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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大寒   乐队、花莲、代沟、出国


  在康乐队这段期间,真如同生活在天堂一般,每周约有三、四次演唱,吹来吹去只有那几条歌,连排练都可免了。队上有四位驻唱的女歌星,都能歌善舞,此外还有一位魔术师,两个说“相声”的和一位专门耍宝的“阿丁”。至于乐队却是寒酸得可怜,只有一位鼓手,一位“沙克斯”手,有时加上二胡和笛子手,以及我这位喇叭手。
  当时娱乐项目有限,因此这种节目还相当受欢迎,我们跑遍了台湾各地,最远还到过澎湖。每场演出后,总会有些宵夜费,大伙便到当地最负盛名的夜市大快朵颐。真是吃喝玩乐样样俱全,叫人乐不思蜀,忘了自己是在服兵役。
  我第一次遇到装甲部队的大家长蒋纬国将军,是在一个重要的宴会上,主客好象是位中东国王。师部命令我们全体乐师换上新装,擦亮乐器,在席间娱宾助兴。
  宴会那天早上,蒋将军突然指定要演奏国乐,一道命令下来,队上可全慌了手脚。名义上我们有国乐队,但平时根本没有练习过,每次有需要时,总是向别的康乐队借调。
  现在火烧眉头,队长、副队长都出动了,一直忙到中午。不幸这几天国乐队特别抢手,不论是军中或是民间,哪里都借不到人。
  队长急得冒汗,我们队上只有一把二胡和一支竹笛,这算得上什么国乐队?可是又有谁会相信,堂堂一国的装甲大军,竟连个国乐队都凑不出来。
  有关我们大家长的神话,我是听得多了,他是先总统的次子,早年留学德国军校。回国后协助建立了我国第一支装甲部队,现为本军司令。他本人长相非常帅气,对部队的军容仪表也很重视。传说当他集合训话时,若发现队形不整齐,他便会在前带队,穿著笔挺的军装,跨着整齐的步伐,率领全体官兵绕场跑上三圈。
  他体力很好,可是却苦了一些养尊处优的师长和幕僚们,上气不接下气,全身虚脱,以致谈跑色变。不止如此,他要求全军都有高水平的知识,要对思想及国家有正确的认识。当然,这种要求完全合情合理,事实上却另有苦衷,以致妙事丛生。
  当时台湾的“充员兵”七成以上是农家子弟,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多,大半只会说闽南话。而教育程度较高,会说国语的,早优先被空军、海军及宪兵挑走了,分到装甲部队来的不及三成。我们平时辨识他们的语言能力,就看各人左胸上别的色带,记得是绿色者会说国语,黄色是半懂不懂的,红色则一概“免讲”。
  每次上“青泉岗”大礼堂开周会,就是各部队提心吊胆的日子。因为将军在作了精神讲话以后,总要问问士兵们刚才所讲的是什么。可是能懂国语的不多,把全部绿带子的兵士集中起来,也装不满半个礼堂。有些部队甚至以军官“化装”,混在不会说国语的充员兵中,企图鱼目混珠。
  最管用的妙策,还是“考前猜题”,一种升学竞争下的副产品。根据统计,将军所问的题目,常是简单如:“我们的领袖是谁”?“我们奉行的主义是什么”?等等。因此,在周会前,根据当天将军的演讲题目,一些军师们便研判情况,列出一张问答,人人恶补,背背“标准答案”,多半可以过关。
  听说有次没能混成功,出了大洋相。将军在盛怒之下,师、团、营、连、排长统统记过处分。那是在将军刚讲了一个国际现势的题目后,随手指了一位充员兵,问道:
  “我们的敌人是谁?”
  那位充员兵按照“标准答案”,用颇不顺口的国语大声说:
  “伟大的蒋总统!”

  所以这次将军指定要用国乐,可急煞了上上下下,弄个不好,人人记过。我担心的倒不是记过,只怕将军一火之下,带着我们乐队的男男女女,手抱乐器,身着戏装,绕青泉岗跑上几圈,不知那位国王阁下作何想法?
  队长满头大汗,急召大家开会,征求良策。
  我们副队长一向足智多谋,这时也愁眉苦脸地说:
  “总司令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的水准,怎么突然在这个节骨眼上,出这个难题呢?”
  队长看看手表,说:
  “还有整整六个小时,大家快想办法。”
  “队上能凑得出的乐器,计胡琴一把,二胡一把,竹笛一支,洞箫一支,木鱼一个,木响铃一付。能上场的只有二胡和竹笛两员,木响铃本人可以烂竽充数。本军国乐团剧务报告完毕。”说话的是乐队的剧务,平常专说相声。
  “我可以吹洞箫。”吹沙克斯管的老陈自告奋勇。
  “那只差胡琴和木鱼了。”队长松了口气。
  “那可差得远呢,木鱼是西乐的鼓,胡琴就是小提琴,没主奏乐器,还奏什么?”剧务说的是地道京片子,一点不错,队长也不是外行,他急得站了起来。
  讨论了半天,不外如何去找人手,而这么重要的宴会,为了安全理由,又不能随便找来。队长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看表,时间飞逝,谁都没了主意。
  我本来不想管闲事,事实上也管不上,但是出点主意说不定有帮助。我曾经玩过小提琴,拉来有如杀鸡杀鸭,但充充场面总还可以,我就说:
  “其实只要有主奏乐器也可以充数,我建议把胡琴让给拉二胡的老王,再用打鼓的阿黄来敲木鱼……”
  “不干!不干!”老王喊着。
  “不行!不行!”阿黄叫着。
  队长却高兴得跳了起来:
  “好主意,到底是喝过墨水的,就这么办!只是,还得找一个能拉二胡的才行。”
  我说:
  “只要老王能对付,我拉过小提琴,虽然不好,至少还可以充充场面。”
  于是国乐队匆匆成立了,就着我们都会的几首流行歌曲,拚命苦练。老王只是不肯自找麻烦,他拉胡琴的功力和拉二胡差不多,我也能勉强凑和,尤其是会讨巧,只拉第二部。苦的是阿黄,鼓还能打,可是把木鱼当鼓敲,响是够响了,但听来听去,都像是鸡蛋炒肉丝--没有鱼味!
  时候到了,青泉岗上的“官兵俱乐部”前车马云集,参谋总长、总司令一个个肩上星星闪闪发光的国军将领,以及身着各种罕见礼服的外宾,纷纷就坐。我们国乐队也悄悄的奏起了如泣如诉的“管音弦音”,好在席上杯觥交错,欢笑之声压倒了我们的噪音。大家深信,这一劫算是逃过了。
  我注意到在座有一位很潇洒的中年将军,常常对我们漫不经心似地投以一瞥,又继续说笑。我悄悄问老陈:
  “我们司令是哪一位?”
  “就是常常看我们的那一位。”他也注意到了。
  “我看情形不妙。”
  “天塌下来也不会落在你我头上,怕什么?”
  晚宴完毕,撤去残席,再将座位一字排开,成了舞台形式。我心想,这下完了。
  我们准备的几首曲子已经重复到第二轮回,再下去就是第三回合了。前面宾主刚一坐定,我们的司令蒋将军就越众而出,做手势止住了我们的演奏,然后面对贵宾说:
  “陛下、各位贵宾、各位长官,末下代表本军全体官兵,向大家致以至高无上之敬意”。说完行了一个隆重的军礼,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将军又说:“现在,本军捷豹康乐队将以敝国独特之国乐,谒诚款待佳宾”。场下又是一阵掌声。
  队长忙叫我们演奏“晚霞”,那是我们最熟悉的一首。老王暗念一、二、三、四,大家小小心心,跟着胡琴演奏起来。
  演奏到一半,将军站了起来,向我们走过来,这时人人紧张,个个手软脚酥,音乐声渐渐停顿了。将军回身向贵宾说:
  “很抱歉,时代进步了,本军的乐队只会演奏时下流行的歌曲。而且本着装甲兵的精神,都成了进行曲,还是末下来献丑吧”!说着他把阿黄手中的木鱼接过来,对我们说:“速度要慢一点,跟着我,来!一、二、三!”
  的确不凡,木鱼“点”在后半拍上,“伦巴”的节奏便油然而生。大家在慌乱中一一跟上,不一会,那种“圆、俏”的味道,就在木鱼的点滴声中流露出来,韵味盎然。
  一曲既了,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又表演了几支曲子,将军像是在指挥部队一般,不时说胡琴声太大了,二胡和声太小了,或是笛子走了拍子。果然,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就赋与了原来如“鸡喊狗叫”的“杂声”一些音乐的生命,变得悦耳起来。自我到队上迄今,这还是第一次有个教练,剎时就把乐队调教得有板有眼。如果把他调到乐队来岂不更好?说不定可以环球演奏哩,我不禁大作白日梦。
  没有人被记过,也没有怀抱乐器、身着戏服跑操场的盛况。但是将军交待下来,说我们水准太差,有失本军的声望。

  在康乐队期间,还有一件事深深铭记在我心中,一刻也不能忘怀。这件事说明了人的意志力远胜于一时的勇猛,只要不屈不挠,熬到最后,胜利终将到来。
  我们的副队长是本军有名的狠人,他身材极为硕壮,蛮力惊人,谁都怕他三分。
  一天,有个绰号“南天王”的小个子,被遣送到队上来,据说还是个危险人物,特别指定交由副队长看管。
  南天王一到队上,就和副队长卯上了,一言不合,两个人上后山打了一架。打完后,副队长先回来,若无事然。过了很久,才见南天王满面青肿,身上血迹斑斑地出现了。他一句话也不说,倒上床就睡。我们以为事情已经摆平了,谁也没放在心上。
  第二天一起床,南天王就对副队长说:
  “走!”
  副队长眉毛一抬,说:
  “昨天没有教训够?”
  “走着瞧吧!除非你我之间,有哪个先死,否则!哼!我们没完没了!”我们听了,都感到一股凉意。
  副队长哼了一声,一副不屑的样子,两个人又走了。
  过了大半天,副队长满身是血,先回来了,面上带着得意的笑容。南天王则到中午时刻才回来,已经不成人形。和昨天一样,爬上床倒头就睡。
  第三天,南天王挣扎着爬起来,又对副队长说:
  “走!”
  副队长楞了一下,说:
  “你真不怕死?”
  “怕死?有种你杀了我,否则,我会把你宰掉!”
  这样一连过了几天,南天王眼睛都快瞎了,脚也跛了。一只手用袖子兜着,沙哑着嗓门,凄厉地嚎声,还是喊着:
  “走!”
  副队长早已是强弩之末,他半夜常爬起来偷偷地查看南天王的伤势,他再狠,打死了人自己也得陪上一条命。我们谁都不敢劝,上节目时大家也心事重重,再打下去,悲剧眼看就要发生。
  副队长瞪着南天王,南天王则露出魔鬼般的狞笑,彷佛是地狱的烈火在他心底燃烧。他脸上的血块有如火山的熔石,黜黑的裂痕下面被覆着鲜红的嫩肉,只要手指轻轻一戳,热血立将狂喷而出。
  女同事们躲在门后,又好奇又害怕地捂着脸偷看,大家屏息凝望,四周一片岑寂。
  副队长是个聪明人,他一再思量,知道这样下去,必是两败俱伤的局面,拳头虽狠,却打不倒坚强的意志。最后他终于屈服了,当着全军各地的“龙头”,向南天王道了歉,隆重的宴开十数席,才化干戈为玉帛。

  康乐队不属于军中的正规编制,就像各种球队一样,完全看部队指挥官的喜好而定。要把康乐队办好,经费必须充裕。因此,我们除了每周两、三次的例行劳军演出外,还争取在各种场合公开表演。
  我们总共只有两套节目,别的康乐队也和我们差不多,唱几支歌,来点相声、耍宝,再加上杂技、魔术,一个多小时就打发掉了。好在跑的码头多,由北到南,加上外岛,同一个点一年才轮一次,到时谁也不记得上次是什么节目了。
  有一次,我们在台北圆山儿童乐园表演,听说有些行家到场,队长临时要我唱英文歌曲。我以前也唱过几次,但都是在偏僻的小地方,难得有几个人懂英文,就当作是鸭子听雷,我一个人抱着吉他,自弹自唱,自欣自赏,自得其乐。可是,台北究竟是台北,唱得好坏还在其次,主要是熟人太多,一旦我卖唱被发现了,后果不堪设想。
  队长搬出“军令”来压我,满心委屈,哪知一出场,麻烦就来了。
  我选的曲子是电影“北国寻金记”的主题曲North to Alaska ,照理我应该先把吉他背好,一上场就唱。为了表示抗议,我上了场才整理吉他,带子很乱,纠结成一团。好不容易挂上肩,眼镜却几乎被挤掉,心理一紧张,糟!歌词忘了!
  脑中一片空白,又不能叫停,只好顺着调子,胡编些阿伊呜耶啊了事。散场后,阿黄带了一位“合唱团”的领班来找我,希望我退伍后参加他们的合唱团。我很礼貌地回绝了,他则以专家的身分,惋惜地开导说:
  “其实,你唱得很不错,只是英文发音不准!改正了就好。”
  没多久,本队的经费被削减,面临了解散的危机。由于捷豹康乐队历史很久,军部也舍不得让它就此烟消云散,所以着令本队“自力更生”,只有现职军人保留编制。
  这意思是说,除了我们在职军人军饷照旧以外,其余歌星、魔术师等人的薪资及其它开销费用得自行设法。还有什么好法子呢?这些人一走,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大家合作多年,已经有了默契,再换一批人马等于另起炉灶。
  队长拟定了计划,打算与民间的歌舞团合作,全省巡回公演,平分拆帐。师部别无选择,只好照准。于是我们脱下军装,开始了“跑码头”多采多姿的生涯。
  与我们合作的是“东方少女歌舞团”,他们只有十几个山地少女,没有乐队,也没有杂耍。却拥有全省各地大城小镇的演出合约,因此双方一拍即合。我们几个乐队同仁,直到演出以后,才知道所谓少女歌舞团,演的竟是脱衣舞!
  在上演之前,队长便交待不要多问,到了他们的节目,随便吹奏什么都可以,只要有“声音”就行。反正我们乐队一向胡吹一通,什么场面都能应付。大家说好每种乐器各来一段,以便节省体力,因为一天要应付四场,每场两个小时!
  他们的“节目”到了,只见全场灯光一暗,鼓声响起。该我先来段小喇叭独奏,真是难得有此机会,我竟然能在戏院中表演!
  乐队席规模不差,有古典的浮雕,有昏暗的水晶吊灯,一道厚重的绒幕挂在前方,以致看不见整个舞台。既然任我自由表演,在这种情调下,舒伯特的“圣母颂”用清脆而嘹亮的喇叭奏来,一定别有一番韵味。
  台下一片漆黑,台上只打着一个聚光灯,我闭着眼睛,陶醉在自己的乐声中。这首曲子有几个紧接的高潮,尤其应用“连滑音”从最低音拔上最高的主音时,需要相当熟练的技巧。吹完第一段后,本应等待乐队的齐奏,由于其它的同仁说好先休息,我只好自己再重复一遍那三句“圣塔马利亚”……
  突然间,我觉得喇叭被人“按”了一下,聚光灯也照了过来。我睁开眼睛,满目强烈的银光,什么都看不见,除了耳中不断传来满场观众咯咯的笑声。这时,喇叭上似乎挂着一个曳长的影子,我下意识地去甩,但越甩越紧,台下的笑声也越大。我顾不得再吹了,收起喇叭,背着灯一看,老天,竟是个黑色的奶罩!
  自此以后,每当脱衣舞一开始,我立刻就开溜。有次在一个偏僻的小地方上演,观众不少,且大多数都是军人。在人群中,我看到了一位农学院的同学,我一向自命清高,要是牺牲色相之事传了出去,我这个脸要往哪里藏?因此想找他解释一下。
  脱衣舞上场了,我忙溜到台下,从人群中挤过去,到了那位同学旁边。台上正在丢这甩那的。我拍拍那位专心一志的同学的肩膀,他回过头一看,只问了声:
  “你也来啦?”立刻两眼转向台上。自此以后我再也不担心了,所有买票进场的人,没有哪位是想来看看老同学的。
  几个月的码头生涯中,那些山地少女让我感慨丛生,同样是人,生活却有天壤之别。她们都是自愿来的,没有人强迫,只因山地生活太苦,吃不饱、穿不暖。她们的月薪只有一两百元,经常钱一到手,就花个精光。好在团中供食住,吃的尚不差,但住的却是舞台、汽车上,有时甚至是任何可以容身之处。
  她们都只有十四五岁,发育普遍不良,除了一位主跳者稍微有点身材外,其余的在团中专跳“大腿舞”。而短短的腿上,都是红斑烂疮,让人不忍卒睹。
  至于脱衣舞则纯粹是脱衣,甚至可说是剥衣,一点也没有舞味。衣服脱光了,扭扭捏捏地让一些花了钱的醉翁来看个仔细。在那一剎那中,每个人眼中、心中所见所想的,到底是些什么?这算得上是娱乐吗?
  我认为娱乐才真正的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准,只有在解决了生存问题后,人才能讲求生活艺术。在同一个社会中,也只有当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追求生活享受时(包括提供娱乐的艺人在内,不仅为了娱乐别人,也为了满足自己),即使是脱衣舞,也有“脱的艺术”与“舞的技术”。绝对不是仅仅剥光了衣服,任人瞪眼傻看,更不会有人花钱买票,只是为了参考一下别人的身体器官。
  我成长在城市中,平素所见所闻都只限于身边的人物、事件。我知道中国贫穷落后,只因教科书上如是说,至于什么是贫穷落后,在没有客观资料的比较下,那不过是一种不太光采的形容词而已。
  自政府迁台以后,在安定的环境下,经济逐渐成长,工商业兴起了,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一片繁荣的气象,常令国人沾沾自喜,以为已经摆脱了贫穷落后的耻辱。甚至常听到政府要员自诩,我们目前的生活状况已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我总认为,拿现在的物质水准与过去的相比,是往脸上贴金的不负责任态度。任何手持一把枪的现代人,回到原始时代,不是都可以变成神明?物质文明堂而皇之地到来,举世并沾其光,进步原本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以当今昌明的科学,除非我们毫无羞耻,否则,摆脱贫穷是理所当然的事。
  摆脱了贫穷,并不表示我们不再落后了。所谓“落后”有多方面的意义,从比较的观点来看,只要有人在前面,只要有人比我们富裕,我们就相对的是“落人之后”。再从时代的立场看,不论多富有,无知、愚昧所代表的是教育的落后。社会及一般民众思想封闭、趣味低俗,则是文化水准的落后。
  过去中国农村是贫苦的,但却不低俗,因为在传统观念的约束下,道德已成为大众信奉的圭臬,人心纯朴而安祥。托经济发展之福而起的暴发户,是领略不到纯朴、安祥的价值的。狂妄自大已经麻痹了他们的良知,眼中除了钱,什么都不认识。
  人性与兽性本来没有多少分别,道德就像根无形的绳子,在死板的律法之外,将人导向和谐康乐的大道。如今为了发展经济,把道德拋弃一边,其后果将是社会的破产。由于机会及环境不同,有人富足了,有人仍在生存边缘挣扎。富足的人饱暖而思淫欲,本为人性之常,而那些力有未逮的,自然而然就沦为俎上鱼肉。
  如果单由法治的立场来看,这种事涉及人性,无从防止。由经济的立场看,更不需要防止。因为不论人性兽性,都是刺激社会繁荣的原动力,道德操守反而会使得经济难以推展。在今天这个举世竞相争逐物欲满足的时代,我们能够例外吗?在人类生存的过程中,纯净的精神文化与放纵的生活享受显然无法并存,究竟哪一个更为重要呢?
  我提不出答案来,贫穷是绝对应该摆脱的,而要避免贫穷,就不能不发展经济。对一般人说来,如果没有利益的诱惑,凭什么要胼手胝足,辛辛苦苦的努力赚钱呢?既然有了钱,当然就要花用、享受。花在哪里?享受什么?如果没有精神的需求,一个人除了肉体感官之外,还有什么需要“侍候”的?
  更恶劣的心态是为了表示自己有钱,为了争取别人羡慕的眼光,酒池肉林、无所不用其极。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大型的染缸,人人称羡之余,竞相效法。甚至有人在办丧事时,都要高价请人来段销魂艳舞,才能令活者顺心,死者瞑目。
  由这些山地同胞身上,我看到了人间社会阴暗的一面,有一阵子,我曾想去山地为他们服务。可是,即使我尽一生之努力,又能有什么结果呢?如果世人永远像这样懵懵地生活着,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则除了只顾自己私欲,逞一时之快外,还能够怎样?对我而言,如果没有明确的认识,恐怕自顾尚且不暇,又遑论服务他人?
  这是人间基本的课题,其重要性远超过政治、经济。只要一天得不到答案,这种弱肉强食的情况就不会消失。我不必亲眼目睹,这里那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无数像她们一样的可怜虫,生生世世,永远在无知、愚昧的边缘挣扎。

  退伍后,我开始准备面对自己的前途。在思想上我没有找到一点头绪,只是不满意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在方向上,我则决定了要从事电影工作,我认为必须先将技术准备妥当,一旦有了具体的观念和思想,立刻可以利用电影作为鼓吹及推广的工具。
  回到家里,父亲一见到我,就说:
  “明天你到花莲去,向成校长报到。”
  “报什么到?”我如坠五里雾中。
  “你去花莲农校教书!”
  “我不愿意去教书,我已经找到了工作。”我不打算告诉父亲有关电影的事,他不会了解,更不可能同意。
  “不教书?你还能做什么?”
  “请您不要操心,我有工作了。”
  “胆大包天!你以为大学毕了业,就可以自己作主了?”
  “我不是这意思……”
  “那么明天就走!”
  我当然可以反抗,可是,看到父亲的神态,他一天天地老了。而我还年轻,未来的时间全在自己的掌握中,急什么?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记得有一则笑话,说一个十恶不赦的歹徒,死后下了第十八层地狱。正当他后悔当初不该坏事做绝,以致落到今日的地步时。突然听到下面一层还有声音,他大为诧异,便敲敲地板,问道:
  “喂!你是什么人?怎么会比我犯的罪过还要重呢?”
  下面的人长叹一声,说:
  “我是教书的,阎王说我误人子弟,罪加一等。”
  我不想误人子弟,不尽责的老师已经太多了。今天既然轮到自己忝为人师,就该痛定思痛,好好负起责任来。
  我被任命为初二的导师,教他们代数、理化,此外还教初三的英文,一周共有二十个钟点的课程。这些正是让我在附中初二时降级的科目,无巧不巧却成为今天的挑战。
  教学相长,这句话的确言之不虚,我从头把课本研究透彻,才发现自己有很多地方其实是一知半解。为了增加学生的兴趣,我又准备了很多引人入胜的题材,满以为凭这些就可以调教出一些出类拔萃的人材来。
  班上有一半以上是山地学生,我原先还怕他们水准太差。但根据学校发的导师手册,以往的成绩记录,全班平均分数竟高达八十五分!而我身为他们的导师,一辈子都不曾梦想过有这种成绩。
  战战兢兢地上了一天的课,自我检讨后我认为应该教得很不错了。同学们仔细地聆听,一动都不动,从上课到下课,身体坐得挺直。每当我问他们:“懂不懂”?他们都是异口同声地回答:“懂!”
  第二天,我也还满意,只是感觉到缺了些什么。我曾挖空心思的说了些笑话,而在那些如同木雕泥塑的优秀学生脸上,却看不到一丝反应。是不是我失去了幽默感?再不然是此地民风朴实,大家接受不了?因为不仅是我那一班,班班如此,每一个人都睁大了眼睛,一副聚精会神的模样,分明是努力认真地在听课。
  第三天,我决定试探一下学生的反应,那是堂代数课,我找了几个学生到黑板前解几个方程式。他们很听话,每个人规规矩矩地走上讲台,拿起粉笔,然后就呆呆地冻结在时空之窗里。我等了很久,没一个人动笔写一个字!换了一批又一批,一个个乖乖地走上去,又一个个乖乖地走下来,也没有一个人表示他不会!
  我好象坠入了一场奇异的梦境,是真?是幻?为什么平均八十五分的优秀学生,没有一个人能解这个刚刚教完的方程式?如果说我的教法不对,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提出意见?更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些学生就像机器人一般,乖乖地走上走下,连一句:“我不会做”都不肯说?是不是我神智不清,扭曲了眼前的景象?
  我一直提醒自己,冷静一点,先认清事实再说。到班上最后一位学生离开了讲台后,我才耐着性子,向大家问道:
  “我讲的课你们懂不懂?”
  大家又是异口同声:
  “懂!”
  “既然懂,为什么没有人会做呢?”
  没有人回答,一个个瞪着我,好象觉得我这人很奇怪。我便把班长叫起来,要他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以前的老师要我们这样说。”
  “可是你们真的懂吗?”
  “不懂。”
  “不懂为什么不问呢?”
  他不说话了,为了要弄清楚他们到底哪里不懂,我开始把那个方程式一一分解,每提一段,便叫不懂的同学举起手来,结果是到我解完时,全班学生的手都高高的举着!
  问题在哪里呢?问他们就像在对石头说话,我便由最简单的公式讲起,没有人懂!一直讲到最后,才发现他们连基本定义都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呢?初中二年级了,连这些定义都还不懂,要我怎么教?
  无可奈何,我由假设的命题讲起,再问,他们仍然不懂。我火大了,再把班长叫起来,强忍着性子说:
  “请求你好心告诉我,从哪一句话,或是什么地方开始,让你不懂的。”
  他想了半天,嚅嚅地说:
  “老师写的我不知道是什么。”
  黑板上只写了几个英文字母及数学符号,我心中一惊,想到一个最不可能的可能:
  “这是英文呀,难道你们连英文字母都不会?”
  “不会。”他肯定地说。
  天哪!这是什么中学?为了求证,我又问大家:
  “认得这些英文的请举手。”果然,没有一个人举手。
  “认得这些数学符号的请举手。”也没有人举手,我再说:“不认得这些数学符号的请举手。”全班都举了手。
  连加减号都不认得!那么九九表呢?班上会的不到两成,数目字呢?居然认识的也不过五成!
  下课后,我直接去找校长,他也曾是父亲的部属,我开口就说:
  “成校长,我教不下去了。”
  “不要急,是不是学生水准很差?”
  “不是很差,根本他们连小学都不应该毕业。校长知不知道,初中二年级了,他们连数目字都不认得?”
  成校长叹了一口气,说:
  “我当然知道,可是没有办法呀,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山地人。政府为了辅导他们读书就业,特别派人到山地去,请求他们来读书。一切都算公费,他们还是不肯来,因为他们从小就得做工、打猎,家里少一个人,就少一份收入。最后还是把公费挪些给他们贴补家用,才把学生请来的。”
  “那么他们来了,就该好好教呀!您不妨看看成绩单,平均分数八十五分,上课只会讲一个‘懂’字,这又能学到什么呢?”
  “这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政府规定,如果成绩不好,就要送他们回去,所以只得分配分数。至于教,那是你们做老师的责任了。”
  “不错,教他们是我的责任,但是教小学生有另外一套方法,我不知道从何下手。再说他们真不愿读书,也该尊重他们的志愿呀,这种办法不见得真对他们有帮助。”
  “我看你还是委屈一下,这里环境不错,你就读自己的书吧,别的老师不是教得很愉快吗?年轻人,还是忍耐忍耐的好。”
  校长说的一点也不错,我们学校在花莲市郊的一个山坡上,环境幽美,青草遍野,绿树成荫。除了令人心畅的和风,就是轻灵悦耳的鸟语。当时台湾到处在加速开发,难得看到这种尚保持着纯真的处女地。同事也纷纷劝我,这样的生活多么自在,如果学生程度高,老师可就不好当了。
  有的老师在此养老,年纪轻的则勤读英文,准备留美。我无所事事,又闲不住,就自愿担起学校的篮球教练。本来球队济济无名,没人管也没人教,校长为了安抚我,就如此这般决定下来。
  由于山地学生体力充沛,我便专教他们快攻。每次后场一发球,己方球员就分两组,一组在中场接应,一组直奔底线,一有机会就吊传篮底。这一招非常有效,不论对手多强,我们每次得分都不会超过十秒钟。教了不到两个月,就一再打败花莲各个强队,甚至于“灌”了当地社会组冠军二十来分。
  球队出名了,体育老师就眼红了,校长被他吵得无可奈何。好说歹说,最后解除了我的教练权,而球队的快攻也失灵了,又恢复了原来不生不死的状态。
  那时正值我精力旺盛、青春难捺的年岁,对异性的需求非常强烈。但因为没有机会,时常挣扎在自己生理压力下,心神难安。有位光棍教员,为了找人作伴,死拉活拉地带我去了一次“绿灯户”,那是政府核准的卖春场所。
  平心而论,我很想体验一下日思夜想的性生活,因为除了梦遗外,我没有任何性的经验。尤其是与小妹在一起“厮磨”的刺激,曾令我血脉贲张,心痒难熬。可是我不敢逾越她的防线,每次都在灵肉之间奋力挣扎,苦不堪言。
  更糟糕的是我太重视心灵的感受,即使在幻想中,我也有特定的对象以及特殊的气氛。不要说是妓女,连一般女孩能让我看中的也不多。
  在长时期的蕴酿中,正因为珍视这种强烈的感受,我认为与特定的异性,应该有种相互投入、心神交汇的共感,这种私密性只能属于两个人,不能与第三者分享。因此,我要将这第一次的机会保留下来,直到有了适当的对象,再作纯洁无疵的奉献。
  那位同事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认为性和吃饭一样,只是一种生理需要,我把性看得太神圣,根本不切实际。这种说法本不值一辩,各人有各人所重视的观念,我不反对他去吃另一种饭,他也不可能说服我随便找个女人就可以上床。
  但我有个很大的弱点,就是经常强调要体验人生,追求真理。于是他批评我,说我自命纯洁,如果不去体验性事,怎能了解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呢?
  这话说得有理,令我哑口无言,我所重视的是“自己的感受”,本就与他人无关。如果只为了表示自己的道德观,只为了忠实于未来的妻子,那么就应该放弃自己追求的目标,做一个正正常常的人算了。
  我随他到了一个相当有规模的场所,几十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坐在一旁,他一一地叫过来,我却一个也看不上眼。最后他不管我愿不愿意,把我和一个“小女孩”推进一个小房间里。那个女孩一进去,便脱光衣服,就地一躺。
  人生的第一遭,总难免充满了憧憬,心理上怀着既神秘又兴奋的感受,满以为“飘飘欲仙”的时机即将到来。至不济,我还可以用幻想铺成锦绣大地,眼前是一尊如玉似脂的雕像,任我把柔情化为甘露。
  诗中不是有吗?“云雨巫山枉断肠”,那云端的飘渺,雨中的清新,人生的巅峰!即令那只是诗,诗人总不会刻意欺骗吧?
  然而在那一剎,我闻到的,是一股冲鼻的霉湿、骚膻的气息。我看到的,却是一片污秽不堪的地板,一个姿态非常不雅的“肉团”,成大字形地摊在面前。我惊讶得楞住了,我在做什么?难道就是这样“枉断肠”?
  她不耐烦地催我过去,叫我“快一点”!为什么要快一点?这不是一种享受吗?显然不是的,至少她并没有把这当作享受,我怎会傻得来到这里呢?
  幻想破灭了,我想逃出去,可是又充满好奇。我不应该把幻想与现实混为一谈,可能这才是人生的真实,只不过为了遮掩这种丑态,人才有了种种美化的掩饰。
  犹豫了半响,我腼腆地脱了衣服,廉价的香水味塞满鼻孔,眼前是一张放大的、恶形恶状的脸孔。我晕头转向地、本能地挣扎着,对自己的行为充满了厌恶。一会儿,那女孩推我起来,告诉我已经“完事”了,我如获大赦,自始至终懊恼不已。
  一周以后,我得了淋病,为了治病又是打针、又是吃药。自此,我对性更是避而远之。这次的打击,知道的人虽然不多,我却耿耿于怀,更不想在花莲待下去。
  我不想混一辈子,人生苦短,时间一去不返,一天没有收获,就白活了一天。教了一学期后,我毅然地辞去了教职,我不惜离开家里,也要和父亲说明自己的理想与决心。
  可能是成校长已经向父亲解释过了,所以当我提到要自己找工作时,父亲只说:
  “找什么工作呢?”
  我知道一提电影就没有转圜的余地,这时正好教育电视台开播,父亲也买了电视机,每天收看,于是我说:
  “我想从事电视的工作。”
  “电视!”父亲惊吼着,由椅子上弹了起来:“你怎么这样没有出息?大学都毕业了,还是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电视事业不是为社会服务的行业吗?责任可重大得很呢!”
  “你是学农的,应该从事农业!”
  “是的,可是我虽然毕了业,农却没有学通……”
  父亲脸上冒着青筋,眼丝中发出了红红的怒光:
  “混帐!读了四年书,花了你老子多少钱?你居然敢对我说书没有读通?没有读通就再给我回去读!”
  “爸爸,我不是学农的料子,再读十年也没有用!”
  “那你就是白痴!”
  “可是我对艺术很有心得。”
  “岂有此理!那为什么要去学农呢?不是浪费我的钱吗?”
  “爸爸忘了,我是要去学音乐的,可是您不准。”
  “当然不准,那种没有出息的事,哼!‘唱歌的’!”
  我知道,在老一辈的观念中,在任何职业后面加一个“的”字,就表示非常的鄙视。这样辩下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不如用理性的态度相互讨论,我相信一定会有结果的。所以我把话题一转,对父亲说:
  “记得爸爸是要我考电机的。”
  父亲脸色和缓了些,露出百般无奈的神色,说:
  “我们朱家没有这个福分,有什么办法?”
  “电视机是电机专家设计的,是吧?”
  “可是你不肯学电机呀!你以为小时候装装收音机就行了?电视机可是一项大学问,大学就要学四年!”父亲以为我开窍了,安心地坐了下去。
  “是的,电机是个大学问,要学四年,可是其它的科系也一样要学四年。”
  父亲没有听出我弦外之音,还在期望我“回心转意”去学电机:
  “你现在去学,来得及吗?你小时候对‘科学’很有天分,现在都糟塌了!”
  “因为我不懂学电机有什么用处?”
  “有什么用处?你看,电视机就是例子。”
  “电视机又有什么用呢?”
  “给人看呀!我们工作累了,可以轻松一下,有什么新闻,立刻可以知道。所有进步的国家都有电视,我国才刚刚起步,所以需要大量的人材。”
  父亲很有耐心地开导我,这是我们父子间极少有的现象,或许是难得有共同立场的缘故。只是我很遗憾,我们两代之间的鸿沟太深了,为了自己的理想,我绝不能妥协。
  “有了电视机,总还要有节目吧?”我又问。
  “当然。”
  “是不是‘电视机’比‘电视节目’还重要呢?”
  父亲犹豫了一下,他可能认为我还是个孩子,需要“教育”,所以说:
  “不能这样说,都很重要。”
  “那么设计电视节目,应该和设计电视机一样,是为国家及社会服务了啊!”我终于由父亲自己的话中,导出了我要说的主题。
  父亲狐疑地望着我,打量了我一下,试探地问:
  “你不是想去设计电视节目吧?”
  “爸爸,您不是常说‘事无贵贱,人无高低’吗?都是为国家服务,设计电视节目又有什么不好?”
  父亲一听,怒眼圆睁,立刻从椅子上跳起,大喝一声:
  “混帐!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我们朱家世代清白,不能让你污了门楣!好吧,你能说会道,你有本事,你要做什么我不管,只是不要用我的姓!”
  有了父亲这句话,我就满意了,反正为的是兴趣,出不出名无关紧要。这时庄灵在台大视听中心工作,正好中心需要个技术人员,而遍寻不着。经由庄灵的推荐,我就挂名做了个临时雇员,负责剪辑影片。
  我剪辑的第一部作品,是中心主任所拍的一部十六厘米的记录片,共有一万余呎。由于他的摄影机性能优良,他也充分发挥了“拉近、拉远”的特性,令人看得眼花撩乱,其中竟然没有一个静态的镜头。
  由于人的视觉很容易受到光影变化的吸引,动态镜头只是为了表现运动以及动作的相对关系。对人的认知而言,画面当以静态为主,这样人才有时间思索、进而了解。即使是运动片、武打片,无不应以事物的交待为主,否则人看电影目的何在?
  据说中心主任是留美的博士,专攻视听教育,怎么会拍出这种片子来呢?我猜又是技术作祟,一个没有观念的人,当他手执一把金光耀眼的大刀时,除了舞个风雨不透之外,还能做些什么?“拉进、拉出”是表达距离的技术,一般远距倍数不高的摄影机,很难拍出象样的效果。该主任必然是手中有了先进的武器,就忘了拍电影的目的了。
  这种情形我屡见不鲜,有人文字功力不错,于是只重辞藻堆砌,以文害意;有人买了一部卫星显微照相机,于是每一幅作品都是巨细无遗的芝麻变红豆;有了立体声高效音响,人们就竖直了耳朵,为的是要捕捉那无时不在、挥之不去的“真实的噪音”,或者是那低于每秒钟十六周的超低音频率。
  这就是现代文明!一时的视听刺激,居然只因为有了“物质基础”,就摇身一变,明正言顺地登堂入室,蔚为艺术?只要外国老祖宗流行的,我们不效法就不够时髦!流风所及,难怪女性拉皮隆胸,男士浓妆艳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丧失了判断的标准,一味迷恋可见可得的“技术成果”,忘却了技术之目的。
  不论文学、音乐、绘画、摄影,也不论是中国、美国、日本、欧洲,人就是人,所有的创作都是借助技术,以达到艺术的庙堂,追求人性最高的境界。如果我们把这个准则否定了,一切为技术而技术,标新立异,各尽所能。迟早物质享受将会取代人的感知,财力成为艺术的象征,人性化为物性。
  我想尽了办法,仅保留了那些虽在移动,却不太离谱的镜头,将万余呎剪辑成数百呎的片子,不到几分钟就放完了。中心主任看了,对他的“杰作”赞叹不止,连连表示还要再拍。
  后来中文系要拍一段“周朝礼仪”,我兼做导演及编剧,由庄灵执镜,成绩平平。这时,有人委托我们拍一部电视广告,主题是录音电话机。庄灵找来国立艺专毕业的李至善,由他导演,我来编剧。记得那是台湾第一部电视广告片,我们根本不知道电视萤光幕与电影片的比例有别,片子拍完了,毛片的效果不错。画面上是一个有“经理派头”的胖子,在电话铃响时,手忙脚乱,以衬托出录音电话的功能。
  由于要强调胖子接电话的窘劲,我们用的是大特写,胖子的脸占满了画面,电话筒则换来换去。庄灵利用黄金分割,把镜头安排得精确无比,一点空间都没有浪费,我们无不佩服他的功力。料不到电视屏幕比电影屏幕要小得多,播放出来,胖子的头及下巴都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大鼻子、一张大嘴,以及一些黑忽忽的圆筒,不断地飞来飞去。
  这时,由于近水楼台,我与小妹的来往频繁,接触一多,性的需求就油然而生。我必须作个决定,如果她也对我有着同样的感受,我们应该及早结婚。在她的支持下,我可能会达到我所追求的部分目的,否则我们应该立刻分手,使彼此没有牵挂和负累。
  因此,我向她求婚,她要征求她母亲的意见。她母亲则坚持要我父亲出面,必须“明媒正娶”,否则有失家门声望。
  我知道父亲不仅不会出面,而且绝对反对我们的婚事。所以我建议不通知家人,私自结婚算了,小妹不答应,她认为这样会导致家庭的不幸。
  我们分手时,也和其它未经人世的青年一般,纯洁天真,祝福对方有着美好的未来。且相互盟誓,彼此要珍重这段感情,永远保持真纯的友谊。

  我开始专心研究电影,由于我国电影水准太差,我觉得没有必要与现阶段的从业人员打交道。此外,我并没有拍摄“商业电影”的兴趣,只不过想彻底了解电影的全部制作技术,以便作为日后表达思想的工具。
  庄灵比较务实,他认为年轻的一代颇有理想与魄力,应该大有前途。我们便邀了几位国立艺专影剧科的朋友,如李至善、邱刚健,以及师大美术系的黄华成等,成立了一个电影研究社,筹办“剧场”杂志,并请了艺专的戏剧学教授姚一苇为顾问。
  成立的第一天,姚教授请我们去他家聊天,结果我竟被姚教授赶出门来。那时电影院正在上演一部英国的“新潮”影片,名为“一夕风流恨事多”,这算是一部够水准的作品,姚教授则一口认定这是一部空前绝后、电影史上的里程碑。由于我早已养成了“分镜头”的习惯,看完电影就已把“场景”分得清清楚楚,于是历历指出片中的矛盾和草率之处。姚教授不由分说,认为我对他“失敬”,于是下了逐客令。
  假如姚教授就代表着电影界的新希望,那么我宁愿与这种新希望保持距离。任何一个学术性权威的建立,绝非只是因为他年高位重。不错,艺术免不了主观的成份,可是,我们的目的是研究电影。要了解一部电影的“主题”、“技术”和所达到的“境界”,就应以客观的态度来分析探讨。以堂堂一个国家唯一的一所电影艺术学府,其教授如此,我不觉得未来还有什么希望。
  我立刻向庄灵表示要退出,因为我不相信这样做下去会有什么效果。庄灵则责备我不顾大体,哪有一个组织在成立的第一天,发起人就要退出?
  他是对的,但是姚教授不能原谅我,对我不理不睬,会务如何推动呢?
  我考虑再三,难道电影技术一定要在国内学吗?我的主要目标在于人生的体验,有了足够的体验,才能写出好的剧本。剧本是电影的灵魂,没有灵魂,电影哪可能有生命?既然如此,我所学的对象应该是人,是社会,是宇宙中一切变化的原理、根本。如果只把眼光局限在一个小圈圈中,就算目前还有理想,过不了多久,在现实的压力下,我只有一步一步的妥协、退让,到最后,理想还会剩下多少?
  想来想去,当前的社会状况令我感到窒息,各行各业都与我的想法格格不入。再混下去,不是我被同化,到最后麻木不仁,便是愤世嫉俗,疯狂变态。
  出国吧!去哪里呢?美国是一般学子心目中的天堂,一方面我不喜欢凑热闹,另一方面我早就说过大话:“不去美国,不读英文”!别人或许没有放在心上,我自己却忘不了。这时,有位同学告诉我,“老师”(大一的同学)去了巴西,巴西?在哪里?是个什么样子的国家?问来问去竟没有人知道。就凭这一点,我决定去巴西。
  我向父亲提起要去巴西历练一番,没想到父亲对巴西知之颇详,也很赞成我出去闯闯,并问我有什么计划。我说打算先好好工作,存点钱,再托那位同学给我弄张农场的聘书,先去农场开垦再说。
  过了几天,父亲对我说,去巴西的事已经安排好了,聘书不久就到,叫我先去学习葡萄牙文。我怎么都想不到事情会如此顺利,缘因在巴西有位东北籍的国大代表张振鹭,当年父亲任职东北行辕政务委员时,两人常相往还。
  后来东北失守,张代表到南京开国民大会,在会中慷慨陈言,认为丢失东北是当时的行政长官陈诚的责任,所以呼吁先总统拿出“斩马稷”的精神,杀陈诚以谢天下。大陆易色后,因陈诚在台,故张代表举家迁居巴西。父亲自从知道我想去巴西后,就用电报与之联络,并得到张代表的同意,代我办理一应手续。
  但是,去巴西的路费不是小数目,约值当时父亲“特任官”全年的薪金。我知道父亲素无积蓄,所以打算去卖苦力,自己赚取路费。想不到这也顺利的解决了,那是“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中有位总务科长姚世惠,原为陈副总统的亲信,因为父亲没有班底,陈副总统特派姚科长来会中服务。姚科长知道我要去巴西,也知道父亲无力负担旅费,便向陈副总统报告,因而得到美金一千元的资助。
  这件事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使我深深感到个人与社会的因果相依,如果不是这些协助,我今天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不是父亲平素的为人,我也不可能沾到这些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必斤斤计较眼前的利益,只问自己的努力是否无愧于心。时机到了,就一定会有应得的收获。
  那时赴巴西必须到日本签证,由旅行社代办,费用是两百五十元美金,坐货船去巴西则要五百五十元美金,在日本还要等上一个多月。为了省些钱,姚科长特别给我介绍了一位旅日华侨赵先生,他在东京的银座、池袋、新宿等地经营了好几家咖啡店。姚科长要我到日本就住在他的店中,多多少少也有个照应。
  我是在一九六三年八月离开台北的,父亲率家人到机场送我,看他老态龙钟的样子,我知道这次很可能是永别了。我没有话可说,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痛苦,使我们的家庭得不到应有的欢乐。这又岂仅是我们家庭的悲哀?唯有寄托在我今后的努力上,只有找到了这个产生人间悲、欢、离、合的因果后,与人类共勉,得以免除诸种痛苦烦恼,那才能值回我们所付出的代价。
  虽然我不知道未来要面对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个虚无飘渺的人间真相是否存在?更不知道在哪里、如何去寻找?可是,我已经决定踏上这条有去无回的单行道。至于个人的荣辱、家庭的幸福,也只有硬着心肠,割舍在一旁了。
  小妹也来了,挤在铁栅后的人群中,哭得不成人形。她在想些什么?是后悔没有答应我的求婚?或是珍惜这次永恒的离情?我不知道,也不敢想。我只知道,果真她开了口,希望我留下来,很可能这一生的一切都将改变了。
  我伸过手去,轻轻触摸着她的指尖,她没有动,也没有看我,只是泪珠像瀑布一般,由红肿的眼帘中潺潺地涌出。我紧咬着牙,脸上撑着已嫌僵硬的强笑,话语哽在喉头,只希望赶快听到登机的广播声。
  我努力地提醒自己,她一定非常了解,知道我不是一个家庭动物,所以没有把我“系”在牢笼中。感激不只是一句言语,必须用更大的努力来报答。在这么多的祝福中,我终于沉重的踏上了茫茫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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