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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迷惘   移民、流亡、迷失、嬉皮


  在我刚由巴西回国时,曾有几位农学院的同学,应巴西政府的邀请,到亚马逊河一带考察。临行前,他们曾来征询我的意见,我认为绝对值得一去。在巴西政府的支持下,以我们的人力及技术到那里去开发,一定会有很好的前途。
  一九七零年,他们又来找我,说是已得到巴西政府的承诺,在北部的马诺良州,由东北开发局拨出可以“抵税”的开发基金一千万美金,另有卅五万公顷的原始森林供开采,并在马州首府提供一百公顷的建地,作为中国城之兴建。交换的条件只是初期几十万美金的开办费,以及技术人才的参与。这种优惠的条件,罕有的良机,在他们回国近两年的时间,竟然走遍豪门巨富,得不到任何反应。
  我仔细分析研究,发现他们犯了三个大错误。第一,他们专找有钱人,在台湾有钱人不怕没有钱赚,绝对不愿冒险。其次,他们这些优惠的条件,如果提不出有力的佐证,以国人保守的个性,很难采信。第三,这种计划如果得不到政府的首肯,将来会有很多麻烦。因为有好几位颇具声望的人士,曾提出移民巴西,以减轻国内人口压力的计划。最后都因政府要保留人力,作反攻大陆的准备而不了了之。
  原则上,如果政府能够谅解,再容许技术人员小量投资,成为股东,我相信以自己对巴西的认识,说服几十位技术人员参加,凑上十万美金,大概还不成问题。
  但是他们却反对技术人员参加投资,怕因此分散了最初参与者的权利。考虑了很久,直到年底,他们已山穷水尽,迫不得已,才同意了我的建议。
  他们实际的负责人是张耀如先生,比我大几岁,非常精明强干,口才好,又有容人的雅量,唯一的缺点是不够果断,顾虑太多。其余成员共有十位,目前一半尚逗留巴西。在台湾所见的则乏善可陈,有的过于事故,有的趾高气扬。给人的感觉彷佛是江山已定,只待将台高高筑起,立即裂土封神。
  当时巴西有大使馆在台,驻华大使缪勒先生是这事的发起人,因之全力支持。经过他的奔走以及张耀如等的努力,侨务委员会原则同意了两千户的农民移居巴西,但是严禁对外宣传张扬。
  同时我也找了十几位朋友,朋友再介绍朋友,共有四十多人愿意参加,以每人出两千五百元计算,共有十万多美金。他们共同的疑惑是,既然有一千万美金的开发基金,为什么还要这不足道介的投资?据我所知以及巴西大使馆所提供的资料,其原因在巴西政府为了经济平均发展,将亚马逊河流域列为特区,成立了东北开发局。有兴趣者先递上开发计划,并自备开办费用,等到计划批准了,即可成立公司,再到巴西各地募集资金,这些资金都可以抵税。一般说来,只要计划好,人人都愿意投资,不想白白缴给政府。
  十万元并不多,如果能妥善运用,公司一旦成立,就可以筹募大笔资金,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且巴西北部土地肥沃,气候良好,以中国农民勤恳耐劳的特性,有土地可资耕种,有森林以供开采。在巴西政府的协助下,不愁没有市场,又不必担心资金。人一多,中国城就可以兴建起来,士农工商,百业待兴。只要辛苦努力几年,这些成果不仅我们几十个人终生享受不尽,人越多大家成功的机会也越大。
  等到我们在台北把人招齐后,发起的股东已经分成了两派。在巴西留守的不甘于割让既得的权利,反对新人入伙;在台北的知道良机不再,极力争取。好不容易双方妥协了,新进的股东又开始争吵,要占一半以上的股权。当然原股东都不同意,我也觉得太过分,为了公平,双方皆以实际投资额计,新股约值百分之二十。
  我和张耀如成为两边的和事佬,有一次我甚至下跪,求他们顾全大体。说穿了,我不认为这个公司的权利有什么好争的,到了巴西,各人都有自己发展的机会。到那时可能没有人愿意留在公司为大家服务,现在闹得面红耳赤,又是为了什么?
  假如不是自己多事,找来这些朋友,责任在身,无可推卸,我早就退出了。想来想去,成大事总难免要历经奋斗,只要巴西的公司成立了,让这些朋友能一展身手。到时我一定丢下一切,飘然而去。
  本着这种信念,我们终于克服万难,在台北成立了“中马农林工商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设在仁爱路三段。次年一月,我带了美金支票三万多元,首赴巴西,与已在马诺良州的留巴先遣同仁会合。我的任务是立刻组成巴西的子公司,办理后续人员的入境手续。如果不能达成,即把所带去的钱,原封不动地带回台湾。
  在离家之前,为了安顿继母的生活费用,煞费心机。我特别情商原来服务的台视电影部,将几十部影片交给我一口气先译妥,再委托同事代播。每月约有两千多元的收入,共有半年,由台视按月派人送到家中。
  此外,偌大的家中,空空洞洞的,只剩下她一人,万一发生了什么事,也乏人照料。可是这事我费尽唇舌,不论她的或是我的亲友,竟没有一个人愿意住这栋免费的房子。不得已,我找到同是中马公司股东的江述凡兄,说好说歹,请他全家住到我家,当然有个附带的条件,就是照顾我的继母。
  我携带的行李中有八大册的日记,是我一生的宝贵记录。留在家中我不放心,而这样东飘西荡,不知流落何处的生活,放在身边亦非良计。因此在路过洛杉矶时,我便委托老孙,请他代为保管。不幸他的工作也忙,那些心血在一次搬家中全部遗失了。
  马诺良州的首府是圣路易市,人口约有十多万,整个城市好象仍沉睡在十九世纪的岁月中,殖民式的房屋,百年来除了披上一层层斑剥的外衣,一切都没有改变。
  圣市位居赤道之南,位于亚马逊河出海处,面临大西洋,是典型的热带海洋气候。当地土壤之肥沃,物产之丰饶,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有一种经济价值极高的棕榈科植物芭芭苏,其种子可以提炼百分之七十的植物油,质地远比椰子、花生为佳。不仅可供食用,在工业上也非常重要。芭芭苏一年三熟,而且遍地丛生,毋需种植,只要在种子落地后,俯身捡拾即可。
  基于市场的需求急迫,在五十年代,德国人首先来此开发,现代化的工厂耸立起来,海运网也无远弗届。然而到了开工的时候才发觉遍地的芭芭苏种子,却找不到人去捡拾。薪金低了,巴西人宁愿捡来自食也不愿工作。把工资提高了,工人赚到足够喝酒的钱以后,就一连几天不见人影。经过多年的努力,情况依然,德国人无计可施,只能勉强维持月产量八百吨,一年才装得满一船。
  美国人不信邪,利用科学分析,采取心理战略,先在各地设立收购站以便利捡拾,情况仍然没有改善。进一步,美国人又在各地建造房舍,室内有水有电,冰箱、电视等设备一应俱全。只要巴西人捡拾芭芭苏种子若干,便可以住进去,享受文明之乐。
  起初巴西土著因为好奇,确曾踊跃捐输过一阵子,等到新鲜感满足了以后,发觉得不偿失,又回到丛林中去了。
  除了野生的芭芭苏,那儿还有很多椰子园,园主们终年只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到了收采的季节,买主一到,园主顺口估个价钱,即任人去采。至于没有主的椰子树,巴西人也懒得自行动手,他们训练猴子,让猴子爬到树上,只要做个手势,猴子自会把椰子摘下,丢到地上来。这样轻松的工作,还有人抱怨,怪椰子太重,树长得太高。
  我一到圣市,那股潮湿而又燥热的空气,就令我感到呼吸沉重。再一看来接我的公司先遣人员满脸乌云堆积,我立刻跌入绝望的深渊。
  公司在一个暂租的住宅里,设备简陋,人人打地铺,连床都没有一张。闷热的白昼让人提不起一点精神,无法工作。入夜后又因电力不足,灯光有似荧荧的鬼火,时明时灭。为了要办事,我们只好点上一盏煤气灯,那青白色的火焰,照着空旷的室内,更显得四周阴森森的,诡异迷离。
  当地的股东有两位我曾在台北见过,魏先生约有五十多岁,曾任公路局工程师,是原考察团的团长,也是台北公司的董事长。另一位张上校曾留学西班牙,结识了一些南美军事将领,退休前是蒋纬国将军的副官。另外三位中,老萧是我的学长,他很有领导能力,头脑清楚,只是自视太高。小杨也是学长,他的私心极重,主意很多,从来不为别人着想。小廖则是学弟,他很少表示意见,一切唯老萧是从。
  我到圣市的第一夜,在阴霾的气氛中,魏先生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我阐明了台北方面的观点后,一场惨烈的战争瞬即爆发,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宁日。
  魏先生以董事长身份,命令我立刻把钱交出来;小杨坚决反对办理新股东的入境手续,而且认为台北的股权不应超过百分之十;老萧则认为巴西公司应为主体,台湾是分公司,一切应由总公司作主。我看得出这完全是权利斗争的问题,如果公司不尽早成立,在台的股东便不能来巴,也就得不到合法的地位。这边的人打着如意算盘,认为台北的股东只负责提供经费,而由巴西公司全权经营。
  我当然不能妥协,只有期望魏先生能主持公道,而魏先生除了同意立即成立公司外,其它不参加意见。张上校则在一旁隔岸观火,他不是新股东,也非考察团团员,而是张耀如特别请来做公共关系的。他的立场非常暧昧,每次都说要保持超然,私下里又分别要求我们支持他,希望能将魏先生取而代之。
  我费尽唇舌,天天与萧、杨两人周旋,却毫无进展。好几次我失望得承认失败,准备回台,但是又总觉得还有一丝希望。后来老萧不再坚持人员来巴的限制,我也妥协了,自行作主,同意以巴西为主,台北为辅,且将台北的股份降为百分之十五。小杨却毫不相让,宁愿全部计划泡汤,也不愿意给台北最近参加的人捡了现成便宜。
  有一次,老萧和小杨私下向我表示,我们几个农学院的同学已经大权在握,眼看可以成就非凡的大业,为什么这样傻,甘心让台北的人来分一杯羹呢?我则说出自己的责任和想法,我认为这种事业绝不是几个同学就可以完成的,人多才是力量。
  由于经验与历练的不足,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是在与萧、杨谈话后,便写了封信给在台的同学,一方面谈了些近况,一方面对两位学长颇有微词。信一发,我就觉得不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总算大家同意先成立公司,接着为了头衔、职位,又是风波连连。照巴西政府规定,董事长一职应由巴西公民担任,而且已指定了一位素有声望的退休将军。魏先生认为副董事长非他莫属,张上校凭着他在南美的良好关系,也自觉当仁不让。争了几天,张上校以我们公司财力不足,人事倾轧,要向巴西将军揭发为威胁,魏先生这才让步。由张上校任副董事长,他则担任总经理兼财务,老萧管生产,我管商务,另一位巴西人管行政。
  台北得知公司组成后才同意付钱,于是我把带来的美金支票交了出来,不料因台北作业错误,支票不能兑现。更糟糕的是我那位同学竟把那封信公开展示,两边都群情愤慨,一时函电交加,互相责怪。这边说台北失信,台北则坚持要将老萧解职,双方闹得不可开交。所幸老萧颇识大体,自动辞职,钱也及时汇到,才稍有转机。
  到了三月,因为我不能达成任务,张耀如亲自由台北赶到,以解决人员来巴的关键问题,他到了之后才发现双方之立场很难妥协。一直谈到四月下旬,美国总统尼克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乒乓外交,巴西政府基于政治因素,准备撤消我们的计划。至此,我心里已明白,如果两千户农民不能移民来巴,空有土地也难以成事。
  祸不单行,支持我们最力的巴西驻华大使缪勒先生,乘飞机由台湾赴香港时,竟然在台湾海峡坠落,全机无人生还。失去了缪勒的助力,就像失水的游鱼,希望更是渺茫。我们一再努力挣扎,甚至到巴西里亚去找马诺良州的参议员沙奈设法,但是,看他那一副敷衍的态度,我完全绝望了。
  台北公司对我的表现很不满意,我也感到灰心万分,在七月底黯然地辞去职务。今后该何去何从呢?回台湾吗?又如何面对那些股东?这件事的错误完全在我,是我不自量力,又未看清真相,拉了这些无辜的朋友入伙。到了巴西后,明知事不可为,不能当机立断,以致泥足越陷越深,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后来听说台北还想挽救,又投下了不少资金,权利争夺更加剧烈。明知是个火坑,但因大家对我失去了信心,不论我如何劝阻,只换得冷言冷语的讥诮。这些无助的苦痛,都化为阿鼻炼狱,每当夜深人静时,便不断地在恶梦中出现。
  平心静气的检讨,这件事完全是我咎由自取:
  第一,经营企业本非我的志向,既未受过专业训练,又没有下功夫去思考研究,只为有利可图,冒然投入。
  第二,我自以为了解人性,像这样庞大的计划,参与人数众多,各人都有打算,而我却想用自己的理想粉饰其表,不伦不类。
  第三,这种跨国事业,人员分处在地球的两极,本就沟通不易。再加上两边的参与者泰半素未谋面,怎能期望大家同心协力,合衷共济?
  第四,我们后参加的投资者,只以些许的资金,怎能妄想趁人之危,分享原来那些人既得之利益?
  总而言之,我错了,我不应该强自出头,硬把一些无辜的朋友拉进这个是非圈中。我原有预定的目标,这一次实际上是在抄快捷方式,想把公司组成,大量移民巴西。满以为到时可以借助众人之力,不但解决了继母的问题,又能衣食无虑,再去追求我的理想。
  目标的达成有其必然的过程,以及必然的后果。如果不事先彻底了解这些必然性,那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最后,当现实呈现在眼前,才发现那并不是自己所要的,再想回头,光阴已逝,错误已然造成了。
  我完全没有了解这一事件的必然性,我鄙视金钱,痛恨斗争,却把自己放在权利风暴的核心。当然,不经历这些过程,又怎能达成目标?然而后果是什么呢?万一运气好,轻易地度过了重重难关,一切顺利解决。再下一步,事业逐渐推展,在动态的人、事变化中,时时有新的情况产生,互为因果,又要到什么地步才算目标达成了呢?
  我只是在追求幻想,而且把自己的幻想建立在别人的幻想上。综观我过去的所行所为,虽说是没有私心,但自认为有能力解决一切问题,每每强自出头,滥作主张,这又与有私心有什么分别?古人曾说:“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我怎能在自己还是非不明,黑白不分之际,就开始兴风作浪?
  痛定思痛,我知道错了,但错已铸成。如今唯有隐姓埋名,遁避天涯,让时间去洗刷我满身的罪业。
  到哪里去呢?死不能解决问题,剩下的责任是把我犯下的过错,向天下人公开。此外我还要更深一层地追究,到底是什么因素,使错误一再地在人间蔓延?
  回沙尔瓦多吧,至少那里还有音乐,虽然我曾是逃兵,看看能不能再逃回去。至于艾洛伊莎,我不敢想,也不够资格再想。我已经满身罪孽,没有任何理由再去谈那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同时,我也怕见到她,不论她今天如何,情何以堪?
  我用余款买了一部老爷小汽车,价钱与去沙市的长途车票相差不多。一部车能便宜到那种程度,它的情况和我倒正相匹配。其实这种车在巴西相当风光,名叫“可丁尼”,原是法国生产,在巴西组装。只是我这部太老了,已有二十多年车龄,原车主放置多年,无人闻问,所以才贱价让给我。
  这车体积极小,比金龟车约短一、两呎,矮六吋。看她小得像玩具般,却有四门四座,内部设计得相当经济。有行家告诉我,“可丁尼”车早年的品质最好,后来越做越差,以致被金龟车抢走了市场。
  临走前,在公司里打零工的小黑人也想搭便车南下去投奔朋友,有何不可,多一个司机更好。只是我囊中所余不多,仅够供加油之需,其余的都已买了面包与饮水。以两个人估量,应该够吃三天,所以必须在三天之内抵达沙市。
  由此到沙市约有二千公里,道路崎岖难行,其中有八百公里不是泥土,就是石块。更可怕的是这一段人烟稀少,虫蛇出没,是个十足的蛮荒地带。巴西人听说我要开那部老小爷车去,几乎都笑破了肚皮。同事们也都劝我,但我决心如铁,毫不动摇,就当作探险吧,如果老天真要召我回去,我也无词推托。
  我们是晚上起程的,因为这一段是高级柏油路面,小黑人在公司刚学会了开车,正好我先睡一觉,让他开一程。
  我在一种怪异的情况下醒来,原来那柏油路面比地平面约高十公分,小黑人把右侧两只轮子开到路肩下,轮胎恰巧擦着柏油路凸起的边沿,整个车胎同钢圈都磨损了。这还不说,因为磨擦力太大,引擎负荷过重,水箱及循环皮管也裂了!
  还没走五十公里,怎么办?生死事小,流落在几百里内没有人烟的半途,那才叫生不如死哩!小黑人见闯了大祸,脸都吓白了,我问他:
  “你想不想回去?”
  他拚命摇头,我又说:
  “你要知道,我们可能死在路上啊!”
  他还在摇头,说得很慷慨:
  “反正回去也是饿死!”
  我把备胎换到前面,又将后胎正反面调整过来,只要能够动就行。至于水箱,现在没法子补,让它漏吧,时时加水就是。皮管我则用塑料纸先缠上,再以破布一层又一层地包得紧紧地,只要能熬到修理站就行。
  我不敢再给他开了,算算柏油路有一千多公里,每小时以八十公里的速度,一天开十六个小时,应该应付得了。最难的八百公里石头路,我打算以两天的时间来开,虽然慢一点,但还在预计之中。只是车子的情况如何,我是一点把握都没有。
  一直开到柏油路的尽头,大约离圣路易市约二百公里处,有个小镇,隐藏在丘陵之间,看去只有几户人家。我们这部小车一到,就像外层空间来的不明飞行物一般,剎时,镇上居然冒出男女老少几十个人来。
  他们的穿著仅能用“蔽体”来形容,小孩多半光着屁股,眼睛睁得老大,一面打量这部怪车,一面琢磨着我这个中国人。
  所幸真有一家修车行,也是镇上唯一的商店,什么都卖,不过什么都没有。
  我找老板来看车子,其实不用找,他已经在那里研究起来了。相信在这种穷乡僻壤很难得见到这种小车,再如这样老旧的,恐怕连大都市都难见到,我是说除了博物馆以外。他看了半天,问我:
  “你去哪?”他个子干瘦,饱经风霜,但目光炯炯。
  “巴伊亚。”
  “巴伊亚!”他笑得好可爱,回头大声对围观的人说:“他要去巴伊亚!”
  大家都哈哈大笑,笑得连跟我来的小黑人都忍不住了,大家笑成一堆。
  “只是水箱破了。”我解释说。
  “他的水箱破了。”他笑得更厉害,腰都弯了下来。
  “你能不能修?”我等他笑完了,耐着性子问他。
  “我能不能修?”他又笑起来,我可火了,对小黑人说:
  “他不能修,我们走吧。”
  这一下,他不笑了,奇怪地望着我说:
  “你是不是疯了?我这一辈子没有见过这么烂的东西,能走这段石子路!”
  “总有第一次吧!”
  “你真的要去巴伊亚?”他还是不信。
  最后他终于相信了,修好了水箱、水管,还招待我们吃了一顿。我事先已经和他说好,身上没有钱,他收下了我的手表,外加一把折式女用阳伞。
  我们走时,他在光天化日下,撑着我送他的女用花伞,对我说:
  “到了巴伊亚,对那边的老乡说,这车子是我修的。”
  老天垂佑,一路上倒是平安无事,但是“生死之间,间不容发”却是贴切无比的比喻,那种经历,令我终生难忘。
  虽然在乡下有着捡不完的芭芭苏,一般人却死赖活赖地守在都市里,不愿回去干那种苦活。小黑人从小到大有一餐没一餐的,难得吃饱。即使到我们公司来打零工,也不过给他些残羹剩饭,略为赒济而已。中国人一向待己宽而待人严,同事们认为给他饭吃,就已经是他“狗运亨通”了。
  他愿意跟我出来,是因为我常偷偷塞些钱给他,虽然不多,已经让他感激涕零了。他相当诚恳,也极好学,开车是我教的,原打算等公司有了收入后,就请他做司机。
  想不到第一天休息时,我发现面包都没有了,我叫他找一找,他承认吃掉了。
  “老天,你没有撑死?”
  他满意地摸着肚皮,笑着说:
  “还好,如果有牛油,我还可以多吃些。”
  我真是哭笑不得,问他:
  “你知不知道这是我们三天的粮食?”
  “我知道。”
  “那么以后几天就没有吃的啰!”
  “我知道。”他蛮有自信。
  “会挨饿哟。”
  “我知道。”
  “那我吃什么呢?”我知道这是狗对猫叫,他早就挨饿成习了。
  他老实地摇摇头,一副充满怜悯的模样:
  “我不知道。”
  第二天,我们一直在乱山中弯来弯去,好在肚里空空,不然那种颠法,连胃肠都会吐出来。没有见到一部车,也没见到一户人家,幸得油料早已备妥。我以五十公里的速度,在大小石块上蹦跃弹跳,车过处每每卷起十丈黄尘。
  这段路正好贯穿北中部的荒原,面积约有一万多平方公里,年雨量不到一百公厘。所有的山都是光秃秃的,裸露的石头则是深褐或黄色。
  四周见不到一点绿意,白天车内燥热,却又不能开窗。尽管如此,我们的身上、脸上,早已铺了一层细密的灰尘。化油器堵塞了好几次,防尘罩也变成了石灰墙,因为找不到树荫,只得在那灼人的烈日下,清洗化油器。
  好容易盼到了夜晚,摸黑在山中转来绕去,彷佛是一段永无止境的征程。我已经疲累不堪了,算算看已经走了六百多公里,苦难最多不过再几个小时,撑一下吧!
  夜凉如水,一点都不错,四外黑黜黜的,只有眼前一团亮光,有如是“管中窥地”,除了那方圆数尺地外,其它的世界好象都被黑暗吞噬殆尽。
  腹中饥饿不堪,不要说没有食物,连水也不多了,旁边的小黑人,睡得甜甜的,居然还打起鼾了!
  应该只剩下几十公里的苦难了,人言:“行百里者半九十”,最难熬的经常是最后这一段。就算是我刚刚出发好了,再开几个小时又算什么?不久就回到沙尔瓦多市了,美丽的艾洛伊莎,她应该结婚了,新郎会是谁呢……
  就像半夜梦中醒来一般,四周一片漆黑,我坐起身,正打算开灯……
  不对呀,我在做什么?脑中也是一片黑……
  这是哪里呢?是不是在旅馆里?
  记得刚才还在开车呀!怎么好象到了沙尔瓦多呢?不可能!
  管它呢!我太累了,先把车停下来,睡一下,明天再想吧。
  ……
  等到我感到一阵寒意,醒了过来,感觉好象做过一场梦,还梦到了艾洛伊莎。
  天色微明,眼前一望无际的黄土山丘,这是哪里?突然我神智一震,不对,昨天我在开车,但前面没有路呀!是否?我向下俯视,连亘的山峰竟然无尽地向天边延伸!我忙侧首向左边一望,原来那边才是马路!
  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我明白了,昨夜我睡着了,车已驶离了路面。幸而在不知不觉中把车停了下来,否则一直冲下去,早就粉身碎骨了。
  是不是我已经死过了呢?那一剎的黑暗,是否就是死前的感受呢?
  我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看到了坚实的土地,下车一看,果不其然!我的车正好停在一个悬岩的尖端,只差一公尺,生死立判。
  我没有死,苦难还未终了,没有什么值得庆幸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悲哀的,生死的权力原本就不是自己所能掌握的。

  第三天,我又饥又渴又累,真可以说是经过了千山万水。出生入死之余,终于,沙尔瓦多的标志,像是拯救者(“沙尔瓦多”之意即为拯救者)一般出现在眼前。即将脱离苦海了,我打起了精神,先把小黑人送到他的一个朋友家,略事休息,就去找老马。
  老马是我在学音乐时所结交的朋友,他也是个绝人,颇值得大书特书。他毕业于中原理工学院,父亲是位“万年国代”,一辈子克勤克俭,骑着脚踏车上班,把毕生所有的积蓄,一文不少地投资在儿子身上。
  偏生儿子英俊倜傥,除了交女朋友外,样样稀松。最后他竟掳获了“中原”人人称羡的校花的芳心。结婚后便带着娇妻,远到巴西来垦荒。
  我第一次认识老马,是在圣保罗的一个华人聚会中,有个落拓不羁、满怀嫉妒的朋友,指着场中一位端庄而美丽的女仕说:
  “你应该认识一下这位了不起的女性,如果不是她,我早对中国传统失去了信心。偏偏也是她,害得我这一辈子讨不到老婆!”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她的身材匀称,穿著得体,最令人神往的,则是她那柔和、安祥、向上微翘的嘴角。清秀的面容,端正的五官,不仅美而不艳,而且庄重大方,令人感到难言的温馨,的确令人油然而生仰慕钦羡之心。
  他接着说:
  “最气人的是,一朵鲜花却插在牛粪上,她曾是中原的校花,不知道什么原因,被一个天下最无耻的混帐家伙骗到手了。”他又指着一个在人群中高谈阔论的男士说:“喏,那就是他先生,老马!除了会花言巧语外,真不知还有哪点好处?”
  我与老马成为朋友,是到了沙市以后的事,马大嫂很令我心仪,但老马也有过人的长处。不错,他有寡人之疾,但他的好处是绝对诚实。经常有人开他玩笑,说要去打小报告,老马总是笑着说:
  “快去!快去!我正想找人通知我老婆哩!”
  也真的有人想看笑话,谁都想不到,马大嫂静静地听完了,笑着说:
  “不错,这就是老马。”
  “怎么?你这样纵容他?”
  “有哪点不对?你们男人有几个例外的?”
  老马也好赌,可是很能自制,他们有一间舶来品商店,由马大嫂负责一应事宜。他则整天游荡,不务正业,但是,他说的也不无道理:
  “我们吃这碗饭,主顾全是巴西待嫁的女孩子,我能整天跟她们混在一堆吗?”
  然而朋友总会有意无意地揶揄他几句,老马也不以为忤,他常说:
  “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我的命特别好,年轻时有个好老子,一辈子省吃俭用,把钱攒下来给我做生意。我又讨到一个好老婆,人人嫉妒,都希望我早点离婚,偏偏她又对我特别好。现在,我又有个好儿子,从生下来第一天起,就没有教我烦心过一次,那有什么办法呢?天下有人受苦,有人享福,我就是活标本!”
  不过,他也有个隐忧,就是太过于相信自己的好命,由抽大麻到吸食海洛英,渐渐地染上了毒瘾。马大嫂口中不说,心里却愁急万分,有一次她对我说:
  “小朱,别人我都信不过,你能不能帮我劝劝老马。色不可怕,大不了他把我休了。赌也没什么,钱还可以赚回来,就算没钱也不过苦一点。只有吸毒我最担心,上了瘾,能改变人的性子,尤其像老马这种人,一生没吃过苦,要他断掉很难。”
  当然我也尽过力,而且不厌其烦地劝说,老马总是信心满满,一副不在意的德性:
  “我会上瘾?开玩笑,你等着看吧。”
  “我答应过马大嫂,决不容许你当我的面吸毒。”
  “放心,哪天你看到我吸的时候再说,我让你打,让你骂,可以吧!”
  我喜欢与马大嫂聊天,但是从来没有刻意地找她聊,正因为老马很相信我,马大嫂又值得敬爱,我一直把她当大姐看待。
  有一次,老马请了很多客人,还安排了两桌麻将。我本来就不想打,再看马大嫂一个人忙进忙出的,也不安心,便干脆到厨房帮闲。
  我一边工作,一边好奇地问她:
  “相信很多人都问过你,为了我的理论,我还是想亲口再问一遍,倒底是什么因素,使你对老马百依百顺?”
  不知她听清楚没有,只觉得过了很久,她都没有开口,我因为专心于手上的工作,起先还没有注意。无意间抬头一看,她正在悄然擦泪。
  我惶然了,知道无意中刺伤了她,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你是学音乐的,应该知道。”她镇定了一下,平静地说:“人生哪有快乐呢?美丽的音乐总是叫人伤感的。”
  想不到她竟然是个哲学家,我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母亲笃信宗教,经常教我不要计较,我觉得很有道理。”她接着又说:“我父亲也一天到晚教我三从四德,别人怎么讲我不管,我只是觉得我应该这样做。像你,我很佩服你的勇气,你不也是在做你认为应该做的事吗?”
  我们之间单独的谈话并不多,但是语言有时反而是多余的。我一看到她慈悲的情怀,包容的度量,就觉得自己相当渺小。人世之可贵,正是因为有着无数伟大的灵魂,让人向往、珍惜,以至于追寻、效法。

  多年未见,老马消瘦了许多,然而马大嫂却一如往昔,见到他们,真有隔世之感。他们一再的安慰我,留我住下来,鼓励我重新出发。并在当地帮我找到一个中国餐馆的工作,有时做做侍者,有时帮大师傅烧烧菜。
  这就是我的归宿吗?麻木不仁的生存下去并不难,难的是当第二天由恶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还要面对这无尽的未来,那一剎才真是心惊神颤。我可以欺骗任何人,但却骗不了自己,三十多岁了,真理尚未找到,却惹了一身俗世的腥膻。
  为了解除内心的压力,我开始作画。每天清晨在餐馆工作尚未开始时,我便到海边,支起了画架,调好色彩,去捕捉那唯一能让我忘却烦恼的、大自然的杰作。
  露西亚从医学院毕业后,开了一间私人诊所,我只是在门外张望了一阵,并没有进去拜访。彼此都是人间过客,知道她们生活有了改善,我放心了。
  音乐院人事已非,威德曼退休了,瑞纳多去巴西里亚教课了。昔日的乐友们早已物换星移,看到的都是一个一个的新面孔。福利社的老黑人倒还认识我,他说:
  “中国人,这几天你怎么没来光顾?”
  意料中的是,艾洛伊莎嫁了,想不到的是,竟然嫁给她的钢琴教授。我的心情苍老了许多,把过去埋葬吧。曲终梦回,抚今追昔,真令人有着说不出的感慨。
  振作起精神,我每天抱着画具,走到海边。但回来时,画面始终是一片空白,心中更堆满了迷惑、彷徨与怀疑。
  一九七一年就在自作自受的痛苦中挣扎逝去,求生的本能还坚持着,一天混过一天,不折不扣地一具行尸走肉!以往的理想与抱负,难道这样轻易地就无影无踪了?
  令我不能释怀的是对不起那些朋友,是我害他们把钱拿出来,害他们血本无归。如果我能原谅自己,那么天下人的过失,又有什么不能原谅的?我既然错了,就应该自食恶果!不能让时间冲淡它,不能让自己放过自己!
  二月中旬是巴西的狂欢节,对巴西人说来,这是他们天天期待的、一年之中最兴奋的日子。记得在那段埋首音乐、无忧无虑的学校生活中,每逢狂欢节到来,我也曾尽情地投入。如今我只是个残存的行尸,青春消逝了,理想破灭了,希望不再了,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依然苟且偷生。
  在狂欢节期间,巴西人纷纷拥向街头,一个个随着森巴乐队,不住地唱着跳着。累了,不论男女,随地一倒。触目所及处处是人,欢乐的声浪洋溢在每个角落。
  餐馆的生意也很忙碌,来吃饭的不多,都只是喝些饮料、趁便休息的客人。一个下午,店中挤满了人,汗酸夹杂着狐骚味,闷得我透不过气来。我溜了出去,在人堆中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那里已经坐满了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有的化了装,有的索性脱了上衣,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
  在一棵树下,有几个嬉皮静静地盘坐在那里。他们像是遥远的族类,抽着烟,呆滞而茫然地凝望着那些声嘶力竭的人们以及不停蠕动的肢体。
  其中有两位我曾在餐馆见过,男的名叫尼奥,是意大利人,女的是琉球出生的日本人秀子,他们都是从阿根廷专程来此,想见识一下本地狂欢节的风光。
  见到我,他们邀我坐下。尼奥打扮成妖娆的女人,以浓重的西班牙口音的葡萄牙语对我说:
  “你觉得我美吗?”
  “不,我觉得恶心。”
  “化装只是为了增加情趣,不要认真。”
  我不想多说,没有理他。秀子没有化装,却穿著比基尼泳衣,她问我:
  “你不喜欢化装?”
  “我不习惯这种伪装。”
  “你生了病不吃药吗?”尼奥问我。
  “当然要。”
  “化装是为了调节生活上的枯燥病。”
  “可是我没有这种病。”我有的是生活绝望症,而不是枯燥。
  “不错,你们东方人平常就很重视精神的调剂。”尼奥很感慨地说:“中国人很了不起,是用思想的民族。不像巴西人,他们没有深厚的文化,没有可资寄托的传统,所以必须借着这种原始的形式,以摆脱现代文明的桎梏。”
  想不到他能说出这种话来,我反问道:
  “你认为现代文明是种桎梏,为什么中国文化又不是呢?”
  “所谓的现代文明,只是货品与金钱累进的循环,机器大量生产货物,货物刺激人们消费,消费又驱使着人再去生产。人类只是这种循环过程中的劳动力,说穿了,是推动这个系统的奴隶。如果人类觉醒了,返身追求自己存在的价值,就会发现这些货物实在毫无必要。这样一来,整个系统就会崩溃,所以我说现代文明是一种人性的桎梏。但是你们的文化不一样,你们所追求的本来就是人与大自然间的和谐关系。”
  “那只是古老的中国,现在的中国已经变了。”他说的不错,我很有同感,可是人自愿套上桎梏,又有什么办法?
  “为什么呢?西方已经走到了尽头,你们为什么还要步我们的后尘呢?”
  “谁知道?地球是圆的,一直走下去,总有一天会碰头的。”

  晚上,餐馆的生意更好,一直忙到午夜,客人才渐渐散去。我正想休息一会儿,好准备打烊。谁知门开了,又进来一对客人。
  我认识那位大胡子东尼,尼奥与秀子就是他带来的。他是店中的常客,每次来都有不同的漂亮女伴陪着,这次也不例外。那位女郎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她有着脱俗的神采,清俏的面庞,配上短短的褐发,一件运动衫,一条短裤,脚上踩着一双拖鞋。
  东尼点了菜,向我介绍他的女伴:
  “这是我的未婚妻,凯洛琳。”
  我问了好,她微微笑,没有开口。
  东尼又用英语对她说:
  “他是中国人,去过美国,你可以跟他说英语。”
  我不能不服气,东尼虽然其貌不扬,却能说会道,满口流畅的英语,自不难获得这位美国女郎的欢心。她看来很年轻,眉宇之间有着一种独特的甜美,也有着自然无邪的纯真。相比之下,东尼这个花花公子,一身奇特的衣着,身材矮小,脑袋微秃,连腮的大胡子乱蓬蓬的占了半个面庞,她怎么会是他的未婚妻呢?
  饭毕,我送上茶,见凯洛琳低着头,东尼把她的手按在桌上,好似在温言相劝。等我走近时,凯洛琳忙把手抽回,头则扭向一边,在灯光的照映下,我瞥见她睫毛上闪着晶莹的泪光。东尼倒是落落大方,顺势用手指敲着桌面,对我笑笑。
  他们走时,东尼伸手去搂她的纤腰,她很技巧的闪开,直接走出门口。我的妒念加上怀疑,想到平日对东尼的了解,更难相信她会是他的未婚妻。
  日夜不休的几天下来,狂欢节到了尾声,人人都筋疲力竭,兴奋变成了挣扎,快乐只是挂在脸上的装饰。地上躺着的人,比用两脚移动的还多。可是彷佛是大旱之将至,人人都要喝光这已经见底的欢乐之泉。
  我想到尼奥与东尼相识,出于好奇,便打算找尼奥聊聊。结果尼奥没有找到,却在嬉皮口中,得到了一条周游世界的明路。
  这些嬉皮身上不名分文,却终年四出游荡。运气好时,可以搭便车打零工,睡车房、马厩。但多半时间是徒步而行,饱一餐饿一餐,草根野果,什么都吃。入夜,用毯子把身体一包,以天为帐,以草为席,露宿一宵。
  这些我自信都做得到,但他们没有签证的困扰,身为中国人,最悲哀的就是因为政治因素,只容许在国内做个顺民。嬉皮又教我一个方法,就是参加圣本托修道院的修练,结训后可以持用他们的证件,住他们的招待所,旅行世界。
  如果我早年生长在中国大陆,说不定如今也已经出家做了和尚,云游那五岳八荒、天池雪海去了。这样说来,圣本托教会也有着与我国游方一样的规矩。至于天主教我已经不再排斥,只要能得到解脱,信奉真理原是我梦寐以求的。
  又燃起了一丝对人生的期望,我振作起精神,回到餐馆,愉快地做完晚班。正打算结帐,突然眼前一亮,凯洛琳出现在门口,她带着甜美的笑容,像阵春风,我沉寂已久的心池又吹起片片涟漪。
  东尼、尼奥、秀子尾随着她走进来,我忙过去招呼,一切侍候得妥妥当当。上菜完毕,东尼对我说:
  “坐下来,陪我们聊聊。”
  “不行,我还要招呼客人。”
  “还有什么客人?”他指着空荡荡的桌椅,笑说:“难道你还要侍候它们?”
  我正想向他们探听圣本托教会的事,便老实不客气的坐下,趁他们在吃饭时,详细地说明了前因,并问是否真有此事。
  尼奥一直注意的听,等我说完,他问道:
  “你是想去修道,还是想去旅行?”
  “都想,最主要的是想摆脱过去,寻找未来。”
  东尼也放下了筷子,插口问道:
  “你对宗教有什么看法?”
  “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个无神论者,我绝对相信宇宙中有个至上的、超然的力量,但却不能同意一般宗教的看法。”
  东尼兴奋地搓着双手,用英语对凯洛琳说:
  “你看,我说得不错吧?连中国人都这样想。”他又回过头来,对我说:“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
  “不知道。”
  “我们在追求人生的真理。”
  “什么?”我不大相信,尤其是从这位花花公子口中出来的话。
  “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研究宇宙的真相。”尼奥解释说。
  “研究什么?”这些人是在讽刺我吧!可是他们不认识我呀!
  “你是中国人,应该知道寒山与拾得吧?”这句话其实是猜了半天才听懂的,因为他们把“寒山”、“拾得”四个音,拚得非常怪异。后来尼奥干脆拿出一本小册子,上面写了这两个人的中文名字,我才蓦然想起。
  这两人据传是江苏寒山寺的和尚,很有文才,道行高深,经常游戏人间,行为惊世骇俗。最初人们对他们很不谅解,后来有另一位僧人“丰干”,向信众宣称,两位竟是文殊与普贤菩萨转世。
  寒山与拾得知道了,说声:“丰干饶舌!”随即飘然而去,不知所终。
  可是他们研究寒山与拾得,又与宇宙真相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是寒山与拾得的追随者,你是中国人,一定对中国文化有研究。”尼奥见到我的神情,特别加以解释。
  “你们怎么研究呢?”我还是不懂。
  “你要是真有兴趣,等一下到我们那里去看看就知道了。”尼奥很诚恳地说。
  后来我才知道,嬉皮以反对社会现况为诉求,有一位美国学者很推崇寒山与拾得的风格,认为他们是社会反叛者的先驱。因此,嬉皮就把他们两人奉为鼻祖。
  他们吃完已是十二点多,打了烊,我随着他们,走到上城与下城交界的斜坡旁、一栋约有百年历史的楼房前。那楼房年久失修,砖土残破不堪,左右双拼,各有三层。在夜色中阴阴森森的,看上去有如鬼域。
  大家鱼贯上楼,我走在最后,凯洛琳在我之前,她一再提醒我要小心。黑暗里只感觉到那楼梯角度奇陡,且木板都已腐朽,踏上去摇摇欲堕,令人走来不禁捏把冷汗。
  到了三楼,东尼燃起蜡烛,打开门,进入左侧房间。一进门就是一条走道,墙壁上画的竟是一个太极图,阴阳两面各以一个箭头分别指向前后方,其中阴指向后,写的是葡文“爱”字,阳向前,写的则是“工作”。
  凯洛琳和秀子走到黑暗的后间去了,东尼则把我带到前间,在微弱的烛光下,隐隐见到墙上画着不少图案,其中有八卦、卍形、犹太的六角形标志、基督教的十字架,以及许多我不认得的符号。正当中写的是个斗大的“静”字,不论图、文,画得很见功力。东尼压低声音,对我说:
  “这里是我们的圣坛,一般人不许进来,你是例外。”
  房中没有任何家具,墙边堆着不少书籍,正中央有一个典雅的小香案,上面放了两个碗,一个空着,一个装满清水。
  待我看完,他们又带我到后面的娱乐间,凯洛琳和秀子围着一支蜡烛,正坐在一张大地毯的中央。靠墙还有两个嬉皮,正垂目打坐。房间不大,环堵萧然,什么都没有。
  屋顶没有天花板,屋瓦也年久失修,这时月亮当头,月光点点滴滴的,漏了一地。
  我们就地坐下,幢幢人影在四壁上游移晃动,连东尼的声音也显得神秘起来:
  “我们这里有很多特别的规定,要请你原谅,白天是我们神修的时间,只有日落以后才能会客,欢迎你常来玩。”
  接着,秀子在她身旁取出一些画来。她的画都是超现实派的风格,尤其在烛光和月光交错之下,用色和线条都显得非常的怪异。而且主题总脱不开兽头和人的躯体,我完全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意境。
  我顺口敷衍了一回,便问道:
  “由你的画风看来,壁上的画该是另外一个人画的了。”
  “是我画的。”东尼说。
  想不到他们都是些艺术家,我又问:
  “你们的画卖吗?”
  “尼奥的手工下次再给你看,我们就靠这些维生。”东尼说。
  我本来还想多问一些,但见凯洛琳静静地坐在一旁,已经打了两个呵欠。我知道时间太晚,只好告辞,约好过两天再来。
  我一向对嬉皮有些误解,认为他们都是些好吃懒做,或是逃家出走的年轻人。这次所得到的印象却与以往大不相同,尼奥很深沉,但是言必有物。东尼很有才气,又有语言天分,连秀子的画都有一手,只是不知凯洛琳会什么?这些人说来都不是泛泛之辈,我倒不能不相信他们真的是在追求人生真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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