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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究竟能忍受怎样的限度，是个古怪的，但也是个原初的问题。在中国文化人中很难讨论它，因为他们遇不上危险，早在风吹草动之际，他们就又变又叛了，不能与其讨论。人太油，不如草木。 在蒙古的阿拉杭盖，我看见了大自然对这问题的应答。那里是一处火山，我在散文《美女和厉鬼的风景》中把它称为鬼。它有“黄狗地狱”、“黑锅山口”等等一套恐怖得令人厌恶的地名系统。我猜那次火山爆发——那次恶的大喷发中，绝灭的太多了。草原和大陆都土崩瓦解，甚至连土壤都消失了。取代那一隅世界的是铁牙般的硬化熔岩，封闭千百里的炼渣壳，还有一个黑森林的地狱入口。 但是又不该跨入黑锅火山。它毕竟仅仅是茫茫草海中的一处火山而已。可以走近或离开它，可以看到它精疲力尽的边缘。不是它烧光和吞噬掉了北亚草原，而是亘古以来的大草原包容了它——看着这样的景观，很像琢磨着一个哲理。人的心张弛着，既紧张又平静。 值得反复地描写的是火山口漆黑的斜壁上那一株株黄叶。真是美得令人心惊。风吹过时，那如金箔似的黄叶抖着，反射着耀眼的光。在黑洞洞的烧得铁硬的砾石斜面上，它们的根扎在哪里，它们若跌落折断会堕落到多深，不降雨时它们靠什么生存长大，这些细节是无法从哲人般的北杭盖获得解答的。 难怪牧人们如此恐惧。祭敖包是—种不易解释的行为，而火山敖包对住在乌珠穆沁那样的肥美草原的牧人来说，更是无法想象。怀着祈求春雨祈求一羊双羔的善良愿望的老实牧民们，当他们看见马儿惊怕得后退，当他们看见步步逼近八面合围的狰狞黑牙时，他们不知怎样祈求了。 我看见一个骑黄膘马的喀尔喀老人。他朝一坯黑焦渣上摆奶酒瓶子，那瓶子放不稳。他的胡须和双手剧烈地颤抖着，当瓶子好不容易竖立在那砾石渣上时，他不顾一切地跪下去，匍伏在地。 瓶子倒了。跌下石渣块，在下面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上碎了。砰地一声，瓶子碎得像夭折了一条命。奶酒刹时间渗进了黑色的焦土，像无谓的流血。老人哭了起来，我不知后来他怎样离开，因为我不能再看下去。 就在那天，就在我急忙离开那个喀尔喀老牧人转过山脚以后，我突然看见了那些金叶子树。 真愧得很，我连那是什么树也没有弄清楚。树干笔直，有些像杉，叶盖呈一点伞形，也许是什么松。我只是记住了它们满身披着的、簌簌抖动的薄簿金叶。 我尝试走到了火山口的边缘上，但是我没有敢顺斜坡下去，朝下面的深处探险。一步踏动了那笔直下滑的黑渣，我猜会一直摔进无底的地狱。那时我暗自嘲笑过自己的软弱，我大声地吼过一声。可是，就像冒险和正义经常有着限度一样，我最终没有能迈出那自杀般的一步。 如果换了美国佬，大概他们会周密地计划买好直升飞机，安排好救护队、摄制组，甚至征集一对志愿在黑洞火山口结婚的男女，最后安全而无耻地“下去”。他们会在获得数据、新闻、刺激和出名的机会后，再得意洋洋地离开黑锅火山，扔下遍地的口香糖纸和可乐罐和牧人们献上的祭品作伴。 我不那样干。 我也不愿像喀尔喀老人那样落泪。我只是苦苦地思想着那长满薄薄金叶的树，猜测它们怎样在极限的危险中获得生命。我找不到结论，那斜斜倾泻直下地心的黑烧烬实在黑得深不可测，那黑烧烬中挺拔直立的金叶树又实在太明亮了。 以前我只是对它的美赞叹过。如今我要寻找它存活的原因。活着，而且美，又是在那样的险境之中，三者之上应该有一个什么。 关于阿拉杭盖，我不会再写了。那儿于我是彻底的异乡。我只打算记住那些树，保留这一个印象。 或许，这个印象应该用画或摄影作品记录下来再传达给朋友和故乡人，或许这种印象只是少数人才需要的。但是，关于生命存在的处境问题，特别是关于生命、处境与美的问题，对今天的中国是急需的——至少我是这样考虑的。 在黑锅火山，除开那种金叶树外没有其它生物存活下来。这偏激地证明着一个观点：美则生，失美则死。 199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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