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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青涩   小妹、电影、谋略、兵役


  大三暑假时,因小妹要考大学,我偶而去帮她温习功课。这时她已有了少女含苞的韵味,身上散出沁人的清香。过去的感情,眼前的佳人,这一次不仅仅是心灵的牵系,在生理的驱使下,我们真正堕入了情网。
  她有很多优点,可能是基于了解,她从来没有挑剔过我的外表。衣服脏了,她会主动地帮我清洗。我满脸的青春豆,脖子上的顽癣,她似乎也视若无睹。尤其是她的兄弟姐妹与我相处十分融洽,几乎将我视为她家中的一份子。
  我们以往的感情,就像一泓清溪,躺在群山的怀抱中,平平静静的,没有风浪,也没有激流。那是纯真、幽宁的,一个眼神,一声话语,都能划破水波,引起阵阵涟漪,交错在彼此的心底。对我而言,即使相隔在天涯两端,也彷佛有条处处存在、无影无形的导线,把我的心紧紧地系在她身边。
  那种无瑕的爱,一旦化为男女间的需求,像干柴遇到烈火一样,立刻就无法收拾了。她占住了我每一根神经,早上想到的是她,晚上想到的还是她。见了面,一股冲动就迫着我去接近她、触摸她,恨不得天底下只有我们俩个。
  可是她家地方小,孩子又多,我们的行动躲不开别人的耳目。宫伯母又一再表明,因为我没有考上台大,希望我和小妹之间只是属于兄妹的感情。我们只好偷偷摸摸的,只要能相互碰一下,捏一把,绝不放过机会。
  渐渐地胆子大了,我开始约她出来,在田园咖啡厅,在台大医院前的草地上,我们解放了彼此的拘束,任那青春的烈火燃烧着饥渴的肉体。
  她最可贵之处,最令我尊敬的是她严守着原则,绝不容许我有过分的行为。在那极度难堪的时候,我也曾埋怨过她,认为她很不体谅我。但是,看到她深邃的眸子中,也有着同样的痛苦,她也在灵肉之间交战,我这才感到真正的战栗。
  为什么我不能控制自己?是不是她比我还要坚强?生理只是一种本存的,与生俱来的需求,如果连自己的生理现象都控制不了,还谈什么远大的抱负?当然,我们可能结婚,但也有多种其它的因素,让我们不能结成连理。我不能破坏她的清纯,那是一种美德,我既然崇拜、欣赏她,就应该尊重她。
  不过她也有令我感到失望的地方,我常与人争论,只要是有关“道理”的主题,不到有个结论,永远不肯罢休。这是我唯一的目的,凌越一切之上。很不幸,不管我到哪里,遇到何种人物,他们都只是重复着别人的意见,而且一知半解,似通不通。
  我坚信道理本身一定有一个基本结构,我们所看到的、所知道的只是事物的表象。如果不找到根本,谈来谈去都只是浮光掠影,得不到真貌。但限于我当时的观念尚很模糊,只知其有,却不知是什么。所以每当引起这种话端时,我就会追根究底,借着对方所说的理由,一再地反驳、质疑,一定要理出一个头绪来。
  小妹最反对我那种咄咄逼人的态度,她认为我是出于好胜,喜欢强辩。我虽然一再解释自己的信念及立场,她不但不能接受,反而更令她厌恶。
  有一次,记得是傍晚时分,我与老四正在争论一个道理。我们吵得人人不安,老四不服,我也不肯甘休。小妹先是劝我不要再说了,我刚好找到一个很坚强的基础,与其说我是在与老四辩论,不如说我正在整理自己的思绪,这种情况下,当然谁也挡不住我。
  小妹一再地劝,我也一再地辩,最后她火了,大吼着说:
  “你们两个都不要吵了,真无聊!”
  “无聊?这是大道理呀。”我诧异她竟然没有听懂。
  “什么大道理?都是胡说!”
  我宛似冷水淋头,她竟会有这种看法?这样,我今生怎么跟她长相厮守呢?我可以放弃她,可以牺牲一切,但是在追求道理上,绝不愿稍退半步!
  仔细分析之下,我骇然发现了一个早已知道、却不愿接受的事实--她并非我这条道路上的行客。一个对真理没有兴趣的路人,与动物有什么分别呢?人生道途上,难道只有肉体的生存、生活而已?
  “道不同,不相为谋”!好吧,一切到此为止。我决定不再理她,也不再说话,闷闷地坐在一旁,准备找个理由离开。我决定与她一刀两段,她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合不来,但我不能马上走,以免让她难堪。
  不久她察觉了我的冷漠,故意找些话来挑逗我,而我只是唯唯诺诺,应付了事。她知道事态严重了,不顾家人的惊讶,紧紧地坐在我身边,轻声问我:
  “是不是我伤害了你的自尊?”
  “不是,我只是坚持我的原则。”
  “原则?你的什么原则?”
  “追求人生真理!”
  “什么?”她的眸子睁得老大,一副想笑又笑不出来的窘态:“人生真理?”
  我觉得她无法了解我,再不然是不愿了解我。否则,为什么这样简单的原则,她居然都不知道?
  然而,一时之间,我实在舍不下她,她的轻颦笑语始终萦绕心际。只是在我的理性世界中,她的光采却是一天一天地黯淡了。
  我有个特点,就是能把理智与感情截然分开,或许心理学家认为这是双重人格,我则认为是“独立的理性”。对一般人而言,理性只是做事、思考时的一种态度和方法。而在与人相处时,由于人际间涉及感情,所以就把理性丢到一旁。
  我则不然,无论对人对事,一定以理性的态度思考,发掘真相,追究原委。如果必须用感性才能处理的,我也能随性所之,但那只是暂时的。因为感情常常像是热带的风暴,突然而来,倏然而去,没有一定的模式可资遵循,也没有选择的余地。理性则是恒定的,今天如此,明天亦然,不论个人情绪的好坏,丝毫撼动不了理性的认知。
  一般人活着,除了生存之外,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没有目标,则对各种可能发生的后果,就没有了判断利害的根本条件,因而无所适从。有些人虽有目标,但却不够明确,和没有差不多。有些即使目标很明确,但又太短近了,利与害之间差距不大,虽想厘定清楚,却是非常困难。
  生存只是造物者的目标,所有生理上的功能,都是用来达成人类和其它物种绵延不断的工具。亿万年来,除了人类以外,各种生物无不是默默地生存着,没有悲哀没有烦恼,只是依照原始的设计,忠实地执行不误。
  或许是因为环境变化的需要,人类之演进异于其它生物,发展出了一种内在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为主观个体所独具。因与他人有别,得不到共识,而“感到”了悲哀烦恼,以致于不安痛苦。这时,生存的力量就驱使着人,想方设法解脱自己的痛苦。
  所谓“设法”就是由尝试而建立经验、扩展认知的一种人类特有的行为,也可以说是一种短程的目标。“解脱”则是一种境界,只有当事者才能体会到的一种内心感知世界。“自己的痛苦”,就是当事者感觉到的、需要摆脱掉的心理状况。
  由这个过程来看,人类文明的发展,开始时纯粹是以“感性”的感受为出发点。日子久了,人们学会了利用身体器官所具有的特性,藉以沟通彼此内心的感受,进而有了共同的认知。既有共同的认知,经验逐渐累积成为客观的知识,个人经由知识与实际情况的印证,更能掌握环境变化时的生存目标。
  当人类文明发展到相当程度后,人在不断的烦恼与不断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难免期望有一种“永恒”性的解脱。有了这种长远的目标后,人类才体会到,一味地逃避痛苦与自我麻醉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是要去发掘、认知、了解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理性”,一种与感性本能截然相反,却与客观真实兼容的、永恒的“道理”(至少可以人的一生为期),以作为判断的立场。
  以我和小妹为例,我爱她、需要她,没有她我就会烦恼痛苦。为了解决这种感性的需求,我必须迎合她、满足她。让她感到与我在一起,可以免于她的痛苦烦恼,因此她必然会需要我、爱我。
  需要及爱都是基于个人感觉的利害关系,在心理形成的经验认知。
  而每当我在迎合她、迁就她时,我就在忍受痛苦,如果那只是短暂的、一时的,当然问题不大。一旦超过了忍受的极限,心理及生理的刺激就会令意识失去控制。于是血流加速,肌肉紧张,一举一动都恢复到原始的兽性本能。
  我的理性完全控制了感性,深知除非是能让她了解我的原则,否则我们之间永远会有争执、烦恼,总有一天感情决裂,以致不堪回首。
  在当时,对这个所谓的原则,我自己尚在摸索中,虽然有种直觉的感受,却无法用言语说明。不到我有绝对的把握,能完全说服她之前,我们不会有理想的结果。至于目前的需要,只要不妨碍到对自己目标的探求,又何妨纵容一下感性,享受一番呢?
  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在感性的立场,她是我的情人,我们同在一起浮沉。同时,在理性的另一度空间中,有个真正的主宰,正仔细地观察我们两个心灵及肉体所产生的七情六欲。对于她,我只能作各种假设,并根据结果来印证我的判断。但对自己,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实验室,我得以百分之一百地由体会进而了解自己。再更进一步,由她的反应及表现,我也能推及他人。
  我不能否认曾充分利用了她的情感,我曾向她求婚,期赎前愆,可是却遭到拒绝。到今天,我依然拥有一份怀恋之情,在梦中,她还是一样的可爱,一样的激情,且更混合着一种幽幽的憾然。我们各有各的生活,各人尽着各人本分。
  这种感情及理性全然独立的习惯养成后,使我能非常敏锐地观察各种事件的前因及后果,从而重新组织自己已然形成的观念,以致想法常常与众不同。
  比如说,家庭只是个供不同个体共同生活的环境。如果彼此之间仅有感性的牵连,相处得好,当然对大家都有帮助。但是感性咸以自我为中心,在数个自我中,总难免有利害的冲突,仅靠无尽的自我控制互相忍受,总会到达极限的。
  如果把家庭生活当作目的,那就不该应用理性,不要追究对错是非,只有互相容让迁就,把对方当作自己的一部分。用原谅自己的方式原谅对方,用对方的观念来处理自己的事务。彼此之间的相似性越大,交集的经验越多,冲突也就越少。
  显然,我的目的不在家庭,除非找到志同道合的对象,我不适合结婚。至于儿女更与我的目标相反,他们会占据我的时间及精力,影响我努力的方向。
  造物者设计生物之初,生存与传种是生物唯一的目标,随着生存的成功,便产生了生态间的互动。事到如今,地球上已爬满各式各样的动物,尤其是人类,几乎已达到了饱和点。在这种情况下,睿智的造物者又赐给人一种认知的觉悟,那就是为了生存,传种的本能必须遏止。如果继续盲目地生育不息,总有一天会演变到人食人的地步。
  这就是我的理性观念,在当今知识普及的社会中,很多人都有这种体悟,所以能保持人口成长与生产成长的平衡,因而生存容易,社会安定。只是这种观念是环境压力下自然形成的,尚没有理论基础。
  因此,结婚对我所代表的意义是为了解决生活所需,以利于我达成目的,至于传种完全不在考虑之列。而解决生活所需的方式很多,不一定就要结婚,完全以达成目标为前提。这种观念在中国封闭的社会上,无异于大逆不道的谬论。因为中国人的知识还只限于“求生的技术”,眼光还没有达到数十年或是数百年以后。
  这段最难舍的激情,由青梅竹马的儿时,到正值婚姻的年龄,就此画下句点。然而,我却未能忘怀,只是将绚烂的彩霞,化为无尽的绮思,珍藏在感性的心底。

  到四年级我只剩下五个学分,由于农场实习的两个学分要修一年,故此四上先修四个,四下只留一个农场实习。为了要赚点钱,我想找个既能利用时间,又可兼顾自己兴趣的工作。我想出版漫画刊物,画完了一集后,信心与日俱增。同时我发明了一种自己上“网眼”的简易方法,远比制版社做的更快更好,但由于没有本钱,必须找人合作。
  有人介绍我一位姓陈的朋友,毕业于师大美术系,开了间小型的广告社。他看了我的作品后,很欣赏我的素描,但却极力反对我出版刊物。当时在台湾流行一句名言:要想害谁倾家荡产,最好劝他办杂志。在我说明自己的境况后,他很表同情,每当有多余的工作,他便拿些“描底”的事给我做。
  那是个枯燥无味的工作,先把原型相片,依照格子放大画到看版上去。初时尚有挑战性,一等到能够掌握运用,我就想加以改良。追求效率及品质一直是我工作的基本态度,老陈的看法则不然,我们之间常常为此争辩不休。
  有次画一个电影海报,我觉得画面太杂乱,看不出表现的主题,他说:
  “你这个人!什么都要找个主题!别忘了,这只是生意,人家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你别出点子!”
  “如果我们画的效果好,主顾满意,你的生意不是更好吗?”
  “你知道这主顾是谁吗?”
  “不知道。”我以为他会提出什么大人物来。
  “那就是了,你怎么知道他喜欢什么呢?”
  “当然是喜欢好的。”
  “他拿这个相片来,就已经认定了这是最好的,所以照着描就对了。”
  “不一定,可能他找不到更好的。”
  “那只是可能,我们不能凭‘可能’去做事。”
  “世上好坏总有个原则吧?你是学艺术的,应该了解这些原则。”
  “我了解原则有屁用?他不了解呀!”
  “慢慢影响他,教育他,那不是你们学艺术者的责任吗?”
  “老弟,我看你有点头脑不清,第一,这不是我们的责任。第二,我的客户很可能一辈子才来找我画一次,我怎么影响他?”
  “怎么说这不是你们学艺术的责任?社会是一个整体,文化就是在互相影响之下形成的,这样才会有进步!”
  “老弟,不是我说你,你实在天真得可爱,文化是自然形成的,能进步、不能进步要看整个社会。我们学艺术为的是要学一种技术维生,只是碰巧我选上了艺术,和你学农谋生没有什么分别。既然同是维持生存,钱混到手就好了,而且是越容易越好。像你这种想法,一辈子注定吃苦受罪。”
  我首次理解到这种观念,他是对的,至少符合绝大多数人生存的模式。我所谈的是种理想,只是少数人所憧憬的。这些少数人往往是时代的“牺牲”者,他们的价值只有在身后才被肯定。我所知道的大艺术家,如梵谷、高更、塞尚、莫奈等,甚至生时就享盛名的米开朗基罗、达文西等,其创见在当时并未能为大众所接受。
  他的看法完全符合我在学校所看到的种种现象,人人为了谋生,谋生当然是为己。在短视的眼光下,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他们就会变成那种人。他们无力去改变社会,也不期望改变什么,更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更反对任何人的试图改变。
  我甘于牺牲,并不是牺牲令我快乐,而是我过去的痛苦就建立在社会的这些观念上。每当别人被迫送上祭台时,我就感同身受,因为不希望自己再感到痛苦,就要奋起反对。然而,仅仅反对是行不通的,人会疲倦、衰老,总有一天会被打倒。只有努力寻求一个正确的方向,能提供社会大众更多的利益,才有希望。
  我对艺术浅尝辄止,艺术似乎只能提供一点人生的装饰。在这个社会上,连这点装饰都是廉价的次级品。后来漫画也放弃了,没有钱出版是一个原因。更大的因素是在第一本画完以后,面对着第二本,我没有找到要画的题材。如果连第二本都找不到,一本一本地接下去,又何以为继?
  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我看了一部电影,片名已忘了,但该片强烈的振撼力,又开启了我的另一个新天地。
  以往我看电影只为了欣赏,不论是音乐文学或艺术,我仅把它们当作窗口,透过它们,得以吸收人类生活轨迹的内涵。但是这一次,我看到了一个对“理想”的陈述,电影是描述英国战后“愤怒的一代”,对当时社会状态的不满,片中讨论了很多切身的人生课题,结果却没有提出答案。
  这不正是今天的我吗?那么活生生的反映在银幕上,真实而具有说服力。大多数的观众似乎都有所体验。散场时,我看到不少隐藏在眼皮下的泪痕,和我的没有两样。
  书本有它的长处,可以很细腻地描述一切细节,但却不如电影予人直接的振撼力。音乐和艺术各有其不同的范畴,若作为电影的陪衬,却很能发挥其价值。既然这些都是我所喜爱的,为什么我不从事电影工作呢?
  一想到这里,我立刻兴奋起来,到处找书、查资料,想学习编剧和导演。我要利用这种综合性的第八艺术,把音乐、美术、文学和自己的观念结成一体。既可供人娱乐、陶冶性情,又可以输出我的观念。
  只可惜坊间这类书籍不多,找到的几本内容也很浅,都是我已经知道的。但是我并没有气馁,我想到庄灵,他对摄影很有心得,说不定能帮助我。
  庄灵也是个电影迷,谈着谈着,还没有认识电影的庐山真面目,我们就决定以之为毕业后的职业。不论如何总要有个开始吧,庄灵提醒我说:
  “你知道拍一部电影要多少钱吗?”
  又是钱,钱是我最可怕的敌人,我故意忽视它,说:
  “先拍着玩,借部摄影机,不过买几卷底片而已。”
  “好说!摄影机借不借得到且先不说,我平常照相,一卷只有廿四张,每个月的零用钱能拍两卷就不错了。电影每秒钟廿四格,你想我们能拍几格?”
  我没想到这些,但是正在兴头上,不能退缩,我壮着胆子说:
  “这些由我来想办法,只问你有没有兴趣?”
  “有没有兴趣?你只告诉我有什么办法吧,可别再来个‘人民大翻身’!”我们是相知的老朋友了,老朋友之所以称老,就是深悉对方的底细。
  我有什么办法?自己连零用钱都不够!找人借,总不能说影片卖了钱再还吧?说不得,先去赚钱。
  我找到老陈,告诉他我打算改行搞电影,他只差点把嘴给笑歪:
  “老弟,你想做米开朗基罗,凭你这副干劲,我还不笑你,搞电影?你知道现在是些什么人在搞吗?”
  “管他是谁?我搞我的。”
  “好,就算你拍出来了,拍得比乱世佳人还好,卖给谁?”
  “假如拍得真好,为什么没有人要?”
  “为什么?我且告诉你,拍电影是赚大钱的事,我说的大钱,大得比我这个小生意大上几万倍。我天天侍候这些大爷,他们花起钞票来,比我用的颜料还快,旁边陪着的小姐,都是亮得闪瞎你眼睛的星星。你想,他们是利益既得者,会让外人进去吗?尤其是你这个理想主义者,要是容你来搅局,他们还能玩些什么呢?要知道,这些电影院都是他们的摇钱树,他们会买你的片子吗?”
  我听不下去这些道理,太容易的事,我还不屑于干哩!我只说:
  “我不卖,自己好玩,可以吧?”
  他嘲笑够了,看看我,只好摇摇头说:
  “你想赚点钱来玩电影?好吧!我老实告诉你,有两条路,由你挑。”
  我一听有希望,怔怔地等着下文。他先点燃了一支香烟,慢吞吞地说:
  “第一条路怕你也干不下来,就是拍小电影……”
  “我干得下来,多小都不怕。”我连忙打断他。
  他又笑了:
  “不是你想的‘小’,小电影是指妖精打架的电影,你知道妖精打架吧?”
  我难为情地点点头,知道那就是所谓的“黄色电影”,他说得一点都不错,我是真的干不下来。
  “第二条路,是找个电影大亨,去做干儿子。运气好,还可以做女婿……”
  我知道他在消遣我,忙说:
  “你只告诉我,拍个十分钟的短片,要多少钱?我帮你打工,多久能还清?”
  “你是真不知死活?上次找你画看板,你死都不肯,这下多久都干了?”
  “为了兴趣嘛!等我熬到像你这样见多识广以后,再重新做人也不迟呀。”有来有往,我也幽他一默。
  他想了一下,说:
  “这样吧,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有台十六厘米的摄影机,我帮你去借,可以省下不少钱。至于底片,有种水货是一万呎一千元,冲洗全在内,但是配音剪接要另外算钱,你给我画看板抵帐,够意思吧!”
  我听了,心都快要跳出来,赶紧再问:
  “一万呎能拍多久?”
  “看你怎么拍啰,十六厘的,半个小时总可以。”
  我兴奋已极,万万想不到这样轻易就解决了。可是拍什么呢?演员不难找,很多同学都愿意免费服务。还要剧本……我还从来没有看过剧本,何况要写?
  静下心来,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话剧剧本,参考其中的场景、对白以及人物描述。先试着以我身边所熟悉的事物,写了生平第一个剧本:男生宿舍。写时一面仿真电影上的画面,镜头的转换,一面想象拍摄的过程。当时在我的心目中,所谓的剧本只不过是电影摄制前,写在纸上的详细记录而已。
  剧本写完了,我找庄灵来看。到底是旁观者明,他看了几场,立刻说:
  “这像是话剧嘛,老在寝室中转,怎么拍电影?”
  我这才想起,我所仿真的是话剧剧本。当时一头栽了下去,正是当局者迷,根本没有想到话剧和电影的区别。
  半个月的时间全浪费了,我很泄气,只好说:
  “反正我们是练习,在室内还好拍些。”
  “你全搞错了,我们没有水银灯,没有广角镜头。而且室内空间小,又缺乏道具,你叫我怎么拍?”
  我们俩个门外汉,各说各话,但他至少有摄影经验,必须尊重他。突然我想到了一个主意,不如我们拍些学校风光,拍好了送给学校,这样的剧本要不了两天就可写好。他也认为这样最好,于是我立刻到训导处去,我知道先要得到学校的许可,否则会出问题。
  训导主任一听,立刻高兴地说:
  “正好学校有笔预算,是作视听教育用的,可是校中没有这种人材,谁也不知道该怎么用,你们会不会拍记录片?”
  我连忙说:
  “当然会。”
  “你看大概要多少预算?”
  我一想,一千元的片子,开个一千五百元,还可以赚上五百,于是说:
  “一千五百元。”
  “一千五百元?”训导主任大叫一声,几乎跳了起来。
  这下糟了,早知道只要五百元就好了,我脸红过耳,只得招认:
  “买片子要一千元,我……我想赚五百元。”
  训导主任笑了,笑得前仆后仰,更令我心里发毛,他说:
  “你放心,只要你真的能用一千五百元拍出来,我保证学校一定同意。老实说,曾经有人来谈过,他们要十万元才肯拍。”
  十万元?事后人人说我傻,可是我却乐不可支,做自己喜欢的事,还有钱可赚,这么便宜的事,天下哪里找去?
  花了一个多月,我和庄灵背着摄影机,第一次把学校踏了个遍。而且手持学校的公文,没有什么所谓的禁地,连女生宿舍的神秘气氛也摄入了镜头。
  冲洗出来,又亲自动手精心剪接,再加上录音旁白。由于庄灵的摄影技巧不凡(相信对他后来进台视也有助益),放映时只要能让影片和录音带同步(事实上不太容易),倒是蛮像回事。我满心以为,中国的电影即将起飞了。

  四年级下学期,我只剩下最后一个学分,那农场实习是一位老好教授的课,只是带同学到处去参观,不记名字、不考试。我注完册,就等于交完了差。终于,大学四年就如此这般地混了过去。由想骑马变到种稻子,结果稻子根本不认得。一会儿是各种活动,一会儿是画画,最后决定搞电影。这四年在学校学到了什么,也可想而知了。
  紧接着是兵役,我被分发到复兴岗政工干校的“战地政务班”,谁也不知道什么叫战地政务,但想到可以不必“打野外”,必然轻松愉快。正要准备报到,学校却来了一纸通知,要我去注册。我给搞胡涂了,分明毕了业,还注什么册?
  奇人,所以常发生奇事,莫奈何,向同学打听,没有一个人知道原因。因为四下那个学分,自农学院成立以来,还没有人被“当”过。不过,永远会有个“不过”钻出来,那门课上到一半,竟由敝系主任“自动要求”代课。
  我一听,糟!正是所谓“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我自命与他很有默契,二年级的那场“热中子”之战,如果他当年就“当”了我,大三还能重修,未免太便宜了。现在毕业在即,“当”我一家伙,可等于留校一年,这才叫心狠手辣!
  到底是中国的文化悠久深远,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的谋略、计策,随随便便顺手拈来,就足可惩得人死活不知。也难怪国人无意创新,光是抄袭、模仿老祖宗的花样就用不完。敝系主任的确可称此道中之高手,三年来“潜龙勿用”,现在“见龙在田”,再来个神龙摆尾,硬把我这个看不顺眼的对头,等到“亢龙有悔”,再打回原形(再当两次就不能毕业)!
  可是兵役怎么办呢?我能不当兵吗?我又能不去注册吗?不论如何,总得给我一条生路才是。我到台北市兵役课去查问,他们说,不去复兴岗报到,将被戴上“妨害兵役”的严重罪名,非先当兵不可。我又赶到学校,教务处则坚持说我根本没有毕业,如果不注册上课,就要被开除学籍,四年白送!
  训导处的先生们与我混得很熟,告诉我一个内幕消息,原来在前一学期,教务处与训导处为了我这个“问题学生”,头疼不已,教务处说我上课时间太少,应该开除。
  可是一查记录,我没有旷过课,所有缺席全是公假。教务处又怪训导处公假核准不严,训导处则取出公假单,细细比对,我四年中总共为学校办了一百多次活动,每次的活动都有凭有据,完全符合学校规定,训导处能不准吗?
  事实上,全校公假记录最高的还不是我,比我高三届有位姓任的女同学,是救国团的“青年代表”,经常参加各种国内外庆典及活动,她的公假一请就是一年,在四年内请了三年多的公假。
  在会中争了半天,最后还是我们系主任出面,说他早已有了良策,不妨交给他处理,相信他的良策就是这一招。教育应该是神圣的责任,学子有错,教者正该谆谆善诱,导之向上。即使需要惩罚,也应依法行事,怎能因为大权在握,竟把课业当作“复仇雪耻”的利器?也难怪社会上乖戾之气猖炽,大家冤冤相报不已,教育界能不慎乎?
  因为有人为了逃避兵役,故意不毕业,所以“兵役法”规定,任何大学男生,在第四学年读完后,不论毕业与否,一定要先服兵役。故各校的训导处,在四年下学期就统一造册呈报。自有农学院以来,从未发生过这种“特殊”情况。训导处认为我应该先去当兵,由学校自动办理“停学”手续。可是教务处不同意,要我拿到兵役课的证明再说。
  我又回台北,兵役课说不能出任何证明,当兵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学校理应知道。如果学校故意刁难,不让我去服兵役,则不论是谁,都将以妨碍兵役罪名,移送法办。
  我按耐着性子,战争的胜负经常是决定于最后一秒钟,在国家的法令与教务处的意气之间,我已稳操胜算。但我不愿服完兵役后再去上课,谁知道下次系主任还有什么高招?所以要运用孙子兵法,打个漂亮的胜仗。
  我又回学校,说我决定来注册了,同时,兵役课正在查是谁妨碍兵役法。教务处一听,才知道问题闹大了,立刻签报校长,同意我先服兵役。我则坚决反对,我说我不想服兵役,宁愿多念一年,甚至再念几年都无所谓。
  最后是校长召见,承认学校作业错误,同意我注册,也同意我同时去服兵役。至于考试上课,校长只说,为国家服务去罢,“家事不用你牵挂”。

  别人以服兵役为苦,我却发现比我以往的生活好得多,早餐是豆浆馒头,或是稀饭和可口的小菜。午餐晚餐则有鱼有肉,尤其是些大肥肉,芳香馋人,别人看了皱眉,我则是手到擒来。吃得好,穿不用愁,不必担心考试,不用害怕生病,和我理想中的天堂差不多。可是,总得付出一点代价,那就是行动、思想都受到限制。
  我们所上的课,是要学习如何在“反攻大陆”后,去接管各种地方的政经事务。当时传言随时可能会反攻,所以我们这一届特别成立了“战地政务班”,扩大编制。总共有五个梯次,约八百多名学员。其立意甚佳,准备让我们恶补一番,以便接收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大陆。只是我们这些学员们,没有几个人真的拿它当一回事,每天混吃混喝,庆幸自己分到个轻松的单位,不用出操,不怕日晒雨淋。
  以往各届的同学,无一不认为分到政工干校是福分和荣幸,而且只有入了国民党才有这种机会,因为“政工”必须为党服务,这种观念最令同学们反感。但是事到临头,没有分到政工干校的,反倒是心里又忌又恨。
  政干的同学常有一份优越感,他们拥有很多特权,有时比连长还要神气。每次高年级同学在服兵役时返校,那些挂上政工徽章的,总要表现一下。经常吹嘘说,在其它当排长的同学每天出操晒得头昏脑胀时,自己还可以吹电扇,看小说,或者勤读英文。
  我知道有好几位同学,都是为了想进政工干校受训,才加入国民党的。想不到这次因为扩大编制,凡是家住台北的,不论是否为党员,一概纳入。
  对我而言,不出操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大睡其觉。教官对我们非常客气,称我们这些预备军官“活老百姓”。这可是有典可考的,据说以前曾有位长官,对一位学生预官的表现甚为光火,骂了一声“死老百姓”,不料该死老百姓背景深厚,这句话因此引起了很大的纠纷。自从那次以后,部队上一律“尊称”我们为“活老百姓”。
  有些活老百姓上课睡觉尚嫌不足,还要大打其鼾,闹得教官很没有面子,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有位教官的“粉笔神功”非常厉害,他把粉笔头夹在两根指头中,老远地对准目标一弹,十有八中。中弹的那位老兄,经常被弹得鼾声骤断,两眼惺忪,惊惶四顾。也有些教官很懂得一点心理学,常常夹带一些有趣的笑话。眼看有人作“钓鱼”状,上下眼皮亲密得难分难舍之际,各“色”笑话便纷纷出笼。“钓翁”们莫不弃鱼拋竿,急急追问笑得前仰后翻的会心人:“何事精采?”
  我很能入境随俗,学会了闭目养神的浅睡法,两眼一阖,便迷迷糊糊的不知何往。稍有动静,则眼一睁,仍在教室中。既未挨弹,又不错过精采情节。开阖之间,全凭耳朵的自由意志,所以三个月的训练,乐在其中。
  有堂课我听得津津有味,大有收获,那是某教授的哲学导论,讲得扼要精辟,我有很多原本半通不懂的观念,在他的讲解下,一一原形毕露。这时才知道哲学原来并不只是咬文嚼字,虽然不尽是我想要知道的真理,却是许许多多的大师们在追求真理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忠实记录。
  还有一门课,几几乎被我睡过去了,那是李廉教授的“政治作战”。一听到这个名称,我的瞌睡虫就爬了出来,特别选了最后一个座位,从上课到下课,如同置身峻山丛林,在喃喃的禅唱中,老僧入定去也。
  有一次,几个“同官”聊起天来,莫不认定这里的教学水准比一般大学为高。再谈及科目,我最推崇那位哲学教授,他们则公举李廉教授。我当然不服气,政治作战?特别挥走了睡虫,专门应战一番。
  不料,这一听令我大感后悔,李教授口才之佳,思路之敏捷,不仅是我前所未见,直到如今,我历遍天下,还找不到任何一个人能望其项背。
  我立刻由最后一个位子,钻到第一排,恨不得把他所说所讲的都给记在纸上,以便回去后细细揣摩。他所说的完全是“方法”,然后把方法用在实例上,灵活而生动,让人一听就懂。我追寻多年的,就是这样一位老师,为什么当年我不进政工干校呢?再多的不甘愿,只要能听他一堂课,就远胜我苦思经年。
  他那时有六十多岁了,灰白的钢发,瘦削的身材,脸孔轮廓分明。他前额宽广,目光炯炯有神,而最具威严的,还是他那两道浓眉,尾端翘起,似飞未飞。
  他说话的声音稳定而柔和,字字清晰,恰是我最理想的催眠曲,以致我坐失良机,没有听到前一半的课程。因此我这个沉睡多日后的醒狮,下课后总是问东问西。有时他笑而不答,即使回答也多言简意赅,足供我想上几天。
  收获最大的是他提出事物正反的观念,万物有正反,万事有矛盾,把正反合起来,把矛盾统一了就是力量。如果正反及矛盾对立,则是战乱、斗争。这种简单的论点,听来似乎毫无新意,可是整个中国大陆就完全丢在这套矛盾斗争里。
  他不是哲学家,他的理论也非新猷,但他却能将理论当作一种诠释事实的工具,用这种方法分析错综复杂的问题,最后归出一个必然的结果。很多人虽不同意他的结论,可是一步一步的追究,却又找不到漏洞,不相信也不行。
  在他以前,我没听过任何一个人对共产党有正面的评价。因此我始终不能了解,为什么那样“坏”,那么“无能”的极少数人,能在短短的三个月中,席卷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国土,推翻一个又亲民又爱民,且受全国拥戴的国民政府?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种说法丝毫没有说服力,徒令听者心生反感。
  李教授则认为共产党是一个极有纪律、训练良好的组织,他们有理想、有明确的目的,很清楚地知道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他们之间的矛盾较少,力量集中,做事也有效率。相对的,国民党太庞大,人多意见多,彼此之间的矛盾深,力量相互抵消。这是两党斗争中,国民党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仅如此,共产党知道如何应用这种优点,专事挑拨、制造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扩大已有的矛盾。而在内部则利用矛盾的斗争,去统一矛盾,将彼此间之矛盾面减小。即使他们最后也变成了庞大的组织,但矛盾并没有增加,反而力量更为强大。
  他每讲一段就举出实例详细分析,把一个错综复杂的国共两党斗争史,说得简单明了,所有过程无不合情合理(我现在无法提出一些精采的细节,因为我苦心记录的日记,不幸早已全部遗失了。)
  这是一种方法的应用,相当于一种概念“公式”,只要将各种变量代入公式中,就能导出必然的答案来。如果能找到一种公式,依此一一推出人生的各种现象,那岂不正是我苦苦追求的人生真理吗?
  在受训的最后一天,我们听完他的课后,无不觉得毛骨耸然。果真如此,有谁能对抗具备这种思维力量的共产党呢?我立刻问道:
  “李教授,这样说来,我们凭什么能打败共产党呢?”
  “王道,”他笑笑,意味深长地说:“王道。”

  在我进入战地训练班的第一天,就立刻有同官、指导员、队长等纷纷来说服我参加国民党。我表示分发到这里受训,原非我的志愿。我对政治没兴趣,对入党更没有兴趣,如果怕我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大可马上把我调走。
  我的小队长是当年香港邵氏公司在台录取的电影小生,名叫鹿瑜。我们很谈得来,因为我很醉心电影,我们的话题大都也只限于编导技术。他毕业于国立艺专,但似乎对编导毫无概念,反而是我大发谬论的时间居多。
  快结业时,有一天,鹿瑜苦着脸对我说:
  “我们算不算是好朋友?”
  “可以这么说。”我很奇怪他突然提出这个问题。
  “那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当然可以,只要我办得到。”我只希望他别找我借钱就好。
  “只是举手之劳,就怕你不愿意。”
  “什么话?举手之劳,为了朋友还会不愿意?”我特别强调“举手之劳”。
  “那不一定,我怕……”他那副吞吞吐吐的样子,很像做戏。
  “别啰唆,只要不是借钱,我都答应,一定算话。”
  “为了我,请你参加国民党!”他乘机一口吐出。
  原来如此,的确是举手之劳,我又失算了。我之不愿参加国民党,并非有什么政治因素,只是没有兴趣,而且骨头又硬又臭,不愿接受威胁利诱。现在看他一脸苦相,用这种方法要我入党,我又有言在先,如何能拒绝?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叫‘为了你’?”
  “因为我们做党员的,每个人至少要推荐一个人入党,我一个都找不到。小组组织告诉我,只剩下你一个人还未入党,所以要我来找你。”他很诚恳地说了实话。
  “好吧,可是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他很紧张,深怕煮熟的鸭子还会飞。
  “我要在结业那天才参加。”这只能算是一种心理补偿,至少可以多两天的自由。
  我发现不止是我,最后一天宣誓入党的,还有三个人。
  结业后,我被分发到陆军装甲部队第一师,要到湖口报到。那是北部的一个小高原,遍地黄色沙土,寒风凛凛。我所分发的部队是炮兵第四营,由于“连指导员”出缺,我以“干事”身分代理其职务。
  可能是我在复兴岗睡得太多,不知道指导员该做什么事。上任后,又单独有个小房间,比谁都舒服,既不出操也不做实战演习,每天晃来晃去,不知如何是好。
  不得已,只好到团部去,向政战处请教,这才知道我主要的工作是负责全营官兵的政治意识与思想行为。我们有一本“最机密”的小册子,上面记载了官兵们每天的言行。如果有高级长官来营巡视,则哪些人该注意,哪些人该隔离等,都该由我来负责。
  老天,这正是我最怕的工作,难怪非要我入党不可。
  我可以想象那种电影上的镜头,我每天拉长了耳朵,偷听别人的谈话,随时随地在“生死”簿上画一笔。我可以很神气地乜斜着眼,看谁不顺眼,或谁对我不敬,都给他记上一笔。只要我一掏出小本子,人人战栗。即使我只是掏掏口袋……哼!
  我办得到吗?在农学院时,曾有位同学警告过我,说有两位党员奉命参加了我创立的学社,专门负责记载我的言行,原来就是今天我要干的这种事。
  我好奇之心又发作了,想要看看那生死簿上写的是些什么?为什么小小的一只笔会有那么大的威力?
  古人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真是不看则已,看后怵目惊心,令我整个人生的理念,都起了“化学变化”。
  我立刻下了决心,不论如何,向父亲叩头都可以,一定要利用各种特权,助我脱离这个是非之地!
  那本本子上,密密麻麻地有很多不同人的笔迹,显然是集体创作。其中任一句话都足以致人死地,使人永世不得翻身。
  我们队上有“老士官”十来个人,都是早年从军,随政府来台。迄今犹是孤家寡人,无亲无故,以部队为家。人心人性,古今皆然,他们把青春都献给了国家,现在步入中年,来日不多,难免有时会回忆儿时,或叹吁未来。然而这些事情在有意的渲染下,只要换上几个字眼,在当时的高压统治下,立刻成了滔天罪行!
  而今仅凭记忆中的印象,略举数例。其中略去了人名和时地,并将文字简化:
  “毁谤元首:有反叛性,危险人物,应随时隔离。”
  “私下批评长官:有反叛性,其人危险,应隔离。”
  “发牢骚:思想有问题,危险,应隔离。”
  “想家:思想不稳定,危险倾向,应隔离。”
  “想要儿女:思想不稳定,危险倾向。”
  “打架:危险人物,应隔离。”
  “青年党员:危险人物,应隔离。”
  “说梦话:心理不正常,有危险倾向,应隔离。”
  “吃菜太多:自私自利,需要再教育。”
  “工作不力:思想不正确。”
  有一位士官,曾自杀两次皆未成功,他的记载是:
  “危险份子:不怕死,应随时隔离。”
  “应隔离”的意思是说,当大人物来巡视时,应把他关起来,以防危险。部队上的严格要求是有必要的,但为了表示负责而到吹毛求疵的地步,那就太过分了。
  这种记录终生如影随形,当事人到哪里,资料就跟到那里。那些记录有的可能只是当事人一时无心之言,甚至有些分明是记录者的主观意见,但白纸写上黑字后,便成了永远无从洗刷的污点。
  尤其是那位青年党员,在我们民主、自由的国家中,为什么会被视为危险人物呢?记得在师大附中时,我所敬爱的导师萧辉楷先生,也因为是青年党而被迫离校,害得我们全班四五十个无辜的青年学子,在心理以及学业上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其中受害最深的,正是我这个如今负责“思想”的干事。
  如果青年党不合法,国家可以明令取缔,如果我们不标榜民主自由,参与其它党派的,也不妨格杀勿论。既然要设立几个“花瓶政党”,以显示橱窗式民主,偏偏私下又对丝毫起不了作用的青年党员戕贼迫害,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从不关心政治,这时却对青年党产生了兴趣,特别找了这位士官一谈。
  他姓章,年纪比我约大十多岁,但已两霜飞白,满脸皱纹,显得出奇的苍老。他拘谨地进来后,身体站得笔直。我请他坐下,开口就问道:
  “你是青年党员吗?”
  他听了,脸上立刻显出痛苦不堪的表情,泪珠夺眶而出,抢着说:
  “真是天大的冤枉,少尉,你刚来,叫我怎么说都说不清.. ”说着他竟哭出声来。
  我大为诧异,听他的口气,好象否认是青年党员,那为什么本子上那样写呢?他发觉失态了,忙揩干眼泪说:
  “少尉,我可以走了罢?”
  我留他坐下,诚恳地说:
  “我历世不深,今天来这里,明年就退役了,你是什么党本来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因为过去的一件事,使我想了解一下青年党是怎么回事。刚才看了些文件,上面说你是青年党员,所以找你来聊聊。”
  他沉默了一会,慨然说:
  “好吧,请先听我解释,我并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十多年前,我还在家乡读中学,因为恨日本鬼子,便参加了青年军……随着孙总司令来台湾时,我是少尉排长。只因为孙总司令的案子发生了,凡是被孙将军带出来的,一概降级改叙,我便被分到装甲师来,并降为士官。后来我一直不能升少尉,我自命不比别人差,常发牢骚。有位指导员说因为我不是国民党,所以升不了官。我气不过,说了一句:‘宁愿进青年党,也不进国民党’!从此以后,他们就认定我是青年党了。”
  我并不了解他说的经过,想想自己过去的行为,只因沾了父亲的光,否则今天恐怕也不知道在哪里受罪。我突然天真地问他:
  “现在你想不想参加国民党呢?”
  “当然想,可是申请了几次,都被打了回票。老实说,我一只脚已经进了棺材,什么都不重要了,只想赖着多活几天,好回家去看看爹娘!”说着说着,他眼睛又红了。
  我以为进国民党很容易,便自愿担任他的保证人,填了单子,报上营部。想不到第二天就被退了回来,我不死心,亲自到营部,向营指导员解释。
  营指导员听我说完,好心叫我不要管闲事,我问道:
  “这不是我的责任吗?他入了党,党就增加一分力量。”
  “可是他是问题人物呀!”
  “我信任他,我可以保证。”
  “那有什么用?他出了事,你还不是跟着倒霉?”
  “那是我的问题。”我的态度很坚决。
  “如果我同意了,就变成我的问题!”他见我很顽固,大为震怒:“你明年退伍走了,我还在这里,找不到你,可还找得到我!我不能为了他毁掉自己的前途!”
  “那么,我们党员只应该为自己考虑啰?”我当然不服气。
  “笑话!你入党居然不是为你自己考虑?你想救国救民?”
  我能怎么说呢?坦白交待,说是被迫入党的?我只好另做努力,很诚恳地说:
  “能不能让我呈到师部去呢?”
  他冷笑了一下,随手在申请单上盖个章,写上“保留意见”四个字,然后对我说:
  “瞧你的吧!”
  师部是一位上校接见我,首先把我训了一顿,又说:
  “今天还好是我,换个人可能先把你办了,凭你入党还不到一个月,自身难保,还想来保个危险份子!”
  我忍着性子听他训完,才说:
  “请教长官,我的责任应该是什么?”
  “你连你的责任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以为是负责连上官兵的思想,教他们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
  “那就对了。”
  “现在,这位士官接受了我的指导,愿意参加本党,难道是我的错吗?”
  他勃然大怒:
  “你这个死东西,我告诉你他是危险份子,你还跟我狡辩?”
  “难道人不能改过自新吗?”我自恃有理,打算豁出去了。
  他怒眼圆睁,高高地拿起桌上一本册子,狠狠地对我说:
  “这是你的记录!告诉你,你思想有问题!你想利用离心份子来破坏我们的党!”
  我知道这个帽子的分量,“思想有问题”的归宿是绿岛,一个专门囚禁无须经过法律审判程序,而已经定罪的犯人。再争下去,显然我也只有去唱“绿岛小夜曲”了。
  我能不低头吗?至少我努力过,而力量只有这么大。今天如果不自量力,暴虎凭河,我今生真正的目标就永远无法达成了。
  想到这里,我才知道自己错了,这一类悲惨的事件绝不止此一桩,我的责任并非劝人加入国民党。于是我行个军礼,像演戏一般,说:
  “报告长官,属下知道自己错了,原案请予撤消。”
  所谓“识实务者为俊杰”,我若再不转弯,这本自传很可能早就“存盘待查”了。
  我决定设法调走,我从未求过父亲,但若是再待下去,迟早还会有其它的问题发生。正想找父亲说项,却碰到师部的“捷豹康乐队”正在找小喇叭手。我先去应试,演奏通过后,再经由一位当军长的亲戚打声招呼,我便脱离苦海,正式进了康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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