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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是谈文言和白话的过去情况。俗话说，鉴往知来，往谈了，似乎也应该推想一下来日。 先说文言。现在文言是站在十字路口徘徊，有人说，看样子它是要往东走，也有人说，看样子它是要往西走。不同的看法都来自看到什么征象，比如认为还会中兴的，就可以举学生都在学、古典书畅销为证。但持不同看法的人也可以举很少人学会为证，说中兴不可能。我个人想，在这类事情上，“能不能”比“好不好”重要得多，因为不管黄粱梦怎样如意，吃黄粱总是要付钱的。这是说，办不到的事，不管想得怎样香甜，到头来难免一场空。现在，文言像是站在十字路口，其实这是假相，真相是早已走向下坡路，证据是主动想学的人一天比一天少，学会（只要求借助辞书，能理解不艰深的文言著作）的人更少。有人说，这是规定、教导的办法不对头，如果对头，情况会好转。我觉得这是不考虑实际的理想主义。现在的实际是，与其学文史，不如学科技，不只来得快，而且容易有大获得；与其学文言，不如学外语，也是来得快，容易有大获得。学文言，短期难于收效；时间放长，即使会了，又能干什么？如果不教书，也只能自怡悦，茶余饭后哼几句“池塘生春草”“杨柳岸晓风残月”而已。也就因为情况是这样，所以有不少人，其中多数是通文言的，注意语文问题的，是坚决地反对学文言。总之，现在文言的地位是，会了固然好，不会也没什么关系。可有可无，而人的时间又都这样紧，希望多数人甘心费力学，并且学会，自然就非常难了。这样的现实向前走，必致成为趋势，就是，学的人逐渐减少，会的人随着逐渐减少。这样，总有一天，也许不很久，汉字还在通用的时候，一般人看到文言，会感到非常生疏，纵使还不至于像英美人看到拉丁文那样厉害。 前面介绍文言部分曾说，我国的文化遗产，绝大部分是用文言记录下来的，文言有功，有许多优点值得保留，享用。可是继承，享用，先要学会它。不管《资治通鉴》《全唐诗》价值多高，你不会文言，就只好望书兴叹。可是，如上一节所说，学的人和会的人越来越少，这就会出现无法调和的冲突，葡萄好吃，可是架太高，够不着。已经有不少人设想，应该培养少数专业（比如称为古典专业）人员，由他们负责，用翻译、介绍的办法，把应该继承、享用的传递给不会文言的大众。这可以慰情聊胜无，但困难不少。首先是培养哪些人。这像是容易决定，培养适于学古典的。可是，怎么能知道哪些青少年适于学古典呢？这就不能不先考虑自愿的原则，可是这样一来，就不得不让更多的人先尝尝古典，也就是学文言。这在现在是正在实行（学生的语文课里有文言），将来行得通吗？其次，把责任交给少数学古典的，传递，自然就遇到传递什么和怎样传递的问题。比如说，《资治通鉴》值得传递，还勉强能够传递（也难免隔靴搔痒），《全唐诗》就太难了。继承，享用，将来占主要地位的恐怕是文学作品的欣赏，而这偏偏像看电影一样，只看情节说明不成，要亲眼看银幕。其三是遗产种多量大，传递，不是少数人所能胜任。考虑到这些情况，在不很久的将来，妥善的办法恐怕仍是脚踩两只船，一只船是让有条件学并喜欢学的人有学会的机会，一只船是培养不太少的专业人员，整理介绍。两只船，由理想方面说，最好是以自学为主力，专业为辅助；如果事实上做不到，那就只好倒过来，以专业为主力，以自学为辅助。这都是说不很久的将来；至于很久的将来，那会牵涉到汉字存废的问题，古典文献重要性变化的问题，只能由那时候的人去考虑去处理了。 前面第15.4.3节曾谈到，从与口语的距离方面看，目前的白话，很明显的有两股水流，一股离口语很近，另一股离口语很远。自然还有大量的中间的，因为与风格、方向之类的问题关系较远，可以不谈。离口语远近，与作者的经历有关系，比如老舍、冰心等，还抱着三十年代的传统，自然就不会抛开口语远去。这个条件不是绝对的，因为更重要的条件也许是看法和笔下的功夫。看法很重要，比如林琴南和严复，总以为文言雅驯，下笔就不会出现的了吗啦；另一面，像赵树理，以及现在不少中青年作家，相信通俗好，因而总是努力写接近口语的白话。功夫，或说写作能力，也重要，因为，我一直认为，写像“话”的文章比不像“话”的文章难得多。此外，时代风气也是个不可忽视的条件，因为初出茅庐，总难免学什么唱什么，趸什么卖什么。各种条件合在一起，再加上新时代的新内容（其中许多是外来的），就渐渐地、不知不觉地形成一股远离口语的水流，如前面第15.4.3节所举的，虽然不见得已经占有压倒优势，却不可轻视，因为看样子是正在发荣滋长。 白话是我们现在正在用的表情达意的工具。改进工具的办法，有积极一面的，是集腋成裘；有消极一面的，是对症下药。腋也罢，药也罢，都要到外面去找。由理论方面说，任何时任何地的语言都可以充当外力，择善而从。但远水不解近渴，我们应该务实，先吸收近在眼前的。这主要有三种，都是前面谈过的。一是文言。现代语从文言里吸收营养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过去这样做过，而且量相当大，如成语是显而易见的，“作者”“作风”之类不显而易见，其实也是。还有不少先例。就文体说，最突出的是戏曲的曲词，几乎把文言的所有花样都拿来应用了。就人说，举一位近的，如鲁迅，如果他不熟悉古典，杂文就不会写成这种韵味。这不是说他就写不好，而是说不是这种韵味，这韵味，有一部分是从古典来的。不过鲁迅的文笔也给我们一种启示，是学通了才能够吸收，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必须兼通今古，才能把文言的优点“化”入现代语；不然，如现在报刊上有时会出现的涂脂抹粉的文章，从文言里搜寻一些熟套硬往现代语里塞，成为非驴非马，那就想求好而适得其反了。通，先要学。可是现在的趋势是学的人越来越少，将来是一般人与文言成为路人，认识尚且谈不到，更不用说取其所长了。因此，至少我这样看，今后的现代语，想再从文言那里吸收什么营养，是几乎不可能了。 比文言年轻得多的是唐宋以来的白话，其中有不少，如《水浒传》《红楼梦》等等，我们还在看，能不能从那里学点什么？很难说，因为这不像科技，引进新的，看得见，摸得着，立竿见影。据我所知，近年来有些写小说的人曾从那里寻得一些乖巧，有少数甚至心摹手追。可是写小说的终归是少数，比如写论文，写记事文，写抒情文，也能从其中吸取点什么吗？理论上当然可以，或说应该，因为那时期的白话，至少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或深思的，就是追随口语，求通俗流畅。我们现在的不少文章不是这样，能够对比，想想，也许会有些好处。 再往近处移是三十年代。前面第15.4.2节曾说，那时期白话的突出成就是与口语“不即不离”。这“不离”是治“离”的良药，最值得我们注意。“不即”不完全来自表达方法，甚至主要是来自学识和生活态度，自然更难学，但也值得用力学。学，不得不用的办法是读那时期的作品。但这不很容易。一是时代过去了，许多年轻人感到隔膜，重一些说是没兴趣。二是有更大的阻碍，是不容易亲近，如鲁迅先生的作品，虽然有人煞费苦心加了注解，有相当多的年轻人还是说看不懂。三是近来还出现一股奇风，是说鲁迅的文章并不好；鲁迅如此，想来三十年代的其他人就更是自郐以下了。人各有见，用不着争论。这里我只是想说，从三十年代吸收营养很不容易，却非常必要，如果我们不擦亮眼睛，竟至近在眼前的“不即不离”也视而不见，以至随波逐流地向岔路上流，那就太失算了。 还有比三十年代更近的，是现今的作品里也有浅易自然，接近口语的。这不好点名，因为一则太多，二则厚此薄彼，会惹人不愉快。我想概括说一下，是写现代白话，不只要有笔力，还要有眼力，就是说，要明确认识，像“话”的文章好，不像“话”的文章并不好。“写”这样，写之前的“读”更是这样，要能分辨高下，多读像“话”的，少读不像“话”的，以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白话与口语的关系，事实如何，应该怎样，前面第十二章已经谈了不少。这里想着重说的只是，不像“话”的文章容易板滞沉闷，较难了解，如果可以说是一种文病，对症的良药就是靠近口语。说是文病，有的人也许以为这是小题大作。其实这并不是小题。因为一是早已不是个别的，而是扩大到带有普遍性。二是表达的合理要求是费力小而收效大，远离口语的文风正好相反，是用大本钱做了小买卖，这很不合算，或说很不好。三是这股水流如果顺利前行，地域扩大，时间延长，那就会逐渐定形，成为离口语很远、冗长难解的“新文言”，也就是白话不再是白话。所以应该在还不到积重难返的时候，赶紧回到正路，真用白话写。这样说，我也是提倡写话了。也是也不是。我的意思，如果承认是，要附带两个条件：一是所谓话是精选的话，不是街头巷尾闲扯的话，二是只是如叶圣陶先生所要求，能够上口，听的人感到是讲话（容许深沉委曲），不是念文章。念着听着像“话”，它就有通俗、简洁、明快的优点，这才是白话文的正路。走上正路难不难？也难也不难。说难，是因为一要挣脱风气的影响，二要慢慢摸索简明流利的路。说不难，是因为我们总要相信，思想认识是决定性的力量，有志者事竟成。 这样标题，是假定上面所说会得到多数人认可。这太乐观了。事实是，远离口语的趋势也许有更多的人表示赞许。证据是不只有很多人这样写，而且有不少有刊印权的人这样选印。这里一不能俟河之清，二不能走回头路再争论，只好暂且接受这个假定。之后怎么样呢？办法当然是大家共同努力。这大家包括一切与白话文有关的人，尤其是各种“家”，如作家（包括一切能文并常发表的人，现在只称写文学作品的人为作家是不合理的偏见）、各类作品的评论家、语文专家、教育家（包括教师）、出版家（包括编辑）、翻译家等等。由白话的整个历史看，这是个大事业，因为做好了，是一千多年来白话系统的更上一层楼；不幸而走上岔路，成为不再是白话，后果会如何虽然不好确说，总当是值得忧虑的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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