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我决定重新返回人世，再世为人。我已经完全不是从前的我，虽然外形同相，肉体依旧，但所余的只有一个寄居体中的“愿心”。愿将自己渺小的生命，化为微弱的光明，贡献给无望、无助、求解脱的不幸的人们。 首先由身边的人开始，但是尼奥、东尼等并不需要我的帮助，我便退出了这个团体。而老马等中国朋友正在事业顺利当儿，他们需要的是做生意的门道，而非人生的忠告。我没有理由再待在沙市。于是，随缘之所至，我又回到了圣保罗。 平安的心境，无欲无求，对一切也都不再挑剔。首先，我找了一个大统舱式的公寓，一个房间内住了八个人，都是一些市井小民。在他们的建议下，我便从报纸的广告中，找寻合适的工作机会。 我选中了两个，其中一个离住处不远，是地毯工厂招聘绘图人员，我很有兴趣。另外一个很特殊，所征求的是“有创意的人”，姑不论我是否有创意，这个广告本身就颇具创意，所以我决定先去试试。 原来那是个推销图书的工作，我立刻打退堂鼓。主持的人口才很好，他说： “请不要对推销员有成见，请你告诉我，这世界上有谁不是推销员？人人都想引起他人的注意，把自己的长处表现出来。这难道不对吗？” “我同意，问题在推销什么？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为了双方的利益，但推销某些商品，则只是为了自我的利益。” “你错了，我们推销的是知识，知识是有利于大众的。”他说。 不错，他说得对，我为什么要预设立场呢？于是我接受了这个工作。与我同时来应征的，大约有十多个人，第二天起就开始受训。 这间公司名叫“四月文化出版公司”，是巴西政府在一九六四年四月革命成功后所成立的，其目的在于提高巴西人民的知识水准。这里有当时最新的第二代照相排版设备，全部员工有五千人，每周出版九十多种定期或不定期的杂志、报刊及各种书籍。 我们负责推销的是各种印刷精装的彩色丛书，他们的口号是：“把客厅的酒瓶拿掉，用知识的宝库取代”。十层高的办公大楼，设计得很有意思，一楼是个旅行社，门外贴了不少标语，有如：“某甲免费环游欧洲”，或是：“某乙游日本一周”等字样。哪有这样做生意的？我看了百思不解，难道这些人有什么来头？ 一上二楼，谜底就揭晓了，主持人说那些幸运儿和我们一样都是推销员。任何人只要业绩到达某一规定的水准，就有各式各样的奖励，其中一项就是楼下的免费旅行。 二楼正面有一个木雕的高大架子，装饰得金碧辉煌，上有双龙抱柱，威猛生动。架上挂着一面直径约两公尺的大铜锣，显得很有气派。主持人告诉我们，能敲一下那个锣，可是天大的荣幸，因为每敲一下，整个大楼都会震动。 “敲它做什么？”有人问。 “权利和荣誉！要卖掉十套书才能敲一下！”主持人说。 我们的教室就在二楼，主持人说，这十层楼都是营业部门，且楼次越高，地位也越高。我们唯有在卖出成绩后，才能进入楼上的高级俱乐部。 我一听就知道这种图书一定售价奇贵，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排场？ 走道两边贴满了捷报，如“某人于一天之内卖了多少本书”之类的彩色字条，一副卖书像卖报纸一样容易的架式。我越看越是怀疑，这样容易就被录取，又有这样好的福利，又是这样容易卖出成绩，其中必有诈。 果然，上完一天的课，我拿到报价表后，才知道原来玄机就在售价上，一套书大概等于普通工人一两个月的薪水。我们卖一部的利润是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说，卖一套书就相当于别人辛苦工作一个月。 那怎么可能卖得好呢？主持人告诉我们，诀窍是： “卖给你的亲戚，卖给你的朋友，卖给所有你最亲近的人！要知道，最信任你的人，经常最容易上当！” 所以，我放弃了第一志愿，想试试画地毯的工作。由于不常提画笔，也不知是否还能胜任，便连夜练习作画。 我先用静物练习，发觉虽然笔法生涩，但特征掌握得更好，颇有信心。在我作画时，同宿舍的巴西人都簇拥过来，在一旁品头论足，各有各的意见。 “你能不能画些别的？”突然有人问。 “画什么呢？”我过去很少做画，加上临摹惯了，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想到什么画什么。” 我告诉他没有试过，也没有信心，突然我想到，连一个普通的巴西工人都会提出这种问题，如果明天应征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该怎么应付？ 为什么不试试呢？以往我太好强，不敢做令自己难堪的事。如今连嬉皮都做过了，怎么还摆脱不了这虚荣的桎梏？ 我想到一个主题：人经常自以为是，其实错误百出。如何表现这个主题呢？我的技术并不成熟，根基也不够，又一向依赖视觉，抄袭实体。现在要凭空幻想，没有素材，应该从何下手呢？ 首先，我不求完美，只要能迈出第一步就够了。想了一会，以画人而言，眼睛眉毛鼻子等面部细节，不要说画得好，能画出来就不错了。反复筹思之下，我记起卡通影片中的印地安人，一个大鹰勾鼻子很具特色，再如长发用一条布带绑起，连眼睛都可以不画，至于衣服简化一下也不难。 根据想象中的印地安人，我画了一些动态的姿势，修修改改，倒颇有味道。接着我便考虑如何以最简单的手法，表现前述的主题。 首先，我想到的是海滩，其线条容易着手，椰子树的特征也很简明。假定有个印地安人，大热天在海边散步，不久便感到口渴不已。他看到一棵椰子树，便试着去摇些椰子下来解渴。正在摇时，突然看到附近有些美丽的少女，一时心花怒放，忘了身处何地。他开始胡思乱想，在幻想中，他走向前去偷看那些少女，不幸却被发现了，大家向他掷石块。印地安人美梦成空，转身就逃。这个主题代表人的自以为是，而且作贼心虚，刚好此时椰子被他摇落了，像石头一样打在他头上，吓得他落荒而逃。 我将这个构想画为连续的短篇漫画，自己也觉得效果不错。第二天就带着这篇作品，去应征画地毯的工作。 那是一间不太起眼的小工厂，老板约有五十多岁，见我是中国人，很有兴趣。他说他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只佩服中国人，因为我们同是文明古国，也都同受外人的欺侮。唯一不同的是我们还有一个国家，而他们的以色列到今天还在苦苦挣扎。 他谈了半天，简直把我当成了好朋友。最后他才想起我是来应征的，我取出作品给他看。他看了后，立刻说： “你不该来我这里！”话一出口他才发觉自己太过热心了，又忙着解释：“我的意思是以你的才华我当然欢迎，更何况是中国人？但是画地毯太简单了，不需要多高的艺术水准。” “可是为了生活，我现在需要工作。”我说。 “我知道，可是你应该去‘四月文化公司’，去那里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那里有全世界最了不起的艺术家，他们出版的卡通行销世界，在这里只会埋没你。” 四月公司，不正是我应征卖书的公司吗？我告诉他上次应征的故事。他说： “那是为了要赚有钱人的钱，他们是很奇怪的族群，买东西只是为了炫耀钱多，我们犹太人最了解他们的心理了，所以我们才能生存。这样吧，你先在我这里工作，同时我给你一个地址，是四月公司招聘员工的地点。你去碰碰运气，若是考进了四月公司，你随时可以离开，不伤感情。” 我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到那个办公处去，问他们需不需要“艺术”工作者。到底我的巴西话不够灵光，分不清“艺术工作”与“美工”的异同。 那个人给了我一张表，我照填不误，接着他领我到一个很大的教室中，拿了些问卷给我。我以为要笔试，心想多半无望了，不料那些都是“智力测验”，总共有五六种之多，全是图形，完全不用文字。 考毕，那人又带我到另一间好象是医院的地方，里边有很多测量的仪器。不久来了一个护士，为我做了很多“稳定度”测验。整个考试花了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足证他们要求的严格与态度的认真。 最后，他们叫我回家等候，并且说如果十天之后还没有消息，就表示没有录取。 我对测试成绩很有信心，但无把握。地毯工厂的老板听了，叫我放心，因为他知道若有任何一科未通过，下一科就免考了。我能一直考到下午，就表示都通过了。 我一边工作，一边等待消息。不料老板猜错了，一个月过去了，依然音讯杳然。 在地毯厂工作的一个月中，我完全掌握了用坐标纸绘图的技巧，这对后来我从事的中文计算机工作，尤其是字库的设计，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经验。 由于心里很平安，工作得也非常愉快，渐渐地就把应征四月公司的事忘了。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份印着四月公司的通知，叫我三天之后到总公司报到。犹太老板知道了，比我还高兴，祝福了又祝福，一点也不以我离开他的工厂为忤。 四月公司的规模极大，各地都有不同功能的机构，总公司在近城的郊区，每天都有交通车接送。第一天报到，我就被她宏伟的气势镇摄住了。原来她不仅是“出版社”之类的公司而已，她有自己的印刷厂、油墨厂、造纸厂，甚至有交通公司、旅行社等各式各样、大约十几种大型的关系企业。 这还是受限于法规，为了避免信息垄断，政府明文规定报纸、电台、电视等项目，四月公司不得经营。即使如此，其营业额之高与获利之丰，在当年巴西国内名列一百个大企业中的第三十名。 我到了接待室，一位明艳无比、态度大方的接待小姐详细地告诉我一应事宜，最后还跟我握握手，说： “欢迎加入我们的公司。” 我的部门在二楼，名称与英语一样，为“PASTE UP”，翻成中文是“用浆糊贴上去”！这是怎么回事？我考的是艺术，结果来做用浆糊贴上去的事？ 好在我不加分辨，随遇而安，老天要我来这里，我来就是。 部门的负责人叫米朗达，留了一副大胡子，看起来很像斯大林。他见了我，很暧眛地望着我直笑，打量了半天，弄得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半响，他问道： “你来这里干嘛？” 我正丈二金刚摸不着头，不知道这个部门做些什么。经他这一问，我更胡涂，大概我语言不通，走错了部门吧。 “我以为是要我来画画的。” “啊？那你就错了，这里只是“PASTE UP”，画画的在十二楼。” 于是我把桌上的资料拿起，准备上十二楼去。米朗达很幽默地摇着一根指头说： “不行！不行！你报名时，报的就是我这个部门，别的地方你去不了。” “我告诉他们，是报考‘艺术工作’呀。”于是，我取出那幅画给他看。 “啊！你搞错了，你想去画卡通，是不是？” “是的。”总算澄清了。 “那么，我们这个工作，你是不想做了？” “我倒无所谓，什么都可以。” “什么叫什么都可以？” “给我什么，我就做什么。” “我们这里不画画。” “那我不画就是。” “真的？那你打算做多久？” “只要你认为我还能做下去，我就继续做下去。” “有意思！”他特别拉长了语音，把每个音节分开来说。 这场哑谜，直到工作了一年多后，当我表示想要回中国去研究中文打字机时，米朗达才为我解开。 缘因该公司有一套完整的人事制度，据说是由美国引进、最科学的管理方法。所有应征者均需作智力与性向测验，做完测验后，每一个与试者都会得到一个分数，而每个部门也都有录取分数的上下限。 因为我的积分远远高于他这个部门的上限，所以考过以后，人事部门认为不能录用。据他们的判断，像我这种人，往往不能屈就，在这里不可能待上一个月。 米朗达知道以后，对我产生了无比的兴趣，他一向不太赞成这种死板的制度。希望用我来测试，看我到底能做多久。为此他向人事部门力争，最后还劳动决策人士出面协调，所以前后拖了一个月。还好我也没有让他失望，直到我离开为止，我的出勤状况以及工作时数都比他们部门中的平均数还要好。 这个部门的工作，其实就是“美工完稿”，由版面编辑起，到文字图形资料的剪贴，直至完成后交送印刷为止。 全部的工作人员共有十位，分成两组，我们这一组有七人，每周负责五十多种刊物；楼下还有一组三人，专门负责各种书籍以及周报等。 第一天，我只分到一本新闻性刊物，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做好了。第二天又增加了一份工作。一个月后，我一个人负责十五种杂志。其中技巧性最高的，是“天文”及一本“有机化学”，都要很细心地安排一些符号及图形。我从这些工作中所学到的工作观念，远比从学校课本中得到的为多。 工作稳定了，车子买了，搬到公司附近的一所公寓中，有了自己生活的一片空间。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家”的温馨，虽然家中冷冷清清的，只有一个人，却也有做不完的事。我还是保持着做嬉皮时的生活方式，房中只有一个床垫，一些泡沫塑料作为席地沙发。而我所忙的，是把在四月公司收集到的一些旧杂志，捡取有意义的内容，自行编篡成为集锦，以便自我学习。 不过时间还是用不完，人的烦恼经常是来自时间。时间不够时固然紧张、焦虑，时间太多也令人坐立不安，度日如年。 我深知其中道理，人想结婚，就是为了要免除这份寂寞。可是等到新鲜感过去了，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各自寂寞依旧。不仅是寂寞，甚至于连自由都赔了进去。如果家庭中又来了新的成员，小生命是另一种时间的消耗者，人被绑着动弹不得。但是在诸般忙碌下，总算能把时间难捱的苦恼，转换成另一种烦恼。 比如说，人们坐着经常交叉双腿，我发现这就是“相互绑住”的明证。因为坐时人的重心在双股，两条腿可以左右移动，即令两腿分明属于同一个人所有，因重心分配的不同，左右两腿的压力感受也就不同。这时，人不住地想动，却又得不到任何满意的感受。如果把腿相互交叉，两只腿都不能动，则不论压力如何，舒适与否，反正是不能动，也就不动了。一旦习惯养成，一坐下，双腿便自然而然的叠在一起了。 成家也是同一个道理，人若不设法把自己绑住，就会“不安于室”。 我不愿意被绑，至少在金光照顶后，我已经失去了以往那份激情。更何况我有的是方法，使自己永远忙碌不堪。 我找到一所有合唱团的教堂，他们歌唱的水准自然比音乐学院差得多。我又变成了合唱团中的甘草，从男高音、男中音，一直唱到女中音、女高音。这一来，各个业余的合唱团，不断有人来邀请我参加。一个星期七天都排满了，我又怎忍心拒绝呢？甚至有个合唱团开给我的条件是练唱的时间由我来挑！ 巴西人真爱音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读谱能力就是不好。唯一的解释是他们把合唱当作消遣，当作交谊，不愿意下功夫。在练唱时，老曲子当然没有问题，可是要使新曲子变成老曲子，可就煞费乐团指挥的心血。 在“校对间”有位女同事法蒂玛，人长得非常漂亮，但是神情高傲，很少与同事来往。有一天，她突然主动要请我喝咖啡。虽然我的人缘不错，但是对她的态度却也和其它同事一样，保持距离，以策安全。 我诚惶诚恐的接受了她的邀请，她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邀我参加她们的合唱团。我心上的大石放了下来，但因为时间早已排满，只得委婉地拒绝。 “你不能拒绝，因为我打听过，你是学音乐的！” “可是我答应别的合唱团在先呀！” “你称那些叫合唱团？”她真下了功夫，竟把我所参加的团体都背了出来。 “为什么不是？”我不能不佩服她。 “我们是职业合唱团，和你们巴伊亚的‘牧歌’齐名！” 这下才让我刮目相看，当年没能参加牧歌合唱团，一直是我的心病。今天碰到这样好的机会，我怎能轻易放过？可是，我又不能失信于其它人，总不能说：“你们水准不够，我要转入职业合唱团！” 法蒂玛知道我的处境，她说： “其它合唱团的事，你不用操心，那些指挥都是费尔米的学生。关于你的事，还是他们推荐的哩！” “费尔米是谁？” “亏你还学音乐？连他都不认识！” “我连同学和老师认识得都不多。”我说的是事实。 “费尔米是音乐界的泰斗，以前在国家剧院指挥过。” “那应该很容易找到人呀，巴西人个个会唱。” “我们一直缺少男低音，没有低音，费尔米不肯指挥。” 这话多半属实，男孩子都喜欢唱高音，而合唱团没有低音，就没有合弦的张力。尤其是巴西沿袭了欧洲风格，都采用“无伴奏”，无伴奏再无低音，就不能称为合唱了。我的音色不够低沉，可是有一点长处，就是音量大。我因练气的关系，曾经一口气唱过缓慢板八个小节的长音，一般乐团总是要用两组人，轮流换气来唱。 我最不好意思退出的，便是那个配合我改时间的合唱团。想不到大力推荐我的，正是那个团的指挥，他曾是法蒂玛团中的成员之一，也唱男低音。他甚且表示如果费尔米愿意出山，他也决定归队。 这个合唱团的名字我已经忘了，成员的姓名记得的更少，因为我们在一起时，很少叫各人的名字，只用音调来代表某一个人。我的名字就是中央C 下面的LA，当他们要叫我时，便压低嗓子，唱一声 LA 。 最有趣的是有次公演后，大伙到一个酒吧去喝酒玩闹。我们照例FA MI DO LA 的叫来叫去，不料，几个音符刚巧凑成了一首正在流行的热门歌曲，一时全场都唱了起来。我们笑成一堆，唱的人却是莫名其妙。 跟兴趣相投的人在一起，那种愉悦只能身临其境的感受，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任何时刻，只要有人起了一个音，经常就有歌声相和下去。麻烦的是，有时几个人同时出声叫人，又恰巧组成了调性，就会有不识相的人胡乱地唱将起来。不知道鸟儿相互呼唤的方式如何，可能也是如此，以致整天聒噪不休。 有一次，大家起哄，要我教他们烧中国菜。我是当仁不让，为了让他们心服口服，决定先教理论。他们都喜欢吃中国菜，尤其一听说还有理论，大伙都围了过来。 其实理论很简单，不外乎利用人的感觉，以视觉、嗅觉、味觉、温觉及齿感、舌感和喉感等四觉三感，与食物的性质做适当的调配。人的感觉阀常因刺激的重复而迟钝，调配就是在各种感官和食物的极限中，加以合理的变化。 在视觉上，除了食物本色外，要注意所加的颜色与人心理上的关系，如色深表示较咸，色浅表示清淡。 在嗅觉上，须知植物具有香味族羟，其香味则有些轻，有些重，轻者可以混合，重者应避免相混。要使香味浓郁，最好加上适量的调味酒，因酒于摄氏七十度左右时，气体挥发迅速，有利于感觉。 在味觉上，甜味感觉厚，但多则腻，咸味应为主，若多则嫌苦，其它酸、辣、麻味则视人而异，是刺激之促进因素。由于肉及菜各有其结构特性，有的味道可以深入组织，有的仅能附着于表面。故宜视情况决定调味料，同时还要考虑火候及烹调方式等因素。 在温觉上，热食者以多香味者为宜，因热可使香味散发出来；冷食者以味重为宜，盖温度低时气味不易感觉，腥膻甜酸等味之食物最宜如此。 至于食物之烹调方式，无非使之熟透、入味、充分拌和并达到改变性质等作用。烹者必须先了解食物之各种性质，以求得所需之结果。食物之性质如软、硬、滑、脆、韧、绵、酥、融等八类，分别与上述三感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上条件都了解了，再就是选择处理方式：炒、煎、烧、烤、炸、焖、煮、蒸、炖等，每种方法会产生不同的效应，与食物性质也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最后是前后处理及火候，每种食物所需要的准备方式及浸泡、加热的时间不一。要能掌握形状、大小、烂度、浓度等因素，以决定理想的方式。 如果光说不练，不可能掌握得恰到好处，所以我大概地介绍了一下，便准备动手示范。讲理论时，男士们听得津津有味，女仕们却早已个个跃跃欲试。一听到要动手，男士立刻跑光了，一派男儿本色。 因为人多，我同时教她们做两个菜，一个是辣子鸡丁，一个是罗宋汤，这是我找得到的现成材料。 我先烧一锅水，再教她们切菜的功夫，顺便把调味料备妥，放在一旁。说明了过程，然后分成两组，一组做汤，一组炒菜。 这时先前烧的水快开了，我把炒菜锅放在另一个炉上，加了菜油，准备让炒鸡丁的先上。再来教煮汤的如何下菜，才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罗宋汤。 原定炒鸡丁的是唱女高音的法蒂玛及另外两位，她们的称呼正好是一组大和弦的主音，DO MI SOL ，因为 MI 正好在我旁边，我当然先喊她，于是我说： “现在 MI ，SOL ，DO，到……”话未说完，隔壁的男声们一听，立刻随着 MI SOL DO 的旋律，唱起了一首威尔弟的进行曲，一唱百和，而且慷慨激昂。 火还在炉子上烧着，油快烧热了，但是乐音一响，这边也有人嗓子发痒，连做菜都失去兴趣了，一个一个跑到隔壁，唱将起来了。 我连声大叫，恰似背景伴唱，更增加了音乐的气氛。左边的水开了，锅盖也好象受到音乐的鼓舞，一个劲地往上掀。右边锅中的热油则轰然一声，立刻燃烧起来。这原本算不了什么，在餐馆的厨房中司空见惯。可是这是住家，外国住家厨房里没有吸油烟机，而且天花板很低，火苗一冒上去，瞬间满屋子便是乌烟瘴气。 我一边还在大叫，一边低下头去，想法子找火炉开关，一时手忙脚乱。隔壁的声乐家们见到火光冲天，才知道大事不妙。等到火被扑灭时，屋顶已是一片焦黑。 我们最盛大的一次演唱会是在圣保罗的国家剧院，因为是费尔米复出的头一场，大家都很紧张，深怕出了纰漏。 费尔米年纪不过五十来岁，但却满头白发。他和威德曼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典型，他的感情丰富，诠释方式也就显得十分戏剧化。有次在练唱的时候，为了达到一段音乐效果，他下令把室内的家具统统搬出去。搬完后，大家累得气都喘不过来，他却坚持马上开始练习，法蒂玛连声抗议，他不依。结果小小的一段，练了两个钟头。大家抱怨不已，他一概不理，直等到他满意了，才说： “你们要用‘心’来听，是不是不一样？” 法蒂玛不客气地回嘴道： “先前是因为搬东西，‘心’跳得太快，现在才恢复正常！” “先不管那些，我只问你，是不是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 大家开始各陈己见，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就是开始时呼吸不匀，很难唱好极轻音。他摇头说不是，最后反问他，他才说： “我是故意的，哪里要把东西搬出去？演唱场所能够变吗？不能变就不能唱吗？因为你们刚搬完东西，希望休息，而我不允许，于是心就不平，所以唱不好。为什么最后唱好了呢？是因为知道逃不掉，非唱不可，所以心终于定了下来。我当然知道你们越唱心里越烦，甚至比搬东西更不满，是不是？” 大家都没有话说，他又接着说： “只有当人真正沉浸在音乐里，心才会平静，音乐的味道才能流出来。我就是要你们亲身经验一下，也可以说是小小的考验，所幸两个小时之内尚能平静下来，表示你们是真正的喜欢音乐，否则我也懒得跟你们瞎混了。” 他说完，法蒂玛把舌头一伸，说： “原来你想把我们甩掉，居然用这种下流手段！” 费尔米突然把双手一抬，说： “第八小节，三、四……”手立刻向下一沉。我们本能地、异口同声、轻声细气地唱出那段悠美的旋律。 “怎么样？我说得不错吧！要知道，音乐是一切，是生命的真谛！” 为了使音乐流出来，我们苦练了半年，果然与在音乐学院的感受完全不同。可是我也付出了不少代价，他的节目单中，各国民谣都有。为此我必须练习各种发音，而且要在完全不懂意义的情况下，活生生地把字符吞下肚里。 我们乐团共分四部，每部四人，共有十六人。那次的演出为期三天，每天一场，每场分两个部分，每部分约一个小时。 由于费尔米名气大，门票早就卖光，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套新制服，很帅，也很实用。尤其是那条黑色的喇叭裤，不知是什么质料，夏天穿来凉爽爽的，很透风。我从巴西穿回台湾，又穿去美国，直到穿到薄得透明，光线都能透过了，才让它退休。 圣保罗剧院就在本市中央、市政府的右侧。那是一座十八世纪的建筑，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内部真可谓是金碧辉煌，所有的椅子都是镶金的红木制成。脚踩着毛茸茸的地毯，就好象走在云端上一般。 为了了解剧场内的音效，我们分成两组，一组人在台上练唱，另一组则到每个角落仔细聆听。根据费尔米的说法，低音传得远，高音消逝得快，所以每个人都要实地感受一下，以便自行调整。 该剧院原是为了演唱歌剧而设计的，全场大约可容纳一千多人，仅仅后面的普通座就有上下四层，两侧还有包厢。我生平第一次坐在包厢，正准备慢慢欣赏台上的演出。不料费尔米眼尖，大喝一声： “中国人！你又不是贵族，过什么干瘾？快去找音效！” 他那一声断喝，全场清晰可闻，妙的是却无一丝回音，传真度极高。 等到我们这组试唱时，我才知道台上与台下的感受截然不同。从舞台传来的声音，在台下听起来很正常，便以为和平常练唱时没什么差别。等我到了台上开口一唱，声音竟然消逝得无影无踪，使人不由自主的，就想要提高音量。 “小心！小心！不要管你们的耳朵，否则便成吼叫了。等一会儿听众进场后，那些家伙就像吸音器一样，声音一出去就被吸光了，比现在更严重。所以千万注意，你们照平常练习一样唱，不要受环境的影响，否则便不是音乐，变成牛鸣了。” 他这些教诲都是宝贵的经验，我虽与音乐缘分不深，却也收获匪浅。 这次的演唱会很成功，我唱错了好几个地方，其它人也好不到哪里。但是报纸乐评人，都给了相当高的评价，费尔米兴奋得很，说要带我们去欧洲演唱。 可惜我没这份福气，没有多久，我因为决定回国研究中文而退出合唱团，着实被法蒂玛责备了一阵子。 在四月公司的那一段岁月，相当于我个人自我调适的阶段，由于心中平静，不忮不求，所以古井无波，日子过得也很平顺。 自己的问题没有了，这才看出人人都有问题，连米朗达也不例外。他喜欢找我聊天，因为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也能旁敲侧击地安慰他。 米朗达的问题是想攀升，他在公司算是“老人”了，目前贵为经理，负责印刷部所有的业务，手下有一百多个工作人员。他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要提防别人来抢这个职位，还要处心积虑地往上攀爬。整天生活在斗争中，烦恼不已。 我问他： “你再升上去，会是什么职位？” “出版事业的协理。” “那个位置是不是比较安全呢？” “呵呵！你在说笑话吧！当然是越上面争得越厉害。” “那你不是在自找烦恼吗？” “可是，收入会多些，谁不想多赚些钱！” “那么你认为钱能使你快乐了。”我问道。 “当然，难道你不是为了钱来工作的？”他反问我。接着又说：“有了钱，才有生活享受，你是不懂还是跟我抬杠？” “享受什么呢？是钱还是生活？还是更多的烦恼？”我再问。 “那该怎么办？等着别人把自己赶走？” “不必，你只要向公司建议，自动减少薪水，增加工作量，看谁还会来抢！” 他是个聪明人，从此不再对我提这些事。 其它的同事也都有问题，不是金钱，便是感情。人总想要多得，却不知多得一分，就得多付出一分。获得的时候永远嫌少，在付出时却又吝惜得心痛不已，恰恰应了红楼梦上所说的：“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有位同事，工作很努力，经常自动加班。加班时也常有一位貌美似花的姑娘陪着，羡煞办公室的其它同仁。 他因为想结婚，打算多赚些钱，好买栋房子。记得有次他拉着我去看房子，那是在公司附近的一个小公园旁，一处白墙红顶的别墅型社区。房子建得精巧，多数是三房两厅，最适合小家庭居住。 这里已经住了不少同事，四月公司为了安定员工，早与建筑公司谈妥，有长期低利贷款，还有折扣优待，非常理想。我们看了都很满意，他劝我也买一栋，我觉得自己方向未定，归属不知，买了恐怕成为负担。他精挑细选，看中了一户面对公园的二楼双拼，兴冲冲地准备在星期天与他的未婚妻一同来办手续。 到了周一上班时，看到他一副很懊恼的样子，我知道一定是买房子出了问题。 “签约了吗？”我问他。 “岂有此理！她不同意，她说离她上班的地方太远！” 圣市范围很大，有一千万人口，我们公司在西北端，他未婚妻则在市中心工作，从这儿开车过去，要花一个多小时。 “房子多得很，再另外找吧。”我安慰他。 “为什么她这样自私呢？只顾她自己？” “你要同情她，每天在路上浪费两个小时，实在不值得。” “谁叫她的工作那样远呢？如果离她近，我上班就远了。” “她是女孩子，你应该体谅她！” “她应该体谅我呀！我的工作比她辛苦。” “为了爱情，牺牲一点吧。”人的私心不去，还谈什么爱呢？我不便拆穿他。 “为了爱情，她才应该牺牲！了不起我再找一个。” 我不再劝他了，有什么用呢？人如果没有判断力，让他去磨练吧！ 自此以后，我再也没见到他加班，自然也没再见到那位美丽姑娘的倩影。 在工作上，由于我效率太高的结果，大家不再像从前那样忙碌。奇怪的是有些同事过些时就失踪了。这里待遇极好，福利也不错，是不是公司为了我又开除了别人？果真如此，那我又犯了老毛病了。 我去问米朗达，他叹了口气，说： “他们都是自动辞职的，我们部门的流动性很大，近几年市面上各种杂志、书籍越来越多，剪贴技术的人才奇缺。当初之所以不敢用你，也是怕你学会了就跳巢，那我们又多了一个敌人。放心，不是你抢了他们的饭碗，而是你帮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现在只因你不是巴西人，所以升职的事还在考虑，迟早不会亏待你的。” 我倒不在乎工作职位，只要不是因为我，害得别人失业就够了。不久，我被升为本组的小组长，统筹处理各种相应的工作。 我不敢再提高工作效率，但是又闲不下来。有天我们整理工作环境，发现有很多短小的铅笔，已经无法使用，丢掉又太可惜。我灵机一动，便利用多余的时间，用铅笔的一端，做人像的微雕。 这一来，我成了“抢手货”，每天都有人跑来向我要雕像。尤其是隔间“校对部”有好几十个人，他们除了核心组员外，其余大部分是兼差。有的是学校老师，有的还是自由作家或其它与文学有关的人仕。 从事文学工作者大半为女性，而且大都灵秀可爱，所以我特别喜欢与他们部门来往。有一次，他们有个聚会，与会者多半是些作家，我也在被邀之列。当然，我很识趣，身上带了一把美工雕刀以及很多短铅笔。 当他们在讨论文学之时，我无缘置喙，便在一旁“速雕”。 后来，有人问到我对文学的看法如何。我当然喜欢，但是限于语汇，他们又老是咬文嚼字的，教我难以启口。 我看过不少名著，但都是中文翻译本，连原名都不知道，更何况巴西文？有人说，没有关系，如果能用英语拼出来，他们或许能够猜到。 于是一场异国的元宵灯谜开始了，我能说得出来的几本，都不知如何启口。突然间我想到，英国的侦探名著《福尔摩斯探案》应该很容易说，福尔摩斯必定是从”FORMOST ”直接音译过来的。 因此，我说有部英国的侦探小说《福尔摩斯》，他们猜了半天，我则应用各种想得到的方式，把“福”、“摩斯”的排列组合，一一念出，仍然没有人知道。他们叫我用写的，我却根本不知道原文为何。 第一个灯谜失败了，他们叫我再换一个，我想起大仲马的《三剑客》（或称《侠隐记》），大仲马是法国人，其子小仲马即《茶花女》的作者，父子二人皆属于文学史上浪漫时代。即使我说不清楚，至少他们可以猜出来。看看每一个人的神色，我知道，为了表现对我雕像的感激，他们很希望能猜对一题。 大仲马怎么拼呢？大小尚可以解释是父子二人，他们颇能领悟。大家互传，法国的父子二人，总算猜对了一半，大家都很兴奋。然后他们提了很多书名，很抱歉，我一个也听不懂。我告诉他们，有部作品，是斗剑的侠客，还表演了一下斗剑的动作，然后说有三个。他们更是高兴，“三”个“那样的”玩意，然后呢？大家依然讳莫如深。 回国后我才注意到中文的各种译名非常紊乱，《福尔摩斯》原名 Sherlock Holmes，与“福尔摩斯”毫无关连。至于仲马则为 Dumas，这种笑话实在让我自己都觉得丢人。 后来我到大陆工作，在教学时便引用这段往事，并强调凡是没有把握的事，千万不要妄求表现。同时我也抱怨，巴西那些作家连《三剑客》这种名著都猜不到，枉费我表演了半天。我的结论是，人应该多一点想象力。 那时有个美国学生万华德也在深圳随我学习，在听了我以英语说的“三剑客”后，表情非常诧异，请我再说一遍。 我的英语本不强，单字尤其记得不多，对这个字却是记忆犹深，便很有信心地说： “Three Mosquitos！” 他听了，失声大笑，笑得人仰马翻，笑到最后，居然跌落地上。 他一向对我尊敬无比，怎么会突然变得这样失态？人人惊愕之际，他也发觉了，只好必恭必敬地解释道： “朱先生，Mosquito 是蚊子！” “三只蚊子？那剑客呢？”难道是我记错了？ “剑客是 Musketeer。”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