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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节

　　我成年以后，有一天中午，一个站在街道旁的孩子以其稚嫩有趣的动作，使我长久地注视着他。这个衣着鲜艳的小家伙，在灿烂的阳光里向空气伸出胖乎乎的胳膊，专心致志地设计着一系列简单却表达他全部想象的手势。其间他突然将右手插入裤裆，无可奈何地进行了现实的搔痒，而他脸上则维持住了被想象陶醉的痴笑。面对如此嘈杂的街道，孩子不受侵犯地沉浸在小小的自我之中。
　　后来，一队背着书包的小学生从他身旁走过，才使他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幸福。这个孩子发呆地看着处于年龄优势的他们走远。我没有看到他的目光，但我知道他那时的沮丧。被他们随随便便背在肩上的书包，微微摇晃着远去。这一景象对一个还没到上学年龄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况且他们又是排着队走去，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嫉妒、羡慕和向往。这样的情感折磨着他，最终产生了对自己的不满。我看到他转过身来，哭丧着脸气乎乎地走入一条胡同。
　　二十多年前，当我哥哥背上书包耀武扬威地走去，我的父亲向他发出最后的忠告时，站在村口的我最初发现了自己的不幸。一年多以后，我同样背上书包上学时，已经不能像孙光平那样获得孙广才的忠告了，我所得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类教导。那时我离开南门已有半年，那个将我带离南门的高大男人成为了我的父亲，而我的母亲不再是拥有蓝方格头巾在田间快速走动的瘦小女人，取而代之的是脸色苍白终日有气无力的李秀英。我后来的父亲，那个名叫王立强的男人，有一天上午用他有力的胳膊抱开了一只沉重的木箱，从下面的箱子里拿出了一只全新的草绿色军用挎包，告诉我这就是我的书包。王立强对农村来的孩子有着令人哭笑不得的理解，或许因为他也出自农村，所以他始终觉得乡下的孩子和狗一样，喜欢随地拉屎撒尿。他正式领养我的第一天，就反复向我说明便桶的重要性。他对我排泄方式的关心，在背上书包这对我来说是神圣的时刻仍然念念不忘。他告诉我，上学以后就不能随随便便上厕所了，首先应该举手，在教师允许以后才能去。我当时的内心是多么骄傲，穿着整洁的衣服，斜背着草绿的书包，身边走着身穿军装的王立强。我们就这样来到了学校。我看到一个织着毛衣的男人，轻声细气地和王立强说话，但我不敢笑，因为他是我的老师，然后是一个和我同龄的孩子，挥舞着书包向我们奔跑过来。那个男孩和我互相看来看去，不远处有一群孩子都在看着我。王立强说：
　　“你过去吧。”我走到了那群陌生的孩子中间，他们好奇地看着我，我也好奇地看着他们。不一会我就发现自己十分优越，我的书包比他们的都要大。可就在这时，就在我为自己感到自豪的时候，准备离去的王立强走过来响亮地提醒我：
　　“拉屎撒尿别忘了举手。”
　　我小小的自尊顿时遭受了致命的一击。
　　我年幼时这五年的城镇生活，是在一个过于强壮的男人和一个过于虚弱的女人之间进行的。我并不是因为招人喜爱才被城镇选中，事实上王立强夫妇对我的需要远胜于我对城镇生活的热情。他们没有孩子，我后来的母亲李秀英说她没有喂奶的力气。同样的说法到了王立强那里就完全不一样了，王立强用果断的语气告诉我，疾病缠身的李秀英要是一生孩子就要断气。这话在我当时听来实在有些吓人。他们都不喜欢婴儿，选中六岁的我，是因为我能够干活了。公正地说，他们是准备一辈子都把我当儿子对待的，否则他们完全可以去领养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这样的孩子干活时会让他们更为满意。问题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已经具有了难以改变的习性，他们可能会因此大伤脑筋。他们选中了我，让我吃饱穿暖，让我和别的孩子一样获得上学机会，同时也责骂和殴打过我。我这个别人婚姻的产物，就这样成为了他们的孩子。
　　我在那里整整五年的生活，李秀英只有一次出门，那次她离去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我一直没有弄明白李秀英究竟得了什么病，她对阳光的热爱给了我无法磨灭的印象。这位我后来的母亲整个身体就像是一场绵绵阴雨。
　　王立强第一次带我走进她的房间时，满屋的小凳子让我惊奇万分，上面摆着众多的内衣内裤，让通过窗玻璃的阳光照耀它们。她对我们的进来仿佛毫无察觉，伸出的手似乎在拉一根很细的线一样，摸索着阳光。随着阳光的移动，她也移动凳子，好让那些色彩纷呈的内衣始终沐浴着阳光。她神态安详地沉浸在那单调和贫乏之中，我不知道我在那里站了有多久，当她向我转过脸来，我看到了一双大而空洞的眼睛，从而让我现在回想时，看不到她的目光。接着是很细的声音，像一根线穿过针眼一样穿过了我的耳朵，她告诉我，她要是穿上潮湿的内衣就会——“立刻死掉。”我吓了一跳，这个毫无生气的女人说到死掉时斩钉截铁。我离开了亲切熟悉的南门和生机勃勃的父母兄弟，来到这里时，一个令我不安的女人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她随时都会死掉。后来我才渐渐感到李秀英当初的话并不是耸人听闻的，在那些连续阴雨的日子，她就会发烧不止，躺在床上哼哼哈哈，她那时奄奄一息的神态，总让我感到她马上就要实现自己的预言了。可是阳光穿过窗玻璃来到那一排小凳子上时，她就安详和心满意足地接受自己继续生存的事实。这个女人对潮湿有着惊人的敏感，她都可以用手去感觉空气中的湿度，每天早晨我拿着干抹布推开她的房门去擦窗玻璃，她从印着蓝花的布蚊帐里伸出一只手，像是抚摸什么东西似的抚摸着空气，以此来检验这刚刚来到的一天是否有些潮湿。最初的时候总把我吓得战战兢兢，她整个身体消隐在蚊帐后面，只露出一只苍白的手，张开五指缓缓移动，犹如一只断手在空气里漂浮。
　　疾病缠身的李秀英自然要求清洁，她的世界已经十分狭窄，如果再乱糟糟的话，她脆弱的生命就很难持续下去。我几乎承担起了全部保持屋内整洁的劳动，擦窗玻璃是所有劳动中最重要的，我每天都必须擦两次，从而保证阳光能够不受尘污干扰地来到她的内衣上。打开窗户以后我的苦恼就来了，我要把玻璃向外的一面擦得既干净又迅速，我小小的年龄要达到迅速实在是力不从心。李秀英是一个真正弱不禁风的女人，她告诉我风是最坏的东西，它把尘土、病菌，以及难闻的气味吹来吹去，让人生病，让人死去。她把风说得那么可怕，使我在童年的印象中，风有着青面獠牙的模样，在黑夜里爬上我的窗户，把玻璃磨得沙沙乱响。
　　李秀英完成了对风的攻击之后，突然神秘地问我：
　　“你知道潮湿是怎么来的？”
　　她说：“就是风吹来的。”
　　她说这话时突然的怒气冲冲把我吓得心脏乱跳。
　　玻璃起到十分奇妙的作用，它以透明的姿态插入到李秀英和外界生活之间，既保护了她不受风和尘土的侵扰，又维护住了她和阳光的美好关系。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些下午的时刻，阳光被对面的山坡挡住以后，李秀英伫立在窗前，望着山那边天空里的红光，仿佛被遗弃似的满脸忧郁，同时又不愿接受这被遗弃的事实，她轻声告诉我：“阳光是很想照到这里来的，是山把它半路上劫走了。”
　　她的声音穿越了无数时光来到我现在成年的耳中，似乎让我看到了她和阳光有着由来已久的相互信任。而那座山就像是一个恶霸，侵占了她的阳光。
　　整日在外忙忙碌碌的王立强，并不只指望我能够干活，他似乎希望我在屋内的响声，可以多少平息一点李秀英因为孤单而出现的忧伤。事实上李秀英并不重视我的存在，她喜欢用过多的时间来表达对自己的怜悯，而用很少的心情来关心我，她总是不停地唠叨自己这里或那里不舒服，可当我提心吊胆地出现在她面前，期待着自己能为她干些什么时，她却对我视而不见。有时候我的吃惊，会引起她对自己疾病的某种不可思议的骄傲。我刚到她家时，看到她在屋内地上铺着泛黄的报纸，上面晒着无数小白虫。患病的李秀英胡乱求医，那些可怕的小白虫是她新近得到的一道偏方。当这个憔悴的女人将小白虫煮熟后，像吃饭似的一口一口十分平静地咽下去时，站在一旁的我脸色灰白。我的恐惧竟然引起了她的得意，她向我露出了神气十足的微笑，不无自得地告诉我：
　　“这是治病的。”李秀英虽然自我得让人时常难以忍受，她在骨子里却是天真和善良的，她的疑神疑鬼是女人的通病。我刚去时，她总是担心我会干出一些对她家极为不利的事，所以她考验了我。有一次我在擦另一个房间的窗户对，发现窗台上有五角钱。我吃了一惊，五角钱对当初的我可是一笔巨大的数目。当我将钱拿去交给她时，显然我的吃惊和诚实使她如释重负。她明确告诉我，这是对我的考验。她用令人感动的声调称赞我，她那过多赞美词语的称赞，使我当时激动得都差点要哭了。她对我的信任一直保持了五年，后来我在学校遭受诬陷时，只有她一个人相信我是清白的。
　　身强力壮的王立强一旦回到家中就显得死气沉沉，他经常独自坐在一边愁眉不展。曾经有一次，我来到他家的第一个夏天，他让我坐在窗台上，仔细地向我讲述山坡那边有一条河，河上有木船，这样简单却使我铭心刻骨的景象，总的来说他是一个温和的男人，可他有时候的语言十分恐怖。他有一个非常喜爱的小酒盅，作为家中唯一的装饰品被安放在收音机上端，他为了让我重视酒盅，很严肃地告诉我，如果我有朝一日打破了酒盅，他就会拧断我的脖子。当时他手里正拿着一根黄瓜，他咔嚓一声扭断了黄瓜，对我说：
　　“就是这样。”吓得我脖子后面一阵阵冷风。
　　在我接近七岁的时候，生活的变换使我仿佛成为了另外一个人。应该说我那时对自己的处境始终是迷迷糊糊，我在随波逐流的童年，几乎是在瞬间的时间里，将在南门嘈杂家中的孙光林，变换为在李秀英的呻吟和王立强的叹息里常受惊吓的我。我是那样迅速地熟悉了这个名叫孙荡的城镇，最初的时候我每天都置身于好奇之中。那些石板铺成的狭长街道，让我觉得就如流过南门的河一样不知道有多长。有时候在傍晚，王立强像个父亲那样牵着我的手走过去时，我会充满想象地感到这么走下去会到北京的，往往是在那时，我突然看到自己走到家门了，这个疑问曾经长时间地困扰着我，我一直是往前走的，可最后总是走到了家门口。孙荡镇上的那座宝塔是我最惊奇的，宝塔的窗户上竟会长出树木来。这一景象延伸以后，有一次我古怪地觉得李秀英的嘴上也可能会长出树木，就是不长树木，也会长出青草。
　　街道上的石板经常会发生翘来翘去的声响，尤其是在雨天的时候，使劲往一侧踩去，另一侧就会涌出一股泥水。这个游戏曾经长久地迷恋着我，一旦获得上街的机会，我就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这样的游戏之中。当时我是多么想把泥水溅到过路人的裤子上，我用胆怯禁止了自己的小小欲望，没有出现的后果向我描叙了自己遭受惩罚的可怕情景。后来我看到三个大男孩，将一排放在各家门前的便桶盖扔上了天空。便桶盖在空中旋转时简直美妙无比，几个遭受损失的成年人从屋里冲出来只是破口大骂而已，而那三个孩子则是大笑地逃跑了。我突然发现了逃跑的意义，它使惩罚变得遥远，同时又延伸了快乐。因此当一个穿得漂亮整洁的女孩走过来时，我使劲踩向了一块翘起的石板，泥水溅到了她的裤子上，我自己开始了预先设计好的逃跑。要命的是我实现内心的欲望之后，快乐并没有来到。那个女孩没有破口大骂，也不追赶我，而是站在街道中央哇哇大哭。她长久的哭声，使我经历了长久的胆战心惊。就在这条街道拐角的地方，住着一个戴鸭舌帽的大孩子。他用嘴巴在一根竹竿上能吹出歌声来，这对当初的我就如宝塔窗户上长出树木一样奇妙。他经常双手插在裤袋里在街上闲逛，和一些认识的成年人打着招呼。这个大孩子体现出来的风度，曾让我默默仿效过。当我也将双手插进裤袋，努力作出大摇大摆的样子时，我得意洋洋塑造出来的形象，却被王立强用训斥给葬送了。他说我像个小流氓。
　　这个戴鸭舌帽的大孩子，在吹出美妙的笛声之后，还能惟妙惟肖地吹出卖梨膏糖的声音。当我和其他一些馋嘴的孩子拚命奔跑过去后，看到的不是货郎，而是坐在窗口哈哈大笑的他。我们上当受骗后一脸的蠢相，使他过于兴奋的笑声不得不在急促的咳嗽里结束。
　　尽管屡屡上当，我依然一次次奔跑过去。我被声音召唤着盲目和傻乎乎地跑去，为的是让他取笑我。有一次我窘迫地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上了他的当，他当时快乐的笑声使我小小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对他说：
　　“你吹出来的一点也不像卖糖的。”我故作聪明地告诉他。“我一听就知道是假的。”不料他笑得更厉害了，他问：
　　“那你跑什么？”我立刻哑口无言，没想到他会这么问，我一点准备也没有。后来的一天中午，我上街去买酱油遇到他，他又变了个法子让我受骗，那时他已从我身边走过去了，他突然站住叫了我一声。然后俯下身，翘起屁股让我看看他的裤子是不是拉破了。他黑色的裤子在屁股上补了两块暗红的补丁，我不知道自己中了他的圈套，将脸凑近他那猴子似的红屁股，我告诉他没有拉破。他说：“你再仔细看看。”我仔细看了还是没有拉破的地方。
　　他说：“你把脸凑近一点看看。”
　　当我把脸几乎贴到他的屁股上时，他突然放了一个响亮的臭屁。把我熏得晕头转向，而他哈哈大笑地走去了。虽然他一次次捉弄我，可我依然崇拜他。
　　蜂拥而来的全新生活几乎将我淹没，使我常常忘记不久前还在南门田野上奔跑的自己。只是在有些夜晚，我迷迷糊糊行将入睡时，会恍惚看到母亲的蓝方格头巾在空气里飘动，那时突然而起的悲哀把我搞得焦急万分，可是睡着以后我又将这一切遗忘。有一次我曾经问过王立强：
　　“你什么时候送我回去？”
　　当时王立强和我一起走在傍晚的街道上，他拉着我的手，走在夕阳西下的光芒里。他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话，而是给我买了五颗橄榄，然后才告诉我：
　　“等你长大了就送你回去。”
　　深受妻子疾病之苦的王立强，在那时抚摸着我的头发，声音忧郁地告诉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孩子，以后上学了要好好念书。如果我做到了他的要求，他说：
　　“等你长大了，我就为你找个强壮的女人做妻子。”
　　他这话太让我失望了，我以为他会奖给我什么呢，结果是个强壮的女人。王立强给了我五颗橄榄以后，我就不再着急着要返回南门，我不愿立刻离开这个有橄榄可吃的地方。
　　只有一次我显得异常激动，一天下午，一个将书包挂在胸前，双手背在身后的孩子让我错误地看到了自己的哥哥。那时我突然忘记了自己是在孙荡，仿佛回到了南门的池塘边，看着刚刚上学的哥哥耀武扬威地走着。我向孙光平呼喊着奔跑过去。我激动的结局却是一个陌生的孩子莫名其妙地转过头来，我才一下子明白过来自己早已离开南门，这突如其来的现实使我非常悲伤。那一刻是我最想回到南门的时候，我在呼啸的北风里哭泣着往前走去。
　　一个十月一日出生名叫国庆的男孩，和另一个叫刘小青的，成为了我幼时的朋友。现在我想起他们时内心充满了甜蜜。我们三个孩子在那石板铺成的街道上行走，就像三只小鸭子一样叫唤个不停。我对国庆的喜爱超过刘小青，国庆是个热衷于奔跑的孩子，他第一次跑到我面前时满头大汗，这个我完全陌生的孩子充满热情地问我：“你打架很厉害吧？”他说：“你看上去打架很厉害。”
　　我对刘小青的喜爱，是由他哥哥迷人的笛声建立起来的。他和那个戴鸭舌帽大孩子的兄弟关系，使我对他的喜爱里渗满了羡慕。和我同龄的国庆，小小的年纪就具有了领导的才能。我对他的崇拜，是因为他使我的童年变得多彩多姿。我忘不了他带领我和刘小青站在河边等待波浪的情景，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波浪会给予我如此奇妙的享受。我们三个孩子以一定的距离站成一排，在那夏天的河边，轮船驶过以后掀起的波浪推动着我们赤裸的脚，我看着波浪一层层爬上我的脚背。我们的脚就像泊在岸旁的船，在水里摇摇晃晃。可是在这时候我要回家了，我要去擦窗玻璃，去拖地板。当国庆和刘小青看着远处的轮船逐渐驶近，第二次波浪即将来临时，我却被迫离开波浪，用我童年的速度奔跑回家。
　　另一种让我难忘的享受是登上国庆家的楼房，去眺望远处的田野。那时候就是在城里，也只是不多的人家住楼房。我们向国庆家走去时因为激动，我和刘小青像两只麻雀那样叽叽喳喳。国庆则表现出他作为主人的风度，这个孩子走在我们中间时时用手擦一下鼻子，以成年人的微笑来掩饰他孩子的骄傲。然后国庆敲响了一扇屋门，门只是打开了一点，我看到了半张全是皱纹的脸。国庆响亮地喊了一声：
　　“婆婆。”门打开到让国庆能够进去的宽度，我看到了里面的灰暗，和这个身穿黑衣老太太的全部的脸。她的眼睛以她年龄极不相称的亮度看着我们。在我面前的刘小青准备进去时，她迅速将门重新关成一条缝，只露出一只眼睛。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她喑哑的声音：
　　“叫一声婆婆。”刘小青叫了一声后就走进去，下面轮到我了。依然是一条缝和一只眼睛。这个老太太让我吸了一口冷气。可是国庆和刘小青已经踩着楼梯上去了，我只能颤抖地叫一声。我获准进入了那一片灰暗，老太太将门关上后，只有楼梯顶端有一圈亮光。我上楼时始终没有听到她走开的脚步，我知道她正用皱巴巴的眼睛看我，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此后的两年里，我每次怀着幸福的心情前往国庆家中时，都对自己要越过这个老太太灰暗的关卡而恐惧。那常常让我做恶梦的脸和声音，在路上就开始折磨我。我必须用和国庆趴在楼上窗口这无比的幸福来鼓励自己，才有胆量去敲响那扇屋门。有一次我敲响屋门后，这个老太太出乎意料地没有让我叫她一声婆婆，而用神秘的微笑让我走了进去。结果这一次国庆没在家中，当我提心吊胆走下楼梯时，老太太像逮住小鸟一样逮住了我。她拉着我的手走入了她的房间。她湿漉漉的手掌使我全身发抖，可我不敢有半点反抗的举动，我整个地被吓傻了。她的房间倒是很明亮，而且一尘不染。墙上挂着许多镜框，里面黑白的像片让我看到了一群严肃的男女老人，竟然没有一个在微笑。老太太轻声告诉我：
　　“他们全死了。”她压低了声音仿佛是怕他们听到似的，使我不敢出一口大气。随后她指着一张胡须很长的像片说：
　　“这个人有良心，昨晚还来看我呢。”
　　一个死人来看她？我吓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她对我的哭声深表不满，她说：“哭什么，哭什么。”接着她不知指着哪张像片又说：
　　“她不敢来，她偷了我的戒指，怕我向她要回来。”
　　这个我童年记忆里阴森的老女人，用阴森的语调逐个向我介绍像片上的人以后，才让我离开她那间可怕的屋子。后来我再也不敢去国庆家中，即使有国庆陪伴我也不敢接近这个恶梦般的女人。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感到她其实并不可怕，她只是沉浸在我当时年龄还无法理解的自我与孤独之中，她站在生与死的界线上，同时被两者抛弃。
　　我第一次登上国庆家的楼房，是那样惊讶地看到远处的一切。仿佛距离突然缩短了，一切都来到眼皮底下。田野就像山坡一样，往上铺展开去，细小走动的人让我格格笑个不停。这是我第一次真实感到，什么叫无边无际。
　　国庆是一个把自己安排得十分妥当的孩子，他总是穿得干干净净，口袋里放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小手帕。我们站成一队上体育课时，他常常矜持地摸出手帕擦一下嘴。他那老练的动作，让鼻涕挂在胸前的我看到发呆。而且他像个医生那样拥有自己的药箱，那是一个小小的纸板盒，里面整齐地放着五个药瓶。他将药瓶拿出来向我介绍里面的药片治各类疾病时，这个八岁的孩子显得严肃和一丝不苟，我崇敬的*劬吹降囊巡皇峭*龄的孩子，而是一位名医。他总是随身携带这些药瓶，有时他在学校操场上奔跑时会突然站住，用准确自信的手势告诉我，他身上哪儿患病了，必须吃什么药。于是我跟着他走进教室，看着他从书包里拿出药箱，打开瓶盖取出药片，放入嘴中一仰头就咽了下去。就那么干巴巴地咽下去，他都不需要水的帮助。
　　国庆的父亲，是个令我生畏的人，在他感到身体不舒服时会走向他的儿子。那时我的同学就充满激情了，他清脆的嗓音滔滔不绝，他会仔细询问父亲不舒服的来龙去脉。直到父亲很不耐烦地打断他，他才结束自己滔滔不绝的废话，改用熟练的动作打开他那神圣的纸板盒，手在五个药瓶上面比划了几下，就准确地拿出了父亲需要的那种药。当他将药递过去时，就不失时机地向父亲要五分钱。那一次他父亲答应了准备去取钱时，他迅速地递上去一杯水，体贴地让父亲吃药，自己走过去把手伸入父亲扔在床上的衣服口袋，伸出来后向父亲展示了五分的硬币，然后放入自己口袋。当我们一起向学校走去，他却从口袋里摸出两个五分硬币。国庆是一个慷慨的同学，他告诉我另一个五分是为我拿的。随即他就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我们一人吃一根冰棍。
　　我一直没有见过国庆的母亲，有一次我们三人在旧城墙上玩耍，挥舞着柳枝在黄色的泥土上奔跑，用呐喊布置出一场虚构中的激战。后来我们疲惫不堪地坐了下来，是刘小青突然问起了国庆的母亲。国庆说：
　　“她到天上去了。”然后他指了指天空：“老天爷在看着我们。”
　　那时的天空蓝得令人感到幽深无底，天空在看着我们。三个孩子被一种巨大的虚无笼罩着，我内心升起一股虔诚的战栗，辽阔的天空使我无法隐藏。我听到国庆继续说：“我们做什么，老天爷都看得一清二楚，谁也骗不了它。”
　　对国庆母亲的询问，所引发出来对天空的敬畏，是我心里最初感到的束缚。直到现在，我仍会突然感到自己正被一双眼睛追踪着，我无处可逃，我的隐私并不安全可靠，它随时面临着被揭露。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和国庆出现了一次激烈的争吵。争吵的话题是如果用麻绳将世界上所有的原子弹绑起来爆炸，地球会不会被炸碎。这个问题最先来自于刘小青，他想出用麻绳捆绑原子弹，让我现在写下这些时不由微微一笑。我清晰地记起了当初刘小青说这话时的神态，他是将快要掉进嘴巴的鼻涕使劲一吸，吸回到鼻孔后突发奇想说这番话的。他吸鼻涕的声音十分响亮，我都能感觉到鼻涕飞入他鼻孔时滑溜溜的过程。国庆支持了刘小青，他认为地球肯定会被炸碎，最起码也会被炸出一个可怕的大洞。那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被一阵狂风刮得在天上乱飞乱撞，而且有一种吓人的嗡嗡声。就像我们的体育老师那样，鼻子上有洞，说起话来嗡嗡地有着北风呼啸的声响。我不相信地球会被炸碎，就是一个大洞我也认为不可能。我的理由是原子弹是由地球上的东西做成的，原子弹小地球大，大的怎么会被小的炸碎？我激动地质问国庆和刘小青。
　　“你们能打败你们爹吗？打不败。因为你们是你们爹生的。你们小，你们爹大。”我们都无法说服对方，于是三个孩子走向了张青海，那个打毛衣的男老师，指望他能够做出公正的判决。那是冬天的中午，我们的老师正坐在墙角里晒太阳，他织毛衣的手滑来滑去，像女人的手一样灵巧。他眯着眼睛听完我们的讲叙后，软绵绵地训斥道：“这是不可能的。全世界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怎么会把原子弹绑在一起爆炸？”我们争论的是科学，他却给了我们政治的回答。于是我们只能继续争吵，到后来成了攻击。我说：“你们懂个屁。”他们回报我：“你懂个屁。”
　　我那时被怒气冲昏了头脑，向他们发出很不现实的威胁，我说：“我再也不理你们啦。”
　　他们说：“谁他娘的要理你。”此后的时间里，我必须为自己不负责任的威胁承担后果。国庆和刘小青正如他们宣告的那样，不再理睬我。而我在实现自己的威胁时，却显得力不从心。他们是两个人，我只是一个人，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们可以坚定地不理我，我则是心慌意乱地不理他们。我开始独自一人了，我经常站在教室的门口，看着他们在操场上兴奋地奔跑。那时我的自尊就要无情地遭受羡慕的折磨。我每天都在期待着他们走上前来与我和好如初，这样的话我既可维护自尊，又能重享昔日的欢乐。可他们走过我身旁时，总是挤眉弄眼或者哈哈大笑。显而易见，他们准备长此下去，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丝毫损失。对我就完全不同了，放学后我孤单一人往家走去时，仿佛嘴中含着一棵楝树果子，苦涩得难以下咽。
　　过久的期待使我作为孩子的自尊变得十分固执，另一方面想和他们在一起的愿望又越来越强烈。这两种背道而驰的情感让我长时间无所适从后，我突然找到了真正的威胁。我选择了国庆回家的路上，我飞快地跑到了那里，等着他走来。国庆是一位骄傲的同学，他看到了我时摆出一副坚决不理睬的样子。而我则是对他恶狠狠地喊道：
　　“你偷了你爹的钱。”他的骄傲顷刻瓦解，我的同学回过头来冲着我喊叫：“*颐*有，你胡说。”“有。”我继续喊道。然后向他指出就是那次他向父亲要五分钱，结果却拿了一角钱的事。“那五分钱可是为你拿的呀。”他说。
　　我可不管这些，而是向他发布了威胁中最为有力的一句话：“我要去告诉你爹。”我的同学脸色苍白，他咬着嘴唇不知所措。我是这时候转身离去的，像一只清晨的公鸡那样昂首阔步。我当时心里充满了罪恶的欢乐，国庆绝望的神色是我欢乐的基础。
　　后来我也以近似的方式威胁了王立强，那个年龄的我已经懂得了只有不择手段才能达到目的。威胁使我在自尊不受任何伤害的前提下，重获昔日的友情。我用恶的方式，得到的则是一种美好。翌日上午，我看到国庆胆怯地走过来，用讨好的语气问我愿不愿意上他家楼上去看风景，我立刻答应了。这一次他没叫上刘小青，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走去的路上，他轻声恳求我，别把那事告诉他父亲。我已经获得了友情，又怎么会去告密呢？抛弃
　　国庆在九岁的一个早晨醒来时，就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在离成年还十分遥远，还远没有到摆脱父亲控制的时候，他突然获得了独立。过早的自由使他像扛着沉重的行李一样，扛着自己的命运，在纷繁的街道上趄趄趔趔不知去向。
　　我可怜的同学那天上午是被一阵杂乱的声响从睡梦里惊醒的。那是初秋的时节，这个睡眼惺松的孩子穿着短裤衩走到了门口，看到父亲正和几个成年的男人在搬家中的物件。
　　最初的时候，国庆喜悦无比，他以为是要搬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去居住。他的喜悦和我当时离开南门时的喜悦十分近似，可他接下去面临的现实则比我糟糕得多。
　　我的同学用和那个清晨一样清新的嗓音问父亲，会不会搬到一个到处都有长翅膀的白马那里去。一惯严肃的父亲没有被儿子的幻想所感动，相反他对儿子的荒唐想法显得很不耐烦，他让儿子走开，对他说：
　　“别挡着道。”于是国庆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他是我们这群孩子中最为懂事的，可他当时的年龄还无法预见以后。他兴致勃勃地整理起了自己的东西，那些半新不旧的小衣服，以及他收藏的螺帽、小剪刀、塑料手枪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却有能力将它们整齐地放入一个纸板箱中。他是在一片嘈杂的声响里进行自己愉快的工作，并且不时跑到门口，自豪地看着他父亲在搬家具时，显露出来令他崇拜的力气。然后轮到他自己了，我的同学竟然还能搬动那只和他人差不多大小的纸板箱。他是擦着墙壁一点一点移过去的，他知道墙壁也是一只手，而且是一只有力的手。他虽然精疲力竭，可他的眼睛是那么骄傲地望着从楼梯里上来的父亲，他的父亲却冷冷地对他说：“你搬回去。”
　　我的同学只能竭尽全力地无功而返，他的头发因为满是汗水，被他胡乱摸弄后犹如杂草丛生。那一刻他也许真有些不知所措了，他坐在一把小椅子里使用起了有限的思维。任何孩子都不会把自己的以后想得糟糕起来，现实还没有这么训练他们。国庆那时的思维就像操场上的皮球一样乱蹦乱跳，过于顽皮的思维很难和父亲有关，他想到别处去啦。后来他喜气洋洋地看着窗外的天空。我不知道他是否想象出了一匹白马在空中展翅飞翔。家中乱七八糟的声响一遍一遍走下楼梯，他似乎有所感觉，但他没有进一步去知道这些声响已被安放在了三辆板车上，所以他也没有听到车轮滚动。他那像蝙蝠一样瞎飞的思维终止时，父亲已经走入他的屋中，一个严峻的现实站在了他的身旁。国庆没有告诉我们当初的详细情景，而且我和刘小青都还年幼无知，是后来的事实让我明白了国庆已被他的父亲抛弃。我不喜欢国庆的父亲不仅是因为他做了这种事，这个我见到过多次的男人，有着让我心里发虚的严厉。现在我寻找这个记忆中的形象时，突然感到他和我想象中祖母的父亲有些近似。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如同审问一样对我的来历盘根问底，当国庆替我说话时，他冷冷地打断我的同学：
　　“你让他自己说。”他当初咄咄逼人的目光让我心里发抖。他走入国庆房间时肯定也使用了这样的目光。但他的声音可能是平静的，甚至可能有一些温柔。他告诉儿子：“我要去结婚了。”
　　接下去是要国庆明白以后的事实，十分简单，父亲不可能再照顾他了。我的同学那时的年龄显然无法立刻领会其间的严酷，国庆傻乎乎地看着他的父亲。这个混帐男人留下了十元钱和二十斤粮票后，就提起两只篮子下楼了。篮子里装的是最后要拿走的东西。我九岁的同学扑在窗口，在阳光里眯缝着眼睛看着他父亲从容不迫地走去。
　　国庆最初的悲伤，是他走入那两个被搬空的房间开始的。即使那时他仍然没有去想父亲已经永久抛弃他了，他的眼泪和哭声是因为突然面对了空荡荡的房间。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以后，没有被破坏的环境让他渐渐平静下来，他坐在自己的床上左思右想。这个房间我去过多次，我极喜爱那里的窗口。他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糟糕处境，是在这天下午找到我以后。那时我正在擦李秀英的宝贝窗玻璃，我听到他在屋外的一声声喊叫。我不敢离开尚未擦完的窗户，是李秀英无法忍受国庆那种如同玻璃打碎似的锐利喊叫，这个坐在床上的女人痛苦不堪地对我说：
　　“你快去让他闭嘴。”我怎么能让一个遭受不幸的人闭上嘴巴呢？我们站在屋外的石板路上，身后的木头电线杆发出一片嗡嗡的声响。我忘不了国庆当时苍白的脸色，他杂乱无章地告诉我上午发生的事，那时他自己都还没有弄明白。我所听到的*且欢讶缤*苍蝇一样乱糟糟飞来的印象，他父亲搬动家具时的巨大力气，以及提着篮子出门这样的印象。我无法知道哪些应该在前，哪些应该在后。国庆是在向我讲叙时终于逐渐明白了过来，他的讲叙戛然而止，我看到他眼泪夺眶而出，然后说出了一句让我们都明白的话：“我爹不要我了。”那天下午我们找到了刘小青，他正扛着一个拖把满头大汗地往河边跑去。国庆的眼泪汪汪让他大吃一惊，我告诉他国庆被他爹丢掉了。刘小青和不久前的我一样莫名其妙，我冗长的解释和国庆不住的点头才让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立刻说：“找我哥哥去。”去找那个戴鸭舌帽的大孩子，刘小青当时的骄傲恰如其分。谁不想有这样的哥哥呢？我们走到了他端坐的窗下，那时轮到刘小青去讲叙一切了。这个手拿笛子的大孩子听完后显得十分气愤，他说：“岂有此理。”他将笛子迅速一插，翻身越出窗外，对我们挥挥手说：
　　“走，找他算帐去。”我们三个孩子走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清晨那场暴雨使街道旁的树木挂满雨水。前面走着一个单薄的大孩子，他的笛声固然美妙，可他能打败国庆的父亲吗？我们三个人傻乎乎地跟着他，他发怒的样子让我们充满信心。他走到了一棵布满雨水的树下，突然沉思起来，可是等到我们也走入树下后，他立刻抬腿猛踢一下树木，同时自己逃离了出去。树上的雨水纷纷落下，淋得我们满身都是。他却哈哈大笑地回家了。
　　他的行为很不光彩，否则刘小青不会面红耳赤。尴尬的刘小青对国庆说：“去找老师吧。”
　　湿淋淋的国庆摇摇头，哭泣着说：
　　“我谁也不找了。”我的同学独自走去了，这个聪明的孩子能够说出他所有舅舅和阿姨的姓名。他回到家中以后，想到了死去母亲的兄妹，于是他就坐下来给他们写信。他的信是用铅笔写成的，写在从练习簿里撕下的纸上。他在表达自己处境艰难时，显然更为艰难地写下了这些。不久后，他母亲的兄妹全部赶来，证明了他在信上准确地表达了一切。
　　国庆以他童年时的细心，记住了所有舅舅和阿姨所从事的工作，从而使他能够开出八张信封。但是他不知道信该如何寄出。他在屋中时将八张纸叠成了八个小方块，他做事一向有条不紊。然后他将它们捧在胸前，向涂着深绿颜色的邮局走去。一个坐在邮局里的年轻女人接待了我的同学，国庆怯生生地走到她面前，用令人怜悯的声调问她：
　　“阿姨，你能像老师那样教我寄信吗？”
　　那个女人却这样问他：
　　“你有钱吗？”国庆让她吃惊地拿出了十元钱，虽然她帮助了他，可她始终像看着一个小偷那样看着我的同学。
　　国庆母亲的八个兄妹赶来时，气势十分盛大，他们以强有力的姿态护卫着国庆走向他的父亲。被八个成年人宠爱着的国庆，一扫这些日子来的愁眉苦脸，他神气十足地走在他们中间，不时回头吆喝我和刘小青：
　　“跟上我们。”
　　那是傍晚的时刻，我和一群成年人走在一起，我的骄傲仅次于国庆，我看到刘小青同样也耀武扬威。就在这天下午，国庆喜气洋洋地向我们宣告：他的父亲马上就要搬回来住了。
　　这是我来到孙荡后第一次傍晚出门，我请假时向王立强说明了这一切，王立强令我感激地允许我在黄昏时刻走出家门。他支持我这时候和国庆站在一起，但他警告我什么话都不要说。事实上我和刘小青根本进不了国庆父亲的新婚之屋，我们只能站在屋外的泥土上。前面是一堆矮小的房屋，我们很奇怪国庆的父亲为何放着楼房不住，却住到了这里。
　　“这里什么风景都看不到。”
　　我和刘小青都这么说。我们听到了那八个来自外地成年人的声音，他们的城市口音给我们带来了高楼大厦和柏油马路的气息。这时候两个比我们小得多的男孩趾高气扬地走过来，蛮不讲理地要我们滚蛋。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是国庆父亲新娘的两个宝贝儿子。我们被两个小得多的男孩驱赶，这简言太荒唐可笑。我们警告他们，应该是他们立刻滚蛋。于是他们用唾沫向我们射击，我和刘小青走上去给他们各自一拳。这两个外强中干的小家伙立刻嚎啕大哭起来，他们的援兵立刻从那堆矮小的房屋里冲了出来，是一个像猪蹄子那么胖乎乎的女人，那是他们的母亲。国庆父亲的新娘唾沫横飞，凶神恶煞似的扑了过来，吓得我和刘小青拔腿就逃。这个女人用男人惯用的脏话尖声咒骂着，追赶我们。她一会儿叫嚷着要把我们扔进粪坑，一会儿又发誓要把我们吊在树上，她追赶时向我们描绘了一系列可怕的结局。我在疲于奔命时回头张望了一下，看到一个胖女人身上的肥肉胡乱抖动，这情景让我头皮一阵阵发麻。这么胖的女人即便压一下，都能把我们压死。直到我们逃过了一座石拱桥，才看到她骂骂咧咧地走回去，她可能感到更重要的是立刻去援助她的新郎。确定她没有在什么地方埋伏下来后，我和刘小青胆战心惊地往回试探着走去，就像电影里深入敌区的侦察兵那样小心翼翼。那时天色已黑，我们回到了原先的地方，在照射过来的灯光里，我们所听到的依然是那八个兄妹慷慨激昂的声音，我们为什么听不到国庆父亲的声音？过了很久，我们终于听到了另外的声音，就是那个追赶我们的声音，她告诉他们：
　　“你们是来打架，还是来讲道理。打架要人多，讲道理一个人就够了。你们全都给我回去，明天派一个人来。”
　　这个粗俗的女人一旦开口，竟然还能让语言充满威力。她盛气凛人地让他们回去，就如她的儿子让我们滚蛋。那八个来自城市的兄妹无言了片刻，随即他们的话语蜂拥而出。我和刘小青一句都听不明白，那么多人同时说话，来到我们耳中时等于什么话都没说。国庆的父亲是这时候开口的，否则我们还以为他不在呢。那个我很不喜欢的男人怒气十足地对那八个兄妹喊道：“叫什么，你们叫什么。你们也太不负责任了，你们声音这么大，让我以后怎么在社会上做人？”
　　“谁不负责任了？”接下去犹如房屋倒塌似的争吵不休，似乎有几个男人要去揍国庆的父亲，而几个女人声嘶力竭地阻挠着他们。国庆母亲的兄妹们隐入了愤怒和苦恼之中，这一对新婚男女要命的固执，使他们精疲力竭地讲叙道理之后，蓦然发现根本就没有听众。他们没有一点办法来和这一对男女认真地说话。应该是大哥吧，八人中为首的那一位，决定不把国庆交给他们了。他对国庆父亲说：“就是你愿意抚养，我们也绝不会答应。你这种人，简直是畜生。”这八个成年人从那里走出来时，让我们听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呼吸声。饱受惊吓的国庆走在他们中间，恐惧不安地看着我和刘小青。我听到他们中间一个男人说：
　　“姐姐怎么会嫁给这种人。”
　　过度的气愤使他抱怨起了国庆已经死去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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