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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现在，我们的张庄生产队一直是安稳的。大家都感谢我们的张队长。要不是他在大跃进的年月里斗着胆子抗上藏粮，我们还不知要饿死多少人呢。所以，不论外面的人怎么斗争自己的干部，我们还是把这位队长当作“青天”敬着、爱着。也依旧像从前一样忍受着他的粗话和吵骂。邻村的小郝庄生产队就和我们不一样了，他们的郝队长在那几年作恶太多，冤魂债主一起找他算帐了。他以前对社员们做过什么，如今社员们都如数奉还。打、骂、饿，这是最常见、最轻微的惩罚了，跪在石子上，大冷天剥光了上衣站在寒风里，滋味就不大好受。虽说社员与他都是同族的叔伯兄弟，但是打起骂起他来却既不心疼也不手软。他的屁股给打烂了，西装裤不能穿，只好穿老式的大裆裤，走路时还要捂着屁股。 小郝庄的社员们来找过我们的队长，要我们生产队与小郝庄生产队的贫下中农联合起来，把大队和公社的那些欺压过百姓的干部都给揭下来。我们的队长不同意。张队长说，鸭子吃稻，一还一报，报应来报应去还是老百姓吃亏。算了，你们心里有气，对老郝要打就打几下，要骂就骂几句，叫他知道厉害，下次不敢再干就行了。千万别朝要紧的地方打哟，出了人命是要吃官司的。咱要揍死人家一个都跑不了。当家作主！哼！你们要是记住了我说的这个理儿，就不会吃大亏。不要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 小郝庄的人听了我们队长的话，所以郝队长还活着，烂了的屁股也结了疤。 可是想不到如今周纯一的事情影响到我们生产队，是非又颠了个个儿，郝队长又神气起来了。屁股虽然烂了，头脑还好好的，所以周围发生的什么事他都知道。他知道周纯一的问题不是孤立的，全省都有一股邪气，要反对三面红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为彭德怀翻案。他甚至于说得清《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彭德怀的关系：彭德怀根枯叶烂心不死，所以叫一个姓吴的写了这出戏，为自己叫屈。可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好惹的，毛主席定下的案子谁也翻不了。他当然还知道周纯一和我的关系，他说他看见过周纯一几次到我家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张队长还和他一起吃过一顿饭呢。周纯一被捉住的消息一传到我们那里，他就到了书元家，问我和高凡的下落。书元告诉他我们到高凡老家去了，他不信，说八成和周纯—一起被抓了。书元嫂子是小郝庄人，“大跃进”时曾经为了吃饭做过郝队长的相好，自从嫁给书元哥就再也没有瓜葛了。可是现在他却当着书元的面，叫书元嫂子为他点烟，书元嫂子划着一根火柴，他给吹灭，又划着一根又被他吹灭。书元嫂子气得又哭又骂，书元哥更抓住郝队长的衣领把他推出门去，对他说：你再不滚远点，我用拔猪毛的镊子拔掉你的眉毛。这话正好被刚进门来的张队长听到了，他笑着说，他那眉毛不能拔，那是贵人眉，将来还要升大官呢！郝队长果然得意地持了捋他那长达一寸、乱如荒山野草、浓若乌鸦翅膀的眉毛，说：你老弟说对了！可是他冷不防被张队长按住了头，说：我就拔一根，让我沾沾你的贵人气！张队长果然把左眼上最长的一根眉毛拔了下来，用嘴一吹，说滚吧！要不我把全村人叫来，说你调戏良家妇女，看不把你揍扁了！他灰溜溜地跑了，临走说了一句文绉绉的话：后会有期！ 从那以后，郝队长没有再上我们队里来，但是常常骑着自行车一趟一趟地往外跑，到公社，上县城，找造反队和军管会揭发张队长的罪状，还搬来一些不了解情况的红卫兵到我们村里来吵吵闹闹，七哄八闹的，我们的队长真的给哄倒了，成了“反对三面红旗的急先锋、反革命复辟的黑干将”了，高凡也在村里呆不下去，便天天到学校里上班，说是接受审查了。幸好他的学校乱糟糟的没有头绪，所以还没有受什么大委屈。 我们村的人还是不肯去斗自己的队长，他们一再向外来人诉说张队长的种种好处，哪知越说越糟，不但张队长所有的好处都成了罪证，连我们生产队也陷进了重围，我们成了全县闻名的文化大革命的“死角”。“贫下中农没有发动起来”啦，“阶级斗争的盖子被一小撮坏人捂住了”诸如此类的帽子一顶一顶往我们生产队头上戴。公社的造反指挥部要给我们送“东风”，郝队长便又拖着结满了伤疤的屁股来了，来帮助我们“发动群众”。 我们队的群众太难发动了，郝队长说破了嘴皮也没人听，大家心里透亮，你是个什么东西！他说我们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我们也不理他。但是对外面的压力也不能不考虑，所以书元他们出来组织造反队，对张队长明批暗保。当公社、大队或县里有人来批斗我们的队长时，书元和几个精壮的小伙子就以本村造反派的身份保护在队长的左右。要是有人要把我们队长拉到外面去斗，书元他们就跟着，疯大爷也跟着，好报个信什么的。不过，就这也够烦的，常常耽误了地里的活。好在张队长生性豁达，每一次捱完了批斗，仍旧有说有笑，有叫有骂。仍旧是张队长指挥着全队的耕种和收获，书元只是挂名元帅，专给外面人做样子的，这情景很像抗日战争中应付日本鬼子的“白皮红心”政权。 没想到疯大爷会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出问题。 疯大爷的事也与我和高凡有关系。我们收集小报和传单的习惯影响了他，我们不在家时，他便替我们收集起来。没事的时候，他便翻看那些小报，向村里人传达一些消息。他是前清时代的读书人，要不是家境贫穷，他说不定能考取秀才。如今，他是我们村“文化人”之一，大家都叫他“张庄报社”。 一天，疯大爷在省里一个大学的造反报上读到一篇文章，叫《捻军的首领张乐行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文章说，解放以来，史学界受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把历史上叛徒也当作英雄加以吹捧，张乐行就是一个例证。张乐行何许人也？原来是一个欺压乡里、贩卖私盐的豪绅，后来窃据了农民起义的领导权，把农民起义领上了失败的道路。最后他自己受了招安，和刘少奇一样成为可耻的叛徒。现在，大叛徒刘少奇已经被我们当作垃圾从现实中清除了出去，那么，我们还不该把张乐行这样的叛徒，这样的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当作垃圾从历史中清除出去吗？是时候了！ 张庄的人都知道，疯大爷那里，什么东西都可以由人拿去，只有一样东西是一丝一毫也动不得的，那就是张乐行在他心中的神圣地位。村上的人没有几个读过历史的，但是对张乐行这个历史人物却非常熟悉，都是疯大爷说的。疯大爷把自己所知道的张乐行的故事都讲了，只是闭口不提他和张乐行起义的关系。我因为是学历史的，所以多次缠着疯大爷给我讲一讲他的经历，他也摇头，说到我死的时候才告诉你。我只能从他一次偶然的酒后失言中知道，他可能参与了捻军的后期活动。作为一个读书人，这种行为在当时已经大逆不道了，所以疯大爷是清朝时候的“造反派”。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许多许多年，清朝倒了之后又换了几个朝代，疯大爷为什么对张乐行还怀着那样的感情呢？实在叫人不能理解。而且，既然如此热爱张乐行，又一直拖着一根小辫子不肯剪，更使人感到乖张古怪。我和高凡私下议论，这老人心里一定藏着什么叫他一生都不能释然的“情结”。 疯大爷不能容忍那一张小报，他用一支红笔，在那张小报上写下了许多“胡说！”，然后逢人便说这张小报如何造谣，张乐行如何好。他不但在私下里说，还要赶到各种各样人多的场合去说，甚至赶到公社的、大队的会场上去说。只要听说哪里要开会，他就赶去了，带上那张小报。人家那边散会，他这边就指手划脚地说开了。他说： 大家看到这篇文章了吧？一派胡言啊！这个写文章的人懂个屁！要知道乐老头是什么人，只有找我！我知道他，因为我跟他造过反，是他手下的造反派！我那时年纪小，没赶上看见他，可是我爷爷、爹爹见过他！张乐行，乐老头，是一条硬汉子啊！他老人家虽然家境富足，却能够杀富济贫，对抗官府，现在到哪里找这样的好汉去？说乐老头受了招安？嚼蛆！满嘴嚼蛆！我知道，我啥都知道。那是咸丰四年的事儿，满清朝廷和宿州知府郭士亨见打不过张乐行，就来了个劝降的诡计。郭士亨先派人去劝乐老头，乐老头不理，他就亲自出马了。郭士亨对乐老头说，只要你肯投降，朝廷保证高官任你做，骏马任你骑，还给你的军队发饷。你们猜乐老头说啥？嘿嘿！乐老头说，行啊！我提出三条，你们若依了，我就降，不依，咱们就打下去！你们猜乐老头提出了三条什么！嘿！嘿！不要急听我说。第一条，开仓放粮，救济百姓；第二条，我的队伍只听点不听调；第三条，我的人马不梳辫子。大家看，这是投降的条件吗？郭士亨都不敢答应啊！从此就再也不提招安的事了。乐老头最后被清兵活捉，他老人家死得好惨，是一块一块地剐死的，可是他没有说一句孬话！乐老头是叛徒？写这篇文章的小子是什么东西？给乐老头倒尿壶都嫌他骚！ 这样长篇大论地说完还不过瘾，疯大爷又像以前一样打起了呱哒板，又是扭又是唱的了： 咸丰年，大歉年， 涡河两岸草吃完， 地丁钱粮逼着要， 等死不如去造反。 人们听得津津有味，没有多少人听说过张乐行，所以有人问疯大爷：你唱的张乐行就是周纯一吧？疯大爷便用唱来回答： 你说像谁就像谁， 为民请命不是罪。 不是罪，你乱批， 九九归一你倒霉。 大家都认为，这一次疯大爷真的疯了。疯子应该有胡言乱语的权利，所以听他这样说唱，也都一笑了事，既不相信也不追究。可是几天前，他在公社说唱的时候，碰上一个路线斗争觉悟很高的中学教师，从他的说唱中听出了弦外之音，那就是为周纯一鸣冤叫屈，为“青天书记”和彭德怀翻案。这位教师写了一篇稿子，把自己的发现在省里的大报上披露了。这位教师呼吁大家注意农村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说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限制，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时也相应地采取了通俗的、能为农民所接受的形式，比如唱莲花落，装疯卖傻。 这一下疯大爷可出名了。那年头，大家都有一种爱好，看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不一定都是幸灾乐祸，主要的是好奇。一般人很难想象，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怎么敢和党中央、毛主席对抗，这种人不是天生有反骨，就是有三头六臂，有非凡的力量。所以，每当他们发现那些形形色色的斗争对象不过是和自己一样的男女时，总多少有点失望。疯大爷的事迹更能刺激人们的好奇心了，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头竟有这么大的胆量，这么猖狂的劲头！莫不是真有魔法和功夫？有人甚至认为是哪一路的神仙下凡，故意考验凡人的。所以，来张庄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一来，就将疯大爷团团围住，要他说，要他唱，说了唱了，就叫他回答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接着就是哄笑，批判，间或还有推操和殴打。 村里人都想保护疯大爷，不断地对人们说他是真疯了，几十年就是这个样子。可是这样的解释哪里能抵挡住那些如痴如狂的“革命小将”？他们把疯大爷当猴子一样的耍弄。 每天晚上，书元两口子都要为疯大爷清洗被人泼脏了的衣服，梳理被人扯乱了的头发，劝他把那脑袋后巴上的细细的小辫子剪掉，他都不理不睬，只用疯疯癫癫的说唱回答，说什么“我装疯，我卖魔，装疯卖魔无奈何”，“我吃苦，我受罪，罪有应得不怨谁”，“不低头，不装孬，死到临头伸直腰”…… 眼看着疯大爷越来越疯，村里人一筹莫展。这几天他索性脸也不洗，头也不梳，没日没夜地扭唱起来了。后脑勺上的小辫子被“小将”们揪来扯去，只剩几根毛了，老鼠尾巴似的在脑后巴拖着。 管不了他，也只好由他去了。大家觉得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别人也许不会对他下毒手，就让他疯到底，疯到死吧！ 可是疯大爷却突然失踪了。已经是两天一夜不归村，是自己跑出去的，还是被人家抓去了，谁也说不清。 书元已经到周围的村庄都找过了，找不到才到宝塔集来，以为疯大爷会到宝塔集。疯大爷没有亲人，我和书元就是他的亲人了。书元自从养父顾维尧家跑出来之后，几十年来一直和疯大爷生活在一起，和疯大爷的感情比亲父子还要好。我呢，自从下放到张庄来劳动改造，疯大爷一直父亲般地照顾着我，我还把他当老师，从他那里学到了历史教科书上学不到的东西，我在他那里读完了我的大学历史系。我一直希望他长命百岁，活到我能够平静地坐下来研究历史的时候，我要把他对我讲的捻军的故事写出来，并由此开始对中国农民革命的系统研究。农民起义被说成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对此我心里一直模模糊糊、犹犹疑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胜者为三败者为寇的农民革命，是不是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 可是如今疯大爷却不知去向了，也许他和我一样想寻找一个答案，得不到回应才疯的吧？ 我们一个个心急如焚。乡亲们和我们一样焦急，像宝塔集失去了宝塔，失去了疯大爷，张庄人也觉得丢失了自己独有的宝贝，心里都慌慌的，空空的，没有个落实处。张队长更像掉了魂一样。他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们：你们知道不知道，从土改到如今，疯大爷一直是我们村干部的诸葛亮啊？那时候村上没有识字的人，写写算算的事都得找他，连村上人的书信都是他一个人包下的。是他对我们干部说“民为贵”，“载舟之水也能覆舟”，要不然我一个泥腿子懂个啥？你们不知道这些！ 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们知道的。我们说。 不，你们不知道。你们不会知道的。张队长显得十分固执。是被斗的缘故吧，他瘦多了，胡子拉碴的。 把高凡叫回来，李翠！你们一起去找！×他妈，怕熊！大不了吃官司，天塌下来我顶着。 书元去县城把高凡叫了回来，高凡头顶上的那一撮白毛扩大了。我来不及对他表示怜惜，就一起讨论起疯大爷的事来。我们分析疯大爷可能去的地方： 县城。这是他以前去过的地方。高凡这几天在县城听人说过有个疯老头到处唱唱，因为没想到是疯大爷，所以没去打听。 省城。疯大爷说过，他要找那写文章的小子算账。 张乐行的老家“张老家”。疯大爷很久以前说过，他死以前一定到“张老家”去看看，看看乐老头的后代们怎样了。 我们决定分头去找。我和高凡走南闯北惯了，所以去远处，高凡进省城，我去张老家，书元去县城。书元嫂在家照管两家的孩子。 我们村离张老家一百多里路，但不通车船，张队长把他那辆破自行车借给了我。我骑车的技术不高，加上心急，刚走了十几里路就闯了祸。我和一辆拖拉机迎面碰上了。拖拉机后面还拖了一个卡车厢。我没想到路是那么窄，所以没有下车，等发现路窄时已经来不及了，心一慌，龙头就朝拖拉机那边歪过去。幸好拖拉机驾驶员机灵，避开了。可是拖拉机歪进了路边的麦田里，轮于陷进埋在田里的粪缸里，粪缸破了。 我自然被司机当场抓住，大加训斥，问我年纪轻轻为什么活够了。我对他说因为大伯发疯失踪，急着去找大伯才闯了祸，他就原谅了我。但是，粪缸应该由你赔偿。他说。当然了，多少钱呢？我问。他说他不能作主，粪缸是生产队的，要去找生产队的干部。我只好与他一起进村去，找到了生产队长。可是队长说，他也不能作主，要和队委会的其他人一起研究。拖拉机司机不愿等，他把我交给队长，自己开车走了，留下我一个人急得冒火。 求你了，队长同志！我不是想赖账，实在有急事，我大爷疯了，不见了，我得赶紧去找他，回来的时候，我一定来赔钱。我试着和队长打通关节。 是张庄的疯老头吗？队长问。 是的，我和他一个队。我说。 他想了一会儿说：好吧，等我们研究好了，我通知你们队长，叫他来交钱就是了，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我干谢万谢，看看表，已经耽误了一个半钟头。我又骑上破车飞跑，到张老家的时候已经天黑了。要不是有月亮，我真要迷路了。 张老家和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灰暗破旧的茅草房掩盖在标语、大字报中。我进村打听疯大爷的消息，都说是有一个疯老头来过，在张乐行的老宅门前哭一阵笑一阵闹了半天，没人理他，他又自己走了。 走了多久？我问。 一顿饭的工夫吧！天没黑的时候还在这里。 到哪里去了？我问。 谁知道。 都怪我骑车闯了祸，要不然我不是正好赶上了？我顾不上懊恼，便问张家老坟还在不在。 在是在，不过已经平了。有人对我说。 可以领我去看看吗？我恳求一位年轻人。 这么晚了。那年轻人犹豫着。 可是几个小孩愿意领我去，说路不远，又有月亮，怕什么？这样一来，那青年也愿意跟我去了。 疯大爷果然睡在坟地里。他像条狗似的蜷成一团，身上包着破棉袄。我把他的棉袄揭开，叫他，他嘻嘻笑着叫我走开：你这闺女真胡来，谁是你的疯大爷？ 我拉他，摇他，求他跟我一起回家，他挣开我的手，说：我回家了，我的家就在这里。接着又唱： 我的大名张乐行， 听我对你诉冤情。 我为百姓闹翻天， 为啥说我受招安？ 小孩子们拍手，哄叫，觉得有趣，我的心里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疯大爷确实疯了。他目光呆滞，浑身衣服都撕成一条一片，脑后的辫子已经松散，还沾上了干草。我请那位年轻人帮助我，把疯大爷绑在车于上，我推他回家，可是疯大爷死也不肯就范，在地上转着圈子跑，还唱： 你别拉，你别搡， 有理你就慢慢讲。 你打俺骂俺俺不恼， 说俺投降俺就火。 我拽住他的破棉袄不放，他跟我拽了两下，没拽过我，就突然松手放掉了，我给门在地上坐着。他一边跑一边唱：我的大名张乐行，张乐行才是我的名。 我从地上爬起来追他，那青年和孩子们也跟着一起追，可是他跑得飞快，我们追不上他。 突然，几个孩子一起惊叫起来：沟哇！那是沟哇！我的头脑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反应，就听到了他落水的声音。 因为离村庄比较远，这条沟水又深又清，月光下青光闪闪，疯大爷的身体却没有给它留下多少波纹。 我的血液好像突然凝结，两脚再也站立不住，一屁股跌坐在沟坎上。 疯大爷的死，使我病了一场，我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荒唐的感觉。有一段日子，我常做恶梦，在梦中疯大爷、周纯一、张乐行、高凡和我，颠来倒去地变化着，有一回还梦见我剪去了高凡的辫子，把它安在喜潮头上，高凡大哭大闹，说不留辫子要杀头的，而且我果然看见一把明晃晃的刀向高凡头上砍去。 高凡劝我，不要胡思乱想了，世界上荒唐的事很多，哪能每一件都想得清楚呢？不学会在荒唐中苟活，就只好去自杀了。也许，荒唐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 高凡说得对，世界上荒唐的事实在太多了。就在疯大爷死后不久，全国性的权威报刊上几乎同时发表了谴责早已倒台的彭德怀的长篇社论，一篇叫《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一篇《宜将剩勇追穷寇》。两篇社论都特别提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那场斗争——彭德怀在那个会议上攻击了“三面红旗”和红太阳，所以倒了大霉。社论告诉我们：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这一类斗争还得继续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斗到阶级完全消灭的时候。 我心里顿时明白了很多。原来这才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图，为什么不早点说明呢？早点说明，宝塔集人就不会跟着周纯一造反了。 可怜的宝塔集人，如今成了网中之鱼了，时刻等着人家来捉去杀了送上餐桌。虽然“假老婆”说，只要向毛主席请过罪就没事了，可是顾维舜的遭遇告诉他们，“假老婆”说的不算数，“假老婆”人物太小了，没有权力决定他们的命运。由谁来决定呢？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能像捐过门槛的祥林嫂还要问灵魂到底有没有一样，整天在心里嘀咕着：事情是不是过去了呢？ 事情没有过去。不久就有人来回答他们了。宝塔集进驻了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清查宝塔集人自己不能清查的问题。 这当然又是毛主席在全国范围内的伟大战略部署。 两年文化大革命实践证明，红卫兵小将不是容易驯服的小兵，知识分子当然更不行，城镇市民呢，还用问吗？小资产阶级。他们对革命都是三心二意，不但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有时还起破坏作用，弄得不好，他们就怀疑一切，反对一切，最后反到无产阶级司令部头上来。多次提醒那些革命小将了：现在到了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不听我们的话你们要犯错误的。可是收效甚微。毛孩子们的翅膀都长硬了，造反派的翅膀也硬了，他们自己会互相串连、煽风点火。为了不让这些红卫兵和造反派继续胡作非为，毛泽东断然地下达了指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在城市，所有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都派出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领导那里的斗（争）、批（判）、改（革），清理那里的阶级队伍；在农村包围中的小集镇，则派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是毛泽东领导的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的壮举。 “乡下人”一下子在宝塔集人的眼里改变了形象，领导阶级了。过去乡下人常说集上人是“半边脸”，他们总是一半脸对乡下人笑脸相迎，另一半脸则紧紧盯着乡下人的钱袋和一双手，要把乡下人的钱袋掏空，又不让乡下人多拿他们一粒钮扣。现在好了，不论宝塔集人心里怎么想，也得把那半边脸也挂上了笑容了。 不过，叫宝塔集人吃惊的是，为什么宝塔集“贫宣队”的领导不是一位老贫农，而是刚刚被“解放”了的艾书记呢？ 对于艾书记的又一次到来，宝塔集人是喜忧参半的。喜的是这位曾经替老百姓说话的好人“解放”了，他支持周纯一，也了解宝塔集。然而忧的也是这一点啊！艾书记为什么会获得“解放”呢？会不会已经“彻底改悔”？人们想起那天艾书记和周纯一游街时的不同表现，感到这位老干部不像周纯一那么靠得住。如果他已经“彻底悔改”，宝塔集人就要遭殃了。 艾书记和他的贫宣队一到宝塔集就要召开动员大会，要动员宝塔集人立即行动起来，把宝塔集的阶级斗争盖子彻底揭开，把周纯一的罪行彻底揭发出来。 为了弄清艾书记会怎么干，宝塔集一听见“假老婆”的招呼就去了，会场还在那里——宝塔倒下去的地方。 人们一眼就发现，艾书记像以前一样和气。再看看他带来的那些贫宣队员，一个个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这样一群人会在宝塔集作恶吗？宝塔集的人心掉进了肚里。 可是一听艾书记的报告，宝塔集人的心又提上来了，觉得艾书记此行有一点来者不善的味道。他把宝塔集比做百宝箱，说什么宝贝都集中在这只箱子里。鱼鳖虾蟹，青菜萝卜，要啥有啥，一抓就是一大把。这是不是意味着，艾书记要在宝塔集大把抓人呢？不过，艾书记说这话的时候面容还是和善的，时不时地露出牙来笑，牙是又整齐又洁白的，所以也许这位艾书记是刀子嘴、豆腐心，说归说、做归做，不会对宝塔集人大动干戈。 贫宣队进驻的第三天，德儿做了一件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她把一位贫宣队员带到家里来，而且向父母兄弟宣布，这就是她的未婚夫。 事先一点口风也没透！顾维舜惊讶得只张嘴不说话，玉儿妈却怀着敌意打量着这位从天而降的未来女婿。一副道道地地的乡下人模样，粗手粗脚又破破烂烂的！个子又矮，眼睛又小，叫句大伯大妈都叫不清楚，舌头在嘴里好像转不过弯来。这样的人要做顾家的女婿？要把德儿这朵鲜花插在牛屎堆上？玉儿妈头脑一下子就炸开了，她对那人指指自己的家门：你给我出去！我不认识你！顾维舜被妻子的行为吓出了汗，连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走，我上街买菜！可是玉儿妈不答应，逼着德儿把他带走了。 德儿送走了客，一家人都埋怨她。 这是啥时候的事啊？妈妈审问她。 就是几天前的事，学校里的一位同事介绍，我就答应了。德儿不动声色地回答。 你就嫁给这样的人？大字不识几个，人没人、货没货的，走起路来像麻雀子，一步三蹦的，没个正样，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只要我活着，你别想叫他再跨进我家门！ 德儿说：已经定了。 舍儿也批评姊姊：不要拿自己的幸福当儿戏。 德儿望着弟弟，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说：我这一辈子不想幸福，只求安宁了。没个家，我没法在乡下住下去。 两条腿的男人少？她妈厉声地吵嚷道。 两条腿的男人不少，可是现在谁要我？这个人虽然长得丑，可是成分好，又上无老下无小，不会亏待我。德儿说。 不行！我不同意！她妈态度十分强硬。 德儿的回答还是那句话：已经定了。 顾维舜见德儿态度坚决，便劝妻子：小孩的事就让小孩自己作主吧！现在讲的是成分，那人出身贫农，这一条就占了天时了；住在德儿学校附近，又占去了地利；德儿自己情愿，这就是人和。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还有啥不中意的？ 玉儿妈拍起桌子来了：别跟我讲这一套！我听够了！我知道你是害怕，怕贫宣队！你为了自己就不怕把闺女往火坑里推！我不怕！结婚还能讲成分？成分再好，人不像个样子，还能天天净想着他的代代红祖宗？ 顾维舜不敢再多嘴，德儿却还是那句话：已经定了。 玉儿妈气得几天不和德儿说话，德儿也不先和她说话，自顾自地下乡去了。玉儿妈终于拗不过女儿，眼泪汪汪地和丈夫说：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反成仇。算了，随她去吧，有福她享，有难她当。 顾维舜得到妻子这句话，马上叫舍儿下乡去把德儿接来，要请未过门的女婿吃顿饭。玉儿妈也只好认了。 吃饭的时候，玉儿妈还是满心的不如意，没个笑脸。顾维舜觉得太委屈了客人，就没话找话，问客人贫宣队将来要干什么，是不是要把过去跟周纯一造过反的都拉出来斗争，谁知客人是一问摇头三不知，只顾吃菜喝酒，大不了只说一句话：“谁知道呢？叫俺来俺就来了。”玉儿妈没好气地敲着碗沿说：你啥都不知道，知道不知道俺家的成分不好！知道，客人胆怯地看了她一眼，回答说。那你就不怕连累？玉儿妈又问。俺有啥好连累的？啥时候都是种地。客人说。艾书记同意你这门亲事？玉儿妈又问。不同意俺就退出贫宣队，又不是俺自己要来的。客人说。 德儿见她妈这样逼着问，便接上来插话，说：妈，啥也别问了。我自己愿意的，好的坏的也不怪你们。 玉儿妈把饭碗一放，说：好吧！你明天就给我从家里搬出去，我没有你这个闺女。 没想到德儿竟不急不慢地回答了一声“好”，当即放下饭碗去收拾自己的东西了。 玉儿妈气得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德儿就这样嫁了。而且也不知道是被开除了，还是自己不愿意干了，德儿女婿马上就离开了贫宣队。 艾书记走出了出奇制胜的第一招，拿高凡开刀。把所有关于高凡的材料转到了高凡的学校里。高凡是不属于艾书记管辖的，先拿他开刀，不知是不是君子远店厨的缘故。 那时我已回到生产队教书，高凡的学校也“复课闹革命”了。突然有一天，高凡被他们学校的工宣队押解来家，要搜查有关周纯一的造反材料。高凡用眼睛向我示意，叫我不要说话，由他们搜查。家里所有的，都是我们收集的各种小报、传单，与周纯一有关的文件，早就叫高凡转移了，藏在他父母家里。我们舍不得烧，总认为它们是很有用的。工宣队把那些小报和传单统统拿去了。他们问我们：收集这些干什么？我说那些东西都与高凡无关，是我收集的，想将来写文化大革命史。你？他们当中一位三十多岁的男人鄙夷地看着我，带着浓重的鼻音对我说，一个摘了帽子的右派分子想写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怎么写？写你们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变天账吧？ 我没有回答他。他又说：你们这种人，没有一个是安分的，时时刻刻梦想着变天，我告诉你们吧，天是变不了的！现在，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我们进驻上层建筑，深人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认真地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打击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隐藏在阴暗角落里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像你这样的摘帽右派，我们还要给予出路。只要你老老实实地揭发周纯一和高凡，和他们划清界线，你就还有光明的前途，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他把报纸上的那些条文背得很熟，我只有听着，偶然和高凡交换一下眼色。高凡的眼色告诉我：不要说话，什么也不要说。 好了，给高凡收拾一下东西吧！那男人换了一种比较温和的口气对我说。 什么？我觉得自己的腿一下子发抖了，难道就这样把高凡逮捕了？高凡看见了我的惊慌，安慰我说：我要隔离审查了，要在学校里住一阵子，你给我收拾几件冬衣吧！ 现在才秋天啊！我说。 多带几件衣服没错，你收拾吧！高凡说。 我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打开箱子，找出高凡的棉衣，用一条被单包好，交到工宣队手里。 再见，李翠，临走的时候，高凡突然向我伸出了手，我连忙抓住他的手不放，感到高凡把一张纸条放在我手里了。我急着看那纸条，就没有在高凡面前伤心落泪的工夫了。我们像平时那样告别了。 翠儿，一放寒假，你就带着孩子回宝塔集去。免得家里的父母挂念。不要为我担心，我既不会硬着头皮往枪口上撞，也不会出卖自己和朋友。 高凡的纸条上就写了这么几句话，可是这几句话就够我哭上一天了。张队长和书元夫妇都来看了我，劝我不要害怕，不要着急，说高凡迟早是要回来的。张队长还和我开了一句玩笑，说：你当右派，对高凡是个考验，现在轮到高凡考验你了。要经得住考验啊！ 我没等到放寒假就回到宝塔集。学校的同事们照顾我，叫我早走了。 这就叫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父亲说。他们已经知道高凡的情况了，艾书记已经把消息在宝塔集宣布过了，还号召大家对高凡做进一步的揭发。艾书记把高凡叫做“周纯一的狗头军帅”，为了彻底清查周纯一和高凡的问题，艾书记把宝塔公社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骨干分子都集中起来办起了“学习班”，蓝永继和舍儿都算“知情人”，进了另一种学习班，不许回家吃住。 我很想了解学习班的情况，但父亲说不清楚。舍儿他们的学习班办在离集几里路的中学，一般人不能去。我想去舍儿家问问，父亲也说使不得，正在风头上，顾维舜连走路都避着人，更不敢跟人说一句话。德儿嫁给了贫农，没人再说她是“美女蛇”了，可是又有人说她“饥不择食”，“捡到篮子里都是菜”，顾维舜两口子又气又悔，只是德儿不后悔，认命。 我偷偷地溜进了杨小群的家。 自从永继和小群下放农村，我还不曾到他们家里去过。其实，她家离开宝塔集只有十来里地，走路，个半小时就到了。我只是不想去。我比他们还要早就到农村去了，农村的生活我熟悉，不会有浪漫主义的情怀去寻觅田园乐趣。叙家常吗？又有多少可叙的？ 我一进村，就看见了永继妈，她在公路边摆了个小摊，卖大碗清茶，还有几包劣质香烟。她本来生得高大，背有点驼，如今却成了弯腰婆婆，其实她才不过五十多岁。腰弯得厉害呀，差不多九十度了，所以走动起来两只手都在背后摇摆。我走到她的茶摊前，她正在把脸盆里的茶往玻璃杯里兑，没有认出我。她的眼看起来有些问题，眼圈红红的，像害眼，又像流泪，眼泡肿肿的把大半个眼珠都遮住了。我一连叫了她两声，她才认出我来，两只手一齐伸出抓我的手，她的手干硬干硬，都长了寿斑了…… 是翠儿，孩子，我没想到会是你。我天天坐在这里朝集上那条路上望，看可有熟人来，好问问永继的消息。没有，鬼也不见。想不到你来了。走，快回家叙说。她一边不停地说，一边去收拾茶摊。一大盆刚刚泡好的茶，她也不卖了，把热水瓶的开水倒在地上，再把茶水倒进热水瓶里，说留着给我喝。我帮她拎着水瓶和脸盆，跟她回了家。 他们的家是乡间常见的几间茅草房，不过比别家更矮、更破。墙上的泥巴已经脱落，露出了秫秸杆子扎成的篱笆。看起来这房子撑不长就要倒了，那南墙像大肚子似的朝外挺着。不知道为什么，蓝家的房子总是倒。不是被大水淹倒，就是被大风刮倒。从我记事到现在，他们家的房子倒了盖，盖了倒，不知多少次了。终于到了倒了再也盖不起的时候，在宝塔集上再也没有一间房子了。而今这房子，应是下放那年盖的，才几年的光景，怎么又要倒了呢？ 我忍不住在墙头的裂缝上用手抚了抚，永继妈说：漏，一下雨就漏，四面八方都漏，叫修，总不修，两口子没一个是用心过日子的人，当初我不同意他们结婚，歪瓜配瘪枣，有什么好？他们一定要结，说“歪好，歪好”，看看！现在就是歪好了！我看这个家，迟早要败在他们手里。 小群出工去了，小孩子也都不在家，所以没人去理永继妈的唠叨。我也不想打断老人的话，她要说就让她说吧，说了她心里会舒服一点。我一间屋一间屋里看着，老太太一间屋一间屋地跟着我唠叨：看吧，我领一窝孩子住这屋，老小五个人，只有这一张床。晚上两个大丫头在这床头边安个草铺。冬天呢，就齐大老小地往一张床上挤，被不够，挤着暖和。看看！这是他们两口子住的屋，也是一堆破烂，小群又不会收拾，像狗窝！小群，讲起来是过去镇长的闺女，可是啥东西放啥地方都不知道，就知道在屋里拴绳，啥都往绳子挂…… 小群的房里确实拴了几根绳，每一根绳上都挂满了东西，换下来的衣服，新做的布鞋，纳鞋底的麻线，还有些叮叮当当说不出名堂的东西。可是不挂又该往哪里放呢？屋里没有一样家具，连个木头箱子都没有。我知道他们的日子过得艰难，四个孩子，一个老人，再加上他们两口，一家七日靠挣工分是难以养活的，只是我没想到他们艰难到这步田地。 翠儿，你坐一会儿，我看看猪在不在圈里。永继妈说。 猪？你们回教也喂猪？我惊讶地说。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和永继磨牙（淮北俗话，即双方发生争执）的时候，就往他家门上抹猪油，爹妈不知教训过我们多少回，说不兴这样的！回教人见了猪就恶心，没见他们连茶也不随便喝我们的？ 不喂猪油盐钱打哪儿出？为了顾嘴，也就管不了那么许多了。“主”要是降罪，就降到我身上吧，我巴不得现在就眼一闭、腿一伸落个干净。死了受罪总比活着受罪好。一个家，活生生败在他们两口子手里…… 我回到堂屋里在一张小板凳上坐下来，劝永继妈别再埋怨了。永继和小群也不是不想把日子过好，是没有办法呀！ 没办法？谁说没办法？只怪他们不肯听我的。永继要去造反，我拦不住，小群也拦不住？她不拦！女人的话比当妈的话管用，我的话他只当耳边风！我说不能造反，他老子当年不就是这样死的。我劝过他老子，当官带兵打鬼子，都是官家的事儿，俺们不要管，他不听，他听他老子的，他老子想在宝塔集称王，结果把儿子的命赔了进去。我不糊涂呀，我知道不该造反呀，可是又碰上了这么个媳妇！我的命苦呀！靠山山崩，靠水水流，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儿子，眼看就坏在小群手里…… 啥？啥坏在我手里？小群回来了，没进屋先接腔，不知在地上摔了啥，我听到眶当一声。 我连忙迎出来招呼小群，小群见了我，只是咧了咧嘴，一点也没有高兴的样子，继续冲她婆婆发火：你见人就败坏我，我是扫帚星，败家精，你叫你儿子把我休了吧，我也活够了，过够了！ 我觉得小群和永继妈的脾气都变坏了。她们原来都是温和的女人，现在却不停地互相撕咬。 我上前拉住小群，劝她进屋叙话，我说我是专程来看她的。她不冷不热地说：看吧，杨小群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人不人，鬼不鬼的。 小群的相貌的确变多了。由于出身优越，父母的相貌又不错，小群算得上是宝塔集上的一大美人。长得清丽细腻，玲珑透剔。大家都叫她“瓷娃娃”。可是眼前的小群像个乡下老太婆，皮肤粗黑，皱纹稠密，皱纹又过分密集于小小的鼻洼处，所以总像皱着眉，露出不讨人喜欢的神色。不知为什么，上边的门牙也掉了两颗。穿着打扮更不用说，大概都是她妈留下的衣服，又灰又旧，又没款没式不合身材。…… 不认识了吧？小群见我打量她，低下了头，问我的语气也平和了许多。 小群，过得很苦吧？我抱住她的肩膀轻轻地抚了一下，可是她粗鲁地把我的手摆脱了，并下意识地拢拢头发。 只是苦吗？小群说，声音很大。一家老小都不叫你安生啊！她妈天天抱怨我害了他们一家人，从来不说自己的儿子不成器。 他不成器，你还要嫁他？永继妈说。 是嫁了，怪我瞎了眼。不问什么事，你就知道帮儿子……小群回答。 我就是帮儿子！儿子是我领大的，我不帮他谁帮他？永继妈吵起来。 那你别给你儿娶媳妇，叫她跟你过一辈子！小群也不相让。 杨小群(口欧)——这话是你说的呀——永继妈大叫起来，并且一蹦一蹦地要去拽小群。我把小群拉了过来，说：小群，你不能少说几句？永继不在家，你们这样吵吵闹闹不怕人家笑话，永继在学习班也不安心啊！ 小群不再接腔，拉个小板凳坐了下来。永继妈也不再吵，回到自己房里哭起来，口口声声叫着永继的名字：我的可怜的儿呀！我的从小没有爹的儿呀！你咋不给妈争口气呀！不叫你出去你偏要出去呀…… 小群的眼泪也一颗一颗往下掉，不停地扯起自己的衣襟擦着，小声地对我说：翠儿，早知道结婚这么苦，不如一辈子不结婚。她说，永继自从到了乡下，心情一天比一天坏，不肯好好地干活，还想喝杯酒。家里田里的活差不多都落在她身上了。穷，少生几个孩子不好吗？老太太不肯，吵着闹着不许避孕，说蓝家人丁本来不旺，再避孕不是更要受人欺负了吗？永继只想当孝子，听他妈的，所以气得她都不肯和永继同房了，夫妻的感情越来越坏。他要造反，她拦过，可是他说，与其像猪狗一样活着，不如去造反，死了也痛快！她也就不拦了。 你看看我老成啥样子？一嘴牙都活动，两颗门牙只碰一下就掉了。集上一般大的姊妹们，哪个像我……小群抽噎起来，我不知怎么安慰她才好。我只能劝她忍着，忍到孩子们长大的时候。等她止住了哭，我才问她永继在学习班有没有消息。 她从枕头底下拉出一件衣服，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说是永继夹在换洗衣服里带回来的。 纸条上写着潦草的两行字：艾书记逼得不紧，放心。这事儿千万别对别人说，千万千万！ 我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能回家过年就好了。我说。 兴许，贫宣队能不回家过年吗？小群说。 去过舍儿家吗？他现在怎么样呢？我问。 小群顺下了眼睛：哪有脸见他家人。 我忍不住问：小群，真的，为什么…… 小群摇摇头：我自己也说不清。那一阵子，总是提心吊胆，心惊肉跳的，“假老婆”又不断地来敲打，叫永继立功赎罪，你知道，“假老婆”跟我们有仇。想来想去，只有顾维舜可以揭发，揭实事又没有，只好瞎骗了，原以为假的总是假的，过一阵子就会明白的，没想到害了他们。德儿结婚的时候，我和永继都想去看看，又不敢。德儿为什么要嫁到乡下啊…… 唉！我叹了一口气。 后来贫宣队派人来调查过了，我和永继都一口咬定，我们写那张大字报没有根据，只是怀疑……小群又说。 我又叹了一口气，并且起身告辞。小群要留我吃饭，我怎么吃得下去？我把身上带的五元钱往小群手里一塞，跑掉了。 腊月二十二，舍儿他们的学习班统统结束了。贫宣队员们都要回家过“祭灶节”。虽然破过“四旧”了，祭灶节还是要过的。这里的祭灶节是二十三、二十四两天，是二十三还是二十四由每家自己决定，据说跟每家祖宗的出身有关，所谓“君祭三、民祭四，王八祭五鳖祭六”。宝塔集上绝大多数都在二十三祭灶，说明他们的祖宗都是当过“君”的，可是历史书记载下来的君王却没有这么多。 我趁天黑的时候去看了舍儿。顾维舜不等我坐下就关上了家门，而且插上了栓。 舍儿不是以前的舍儿，留起了胡子，好像突然长了好几岁。以前，舍儿说话的时候，喜欢忽闪着一双大眼，充满稚气，如今却不忽闪了，喜欢直瞪瞪地看着人家。头发很长很脏，结成团团了，但是他不肯下堂子洗澡，怕碰见熟人。我现在谁都不想见。他说。 可是对我，舍儿还是亲热和信任的。他把我拉到自己的小屋里，不让父母跟过去，说要跟我单独叙叙话儿。他的父母也只得依他，给我泡了茶就退了回去。舍儿放下门帘，劈头向我提了一个问题：翠儿姊，你说，人是什么东西？ 我吃惊地看着他，这个小弟弟心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了？我小心翼翼地问：舍儿，别问这样抽象问题，先说说你在学习班里碰到了什么问题，不要闷在心里，闷出病来，你父母会担心的。 舍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两手抱住乱蓬蓬的脑袋，仰巴巴地朝床上一躺，咬牙切齿地说：我觉得人都不是东西，包括我！平时一个个都讲得好听，一到危险的关头都变了，拉稀屎、尿裤裆了。 说完，他在自己的头上连连抓了两把，抓掉了一些头发，拿在手里看看，又咬在嘴里。 是受的压力太大的缘故吧？老百姓都经不住压力。我说。 不是！其实艾书记对我们逼得不算紧，逼紧了，对他自己没有好处，这一点，他自己心里有数。可是大家就是害怕，一进去就害怕，好像除了自己以外，谁都变得不可相信了。我对周纯一、高凡两位大哥也怀疑起来了。我怀疑他们是别有用心，是真正反对毛主席的敌人。晚上睡在床上，想起他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真是件件都值得怀疑，而一到白天，我又觉得这些怀疑不对了…… 我说不出话，只是看着他。他到底揭发了高凡没有呢？又揭发了什么？ 很多人都是又是说又是写的，唯恐被别人占先了，真比抢孝帽子还起劲。舍儿坐了起来，用眼睛瞪着我，我也瞪着他，等着他说出更重要的话。 翠儿姊！舍儿大声叫了我一声。 哎！我应着他。 我向你保证，我没说，也没写。真的，你信不信我q他说，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我。 怎么不信？不过，你不是怀疑吗？我问。 是的，我怀疑他们，更怀疑自己，所以我不写也不说。而且，翠儿姊，我还恨！恨人！恨所有的人，永继，艾书记，我都恨。 永继干了什么？我问。 他写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只听到他在会上骂自己，说自己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他还私下里劝我，要我把自己知道的事情揭发出来。而且，他把杨大傻子扯了进来！本来学习班没有大傻的事，他是“独立兵团”，谁也不知道他和周纯一有关系。可是他在会上交代说，大傻子在报社被围的时候进过报社。大傻子是他的小舅子呀！他妈的，蓝永继，看我将来治他…… 我的头脑一下子乱成一团麻。真不理解永继为了什么。但是我不愿意在舍儿面前说永继不好，舍儿的情绪已经过于激动了，我觉得他有点病态。我担心起高凡，人家到底揭发了他什么，他自己又承认了什么呢？我安慰了舍儿几句，劝他好好休息，就告辞了。玉儿妈拉着我的手送我到门外，小声地对我说：翠儿，舍儿没对你说他的病吧？他病了，从小都不大尿床，现在却天天尿床了，带回来的铺被上净是尿印子…… 玉儿妈的声音使我鼻子发酸，我“噢！”了一声就跑回家去了。 不料小群却在我家里等着我，她说永继只在家里呆半天就跑了，天黑也不回来。 原来蓝永继到家就生气。 他妈见他回来，当然满心欢喜，哭一阵，笑一阵的，哭了笑了，就叫媳妇给儿子做好吃的，补补身体。她抓了一只母鸡，叫小群宰。 小群没有露出笑脸，把母鸡又放了，说又不是立了什么功回来，吃什么好的。她像往常一样蒸红芋面馍，烧红芋干于稀饭。婆婆说她，她说家里穷得叮当响，还穷烧啥呀！新年快到了，大人小孩没有一个能添件衣裳。米也不够年下吃的。还给他烧干饭宰鸡？ 婆媳俩你一句我一句便争吵起来。婆婆一气睡到床上不吃饭，又是哭又是说，那些话，不知说过多少遍了，她还要从头说，如何嫁到蓝家，如何守寡，如何把永继拉扯大，永继和小群又如何结婚……说得小群心里冒火，便在一边嘟噜：诉个啥苦？跟谁诉？你苦，我比你更苦，早知道这样，我情愿守寡…… 永继一直忍着，听到这些忍不住了，便大声呵叱小群：去！给妈跪下，向她赔不是，要不然，我就真叫你守寡！ 小群哪里肯听，也大声嚷嚷：跪下？长这么大还没有在人面前跪过！你咋不去跪？啥时候了，还来这一套！跪！跪谁？县太爷？一品夫人？县太爷、一品夫人也不敢抖这个威风了！ 于是夫妻大战起来。 丈夫说：我哪有你威风呢？镇长的女儿。可惜给枪毙了！ 妻子说：是啊！枪毙了！没有你们蓝家好，你们人老数辈，赌的赌，嫖的嫖，要不也不会去劳改了！ 俗话说，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互相一揭短处，便伤了心了。永继妈止住了哭，从床上爬起来抡起拐棍儿就往儿子身上打，骂儿子不争气，没给祖宗挣下光荣，倒挣到了骂。又指桑骂槐地说：你敢跟人家比，人家爹有本事讨两个老婆……永继躲着妈的拐棍儿，抓住了小群的头发，一场混战开始了。四个孩子，哭的哭，叫的叫，有的抱住奶奶的腿，有的搂住妈妈的腰…… 混战一停，永继就跑了。小群原以为他出去散口气就会回来，所以还在他背后说：你滚！有本事一辈子也别回家！可是到晚上还不见永继的人影，村里村外又找不到他，这就急了，找到了集上来。 我和父母面面相觑，我想埋怨小群几句，但看她那焦急的样子，便把话咽下了。 父亲说：我说找人要紧。别出什么岔子才好。腊月里了，生气吵架别说不吉利的话，什么守寡不守寡的，这不是自己咒自己？ 小群温顺地说：是，大叔，我不懂事。 天这么黑，我们这几个老弱妇女，到哪儿去找人啊？在这个集上，可以帮这个忙的，只有舍儿和杨大傻子了。可是永继偏偏又把这两个人都得罪了。没办法，也只好劝小群去求他们了。小群这时非常听话，说：我去求，我去求…… 我马上和小群一起到了舍儿家。他们一家人都已经睡了，听到我说有急事，便起来开门，一看见是小群，脸便拉长了，只有顾维舜招呼了一声：小群也来了！ 小群不等玉儿妈和舍儿说话，就在他们面前跪下了。玉儿妈连忙伸手拉起了她，说：算了，算了，都过去了！ 顾家人听说永继跑不见了，把往日的恩怨全都忘记，连说：找人要紧，找人要紧。顾维舜还安慰小群说：今天天晚了，人们都睡了，又不好一家一家地敲门，明天再去找吧，会不会到哪里亲戚家去了，你把你们的亲戚的名字都排出来，我们一起去找，会找到的。 小群这才稍稍安定了情绪，摸着黑回家去了，怕永继妈出事。 杨大傻子照样每天早上在街上叫卖“油果儿——热的！热的——油果儿！”只是“独立大队”的红袖章不戴了。有人问过他为什么，他说自己把大队解散了。这天早上我们一听到他的叫卖声就把他叫进门来，把永继的事对他说了，求他一起去找。这个爽直的汉子竟然半天不语。 我知道一点底细，便劝他：小群是你的叔伯姊姊，不看僧面看佛面吧！我父亲也劝他说，你们杨家在这集上也就你们姊弟俩了！ 大傻子把自己的手指关节捏得啪啪响，说：我真不想走这门亲戚了！我爹死在监狱里，我坐牢的时候，妈又被迫改嫁了，我一个人无依无靠，谁照顾过我？我想请他们帮个忙，给我成个家，可是蓝永继说啥：谁要你？我为啥不跟他一起造反，成立独立兵团？我不想沾他！这一回学习班上，他又把我卖出去了！艾书记找我问过了，我就说去卖油果儿，啥也没干，啥也没说，也没见别人干啥，没听别人说啥。艾书记也没再找我。肯定是没有材料，高凡他们谁也没卖我，亲戚？亲戚还不如朋友呢！ 我说：他们也是害怕呀！双方的家庭出身都不好…… 杨大傻子不等我说完，把手一拍说：别说了，翠儿姊！我去几家亲戚家找找看！谁叫我也姓杨呢！ 像不久前到处寻找疯大爷一样，我们又开始了寻找蓝永继。可是一连找了两天，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他没有到任何亲戚家，也没有去过朋友家，他能去哪里？ 想不到第二天早上，小群派大孩子送信来说，昨夜永继半夜回家了，他说他没上哪里去，只在沟沟坎坎里转悠，晚上宿在牛屋里。我们到哪里找去！不管这些了吧，人回来了就好，年三十快到了，我们也该备年了！ 宝塔集的春节和全中国一样，非常热闹，规矩也多。热闹叫人欢乐，规矩又增添一点神秘的色彩，神秘的欢乐，正是人们所需要的，所以不论大人小孩，都喜欢过春节。不论有多少不愉快的事情，都要暂时忍下，收拾起来，不把它带到新的一年里去。春节过不好，会招来一年的晦气。 不过现在是革命时期，老规矩老习惯不可更改，革命的原则同样不可动摇，中国人有办法，把一切都贴上革命的标签，换一个时兴的说法。比如，年底要准备很多食物，蒸馍，炸撒子，烹鱼煮肉，原是为了图个丰衣足食的吉利，如今则说，要显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不是中好，更不是小好。说法不同，忙碌却是相同的。我们家虽然忧虑重重，父母对于备年的工作却一丝不苟，把我支使得没有一点空闲的时候，把永继一家的事也都忘了。 年三十早上，我早早地起床，把门上的旧春联洗掉，准备换上新春联了。今年的新春联是我自己写的，上联是：革命形势大好；下联是：人民群众欢呼。横批是：造反有理。父亲不大满意，说少点文气，我说现在讲什么文气，挑不到毛病就好。 杨大傻子这个时候来了。这时我才想到，他今天没有出来卖油条。便问他：也准备过年了？一个人咋过？到这里来吃年夜饭吧！大傻子只愣愣地听着，不答一句话。他今天神色异常，好像哭过，在我的印象里大傻子是不哭的。 你怎么了？我关切地问他。 蓝永继上吊了！死在生产队的牛屋里…… 我丢下手里的事情就和大傻子一起往乡下跑，舍儿和村里的一些人已经在那里了。永继的尸体在堂屋里摆着，身上罩着一块白布。我仿佛看见一个扎着小辫子的小男孩从那白布上站起来向我招手，对我作鬼脸，那是小时候的永继，小时候的永继是非常可爱的。他家里宝贝他，给他留辫子，让他混在我们女孩堆里，他显得比女孩还要妩媚，如今怎么会变成一具尸体？他和我一样大，才三十二岁。 我奇怪，这里只有忙碌，没有哭泣。小群像没事人一样坐在自己床上，几个孩子围着她，傻乎乎地看着她。永继妈是在床上躺着，不停地对着房顶诉说：儿啊！你就这么走了？妈跟你一起去吧！可是几个孩子交给谁呢？不能交给小群，她是个坏女人，是她把你害了，谁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你当初要是听了妈的话，不娶她…… 我插不上手，男人们忙碌就够了，便到了小群房里，让孩子们去守着奶奶。我在小群身边坐下，问她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是不是又吵架了？ 小群摇摇头，说没有吵过。回来这几天都很好，还对我说了不少甜言蜜语，昨天晚上说出去走走，就没有回来，不一会儿就有人来说，他上吊了…… 我握住小群的手，叫她想开点。她竟然牵动嘴唇笑了笑：总不会为了那…… 为了啥！我问。 小群又笑笑：他要跟我亲热，我不肯，我没有心绪，过年了，家里要啥没啥…… 我马上小声地制上她：小群，快别这么说，不会是为了这个。 可是小群还要继续说：他妈说是我害了他，就是我害了他！我是怎么害他的？没动刀也没动枪，就这样害了他。这几天，他天天都要和我亲热，说要夫妻和好。我天天不答应。他要把我扔到雪地里冻死，我叫他扔，我说我活够了。他不敢扔，就自己跑出去，就去上吊…… 小群，别说了！别胡思乱想！不会是为了这个，不会的！我摇着小群的肩膀，不让她说下去，生怕被别人听见，向她泼污水。可是她挣脱我的手，扑倒在床上放声痛哭起来，说：我的主啊！你罚我吧！我是个女人，但是不想做女人的事，你罚我吧！我害死了男人，可是他比我享福，这一家老小都扔给了我，我的主啊！你罚我吧…… 大傻子走了进来，叫小群不要哭，说哭有啥用？哭也晚了！穷吧富吧，两口子有商有量和和气气就好。哪有像你们这样吵吵闹闹的？不想过日子，就不要成家…… 别说了，大傻子，让她哭哭吧！我说。 不劝还好，一劝大傻于反而来了傻劲：不许哭！就不许哭！两口子一对没出息！生就的苦命，就得能受苦，受不了苦，就不要活下去……呜呜！呜！我的爹呀！我的妈呀！我的大爷大娘啊！ 大傻子也大放悲声了，我终于也忍不住一阵阵抽噎。舍儿呢，索性和大傻子一样，放开嗓子哭了个痛快。 第二天，永继的尸体便下了地。回教的丧礼简单，又不用棺材，所以没有多少花费。 永继的突然自杀成了宝塔集今年春节期间串亲访友的热门话题。想起蓝二爷家当年在宝塔集上的威风，如今死的死了，散的散了，都无不叹息。老人们还说，蓝二爷一家虽然都不成气候，可是对乡亲街坊倒还是客气的。兔子不吃窝边草嘛。这家人败就败在几个女人手里。首先是蓝二奶奶，没见过她那么会骂人的，骂人像切菜，咔咔嚓嚓听得见声音，一句骂就能切下一个人头来，蓝龙的老婆永继的妈，人倒贤慧，可是生就一副苦相，左眼皮上长了一颗痣，那是滴泪痣，所以嫁过来不到一年，就把丈夫克刂死了。蓝虎的老婆“短一点儿”，脸儿长得俊，还是一条腿平白无故短一截儿，这就不好，果不然，公公丈夫一去劳改，她就先伸出一条长腿走了，到现在信也没有。下一个要数杨小群了，伪镇长家的娇小姐，小老婆养的，也是报应，小老婆生来就贱，养个女儿却恰恰相反，不肯尽妇道，活活把永继逼死了。莫不是有人偷了小群的心？要不然一个女人怎么会……看来，蓝虎现在这个女人不错。女人还是丑点好 我从来不参加这样的谈话，我只能在心里为小群叫屈，为蓝家的女人们叫屈。我的可爱的宝塔集，我的可爱的乡亲们啊，什么时候，你们能够对女人宽厚一点呢？ 然而，宝塔集没有因为死去一个人而让自己沉浸在愁绪里，街上一阵又一阵的鞭炮声提醒着人们，正是新春喜庆的日子，不该忧愁。孩子们照旧拍着手欢乐地唱着： 新年来，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闺女要花儿要炮，亲戚朋友都来贺。 有线广播里一天三遍地播送着最近发表的最高指示： 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 是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 不知是不是受了永继自杀的刺激，没有过完春节，舍儿就病倒了。一连几天高烧不退，还说胡话，尿床的毛病也越来越厉害了。他一天不知道要哭几回，而且都是嚎啕大哭，一边哭还一边说：我活不长了，我就要死了！有时，还抱着他妈的脖子哭叫：妈！你们白养活我了！我不能给你们养老送终了！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顾维舜两口子想起舍儿生下来时他爷爷给算的命，魂都吓飞了。顾远山老头对自己这个唯一的孙子的命运特别关心，先是自己用八卦推算，后来又请瞎子按八字推算，结果都一样：这孩子命里有灾星。正是为了消灾才给他取名叫“舍儿”，又给他认了十二个干老子充“贵人”，难道说灾星还没有退掉？ 宝塔集上所有的医生都请遍了，一个个都说病得厉害，可是谁也说不清是什么病，拿不出治病的良方来。有一个医生提出怀疑，会不会是血里有毒呢？若是，即使病好了，也会落下后遗症，不是变成傻瓜，就是变成瘫子。于是，宝塔集人私下里猜测，顾维舜一定生过梅毒，血里不洁净，所以传在儿子身上了。顾维舜怎么会生梅毒呢？一定和蓝二爷那时开的妓院有关系。倒想不到顾维舜这样老实人也会得这风流病，如今害了儿子了。气得玉儿妈要找那些人挤命，说怪不得艾书记说宝塔集是百宝箱呢，宝塔集上真是没有几个好人，个个人的一张嘴都像没有加盖子的粪坑，一天到晚翻蛆虫、冒臭气。都不得好死！不如一颗炸弹把宝塔集炸平，大家一起死了干净！ 顾维舜倒不在乎那些谣传，他说身正不怕影子斜。但是他确实被儿子的病吓坏了。他想自己这一辈子坎坎坷坷，也老老实实，做人不亏心，做生意不短秤，怎么会落下一次又一次的报应？四个儿女，没有一个称心如意的。他常常一个人早晚到淮河边上溜达来溜达去，不言不语，碰见人也只是点点头，有时连头也不点，眼一顺就过去了。这样，又有人说他想跳河。我父亲也心下怀疑，跟着他在河边溜了几回，没有听到他说什么轻生的话，也放心了。 舍儿的十二个干老子这些年死的死了，走的走了，现在还能经常走动的，就剩下我父亲。我家没有男孩，父亲对舍儿也是特别疼爱的。所以舍儿病了以后，他和母亲每天都轮番着去探望，虽然出不了什么力，却也为顾维舜和玉儿妈分担了一点忧愁。母亲还从箱子底下找出了一个银锁片，上面接着“长命百岁”，挂到舍儿的脖子上。 眼看着舍儿骨瘦如柴，病症一日比一日沉重，顾维舜心灰意冷。从来不敢不上班的他，也常常不去上班了。一天，他偷着和玉儿妈商量，是不是把老大维尧夫妇和老三维禹家的都招呼到宝塔集来，万一孩子不行了，一家人都在身边比什么都强。玉儿妈一听就哭起来，她说：你就认定儿子不行了？我就不信。我们没做过坏事，老天爷不该判我们绝后，要是这么判了，我就把天戳个窟窿！我看孩子没大病，是冲了神了。这事都怪你，他干老子送给他的那件道袍上绣的是护身符，你一定说是“四旧”，把它烧了。儿子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找你算账！ 一句话提醒了顾维舜，他说：对了！对了！这就好了！你别急，我们再给他做一件道袍，那样子你还记得吗？ 玉儿妈说：样子我当然记得，可是那上面还写着十二个干老子的名字呢，都是他们亲笔写的，如今到哪里找他们去？ 顾维舜说：这容易，本人还在的就找本人，本人不在的就找他们的儿女代笔，大傻子和小群都可以代表他们的父亲。 要是让人家知道了，不说这是迷信活动？玉儿妈问。 偷偷地，谁知道。为了儿子，知道了也不怕。顾维舜说。 我和德儿反对也没有用，我的父母也认为这是好主意。我父亲还把这件事揽在自己身上，说你们赶紧先将道袍做起来，我去讨那十一个人的笔迹。实在讨不到的，像蓝虎，我就代了吧。 玉儿妈连天加夜地干，不过一天一夜，就把道袍缝好了。我父亲做地下工作似的一家一家地跑，有时要跑到外地去，十二个干老子的名字也写齐了。玉儿妈把它们用丝线绣好。 给舍儿穿道袍的时候，我和父母都去了。顾维舜关紧了门，又是上香又是叩头又是祷告。舍儿显得非常乖，不但老老实实让他妈给他穿道袍，还硬挣扎着起来对着香案叩了三个头。 可是一连等了三天，舍儿的病还是毫无起色。舍儿又哭起来，高声叫道：救救我！救救我！ 我和德儿都竭力主张：再请先生看。父亲说，是啊，还是要请先生。可是请谁呢？我们听说县城有个著名的老中医叫蔡抱一，听说他的医术很高，药到病除，本县很多大官的病都是他治好的，所以虽然是地主成分，还没遭多大罪。不过现在是文革期间，不知他的情况怎样了。为此，德儿专门去跑了一次县城，回来说没找到，蔡抱一就是一个孤老头，家里再没了别的人，他的邻居们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老头子就背起个包袱出门去了，说是去给别人看病，打那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们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也不知杨大傻子是有心还是无意，他居然在我们都已经绝望的时候把蔡抱一领到了舍儿家里。他说这是舍儿的缘分，他是到乡下串着卖油条的时候碰上的。顾家人对大傻子干谢万谢，大傻子说：谢啥？干兄弟也是兄弟啊！ 大名鼎鼎的蔡抱一看上去毫无风采。瘦高瘦高的个子，背还有些驼。黑黄的脸膛，高高的颧骨，鼻子肥大，嘴唇宽厚。玉儿妈一见就私下里嘀咕，说他像个大烟鬼，真能看好病？可是舍儿喜欢蔡抱一，一见这老头就高兴起来，一声声地叫爷爷，说：我的病可以好了！玉儿妈见儿子这样，便也欢喜起来。 蔡抱一给舍儿按了脉，看了看眼珠和舌苔，笑眯眯地说：我当是什么大病，不过是着了点风寒，又受了点惊吓和气恼。我只要一帖药，就可以把风寒退了，其余的病，就靠养了。最好到处去走动走动，忘掉了那些恼人的事，病也就好清了。 我们听了都将信将疑，只有舍儿不住地点头，说：对，我要到外地去！随便上哪里都行，就是不想蹲在宝塔集。宝塔集上的人太可怕了，我不想见他们。 说神奇也神奇，舍儿吃了蔡抱—一帖药果然见好，不几天就能下地走路了。为了让他好好休养，他爸爸把他送到了他大伯家里，一去就是几个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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