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如上面所说，文言形成以后，成为脱离口语的书面语言。它寿命长，内容多，势力大，是我们一份可观的财富。财富，有用，因而它一定有功。但它脱离群众，总是在上层文人的笔下打转转，又不能无过。功过是价值的评定，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想多从常识着眼，舍小取大，只说说估计可以为多数人接受的。前面多处谈到文言的性质，谈性质会触及优点，优点就是功。这样，谈文言的功，就难免重复已经说过的话。但这里是从另一个角度考察，着重的是怎样评价文言，怎样对待文言，有些意思又不能略而不说。调和的办法是在轻重方面打打算盘，凡是已经说过的就轻轻带过，够上新意的就多说几句。 这个题目太大，想分割为三段说。先说“文化遗产”。它是人类活动痕迹的总和，现在还可以看到或推想到的。痕迹山无形到有形可以分成若干等级，如道德观念、生活爱好之类是无形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之类是中间的，万里长城、宋版《文选》之类是有形的。照理说，既然是痕迹，就应该不论有形无形，不论时间远近，都算；可是习惯上总是指有形的，时间不很近的，这里从习惯。遗产价值有高低，甚至不该有而有的也有价值，那是历史价值。无数的遗产之中，用处最大因而价值最高的应该说是写在书面上的语言。因为：第一，它用一套符号保存了前人的知识。我们知道，有大量的人类活动是不能流传或没有流传，如孟子的思想和阿房宫的建筑之类，只有靠知识才能够流传的。第二，不管哪种性质的人类活动，只有保存在书面语言里才能够确切细致。这只要翻翻起居注、实录一类书就可以知道。第三，书面语言之外的一切遗迹的情况，常常要借助书面语言才可以了解清楚。举个早期的例，如殷墟甲骨，假使没有书面语言，我们就不能知道那是占卜的工具。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之中，价值最高的是挂“书面语言”牌号的那一个库藏；而说到书面语言，就汉语说，有文言，有白话，而绝大部分是文言。 再说“积累”。文化是人为了生活的方便和合理而创造的。创造能力主要来自知识，有知识才能够了解并利用旧有的文化，再往前走。这就可以证明，为了人类能够进步，文化的积累是如何重要；而积累文化，主要是通过写成书面语言的方式。例如孟子是孔子死后一百多年生的，传孔门之道，著《孟子》七篇，是靠已经有了书面语言的《论语》。司马迁著《史记》，记春秋战国年间事如数家珍，是因为早已有了书面语言的《左传》《国语》等。还可以举个反面的例，古代有所谓六经，实际是五种，因为《乐经》有目无书，所以后来儒生虽然大讲其“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可是韶乐究竟是怎么回事，却谁也说不清楚。这里所谓积累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创造了就存下来，如《孟子》七篇；另一种是踏着前人的足迹前进，精益求精，如《水经注》的注《水经》。积累的途程之中免不了损失，还常常是大量的损失。如《汉书·艺文志》里著录的书，存到今天的已经是极少数；梁元帝江陵失陷，一次就烧毁图书十四万卷；又，中古以前，著作都是靠抄写流传，作而不抄不传的当然很多，那就是昙花一现，消亡了。我们现在图书馆里的库藏是幸存的一些，是三千年来积累总和的一部分劫余。 但是，就是这一点点幸存的也够得上丰富了。现在说“丰富”。这不容易说得言实相称，因为一方面是量太大，一方面是内容包罗万象。先说量。旧时代最后辑的一部大书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辑这部书，另有企图，是消除反清思想；而且戴着有色眼镜，如认为不雅驯的不收；还不能不有遗漏。可是就是这样，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有3503种，合79330卷，又存目6819种，合94034卷，加起来是10322种，合173364卷。《四库全书》之后，有人编四库未收书目，有人编焚毁书目，大网小网捞，自然还会有不少漏网之鱼。总之，文言典籍的量确是大得可惊。再说内容的包罗万象。这更不容易说，因为太复杂，不是少数文字所能概括；勉强说，总难免挂一漏万，或浅陋而不合实际。这里想从三个方面谈谈，算作举例。一是总览。我国图书编目，隋唐以来都是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史、子、集是粗略地按内容的性质分；经不然，是由于出身高贵。这样分，合理也罢，不合理也罢，总之，都不能反映内容的具体性质。典籍是文献，我们利用文献，最渴望知道的是里面都讲些什么。这太复杂了。旧时代有人大力研讨文献，把文献的内容分为若干类，如马端临《文献通考》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共二十四类。这象是很全面，其实不然，因为他注意的只是帝王将相关心的“典章制度”。至于与一般人民关系更密切的穿衣吃饭、生死嫁娶等事物，就都略去了；而这些，书面语言中记得并不少。这样看，我们无妨夸张一点说，在我们的典籍库藏里，不管你想从中找什么材料，它总不会使你失望。二是看一部分。很多人都会感兴趣的是前人活动的情况，这就可以翻看四部中的史部。其中最显赫的当然是从《史记》到《清史稿》的二十几部正史。其次是史部的其他小类（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等）的书。此外，史部以外的许多书中也会有有用的材料，因为书面语言是人写的，其中总会提到人的活动。总之，就部分说，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三是看有些人认为稀少的。这是指科学知识。有人说，我们东方的典籍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多，科学方面的材料很贫乏。这显然也不对，例如许多彗星（包括最著名的哈雷彗星）的运行情况，是参考中国的大量记录才弄清楚的。天文以外，现代科学的各个部门，都可以在我们的典籍里找到丰富的资料（详见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英国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可以证明，我们说丰富是实事求是，而这功绩的大部分是同文言分不开的。 这丰富的文化遗产所以有大价值，是因为有大用。大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鉴往知来，就是参考前人的经验，走对路，不走错路。其二是以前人的收获为资本，向前走得更远，爬得更高。其三是欣赏，取得艺术享受。自然，文化遗产中难免有糟粕，囫囵吞枣地都接受不合适。这我们当然都知道，是应该批判地接受。 上一节谈文化遗产，遗产指存到今天的那一些；至于文化，那就比遗产不知要丰富多少倍，因为还包括没有存到今天的。这丰富的文化，或从习惯，说灿烂的文化，我们可以称为汉语的文化。称为汉民族的文化象是也可以，但不确切，因为一个民族常常是许多不同民族混合的产物，汉民族尤其是这样。民族混合，历程不是聚物成堆，而是以其一为中心融合为一体。为中心，要靠具有优越条件。这包括很多方面，人、地、财富、兵力等都是，可以总称为或撮要称为“文化”。在一种文化系统之内，语言可以不只一种；但最好是一种，因为这有利于调和和坚韧。三千年来，我们用的语言是一种——汉语，文化是内部调和、结构坚韧的，这文化就是我们这里说的汉语的文化。本节题目说到“威力”，汉语的文化确是有威力，表现在多次有失败危险而一直没有失败。远古的时期文献不足，可以不提。《论语·宪问》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可见春秋时期，中原一带还不是十分巩固。可是这危险度过了，而取得的是秦的统一。汉魏以后，大危险不只一次，元、清两朝是土地全部丧失，南北朝和辽、金两朝是土地部分丧失，可是这危险也一次一次地度过了，而取得的仍然是统治地位的恢复和汉语文化的继续繁荣。经过多次危险而能够不失败，原因自然不只一种，但我们总可以想到，其中最有力的是汉语文化占上风。例证可以找到很多，只举一些突出的。一个是北魏孝文帝，羡慕中原文化，以至于迁都洛阳，用政令改国姓（改拓跋氏为元氏），强制臣民变胡为汉。一个是金章宗，所爱的不只汉语文化的诗书礼乐，还大玩其书画等文物。一个是纳兰成德，阔公子，在康熙朝任侍卫，当然通满语，擅长武功，可是他偏偏爱“杨柳岸晓风残月”一类的靡靡之音，写小词的成就，许多人推为清代第一。这汉语文化，就零零散散的说当然任何事物都在内，大至铜雀台、华清宫，小至东坡肉、绣花针，只要此高于彼，彼就愿意甚至不能不舍彼而取此。但是在各种事物之中，更确切地说是各种事物都不能离开的是书面语言及其内容，因为正如前面所说，没有书面语言就不能有如此灿烂的文化。这书面语言的绝大部分是文言。我们随便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在这方面，文言的势力是如何大。如洛阳龙门造像都是北魏贵族搞的，可是作记，他们不用鲜卑语而用汉语文言。又如清朝早期的皇帝当然都熟悉满语，可是康熙、雍正的上谕多用汉语写；乾隆就汉化得更厉害，而是到处用汉语文言题律诗、绝句了。这种种情况都说明，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是借了灿烂文化的光才平安地生存下来，而这灿烂文化的形成，文言是有汗马功劳的。 上面三节谈文言的功，都是从文化整体方面着眼。这一节想换个角度，说说它直接给人做了什么好事。人有过去的，有现在的。先说过去的。文言脱离口语，很多人不会，用不上，所以只能说会写的。对于这一部分人，文言充当他们表情达意的工具，就我们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看，确是成绩突出。这方面的情况也是一言难尽，因为：一是实例举不胜举；二是表达的微妙之处，大多可意会不可言传。这里说说一时想到的一点点。先说表达思想，《庄子》和《文心雕龙》之类，内容那样深远、微妙，实在难于写清楚，但还是写清楚了。不只清楚，而且能够突出要领，辨析入微，这用的是文言。再说叙事，《左传》和《史记》之类，写事件经过，写人物活动，给人的印象常常是比真的更真切，更生动，这用的也是文言。还有抒情，那就花样更多，用散文的形式可以，用韵文的形式也可以。用韵文，写成赋可以，写成诗词常常更好。韵文是用意求美的文字，其中蕴藏的表情达意的高妙手法，历代的文论、诗话词话等常常谈到，这里不能介绍，因为材料太多。其实就是散文，表情达意的高妙手法也是随处可见，例如很多人都念过的《庄子·逍遥游》和《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论酒量那部分，前者述说大鹏高飞，是“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后者述说夜里纵酒的情况，是“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都是用语不多就写出一种不容易想到、更不容易描画的景象。就是这样，两三千年来，文言用它的无尽藏的表达手法的宝库，为无数能写的人表达了他们希望表达的一切，并且如苏轼所说：“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何薳《春渚纪闻》） 文言作品中有很多值得欣赏，前面3.2.7节已经谈到。欣赏当然也不受时空的限制，只要你通文言，就可以选择自己爱好的作品吟诵，以取得艺术享受。这都可以不再说。这里想补充一点点意思，是我们现在用现代汉语表情达意，为什么还要费力读文言作品。接受文化遗产的事前面也已经说过，这里缩小范围，只说欣赏。欣赏文言作品，要先学会文言，这不是很轻易的事。学，不轻易，学会了，有好处，这就是近年来，有些人主张学，有些人反对学，相持不下，实行方面也是长期在歧路口徘徊的原因。我想，实事求是，可行的办法不能不在相反的方向之间，是不要强制学（这行不通），也不要强制不学（这不合算）。从积极方面说是，鼓励有条件的学，容许没条件的不学。所谓条件，是能够抽出时间、专业需要、有兴趣读古文献、喜爱中国文学之类。有条件而不利用，不应该；利用，学会了，去欣赏，收获会很大。关于艺术享受或说艺术熏陶的价值，人人都知道，可以不说；应该说说的是为什么一定要到我国的古典文学中去求艺术享受。理由可以有很多，我想主要是：第一，近在眼前，举实例说，欣赏李白、杜甫总比欣赏拜仑、雪莱方便得多，亲切得多。第二，宝库中有丰富的精神食粮，取之不尽。第三，因为文言和现代汉语是异中有同，所以容许边欣赏边学，或说欣赏与学合一；这个好机缘，如果不利用，以致一生虽然没少同文字打交道，可是没读过《史记》《文选》以及李杜诗、苏辛词等等，也实在可惜。为了避免遗憾，最好还是尽力求能欣赏；而如果真有了欣赏能力，那就可以到古典文学的大海里去遨游，以取得无尽的艺术享受。这享受的取得，显然主要应该归功于文言。 文言脱离口语，只能为上层人服务，又所写都是仍旧贯的，不能不搀有旧时代的糟粕，所以不能无过。 一种过是使口语和书面语走上两条路，而且，由于文言顽固不化，两者的距离渐渐加大，以致没有合流的希望。合流是不分家。这里要说明一下，不分家是可能一致，不是事实上一定一致。“一致”的问题很复杂。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说一致必要，但也可以说不必要，因为说必要，那就不能不先假定口语是简洁有序的，而口语常常不是这样，那显然，为了书面语的简洁有序，就不得不安于不一致。不过，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口语简洁有序并非不可能，所以书面语照口语写，有时是可能的（小说、戏剧的对话意在传真，不要求简洁有序，是另一回事）。但可能不等于现实；看“五四”以来的现实，书面语是经常同口语有或大或小的距离的（有意扭扭捏捏的那些是文病，不算）。不过这终归是“白话”文或“语体”文，只听不看还是能懂。不一致而能听懂，是因为它和口语属于同一个词汇句法系统，只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加点工，是口语的净化，或说是同净化的口语一致。同净化的口语一致是一对一的一致，加工的结果也无妨说是一致，是基本上一致。文白不分家的一致是大量的基本上一致加少量的一对一的一致。这一致的优越性是只听不看能懂。文言就没有这样的优越性，因为它和口语用的不是同一个词汇句法系统。文白不一致的害处，“五四”时期鼓吹文学革命的文章说了很多。这里可以总的说一下，是口语和书面语可以用一套，应该用一套，可是用了两套，自然是不经济，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文言脱离口语，自成一套，难学，因而学会能读的人不能不是少数，会而能写的当然更少。关于文言难学，旧时代记载不多，因为流传下来的文献都是学会了的人写的。但是我们翻翻各朝正史的选举志，就可以发现不少蛛丝马迹。公私有各种形式的学校，而培养出来能够取得秀才、明经等头衔的是极少数，推想绝大多数是半途而废了。近代情况是一些年高的人还看见的，低的有学塾，高的有书院，学的人不少，从赵钱孙李而《四书》《五经》，十年寒窗，学会而能用的究竟有多少？这由《笑林广记》一类书里可以透露一点实况，是读和写，经常闹笑话。绝大多数人不学，少数人学而不能学会，于是这书面语言就只能活在极少数文人的群里，想一想，这损失是如何大。两千多年来的情况就是这样，文言同广大的人民群众几乎不发生关系，人民群众不学它，不用它，当然也就不知道重视它。自然，在旧时代，多数人失学，责任不当完全由文言负。不过，假使它不脱离口语，它就不会这样难学，能够利用它的人就会多得多。利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读”。我们都承认，有大量的文言作品值得欣赏，可是看看近代的文人以外的识字的人民群众，他们大多读的是《水浒传》《今古奇观》之类，而不是《史记》《文选》之类，原因很简单，是白话容易学，容易懂，文言难，学不会。再说另一方面的“写”。因为风气是，除了俗文学作品之外，表情达意要用文言，人民大众就只好不拿笔。总之，文言虽然也是交流情意的工具，可是它的交流范围有限，是流而不能通畅。这缺点是由文言本身来的，责任当然要由文言承担。 文言形成以后，独占了书面语的阵地，白话作品想出头，争一席地，就困难了。原因主要是四个。其一，人睁眼看的是文言，拿笔写的是文言，日久天长就会不加思索地认为，书面语就是这样，不这样的就不是书面语。其二，文言是流行在上层人群里的，有别于街谈巷语，这“别”包括很多内容，可是人看到的却经常是雅不雅。文言雅，这就有了强制力，使绝大多数人拿起笔就不得不之乎者也。其三，文言把大部分有学识的人吸引过去，结果是肯用白话写的人不只量少，而且常常是学识也不够，写出好作品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其四，即使写出一些，在文言雅的风气之下，也不会受到应有的赏识，因而也就难于取得保存的机会。两千年来的文献资料可以清楚地说明以上几种情况。隋统一以前，成篇的白话作品像是只有两类，一是谣谚，因为要传俗，所以用白话写，二是文人的游戏之作，如王褒《僮约》之类，总之是稀如星凤。从唐朝起出现了变文，那是和尚俗讲的产物，就是说，是进口货，本土的文人大概不会重视，可是人民群众喜欢，就有了市场。又一种是语录，是记录禅宗和尚的机锋的，也应该算进口货。总之，都是由人民群众作内应，由外面攻进来的。到宋朝，前一种进口货变化、发展，成为话本系统的小说，加上元明清三朝，成就很不小。仍是话本形式的有《京本通俗小说》和“三言”“二拍”等等，扩大为章回体的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势力可以说不小。但是还不能说是已经同文言平起平坐，因为是“俗文学”，俗，当然就为大雅所看不起。例如：一是正牌的文人都不干。大概只有俞樾是例外，他曾修改《三侠五义》，——但那是修改，不是作。二是不只不干，还怕玷污了雅，不敢沾。如讲古文义法的人，有不少曾谆谆告诫，不许入小说、语录语。三是更深一层，连写的人自己也承认是俗而不雅，因而有不少作品虽然传世出了名，可是作者却不敢出头露面，以致后代治文学史的人不得不费力考索，如《水浒传》《金瓶梅词话》等等都是这样。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文言压制，白话作品的量就不会这样少，成就也就会高得多。可多而少，应高而低，这责任也应该由文言承担。 语言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思想感情有价值问题，就是说，可以分好坏，分高低。文言量大，表达的思想感情是旧时代的，因而其中不可能没有坏的，低的，也就是所谓糟粕。断定有糟粕容易，指实哪些是糟粕不那么容易。比如我们把《孟子》拿出来，从头翻看，分辨精华和糟粕，两个人分辨的结果一定不一样，并且，一定有些面貌模棱的，算作正面的或反面的都不适宜。举大家都熟悉的为例，“民为贵”是正面的，“劳心者治人”是反面的，估计不会有人反对；至于“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那就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分好坏、高低要有标准。标准有时间问题。我们评论，当然应该用我们现在的；可是我们也常说“应该历史地看”。现在的和历史的可以调和，如岳飞抗金，是用两个尺量都好；也可以不调和，如岳飞擒斩杨幺，是用两个尺量不都好。这类问题很麻烦，我们这里评价文言的内容，不能俟河之清。可行的办法是从大处着眼，取大家都会接受的。这可以称为人文主义，就是，对于广大人民的生存、幸福、进步等，起帮助作用的是好的，起阻碍作用的是坏的。这样选定，然后看文言的内容，我们就会发现，糟粕实在不少。算糟粕的帐，可以细算。不过，不管是一户一户的还是统计之后分类，都过于繁琐；这里只好以管窥豹。我想正史里就可以找到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那是排在头部的“本纪”和排在尾部的“列女传”。本纪是记述帝王的，史笔常常是，不管他是怎样昏庸残暴的坏蛋，出生时总是五彩祥云照户，即位以后，措施总是英明、仁爱。屈居尾部的列女当然也是好样的，怎么好呢？不过是处处听男人的指使，到男人愿意她表现忠贞的时候，她就坚决地为男人死。正史以外，明的、暗的，宣扬迷信、歌颂压榨、欣赏享乐的文字当然也是随处可见。总之，是糟粕很不少。当然，我们要承认，这糟粕的制造者是旧的不合理的社会，不是文言。可是我们也要承认，糟粕之所以能够向下流传，是因为文言起了储存的作用。打个比喻，文言虽然没有参加抢劫盗窃，可是它窝了赃，所以即使罪不很大，也总不能不承担责任。 语言表达思想感情，如果思想感情华而不实，语言自然要跟着华而不实。这样说，作品华而不实的责任不当由语言负。不过就文言说，这看法不完全对，因为文言的不少表达手法，有助长或导向华而不实的倾向和能力。例如有人嘲笑写文章虚张声势，说开头是：“且夫天地者乃两间之宇宙，尧舜者为二代之唐虞。”李商隐《碧城三首》中有一联是：“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都是声势大而意义有限，这用白话写就很难，因为缺少那样的辞藻和腔调。文言自魏晋以来讲究华美和声律，它就容易走向华而不实，或至少是容易被华而不实的内容利用。这方面的例证，零碎的，也是举不胜举；以下想从“体”的方面入手，说说一些大户，算作举例。较早的是南北朝时期的不少文章，辞藻秾丽，声韵铿锵（四六对偶），内容却总是风花雪月，正如隋朝李谔所形容：“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隋书·李谔传》）这是典型的华而不实；而且是突出的华而不实，因为势力大，遍布于各体。以后，集中为一体的也很有一些。如“应制诗”，是皇帝命题，要求定时完篇，所以辞章要富丽典重，内容要百变不离其宗，尽力歌颂。还有“律赋”和“试帖诗”，是考试科目，因为要呈给考官看，所以也必须文字典重，尽歌颂之能事。此外，也应该收入歌颂一类的，有“祝文”和“青词”，是作了献给神灵享用的，宋明两朝的大家几乎都作过。“贺表”和“寿序”也是这类文章，只是歌颂的是地位高或年高的活人。同性质的还有礼貌性的书札，一般名为“启”，根据不成文法，要用骈体，堆砌华丽而古雅的文辞；至于内容，那是连收信的人也不相信。我有时想，宋朝以来，许多文人的有些“史论”像是也可以入这一类，因为内容空洞，甚至强词夺理，只是玩弄之乎者也的腔调，用大话吓唬人，如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就是典型的。最后，还有一种集缺点之大成的，是“八股文”。这是几百年来考试的科目，形式有严格的规定，内容是写体会而代圣贤立言。在过去读书人的眼里，它很高贵，因为是入官场的敲门砖；又很难，因为要在层层限制之中显出技巧，以投合考官的脾胃。我们现在看，它是冶歌颂、强词夺理、骈体、古文腔调等于一炉，而内容却等于零，所以应该算最坏的文章。这种坏文章宜于作反面教材，可是现在想找一两篇看看已经不容易。所以这里不避琐屑，抄一篇为例。文是明朝钱志驺所作，题目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出于《论语·里仁》，八股文题目都出自《四书》）。为了说明它的结构，这里加上标点，并在括号内注明各部分的名称。 论文于名位之情，欲其思为可就焉。（以上破题）夫患无位，患莫知，未为失也。因所患而责立与可知之实，君子正不以彼易此耳。（以上承题）且人欲表见于天下，则必思天下责我之厚与我副天下之难。夫其厚责者，皆我所必不可辞，而其难副者，又皆天下所必不肯恕。使分量不足以相酬，则自为表见之处，适自为沮丧而已矣。（以上起讲）彼夫名位二者，君子之道待以行待以传者也。 惟吾道因名位以为功，斯名位益恃吾道以为重。（以上领题）是故大儒穷通显晦，至集四海之耳目，群相倾注，而未始有震物之嫌。（以上起比上，与起比下对偶）乃衰世之乡党朝廷，至挟三代之诗书，出以应求，而不免有抚躬之疚。（以上起比下，与起比上对偶）然则无位何患哉！ 患所以立焉耳。人国有事而后有官，其欲得者敬事之臣，非居官之臣也。无论宠利难忘，惧失正直立朝之本，凡此时艰所属，得毋优于细务，而重任其将颠覆乎？试为置身负乘之时，君悔授政之轻，臣叹荐贤之误，耻尚可赎耶？早夜以思，或翻幸弓旌之未逮耳。（以上中比上，与中比下对偶）然则莫己知何患哉！求为可知焉耳。公论有荣而亦有辱，其可畏者荣我之人，即辱我之人也。无论幽独易欺，惧蹈声闻过情之耻，即或细行所饬，得毋悦于凡众，而圣贤其犹摈弃乎？试为设计败名之日，父母陨其家声，朋友伤其同道，身尚安容耶？早夜以思，应转虑游扬之过盛耳。（以上中比下，与中比上对偶）盖事理各有指归，在外者为功名，在我者为德业。（以上小比上，与小比下对偶）生人止此心力，正用之为戒惧，而误用之为怨尤。（以上小比下，与小比上对偶）功名迫而怨尤生，凡欲以考课选举之权，徇人情之躁竞，此儒术之伪，其弊遂受之人才也。（以上后比上，与后比下对偶）戒惧深而德业懋，正将以获上信友之道，励下学之藏修，此士习之严，其原在正乎心术也。（以上后比下，与后比上对偶）用患者宜何居焉！（以上收结） 像这样的文章，不用文言就写不出来。文言库藏里有大批这样的文章（幸而难于长时期流传），我想，就是特别爱好文言的人也不能不叹气吧？ 文字游戏当然是华而不实的，所以这一节提到的各种和上一节那些没有严格的界限。大致是这样划分：当作正经事作的入上一节，主要想显示工巧的入这一节。把文字游戏看作过，有的人也许不同意，因为有不少人觉得“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项廷纪《忆云词》丙稿自序）。当然，工作之余，做些自己有兴趣的活动，只要对人己无害，是无伤大雅的。不过文言的种种文字游戏是消遣之后还产生作品，那就应该想一想，如果有情意而不走游戏这条路，表达的效果总会好得多吧？因此，由耗费精力不少而成就有限这方面看，这是下了大网而捕得一些小鱼，就是说，不值得。因为不值得，所以应该算作一种浪费，纵使不是大的浪费。 常见的文字游戏都属于韵文范围，花样相当多。据说老祖宗是南北朝前秦窦滔妻苏蕙的《璇玑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回文类聚提要》说是其前已有曹植《镜铭》）。现在有传本（见宋桑世昌《回文类聚》），图方形，纵横都是二十九行字，共八百四十一个字，据说从某一字起，顺读逆读都成诗，共可得诗几百首。如从右上角向下顺读，沿外圈转一周是“仁智怀德圣虞唐……心忧增慕怀惨伤”，共十六句；逆读是“伤惨怀慕增忧心……唐虞圣德怀智仁”，也是十六句。这样拼凑成句当然不容易，可是说这是诗就未免可笑，因为生硬别扭，既无诗音，又无诗意。可是后代不少文人却觉得有意思，如苏轼就很喜欢搞这玩意儿，《回文类聚》不只收了他的回文诗，还收了他的回文词。各举一首为例。 （1）回文诗：春机满织回文锦，粉泪挥残露井桐。 人远寄情书字小，柳丝低日晚庭空。逆读：空庭晚日低丝柳，小字书情寄远人。桐井露残挥泪粉，锦文回织满机春。 （2）回文词（《菩萨蛮》）：落花闲院春衫薄，薄衫春院闲花落。迟日恨依依，依依恨日迟。梦回莺舌弄，弄舌莺回梦。邮便问人羞，羞人问便邮。 与回文接近的还有其他花样，如“玉连环”“脱卸连环” “藏头拆字诗”等。还有一种名为“诗钟”，后代文人喜欢玩，是几个人比赛，限时完成。常用的形式有两种，都是写出毫无关联的两个字，要求用在诗的一联里。明用名为“嵌字”，如“翼”“庭”两个字，可以写成一联，“在天愿为比翼鸟，隔江犹唱后庭花”；暗用名为“分咏”，如“尺”“蜂”两个字，可以写成一联，“灯下量衣催五夜，房中酿蜜正三春”。前一种像是作诗限字，后一种近于谜语。 作诗限字，旧时代看作庄重的事，有两种形式。一种大多是在考试中用，如作试帖诗，题下可以注明“得风字”，意思是，这首诗要用一东韵（“风”属一东韵），而且其中一个押韵字要是“风”。另一种形式是和诗，就是看了别人的诗，表示欣赏，要照样作一首。唐人和诗不限定用原诗的格律。宋以来几乎都是“次韵”（或说“步韵”），就是不只用原诗的形式，还要用原诗的韵字。韵字，有的容易用，如“风”“中”之类；有的不容易用，如“蛇”“衙”之类。于是有的人就故意用怪字（如“蜓”“裟”之类，不只不常用，而且不能单用），要求人和，于别人的被折磨中取得欢乐。作诗限字，结果自然是不能不以情意迁就文字，所以依理说是游戏而不是写作。 韵文的文字游戏，大多同对偶有关系。这岔出的一支是“对联”中的所谓“巧对”，就是拟个难对的上联（如“三才天地人”“妙人儿”〔繁体作‘兒’〕“倪家少女”之类），征求下联，以对得工整自然为合格。用对偶折磨人，还见于五言排律“联句”。《红楼梦》第五十回“即景联句”曾写这种情况，那是一个人写两句，第一句要同前一个人的第二句对偶，第二句是上联，留待下一个人对偶，所以要人人过难关。在对偶上玩花样，还有所谓“借对”。大诗人如杜甫也常常喜欢这样“取巧”，如大家熟知的“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就是借“寻（八尺）”“常（十六尺）”的长度意义，同“七十”对偶，而实际用的“不希奇”的意义是对不上的。 在韵文中搞文字游戏，还有所谓“集句”。据说创始于王安石，他的集子里收有“集句诗”和“集句歌曲”各一卷。常用的形式是“集唐”，就是从唐朝四个人的诗中各取一句合成一首绝句，或八个人的诗中各取一句合成一首律诗（一首中各句的作者最好不重复）。集律诗当然很难，因为中间两联要对偶。但是玩文字游戏有如演杂技，就是要在难中显工巧。说难，因为：一要肚子装满唐诗；二要凑得巧，让看的人感到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不少文人喜欢从难中取得这种巧，如汤显祖《牡丹亭》，下场诗就都用集句。举《惊梦》一出的为例： 春望逍遥出画堂（张说），闲梅遮柳不胜芳（罗隐）。 可知刘阮逢人处（许浑）？回首东从一断肠（韦庄）。集句为词的比为诗的少。清朝诗词大家朱彝尊很喜欢这玩意儿，《曝书亭集》里有一卷名《蕃锦集》，都是集句为词。举其中一首为例： 《鹧鸪天》（镜湖舟中）：南国佳人字莫愁（韦庄），步摇金翠玉搔头（武元衡）。平铺风簟寻琴趣（皮日休），醉折花枝作酒筹（白居易）。日已暮（郎大家〔这是取诗句的一部分，下句同〕），水平流（白居易），亭亭新月照行舟（张祜）。桃花脸薄难藏泪（韩偓），桐树心孤易感秋（曹邺）。 像这样集句的诗词，我们看了，会觉得确是凑得巧。可是它能是真实情意的写照吗？恐怕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多半是保留文字而放弃情意。这样，就难怪我们读它，常常有雾里看花之感了。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