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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记忆是有选择的。那么，我相信：我将永远记得我所听到的一个“家庭小合唱”，和他们所唱的新的歌。 我从厦门过海到鼓浪屿，去看望两个老朋友：白文和他的妻子舒波。我们已三十多年没见了。原来还保持着断断续续的通信，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里，断绝了消息。一年前，白文通过一家登载了我的作品的刊物转了一封信给我，这才恢复了联系。 鼓浪屿是一个美丽的小岛，到处是高大的榕树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树木、花朵。顺着山坡矗立着形形色色的、已经显得有些古旧的西式楼房。当我转入铺着青石板路的安静的小巷时，不知哪一家窗口传来了小提琴演奏的舒曼的《梦幻曲》，我真像是走在一个梦境里面。 按照他给我的地址，我找到一幢石砌的、古老的三层楼房，上了二楼。敲门，应声而出的是一位中年妇女。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是舒波，虽然她的发式变了，而且添了一些银丝；脸上已经有了皱纹，也“发福”了，体态不像当年那样轻盈……她愣愣地望着我，接着，惊喜地喊出了我的名字。她知道我最近会来厦门，否则她是根本不会认出我的，我的变化比她要大得多。 她领我穿过仅有一张大床的房子，走向里间。那里也只有一张大床，一个小圆桌，一架堆放着书籍和曲谱的缝纫机，两张凳子和一张藤圈椅。这样几件简单的家具，使这不算太小的房间显得有些空落。 她让我坐在藤圈椅上，而自己坐在床边。她笑嘻嘻地告诉我，搬家到这里来还不久。又说，原来的住处是多么阴暗、狭窄，找到这么一个新居是多么不容易。看得出，她很满意这两间现在还显得空落的房子。“而且，这里可以看到海。”我向窗外望去，是的，不远就是大海，现在它正在夕阳的余晖里闪烁着彩色的光芒。 当我简单地谈了我的情况以后，她为说到了他们一家这些年来的遭遇，那是白文在信中曾简略地告诉了我的。他们在三十年前来到厦门，都在一个专科学校里教音乐。在那场浩劫中，白文被判了二十年徒刑，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事实是，白文因为有一点历史问题曾受过审查，“文革”中又因为几件小事被无限上纲成“恶毒攻击”。白文当年五十岁，他坐了十年牢，去年复查，这桩冤案平反了，才回到原校继续教书。那些年，舒波作为“反革命家属”，下放到一个山区的中学，工资也降了两级。四个孩子都分别被下放到“广阔天地”去，一家六口人分散在六个不同的地方，依靠着她的一点微薄的收入，度过了那漫长的艰难的岁月。“四人帮”垮台以后，她才回到了厦门，现在已经退休，但还在从事业余的音乐活动。——她平静地，而且常常是微笑着叙述着这一切，还告诉我，孩子们也都先后有了工作岗位。 我无言地听着，心情却不能平静。她的安详和微笑使我不能够深入地看到她的内心。在年轻时，她是活泼、开朗，而又有一点娇弱的。我很难想象，她怎么能够面对那些灾难的岁月，在生活上，而且，在感情上，肩负起那样沉重的担子。 白文回来了。见到我，他没有流露出强烈的喜悦。但我从他对我的手的紧握中，从他的眼睛的闪光中，理解了他的感情。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总还是又见面了。” 我仔细地端详着他：头发已经花白了，黑瘦的方型的脸，一副宽边眼镜，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话语平静，舒缓，还是有着艺术家的风度。我在他身上只看到了岁月的磨损，而没有感觉到风雨的摧折，这真是有一点令人惊异的。 他又简略地说到了他的情况。说着说着，他的舒缓的语调中渐渐有了一种迫人心弦的感情。 他是在一次万人公审大会上被捕的。在这个中等城市中，这当是轰动全城的大事。 “我也被命令去参加了那次公审大会，就坐在台前面。我简直不敢抬头看他。”舒波微笑着说。 我问到白文当时的心情。 “我完全没有想到对我会采取那样大规模的方式。当我被拉到台上时，简直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好像是在做一场恶梦。只希望这一切快点结束，只希望舒波和孩子们没有来参加这次宣判大会。我被架着坐‘飞机’，头俯向地面，看着那一滩从我的鼻子和口中流出的血。除了对我的宣判书外，我连那样震天的口号似乎都没有听清楚，似乎只是什么遥远的地方有人在呼喊……我回到拘留所，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有一个同监的悄悄地问我判了多少年。我伸出两个指头。那个人说：‘两年？那不算重，你该快出去了，恭喜你呀！’我这才放声哭了。 “在劳改场中，我总怀着一个希望：会突然宣布我是无罪的。我知道这是一个渺茫的希望，但又无端相信这是可能的。这一点渺茫的希望帮助我活了下来。另外，我觉得我必须坚持，不应该再为舒波和孩子们增添任何痛苦……在那十年中，像攀登高山一样，我不仰望前面，而只让自己看到面前的那几级石阶，一步一步跨着。跨一步，是一步，过一天，算一天，就这样熬过了三千多天……” 他的声音有一点颤抖，爱笑的舒波也低头沉默着，玩弄着桌上的一根火柴。我看看窗外，暮色已落了下来。我听到了轻微的涛声，忽然想到了少年时读过的一本小说的第一句话：“外面该是海和夜。” 他们的四个孩子都先后回来了。——说是孩子，其实，两个姑娘都已结婚，自己的家也就在这附近；两个儿子也都长大成人了，大的也结了婚，小的也有了对象。大的女儿怀中还抱着一个不到一岁的婴儿。那显然是这一家的宠儿，大家都抢着抱他。 在年轻人到来后产生的那种欢快的气氛中，我们转换了话题，我问到了那几个青年的情况。他们谈到了他们的苦恼、打算和追求。当我回头看看白文时，他说：“我想好好写几支曲子。”沉吟了一会，他又加上一句：“我想我会比过去写得好一些。”我相信他的话。 很自然的，我们谈到了年轻的时候。他们从音乐学院毕业不久，刚刚结婚，来到四川东部的一座山城，参加了一个小小的演剧队。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他们的。他们演戏（舒波往往是女主角，白文是导演），唱歌（舒波是女高音，白文是指挥），过着动荡、艰苦的生活，密切地注视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并经常梦想着将来，以诗的口吻谈论着将来……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又相聚在一起。即使不说是老人，也已经历了生命中的大部分途程——并不是很平坦的途程。我们也谈到了一些友人的遭遇：死者和疯者。比起来，我们要算是幸运儿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也许只有那些真正经历了动乱，而又偶然相聚在一起的老朋友，才能深切体会到这两句诗的涵义吧。 舒波偶尔谈起，在今年春天，他们全家曾在一次晚会上演出过一个节目：《家庭小合唱》。由于白文和舒波都是学音乐的，他们的几个孩子也都爱好音乐，而且有着相当好的音乐修养。我提出，希望他们全家为我唱几支歌。于是，开始了表演：白文、舒波、两个女儿和大儿子合唱，小儿子拉手风琴伴奏。 这一对经历了长久苦难的伴侣和这几个在动荡中成长的孩子，他们唱着。我凝视着那白发、那刻满了皱纹的脸，和那有着青春光辉的脸。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在重庆那一场大雷雨中的合唱。我去看望他们，在临江的一座竹屋里谈天时，突然来了暴风雨。舒波走向小窗前，默默地站了一会，在豪放的大雨中，响起了她的嘹亮的歌声。接着，我们，和邻屋中的那些演剧队员，也先后应和着唱了起来。哗哗的雨声和轰响的雷鸣似乎是这青春的歌声的最协调的伴奏。多么遥远了，当年的年轻的大雷雨中的歌手，在经历了这么多的劫难后，还是在歌唱着。新的一代又成长了起来，也在歌唱，他们在歌声中付与了全部激情，投入了整个生命……他们唱的是几支我也熟悉的歌曲，然而，我却感到那是新的歌。不，那的确是新的歌，而且，那是一个启示和一个象征。 我听着，在我面前，流逝着岁月的河流，闪现着坎坷的人生道路，展耀着希望的光辉……在歌声中，我经验了少有的激动。而且，不自觉地，也参与了他们的合唱。 外面该是海和——美丽的晨曦……１９８１年３月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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