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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的历史情况，千头万绪，简直无从说起。这里想只解答一个小问题，就是：鸟瞰一下，各个时代都有什么样的文言。但就是这样，也仍是千头万绪，因为一是时间太长，二是库存太多。多，不得不提纲挈领。选定纲领，可行的办法不只一种，我以为，至少为了解说的方便，以分作两股水流为比较合适。一股是主流，指处理事务之文（由功用方面看），也就是无韵之文（由表达形式方面看）。这股水流，有不少人称为“散文”。不过散文有歧义：对诗词说，它指无韵之文；对骈体说，它指散行（即不对偶）之文。如果称这股主流为散文，它的意义应该指前者，与诗词相对的无韵之文。另一股是支流，指吟咏之文（由功用方面看），也就是有韵之文（由表达形式方面看）。这样分主流和支流，可以从两类作品的质和量方面找到根据。大体上说，主流的文是日常性的，支流的文是礼乐性的。日常，可以任意写，宜于任意写，所以成为散；又因为总在用，所以产量大。礼乐，求美，而且经常要歌唱，所以宜于句式整齐，协韵；又因为不是经常用，所以产量不大。自然，礼乐性的文会引来文人模仿，不再歌唱，产量增加，如赋、诗、箴、铭等就是。但无论产量怎样增加，与无韵之文相比，究竟是小巫见大巫；至于早期，用为歌词，如《诗经》《楚辞》，与先秦时期的无韵之文相比，那就数量相差更多。因此，就全部文言作品说，我们可以说无韵之文是主流，有韵之文是支流。本章先谈主流的情况。 前面第2.3.2节说过，文言在秦汉时期定形，那时候的作品可以充当标本。根据这种看法，我们可以把无韵之文分为三个阶段：秦汉以前是一个阶段，特点是古奥，其中一部分词汇和句式有别于定形时期；秦汉是一个阶段，特点是牌号正，衡量对错要以它为标准；汉以后是一个阶段，特点是顺着秦汉的路子走，或说是模仿。这里先说秦汉以前。 这个阶段文献资料不很多，可是问题不少。一方面是时代过早，如甲骨，其中的一些文字还不能确切认识。另一方面是有些资料年代有问题，如《周礼》，划入前一个阶段是否合适，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又如《诗经》，写作年代虽然比较早，可是成书之前难免经过修润。幸而这里着重的不是考证古文献的真伪，所以无妨量材为用，只取一些年代清楚或比较清楚，并且能够说明问题的。这样的资料，大部分来自实物，这是指甲骨文和金文；一部分来自书本，这是指《尚书》（其中不少是抄录官府旧存的前期文件）。我们读这类资料上的文，会感到与秦汉时期的作品，如《孟子》和《史记》，韵味很不同。看下面的例： （1）甲戌卜卿贞翌乙亥肜于小乙亡它在一月（罗振玉〔实为王国维〕《殷虚书契考释》卷下） （2）丙子卜贞酒羔三小牢卯三牢（同上） （3）甲辰卜贞翌日乙王其宾俎于稟衣不遘雨（同 上） （4）甲辰贞来甲寅有伐甲羊五卯牛—（同上） （5）辛亥卜出贞其鼓肜告于唐九牛—月（同上） （6）商旗鼎铭——唯八月初吉，辰在乙卯，公锡旗仆。旗用作文父日乙宝尊彝，子孙。（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一） （7）周伯克尊铭——唯十有六年十月既生霸乙未，伯大师锡伯克仆卅夫。伯克敢对扬天君王伯休，用作朕穆考后仲尊盝，克用丐眉寿无疆。克克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于省吾《双剑誃吉金文选》卷下之二） （8）周无专鼎铭——惟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庙，燔于周室，司徒南仲右无专入门，立中廷。王呼史友册命无专，曰：“官司鴡王，遉侧虎方，锡女元（玄）衣带束，戈琱戟，缟縪彤矢，攸勒銮旗。”无专敢对扬天子不显鲁休，作尊鼎，用享于朕烈考，用割眉寿万年，子孙永宝用。（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四）《尚书》 （9）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爰绥有众，曰：“无戏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罔罪尔众，尔无共怒，协此谗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钦钦。今我既羞告尔朕志，若有，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商书·盘庚下》） （10）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 “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解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周书·牧誓》） 这些文字都简古，难读，是因为词汇、句式的一部分，后代不再用，也就是没有成为通用文言的成分。三类资料之中，《尚书》的性质与甲骨文和金文不尽同，它来自书本，有可能受后代的影响而有些变动；还有，它列入经书，为读书人所必读，也就有较多的可能予后代以影响。但就是这样，在一般文人的眼里，它终归是老古董，执笔为文，不能完全照它，而要照秦汉。因此，就文言的历史说，这类商周的文字是文言定形以前的事物，它可以算作文言，却与通用的文言有分别。 我们翻看这时期的作品，与甲骨文、金文、《尚书》相比，就会有由面生变为面熟的感觉。如： （1）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 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左传》隐公元年） （2）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下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在先秦的作品里，《左传》的文字比较深奥，《论语》的文字比较简古，可是我们读它，如果刚读过金文、《尚书》，就会觉得都是浅易的。艰涩与浅易之外，两个时期的文字还有个重要的分别：商周时期的文献是“办公事”，到战国时期就不然，而是“作文章”。如《荀子·天论》由“天行有常”写起，《韩非子·说难》由“凡说之难”写起，都是凭空发议论，所以写出来的是“文”。文有文的特点，是不只内容精粹，组织有条理，而且语言有腔调。就文言能够定形、成为标本说，语言的腔调很重要，后代所谓“文必秦汉”，揣摩追求的主要是这个。什么是腔调？比较难讲，大致说，不同句式的适当配合有关系，声音的适当变化有关系，甚至用适当的虚词（主要是表语气的虚词），使意思贯串起来也有重要的关系。如： （3）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孟子·告子上》） 像这样的文章，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气繁富，使意思和情调融会到一起，是秦汉风格，商周时期是没有的。 秦汉时期文献资料很多，流传到后代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为数还是不少。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些都是文言。作者多而杂，时间由春秋战国之际到东汉末，地域以中原一带为主，还有中原之外的东西南北，阶层以士大夫为主，还有少数平民，思想包括各家，行文包括各种风格，因此，就表达习惯说，大同之中总难免小异。所谓定形，所谓以秦汉为标本，是指这小异之上的大同。还有，由后代“文必秦汉”的角度看，采取标本，并不是有一份算一份，而是分别轻重。所谓重，是照传统的读书法必读的那一些。因为必读，熟悉，所以自己写，就容易甚至不得不用那个格调。这所谓必读的书，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诸子，二是史书，三是解经的著作。 诸子主要在先秦，因为那是处士横议的时代，是思想奔放的黄金时代。著作很多，成就很大，单是学派，班固《汉书·艺文志》就分为九家（小说家不算）：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各家都有不少大师，不少著作，可惜绝大部分没有传下来。传下来并对后代有大影响的是以下这些：《论语》（旧时代曾算作经书），《孟子》（也曾算作经书），《荀子》，《老子》，《庄子》，《列子》（成书年代有小问题），《墨子》，《孙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重要性差一些的还有以下这些：《慎子》，《商子》，《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子》，《法言》，《新语》，《新书》，《盐铁论》，《潜夫论》，《新论》等。 史书种数不多，可是分量很重，因为其中有空前绝后的大著作。这是指《左传》（旧时代看作解经的书或经书）和《史记》。地位差不多的还有以下三种：《国语》，《战国策》，《汉书》。重要性差一些的还有以下这些：《越绝书》，《吴越春秋》，《列女传》，《新序》，《说苑》，《东观汉记》（残）等。 解经的著作汉朝不少，因为那时候经师很多，他们的专业就是讲解经书。这类著作，有不少是章句的注解，零碎几句，不成篇。成篇而传到后代，比较重要的是以下这些：《易传》（也称易十翼），《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小戴）礼记》。重要性差一些的是以下这些：《大戴礼记》（残），《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等。 我们说这些著作是文言的标本，是因为，一方面，无论从内容方面看还是从表达方面看，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最上乘的。所谓最上乘，为了说明的简便，我们可以举个旁证，就是：两千多年来，无数的文人发议论，记史事，一般说，还没有人认为某人的文笔已经超过《孟子》《庄子》和《左传》《史记》。这不是厚古薄今，因为直到现在，多数人大致还是这样看。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后代的无数文人都愿意学，或说不能不学。前面曾提到必读书，照传统的不成文的治学规定，秦汉时期的绝大部分著作，不只必读，而且要一读再读，直到很熟，甚至能背诵。这样，秦汉时期的大量文句印在心里，到自己下笔为文，有相类的意思，不知不觉地用了相类的表达方式，就是很自然的了。 上一节把秦汉看作一个阶段，是因为文言在这个时期定形，成为后代模仿的样本。由这个角度看，汉魏以后，直到清末，一千六七百年，可以看作一个阶段，因为就表达方式说，都是顺着秦汉的路子走，也就是用的是同一个词汇句法系统。不过这个阶段时间长，作者多，作品更多，不只多，其中还有秦汉不见的花样。为了减少头绪，容易说明，我们把骈体留到下一节谈。但就是这样，也还是苦于材料太多。不得已，这里想以“怎样模仿”和“模仿的成果”为纲，说说大致的情况。 怎样模仿，可以粗略地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知不觉地随着走，另一类是把学秦汉看作方向，有意地并且用力地随着走。先说前者。文言定了形，文人，不管是唐宋的还是元明清的，表情达意，除非不用文言，只要用，就不能不用秦汉的格调。举例说，“未之有也”的说法，秦汉通行，汉魏以后，不管时分古今，地分南北，只要用文言写，表达同样的意思，就一定也说“未之有也”，而不说“未有之也”。这样，我们无妨说，除了一些标榜“文必秦汉”的流派以外，凡是用文言写作的，由建安七子到章太炎和王国维，数目多到无限，都是不知不觉她模仿秦汉的。这所谓模仿，还不只是散行文字。骈体也是这样，如“夫迷涂（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丘迟《与陈伯之书》）用意凑成四四对四四，可以说是新花样，但是拆成四句，每一句的表达方式仍旧是秦汉的。诗词也是这样，“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杜甫《春望》），“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贺铸《青玉案》），其中的每一句，就表达方式说，都没有跳出秦汉的旧格局。 再说有意的模仿。有意是不只学，而且心里想，嘴里说。这种模仿，一般说是起于唐朝的韩愈和柳宗元等；也有人说，六朝末年，陈隋之际已经露了苗头。这股风是来自对骈体的厌倦。骈体盛行于南北朝到唐朝中期，行文要求工整的四六对偶，这有如缠小脚走路，纵使缠的人觉得美，很不方便是任何人都会感觉到的。并且，内容大多是风花雪月，写很费力而并不实用。这样，骈体这个像是很美的工具就成为不适用的工具。不适用，不能不改，于是就有了古文运动。大的方向是改用秦汉的散体写。用骈体写的是时文，所以模仿秦汉写的是古文。但这是就概括的格局说，至于实践，那就还有不少分别。分别之一，秦汉作品，有不少偏于古奥，但那是任时代的自然；古文运动的有些作家就不然，而是有意追求，如柳宗元就是比较突出的。分别之二，秦汉时期对于对偶，也是任其自然，碰巧就用，碰不巧就不用，如果说间或是有意，那也是有意用，而不是有意不用，如贾谊、枚乘等就是这样；古文运动的作者就不然，而是尽力躲避，惟恐沾染一点点骈体的气味。分别之三，秦汉时期，尤其先秦，作品都是言之有物，并且没有正统观念，孟子骂杨墨无父无君（《滕文公下》），韩非也可以骂儒墨非愚则诬（《显学》）；唐朝古文运动的首领韩愈，口头也是着重文章内容的，他标榜“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可是他所谓“师”，不是师先秦诸子的各抒己见，而是“师古圣贤人”（同上），具体说是要宣扬孔孟之道。风花雪月换成孔孟之道，由表面看是化虚为实，值得欢迎。可是看后果却又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一方面，唐宋以来的古文，通病是气势盛而思想贫乏；另一方面，由宋朝开始的经兴文，以及渐渐转化成的八股文，即使不是古文的嫡系子孙，也总是近亲。分别之四，上一节曾谈到，秦汉的文已经有腔调，但那是任语言的自然；古文运动的作家就不然，而是有意地深追，不只在实行方面要求后来居上，而且想在理论方面找到根据。韩愈在《答李翊书》里曾谈到“气”，说“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好像气是内容方面的事物；其实，纵使它不能完全脱离内容，可是想使读者感到，却不能不靠表达（曹丕《典论·论文》说“文以气为主”，气有清浊，如音乐有巧拙，显然也是指表达方面）。我们读韩文，其中多数篇章确是使人感到气盛。宋以来数不尽的文人读韩文表示赞叹，主要原因也是感到气盛。这气的理论到清朝桐城派手里就说得更神乎其神，是：“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其实说穿了不过是在腔调上下了大功夫，比之秦汉多了浓厚的造作成分。 古文运动在唐朝是创始时期，经过宋朝尹洙、梅尧臣、欧阳修、苏氏父子等的努力才获得彻底胜利。大方向都是学秦汉，用散体写，可是大同之中有小异。如与唐的古文作家相比，宋的古文作家，尤其欧阳修和苏轼，行文比较平易。还有，同是宋代作家，风格也不尽同，如曾巩用力求精炼，文章就显得造作气重；苏轼就不然，写小札、笔记之类，行云流水，像是毫不在意。此后，大声疾呼学秦汉的是明朝的前后七子：前七子的重要人物是李梦阳、何景明等，后七子的重要人物是李攀龙、王世贞等。口号都是“文必秦汉”，可是拿起笔，就连韩愈的“师其意，不师其辞”的主张也忘记了，而是生吞活剥，甚至剽窃，以致内容和文字都无足取。这股歪风当然要引起反感，于是有唐宋派兴起，代表人物是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学唐宋其实是间接学秦汉，因为唐宋也是学秦汉。这学唐宋的风刮到清朝成为方苞、姚鼐等的桐城派，多讲义法，也就是更在表达方面下功夫。其后恽敬、张惠言等发思古之幽情，用秦汉的高古自然矫正桐城派的拘谨，成为阳湖派，就模仿的口号说，算是又回到文言的老根据地，秦汉。 以上说的是以秦汉为标本以及其中的大同小异，总的说都属于模仿的水流。有没有这股水流之外的文言？这要看从哪个方面说。如果只是看口号，明朝晚年以袁宗道、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可以算，因为他们反对前后七子的模仿，主张文章好坏，关键在达不达，不在古不古，意思是不必学秦汉。但这是就方向说，至于动笔写，那就还是离不开秦汉，因为他们用的是文言，想避开秦汉的格调是行不通的。 再说“模仿的成果”。显然，这方面材料太多了，因为只要是文言作品都要算。刊刻而收入各正史艺文志的，有不少没有传下来；只计传下来的，数量也仍是汗牛充栋。为了以简驭繁，这里想只谈几个要点，或说特点。按通用的编目办法，分为经史子集四类。 先说集部。其中的“别集”是秦汉以后的新事物，传统书目所收，最早是《蔡中郎集》和《曹子建集》。别集是个人的各体文章的汇编，从汉魏之际开始，直到清末，不要说名家，就是《颜氏家训》讥为“上车不落”的人物，也总要想方设法，刊印求传世。因此，这个秦汉以后的模仿阶段，数量最多的文言作品是各朝代大大小小作家的文集。总集也不少，全收的有《全唐文》之类，选收的有《宋文鉴》之类。 再说史部。这不是新事物，但比起秦汉来，产量大多了，不只各朝有正史（有的不只一种，如《唐书》和《五代史》都有新旧两种），而且出了不少重要的大著作，如“编年”的有《资治通鉴》等，“政书”有《文献通考》等。其他记事的杂著，如《金石录》《野获编》等，更是多到数不清。 再说子部。像先秦那样，处士横议、成独家之言的著作少了，勉强说，王通《中说》、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类还可以算数。产量多的是另一类，可以总称为“杂记”。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偏于讲学问，如《容斋随笔》《困学纪闻》《日知录》等等，成就很大。另一种偏于记见闻，如《酉阳杂俎》《癸辛杂识》《辍耕录》等等，成就也不小。 最后说经部。经是文献中的老牌号，后代当然不可能有；有的只是解经的著作。这类著作主要出于唐代和清代，唐代的多见于《十三经注疏》，清代的大多收入《皇清经解》和《皇清经解续编》。 骈体“文”一般不押韵，可以算作无韵之文的一个支流。骈体的形成和规格，作为文言的一种特点，前面第5.7.3节已经谈到；这里是从另一个角度，谈谈骈体作品的历史情况。表情达意，多用对偶，而且尽力求工整，应该说是从汉魏之际开始，我们读曹丕、曹植兄弟的文章，可以明显地嗅到这种气味。此后经过两晋，无数作家都是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就是说，用对偶，要求数量更多，声音更讲究。南朝沈约、周颙等创四声八病说以后，对偶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于是文人动笔就费尽心思，通篇骈四俪六。这时期以及其前的这类作品，萧统编的《文选》收了不少，更多的见于各家的文集，甚至专著，如刘勰《文心雕龙》。文集之外的许多著作，如属于史部、子部的，记事说理，也常常用骈体。 齐梁以后，一直到唐朝前期，写作用工整的四六成为风气。风气的力量是不可抗的，如唐太宗是皇帝，写《大唐三藏圣教序》，用骈体；魏征是政治家，写史传的论赞，也用骈体。这风气并且使骈体成为无孔不入，如断案的判词，也要玩骈体的花样，白居易并且把它收入文集，此外张鷟还有单行的《龙筋凤髓判》。这结果，显然，骈体的作品就会多到数不清。其中也有价值很高的，如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和政治家陆贽的《陆宣公奏议》就是。由喜爱骈体的人看来，这时期，工巧可以当作标本的作品确实不少，如徐陵《玉台新咏序》，王勃《滕王阁序》等，都是辞藻秾丽，用事典雅，可以当作诗词来吟诵的。 韩柳古文运动兴起以后，在一段不很短的时间之内，骈体的势力并没有大消减，如晚唐还出了个四六大家李商隐；其后到宋初，杨亿、钱惟演等追随李商隐，并且变本加厉，成为垄断文坛的西昆派。直到欧苏等重新掀起古文运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了大建树，古文才取得最后的胜利。所谓胜利，是文人都相信秦汉是文的正宗，表情达意应该用平实自然的散体。但就是这样，骈体也没有死亡，而是缩小阵地并坚守阵地。所谓缩小阵地，是由遍布于各体变为只用于一部分文体，如制、表之类是必须用骈体，碑、序之类是经常用骈体。所谓坚守阵地，是规格更来谨，面目更清晰。古文运动以前的骈体，虽然以通篇骈四俪六为工，但有不少是杂有少数散句的；古文运动胜利以后的骈体就不然，只要是骈，就要求清一色（不合格的是极少数）。这是说，规格更严谨了。规格严谨的结果是面目更清楚，或说与古文的界限更分明。以王安石的书札为例： （1）某愚戆浅薄，动多触罪。初叨一命，则在幕府，当此之时，尤为无知。自去吏属之籍，以至今日，虽尝获侍燕语，然不能自同众人之数也。……（《上宋相公书》） （2）此者冒跻官次，荣托使车，躬裁琐琐之文，私布惓惓之意，干磨为吝，震叠于怀。会走干之鼎来，辱幐书而宠答，优为体貌，略去等夷，繄奖予之大隆，滋回皇之失次。……（《上宋相公启》） 例（1）是古文，例（2）是骈体（“启”必须用骈体），泾渭分明。这现象可以使我们明白两件事，一是骈体坚韧，虽退让而并未投降，二是即使是大名鼎鼎的古文家，也不能不网开一面。这坚韧的性格，到后来还有不容忽视的表现，就是到清朝，骈体竟有中兴之势，不只喜欢写的人很多，而且出了毛奇龄、洪亮吉、汪中等不少名家。 骈体难写，等于工具很不顺手，而且容易华而不实，总之是有大缺点。可是古文运动胜利之后，它偏安而不灭亡，是什么原因？我想，是因为旧时代的文人看骈体，除去秾丽典雅之外，还可以表示郑重。这像是服装，如果分为礼服、便服两类，在某些需要穿礼服的场合，穿便服就成为不礼貌，不郑重。因此，经常处于上层的文人，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衣箱里总不能不存储礼服，也就是不能不具备写骈体的本领，以便到需要写的时候，也能够骈四俪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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