元原是玉儿大伯的养子，因为不堪奶奶的虐待逃了出去，顾家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书元不让我们把他的消息告诉顾家，他不愿意再见顾家的人。我一直为他保密，书元到过宝塔集，顾家人也认不出他来了。现在我觉得应该对顾家人公布这个秘密了，现在大家都是贫穷的乡下人了，顾维舜夫妇过去又待书元很好，为什么还要互相隔离？ 德儿已经回到自己家里去了。玉儿妈他们见到我，亲得不行，一定要留我住一天再去看德儿，听到书元这些年一直跟我在一个村上住，就更不让我走了，要了解书元的情况。 顾维舜说：老天爷公平，好有好报，恶有恶报。我们过去对书元不好，把人家逼跑了，如今报应就来了，报应到我们孩子头上了。 玉儿妈说：是老奶奶老爷虐待他，我们待他哪点不好？ 顾维舜说：不是一样吗？儿女代父母受过，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你忘了，小群奶奶逼死过一个丫头，小群爸爸要替他妈偿命。到头来，不是偿了？ 玉儿妈说：扯你的鬼！小群的爸是给政府枪毙的，又不是那死丫头的魂勾去的！ 顾维舜说：一样，一样，反正是死了！等德儿的病好了，我要亲自到张庄去找书元赔不是，求他原谅。他要是愿意，我们就还当亲戚走，我们顾家单门独户，也没有几家亲戚。只是他现在是队长了，我的成分不好…… 玉儿妈把牙一咬：我一听你说这话就生气！成分不好，成分不好，偷了抢了杀人了放火了？你天天把这话挂在嘴上，舍儿就别想讨媳妇了！ 原来舍儿在他大伯那里找的那个对象吹了，人家不愿意嫁到乡下来，找了一个当兵的，已经嫁了。那当兵的也是宝塔集人，结婚的时候吹吹打打地好不热闹。那天合儿疯了似的要上集，还买了炮仗要去闹新房，被他妈死活拖住了，让他喝了许多酒，醉得死人似的，睡了两天两夜。打那以后合儿一烦一间就喝酒，常常喝醉，醉了就发酒疯，所以他爹妈正四处托人给他提亲。 我没有在玉儿父母家过夜，吃了一顿中饭，就与玉儿一起到了德儿家。德儿家离她父母只有五六里地，我们半个钟头就走到了。 虽说也是泥巴墙，茅草房，但德儿的两间屋还是宽敞的。屋里没什么家具，泥巴桌子泥巴囤，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德儿因为有了玉儿带回来的药，这几天好些了，正在做着针线活，小孬子就在她膝上趴着。这男孩长得实在可爱，虽说只有一周岁，却长得很高，皮肤比他妈还要白皙，他爸爸所有难看的地方到他脸上都经过了修改，变成好看的了。 德儿在给孩子做单衣，布是旧的，是自己的衣服拆成的。可是她还在那旧布上绣花呢！白色的小褂的胸口上绣了一朵粉红色的荷花，像真的一样。 玉儿说：二姊，你身体还没好，现在又穿不着单衣，忙什么呢？ 德儿笑笑，说：闲时做了忙时用，不要到时候来不及。 德儿女婿坐在一旁，听了这话突然狠狠地擤了擤鼻子，眼泪汪汪地看着我们。他说：我咋说她都不听，这几天她把自己夏天穿的衣服全拆了，都给孩子改成小衣服了，说她再也穿不着了…… 这男人话没说完就呜呜地哭起来，并且把儿子抱在怀里，用自己的流泪的脸在孩子的脸上又是亲又是揉…… 德儿停下针线，看着丈夫和儿子，温柔地说：别吓着孩子。你以为我想死吗？我也不想死啊！人啊，平时活得厌烦了，就想着不如死，可是真正到了要死的时候，又觉得活着好了。活着多好啊 德儿用手里的小衣服捂住了脸，好哭的玉儿早就哭得抬不起头来了，她一把夺过姊姊手里的小衣服，往床上一扔，说：不要做！不要做了！我不许你做！你不会死！我要想一切办法给你买药 德儿又拾起那件小衣服，在那朵荷花上摸着，对玉儿说，别傻了，玉儿！你还不够苦的？一个月就有那五六十元钱，又顾老又顾小的，一盒药就要二十多元，你哪能受得了？记得啥书上说过一句话，伤其九指不如断其一指，就让我这个指头断了吧…… 我是不好哭的，可是现在我也忍不住哭了。我想起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玩的情景： 我们一起绕着宝塔打转转，唱着“轱辘轱辘圆圆，腰里装着钱钱”； 我和德儿、小群一起拉着玉儿的衣襟，玉儿用小手点着我们几个人的手唱：青布蓝布十八正，大米干饭搅糖稀，有钱的，吃个饱，没钱拔腿就要跑。德儿总是跑不掉，被玉儿抓住了手； 我们一起挖荠菜，比赛着谁挖得快，谁挖得多； 我们让小群扮新娘，把一朵玫瑰花插在小群头上，小群的脸比花儿还美。 我们谁也不会想到，等待我们的竟是这样的命运啊！ 德儿女婿放下儿子，问德儿：我去做饭，做啥饭呢？ 德儿说：今天不用你做，我来做，你去拔点葱，挖棵菜来，我叠碱馍。 德儿一定要自己上灶，玉儿在灶下烧火，我在一旁看看。我又想起我们小时候在厨房里偷偷地请“麻秸姑娘”的情景了。我们把一把麻秸竖在灶前的地上，对着它磕头，祈求它赐福，让我们将来找个好婆家。玉儿是不是也想起了这件事？她手里抓着一把麻秸忘记往灶里填了，灶洞里的火已经熄灭…… 那一晚，我和玉儿都在德儿家里住下了，德儿的丈夫到别人家里借宿去了，我们三个人带着小孬子挤在一张床上，叙了一夜。 想不到，那就是我和德儿的诀别。 我没有去给二呆提亲，德儿和玉儿都不让我去。她们说小群够可怜的了，何必再去伤害她的心？不论小群如今多么潦倒，二呆都配不上她。我把情况跟书元两口子说，他们都认为我做得对。书元也没怪我把他的消息告诉了顾家，说：其实我对他们也没什么怨恨，有空的时候去看看他们。 二呆虽然对我不高兴，却也拿我没办法。现在，他开始作“医生”了。书元给他买了个药箱，又买了点十滴水、红药水、消炎片什么的，叫他背着四乡里串着。乡下人有病很少看医生，能拖就拖，能抗就抗，拖拖抗抗，也就好了。如今有了个二呆，有了毛病便来问问，二呆卖给他们一两粒药片，居然有效。于是二呆慢慢就有了一点信誉。书元两口子自然欢喜。 可是不到一个月，闲话就传了出来，说二呆专爱给女人看病，藉口检查，往女人身上乱摸。书元两口子几次考问，二呆都笑嘻嘻地矢口否认，说王八蛋才干那种缺德的事儿！可是有一天，被书元嫂子碰上了！二呆把一个年纪不轻的女人领到家里来看病，关起门来，一看就是两个时辰。书元嫂子从田里收工回家做饭的时候门还拴着，她硬敲开了门，那女人一溜烟跑了，二呆嘻嘻地傻笑，说他们两个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捱。书元嫂子吐了二呆一脸唾沫，说：看你哥哥不捶扁你！二呆抹去脸上的唾沫，仍然笑嘻嘻地，说：俺哥是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谁叫你们不给我说媳妇的？ 书元两口子被缠得没法，便商量着去给二呆买个女人来。说来也奇怪，文化大革命把什么旧风俗都破了，卖女人的事却越来越多，城里差不多常常有女人被卖和自卖，这些女人差不多都是从“天府之国”四川跑出来的。而且价钱也不算贵。 书元两口子东借西磨地凑了五百元钱，便动身到县城去了。不过两天，便领回一个闺女来，四川人，二十多岁，长得也可以。村上人都替二呆高兴，二呆更是喜不自禁了。不过书元对村上人说：丑话先向老少爷们说在头里，这姑娘是俺两口子骗来的，俺跟她说是俺要娶亲，说二呆嫂子是俺姊。所以，拜堂的时候，俺还得代替二呆，入了洞房就没事了。俺请大家帮帮忙，到时候不要闹得俺下不了台。大家都说：这样好！生米一做成熟饭，她赖也赖不了。这种事儿，眼下多得很，怕啥？ 看着书元涨红的脸，我不禁想起了他和书元嫂子的奇特的结合了。那时候，领导为了掩盖“大跃进”带来的灾情，叫他们扮作夫妇住在公路边，供中央首长视察，结果假戏真作了。这一回又要作戏，再弄假成真就糟了。没想到老实巴交的书元也能想出这样的花花点于来。这多亏上帝造人时把人分成了男女，只有男女二字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为创造的动力，再愚笨的人都能被它激发出令人吃惊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来。 姑娘领回来第二天就要拜堂。我和书元嫂子在二呆的窗户上贴上了一对红纸剪的喜鹊，就算新房。 乡亲们答应是答应了，不胡闹。可是革命时期好不容易碰上这样一个欢乐的机会，哪能忍得住呢？叫书元和新娘子报告“恋爱经过”，叫书元和新娘子亲嘴，差点儿把书元逼哭了。直到书元嫂和二呆一起出来又吵又骂，才把大家的兴致降了下去。贺喜的人前脚走了，书元后脚就溜了出来，像刚刚逃出牢房的犯人一样，躲在自己房里再也不肯出来了。二呆趁乱溜进了新房。 新房里竟是一夜无话，书元两口子的心算放下来。谁知天一亮就不对劲了，新娘子突然吵闹起来，而且冷不防地跑到书元夫妻的房里来，掀了他们的被窝。两兄弟睡的房间都没有门，只有一张布门帘。新娘子朝书元脸上吐唾沫，说，兄弟和姊姊睡觉，就是你们这里的规矩吗？ 书元两口子又惊又羞，作揖打恭，求新娘子别闹，书元说：俺是穷极了，才想出这样的孬点子，都是为了这个兄弟。俺们不会亏待你。 新娘子是个硬茬儿，她对书元说：我是冲着你来的！要么跟你成亲，要么放我走路！ 二呆哪里肯依，他软一阵、硬一阵地劝新娘子留下来，说既然进了张家的门就休想出去。可是新娘子软硬不吃他的，她对他说：我没有眼去看你那丑样儿！你们好好放了我，我把你们当亲戚，不放，我就跑！你就是用笼子锁上我，我也能跑掉。前年一个男人买了我，我不肯跟他，他要活埋我，坑都挖好了，他问我要死要活，我一闭眼就往坑里跳，他没办法，还是放了我。你们有啥手段呢？也都使出来好了，我要怕就不是我娘养的…… 书元哭丧着脸说：俺有啥手段呢？你问村里人，俺坑过谁了？都是为了这个兄弟。 书元嫂子把书元哥俩的经历对新娘子说了一遍，希望她原谅，新娘子的气消了一点，可是要走的决心毫不动摇。 村里人本来就等着看热闹，一听见动静便都跑来了，都帮着书元说话，说书元是好人，二呆也不错，就是腿短点，别的又不短什么，又会给人看病，过日子不会错。 就算你做件好事吧！女人家到哪里不是过日子呢？从四川跑到这里来，你也不是好容易的……女人们劝。 你去打听打听，周围那么多庄子，哪庄的人有俺庄的人好？你在俺庄没人欺负你，工分也比别处挣得多。男人们劝。 新娘子总算不哭了，但是她说，宁死也不跟二呆，要是这庄上有别的合适的人，她便愿意留下来。大家看看二呆，再看新娘子，都觉得这二人实在不般配。不过嫁了的姑娘砍倒的树，哪有换人的道理？所以都怪这新娘子太离谱，叫人没法帮助。结果下了台的张队长发了话，说：让她走！这样的女人也不中留。书元答应了，说：你要走就走吧，俺在你身上花的钱也不要了，算俺倒霉。 二呆马上睡到地上打起滚来，说：你们放她走我就不活了，我死给你们看！书元气得踢了他一脚，说：要死到一边儿死去！别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 大家都以为二呆是说着玩的，谁知第二天早上新娘子要走的时候他真的吊了颈。新娘子和书元两口子正在堂屋里说话，只听见新房里扑扑腾腾地乱响，书元嫂子掀开门帘一看，二果已经吊在梁上，脚上的板凳也已经踢翻了。书元嫂子吓得哇哇直叫，书元赶紧进去抱住兄弟，哭着叫二呆，二呆，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爹娘和疯大爷……新娘子也吓哭了，说：你这是干啥子哟！俺不走了，俺嫁给你。 可是等到书元站到板凳上去解那根吊头的绳时，发现二呆结的是死结，根本吊不死的，他便骂开了：你跟谁学的这一套！早知道这样就不救你，吊不死也让你受一会儿罪！新娘子也骂，说：我心都软了，想着你敢为我死，脸长得丑点就算了。哪晓得你入丑心也丑。真是孬种，孬透了！书元嫂子说：你可别骂他的“种”，书元和他是一个“种”，书元一点也不孬。新娘子红了脸，连忙道歉。 新娘子非走不可，书元两口子便把她送到汽车站。临别的时候，新娘子竟有点依依不舍起来，说：你们都是好人，我以后还会来看你们的。 新娘子一走，二呆就长虫似的躺在堂屋的地上怄气，骂也好，劝也好，就是不起来。书元气极了，便说：有劲儿你多闹，没劲儿你少闹，从今以后，没有人再管你的事了。说着，他就拉起书元嫂子，说：走，我们走，把这个家交给他。 书元两口子到了我家里。我和高凡自然是劝他们别和二呆一般见识，我们认为二呆自从在六０年吃了死人肉以后心理上就有了病态，应该把他当做病人看待才对。 谁知我们还没说一会儿话，二呆就在村里闹起来，已经是阳春天气，很暖了，他却把疯大爷留下来的一件破棉袄穿在身上，把疯大爷的呱哒板也找了出来，学着疯大爷的样子在场地上扭唱起来。他唱： 叫乡亲，听我讲， 书元两口子不像样， 二呆是他们亲兄弟， 不管不问为哪桩？ 唱了这一段，他摸摸自己的头脸又摸摸自己的瘸腿，再唱： 叫二呆，你别哭， 我看你有晚来福。 又有钱，又有屋， 又有女人赛珍珠。 二呆疯了！疯大爷附到二果身上了！村里人一边看一边说。书元又急又恼，上去一把抓住二呆，恶狠狠地说：不许你装疯卖傻！我要揍你了！可是二呆挣脱了他，照样扭照样唱： 说我疯，我从来疯， 我不属民国属大清。 问我年纪有多大， 不多不少一百整。 书元的脸“刺拉”一下变了，变得惨白惨白。他从二呆的身边退回来，退到场边上，两手抱住头蹲了下来。我走上前去问：书元哥是不是病了？他声音发抖地说：翠儿，我该死，今天是疯大爷的生日，我忘了。疯大爷怪我了！ 我安慰他说：你信那一套？我看二呆是装。叫他装好了，他把心里的气泄完了，也就好了。 可是书元不信我，他说：二呆不是装，你看，他的眼神多像疯大爷！我去求他…… 我拉都拉不住，书元跑到二呆前面，“扑通”一声跪下了，叫着：大爷，大爷，你救救二呆！救救二呆！不是我不管他呀，是他自己不争气。不信你问问村里人，你问问…… 二呆怔了怔，看着书元。但是马上，他又从书元身边跑开，又扭又唱起来，并且要向村外跑，被几个年轻人拖住了。有人说他真疯了，应该把他绑起来，找猪血或狗血往他身上一泼就好；又有人说，是疯大爷惜身还魂，给他烧炷香就行了。书元发呆一样地蹲在地上没有了主意。还是下了台的张队长拿了主意，他说： 放了他！放了他！他真疯也罢，假疯也罢，随他去！他爱往哪跑就往哪跑，他活着，还是个人；死了呢，就是个鬼。是死是活，全看他的造化了。 那几个人就把二呆放了。二呆用和疯大爷一样的目光看看大家，就一颠一瘸地跑出了村子。 书元看着跑远了的二呆，当着众人的面捶胸顿足地痛哭起来，说他对不住死去的爹妈。众人劝他：你该做的都做了，对得起他们了！现在的农村里讨不到老婆的男人多着呢，也没见都像他那样疯疯魔魔的。书元这才止住了哭。 德儿真的没等到穿单衣的时候就去世了。玉儿回到上海以后，是努力买药回来的，但是那一段时间不知为什么，既没信，也没有药。德儿终于像耗尽了油的灯似的，慢慢地熄灭了。才三十五岁。 在她临终的那几天，她妈一直和她在一起。那天半夜，她突然自己起来了。她妈问她干什么，她没说话，却自己穿起衣服来了。她穿上了棉袄，再去穿棉裤，但是她的腿已经抬不起来，手抓了几次，棉裤还是掉到了床下。她妈端着煤油灯照着她，她两眼泪汪汪地看着她妈，还是不说话。她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她丈夫用架子车连夜把她拉到宝塔集公社医院，可是她在路上就断了气。 美丽的德儿，只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个可爱的男孩就走了，甚至连话也没有留下几句。这些年，我已经经历了多少熟人和亲人的死亡，但是德儿的死讯给予我的震动是无法比拟的。我不愿意相信，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在玉儿得信回家的时候，已经过了德儿的“五七”。我和玉儿一起下了德儿的坟地。玉儿妈也要去，大家都不让她去，只有舍儿陪着我们。 这一堆黄土下就是德儿了，她像往常一样不吭不嗯，静悄悄地不引人注意…… 玉儿扑倒在坟堆上，两只手深深地插进黄土里，怎么也拉不起来。她不说话，也不叫喊，只是饮泣。舍儿在一旁不停地说：三姊，该回去了，爸妈都不让我们在坟地里呆得太久了。可是玉儿不听，把手里的黄土抓得紧紧的。我说：玉儿，玉儿，你大声地哭吧，大声地哭啊！玉儿的头在坟堆上摇着：不，不，不！但是她终于嚎出来了！我紧紧地抱住了她的肩头…… 天渐渐地暗了，舍儿催促道：姊，该回去了！玉儿还是不理，更大声地嚎叫着，舍儿终于忍不住，双膝一起跪倒在坟前，和玉儿一齐痛哭起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他们，因为此刻我也想嚎叫，像狼一样地嚎叫！ 玉儿！舍儿！翠儿！ 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我们身后咻咻地叫着，我回过头去看，竟是小群！她手里挽着一个竹筐在离我们不远处站着。我吃惊地问：你怎么来了？玉儿和舍儿也止住了嚎，但是并不回头。 昏暗中我看不清小群的脸，只觉得她完全像一个老太婆了。她说她的家就在离这里把路的庄子上，她听庄上人说有人来给德儿上坟，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哭得很伤心，就猜到是玉儿回来了，所以来看看，想接我们到她家去歇歇。 我问玉儿和合儿要不要去坐一会儿，舍儿说，不行，天已经黑了，家里要不放心的。小群也不强留，只说稍等一会儿，大傻子来送你们回去。果然，说话间，大傻子提着马灯，拉着架车来了，一定要我和玉儿坐在车上让他拉着，说几里路呢，我拉着走得快些。我看玉儿哭得两眼红肿，晚上又有点风，怕她病了，也就动员她和我一起坐上车，让大傻子和舍儿轮流拉着。路上我问大傻子，小群现在过得怎么样，大傻只说了四个字：一言难尽。 大傻子把我们送到玉儿家，茶也没喝，就又拉着车走了。我自然要在玉儿家住一晚了。 玉儿回到家，一直不说话，只呆呆地坐着。她爸她妈怕她伤心过度，都故意不问上坟的事，张罗着要我们吃饭。我们谁也吃不下去。玉儿妈把德儿的儿子小孬子递给玉儿，说：抱一会儿孩子吧。他爸一个男人咋能照顾他？我先帮他领着……玉儿木然地接过孩子，孩子竟然对她笑了。玉儿受不住孩子的笑，又哭了起来。这一日，一家人一起哭了。玉儿妈一边哭一边后悔，说自己以前对德儿疼得不够，德儿小时候把她打得太厉害了。叫她也不说话，问她也不说话，我不知道孩子生成这样的脾气，只知道抓过来就打。我的老实的孩子呀！我的受尽委屈的孩子呀！你妈对不起你呀！ 要不是舍儿忍住泪，把牙一咬说：“都不许哭了！她是短命鬼！她是来讨债的，让她去吧！”一家人还不知要哭多久。顾维舜擦了把脸说：认命吧！命中注定我有一个女儿要夭折，如今已经应了，其他的孩子能平平安安就好。玉儿听了父亲的话，站起身说：我先去睡了，翠儿跟我挤挤吧！ 我们睡在舍儿父子的房里，他们在堂屋里临时搭了个铺。玉儿脚也不洗就躺下了，把手枕在头下，两眼望着屋顶。我在她身边躺下，劝她说：玉儿，德儿已经死了，还有一个孩子需要你帮助照顾，你可要爱惜自己啊！不劝还好，一劝，她又伏在枕上啜泣起来了。 我觉得玉儿还有别的心事，便问：迎波的爸爸还没有结案吗？ 玉儿使劲地摇着头，小声地说：翠儿，我不敢在这个时候给父母添心事了，可是我现在进退两难，简直不知应该怎么办才好… 原来他们夫妻的感情出了问题。 她和他的丈夫本来是可以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的，可是“革命需要”偏偏把他们分居两地。他们结婚多年，又有了迎波，可是他们却没有家。一年一度的探亲假，只能在集体宿舍里凑和着过。他们像客人似的互敬互重，夫妻的情分却比水还淡。这样，生得漂亮的丈夫就不断地受到别的女性的包围，而他的意志是薄弱的……一次，她去探亲，发现有一位女性比她更熟知丈夫有几件衬衫和几双袜子，她的心被刺痛了。回到上海，她立即要求调到丈夫那里去，可是她的领导吃惊地看着她：你还这么年轻，就迷恋小家庭？羞得她无地自容。这样的情况居然发生了三次，每一次她要求调动都落了空。 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虽然两个人都是“造反派”，但是造反派和造反派之间的距离是无法测算的。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情况，这个单位和那个单位也不相同。他们彼此的距离比以前更为遥远了。她不了解他的选择，因而也不能分享他的痛苦和喜悦。终于，他们像陌路人一样了。他甚至连孩子也不大关心了。 他隔离审查的时候，他单位的人来找她，用他的“桃色新闻”来刺激她和他划清界线，她当然没有这样做，但是她的心碎了！ 翠儿，我现在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合不能合，离不能离，爱不成也恨不成，我该怎么办啊？她说。 我能拿出什么主意？我只能叫她等待，等待他的问题有个结果的时候，那时可分便分，能合便合。 可是我害怕！德儿已经丢下了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难道我还能让迎波没有爸爸？这样父母怎么受得了？ 迎波这时走了进来，她说姥姥叫她来跟妈妈亲亲，姥姥要领小孬子睡了。我和玉儿便不敢再谈下去。 迎波夹在我和玉儿中间，紧紧地抱住妈妈的头，用手去摸妈妈的脸，摸到了妈的眼泪，劝她妈：别哭了，妈，我长大了，我可以帮姥姥领小孬子，将来跟爸爸说说，把小孬子领到我们家里。她妈说：别胡说，小孬子有爸爸呢！她说：姥姥说了，不能把小孬子给他爸，他爸要给他娶晚娘，晚娘要打他…… 睡在堂屋里的顾维舜听到了迎波的话，说：迎波，别跟你妈叙话了，你妈累了，让她睡吧！ 迎波大声说：妈妈不困，她还在哭呢！我陪她说说话不好吗？再说，这么早就睡觉，我也睡不着。 顾维舜说，睡不着到姥爷这里来，姥爷跟你数数玩儿。 迎波爬起来去了。 顾维舜说：我们从一数到三十，一个人一次可以说一个数或两个数，一替一次地数，三十这个数轮到谁头上谁就输了。 于是迎波和她姥爷玩起了数数，一连数了两次，“三十”都轮到她了，她叫起来，说：姥爷坏！算得快！我不玩了。她叫得太响，把那屋里刚刚睡着的小孬于吵醒了，她姥姥吵起来：坏！不知道小孬子睡着了？德儿死了，人家哭还来不及呢，你们咋这么高兴呢？顾维舜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唉！看你这脾气！我是觉得玉儿过分伤心了…… 舍儿也大声地叹了一口气：唉！ 玉儿用力地翻了个身，突然大叫了一声：哎哟！ 我吓得连忙爬起来，问玉儿怎么了，玉儿说：只觉得突然间天旋地转，像有人倒提着我的双脚拼命地甩，哎哟，我要呕吐……说着她就趴到床沿上，一个劲地呕吐起来。吐的都是清水。 一家人都惊慌失措，不知道玉儿得了什么病。玉儿呕吐了很久，肚里再也没什么东西好吐了，便又睡了下去。她对家里人说：没事儿，只是觉得头晕得厉害，睡一夜就会好的。乡下晚上又没办法去请医生，也只好等第二天再说了。 第二天，玉儿照旧是头晕，头也抬不起，眼也不敢睁。吃也呕吐，喝也呕吐。这可把顾家人吓坏了，不知道这是什么怪病。 玉儿不让去请医生，她说这毛病在上海时已经发过了，医生说叫“美尼尔氏综合症”，没什么药可以治的，睡几天就好。可是他爸说：这样不能吃喝怎么行呢？身子受不住呀！我说最好输点液体进去。 除非送到宝塔集去，乡下哪有输液的设备呢？可是玉儿说什么也不肯到宝塔集去。说去一趟要花很多钱，不值得。没办法，只好到附近的兽医站去想办法。兽医倒很热心，把自己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橡皮管接起来，用一根木头绑了个吊瓶的架子，给玉儿输了一些葡萄糖和盐水。几天之后，玉儿的病也居然好了。 顾维舜说：谢天谢地，从今以后啥都不求，只求一家老少平平安安了！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