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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壹公司成立之初，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古多明尼奥( Old Dominio University )大学理学院院长郑天任博士来看我。他的尊大人是三军大学的教官，借着郑天任这次返国之便，特地介绍他与我认识。 郑天任比我大两岁，他才是真正的计算机专家，对中文也情有独钟。我们一见如故，双方决定技术合作，我立刻把字库的原程序交付给他。 郑天任回美之后，成立了东方计算机公司，后来与美国新闻处签约，设计了一套中文专用的信息通讯系统。 一年后，蒋纬国将军离开了三军大学，调任联勤总司令。特召我去，要我替联勤设计供军中使用的中文无线电传输系统。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邦复，我做事比谁都辛苦，做得好，别人说那是应该的！稍微做得不好，各种指责交相发难。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任务给你，但是我却没有经费。你自己斟酌一下，如果你愿意不妨先做，做成功了我才能跟你谈下一步。” 有感于蒋将军的知遇之恩，这种事自是义不容辞。然而，没有经费，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我想到了郑天任，立刻打了个长途电话，看他有何建议。 “没问题，这是我的本行，你先寄一万美金过来，三个月可以交货。” 那时零壹公司财源有限，员工都领半薪，一万美金是四十万台币，钱从哪里来？ 说不得，只好借吧！那时叶条辉只剩下一个“台北房屋”，境况不佳，但是比起来他拔根毛也比我的胳膊粗。我硬着头皮去找他，说明了来意。 “照理说四十万不成问题，可是我没有现金，全靠票子转来转去。”他一边说着，一边在一本帐簿中翻着，一会儿，他找到一张票子，对我说：“这张面额最接近了，可是只有三十五万，够不够？” 像他这样仗义疏财的人，世不多见，只惜不能用人，落得西楚霸王一般的下场。两年后，我去了美国，公司财务好转，而叶条辉已经回到台中。刘世文特别亲自到台中去还钱。他后来对我说，条辉一眼已眇，情况不太理想。说起来别人欠他岂止千万，自从他失败后，还钱给他的，前后仅有这一笔！ 三个月后，我如约去美国取机器，没想到郑天任所做的只是一台中文终端机而已。这事不能怪他，我们事先没有谈妥规格，只凭一句话，当然会出问题。 机器是运回来了，可是无法派上用场，因为性能连汉卡都比不上。联勤的任务该怎么办？好在这时宏碁已经颇有规模，我只好请他们帮忙，以宏碁的系统与军用的无线通讯系统联结，完成了中文无线通讯。 这次在联勤总部的发表会规模不小，由蒋总司令亲自主持，动员了不少单位。那天的氛气诡谲怪异，我原以为是专为我们所办，一到会场，才发觉还有一批素未谋面的技术人员。这还不说，以往一到总部，就有总司令的副官陪送我去总司令会客室。这次则不然，一位少校把我拦下来，要我直接去会场。 我从来不在意这些细节，但心中已有预感，一定是有重要人士来抢这笔“生意”。如同一道闪电，我心中一亮，这不是好事吗？如果有人想为国家做点事，我凭什么硬要出头呢？为了这次的展示，我已经焦头烂额，经常要陪着宏碁的技术人员到联勤的工厂去，自己公司都无法兼顾。我正在担心如果事情成功了，我能放手不管吗？当然，这是大生意，可是，我能赚蒋将军的钱吗？ 一个我熟识的少校悄悄地告诉我，说来抢着服务的是王金土博士，他不知怎样得到消息，便央请卜少夫出面说项。这本是好事，蒋将军当然不会反对，只是指示下属，由我先演讲及示范。等我们示范完毕，如果还有时间，再由他们来表演。 原定的计划是从早上九点钟开始，我演讲约一个半小时，现场操作示范半小时，剩下一小时由各军种人员自由练习。我决定把时间缩短，留下一个多小时给他们，如果他们的东西好，技术高，就由他们来为国家服务。 十点半左右我们就结束了，王博士有备而来，印妥了厚厚一本资料，每位与会者都送上一本，偏偏漏了我的。我心中有数，一句话都不说。王博士开讲了，他完全不提传输通讯，每句话都是以我的仓颉输入法为靶子。 蒋将军一听就懂，他一眼看到我桌上没有资料，特别止住王博士，笑着问道： “怎么只有朱先生没有资料？” 王金土尴尬不已，连忙说： “报告总司令，资料印得不多，刚好发光了！” “是不是这里面有军事机密？” “报告总司令，没有什么机密。” 蒋将军便把他自己的那一本递给我，笑说： “既然没有军事机密，你就用我这本吧！” 王博士很有想象力，他不仅在资料中累有说明，也在会场上一再强调，他说： “军事行动最重要的是正确性，假如说有这么一个命令：‘旭日东升，攻击开始’。如用仓颉输入法，便成了：‘九日日东升，攻击开始’。” 为什么他一口咬定仓颉输入法会把“旭”字拆成“九日”呢？孙子兵法有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不知何以王博士如此，不知彼不能胜，所以我高挂免战牌。 事后蒋将军的副官说，总司令要我先研究王博士的资料，再去司令面前“申覆”。我则说，总司令要用哪一套，敬请自决。 第二天，那位副官到我们公司来，说总司令叫我申覆是给我面子，我怎么这样不识抬举！我一听，老毛病又发了，我说： “请你回去上报总司令，我是做研究的，不懂生意！” “谁跟你谈生意？只要你去解释一下。” “没什么好解释的！” “这是什么意思？” “解释什么呢？说别人的不好，只有我的好，那不等于狗咬狗吗？那么说别人的好，我的不好，那我去又为了什么呢？” “总司令哪能什么都懂？你该禀公处理呀！”他也上火了。 “我是当事人，当然有成见，中文输入法一天比一天多，我自己的工作都来不及做，哪有时间去研究别人的输入方法！” 事后冷静下来，我是错了，但是我也是不得已。蒋将军做事再辛苦，他却从来不必为生存、生活操心，我呢？为了这事已经损失不赀，再下去公司要关门了！ 宏碁该付的钱都付清了，我们虽有些零星的收入，但已捉襟见肘，天天为钱操心。我想靠专利赚点钱，那时我已有三项发明专利，还有五六件在申请中。 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准，看看专利申请的状况就可知其全貌。因为技术全靠创见，没有创见就没有技术，没有技术便只好沦于抄袭模仿。 数年前为了发展闪光灯，我曾吃过被专利所误的亏。但我认为那只是个案，不能因为一粒老鼠屎而怀疑整个制度。这次申请的专利中，除了中文字形产生器外，还有中文打字机以及一个仿真人脑设计的“电路器”，是以不绝缘的塑料粉与导电的金属粉充分拌和，密封成为一体。体外有接脚，在接脚间，施以高压电流，在程控下使之短路导通。导通后便成为一块立体的电路板，为人工脑的一部分。 专利下来了，却没有人有兴趣。大家都认为理论是理论，做不做得出来不说，能不能赚钱才重要。至于能赚钱的产品，到时照抄就是，今日投资才是傻瓜！ 更令我灰心的，是在一九八○年申请的“热转印色带”专利，那是为了配合另一个专利“热转印中文打字机”所申请的，我把它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电热堆”式的打字头，一是“热转”的色带。前者一次就核准了，后者被打回两次。 第一次专利局说理论不成立，需要样品。我临时用“奇异墨汁”浇在包香烟的塑料纸上，等干了后，把铅字烧热了，在纸上一按，字就印出来了。我把样品再度送上，过些时，又给我退回了。理由是：“本项技术没有实用价值”，专利局能知道什么实用价值？我没有再申诉，花时间、金钱不说，还要生无谓的气，何苦来哉？ 我申请专利的目的本为造福他人，但须防别人告我盗窃。后来一想，何不把自己的构想写出，公之于众？于是我动手整理，由日常生活到高科技，以至于未来的新材料等，共有数百件。草稿定名为《一千零一件》，然因飘泊经年，原稿散失无存。 专利局指责我的发明没有价值，而五年之后，日本的热转写打字机大行其道，不知道赚进了多少钞票。不过话又说回来，日本人赚钱是应该的，谁叫他们的制度上轨道？ 一九八二年，有位严道律师（现为董氏基金会的董事）代表香港的董之英先生，找到我们，表示愿意投资。我们见面商谈了几次，董先生也特别由香港赶来，彼此都有志为社会做一点有意义的工作，所以倒是一拍即合。 董先生对中文计算机兴趣不大，看中的是中文打字机，这更令我兴奋。这时我手中已经有了两个中文打字机的专利，其中一个是以仓颉码为索引，控制一个缩影的中文字模底片，当所找的字定位以后，字形便投影在一个由集成电路所制的“电热堆”打字头上，另一端就可以用前述热印的方式，透过可熔色带，把字印出。 总之，有了董先生的投资，我便立即动手进行各项工程的设计，如字模、投影控制等，我们很快就做好了样品。字头则委托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代为设计及实验，理论及设计细节上都有了共识，经费约需三、四百万，董先生也同意了。 剩下来是“热转写”的部分，董先生也同意另请专利律师代为申请。在我的计划中，将来每台生产成本，如果以每月生产一万台计，约需美金五十元。产量每增加一倍，成本就可以降低一个指数。 我们的约签了，董先生第一批付款约一百多万也汇到了，久旱逢甘霖，公司中一片喜气。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不像是生意人，每次谈到钱就觉得满心屈辱。做生意能不谈钱吗？当然，我可以找经营管理的人来主持，可是那又有什么分别呢？ 我的长处是思想，我的假想敌是人的私心，做生意能没有私心吗？让别人代我循私，我就可以唱高调了吗？当然，要生存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没有钱，要想发扬自己的思想，更不能没有钱。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要以非凡的智能才能解决。今天我还未具备这种智能，万一先向金钱投诚了，我还有获得那种智能的机会吗？ 金钱本身是清白的，它只是一种信用的代表，问题在于取得金钱的方式。赚合理的钱？什么叫合理？什么标准是合理？ 在当前的社会，合理是种自由心证，在我的理想中，未来由计算机负责所有物质的生产、供应，一定能使人人具备相同的生存权。至于多余的享受，那就没有必要平等，也不可能平等。这样既符合人类整体的公平，又符合人性的私心，才能称做合理。 在目前的阶段，如果有一笔庞大的资金，就算是我“良知的借贷”吧。先发展出这种计算机体系，再以一个寡民的小国家做实验，成功了自然会受到世人的重视。 谁会相信我的良知？又有谁能建立起此无上功德呢？当然，那一定是已经拥有金钱，却又不做守财奴的企业家。我对董先生抱着万分的期望，果真他是个守信而有眼光的人，我绝对有信心辅佐他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人。 是不是他呢？且走着瞧吧！总要有一个人先付出诚意的。我全面检讨了计划的细节，色带的专利不是问题，我有的是点子，立时想到了另外几种可行的方案。“热打字头”也没有问题，清大的那位教授保证，钱一到就可以动手。我再问严道，董先生的信心如何？严道也保证董先生是个知名的企业家，绝不轻举妄动，更不会毁约。 言犹在耳，过了不到一星期，严道来电说，董先生紧急叫停。缘因大陆有位钱伟长，在香港推广其钱氏输入法，号称为中国大陆的标准。董先生怕我们的产品卖不进大陆，所以决定放弃。以往的投资则视为贷款，待我们有钱之后，代他捐给孔学会。 这件事再一次告诉我，天下利器，唯至人得之。姜子牙八十始挂帅就说明了时机不到大事不成。我没有灰心，继续抱着同样的态度，在各企业界中寻找有福消受的大德。台湾各大财团皆接触过，包括国泰及台塑等。后来去美国、回大陆，又阅人无数。时到今日，我可以一言以蔽之：能力不足的人无能为力，而小有能力的人往往就自以为是，抱着一点成就踌躇满志，所以中国人只能有小成而无大就！ 在与宏碁合作之初，为了保障宏碁的投资，我自愿将向量组字的专利权与之共有。当天龙成功以后，宏碁认为输入法也应申请，于是我们又申请了仓颉输入法的专利。 在我们推广汉卡时，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自己曾经说过，文化是全民所有的，中文输入法自然是属于文化，我无权要求专利。因此，在征求宏碁的同意以后，我们登报声明放弃仓颉中文输入法的专利，开放给各界自由使用。 有人说我傻，也有人笑我痴，更有人说，那是因为当时仓颉输入法根本没有人用。人如果太在意别人的意见，那就不要活了。在仓颉法被社会接受以后，又来了一批“专家”，认为我的发明不尽合理，随意篡之改之，以致仓颉输入法竟有十几种版本！为什么国人居然认为我这个发明人还比不上他这个使用者呢？什么时候青出于蓝的？ 只因为我不收费，别人就认定我智能不高？因为我没有金权背景，别人就任意作践我的心血？在著作权立法之后，也有人劝我申告这些人侵犯我著作的人格权，我一笑置之。何必跟这些可怜人作对呢？仓颉输入法的成败不在于一天、两天，也不是这一代、两代。孔老夫子的思想也是到了汉朝以后才彰显于世的，真理要经得住考验，急什么？ 美国有一家颇具盛名的计算机杂志社，派了一位女记者来台采访。不知是谁介绍她到零壹公司来访问我。 她见到我，开门见山，劈口第一句话就问： “他们告诉我，说你很特别，我想知道你有什么特别的？” “特别？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特别的。”那时我刚刚宣布放弃仓颉输入的专利，这算特别吗？再不然，是因为我没有学过计算机，却闯进了这片天地？也有可能，我的所作所为，与同时代的人格格不入，所以有人说我特别。 “那你为什么把辛辛苦苦的发明，公开给大家使用？”她拿出纸笔，准备记录。 “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中国文字技术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 “你的责任？算了吧！”她很年轻，也相当漂亮，但那一副不屑的神情，却使脸上的肌肉歪到一边了：“难道政府付你薪水了？” “我是中国人，为我们的文化奉献，就是责任！” “别跟我来这一套，我们的杂志只报导事实。” “那你要我怎样说？我已经告诉你全部的事实了。” 她的脸色更难看了，相信我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她耐着性子，又说： “你说实话，是不是得到你们政府补助了？” “你自己看吧，我这个办公室像不像得到补助的样子？” “那么，你期望政府补助你？” “我不能说没有期望过，但是我不相信有这种可能。”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以为我们的读者会相信？这是科技的新社会，你有技术，你应该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给我谈些没有意义的话！” 彼此的意识型态南辕北辙，她一口咬定我别有居心，争到最后，我们不欢而散。她可以说是一怒而去，连一支精美的克罗斯金笔也顾不得带了。 常有人问我，东西方文化有什么分别，这是个很大的题目，我的答案却很简单，除了生活习惯不同外，只有发展时间的长短以及观念累积的多少两种差异而已。 西方不是没有文明古国，但其历史演进的规模远不及东方之钜大且复杂。仅以中国来说，五千年来，不论政体的变迁如何，人民的生活型态、文化的发展等始终是以家庭、社会、国家为重心。兼以文字相同，因为时间或地域的差异而产生的语音之隔阂，不致影响其认知，而得以形成一种融合型的多元式、连续性的累积文化。 因此，再怎么西化的中国人，多多少少都接受了这些“传统”的洗礼，本着历史的教训，知道在众多的人口压力下，法治有所不足，必须遵守道德规范，自我抑制。又在现实经验中了解到生存竞争的艰困，唯有结合家庭的力量，唇齿相依。最后又认识到，人的力量与环境相比，实在渺小得微不足道，唯有个人的牺牲小我，才能有大我的幸福。 当然，这最后的阶段只有极少数的圣贤能达到。一般说来，中国人多半保守、知足，从好处说是容忍、谦和、安定，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则是愚昧、自私、不事进取。 在一个变化和缓的环境里，就如一个清彻的湖泊，静静地徜徉在群山的环抱中。湖中鱼虾悠游自在，一代一代地生存下去，大不了有大鱼如鲲，也有小虾似泥的分别而已。 中华文明正如奔腾澎湃的黄河，环境变化激烈，直到黄淮平原才缓和下来。河中有种鲤鱼，诞生后顺河而下，在下游平缓的水域成长。鲤鱼一旦成熟，便奋力逆流回溯，要跃上龙门才交配产卵。这种鱼都健壮善泳，生就永不臣服的特性，禀赋天成。 而西方是分裂型的文化，没有中心的主流，盛衰强弱交替，此起彼落。由于国与国间、民族与民族间之生存竞争激烈，观念、制度也不断地调整、兴革。不能适应的遭到了无情的淘汰，存在的也继续在演变，终于导致了工业革命的产生。 工业革命后，物质生产导致了人类需求的丕变，平和安宁的农耕生活方式被激烈竞争的工商文明所取代，谦忍容让的社会美德则被冲突吞并的策略所侵蚀。西方经过了百年的阵痛，建立了物质文明的规范，而中国直到十九世纪才发现黄河业已泛滥。 我们这一代正好是各个文化汇聚合流的时机，东西方不可避免的正面接触了，尤其是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冲突更难以避免。基于型态的不同，人们难免开始反省，到底是哪一种文化比较优越？我们应该如何选择？ 站在人类的立场，我不认为有任何一种文化优于另外一种，就像人种之间的比较一样。站在进化的立场，生存淘汰则全基于适应与否，也与我们观念中的优劣无关。 今天若单纯用物质条件来比较，谁都不能否认西方远远的领先东方。可是人是否能永远自满于物质的刺激，永无休止地追求那无穷的排列组合？另一方面，富裕的结果，人是否还能够永远保持其冲劲，一代一代地努力下去？ 基于对人性以及地球资源的了解，我不相信有这种可能。如果人以追求物质满足为目的，即使消耗了所有宇宙中的资源，人的感官刺激只有不断的更新，需求更永无止境。很多西方的智者已经在反躬自问，难道人生的目的是在作物质的奴隶吗？如果不是，这种迹近疯狂的经济竞赛将伊于胡底？ 问题在于人类是否具有足够的智能了解自己，如果没有，人类本身必将是愚昧的受害者，直到毁灭的末日，都不可能得知答案。否则，在关键性的时机，人类必然会得到一些启示，明智而慎重地选择未来的前途。 东方的文化是人类经验的长期记录，可惜的是如今西方物质文明兴盛了，东方瞠乎其后。就像一些没落的贵族后裔，当别人还在欣羡其家世的光辉时，这些子孙只顾贩卖家当，把过去累世聚积的资产以及文物精华视为敝履。不仅不知珍惜，将之发扬光大，尤其深恨自己投错娘胎，弃之唯恐不及。 最为今天的中国人骄傲的是所谓的五四运动，而五四的受益者正窃居国之庙堂。他们眼中只有德先生与赛先生，把孔夫子、孟夫子推到一年一秀的孔庙中。他们崇尚白话文，降低了人的思维品质；强迫实施义务教育，遑顾人性的特质。以致上材受到拖累，不能尽其全功；下材不适其教，一个个成为问题青年。 不仅如此，五四残余的文化学者口口声声发扬中华文化，但遍观一些“大师级”的钜作，除了用些西方哲学的分类观念，将中国思想削之缩之，硬套公式之外，我没有见到任何一本着作，任何一个人，真正说明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我认为所谓的中华文化精髓，指的是在五四运动以前，一些中国读书人的行为准则，以及在其遗留的著作中，字里行间所抱持的中心思想！ 相信没有人反对，过去中国读书人的态度是安贫乐道、逆来顺受；抱持的立场，是无私无欲、清静无为；所追求的境界，是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所读的书，是以《易经》为首的经典。 在这四类之中，我们总应该看得出中心何在了吧！有人会说是儒家，但是更明确的说是“黄老思想”。这且不去争议，因为老子的思想还没有到流行的时机。 只说儒家的《易经》，今日的学者又懂了多少？为什么胡适之、陈独秀等这些大思想家，对《易经》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是否不屑于学习呢？ 有些不懂的人，偏又喜欢自命不凡： “易经是迷信！” 是不是迷信先放在一边，就算中华文化是由迷信开始的，那么迷信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呀！要不么，干脆一点，大义灭亲，不要再谈什么“发扬中华文化”！要不嘛，就先花点功夫，学通了《易经》，再来谈中华文化！ 中国几千年来前人的宝贵经验，在今人心中早已难与西方抗衡。至此空有中华文化之名，却无中华文化之实，成了文化断层！ 尽管我目前力有未逮，公司中仅有十多个人，我却决定让杨美芬专心学易，其它的事都不必管。我自己则直到十余年后，中文计算机的硬仗打完了，卸下责任，才转战文化。 在西方，学者咸认为信息时代将以文化冲突为主力，国内的学者居然还没有认识到中国文化在哪里？五四之余威也就可想而知了！ 西方红楼一梦之余，开始反省，正要借镜过去的得失，以作为未来文化发展的参考。他们求助于东方，却发现面前只矗立着一片文化废墟，徒供凭吊惋惜。而在新兴的工业城镇中，无数西装革履的黄皮肤黑眼睛，还在红楼竞艳，津津乐道地膜拜着西方文明。 不论个人愿意与否，在环境的影响下，人的思想行为离不了其土根。现代的中国人尽管满心想摆脱历史的包袱，但意识型态却充满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对当前的西方功利主义欲迎又拒，在得失之间矛盾彷徨不已。 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来说，人人都知道日本人最团结，美国人最好合作。为什么呢？日本是个岛国，地狭人多，除了团结奋斗之外，别无他途。美国人都是世界各地的移民，过去不堪回首，到了一个崭新的环境，机会唾手可拾，自然各人自求发展，重视自我享受，只顾赚钱、发财。同伙做生意，只要能赚钱，大家全力以赴，当然合作愉快。 中国人则不然，在过去阴影的笼罩下，穷得怕了。心羡西方物质文明，从政从商，发财是主要的目的。可是在传统社会压力下，又必须保护声名，才能在亲友、族人之前维持颜面。即使已经名利双收了，仍然意犹未尽，因自卑进而自傲，一定要掌握大权，封妻荫子，俨然一个小小王朝，以期光宗耀祖。 就算移居海外，人种肤色、思想习惯在在与欧美人士不同，难以摆脱。无根可植，无枝可栖，又不得不认同自己的血缘、文化。不幸的是国力薄弱、政体分裂，加以党派林立，各持己见。在意识型态的斗争中，民族观念早已荡然无存，虽然忠孝之心尚存，却也左右为难。 因此，现代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是包袱太重，人各一心，互难苟同。处身异域偏又心怀故乡，以致首尾两端，与当地风俗文化格格不入。这正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如果我们真能体认到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大家相互容忍，把心理的包袱丢掉，且不论东方西方、中国外国，有好的就学习，有坏的便扬弃，那我们还会有明天。 我在自己的岗位上，只能要求自己牺牲，如果连中文计算机都不能统一，还有什么文化和社会的大道理好谈？思而想之不如起而行之，于是我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时，在台视前的“名伦”西餐厅，邀请了电信局的陈德盛、资策会的杨键樵、宏碁的施振荣、神通的侯清雄、大同的林叶增、东元的颜世英、经纬的李音生、声宝的庄先生、王安的陈幸良和星茂的王久华，连我共是十一人，同商大计。 我首先表明，中文计算机属于全体中国人，应该采用最好的方法，我个人愿意拋砖引玉，把我的方法提供出来，由大家共同评鉴。任何一种理想的方法，必然是最经济、品质最高，人人能够接受的。各厂商若能统一采用，才能更上一层楼。至于硬件与应用软件则由各厂商自行设计，努力拓开市场，造福社会国家。 陈德盛及杨键樵二人全力支持，慷慨陈言。在场各人无不动容，都表示愿意合作，只是要详细研究，不能草率行事。杨键樵立刻在现场打了一通电话给信息策进会董事长李国鼎，李先生表示全力支持。于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策划小组，公推大同公司的林叶增为筹备会主席，订下了第二次会议的时间。 杨键樵联络的结果也有了正面的响应，资策会委托工研院电子研究所所长杨丁元博士参加会议，并负责全面的评估。 第二次会议是十一月四日下午二时，人员略有变动，声宝来的是位陈经理，星茂是温国荣，王安是林荣生，经纬是位纪经理，神通则是朱厚天。 我先提出我的计划，我将中文字库、中文系统以及中文打字机等全部技术拿出来，希望有新台币二千万元的权利金。如果大家决议采用，由政府出资一半，各生产厂商出资一半。我则负责在半年之内，将各种大小密度的中文字形产生器发展出来，并制成集成电路。其余产品则可在一年之内完成，供应各厂商使用。 杨丁元已获政府方面的授权，立刻表示支持，拟先评估中文字形产生器的可行性，与会的厂商负责人也一致同意。于是我便交出全部的技术资料，由杨丁元领导的电子研究所先作技术评鉴，再决定下一个步骤。 过了一个星期，杨键樵找我去。他说根据杨丁元的评估，我的技术没有价值，他有把握在三个月内做出比我更为完善的中文字库来。 杨博士没有错，为中文奉献，人人有责，谁能做得更好，就应该由谁来做。所以当杨键樵向我一再表示歉意时，我则很诚恳地期望杨丁元博士能兑现他的诺言。只惜事到如今，物换星移，杨丁元博士的中文系统不知在哪里？ 十二月九日，我接到电话通知，说李国鼎先生要在资策会顶楼接见我。我到时，他的秘书告诉我，会面只有十分钟的时间，要好好把握。 当时李国鼎是资策会的董事长，是国家科技政策的设计者，他既然找我，我猜一定是要表示支持中文计算机的计划。我诚惶诚恐，一见到他，就等着他的指示。他好整以暇地坐在沙发上，似乎也在等我开口。坐了一会，他说： “朱先生，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没有找他呀！可能是有好心人希望我当面向李先生陈情，但事先没有准备，一时之间不知道从何说起。尤其是只有十分钟，深怕一句话错了，机会也就错过了。 “请李先生支持中文计算机的发展。” “所有的专家学者都告诉我，计算机是高级的科技产品，不适合用中文。” “计算机是高科技，可是用计算机的目的是处理文字及数据资料，中国人不可能人人都会英文，也不可能把文字都改成英文。” “朱先生，老实说，我不懂计算机，所以我必须相信专家学者，据他们告诉我，只要懂一百多个英文单字，就可以使用计算机。我们在中学就把英文列为第一外国语，照理学会几百个英文单字，应该不成问题才是。” “李先生，谁这样说，谁就是有意蒙骗您！”我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没有只懂一百多个英文单字就够了的事，任何一台计算机都有几百页厚的操作手册，不看懂能用吗？此外，计算机里面放不进中文资料，我们中国文字及文化，在未来会是什么下场？” 他想了一下，慨然说： “朱先生，我见过的所有人中，只有你一个人有这种看法。我觉得你是对的，可是我今年七十岁了，还在为国家忙个不停。我不可能重新去学，也不可能反对一般学者专家的意见，我只能对你作精神上的支持，希望你能成功。” 李国鼎先生是台湾政府中唯一对科技有认识的领导人物，连他都受到那些眼光如豆、只顾抱着金饭碗的专家所影响，我还有什么话好说？不过这也是千古不变的定律，有心为国为民的领导者，若得不到有胆识有能力的好幕僚，充其量也只能维持一个小小的局面。同理，做为一个领导者，如果不能提纲挈领、掌握重点，则在当今繁琐庞杂的技术时代，很难能认清真正有价值的任务和人才。 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实验室，宇宙又何尝不然？只要我们分得清楚，微观和巨观原本没有区别。在每一个不同的层次中，都有其时空的特殊条件以及变化运作必然的定律。只要我们能够把这些条件整理出来，人生，宇宙，又有什么我们不能理解的呢？ 宇宙进化的模式是人类前途所系，身为人类一份子，我们能够掉以轻心吗？人类的历史是种族、社会、文化兴亡的前鉴，我们又能忽视吗？ 我认识很多从事科技工作者，他们往往自命不凡，自以为是天之骄子，将所知有限的技术当作个人求名得利的工具，罔顾即将导致的恶果。我常常劝他们，建议他们考虑一下历史所启示的教训，而他们总认为过去的人犯错乃是因为无知无能，所以历史没有参考的价值！ 更有一些迷信科技万能的盲从者，他们只看到科技创造的力量，不愿接受科技破坏环境的事实。他们认定总有一天科技能够解决一切，可是那“一切”指的是什么，他们不知道，没有能力知道，也不愿意知道。 当然，我所指的这些从事科技的工作者，充其量只是些工匠而已。只因为今天计算机当道，物以稀为贵，计算机技术人员就不可一世，自以为是神了。 这些人算得上是科学家吗？科学是有系统的学问，重视推理，由观察、思考中先作假设，再以严谨的态度实验分析，小心求证。他们所根据的是实验记录，所信仰的是理性，所追求的是真相。 历史不正是人类的实验记录吗？虽然那些记录难免流于主观，难免因为条件之不足而有所偏废。可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加以研究、求证，找出其中的症结来。过去之认识不足、见解不明以及所犯的错误，正好给予我们重新认知的机会，而记录的事项更是我们据以参考的宝贵资料。 科学是什么？只是物质文明的工具吗？科学家呢？难道甘心为物质的奴隶，终身埋首在新物质的探索、新世界的开拓，而不顾人类社会的福祉？科学家应该是最具理性的人，他们不仅有科学的知识与态度，而且有人类的良知。知道人类过去所犯的错误，知道应该如何避免，知道怎样运用他们的技术、能力为人类谋取最大的利益！ 既然如此，科学家必须先了解“因果律”，以人类的得失衡量前人实验的结果。千万不可急功近利，草率从事。否则能力越大，所可能造成的祸害也越大；影响力越深，所种的因果也越严重。 时到今天，我们都处身在因果的轮回当中，悲也罢，喜也罢，谁也免不了承受前人所种的因。可是，只要人能够觉悟，今后的机运还在我们的掌握中。从事科学工作者，在玩弄知识魔术之余，是不是该有所警惕，谦虚一点，先向历史请教一二呢？ 如今不论在台湾或其它地方，科学家已经俨然成为社会的主流，取代了过去的贵族、僧侣、武士以及中国特有的科举文人。然而事实又是如何呢？除了拜时代之赐，物质供应丰裕外，其它一切都乏善可陈，尤其是精神生活已经接近破产的边缘。 是不是科学家认为人只是一种吃饱穿暖就满足了的有机物？是不是科学家在显微镜下面，看不到人类的不幸？是不是在科学辞典里，没有“精神需求”这个名词？ 记得有次我去参观一个现代化的养鸡场，里面有中央系统的空调，喷着带点清香的空气；优美的背景音乐，轻快流畅；还有电动的运粮车，计算机调控的自动喂食系统… 我最难忘怀的是那位管理员，他驾着电动车，指点着一排一排整齐划一的鸡舍。里面有无数红冠白羽、精神抖擞，长得又壮又漂亮的鸡只，有的振翅高歌，有的则埋首低啄。其前边下方有两条流动的带子，上面送来的是金色的食粮，下面送走的是白晃晃的鸡卵。 那位管理员看着面前的“太平盛世”，志得意满地说： “各位，这就是科学的伟大，我们不仅能把鸡养得肥大，蛋生得多，最有意义的是我们能让被养的鸡都感觉幸福无比！” 计算机界也不尽然全是功利之徒，有一段轶事很少为外界所知。缘宏碁有位销售专员段晓雷，此人能说会道，头脑清晰，也很有侠气。而神通的刘大卫也是个性情中人，说话有点结巴，但在结结巴巴的后头，常蕴含至理。 有一次，刘、段两人不期而遇，且各为其主，争得面红耳赤。 两人所争的是公司领导人的能力高低及眼光远近，在华光（神通的关系企业）及宏碁两个公司中，以李振瀛与施振荣两个总经理为例，究竟谁胜谁？ 开始时难免各说各话，没有交集。妙在两个人都有求真的精神，他们得到的结论是，由段晓雷去见李振瀛，刘大卫会会施振荣，作一个客观的比较。彼此并约定，如果得到了共识，其中一个人一定要放下成见，“弃暗投明”。 于是两个人分别回去，为对方安排了交换访问的时间。 事后，段晓雷承认李振瀛比较高明，也决定履行诺言。可是他辞职未获准，尤其是当宏碁的老同事知道他要去华光，更是无法谅解，责备他见利忘义。段晓雷在进退失据之下，认为失信虽然不可，无义亦非所愿，最后竟然悄然赴美，销声匿迹。 在零壹公司中，沉红莲则是位女侠，她个性直率，严于律己也严以待人，经常得理不饶人。姜有谟是文化中文系的，原在她的手下工作，有一次突然来向我辞职。我当然了解其中原委，便问姜有谟愿不愿意写程序，他说怕学不会，我便直接把他调到程序部去。 不到半年，姜有谟边学边写，写了一套紫微斗数的软件。林维江立刻找来一位角头老大，打算开一个计算机算命的活动站。 那位角头老大很有点头脑，找人做了一个木头人，里面放一台苹果机，一台打印机。在胸口有一个洞，客人只要输入生辰，斗数图就立刻输出。 这个构想很好，但还需要加一点工，这便由另一位同事小董负责。小董做事拖拖拉拉惯了，一点小事答应了好几次，一直不能完成。那位角头老大很不高兴，也无可奈何。这事大家一直瞒着我，角头老大也不知道公司谁是老板，只知道找小董。 有一天，我听到三楼声音异常，下去一看，很多人围在那里。小董被角头老大抓着，逼到了墙角，紧抱着头，一副狼狈不堪的德性。 “你说，你快说！明天能不能交货！不说我就打死你！”老大手中是把锤头，离小董的头还不到一尺。 场中人人都吓得目瞪口呆，我正想上前，突然听到一声暴吼： “你想干什么！”一个娇小的人影由我身后越众而出，我一看，糟！是沉红莲！ 那位角头老大回头一看，也楞住了，他把小董放开，恶狠狠地打量了一下。原来是一只散发着怒火的兵蚁，正面对一只大甲虫，努力摇晃着两个鸡蛋似的小拳头。 全场鸦雀无声，角头老大举着铁锤，竟然哈哈大笑： “失敬失敬，原来贵公司有位女侠客！” 林维江也有侠气，有次沈红莲代表中文部向程序部挑战，比赛篮球。沈红莲是高中校队，大学班队，但中文部其它人不是文弱书生，就是纤纤佳人。 程序部仅熊黎民就堂堂六尺之躯，再加上几位手长脚长，活蹦乱跳的少年家，这场比赛的盘口是一比一万！ 不管是冷战是热战，中文部人人愁眉苦脸，唯恐有人提到球赛，万一有人不识相，遇到中文部的同仁，问声： “星期天…” 答案是千篇一律： “星期天我要去看电影，有谁请客呀？” 如果谁在沉红莲面前露出了一丝牙缝，就会看到一个美猴王大闹天宫的景象： “你是啥人？直教那姓熊的前来会我！” 熊黎民则是一副施施然状： “哦！哦！不忙不忙，到时自有分晓！” 星期天我赶到球场，两队正在操兵。只见那一端兵精将猛，篮球碰碰然，人球齐飞，一派袖珍NBA 的模样。 另一端，坐的坐，倒的倒，脚酸手软，遍地哀鸿。 本着人道精神，我正要宣布比赛中止。不料在程序部中，突然冲出一员猛将： “朱先生！我可不可以申请转部？” “现在转部？”我一看，是林维江。 “不现在转就来不及了。” “好吧，你要转什么部？” “中文部！” 球赛在抗议声中开始，也在抗议声中结束。原因是比赛太精采了，记分员变成了拉拉队员，浑然忘了比赛的目的，记分牌上一直是零比零，最后胜负难分！ 由于计算机是当红的科技，是经济利益的核心，想在这个圈子里找义人，实在是缘木求鱼。一九八九年，我曾在大陆见识到一位真正的义人。他符合了义的基本条件，即坚持原则，牺牲自己，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栾贵明先生。 有一天，有人拿一份人民日报给我，叫我看一篇讨论中国信息前途的文章。显然大陆与台湾，一个老大，一个老二，就算有差，也差不多。文中提到大陆盗侵版权的现象严重，有很多输入法即抄自我的仓颉输入法。抄还不说，为了个人的利益，反而以仓颉为对象，大肆攻讦。文中对这种现象很不以为然，严正地提出讨论。 作者是栾贵明先生，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电子计算器中心。 一个人能路见不平，为一个素未谋面、无利可图之人拔刀相助，这不是义人吗？后来我到北京，特地与他会面，相谈颇为投机。他早就看出计算机对文化的影响，也一直在这个园地中耕耘，但限于各种条件，能做的不多。 他也训练了一批学生，把《全唐诗》和所有相关资料都建了全文索引库，甚至于《古今文选》、《二十五史》等都在他的计划之中。我看到他的成绩，知道中华文化代代有传人，心中大感安慰。 后来我回到台湾，由罗鸿进口中得知因为他坚持研究传统文化而得罪了权贵，被迫离职。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信念，继续艰苦奋斗，在浊世之中殊足可贵。 坚持理念不是一句口号，零壹公司虽然只有近二十位员工，但一开门，处处要钱。平均我们每个月可以做四、五十万的生意，开支却在七、八十万左右。 能借的都借了，沉红莲也设法借了二十五万来，不得已，我决定把房子卖掉。内人很不谅解，我知道她关心孩子读书的问题，一心想去美国。因此便骗她说我要去美国发展，她信以为真，于是房子卖了，得款一百五十万元。 然后，我带着她们母子，先去洛杉矶安顿下来。售屋的钱先充作公司开支，然后由公司每月按时寄美金一千块过去。我则住进公司，以办公室为家，开始了尔后十数年有室无家的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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