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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的春天在别处也许温暖妩媚，在宝塔集却是阴冷阴冷的，也许是一冬没有下雨的缘故，过了春节便阴雨连绵。宝塔集的心情也和天气一样，阴沉沉的。 整天不得安宁。周纯一召开的誓师大会出了乱于，使两派的斗争更为炽烈，双方都宣称要为自己的信念“血战到底”，双方都指责对方实行武斗，打死了原来的县委副书记。 宝塔集人只能凭感情和利害在二者之间选择。凭感情，大部分人向着周纯一，但是要他们为了周纯一去和“心向东”“血战到底”，大部分人又是非常害怕的。中年以上的宝塔集人是经过几场血战的。与日本鬼子打仗不算，中国人打中国人就有好几回。一会儿是老张打老李，一会儿是阎王揍小鬼，打来打去，都是老百姓倒在血泊里。 只有舍儿他们那一批中学生不知厉害，觉得血战到底十分带劲。他们整天和省里、地区和县里来煽风点火的红卫兵、造反派一起闹腾，大人们挡也无用，劝也无用。从外来者们那里，他们知道了，自己的战斗不是孤立的，全省都围绕着该不该批判大跃进的问题上分成两大派，而站在这两大派背后的正是大跃进年代互相较量过的Ｚ书记和“青天书记”，他们觉得有趣的是，在全省其他县市夺了权的造反派“好派”几乎都认为应该反对“青天书记”，而反对夺权派的“屁派”倒和他们站在一起。这就是说，在本县，他们是“好派”，出了县，他们就是“屁派”了。所以他们天天在街上喊的口号也很有趣，除了“周纯一夺权好得很！”之外，还有“×××夺权好个屁！”前一个口号是地域性的，后一个口号是“国际主义”的。 顾维舜差不多要给儿子跪下来了。他越来越觉得事情不妙。为什么自己县的情况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呢？肯定是自己县里有问题，周纯一不是毛主席所支持的造反派。他对儿子说，中国那么大，宝塔集这么小，我们在宝塔集怎么能看清全中国的问题？即使原来你们的方向是正确的，如今周纯一打死了一个人，有理也变成了没理，还争什么是非呢？舍儿不听，说他坚信周纯一不会打死人。还说毛主席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毛主席会保护少数的。顾维舜告诉儿子，周纯一是会杀人的，在土改中，镇反中就杀过不少人。舍儿一听就火，说这是诬蔑，即使杀了人，杀恶霸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也杀得对，好得很！ 顾维舜不敢和儿子议论是非，他知道这年月是父不父、子不子的，儿子一恼火给自己的话汇报上去，自己就要倒霉。运动搞到现在，他还平安无事，真该谢天谢地了。能这样安安稳稳地熬到运动结束就好了。他只能求菩萨保佑儿子别闯大祸。 我和别人一样，只能从传说和大字报中得到高凡他们的消息。双方的大字报都说周纯一不在县城。“心向东”说是“流窜在外”，进行反革命的串连活动；周纯一的人则说，“总指挥”受到兄弟单位造反派的邀请，去交流战斗经验去了。到底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连舍儿也打听不到消息。 我愁得茶饭难咽。挂念高凡的安全不说，还要考虑我们母子的生活。我得回家种地去。我不拿国家工资，靠生产队补贴工分，一家人的口粮还要靠田里劳动解决。生产队分给的口粮不够吃的，就得种好自留地。有人说自留地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割掉，可是对我们，特别是对普通农民，它可是“社会主义的肚皮”寄托地。弄得好，自留地可以解决一半的口粮呢！我总在娘家住着怎么行？一冬无雨，小麦的苗出得不好，不回去调理调理，怕收不到几颗小麦了。当然，书元哥两口子会帮我调理的，疯大爷（这老头，他与我县城失散之后自己回家了！）也会帮我弄的，可我不能总依靠别人呀！但是在没得到高凡他们的消息之前我不能离开宝塔集，焦虑成疾的父母也需要我照顾呀！ 每天晚上，我和父母都要坐到很晚很晚才睡。我们等待，等待他们的突然归来，或者别人送个信来。那是一个凄风苦雨的夜里，终于有人来敲我们的门了。开门一看，却是舍儿和他的父亲。我邀他们进来，舍儿进来了，顾维舜却退到一个阴影里。他说要在外面望风。舍儿说，是他爸自己要跟来当保镖的。他能保护我？还不够人家一指头戳的！舍儿太看轻自己的父亲了。 是有什么消息了吗？我和父母一齐问舍儿。 周大哥派人送了一封信来。舍儿兴奋地说。 信呢？我问。 口信，让我传达。怕再出送信人叛变那种事。舍儿说。 我和父母都叹了一口气。父亲还埋怨：这是啥年月，又是啥事啊？神神鬼鬼的！ 舍儿说，周纯一到外面串连已经回来，高凡一直坚守在县报社。现在情势紧迫，双方都在向中央文革告状，寻求支持，“心向东”首先要和我们争夺报社，听说正在组织人力。所以我们现在要趁中央文革表态之前，再一次采取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去保卫我们的报社。人越多越好，最好能动员几十万人到县城去！ 这不是发疯吗？我吃惊地说。我不能想象，几十万人到县城保卫报社会是个什么局面。这不等于是一次民众暴动？不行，不能让他们这么干！我大声说。 嘘！翠儿姊，你小声点儿。你害怕了是不是？现在的斗争是你死我活，不挤命不行了。舍儿说。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我知道说也没用了。不知道这主意是不是高凡想出来的，如果是他，那就该骂。舍儿见我不说话，便说，好了，你们睡吧，我还要到别人家里去送信，我们要力争后天就把队伍拉出去。 舍儿正要出门，我父亲大喝一声：你给我回来！ 父亲是舍儿的十二个干老子之一，平时对舍儿非常慈爱，突然这么严厉，把舍儿镇住了，他站在父亲面前一动不动，问干爹有什么嘱咐。 不许你再到别处送信了！你就这样让你爹风里雨里、深更半夜陪你跑？他白养了你了！你知道你是怎么长这么大的吗？你爹妈一连生了几个闺女，四十岁上才生下你，一家人高兴得不行，怕你命不长，给你认下十二个于爹，我也算一个，都把你当宝贝，尽你吃，尽你喝，不舍得打不舍得骂，手里捧着你长了这么大，如今好了，你长了翅膀了，可以不听大人的话了，半夜三更往外跑，让老子拿把伞跟在后面为你站岗放哨，你有脸吗？要不要脸啊！这还不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叫你爹妈怎么过？ 父亲一口气说得这么多，把我和舍儿都说得掉眼泪，舍儿嗫嚅着说：我不叫他来，是他自己要来的。 父亲“哼”了一声，走到门外，把顾维舜拉了进来，说：我早就说过，对孩子不能大百依百顺了。我找了两个不争气的女婿，把舍儿带坏了，我对不起你。现在你把合儿领回家，关上门狠狠地打，打断他的腿，把他锁起来，再不许他出门！ 顾维舜喏喏连声，拉着儿子说：回家吧，舍儿，你干爹说得对。舍儿口里应着好，却趁他爸不注意，挣脱了爸爸的手，跑掉了。我父亲夺过顾维舜手里的雨伞要去撵，我说让我去吧。 幸亏舍儿出门不远就滑了一跤，我不费力气就追上了他，他已是浑身湿透了。不一会儿顾维舜和我父亲也跟了过来，我们三个人推的推，拉的拉把合儿弄回了家。 我和父母商量，我自己到县城去一次，把高凡他们劝回来，父母都同意，父亲还教我对高凡说：不回来就离婚了！不料还没等我动身，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周纯一又派人送来一封“鸡毛信”，十万火急！造反报报社被“心向东”的人马团团围住了！我去又顶什么用？根本进不了报社。高凡他们要么缴械投降，交出报社，要么真要血战到底了！我急得差点昏了过去。 真说不清那几天是怎么过的，度日如年的形容分量也嫌轻了。时时都有一种生离死别即将临头的感觉，又不知该到哪里去打听一点真实的消息。县里两派都有宣传车到宝塔集来，弄不清他们的宣传中哪是真的，哪是假的。 “心向东”的宣传称，他们只是派了几百人去接管造反报，不让这份报纸再充当反革命的喉舌。他们坚持说服为主，和平解决，他们的战士严守纪律，只在门外用喇叭与报社的人对话，没有一个进入报社。他们还给报社的人送去了吃的用的。只是，他们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周纯一这边的人则说，“心向东”有上万人包围了报社，为首的一批人是道道地地的法西斯暴徒，一天数次推门破窗而入，对报社的工作人员进行谩骂殴打，只是迫于报社人员的凛然正气和越来越多贫下中农赶到报社对“心向东”形成了反包围，他们才没敢大打出手。现在报社的十几位工作人员，个个视死如归，准备为保卫自己的报社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觉得我的高凡已经迷失了，倒在血泊里了，不再属于我了… 我在家里一刻也呆不下去，几次要马上上路到县城去，都被我的父母劝住了。 我到舍儿家去找舍儿，舍儿真的被他妈锁在屋里不得出来。我站在门口叫了他一声，他就在里面又哭又叫：翠儿姊，把我救出去！我不能在这紧要关头离开我的战友，我要去保卫报社！我怎么敢放他？顾维舜夫妇投向我的目光就叫我受不了，是可怜的祈求啊！好像他们儿子的生命都操纵在我手里。 我到乡下去找蓝永继，蓝永继已经带着队伍到县城去了。蓝虎也跟了上去。小群和蓝虎的妻儿们在家，也是提心吊胆的。永继妈不断地埋怨小群，连自己的男人都管不住。我倒要反过来劝慰他们。说不会出什么大事的，人家家里都有妻儿老小，谁愿意真的动刀动枪的？ 情急中我想到杨大傻子，他光棍一条，早上卖完油条就到处乱跑，也许能得到一点真消息。可是杨大傻子这两天连油条也不卖了，他的破屋门敞着，人却不在。 我只能等待。 在报社被包围到第五天的时候，情况有了变化，周纯一那一派的宣传车不见了，“心向东”宣传车也迟到下午才开进宝塔集，但气势非凡，兴高采烈。车壁上挂着红布横幅，写着：坚决拥护解放军接管报社！我们胜利了！他们的喇叭大声地宣布，中央文革已经决定对我省实行军管，报社也不例外。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决定，解放军是无产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保障。“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已经撤出报社，如果他们要什么花招，只有自取灭亡，对抗人民解放军决无好下场！ 说也奇怪、听了这样的宣传，我的绷紧了的神经突然松弛下来，我忍不住大叫一声：好了！没事了！我的父母也高兴，说不管谁胜谁负，不打架就好。我的儿子喜潮对大人们的情绪变化莫名其妙，叫我讲这些日子爸爸干什么去了，我不理他，拉起他的手就往外跑，说：走，看看舍儿舅舅放出来了没有！ 舍儿的门锁已经打开，但是舍儿却蒙着头睡在床上不起来。他爹妈说：你来得正好，去劝劝他吧，不知他为啥那么伤心。 我去拉舍儿的被子，舍儿不让拉，把头蒙得更紧，嘴里叫着：滚，滚，都滚！我谁也不想见！喜潮从他脚下揭开了被子，把手伸进去抓他的脚心，他把脚缩进去，整个人缩成了一团。那样子非常滑稽，我忍不住笑了，喜潮更拍着手说舍儿舅舅像个大乌龟。 忽地一下，舍儿把整条被子掀到地下，自己坐起来，怒冲冲地对我们看着，我的心一下子紧缩了，这个大孩子，眼泡都哭肿了！ 我连忙给他重新盖上被子，扶着他的肩膀坐下，柔声地劝他，别为那些事操心了，有解放军来管不好吗？省了咱们的力气，咱们是老百姓，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他却哇啦一声大哭起来了。喜潮忙不迭地伸出小手给他擦眼泪，可是越擦眼泪越多，喜潮自己也哭起来了。舍儿一把抱起喜潮，大声叫道：失败了！失败了！我们失败了！ 顾维舜夫妇吓得在一边不敢说话。玉儿妈留我和他们一起吃晚饭，陪陪舍儿，我也答应了。我照应着舍儿穿好衣服，洗了脸，坐下来慢慢地叙话。此刻我心里也有了失败的感觉，和舍儿真有一种“战友”的感情了。 我们没错，我们没错。舍儿说。 没错，是没错。谁说你们有错了呢？六０年的事谁不知道！别说是你，就是我想起那时的日子也恨得牙根痒啊！恨不得咬干部几口。玉儿妈安慰着儿子。 可是军管就是对我们夺权的否定，更不该叫我们交出报社。舍儿说。 是全省实行军管呢，舍儿。那些跟我们观点不一致的组织夺权不也是给否定了吗？所以恐怕你想的不一定对。我说。 舍儿不说话。顾维舜小心地说：也许，是中央文革认为群众根本不应该夺权吧？党的权，政府的权怎么好随便夺呢？ 这是你说的！上海的一月革命不是毛主席肯定的？舍儿没好气地对父亲说。 我劝舍儿：二叔的话也许有理。上海的夺权是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掌握的，咱们这里的夺权都是自发的。 啊！说到这里，我的脑子好像突然开了窍。老百姓多傻啊！ 第二天早上，我又听见了“油果儿——热的！热的——油果儿！”的叫卖声，杨大傻子从哪里窜了一圈回来了？我认定他会给我带来什么消息，便赶忙跑出去叫住了他：买油果儿！ 杨大傻子应着声走进我家，没等我问就说：放心，高凡没事儿，说不定今天就回来了。说着掏出了一张纸条给我，是高凡写来的，只有一句话：“别急，我会平安回来的。”我的泪水忍不住吧嗒吧嗒地掉下来。 你怎么能见到他呢？我问大傻子。 我上县城去了，昨天夜里刚回来。我挎着油果儿筐，趁乱的时候混进去的，我给他们送了一筐油果儿去。要不他们真饿坏了 大傻子说，他说不清有多少人包围了报社，里三层外三层的，两派人都有，插花地围在一起，所以说谁也不敢动手打，一打准流血。只是那么多人围上几天几夜，又下着雨，吃的喝的都成问题，所以病了不少。可是直到最后，双方的口号和语录战都没有停过，都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 高凡他们在干什么？我急切地问。 还能干什么？他们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商量对策。高凡说还是撤出好，这样闹不会有好结果，可是几个年轻人不肯，说高凡是软蛋。高凡真是好样的，他一点也不生气，他说，他是为大家考虑，不是为自己。他保证与大家一起战斗到底，要是撤，他也是最后一个离开…… 后来呢？我又问。 后来解放军进去了。他们抱头痛哭，抱头痛哭呀！ 高凡也哭了？我问。 也哭了…… 大傻子讲得两眼泪汪汪，我更是止不住涕泪交流，为什么我没想起像大傻子那样到高凡身边去呢？ 果然，当天晚上高凡就回到了宝塔集，人瘦毛长，浑身稀脏，像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我们没有问他几句话，他就不耐烦了，说：让我睡觉好不好？我困死了！他一直睡到第二天晚上才起来。 高凡回家以后就告诉我，别高兴得太早，麻烦事可能还在后面。果然，不多久，军管会就下达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要在造反派当中“揪黑手”，说我省各地造反派组织中都有“黑手”，而且是两大派中都有，虽然没有点名，大家心里都有数，“青天书记”这一次成为主要的“黑手”了，那位Ｚ书记只是配角。军管会要求，双方组织都要立即清查混进本组织里的坏人，包括“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会道门中的小道首和职业布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管制、被关押、外逃的反革命分子家属。查出来要立即遣送原地，犯罪者要依法惩处。 同时，两家全国性的最权威的报刊也发出警告： “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 说：“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来一个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对于这些反革命家伙，我们要坚决地实行专政。” 种种迹象表明，造反派肆无忌惮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要收一收骨头了。 真没想到还有这一手，这样一来，周纯一在劫难逃，宝塔集上的人也有很多要倒霉了，舍儿、蓝永继、杨大傻子，都能挂上号。高凡说：别忘了，还有你和我。 我们赶紧离开宝塔集。我和高凡商量说。 李翠，我看你越来越幼稚了。高凡批评我。 我哪里是幼稚？不过是存着侥幸心理罢了。周纯一在实行军管之后就不知去向，有人说他进京告状去了；又有人说他回家去了，准备在山里拉队伍打游击。大姊处来信还在问他的去向，可见没有回老家，八成告状去了。前几天，“心向东”曾张贴了一张对他的“通缉令”，给他加了种种罪在不赦的罪名，由于军管会的干预，通缉令才取消了。军管会说，中央文革小组指示，不要随便通缉什么人，但是一切犯罪分子必须受到惩处，这一条坚定不移。军管会鼓励周纯一所在的造反派组织自觉地起来揭发周纯一，并且把周纯一和其他的坏头头交出来。周纯一能跑到哪里去？高凡又岂能脱掉干系？但我还是希望能够像俗话所说的那样，跑了跑了，一跑就“了”。 宝塔集人人自危。 蓝永继的造反队悄悄地解散了。蓝虎一家人打点着自青海去。临走，他故意带着老婆孩子在集上走一圈，向大家告别，解释自己这一次回来就是看看亲人，没有其他目的。自己是在农场告了几个月的假来的，如今假期满了，该走了。离集的时候，又到顾维舜家去吃了一顿饭，说他一点也不害怕，只是住在乡下太没意思了，还是回到青海好，一家人在一起安安宁宁的。“二哥，我下一次回宝塔集，一定要带一个班回来，我这老婆生孩子真行。我蓝虎别的都输光了，只要一样输不了就行。人，人不能输！”这是他对顾维舜说的最后一句话。蓝虎到底是蓝虎，什么时候也改不了这种腔调。 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近乎于瘫痪，家长们都管住自己的孩子，不准他们再出去活动，孩子们也听话了，因为他们开始懂得“怕”。字。连舍儿也不再犟头倔脑地顶撞爹妈而乖乖地呆在家里了。 只有杨大傻子还带着“独立大队”的红袖章，每天早上走街串巷地叫喊“油果儿——热的！热的——油果儿！”并且不时地向人们传送一点新消息。比如，他来告诉我和高凡，宝塔集的“心向东”战斗队就要成立了，叫“舍得剐战斗队”，队长就是“假老婆”。果然，第二天早上，“假老婆”和一帮人打出了新旗号，叫：“舍得剐”，说是要“舍得一身剐，敢把周纯一拉下马。”大傻子说他们是孬种，周纯一已经下马了，还用他们拉？但是因为顺乎潮流，这个小小的战斗队活跃得很，成了宝塔集上最有权威的造反组织了。 “舍得剐”一成立，就把眼睛盯着我们的家。“假老婆”时不时地到我们门口张望张望，有时还问长问短，一双眼睛直望着高凡，好像不认识似的。蓝永继把房子卖给了他，他就是我们的房东了。我们住前院，他们住后院。因为不大愿意与他们来往，我们把通到后院的门堵起来了。他上街要转个弯。但这并不影响他的“视察”。有一回，他把父亲惹火了，跟他吵了一架，这是父亲这一辈子第一次和别人吵架。 按说，我们家和“假老婆”过去的关系不错。“假老婆”的父亲死得早，靠他母亲把几个儿子拉扯大，所以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那时候我爷爷奶奶对他们母子非常同情，时不时地接济他们。解放后，“假老婆”一家定为“城市贫民”，属于无产阶级，弟兄四个有三个参加了工作，当上了干部，只有“假老婆”一个人留在宝塔集，日子过得也不错。那时还向我大姊求过亲呢，只因为大姊不喜欢他“假老婆色调”，没有成功。公社化时，“假老婆”进入了公社机关，当了炊事员，是个肥差，又认识公社领导，所以在集上假门假势的，颇为神气，可是对我家却还不大耍威风，我家人甚至还得到过他的一次接济，是公社食堂里吃剩的一些锅巴。周纯一下台以后，他不再对我们家讨好，却也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见了面仍然客客气气。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假老婆”维护公社干部，被称为“保皇派”，可是不久也造了反，投在周纯一的旗下。如今却大变了。那天我们一家人正在吃晚饭，他像影子一样地推门进来了。父亲请他坐，给他拿烟倒茶，他连个谢谢也不说，好像受之无愧。我们不知他的来意，便只顾自己吃饭，不与他说话。他呷了一口茶，吸了一口烟，突然阴阳怪气地对我们笑起来，说：你们家真怪，吃饭的时候都不说话。父亲说，这是我们家的规矩。他说，我记得你们家的规矩原来不是这样的，有一回周纯一来这里，你们吃饭的时候就又说又笑的。 父亲说：别提周纯一，他已经死了。 是吗？我没听说。你看，我刚才在街上还看见一张通缉令，怎么没把它撕下来呢？是我把它撕下来的。说着，他真的拿出一张通缉令摊到我们面前，还指着上面周纯一的照片问：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真像。怎么会落在“心向东”的手里？是不是你们交出去的？ 我们没人回答。只有喜潮接过那张“通缉令”，对着照片叫“大姨父”。 这照片上的周纯一好威风！和他在这里当区长的时候一模一样，那时候他真是杀人不眨眼哪！他又说，还眯起眼来端详周纯一的相片，像女人端详心爱的人。我们仍然不说话。 抓住他会不会枪毙？ 枪毙的时候会不会要人“陪斩”呢？要谁呢？除了艾书记，他们是难兄难弟…… 我们被他说得一起放下饭碗，喜潮指着他的鼻子说：枪毙你！枪毙你！叭！叭！叭！我把喜潮拉过来打了一巴掌，喜潮哭了，他又阴阳怪气地说：别哭，还不到哭的时候。 父亲终于忍耐不住，大叫一声：你给我滚出去！周纯一犯了死罪你就枪毙了他！若要陪斩的，我去！到时候你来报个信就是，现在少啰嗦！ 我们吓了一跳，“假老婆”也吓了一跳。冷场了很久，“假老婆”才站起来拍拍屁股朝外走，一边走一边说：别威风了！周纯一迟早要给抓住的。 他刚跨出门，父亲就把门用力碰上了，还上了栓，连声叫着：报应，报应，都是周纯一应得的报应，现在却落在我们身上。父亲想拿烟抽，发现刚刚开口的一包烟让“假老婆”带走了，便骂：什么东西！ 我问父亲：看他那样子，好像对周纯一恨得厉害，周纯一是不是得罪过他？ 父亲把腿一拍，说：对了！枪毙小偷大杆子的时候，周纯一拉上一个泼妇去陪斩，把那女人吓疯了，不久就死了，那女人就是“假老婆”的亲姨。 母亲叹口气说：也难怪他恨纯一，那时做得太缺德了。其实那女人就是爱和邻居吵架。死的时候好可怜，自己倒在厕所里，屎尿糊了一身。 父亲颓然地坐在椅子上，又一迭连声地说：报应呀！报应呀！ 喜潮问我：妈，大姨父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没好气地说：小孩子别乱问。 为了不再有人上门啰嗦，我们家一反小镇上的风俗，大白天也关起门来了。晚上，除了关门，还要加栓上锁。灯也少点，一家人在黑暗中坐着，小声地猜测周纯一在哪里，会不会被抓到。总是念叨之后是抱怨，抱怨之后又念叨。 那天，睡到半夜时分，我听见我的房里窗帘沙沙啦啦地响，便立即推醒高凡，坐起来仔细听。我们以为是有人来抓周纯一，便不吱声，听下面的动静。谁知这时喜潮要撒尿。这孩子好吃怔，我把他抱起来，他又睡着了，刚一放下，他又叫着要尿，把我父母也惊动了，问我们为什么睡得那么死，孩子要尿尿都听不到。说话间，妈便端着灯走进我的房门口。我吓得立即过去吹灭了妈手里的灯，小声地说：“窗外有人。”妈却没听清，说小孩起夜，当然不由人。高凡说：算了，点上灯，窗外是人是鬼，由他去吧！ 我只得点上灯，把孩子拉下床，让他尿在痰盂里。 孩子尿尿的当儿，窗外接连亮了三下，像手电。好像打招呼。我不由得问了一声：谁？没有回答，手电又亮了三下。高凡问：是来找谁的？找周纯一吗？他不在家。不信你进来看看吧！妈吓得发抖说：求你别吓着孩子呀！喜潮尿完尿又倒在床上睡得呼呼的了。爸这时也走进来，说：怕是周纯一那边的人吧？ 唔。窗外应了一声，很低很低。 你是谁？爸摆手叫高凡不要作声，自己问。 门缝里有信，门口有东西。我走了。窗外人回答。 我觉得那人声音像周纯一，便凑近窗户问：是不是大姊夫？可是那人已经走了，没有人再答话。 高凡和父亲马上到堂屋门口，果然门底的缝隙里插进来半只信封。高凡慢慢地将信封抽出，确实是周纯一的歪歪扭扭的笔迹。信上写：我来向你们告别。我到北京告状。包里的东西留给孩子。我对不起他们娘们，也对不起你们。下面还有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我们轻轻地拉开了门，门口果然包着一个包袱，打开来一看，是周纯一的几样东西，一件军大衣，一只手表，几件旧衣服。 妈哭了。父亲说：别哭！会不会有人看见啊？这大月亮地里他怎么能跑掉？ 我们赶紧熄了灯。 一阵狗咬吓得我们胆战心惊。接着便听见“假老婆”的声音：死狗！瞎了吗？见人就咬！狗哼哼着沉寂下去。 那一夜我们再也没有睡。父亲说，高凡，明天一早你就回老家去吧。隔着一个省，总好一些。现在的事是一阵一阵的，说不定过几个月就没事了，光棍不吃眼前亏。 第二天，高凡走了。我没有跟去。我丢不下父母，也想留下来打听一点消息。我没有卷入那件事件里去，即使把我抓去，也榨不出什么油水。 周纯一在火车站被抓住了。据说是他的“战友”出卖了他，不知道是真是假。他被抓住的当天，消息就传到了宝塔集，立刻，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好消息”——“杀人魔王”周纯一落网了。还很快就有了“落网记”，把周纯一被抓住的情形描绘得像一出戏。说周纯一以为出了县界，便大模大样地在候车室里候车，还不停地与坐在身边的人说话，说军管会偏向“老保”，煽起几个人的反军情绪。这时，他的一个“战友”来告诉他，外面有人找，有重要消息。他跟着“战友”走出候车室，走到一间办公室里，就被等在那里的几位觉悟了的“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的成员抓住了，用汽车载回来，交到了军管会。军管会对这几位同志的表现非常满意。希望更多的“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的成员学习他们这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精神，亲不亲，线上分，革命造反派都是一家人。 “好消息”贴到了我们家的大门上，自然是“假老婆”贴的。他还怕“好消息”被风刮掉了，所以贴得特别牢，而且一口气贴了好几张，把门上的春联都盖严了。 我们一家人此时的心情很古怪，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似喜还忧，似忧犹喜。喜，因为周纯一到现在还活着，而且到了军管会手里，总不会轻易送命的；忧，等待已久的灾难终于降临了。以后少不了要眼看着周纯一被批被外，还要被人逼迫着揭发他的问题。 因为宝塔集是周纯一的“老窝”，所以“舍得剐战斗队”要求把周纯一带到宝塔集上游街示众，发动群众对他进行揭发和斗争。军管会答应了，而且答应把艾书记也带来。 承蒙“假老婆”关照，他把事情事先通知了我，要我去“参加”。还说考虑到我的父母年纪已大，就不要他们去了吧。不论他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我都真诚地感谢了他。周纯一游街的头一天晚上，我就去舍儿家，向顾维舜夫妇求救了。希望他们明天找个借口把我们的父母和喜潮接到他家来玩一天，他们住后院，街上的声音不大听得到。顾维舜夫妇自然愿意，因为他们也想把舍儿圈在家里。玉儿妈想到了借口，明天不是二丫头德儿三十岁的生日吗？就说给她过生日。顾维舜说，从来都没给孩子过过生日，德儿孩子脾气又古怪，在乡下学校里你知道她肯不肯回来？人家教师都不教书了，只有她还认认真真的。玉儿妈说，不回来正好，叫舍儿下乡去看她，不就大家都躲过了这一天吗？我和顾维舜都觉得好。 第二天吃过早饭，顾维舜就把我父母和喜潮接了过去，说给孩子过生日是假，干亲家很久不在一起叙叙了，想叙叙家常，我父母也很乐意，他们心里大问了，也想排解排解。舍儿也高高兴兴地下乡接他三姊去了。我则说去看一位老同学，去找了“假老婆”。我问他我应该怎样“参加”这一次行动，是陪着游街呢，还是跟着举手喊“打倒”？他笑笑，说：你以为我们也像顾维舜那么狠？叫你暗斗？你又没造党的反！以前的事也过去了。我们只是让你来看看，接受接受教育，回去之后作你的父母的思想工作。你不知道周纯一多么坏，他走红的时候你还小。可是我知道。他杀人不眨眼啊！宝塔集哪有那么多反革命！他不问青红皂白地杀，记得杨小群的事吧？枪毙她父亲的时候叫她看着，她才十来岁啊！我从那时候就觉得这周纯一这个人太毒了。李翠，你爹妈怎么会选他当女婿呢？ “假老婆”这段话说得真心实意。弄得我一时不知所措。热情感谢吧，觉得有失身分；冷淡对待吧，又觉得他对周纯一的怨恨可以理解。结果我只“嗯嗯”了两声，说到时候我一定来，就回家等着去了。我的家临街，街上一敲锣我就听到了。这里人游街都敲锣，也是古代传下来的。 周纯一和艾书记都被捆粽子似的捆着，两只手臂被弯到背后高高吊起，两只手快挨着后脑勺了。他们的衣服和两手都被涂满了红漆——红色象征鲜血，说明他们是杀人的刽子手。两个人都瘦得厉害，周纯一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他那件军装棉袄，原来紧绷绷的，如今觉得宽松了，所以绳子捆绑处出现了很大的皱褶。他的头被两个人的两双手按着，按得很低很低，可是他的眼睛却还能一闪一闪地向别人刺去。我感觉到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往后退，退到他目光达不到的地方。相比之下，艾书记的待遇要好一些，他的头上没有手，是他自己低下来的。 “假老婆”今天有了一点男人气，他用喇叭不停地叫喊，要大家毫不留情地揭发批判这两个坏人。不用我们动员，宝塔集人早就对这两个人恨之入骨了！大家说是不是这样的？居然有很多人回答：是的！我在举手的人群中看到了蓝永继，他是被叫来的，还是自己来的？ 我跟着这支队伍走，踩着慢吞吞的锣声，哐！哐！哐！哐！我脑子里什么也没想，只有哐！哐！哐！哐！ 周纯一很像落难的英雄，不时地想抬起自己的头，但每一次都被即时按了下去，按到比原来更低。看到这样无声的争斗，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看看这个当初不可一世的人物如何对付眼前的处境也很有意思。但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残酷的念头，他毕竟是我的姊夫。所以我又低下头，不看他，只听锣声，哐！哐！哐！哐！ 因为是游街示众，所以没有人作什么像样的揭发批判发言，只有简短的问答和口号，这中间，“假老婆”的嗓子最引人注意。 周纯一，你交代，你是什么东西？ 我是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的总指挥，响当当的造反派。 艾××，你说，周纯一是什么东西？ 是混进造反队伍中的坏人，和我一样是反革命的黑手，我有罪！ 打倒周纯一！打倒艾××！ 哐！哐！哐！哐！ 周纯一，你交代，你为什么破坏文化大革命？ 我没有破坏，我拥护文化大革命。 艾××，你交代，你和周纯一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什么？ 我们狼狈为奸，为自己翻案，挑动群众斗群众，反对三面红旗。我有罪！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决无好下场！ 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万岁！万岁！万万岁！ 哐！哐！哐！哐！ 周纯一，你是怎么打死走资派××的？是不是杀人灭口？ 我们没打他，是“心向东”的人打的。 艾××，你说，是不是周纯一打死了××？你当时在台上。 我，我，我低着头跪在地上，没看见……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周纯一，你的同伙还有谁？ 我没有同伙，只有战友。我不知道我的战友在哪里。 艾××，你交代！ 我，我不知道，我和周纯一单线联系 我听到了周纯一的冷笑，心里一阵恐怖，他为什么还笑？ 果然，周纯一的态度激怒了他的批判者，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了一桶猪血，没头没脸地朝周纯一泼去。周纯一变成一个血人了。我看见他猛地挣脱头上的手，对那泼猪血的人大骂：我×你奶奶！一条皮鞭从空中落下来，抽在周纯一的脸上。肯定流了血，但是我分不出哪是猪血哪是人血…… 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听见“假老婆”颤抖的喊叫，忍不住抬头看他，只见他脸色苍白，颈项的青筋暴突，嘴唇发抖。他也害怕？或者是怜悯？可是那扬鞭子的年轻人不是宝塔集人，根本不听“假老婆”的，“假老婆”把手里的喇叭交给了别人，从人群中悄悄退了出去……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队伍还在向前走，已经混乱不堪了。我的眼睛被血色耀花，头也晕眩了，有一种要呕吐的感觉。为了不吐在街上，我也悄悄地退下来，到了顾维舜的家里。 顾家人正乱成一团，原来舍儿从乡下德儿处回来，正碰上游行的队伍，看到那可怕的场面，一进家门就昏倒在地上了。我们却没有想到德儿会同意跟他一起回来，所以他提前回到了宝塔集。他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场面啊！ 周纯一在县里各公社被游斗了一圈，对他的斗争算暂时告一段落了。他和艾书记都被带回县里，交军管会看管，由专案组处理。 下面该轮上我们与周纯一有关系的群众了。宝塔集人都战战兢兢地等待着。 军管会所宣传的政策非常明确： （一）混进造反派队伍内的坏人要一个不漏地予以清除，但是决不冤枉一个好人； （二）周纯一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干扰了斗争大方向，破坏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罪在不赦。但是对跟着他犯了错误的广大群众，则必须区别对待。党的一贯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反戈一击有功。 （三）“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中出现了“坏头头”和“黑手”，但不能说这个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应该把它当做一般的群众组织对待，只要他们的成员和坏头头划清界线，诚心诚意地向毛主席请罪，我们就欢迎他们重新回到革命路线上来。 不大有政治头脑的宝塔集人都在头脑里掂量着这些政策的每一条。结果是又明确又模糊。明确的是条文，模糊的是不知道哪一条条文适合于自己，好像都适合，又好像都不适合。而且这些“杠杠”又该由谁来划呢？ 如今“假老婆”是宝塔集的新权威人士了，许多人都跑去问他该怎么办。“假老婆”知道该怎么办呢？他也不知道。跑到县里去问军管会，军管会回答的还是那三条。 一天，“假老婆”好像想到办法了，他叫人敲锣通知全集人集合，到原来宝塔站立的地方去。大家自然都去。如今没有了政府，当权的造反派就是政府了。 “假老婆”像去年率领大家拆塔时的艾书记那样站在一个大桌子搭起的主席台上，手里拿着扩音喇叭。初升的太阳照在他的脸上，使他那苍白的脸色有了光彩，比平时又漂亮了许多。 今天召集大家在一起，是为了向毛主席请罪。他说。 听众们一下子没有明白过来，都无声地望着他。 我们宝塔集人大部分都跟着周纯一犯下错误了，我们对毛主席犯了罪，对文化大革命犯了罪，所以我们应该请罪。只要请了罪，就既往不咎了。他又说。 听众们明白一点了。 大家说好不好？“假老婆”问大家。 没有人说不好。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样请罪。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过不少创造，比如对领袖“早请示”、“晚汇报”，一早一晚像教徒似的站在领袖像前手举小红书，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山呼万岁，宝塔集人都学会了。只是“请罪”还没学过。 好，现在我们请罪。“假老婆”说。 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该怎么做。 “油果儿——热的！热的——油果儿！”大傻子挎着油果儿筐，吆喝着过来了。看他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大家不由得笑起来。 别笑！“假老婆”叫道。大家止住笑。 大傻子！“假老婆”叫。 到！假——大叔！大傻子立正应了一声，想叫“假老婆”，一想不妥，便改叫大叔了。大家又一阵窃笑。 我们在向毛主席请罪，你也该来！“假老婆”说。 是！大傻子放下油果儿筐，答应一声，扑通向东跪下了，磕了一个头，大声说：向毛主席请罪。然后站起来问“假老婆”：是这样吗？ “假老婆”的眼睛一亮，说：对！就这样。现在你站到群众中去。全体向后转，面朝东，听我的口令！ 大家都转向东，太阳有点耀眼了，都不由得眯起了眼睛。 全体跪下！“假老婆”拖长了声音，像喜庆大典上的司仪。 哗啦一声，大家都跪下了。我回头看看，“假老婆”也跪了下来。 磕头！“假老婆”说。 我们都把头砸到了地上。 大家跟我说：敬爱的毛主席——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上了周纯一的当—— 我们上了周纯一的当。 我们向您请罪—— 我们向您请罪。 敬祝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我跪着，喊着，心里仿佛又升起了一座塔。这塔不再是灰色的，而是红色的，红得耀眼、刺目，所以再也不会有孩子在它身边玩耍，更不会有人站在它顶上撒尿了。我们只能顶礼膜拜，山呼万岁。可心里却是滑稽的感觉。 起来吧！“假老婆”率先站了起来，人们也跟着起来了。可是顾维舜却还跪着，舍儿在用手拉着他。我走过去说：二叔，起来了。他抬头看看我，天啊，他哭了！他的脸色如死灰，两眼盈着泪，鼻涕也流出来了。我无法知道他此刻心里想到什么，但是我似乎理解了，泪水也止不住流了出来，舍儿见我流泪，也哭起来。大傻子过来劝舍儿：舍儿兄弟，别哭，可是他也淌起了眼泪。 这是怎么啦？我们这是怎么啦？像得了什么古怪的传染病似的，一时之间竟是一片哭泣。 不要哭了。“假老婆”的声音也是哽咽的。毛主席说，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改了就好。毛主席会原谅我们的。现在，请罪活动结束了。说罢，他还特地走到顾维舜身边，温和地说：顾维舜起来吧！顾维舜起来了。 人们纷纷离去，我和合儿扶着顾维舜一步一步回到家里。到家一见玉儿妈，顾维舜的眼泪又流出来了。玉儿妈问出了什么事，我们也不知该怎么回答。玉儿妈说：五十多岁的人了，有啥事慢慢说，哭个啥？三岁不成驴，到老还是个驴驹子，你爹妈咋教你的！顾维舜这才止住泪，要了一杯热茶，慢慢地呷了两口，缓过劲来。 我问：二叔，你到底是怎么了？ 他摇摇头，说：不知为啥，只觉得心里害怕，一说请罪，心里就发抖，好像自己真的犯下了大罪，老天爷要抓我下地狱一样…… 玉儿妈骂道：没出息！我就见不得你这样！怕啥？心里又没鬼。 顾维舜无力地摇摇手：别吵了！让我睡一觉，睡一觉就会好的。 当我们宝塔集人在宝塔倒下的地方面朝东跪下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是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创造。可是第二天出版的造反报告诉他们了，“这种形式好”！报纸说，用向毛主席请罪的形式进行自我教育，表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决心，是宝塔集群众的一个创造。其他地方的群众也可以这样做。 这样一来，请罪便在全县以至全地区推广了。人们可以为着各种各样的事在领袖像前下跪，像以前跪拜神灵。那一段时期，到处都可以发现跪着的人群，甚至在公路上…… “请罪”活动之后，顾维舜整天神不守舍，恍恍惚惚的。他一次又一次地对玉儿妈说：我去找找“假老婆”吧？玉儿妈总是不同意：找他干啥？也去“舍得剐”？你身上有几斤肉？够他们剐的？ 还有心思说笑话？我对了那几条政策，觉得我应该去挂挂号，我当过右派……顾维舜说。 你造反了？玉儿妈问。 我没造反，可是舍儿…… 舍儿是舍儿，你是你！ 顾维舜拗不过妻子，他说，你净打岔，等人家找到头上就被动了。 玉儿妈笑了，说：被动？被动是两口子拽的！ 顾维舜得不到玉儿妈的同意，就没有去找“假老婆”。但他天天说：我心惊肉跳，肯定要倒霉了，肯定的。他每天比以前起得更早了，为的是到处看新贴出来的大字报，看看有没有揭发自己的。 今天，他又像往日一样，天还没亮透就到了电影院门口，贴着墙去瞅那些新贴的大字报。一个题目首先跳入他的眼睑，把他吓了一跳，他定定神，再看，不错，他没有看错： 《请看顾维舜这个老右派在周纯一的反革命活动里扮演了什么角色？》 顾维舜飞快地将目光移到大字报落款的地方，想看看是什么人写的，那两个名字更叫他吃惊：杨小群、蓝永继！ 为什么？为什么？顾维舜对着大字报问起来。我扮演了什么角色？什么角色呢？和周纯一的反革命活动，我有什么关系呢？ 他盯着那张大字报看了很久，一个字也没看清楚，只看见大字报还湿漉漉的，看上去刚刚贴上去只有一小会儿。那么，永继两口子还在这不远的地方，找他们问阿，行不行呢？他围着电影院转了一圈，没有看见一个人，便又回到大字报前，看它究竟写的是什么。 顾维舜从小在私塾养成的习惯，看书看报要念出声音，还要微微地摇头晃脑。现在看“炮打”自己的大字报，这习惯也改不了。只是他越念声音越轻，渐渐地变成了嘀咕，最后连嘀哈的声音也没有了，只剩下嘴唇的开合，而且开合的幅度越来越小。终于读完了最后一句，但是他仍然不明白，他和周纯一的反革命事件有什么关系。他只记得两句话，一句是说他是伪乡长，国民党的骨干分子；一句是说他的二女儿德儿是公社走资派培植的“黑标兵”。 顾维舜不明白，为什么永继两口子要这样写。你攻击我还罢了，为什么要攻击德儿？德儿是个不惹人的姑娘啊！德儿已经够苦的了。 在顾维舜的女儿中，德儿和她的大姊一样，是个极为普通的姑娘。按说，她的聪明不在玉儿之下，可是她的过于内向的性格把她的聪明掩盖了。从小到大，她都不吭不嗯，在哪里都很难被人注意。若论相貌，她应该是三姊妹中最漂亮的，因为她像妈妈。肤色白皙，眼窝深，眼珠黑，透明透亮。身材也好。就因为她不爱说话，顾维舜夫妇没有让她早早上学读书，怕她受人欺负。她是解放后才读书的，那时她的妹妹已经快小学毕业了。误了一趟车，便站站赶不上了。读到高中毕业，她已经二十五岁了。正是灾荒年头。家庭状况不佳，她便放弃升学，在本地找工作挣钱帮助家庭。正好当时招收民办教师，她便去了。谁也想不到，她的工作竟然非常出色，一个人吃尽辛苦创办了一所农业中学，这是很多男人也办不到的。她因此成了民办教育的“标兵”，青年积极分子，省报上登载了她的事迹，要不是父亲是右派，她就入党了。但公社党委鼓励她继续努力，只要与父亲划清界线，入党还是有希望的。可是她对入党并不感兴趣，所以也没与父亲划清过界线。她对“文革”一直冷眼旁观，不是万不得已，从来不去参加什么会议。有人说她因为年纪大了，想嫁人，所以才这么古怪，她也不响，照样每天躲在乡下学校里，周末才回到集上来。 永继两口子为什么要伤害这样的姊妹呢？还说她是顾维舜安插在革命队伍里的一颗钉子，放出的一条“美女蛇”。这，从何说起！ 顾维舜再定睛看了看那些刺人的字句，好像一条条毒蛇向自己窜过来，他忍不住伸出手去推挡那些毒蛇，结果大字报被他撕破了一只角，在风中哗哗地响起来。这使他的头脑清醒了过来，说不定正有人盯着自己，撕大字报是反革命行为啊，何况那大字报是揭发自己的！于是他重新伸出手来，去按住那张破了的大字报的角，把破缝一点一点对好，直到下一个看大字报的人来到，他才放手，说去找浆糊补大字报，一边走一边嘀咕：为什么不贴紧呢？风一吹就掉了，不用手扯就掉了，我要把他贴好……那人说：算了吧老顾！管你什么事？可是一看大字报的标题，他明白了，便又对顾维舜说：还不快走？我帮你贴好。 顾维舜这才突然醒悟急匆匆地跑回家去了。 一家人都没有起床呢！ 还睡还睡，太阳都一竿子高了！死到临头了，还睡！顾维舜一面埋怨着妻儿，一面在屋里东找西摸，找到了妻子的针线篮子，像野鸡刨食似的乱掏，把鞋样、花样撒了一地。妻子问他找什么，他也不说。 他是找一张照片，那张照片记录了他那一段不敢见人的、极为短暂的历史。 如果不是那一段历史，顾维舜这一辈子真算是清白的。读完六年私塾，父亲便送他到一家商店里当学徒。从那以后，他就没有离开过一个“商”字。由学徒而店员，由店员而管账，而经理，直到最后自己开了一爿店，带学徒，雇帮工，变成了集上商界颇有名气的“顾先生”。虽然根据阶级分析方法，他应被划为小资产阶级，可是与政治总没有什么关系。 问题出在抗日战争初期。日本鬼子还没打到宝塔集，集上人先自己干起来，蓝永继的父亲蓝龙被人抓去枪毙了，这使得顾远山老头子看不过去。他认定那些招兵买马的人都是土匪恶棍，绝对不能与他们有任何牵扯。他说我们顾家是有根有叶的书香世家，岂能与这般小人有些许瓜葛？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老实，没人看得上眼，小儿子还小，只有二儿子顾维舜叫人放心不下，因为有人见他聪明能干，想拉他。为了躲开这种拉扯，顾远山叫二儿子到外面住一阵子再说。他给儿子介绍到豫皖交界线上的一个小镇上，他的一位朋友在那里当镇长。那朋友把顾维舜吸收到镇公所，当了一名“师爷”，即办事员、干事、秘书之类。顾维舜也干得如鱼得水。不过因为顾远山老头坚持乱世不从政的主张，两个月后又把儿子召了回来。这段经历留下了一张照片，是为了在镇公所入册而拍的“标准照”，光着头，穿一身整齐的中山装。因为这一辈子仅有这一次“吃公粮、穿制服”的经历，照片又拍得不错，所以顾维舜一直舍不得丢掉那张照片，让玉儿妈替他保管着，玉儿妈把它和自己的宝贝鞋样放在一起。集上人都不知道这件事，顾远山老头不让说。 现在，顾维舜怀疑这张照片被永继夫妇看到了。但他不敢马上就和妻子说这事，要等儿子出去了以后才能说。 儿子总算吃完饭出去了。顾维舜连忙说明原委，问妻子那张照片的下落。玉儿妈也找了一阵，照片确实不见了。 会不会是舍儿拿了照片去检举的呢？要不蓝永继怎么会知道？顾维舜说。 你啥事都朝自己孩子头上栽！他疯了傻了？就是去检举，他也要先间问我。永继的大字报里提到照片的事了吗？玉儿妈说。 没有。那你说他们根据什么？顾维舜问妻子。 玉儿妈火了：问我？我咋知道？我又不识字，不能去看大字报。你下乡找永继两口子问问去！别说我们和蓝、杨二家都是干亲家，就是无亲无故，也不能疯狗似的乱咬人！ 那怎么行？那是打击报复行为，罪加一等了！顾维舜说。 那你就坐在家里别出去，等着他们降罪下来吧！玉儿妈没好气地说。 不行，我得上店上班去。要不会说我是抗拒大字报。顾维舜说着，抓起自己那头破绒帽戴在头上出去了。 街上已经有很多人看过了那张大字报。顾维舜感受到人们那与往常不同的眼光了。好像每一双眼睛都在对他说： 好你个老顾啊，原来还当过反动派的官儿！ 你还拿闺女当美女蛇？ 你想撕掉那张大字报，是吧？你的黑手被人民群众抓住了！ 为了把这些声音从头脑里赶出去，顾维舜低下了头，加快了脚步。可是他低下的眼睛没有看路，步子也走得太快了。小巷子出口处的那条路很窄很窄，右边是“月河”，左边是“东沟”，他掉到了月河里。 当过路的人把他捞上来送回家，玉儿妈让他换了干衣服睡在被窝里的时候，他叹了一口气：这下好了，今天不用上班了！你去店里替我请个假吧，我病了…… 舍儿到吃中饭的时候才回到家里，一到家就气呼呼的，看见父亲睡在床上，更气。他把脚一跺，对父亲说：怪不得那天请罪的时候你吓得直哭，心里有鬼啊！顾维舜不敢回话。 你倒是说话呀！我找过蓝永继和杨小群了，他们一口咬定都是真事。是真是假你说句话，要是没有这档子事儿，我非找永继算账不可，什么干哥哥干姊姊，他无情别怪我无义，舍儿说。 顾维舜不得不从被子里坐起来，把自己的那一段历史对儿子说了。 你为啥不早说？合儿对着父亲咆哮。 看着儿子那双喷火的大眼，顾维舜差不多要哭了。他向儿子赔罪，说：我对不起你们。我原来是害怕连累你们才隐瞒的，没想到还是连累了你们。现在我就去交代…… 说着，顾维舜就要下床穿鞋。 玉儿妈一脚把顾维舜的鞋子踢了过去：不去交代！没干过坏事交代什么？我看蓝永继两口子是鬼迷心窍，要立功赎罪，叫他们去立功吧！ 倒是那张照片真的在他们手里……顾维舜可怜巴巴地望着妻子。 在他们手里又怎么样？借人家衣服拍的照！该不该杀头坐牢？杀头坐牢我替你去！玉儿妈说得斩钉截铁，顾维舜又躺了下去。 这不是家务事，你不要管。舍儿对他妈说。 你老子的事不是家务事，啥叫家务事？玉儿妈问儿子。 什么老子的事儿……舍儿咕噜了一句。 啪！一记耳光打在舍儿脸上，是他妈打的，打完了还骂：六亲不认了，这还得了！他就是你老子，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吸大烟，四不搞腐化，哪一点给你丢了人？ 舍儿捂着脸抹起了眼泪，说：你看吧，这一下舍得剐有文章作了，我也逃不了！ 顾维舜又坐起来对儿子说：你放心，我决不连累你。真到了躲不掉的时候，你就宣布和我脱离关系。 他敢！玉儿妈说，脱离关系？怎么脱离？改名换姓？说他是我跟人家生的？你就不能有点出息？在外面你怕官，在家里你连儿女都怕，你还算个什么人？当有派的时候，你叫玉儿和你脱离关系，现在又要舍儿跟你脱离关系，再来两次运动，你不成了绝户头了？ 顾维舜被妻子说得直叹气，他说：真要是绝户头，我也就不怕了。人生在世，还不是为儿为女？我这一辈子没能给儿女置下产业，还要连累他们跟我一起受罪，我于心不忍呀…… 舍儿听了父亲的话呜呜哭起来，玉儿妈也抹起了眼泪，说：苦了德儿了！舍儿咬着牙骂道：姓蓝的，姓杨的，你们不是人，老子总有一天要找你们算账！ 顾维舜害怕地朝门口望望，叫玉儿妈：快把门关上！ 我本该早点去看望舍儿他们的。这两天他们一家人成为宝塔集的新闻人物了，对顾维舜的传说倒还罢了，只是苦了德儿。她真的被人们叫成“美女蛇”，而且编造了许多故事，说她到现在还不结婚，想等着攀高枝。可是再也不会有人要她了。我知道德儿的婚事为什么被耽误了，只因为她总比她的同班同学大得多，不可能在同学中找到朋友，而又不肯接受别人的介绍。不是想攀高，而是不习惯和陌生的男人见面。小集子上文化相当的人本来就不多，一来二去就给耽误了。她自己够烦恼的了，再这样说她不是往她心口上插刀子？ 可是我的父母病了，我一刻也离不开家。我后悔那天不该不让他们上街去看周纯一游街的情况，免得他们听别人的添油加醋的描绘，再加上他们的想象，事情就变得比原来的样子可怕得多。他们断定周纯一这一回不死也要落个残废，然后又设想周纯一死了之后我大姊和孩子们的状况，越想越害怕，越想越伤心，睡不安，吃不好，便一起病倒了。 我一刻不离地照顾着父母，还惦念着高凡。高凡已经回到乡下家里去了，说要照顾家里的庄稼。他不断来信诉说着思念和寂寞，希望和我和孩子在一起。我何尝不希望一家人厮守在一起呢？可是我不能离开父母，也不想离开宝塔集。我担心啊！怕高凡什么时候也被“揪”出来。我也像顾维舜一样天天去看大字报，寻找一个个被点到的名字，看看有没有高凡。我没有找到高凡的名字，是人们把高凡忘了，还是葫芦里装着别的药？我写信问过高凡，高凡说不用分析，现在的事情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像天要下雨，你盼它的时候它不来，你不需要的时候它却来了。 永继小群的大字报叫我紧张了一阵，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周纯一的部下在压力下互相厮打的信号，我更不明白这种厮打首先在两家干亲中开始。如果永继和小群能够向顾家开炮，他们向我家“开炮”日子大概也不会太远了。我家和他们的关系还要疏一些。我本该找永继和小群问个明白，但是也走不开。 今天好了，父母可以下床走动了，我把顾家的情况告诉他们，他们叫我赶紧去看看。想不到玉儿和她的女儿迎波回来了。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回来探亲？不年不节的。我问玉儿，玉儿说，遇着难题了。她怀孕了，可是在这样的时候怀孕真是一件苦事，一个人在上海，还领着孩子，丈夫又在外地，被武斗搅得不知死活，失去了联系，她只得自作主张流了产，来家乡休息一阵。玉儿瘦了，瘦了很多很多。几年前她回来结婚的时候多么好看啊！虽然皮肤黝黑，但清秀丰润，充满生气。现在却不但消瘦而且暗淡了，充满了疲倦的神色。 玉儿，很忙吧？你们那里的人也造了反？我试探着问，猜想着她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我觉得她很可能是“保皇派”。她是那么相信书上报纸上所说的一切。 出乎我的意料，玉儿说她是她那个单位里最早的造反派之一。 怎么会呢？我说。 怎不会呢？我虽然不是党员，可是对党的号召我从来都是响应的。开始也不大理解毛主席的意图，可是运动越深入下去，我就越觉得这场革命确实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真没想到，那些党的干部原来是那样的。我原以为他们一个个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呢！真的“修”了！玉儿说。 但是我不赞成周纯一这样干法。怎么能不听中央文革的指挥？我又认为他有个人野心，造反是不应该有个人野心的。为个人夺权就是篡党了。玉儿又说。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历史告诉我，所有的开国之君都是篡权者。不篡，就没有权力和朝代的更迭。同样，不论哪一朝的国君，一旦夺到了政权，便不许别人再篡了。他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由自己自由支配，大权独揽，小权分散——赐给各等臣仆。于是，所有利用人民夺取的政权最后都与人民分离，久而久之，又一次篡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有一天，能够保证权力的公平分配……这一切，玉儿是不会同意的，还是不说为好。 玉儿见我不说话，便解释说：翠儿，我看过他们的那张造反报，我也觉得很惨，那些干部太可恶，不可原谅，我是永远地不会原谅他们的。但是要顾全大局…… 我不想与玉儿谈这些！我觉得造反派和造反派的心隔得很远很远，何止十万八千里！我把话岔开，问为什么见不到德儿，她现在的情况怎样了，二叔的情况又如何。 玉儿激动起来，眼圈也红了，说：我不能理解，不能原谅永继和小群他们，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呢？我父亲历史上有一点问题，就揭发他好了，为什么要攻击德儿？我听说是因为德儿找工作的时候，永继也在找工作，他认为是德儿占了他的位置。 不会是那样吧？我疑疑惑惑地说，会不会受到什么压力？ 不论怎么说，都不该无中生有！这是不道德！玉儿说。 激动中的玉儿总是可爱的。脸上的倦容不见了，还红润起来。 德儿还在教书？我问。 不教书了。学生也叫她“美女蛇”，怎么教？可是她不肯来家，要求在学校里打钟。以前周末还回集上来，现在星期天也不回来了。所以今天一早爸妈和舍儿都去陪她了。我去看过她，她一句不说，只是流泪…… 玉儿说着也抹起了眼泪。 二叔没事吗？我问。 他去找过“假老婆”了，“假老婆”态度还好，叫他老老实实在家里等待审查。玉儿说。 奇怪，我们两个人都一齐停顿下来，停顿了很久很久，我望着她，她望着我，好像再也没有什么话题了。我感到难为情，不管怎么说，玉儿是远离乡土的小姊姊，轻易不回乡，应该热情对她。 还是她打破了沉默：你和高凡感情很好？ 是。我这一生大概就只有这一点值得骄傲了。我说，可是他现在也因为和周纯一的关系处境不佳，叫我整天为他担惊受怕。 玉儿的眼睛朝我忽闪了一下，又转向了别处，细声地说：我有时候想，对一个女性来说，究竟什么才是幸福？我羡慕你们这样的患难夫妻。对永继和小群，我以前也是羡慕的，即使是现在，他们也是夫唱妇随…… 为什么不想办法和丈夫调在一起？夫妻长期分居两地是要影响感情的。我说。 玉儿叹了一口气：一言难尽啊，翠儿！谁说我没有努力调在一起呢？可是我的单位不放我，我又没有本事把他调到上海。找领导吧，领导总说，我还年轻。还说当年红军长征的时候，很多夫妻都长期分离，生了孩子只好养在老乡家里……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 玉儿不想多说，我也不便多问了。这一次见面，玉儿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模糊的。她心里好像装了很多东西，又好像空空如也；她好像很有头脑，又好像幼稚得近乎孩童。只有一点印象是明确的，那就是她的精神脆弱，她总是希望在一种虚构的理想世界中生活，想把互相矛盾和对立的各种事物用一个模子装起来。如果她的理想稍稍受损，她就受不了了，五十斤重的担子，她挑起来比一百斤还重。是书斋里关得太久的缘故吗？ 我起身告辞的时候，玉儿把我的手拉得紧紧的，好像唯恐我离去似的。我说：过几天我再来看你，再和你一起下乡去看德儿，好吗？她摇着头，说：不，不要过几天，你明天就来好吗？翠儿，你没尝过流产的滋味吧？我尝过，躺在手术床上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再也不做女人了！再也不要孩子了！我甚至想到小时候爷爷给我算的命，他说我要早死，我想大概活不长了…… 说着说着，她哭起来。我觉得她心里有事闷着，便重新坐下来，想听她叙叙，可是她却让我走，说一定要明天再叙。可是第二天我就回生产队去了，是书元哥带着高凡的信来把我接走的。村里出了大事，张队长下了台，疯大爷也失踪了。我失去了和玉儿深谈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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