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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天安门事件，中国元气大伤。全世界喜是生非的知识分子无不摇旗吶喊，希望一举把中国打入永劫不能超生的地狱。 治理一个沉痾已久的国家，就凭不负责任地吶喊几声就成了吗？美国的民主自由可爱，那只是有能力、有条件的人的特权，其余几十亿贫苦的大众呢？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除了自己之外，可曾想过别人没有？ 知识是什么？只是一种供自己耀武扬威的工具吗？如果拥有知识的人不知道、不能够认识事物的因果，妄想一步登天，那又算什么知识分子？ 美国真是天堂吗？又是哪些人的天堂呢？以二十分之一的人口，占用了人类四分之一的资源，除了以人权、民主作为手段，对第三世界予取予求外，今天世界的各种动乱，又有哪一件不是由美国始作其俑？ 谈这些有什么用？人类已经病入膏肓，社会的资源已被利益既得者霸占，媒体、广告成为人心的灯塔。不管你赞成也好，反对也好，人人有权表示意见，人人也都心里有数，强者已经统治了这个世界，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们的工作才刚开始，至少要几年以后才能拿出成绩来。我不忍见到十亿个破碎的心在呻吟，却又恨自己蹉跎多年，否则，我必以人工智能为中国人争一口公道！ 这时，小王把英文字形做好了，沉红莲又叫她做一些特殊符号，她也能顺利完工。 我突然灵机一动，为什么不先公开发表字库呢？在当前各界士气低迷之际，一点点令人振奋的火花，也是值得安慰的喜讯。我一向不喜欢锦上添花，可是要想雪里送炭，也得送得恰到好处，这个字库正是一个大礼！ 我算了一下，这套字库以二十万字符的空间单位，能以平均每秒钟一千个字的速度，产生六亿亿个各种大小、各种字体的中文字形！如果以点阵方式来做，所占的空间大约要六百亿亿字符的空间单位！ 如果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可以教王姝把中文字形的曲线也改成她的，字形的美观性必然大为增加，字库就完美无疵了！ 可是，等王姝去改中文字形，可能还要半年时光。一方面我希望她做人工智能，没有必要浪费在字库上。一方面我认为字库的成就是技术的突破，美观性目前并不重要，产品才要美观。既要雪里送炭，就要趁冬天还没有过去，否则，谁希罕？ 我告诉园区，我们可以公开发表“全汉字大字库”，以表示我这个“知识分子”对国家一点支持的心意。当然，这是个好消息，对科技园也是破天荒的创举！对科技界也是个值得骄傲的大好消息！ 张董立刻兴奋地到处张罗，深圳市市科委、计委都全力支持，打算轰轰烈烈地向全国宣示，证明三年来成立特区在高科技方面的实质成果。 科学院也知道了，抱着难以置信的态度，先派了软件所的所长以及几位专家，特别先来评估。不评估还好，一经评估，人人大开眼界。大家异口同声，认为这是超越世界水准的新技术，应该由科学院出面，代表国家来发表！ 一下子，一扫几个月的阴霾，园区沸腾了。以张董事长为主，领导着王总以及几位副总经理，成立了项目小组，密集地开会筹划。这时，天天有各地的来人参观，人人忙着张罗打点。果然，炭还没有燃起，温暖已经让人心醉了。 由于科学院及深圳市政府都在争取主导权，园区左右为难。经过一再折冲的结果，我保证明年还有新技术出炉，也保证明年由深圳市政府主持。于是，我们决定在八月一日，在科学院的主持下，假北京向全世界公开发表。 还有一件事也争论了很久，张董主张把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并邀请各界政要参加。有人则认为不应该与政治扯在一起。事实上，不论哪种选择，都是利害参半。在人民大会堂，声势当然浩大，但正值这个敏感的时刻，不懂技术的人，会认为这只是一种宣传。而不利用人民大会堂，再好的技术，其影响力都不可能太大。 最后，会场决定在费用高昂的友谊宾馆。科学院的看法是，以这件事而言，完全是技术的突破，只要能对国内软件界产生了鼓舞的作用，目的就达到了。 八月一日，在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主持下，我们成功地展示了字库的相关技术。而且在当时最具盛名的十多位学者专家认真的评审下，给予了“超越世界水平”的最高评价。评审委员中，有北大的王选教授，他的华光中文排版系统，在一块特用硬件芯片的辅助下，造字速度比我的还慢了四倍。 还有另一位计算机文字专家石云程，是四炮（相当于台湾的飞弹营）的工程师，他们对我的程序极有兴趣，一直有意技术合作。只惜我对发展产品兴趣缺缺，既不愿见到有人独占市场，又困于资金不足，想把技术传授给大众也行不通。 石云程曾邀我参观他的工作，由于他采用点阵，字形虽好，目前用处不大。倒是他的工程师在闲谈中，抱怨经费不足时，我听到了一件奇闻。 四炮是高科技的军种，有不少研究经费，由于“特异功能”大行其道，部队领导接受“专家”建议，组织了一个特异功能的队伍，约有一百多人。他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朝夕练功，认为“气功”可以防御敌人飞弹。 “真有效吗？”我懂气功，一听就知道是个骗局。 “敌人飞弹没打过来，你说算不算是有效？至少，已经练死了一个人。” “那为什么还要继续下去呢？” “专家说，练得久功夫才深，对付飞弹当然要很长的时间！” “你们这里科学家很多呀！难道不能出面阻止？” “阻止？有个知名的科学家提了一个建议，说先不要考虑防止飞弹，只要能证明气功可以阻挡足球。就可以组队坐在自己球门后面，让中国的足球先冲出亚洲！” “对呀！这才是科学态度。” “科学态度？上面说这是失败主义，气功专家说皮球太简单，他们不屑于做！” 发表会大大成功，一夕之间，我在大陆上有了些虚名。所有的亲戚都出现了，我自再世为人，全心奉献于工作，早就六亲不认，所以一概拒之于千里之外。 由于计算机是当红的科技，是经济利益的核心，所以在这个圈子里找“义人”，实在是缘木而求鱼。可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栾贵明先生，却算得上是个标准的义人。 这次我在北京遇到了栾贵明先生，他和我年纪相若，但却身材魁梧，是个道地的燕赵男儿。他们中心对中文作了大量的整理，所以对中文信息的认识非常清楚。 只可惜我们都只是文化的维护者，无法阻挡以生产及促销为主力的厂商，而目前文化界对计算机避之唯恐不及，是以两个人谈来备感寂寞。 一九九三年，我回台湾之后，栾贵明拟举办一个中文信息应用的研讨会，我也准备发展一套人文系统，共襄盛举。但因他受到某方面的阻挠，会议功败垂成，我的人文统原是为这个会议而开发，既然受到打压，我也就只好延后了。 一回到深圳，我们就全力投入聚珍的工作。张达权把系统平台准备好了，只要有可以共享的程序，他随时可以纳入系统中。小胡的绘图进度不错，每天见他运指如飞，人也像蝴蝶一般，穿梭在各个办公室之间。小段做窗口，他是科学院软件所的高手，由所长特别推介而来。小蔡负责幕前排版，做得焦头烂额。黄刚做数据库，他很认真，也很紧张。据小何说，黄刚在宿舍中，每天晚上一定要紧紧地关上门，然后对天长啸： “受不了啰！受不了啰！” 麻烦的是表格处理，先是由小何与另一位有经验的工程师同做，结果连续换了几个人，只有小何一个人坚持下来，其它的人，不是走了，就是被我开除了。 在我们去北京之前，我们经常上报，有了名气，就常有人来园区求职。我正苦于人手不足，能写程序的不多，便挑选了几位学历、背景兼优的电算系科班出身的工程师。那时正忙于筹备展览，一切课程停止，没有办法对他们作心理辅导。 我去北京时，把几位核心的工程师都带走了，只剩下几个行政人员和新来的工程师，交给沉红莲负责管理。我一走，那几个新来的，就开始偷鸡摸狗。沉红莲一声不响，把他们每日的工作时间和进度一一记录下来，我回来一看，气得不得了。 我认为此风不可长，他们则争取人权，坚不认错，最后都自愿走路。 另外还有一位北大的高材生，姓芮，他第一次来公司参观时，就嘲笑我们的技术是土法炼钢。待我们北京评估成功了，他就千方百计托人说项，非来我们公司不可。 我不愿因为成见或是误会，害得一位有志青年失去了机会，便找他来面谈： “你为什么一定要来我们这里呢？” “我承认以往错了，你们真有技术，我愿意虚心学习。” “你怎么知道我们真有技术呢？” “我的辅导老师是王选教授，他很推崇你！” “那是客气话，你也相信？” “能让王教授客气的人不多，所以我非来不可！” “我们的要求极高，很多人受不了都离开了！”我不能否认，马屁很管用。 “我早就知道了，我愿意接受挑战！” 他一来，意见特别多，每天都与不同的人，以不同的主题争辩不休。我由他的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当然也就不便插手。 等到开始教他程序，他又反对我们采用汇编语言，他说他是北大培基语言( BASIC)的高手。不论哪一方面来说，他都认为培基语言绝对要比汇编语言好。 正好，当时我把上课的讲义编成了《汇编语言的艺术》一书，书中需要例证。有什么好争的？实验检验真理，出个题目比较一下就是！ 于是，我出了题目，小芮用培基语言，张达权用汇编语言，小段用Ｃ语言，李朝辉用PASCAL及FORTRAN 。（全部结果载于松岗出版之《汇编语言的艺术》207 页）。 结果程序写作的时间，由七分钟到十五分钟不等。汇编语言最慢，但慢得有限，小芮的培基也用了十分钟。程序的效果应该看应用，因为写只有一次，使用则次数无穷。 一到测试程序的执行，汇编语言最快，瞬间即有答案。其它三种高级语言速度差不多，耗时约较汇编语言慢五至七倍。妙的是小芮的培基程序，在大家的都执行完了后，他的还没有动静。等了又等，人人都围了过来，聚精会神地看着表。 就像年轻时等女朋友一般，时间过得奇慢无比。渐渐地人群散了，大家断言，说他的程序“死机”，劝他重新检查。 小芮很有信心，说他写的程序从来没有错过。他一个人等了两个多钟头，果然他的程序没有错，只是执行速度太慢！他不服气，花了两天的功夫，改了又改，最后终于进步到二十几分钟，相当于汇编语言的七百倍！ 小芮灰心不已，提出了辞呈，我告诉他人生要经得住失败，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他坚持求去，他说： “倒不是面子问题，我是丧失了信心，我对计算机没有兴趣了！” 他走了，基于他的志节，我倒觉得他是个人材，但愿他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有些人就相反，表面上看来诚实正直，但是每当面临利害之际，就流露出本性。 大陆上的评估制度，是一种相当严谨的科学方法，而技术一经评估，就确定了其应有的价值。评估原则上分为几级，最高为国家级，其次为省，再次为县、区等。评估对个人也是一种记录，所以事先要提出申请，详细说明每一个参与的人，工作的内容等。 我从来不重视这个，在填表时，沉红莲与我是当然的创作人。此外，王姝完成了英文及符号的模块，当在名单之中。丘副理看了，嫌人太少了，应该多填些，这种事怎能做假呢？但为了奖励士气，我加填了杨育冰，她曾帮沉红莲做过一些资料。 直到她辞职离开以后，我才由同事口中得知，原来丘副理当时把杨育冰的名字偷偷换成了自己的。这一来，国家级评估的成绩，便成为丘副理的升官之道！ 我知道后，大发雷霆，立刻找王总理论。可是木已成舟，一个年轻工程师的前途已经毁了，难道我要把丘副理的也毁掉？ 这种事太多了，人没有能力已经太可怜，再若不给一点取巧的机会，岂不太残忍？只是今后呢？我不喜欢演戏，将来如何与他共事？事情发生之时，我们已经成立了两仪公司，于是由他带了一批人，继续主持园区的计算机部，此事才告一段落。 大陆的体制正在改变，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政经分离”成为必要的政策。政经分离的落实化，第一步便是政府所有机构都需要设法自力更生。其法便是把部门一分为二，一组人管政策，一组人做生意，做生意的赚钱来支持另一半（详情我并不十分了解）。 我的字库在技术上有极大的优势，但美观度稍嫌不足。评审委员之一，即四炮的石云程先生，特别带了一组人到深圳来找我。由于我对大陆的情况并不清楚，平常埋头工作，也不大关心。石云程跟我谈了很久，我才明白其中究里。 原来国家技术监督局（即标准局）也要实行政经分离，由其中一部分技术人员组织了一个“中国标准技术开发公司”。这个公司专门发展“标准技术”，其总经理即为与他同行来此的徐明先生，石云程则为中文信息部总工程师。 我不懂什么叫“标准技术”？又怎么来开发？经他解说后，我懂了，却吓得我一身冷汗。他们的看法是举凡这个公司所开发出来的技术，一概视为“国家标准”，有了国家技术监督局的支持，这种标准自是绝对合法，不容置疑。 国家的政策规定，任何一种中文计算机一定要使用国家标准，否则禁止买卖！也就是说，自己的队员兼做裁判，凡是不利我方的，统统判犯规出场！这种生意会不赚钱吗？最起码的估计，大陆上未来将要使用上亿台计算机，再加上其它设备，如果以我们的字库作为标准，一套只卖十块美金，那就是天文数字了！ 我能不心动吗？我又能够心动吗？不谈赚钱吧，中文系统不就统一了吗？从此我可以手持尚方宝剑，挟天子以令诸侯！看谁敢违抗国家政策？这种不世的良机，是为国家、为文化、为中文报效的大好机会！我有理想、技术、操守，而且也有了最有利的机会！ 那么，我为什么会吓出一身冷汗呢？ 人长时间养成的习惯，经常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反应模式，往往能不经思索，就立刻表现出来。我对公、私的分辨已经成为本能，这种行为分明是私，但又是在公利的大前提下提出。如果说是假公济私倒也不尽然，他们也是不得已而出此下策。一个贫穷的国家，人口众多，矛盾严重，要想要脱贫致富，当然要用些非常的手段。 这种“政经分离”的策略，能调动工作者的积极性，显然是不得已的可行之道。很多心存偏见，抱着仇者为快的心理，就不可能看出中共领导者处心积虑地在寻求一种治国途径。在我看来，虽然他们做得不很成功，但是比起那些尸位素餐的败家子，连现成的繁荣美景都可以弄得污七八糟的总好多了。 问题在于公私之间，仅有主、客观之别。一人之私为私，这比较容易定义，因为人是基本单位，不能再分。至于一家之私，对其家庭成员而言，则是公；一国之私，对其国人则为公；公私之分本在于主、客观的立场，不谈立场，永无定论。 我老强调“无私”，这时我才领略到“无私”实为一种理想。我过去自以为是的各种行径中，究竟有没有违背这种无私的原则？ 如果我真想做点事，必须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机会，否则就不要想成功。当前这个机会千载难逢，我能错过吗？只要我不为自己着想，对中国人来说，我是无私了。可是还有其它的人，包括了外国人，生意人，后代子孙，还有无数从事技术研究的人员！他们的利益何在？ 外国人到中国来做生意，有中文可用，当然有利。只要我的技术好，后代子孙不必再担心中文的问题，其它人也不必再浪费时间精力研究开发。可是我怎么能保证自己的技术一定能符合未来的需求？过去我身受各种打压，难道今天我就该打压别人？ 我不敢领受这种恩典，也不知道怎样做才好，便利用了一个“拖”字诀，一切听其自然。后来我在九○年回台湾时，曾代表该公司与台湾业界联系过一次。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跟他们接洽，也不知道有无进展，但我再也没有介入。 政经分离也临到我们头上，张董事长与我商量，因为我们部门已经颇具规模，希望我组织公司，财务独立。这时政府为鼓励外资在深圳投资，有三免五减等优惠措施。三免是指三年内免缴税捐，五减则指在免税期满后五年之内，可以减税百分之五十。 再说，来深圳的人数受到当局严格的管制，园区管理处的配额有限，目前都被我用光了。我们应该能赚钱了，赚了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还挂在园区的名下，将来会有很多麻烦。换句话说，孩子长大了，该独立门户了！ 这有违我的本意，可是张董说得有理，真要有所作为，不能老寄居别人篱下。 王总也已与丘副理谈妥，由丘副理继续主持计算机实验室，我们则让出两间办公室和几位工程师，以协助他们的工作。 新公司的董事长由张董出任，我任总经理。在股份上，我占百分之二十的技术股，另外要拿出百分之十五的资金，其余百分之六十五则由园区承担。 我没有钱，陈金耀说他可以投资，于是，公司成立了。我取名为“两仪”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借用《易经》的“太极生两仪”，比当年的“零壹”更进了一步。 我与张董有约在先，两仪负责技术开发，销售则全权委托园区总管理处。可是他们也没有人，张董脑筋一动，从某一个公司里挖来一个人物，叫张继克。那时园区还积压着几台计算机，是有人以回国名义带进来的。老张来了，正好从这几部计算机卖起。 如果在古时，老张定是个江湖游侠。他身高六尺许，虎背熊腰，面色古铜。他一口东北官话，声音宏亮。第一次见面，我就感到了他那豪爽的英雄本色： “叫我老张好了，妈的！咱真得向您好好学学，这一辈子什么都玩过，就没碰什么高科技！”他的手也大，握力奇重，幸而我练过内功。 “其实，高科技是唬人的，在我们这一学就会！” “别安慰咱！反正跟张董讲好了，妈的！学不会咱吞下去！” “吞什么？都是些电子零件，有毒的！” “妈的！毒死了也得学！这年头不管搞什么，要搞就搞最高的！别看咱是个粗人，想当年也是学机械的！只是不知道哪儿少了根筋！妈的，就是机械不通！” “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个人都有他的特性和价值，人人都和我一样待在实验室里，这个世界不早就停顿了？” “朱先生，他妈的，咱们一定合得来！别的甭说，您有什么，咱就能卖什么！妈的，卖东西嘛，不就凭两片嘴皮子？” 过不多久，他就发觉卖计算机不是他想象中那么回事，每天皱着眉头，烦恼不堪。我发觉他不仅性子直，而且极守信用，是个少有的人才。我找个机会慢慢跟他谈，一步一步地解释计算机的商机在哪里。因为计算机是新事物，人们在没有了解它之前，不要说买来用，就算送给他，他都嫌没有地方放。 “妈的！您真说对了，人家问咱计算机有什么用，老实说，咱也真不知道！” “所以，你还是先花点功夫，学着用，自己会用了，就知道计算机有什么用了。” 他果真用心地学，那时我们的聚珍已经初具规模，他由中文输入学起，到自己印出些样品，兴奋得像个孩子一样，又跳又叫。只是他每跳一次，整栋大楼就碰碰咚咚，连计算机的屏幕都随着闪烁！ 过不久，他又开始皱眉头了，偌大的个子，口中叼着香烟，一个劲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那间办公室不算小了，但几台计算机一堆，办公桌一摆，走路的空间实在有限。 老张走来走去，弄得满室烟雾，人人头昏脑胀。大家不便说他，纷纷逃到走廊上呼吸新鲜空气。我又找个机会陪他闲聊，并暗示办公室中同事的心态。 “是呀！妈的，搞高科技的人真娇嫩，咱以后一定少抽烟！” “你真有这个决心？” “妈的！这年头，就是没人告诉咱有什么毛病，您好心告诉咱，咱还能不改？” “行！我再告诉你一个，不嫌多吧？” “妈的！咱真有那么多毛病吗？” “不多，还有一个！” “您说，妈的！咱全改得了！” “他妈的！”我说完故意望着他，卖卖关子。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半响没有动静。 “说呀！朱先生，您怕咱不高兴吗？没那事，说呀！” “我说过了呀！” “您别开玩笑，妈的！咱什么都没听到！”他早成了习惯，当然没听到。 “你为什么没有听到呢？”我故意加强印象。 “妈的，听到什么呀？别折腾咱好不好？” “我说过一句‘他妈的’，你记得吧？” 老张的确是个信人，他真懂了。虽然一时还不能完全改过来，但是他的气质以及做事的方法一天一天的在进步。 到了一九九○年三月，聚珍已经有模有样，在我的想法中，写软件程序就和建筑高楼一般，应由基础开始。第一年是铺设地基，仅能发展最基础的系统功能。待这部分完成了，经过大量的测试、修改，基础工程才算告一段落。第二个阶段是高层的应用功能，用户接口，复合指令等等，这绝不可能在基础巩固无碍之前就能完成。 有一些公司为了生存，往往每一种功能都从使用者的立场下手，程序完成了，产品也可以销售了。这种做法其实是对使用者的变相剥削，用的人要买十次，百次，最后到手的是一个庞大无比、笨重麻烦的怪物。 可是这是计算机界的主流，人人习惯于如此。即使我一再大声疾呼，软件程序可以用极精简有效的方法，提供所有人类所需要的功能，但有谁会相信呢？ 这次我要以聚珍向世人证明我的看法，所以必须坚持理念。 有人会说，那只是我个人的理念，其实不然。今天重新来检讨这件事，我们只要看看事实就可以知道，由零开始到聚珍整合系统第一阶段的完成，时间不过十个月，参加的工程师不到十人。这些人由完全不懂，到写出让所有专家一致叫绝的程序，只花了十个月的时间。再花上十个月，我有绝对的把握，能发展出称霸全世界的软件！ 我要证明，以中国人的智力，不需要抄袭模仿，我们一样能创造。大家只要团结一心，在最艰困的环境下，也能做出超凡绝俗的事业。 我记得有次特别邀请了长城公司的工程师来我们这里参观，人人看得目瞪口呆，纷纷探询是怎么做到的。他们的软件负责人本来不相信我的理论，现在亲眼目睹，他问得最多，了解得也最深，临走时，他说： “虽然我亲眼见到了，还是不相信有此可能！” 北京的科学印刷研究所有一套印刷软件，据说是全国最好的，我也邀请他们来看，看得他们心服口服。还有当时规模最大的四通公司，段副总专程来看，曾打算与我合作，都因为我无意于事业而没有谈下去。 那么，我为什么不继续下去，等到完成了全部的计划后，再离开两仪呢？ 这话又要从头说起，我的人生目标是我行事的基本方向。为了了解人生的真理，我是不惜牺牲一切的。而人生苦短，宝贵的光阴与一瞬即逝的良机，在在都需要自己正确的判断。仅仅以指指月，月亮还是高高挂天上。 想要了解人生真理，一定不能离开人类社会，尤其是人越多，争斗得越厉害，人性的表露越是赤裸裸的。高科技行业是个理想的实验场所，也是文化未来的根本，有得是得，无得也是得。说穿了，我不过借着手指，以指引方向而已。 这话应该不难理解，计算机是当今社会的宠儿，但是它的生命期实在太短了，一种经常变，变得快速无比的技术，到明天还有什么价值呢？要了解人生的真理，连一瞬即逝的幻相都不能丢舍，这种人能看到永恒吗？ 一九九○年元月下旬，我接到一个台湾来的长途电话，对方姓吴，说是代表大帝公找我的。他详细地问了我的住址以及旅途的细节，并说大帝公与他要到深圳来看我。 我如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大帝公要来看我？是不是我听错了？是基隆天显宫那位大帝公吗？祂是尊神只，怎么来看我呢？ 元月十九日，我又接到吴先生的电话，他们在旅行社安排之下，决定后天从香港飞广州，要我到广州机场接他们，再同回深圳。 廿一日正午，我和沉红莲到了机场，一别数年，还有点担心认不出人来。我一向不顾细节，连这位吴先生的名字都不知道。总不能举一面牌子“台湾来的大帝公”吧！ 没想到张先生还是那副神情，一眼就认出来了。他旁边有一个衣冠楚楚的中年绅士，脸色微黑，身材颇有福态。 寒喧已毕，张先生指着那位绅士说： “这位是吴龙雄先生，我们庙里的总管。” 他们第二天还要赶回香港，转道越南，所以也不休息，上了车就直奔深圳。 由深圳到广州之间只有一条二线道的广深公路，人车往来频繁，经常塞车。两个小时的路程，正常状况也要四五个小时才能到达。 张先生累了，上车就睡。吴先生与我是初识，也无话可谈。看他们的样子，找我不像有什么重要的大事，那凭什么不远千里而来呢？再说，以往我在庙里看大帝公附体时，总有不少烦琐的仪式，如今他们只是两个人同来，算不算是大帝公也来了呢？ 这时车外又排起了长龙，止止行行，我不再猜想，就在车上打起盹来。 一路上塞得很严重，直到晚上六点半才到园区，赵阿姨已经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大家默默地吃完晚饭。食堂中每一个人都带着好奇的神色，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干脆一句话也不说。当天大家都很累，吃完饭，张先生和吴先生便到园区招待所休息。并讲好次日早晨，由王总招待，去深圳一家粤菜馆吃早茶。 这时中国时报的罗鸿进兄也在，他早听我说过大帝公的神迹，颇想见识一下。但是这种事是可遇而不可求，各有机缘，反正第二天早上大家还有机会见面。 第二天一早，我先请张先生与吴先生到我们的宿舍坐一坐。刚刚坐定，但见张先生一阵颤抖，吴先生立刻起身，恭恭敬敬地站在张先生的身后，张先生闭着眼（显然大帝公已经附身在张先生身上，下文就以大帝公称之），开口道： “朱家（这是大帝公对我一贯的称呼），我这次带吴龙雄来看你，让你们见个面，你们要好好配合。” “是的。”我不知应该怎样回答才好。 “你太好高骛远！走都不会走就想跑！这些人水准太差，你逼他们也没有用！” “我没有逼他们！”我觉有点冤枉，我不认为我在“逼”任何人，除了自己。 “你自己知道！你该做些小东西，像洋娃娃这类的东西，这些好赚钱！”怎么？大帝公要我赚钱？要我做洋娃娃？ “是的！”我只好顺口敷衍一番。 “你不要以为你做得很好，目前你就有问题！”大帝公截金截铁地说。 “我没有问题！”我越来越不服气了。 “你有问题，这次我带吴龙雄来，就是要为你解决问题的！” “真的没有问题，一切都很顺利。”我着实想不到有什么问题，是不是神搞错了？ “你好好地想一想，你跟吴龙雄慢慢谈吧！”说着，大帝公对吴先生说：“你们谈谈，不管有什么问题，你都要帮他解决！”说完，大帝公退位，张先生张开了眼睛，吴先生和我这才敢坐下来。 “朱先生，不要客气，大帝公说有问题，就一定有问题！” 我问沉红莲，她也想不出任何问题。吴先生很有耐心，问起我们的工作、起居，委实找不到问题所在。 丘副理奉王总之命，进来催我们出发，大伙都在车上等着去吃早茶。罗鸿进也跟在后面，手中举着一个相机，随时准备拍照。 吴先生不再问我，他直接问丘副理： “朱先生在这里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 “您放心，朱先生在这里就像我们家人一样，没有任何问题。”吴先生这才放心，我们正要出门时，丘副理对我说： “朱先生，你快催陈金耀一下，报批的时间过了就麻烦了！” 我还没答腔，吴先生耳朵尖，立刻问道： “什么麻烦？” “啊！是组织公司的事，朱先生有个朋友要投资，他的资金还没有到！” “多少钱？”吴先生紧逼不放。 “器材设备等抵帐约三万多美金，大概还差五万。”丘副理算了一算。 “朱先生，这样好了，我们来一趟不容易。不管这是不是大帝公说的问题，我先留五万美金在这里。有必要你就先用，如果不用，下次再还给我就是。”吴先生不管我同不同意，立刻掏出支票簿，问罗鸿进道：“你知道台币是多少吗？” “台币我们没有用，你能不能开美金支票？”丘副理问。 罗鸿进正在照相，慨然说： “我有美金支票，这样好了，你把台币开给我，我换一张美金支票！” 信与不信，各人自有主权，但是遇事求证，却有助于事实真相的认知。我从来不过问资金的事，这次我特地把陈金耀找来，问他到底有钱没有，他老实说，没有。当然这情况最坏的结果是公司组不成，算不上严重。但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而且我无法解决。 事后，我一再分析这件事，就算是大帝公是个普通人，能知道我的问题所在，也能及时解决，他就可以称得上是智者了，我还不心服吗？ 不！我还要加以求证。不过，目前我也有必要自我检讨一下，我是否真的太好高骛远呢？从事人工智能算不算呢？我是否逼他们太狠？天天上课，没有休息，难道不是吗？为什么我一定要拿他们与我和沉红莲来比？要他们和我们一样地做牛做马呢？ 我错在近来有了一点小小的成绩，就开始自高自傲了。大帝公即使不是神，即令是张先生所假扮的，这一下当头棒喝，就足够令我五体投地了。 我开始揣摩大帝公说的“做洋娃娃”的事，越想越觉得这是个好点子，我立刻想出了十几种不同的方法，可以把微处理器应用到一般玩具上。 比如说，只要把光电器排成九宫阵形，当作洋娃娃的眼睛，根据九宫阵光影强度变化的方向，将讯号放大，以控制一组至数组步进马达，就可以令娃娃的颈部随着光影移动。眼睛能够跟人移动的娃娃，一定会受大众欢迎的。 待娃娃能动了，把光电的点阵加大，再加聚焦，一个简单的人头投影，用头发的光度作为辨识参数。在娃娃肚子里装一个录音带，当影像迫近时，娃娃会发出“爸爸”或“妈妈”的叫声。这类点子，可以无限发挥，大帝公说得对极了！ 我在零壹时，曾想在遥控的装甲车上，用闪光灯做为炮弹，感光器作弹着点。当人在玩装甲兵团时，互相以闪光炮攻击，击中弹着点，则会爆炸发光，然后拋锚在场中。这时其它支持如救护车等，都可以用遥控操作。 那时因为资金不足，做了一半就停止了，现在再加上各种编码的技术，我们可以做出非常复杂而且精密的高级控制玩具，绝非仅仅是前进、后退而已。 三月二十日，蒋祥嘉先生来深圳看我，他带来一叠资料，是公安部委托他向英国一家公司购买的指纹辨识系统。一共是二十套，每套售价美金两百多万！但是因为六四事件，这笔生意无法成交。蒋先生问我能不能做，要多少经费？ 我一分析，发觉硬件很简单，其全部价值在软件的辨识功能上。这也原本就是我们视觉辨识的课题之一，在我的理念中，视觉辨识共分三大类别： 一是文字辨识，沉红莲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只因她工作太多，一面要监督聚珍的工作进度，一面要编写使用手册，一直没法子完工。第二部分是几何图形辨识，资料分析（所有的图形所蕴含的概念定义）与程序模块都做好了，只待动手。第三部分才是重头大戏影像辨识，先将光影解析成为线条与辉度，再配合认知概念，就可以达到辨识的目的。 指纹只是图形辨识的应用之一，只要先将指纹的特征分类，再加上辨识的技巧，即可完成。我们的特色是程序速度快，扫瞄的资料到手后，大概一百个步骤（每个步骤均三个指令）就可以做数据比对。以指纹为例，初步是消除噪声，第二步是指纹成形，第三步则将成形的指纹转成数据结构。预估三千个指令可以完成，而目前微电脑每秒可执行一千万个以上的指令。所以我有把握用微电脑来做，成本不过几千美金而已！ 基于蒋先生的情谊，我决定先帮他做指纹辨识。蒋先生立刻请了公安部的相关人员到深圳来与我们商讨细节。没想到公安部看中的却是我们的字库，他们正要建立全国统一的信息系统，而苦于人名用字无法解决。至于指纹辨识，他们显然怀疑我们有此能力，既然如此，我也没有多说的必要。 谈了几个月，越谈范围越大，牵扯的问题也越多。由于我所做的研究都是当今的尖端科技，也都与国防机密与安全有关。又是老问题了，我怎能因为自以为懂了一点技术就不顾后果，妄作非为？ 接着，又有一件事扯上身来，园区把我最初回国的人工智能计划呈了上去，上面批文指定我在“八六三计划”下，做中文自然语言与影像辨识。 大陆的各种计划中，最为人知的是“火炬计划”，是针对高科技产业所制定的，以发展产品为主。还有一个“八五”计划，是八○年代制定的国家五年计划。“八六三计划”全名为“八六三高科技跟踪计划”，选择了全世界最先进的科研约百余项，交由有能力的单位研究，经费全部由国家负担。 这是一项荣誉，对我却是一个警讯，为了国家民族，我义不容辞，个人的安危并不是考虑的因素。但我太了解技术的可怕了，在回国之初，在六四之后，我心中所想的就是要为国家出一口气，但出了气以后呢？ 由我对大陆的了解，我完全不怀疑上层领导人士为国为民的情操，可是政府是人所组成的，而人性就是自私的表现。只有在接受了极度痛苦的洗礼后，人性才会升华，在适当的导引下，有一部分人会大彻大悟，化私为公。 如果人工智能成功了，假定能减低人类的痛苦，难道就是人类的福祉吗？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腐败，同理，绝对的幸福亦将带来绝对的灾害！ 我明知这些道理，为什么还一直处心积虑地钻研呢？现在果真有了机会，我为什么又犹豫了呢？我仔细检讨，发觉这一切还是一个私心在作祟！因为我想证明自己有这种能力，别人越是不相信，我越是想找机会证明！ 幸而这时聚珍快完成了，我忙着检查、调整、规划，把其它的事都先搁置一下。陈金耀到台湾找了京国计算机公司的邱副总来，京国是威京小沉的关系企业，一部“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大陆风光记录片，让我很佩服他独到的眼光。 京国决定独家代理台湾市场，我则和他约法三章，我告诉他聚珍的用户接口还没有做，程序错误还很多，在真正进入市场之前，必须先做大量的测试。而做测试的方法，最好是由学生下手，先免费赠送测试版本给各级学校，再收集回馈的意见，统一处理。这个过程我预计需要半年，甚至于一年以上，京国必须要有这种认识。 邱副总很了解，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于是我们先作了君子协定。 三月，大帝公又来到深圳，公司同仁莫不希望见识一下大帝公附体。我以为可能性不高，没想到大帝公一口答应。同时对我说： “我好多次托梦给你，你都不记得了？” “不记得。”我老实说。 “以后好好想一想。” “是。” “我这次来，是要你心理上有个准备，明年你要到越南去发展。” “越南？”大帝公怎么会要我去越南呢？ 事后，吴先生告诉我，三年前大帝公就叫他去越南，买了近一万公顷的土地，正在积极地开发。据大帝公说，祂是越南的守护神，我们则是祂的子弟兵。在经过越战大劫后，“天廷”授意祂振兴当地的经济。 大帝公还预言，五年后美国将会与越南恢复关系。十多年后，美军也会再度回来。到了下个世纪，越南将成为东南亚最强盛的国家。 最初谁都不相信有此可能，吴先生也是半信半疑，在一个人都不认识的情况下到了越南。而一到越南，就有人找上门来，各种商机源源不绝。我的任务是去创设一个科学园区，教育当地人民。 我还是不能相信，我唯一的长处是中文，怎么与当地人沟通呢？我虽然没有狭隘的民族观，却有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科技、计算机仅仅是工具，我相信其它人能比我做得更好。一旦我离开了文化的根源，岂不是只失水的鱼？ 大帝公与我们公司的同仁见面了，这些唯物主义下成长的无神论者，一个一个排着队，见识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奇迹。 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帝公只接见了七八个人，事后他们纷纷交换心得，认为“测中率”高达百分之八十。有人认为这是台湾的“特异功能”，有人口中不说，心中怀疑是我泄漏了一些情报。可是有些私事，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大帝公常一语道破！ 有个姓刘的女孩子问父亲的病，大帝公却回答说： “你母亲的腿摔坏了，为什么不问？” “不严重嘛！”她吓得面色发白。 “不严重？你根本不关心你母亲！” 事后这位女孩逢人就说，她见到活菩萨了！ 如果大帝公真是神，神应该无所不知，为什么还有两成的误差呢？如果祂不是神，人怎么可能对一个素未谋面的人，“猜”到八成不可能为外人所知的事实？我过去完全在主观的条件下见到大帝公，缺乏旁观的认识，所以对大帝公也只是姑妄信之而已。 我不能否认受到了科学的遗害，我坚信万事万物都有必然的规律。在未经求证事实、没有理论根据以前，我无法接受一个简单的有无或是非的答案。“神”是人生中极重要的一个课题，是追求的真理的关隘，一直萦绕在我心中。只是目前的工作尚未完成，既然大帝公要我为祂工作，总有机会让我痛下功夫研究的。 大帝公走后，我又换了一组智能小组的成员，专门讨论玩具的设计。 有一天在午睡时，我突然梦到两个洋娃娃由前面跑过来，对着我微笑。那形像明晰如真，鲜明而强烈，我心中一动。接着我走进了一个巷子，绕过弯弯曲曲的走道，在一间木屋中，有人用低沉的声音问道： “你什么时候走？” “该走就走。”说时喉头振动，我醒了过来。 晚饭后，我召集智能小组，记得到场的有沉红莲、王姝、小席、小毛、万华德等。我认为这个梦是我日思夜想所得到的一种感应，然而这次梦中的特色，是那个洋娃娃，为什么我认为是洋娃娃，而不是两个外国小孩呢？我要大家当作研究的课题，分析一下。 大家正在大发谠论，突然电话铃响了，沉红莲一接，就交给我，说是吴先生。 “朱先生吧？我是吴龙雄。大帝公叫我打电话给你，说是给你托了一个洋娃娃的梦，不要又忘了！” 我一听，全身一阵麻，半响作声不得！ 四月，我们依照原定计划，在深圳市举行“聚珍整合系统”的国家级评估，仍由科学院主持。会场设在一个渡假村内，那里一片仿古楼阁，颇具雅意。处处园林山水，曲廊静池，让我们这些成日工作的机器人大大的轻松了几天。 又是国内一流的专家，也得到了技术超越国际水平的佳评（我们已经事先声明，聚珍目前还不是产品）。但是意义上与第一次大不相同，中文字库没有对手，还可以说是外国人不做中文字库。但是整合软件与文字无关，国内这些一流专家都是见多识广，万中选一的顶尖高手，要通过审核并不容易。 一个人不能见微知着，就不能称为有智能。由工程师们志得意满的谈话中，我听出了隐藏在成功下的危机： “王总昨天又问我，有没有把握？” “你怎么说？” “当然有啊！这次连我的指导教授都来了，他不相信是我做的！” “我觉得还要多学一点才行！” “不用了！这些够了，光是用户接口就还要花不少功夫哩！” 我又从赵阿姨口中听到另外一半： “这些年轻孩子们真不懂事，他们真以为有天大的本事了！” “这倒不假，他们只要再苦学一年，人人都是国际水准的人才了！” “哼，我看未必，他们现在已经想过干部瘾了。” “过什么干部瘾？” “我是听老王说的，他们几个写了份计划书，每个人都是干部……”她发觉不对，忙顾左右而言他，立刻扯到别的事上。 虽然我还没有正式告诉他们去越南的事，但很可能急性子的我已露了口风，所以他们在寻求对策。从好处说，年轻人想做点事，有自己的看法不是坏事。换一面看，园区有园区的打算，绝对不可能任由这几个甫出茅庐的小伙子为所欲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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