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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 概况：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为迫使日本迅速投降， 在日本广岛投掷了人类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当场炸死七万余人， 负伤失踪者五万余人。八月九日，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 原子弹，造成九万五千人伤亡。原子弹迅速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 战，也拉开了人类核灾难的序幕。它还直接导致了战后美、苏的 核军备竞赛，在核威慑力下形成长达几十年的世界格局。 原子弹是原子兵器的一种，是利用分裂性物质的核分裂连锁反应，在瞬间释放出极大的能量，具有极大破坏作用的兵器。原子弹的主要成分是铀（或钚），这种具有很强辐射作用的稀有元素，能通过光辐射、震动的力量和热量的释放将敌方的所有人员、牲畜、物资归于毁灭。它不仅使受害的一方遭受难以承担的巨创，而且使胜利的一方亦毫无获得。 一九四五年夏，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尾期。 随着五月八日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战事也告结束。 七月二十六日，以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的名义发表的“波茨坦宣言”意在敦促日本迅速无条件投降，但日本政府置之不理。 八月六日，日本广岛遭到一颗威力空前的炸弹的袭击，立即造成七余万人死亡，十余万人受伤。 八月九日，又一颗同样的炸弹落到了日本长崎，又立即造成十余万人伤亡。 八月九日，苏联对日宣战。 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破天荒发表广播讲话，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面无条件投降。 日本的迅速投降，出乎当时许多人的预料。而对促成这一效果的两颗炸弹的性质，在此之前知之者也甚少。 广岛的爆炸一结束，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宣布：这是一颗原子弹！ 日本军方派往广岛的核科学专家也很快得出结论：这是一颗铀弹！ 对于长期同日本艰苦作战的军队和人民来说，这不啻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喜讯，而对蘑菇云下的日本来说，这又是一个从天而降的灾难。 但这根最终操在杜鲁门手中的超级大棒，却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地“从天而降”的，甚至最初研制它的目的也不是用来对付日本的。对它的策划一直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 Ⅰ 美、德争先：“曼哈顿” 计划与“阿尔索斯”行动 ● “……那是一种新型的威力极大的炸弹。仅仅一颗这样 的炸弹放在船上在一个港口引爆，就足以摧毁整个港口连同周围 地区……。”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一九三○年代，爱因斯坦在二十世纪初所提出的那个著名的质能转换公式E=mc 论界的单纯命题了。一九三八年，德国物理学家哈恩和斯特劳斯曼成功地进行了用中子轰击铀原子核的实验，终于出现了物理界期待已久的裂变效应。 欧美各国的政界和科学界于是越来越密切地关注来自各国第一流物理实验室的报告。 这时应该说从原子核裂变中获得巨大能量的实验已取得突破性进展，而哪一国能够首先把它转为实用，造出第一颗原子弹，那伴随而来的将不仅仅是科技应用的巨大成功，对处于战争前夕虎视眈眈的双方在实力对比上也将产生决定性影响。 本来德国在此领域具有绝对强劲的竞争优势：它手中拥有丰富的铀矿，攫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沥青铀矿，霸占了比利时一千二百多吨精选铀矿石，还有本国的萨克森铀矿；其发达的化学工业、先进的机械制造工业、雄厚的财力，也令欧美诸国只能瞠乎其后；特别是大批素质较高的研究人才和起步较早的原子物理学研究，更使它具有了问鼎核科学这一新兴的尖端学科的实力。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哈恩和斯特劳斯曼揭示出铀裂变现象后，次年德国即由享誉世界的理论物理学家海森堡牵头，开始了铀计划的组织实施，并就建立第一座原子核反应堆做了充分论证。此时的德国在该领域大有独领风骚的势头。 但自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后，对犹太人等非日耳曼民族实施种族歧视和迫害，使身居中欧的大批科学家流亡到美国，其中仅物理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就有爱因斯坦、玻尔、费米、西拉德等等。美国不费吹灰之力就聚敛了科学巨轮所不可或缺的第一动力——人才！再以其雄厚的国力为背景，似乎也堪同德国在该领域一争高低先后。 也正是这些流亡到美国的科学家首先强烈地意识到绝不能让纳粹德国首先拥有核武器并积极地采取了防范措施。因为他们知道，德国人不仅在实验中首次实现了核裂变，而且也是德国人首先预见了原子武器的可怖的威力。鲁道夫·派尔斯和奥托·弗里施战前就在论文中预言：仅仅一公斤纯铀就可以制造出一颗威力无比的炸弹。他们还叙述了一种分离铀二三五的可能方法和原子武器的原理，并对这种武器的效能作了估计。 匈牙利裔的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在这一事态中对美国起了重要作用。他曾在德国的大学中从事过核物理研究，深知如果能有一个以上的中子被释放出来，连锁反应就有可能发生。为了阻止德国人研制出原子弹，西拉德和意大利裔核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在美国政界和军界奔走游说的同时，还采取了其他的办法。 首先他们利用一九三九年夏天海森堡到美国讲学的机会，由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主任乔治·B·佩格拉姆出面力聘海森堡担任该系教授， 敦请其留在美国，但未能成功。此后，西拉德和弗米等人决定：为了防止任何有关核裂变的情报泄露给德国从而加速德国同行的研制过程，必须呼吁德国以外的从事原子物理研究的学者自动实行“自我出版检查制度”，对德国人封锁一切有关这方面研究进展的信息。 紧接着，由佩格拉姆教授和费米出面，他们力图使美国海军作战部长S·C·胡柏海军上将相信，德国正在研制一种威力无边的炸弹，但对此一窃不通的胡柏显然认为这只是一个天方夜谭。 最后，他们想到了一个被白宫另眼相看的巨人，希望通过他去直接影响白宫的最高首脑罗斯福总统。这位巨人并不是什么达官显要，而是饮誉全球的物理学界泰斗，来自德国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简而言之，爱因斯坦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爱因斯坦在这封签名信中说：核裂变能产生极大的能量。如果应用研究的最新成果，摧毁性的新型炸弹就有可能制造出来。“仅仅一颗这种炸弹放在船上在一个港口引爆，就足以摧毁整个港口连同周围的地区……”据悉：德国正千方百计地加紧研制这种炸弹，因此美国应尽快着手此项研制工作。 这封信由罗斯福总统的密友兼科学顾问、经济学家亚历山大·萨克斯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一日直接呈递给了总统本人。 经过一天的考虑：轮椅上的罗斯福在第二次接见萨克斯时仍举棋不定。尽管他手中握有很大的权力，然而，动员整个美国科学——工业界与德国来一场制造原子弹的竞赛，是件非同小可的事。人手、经费、保密等一系列如何解决？这种谁也没见过的炸弹万一造不出来怎么办？假如制造过程中不慎爆炸又怎么办？一连串的问题索绕在这位患过脊髓灰质炎的总统脑中。最后，焦急万分的萨克斯引用了当年拿破仑因没有采用美国发明家罗伯特·富尔顿制造蒸气船的主意而终于未能横渡英吉利海峡征服英国的例子，来劝说罗斯福。 此时德国已在策划入侵比利时和荷兰。面对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希特勒疯狂扩军备战的现实，罗斯福感觉到了眼下这封信的份量。在这场胜败未卜的竞赛中，只有美国堪与德国匹敌。而德国一旦得逞，美国势必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因此美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投入这场竞赛。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九日，罗斯福果断地拍了板，对爱因斯坦的信作了肯定的决定。他对军事助手沃特逊将军下达了命令。一个专门负责“铀裂变炸弹” 研究的代号为“S—11”的特别委员会成立了。其主要成员有陆军部长史汀生，科学研究发展局长布什博士，还有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博士。 美国的核战车终于启动了，而日本此时正在中国南部掀起战火。但日本人万万想不到，他们正追赶着两颗摧毁性的炸弹。五年后使他们迅速崩溃的种子已经在大洋彼岸悄悄播下。 美国政府一开始只提供经费以进行核实验， 因此头两年S—11委员会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分离浓缩铀和如何产生裂变连锁反应的实验性课题上。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实验室的劳伦斯教授发明了电磁分离法；哥伦比亚大学的尤里博士研究成功了气体扩散法；后来美国著名的卡内基学院的阿贝尔桑又提出了一种新的热扩散法。为了扩大材料源，芝加哥大学的康普顿和西博格还设立了一个“冶金”实验室同时研究用钚来产生裂变的可能性。 S—11委员会制定的十六个初步计划， 分散在海军、各大学和各实验室里互不相关地各自进行。尽管初步的研究进展神速，但布什和科南特还是认识到，要在战争期间将原子弹付诸实用，研、制工作必须统一起来。 随着欧洲战局因德国于一九四一年风卷残云般横扫欧洲而日益严峻，特别是风闻德国柏林威廉皇家研究院承担一庞大的铀研究计划，美国日益加快了核研究步伐。一九四一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使原子弹研制进入工业阶段的迫切性进一步加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在十二月七日对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的偷袭，等于是激怒了一颗即将爆炸的巨弹，为日后遭到的惨痛报复找了一个再好不过的理由。 根据布什博士的建议，由陆军工程兵负责承建原子弹研制工程设施。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一日，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建筑部副主任格罗夫斯将军以陆军部长史汀生和马歇尔将军的全权代表名义主持了S—11委员会的科学家、高级行政管理人员会议，制定了命名为“曼哈顿”的新计划。研制工作的所有指挥权由设立在纽约以东曼哈顿地区的专门机构接管。统一后的“曼哈顿”计划直属总统，任何人不得干预，这种辖属关系甚至严格到对当时的副总统杜鲁门的询问都无可奉告。为便于管理，分散各处的力量被集中起来，格罗夫斯为此在新墨西哥州的荒原上选择了一个间谍和不相关的人不可能涉足的偏僻地区，就是洛斯阿拉莫斯。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工兵上校格罗夫斯被总统任命为原子弹计划的最高负责人，并在当天被晋升为准将。格罗夫斯上任后不久，即委任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罗伯特·奥本海默教授为原子弹研制的技术负责人。为了严守机密，对参予“曼哈顿”计划的人员进行了严格的审查，现场出入受到严格限制。此事就连美国国会也不知其真相。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日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天下午在芝加哥足球场地底下的一间大厅里，当着全体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的面，费米进行了裂变链式反应的实验。过去仅仅只能使原子产生裂变，但从这一天起，人们却可以随意地控制裂变：可使它产生，也可使它中止。这时，科学家们的头脑中已经在设想怎样让这样的链式反应在一颗原子弹中再现。这是实验证明的理论原则，目前的问题只是立即将之投入工业级的生产。 但正如格罗夫斯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的那样，“曼哈顿”计划像是在充满了不定因素的半空中走钢丝。任何人都无法估算制造这样一种谁也没见过的炸弹到底需要多少经费，也不知道一颗炸弹又要多少裂变材料。单单铀的浓度选择范围就可以从百分之零点七一直排到百分之一百。大部分的工作只能靠估算来安排。 对此从美国政府对研制原子核的拔款一再追加上也可略见一斑。 直到最后“曼哈顿”计划完成后，才最终得出全部共耗资二十亿美金的数字。 遵照美国政府为“曼哈顿”计划确立的两个原则：一、造出原子弹供给军队；二、在德国人之前造出原子弹，“曼哈顿”计划必须从速进行。为此采用了多管齐下的方针。例如分离铀的三种成功方法一齐上马，三种类型的工厂集中在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先后动工。后来华盛顿州的汉福德又另外建立了一座分离钚的工厂。最后确定，到一九四五年夏天必须准备好五十公斤核裂变材料。 在以后的两年多时间中，格罗夫斯坐镇华盛顿的“曼哈顿”计划总部，而洛斯阿拉莫斯原子实验室主任罗伯特·奥本海默每天与他进行数次通话。工作在紧张而神速地进行，到了一九四四年圣诞节晚上，格罗夫斯向华盛顿的罗斯福宣称，可望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制造出一颗原子弹。 这段时间里美国唯一担心的是德国首先造出原子弹，为了摸清德国底细，掌握德国研制尖端武器的进展情况，一九四三年秋，美英组成了一个代号为“阿尔索斯”（希腊文“小丛林”之意）的特别情报组。准备或空投或随盟军在法国登陆。情报组成员佩带一种白色“a” 字母的小徽章，上面一道红色闪电穿过（即原子弹的标志）。 在美英盟军自法国登陆前，“阿尔索斯”情报组已经收集到大量情报，这些情报源源汇总到美国华盛顿。经过对来自各方面情报信息的核对和分析，美英方面异常惊奇地发现： 德国的原子武器研制计划（即U计划）并没有取得像美英科学家所料想的那样有突破性进展。而随着欧洲战局对德国日益不利的发展趋势，嗜杀成性的希特勒也没有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亮出手中的杀手铜——核王牌，甚至连一声虚张声势的核叫嚣也没有。 但美国人仍不放心。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阿尔索斯情报组人员随巴顿将军的部队进入斯特拉斯堡后，便急切地寻找有关德国核能研究的蛛丝马迹，并展开大搜捕，将德国的核物理领袖人物哈恩、劳厄、魏茨泽克及海森堡一一捕获。从他们口中证实：德国确实没有展开如美国那样的原子弹研制工程，甚至还没有铀二三五和钚二三九工厂。而其原因则在于急功近利的希特勒看不见这种耗资巨大的研制在战争中可能产生的决定性作用。 至此，美国人彻底消除了顾虑。“阿尔索斯”行动的成功令人鼓舞，“曼哈顿”计划顺风满帆地驶向了它的目的地。 Ⅱ 神秘的死神：“第五○九混 成队”与“不可替换物” ● “这个爆炸装置能够毁灭整个世界……它能使美国处于 一种在战争结束时发号施令的地位。” ——史汀生 一九四五年七月，西太平洋的马里亚纳群岛。星星点点的列岛中有一个叫作提尼安的岛屿，名字虽然不为许多人知道，但是，它却是当时美国最大的空军基地。 这个空军基地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日本。有时候，近一千架的B-29大型轰炸机以仅仅十五秒的间隔，从六十条跑道上起飞，去轰炸数千海里之外的日本城市。这些战略轰炸机往往施行一种称作“地毯式”的轰炸方法，对日本的目标进行夜以继日的轮番轰炸。东京的防空警报也不时地尖利呼叫，一时间，两万七千英尺的高空中，黑压压的美国飞机扔下七吨重的一枚枚梯恩梯炸弹，或者抛下五百磅重的一颗颗燃烧弹。驾驶员透过飞机的舷窗可以看到爆炸和爆炸后的废墟，可以看到浓烟和浓烟下的火海。京城皇宫被炸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裕仁天皇也不得不一次次屈尊躲藏进地下防空掩体。 当然，从提尼安机场飞起的轰机群并不一定都能安然地如数归来，它们也经常遭到日本的炮击或飞机的拦截，因此，空战伤亡相当惨重，而往返途中的坠毁及机场起降的失事更是司空见惯。 不过，这个军事机场却有一个特殊的空军中队，俨如宠儿一般，看着同伴的飞机不分日夜地远距离奔袭，穿梭般来往，自己却从不出击。这个中队有十五个飞机组，每组七个人。更为特殊的是，这是一个有科学家参加的空军轰炸中队，番号为“第五○九混成队”。 第五○九混成队，由一位叫格罗夫斯的将军在美国华盛顿遥控。然而，格罗夫斯的这班人马却总是受到提尼安机场其他部队的嘲笑，因为这个混成队就像宝贝儿子那般稚气可掬，整天不知干些什么，偶尔所见，不过是投几颗练习弹罢了。所以，当他们的飞机从北机场起飞的时候，便有一片嘘声、怪叫跟着升空，伴随而来的还有一首顺口溜： 秘密小队飞上天空， 欲去何地无人知情。 除非你想得罪上司， 最好不要四处打听。 可有一点毋庸置疑， “五○九”将赢得战争。 很快，刚起飞的机组扔了一颗练习弹又飞回机场降落了。更多时间里，第五○九混成队总是藏身在机嘲第八大道”和“第一二五大街”的一座座半圆形活动房屋里，在铁丝网和轻重机枪的严密保护下等待着执行特殊使命。 “五○九”在等待什么呢？ 一九四五年七月，美国华盛顿“曼哈顿计划”办公室。格罗夫斯将军正在向他的一位得力干将罗伯特·R·弗曼发出指令： “你要把一个东西带到提尼安。”弗曼随后被告知， 将军指的那个“东西”是叫做“不可替换物”，代号为“Bronx”货物。 这个被称作“不可替换物”的东西生于美国新西哥州沙漠之中的洛斯阿拉莫斯试验基地。试验基地附近的阿尔布克机场上，“货物”刚被由武装人员押送的车辆送到，就立刻装上飞机。三架大型DC—三运输机组成编队，带着贵重非凡的“货物”和随侍左右的技术人员、保卫人员，腾空而起，小心翼翼地飞往美国西南部上空，随后在旧金山的哈密尔顿机场降落。 这个“不可替换物”当然就是原子弹。 而早在一九四四年秋季，原子弹尚未问世时，在美国空军总司令阿诺德的指示下，就有许多B-29超级重型轰炸机被做了重要改装：去掉机关炮。其目的就是使它能装载一颗原子弹。与此同时，又集中了一千五百名即将参加投掷第一颗原子弹各项工作的官兵。这些人员混编在一起，就是所谓“第五○九混成队”。 此外，从十二名飞行员中遴选了一名优秀驾驶员保罗·蒂贝茨上校及其他飞行人员。他们都在内华达州的边境地区受训，以熟悉B-29和练习从一万米高空向沙漠中直径为二百米的目标投掷。一九四五年四月底，“第五○九混成队”全体人员来到提尼安岛。 “货物”既然已经到了美国的西海岸，怎样被“带到提尼安”，也就只有两条途径，一是空中，一是海上。 由飞机空运是比较理想的，因为这可以解决时间紧迫的问题。但是煞费苦心研制这个“货物”的科学家们都忧虑不已，他们对飞机能否安然无恙地完成这一运送使命感到没有多大把握。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飞机在机场起飞时候就失事，那么旧金山这座繁华美丽的城市眨眼的功夫就会被抹平，从地球上消失。 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 从哈密尔顿机场西行十四英里便是马雷岛海军船厂。这里停泊着一艘名叫“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重型巡洋舰。这艘巡洋舰因为在冲绳岛附近遭到过日本“神风”突击队的袭击而受到重创，刚刚结束了为期两个月的修理。然而格罗夫斯将军偏偏看中了它，决定启用这艘已经服役了十六年的重型巡洋舰来执行贵重“货物”的西运的特殊使命。 海军少将威廉·珀耐尔在旧金山办公室紧急召见巡洋舰舰长查尔斯·巴特勒·麦克维上校，珀耐尔将军命令舰长道：“你要运送一批特殊‘货物’，起锚以后必须全速驶向提尼安，在那里，‘货物’将转交他人。如果途中舰只遭到袭击沉没，哪怕只剩下一只救生筏，你也要将这‘货物’装上救生筏，记住不惜一切代价抢救‘货物’！此外，你和你的水兵们不必知道这‘货物’到底是什么。” 舰长麦克维上校迷惑不解地离开了这间办公室。 这个“不可替换物”到底是什么，舰长是无从知道的。其实，就连杜鲁门也仅仅是在四个月之前，即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由副总统接任刚去世的罗斯福总统之职时才对“曼哈顿工程”初知了一二。 四月十二日晚上七点九分，杜鲁门的宣誓就职仪式仅用了一分钟多一点儿的时间。接下来的是第一次内阁会议。由于杜鲁门与前总统罗斯福的顾问幕僚还不怎么熟悉，所以会议草草结束，充其量是个敷衍形式。会议之后，除了战争部长之外，其他人都一个个退出了。史汀生提出要向杜鲁门讲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他简要地勾勒了一下“曼哈顿工程”的大致轮廓，声称该“巨型工程”将为美国研制出“一种拥有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威力的爆炸装置”。战争部长的含糊其辞的叙述使这位新总统初闻乍听时“莫名其妙”。很快，他从个别知情人所补充的一些细节里知道，这个爆炸装置能够“毁灭整个世界”，具有可以用来进行讹诈的潜在外交作用。只要愿意，尽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它投掷到任何地方，这就是说，它能使美国“处于一种在战争结束时发号施令的地位”。 “不可替换物”的这些秘密，现在不可能轮到麦克维这样一位上校舰长知道。“曼哈顿工程”的军械主任、海军上校狄克·帕森斯只留给舰长一句：“你每天在航行中所保护的东西，将大大地缩短战期。” “货物”是一个桶形的包装物，桶高不足二英尺，自径却有十八英尺。桶上虽有金属把手，可没有人提得起来。“货物”重达三百磅，其中二百磅是铅绝缘体。 七月十五日， 格罗夫斯的干将罗伯特·R·弗曼赶到了停泊在旧金山猎人角海军基地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与他一起而来的还有一位爱尔兰人，是个上尉， 洛斯阿拉莫斯医院的外科主治医生，名叫詹姆斯·F·诺兰，格罗夫斯称他为“放射学家”。贵重无比的铅桶在他们登舰以后被吊杆吊上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弗曼和诺兰，从左舷舱口看着那铅桶被金属丝牢牢地固定在舰长室上方的甲板上。除了警惕的守卫人员之外，谁也不敢接近铅桶。 临起锚了，麦克维舰长还是疑虑重重，他叫来了诺兰上尉。 遵行上司的指示，诺兰只说：“我是一个军医，这件敏感的‘货物’对船和船员没有任何危险。” 舰长仍然不信：“我认为我们还不至于在这场战争中用细菌武器。” 诺兰上尉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尽快地离他而去。 七月十六日上午八点三十分，“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启航。舰上没有人知道，三小时以前的五点三十分，第一颗原子弹已在新墨西哥洲的沙漠里试爆成功。 蓝色的太平洋上，巡洋舰以其最快的速度，劈波斩浪，昂首前进。第四天早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抵达夏威夷，进入珍珠港。经过六个小时的燃油及各种军需的补充之后，军舰再次启航，又向西航行了三千三百海里。七月二十六日，“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到达提尼安岛，在离海岸半海里处抛锚停泊。 提尼安岛各级负责军官蜂涌来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甲板上。“货物”被小心翼翼地吊越后甲板栏杆，放到舰旁预先准备好的驳船上。 “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完成了“货物”长途西运的重任，然而三天以后，这艘军舰及其军舰上的水兵也走向了末日。一艘来自广岛吴港码头的日本帝国伊——五十八号潜艇，在菲律宾海，与奉命将北上赴日本海域参战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不期而遇。七月三十日十时五分，鱼雷从海水深处射出，击中了水上巨舰的舰首右舷。重二千六百吨、有一百零五名舰员的日本伊——五十八号潜艇击沉了重九千九百五十吨、有一千一百九十六名舰员的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型巡洋舰。两声爆炸后只有十五分钟，这个庞然大物从海面上彻底消失了，三分之一的水手在昏睡中随巨舰葬身海底，弃舰跳海的八百余人，在茫茫大海中漂泊煎熬了四五天，强烈的日晒、严重的缺水、长久的饥饿疲乏，加之鲨鱼的不断袭扰，使他们如浸染瘟疫般一批批地死去，海面上满目尸骸，惨不忍睹。八月三日，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架反潜艇侦察机无意中在例行侦察时发现了海面上漂浮的长达数英里的油迹。飞机下降了飞行高度，同时向基地报告了所见。美国海军舰艇“赫尔姆”号也参加了后来的对死难者尸体的搜索处理，舰长A·F·霍林斯沃恩中校在他的《搜索报告》中对当时的惨象作了这样的记录：所有尸体状况非常糟糕，估计死后已有四五天了。有些尸体穿着救生衣或救生圈，大多数尸体什么也没有。多数尸体一丝不挂，有的只穿件短裤或粗布工装。找到的二十八具尸体中，只有三具穿着衬衣。 尸体已经肿胀腐烂，脸部辨认已不可能，大约一半尸体被鲨鱼咬过，有的吃得只剩下差不多一副骷骨。军舰所到之处始终有一～四条鲨鱼在周围游动。有一次，两条鲨鱼在离舰不到五十码的地方共同不停地撕咬一具尸体，我们只得开枪将它们赶跑。大多数场合难以得到死者的指纹，因为他们手上的皮肤已经脱落，或者双手被鲨鱼咬烂了。在这种情况下，医务官便从死者手上切下一块皮肤。进行脱水处理，设法使其能够辨认。死者的所有个人财物取下来用以辨别身份……尸体经过检查后绑上三四发一百二十七毫米的炮弹沉入海里。到天黑工作结束时，海面上还有很多尸体未经处理。 有一艘叫“弗伦奇”号的军舰，两天内搜索到并检验了二十九具死尸，作出的报告也很单调，总是“尸体严重腐烂”，“无法取得指纹”，“被鲨鱼严重咬烂”。 一千一百九十六名水手，获救幸存的只有三百一十六人，而另外的八百八十人也就一命呜呼了。 死者长已矣！可悲却也滑稽的是，这些海底冤魂竟再也不能弄明白他们不远万里，横涉重洋所运载和保护的那货物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不可替换物”在世界人们面前的眩目亮相之日比起他们自己的海上末日迟了就那么三四个朝夕！ Ⅲ 蘑菇云升起：“第十三号特殊轰炸使命” ● 火药还算什么呢？太渺小了。电还算什么呢？太没意义 了。这颗原子弹是基督在盛怒中再临 ——温斯顿·丘吉尔 八月五日下午三点三十分，提尼安基地“第五○九混成队”装有空调的炸弹贮藏室。一枚重达五吨，代号“小男孩儿”的炸弹从链式吊车上平稳地移落到一辆拖车上。这位“小男孩儿”的心脏正是“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日夜兼程，横渡重洋，以生命作代价运载而来的“不可替换物”。炸弹外壳上写着一些粉笔字，这是希望日本人以及裕仁倒霉，预祝蒂贝茨及其同伴成功的口号。 保罗·蒂贝茨是“第五○九混成队”中“安诺拉·盖伊”号飞机的上校驾驶员，“安诺拉·盖伊”是他母亲的名字，而这架“最棒的飞机”、空中超级堡垒的正式名称为八十二号飞机。 蒂贝茨和他的“安诺拉·盖伊”号将执行一个空前的绝密命令：“第十三号特殊轰炸使命”。 将出动七架B-29。一架预先飞往硫磺岛，随时代替“安诺拉·盖伊”号。两架为蒂贝茨护航至目标附近。一架负责摄像，另一架进行空中实验，届时投下三个分别带着仪器的降落伞录下爆炸后的数据，其余三架随航并前往各个目标测回气象情况。 气象报道提示：午夜后可以起飞。 拖车把“小男孩儿”慢慢地拖到灼热而耀眼的烈日下，八名警卫随行拖车两旁，俨然特工人员守卫总统一般。在庄严的仪式下，一支由吉普与其他车辆组成的车队护送着这枚炸弹从特克区前往半英里之外的机常目击者形容说，这就像是一支送葬的队列。 午夜时分，蒂贝茨还在回想三十个小时前核武器专家、该炸弹设计者之一狄克·帕森斯对他以及另外七名机组成员在广岛等供选择目标的侦察照片前所宣布的那番话。 “你们将要投掷的炸弹，是战争史上的新玩意儿，”帕森斯避开了会泄露机密的字眼，但显然他已汗流浃背，“它是迄今生产出的最具破坏力的武器。我们认为它会把半径三英里内的一切几乎全都毁灭。”话音刚落，听众中传来了一阵透不过气似的喘息。 他对“曼哈顿工程”做了一丁点简介，还放映了沙漠基地有关试验的影片。放映的画面效果不佳，狄克·帕森斯平静地根据他的记忆补充描绘了沙漠试爆。大家眩晕起来，就连知道此事的蒂贝茨也“惊呆了”。 然后，蒂贝茨正向他的机组讲话。然而直到此刻，他仍然称他们将要掷的是一颗“很有威力的炸弹”，始终闭口不提“核武器”之类的字眼。他告诫他的手下人，到时务必戴好护目镜，并宣布新的无线电呼号为“酒涡”。 凌晨一点三十分，三架气象侦察机首先从北机场不同的跑道上同时起飞。 二十三分钟后，“安诺拉·盖伊”号和两架护航机的机组人员乘卡车刚抵达起飞地点，便被弧光灯、泛光灯、发电机、摄像机、摄影师、电影导演以及到处乱窜的摄影记者们围了个水泄不通。这是格罗夫斯将军计划中富于意义的环节之一，他要把起飞的历史场面记录下来。 二点三十分，最后一张合影拍完，蒂贝茨机组十二个人一个接一个地爬上舷梯，钻进前舱门。然而就在这一刻，格罗夫斯的助手法雷尔将军发现狄克·帕森斯忘带了一件东西：“你的枪呢？” 狄克于是从旁边一个人那儿借了一支手枪，插在腰带上，转身爬上飞机。除了每人必须带枪外，蒂贝茨飞行服的口袋里还预备着一只小金属盒，里面装有十二粒氰化物胶囊。上司命令他们若遇不测，可以从“用手枪”或“用毒药”两种方式中选用一种方式自杀。 凌晨二点二十七分，北提尼安指挥塔向“安诺拉·盖伊”号发出滑行和起飞命令：“酒涡八十二，北提尼安指挥塔命令沿A跑道向东起飞。” 凌晨二点四十五分，（东京时间八月六日凌晨一点四十五分，华盛顿时间八月五日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 ， 蒂贝茨扭转头向副驾驶员罗伯特·刘易斯上尉道：“出发！” “安诺拉·盖伊”号超重一百五十吨，其中包括七千加仑的汽油。飞机在洒了汽油的跑道上异常费劲地向前滑行。眼下滑行距离已经超过了跑道长度的三分之二，可速度依然很慢。机组人员面面相觑。 “飞机太重了！”罗伯特上尉叫道，“拉起来——快！” 蒂贝茨上校不声不响。他在让飞机继续滑行。向前，再向前，……眼看跑道将尽，大地快要消失了，……就在眼前出现空旷海洋的一刹那，蒂贝茨将飞机拉了起来。 法雷尔将军在指挥塔上惊出了冷汗，心嘭嘭直跳：“啊，我从未见过飞机需要这么长跑道，我真以为蒂贝茨飞不起来了。” 东京时间四点五十五分，两架护航机加入了“安诺拉·盖伊”号的行列，蒂贝茨成为V形编队之刀尖。 然而到底要对三个目标城市（广岛、小仓、长崎）中的哪一个投弹，谁也不知道，大家都感到了一种紧张的气氛。 六点三十分，海军上尉杰普森在弹舱将炸弹起爆装置的最后一个电路接通了。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毕。杰普森通知了帕森斯，帕森斯通知了蒂贝茨。现在，蒂贝茨通过话筒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投掷世界上的第一颗原子弹了！” 好几个人激动得难以喘过气来，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原子弹”这个令人可怕的字眼儿。 其实早在五月八日德国宣布投降前后，“为了彻底击溃日本，是否要使用原子弹？”这个问题就已提到日程上来了。 当时美军正在草拟进攻日本的作战计划。由于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对“曼哈顿”计划一无所知，因此准备按传统的作战方式，分两个阶段登陆日本。第一阶段将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占领南部，第二阶段在一九四六年三月攻占东京。但美军攻克不足八平方英里的硫磺岛，就损失了二点八万多名海军陆战队官兵，攻克冲绳岛的代价是七万余人。面对日本本土二百万军队的基本力量，还有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七十余万关东军，要占领日本本土美国部队的伤亡就有可能超过一百万。基于这种考虑，美军联合参谋计划用三十六个师、一百五十三万人执行进攻日本本土的任务，而这还仅是一个保守的计划。 因此这样一种观点就产生了，即将原子弹成功地造出来并付诸使用，将大大缩短对日战期，并大大减少美军伤亡人数。罗斯福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去世前，并未对此有所决定，他的继任者杜鲁门则显然为这根大棒感到激动。 关于是否对日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很多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都始终拒绝考虑。而提出最明确的保留意见的第一位物理学家正是一九三九年要求爱因斯坦向罗斯福上书的那个西拉德。他所期望的是美国先于德国拥有原子弹。这个目的已经达到，希特勒不仅没有原子弹而且已经垮台。剩下的日本不可能拥有原子弹，因此他认为美国绝不能单方面使用这种杀伤性极大的武器。当他正想把自己的想法转告罗斯福时，却传来了罗斯福死去的消息。奥本海默也曾说：“即使不依靠原子弹，对日战争显然也即将结束……而我们要考虑的是，原子弹在未来的文明中将能代表什么？”有些科学家深感责任重大，甚至打算辞职。 当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荒原上为进行原子弹试验所做的准备即将结束时，美国新总统杜鲁门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任命了一个以陆军部长史汀生为首的，包括军政界首脑和科学家的临时委员会，研究对日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六月一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有人提议进行一次示威演习，然后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如遭拒绝，再扔原子弹不迟。但有人认为无法保证日本不把美国战俘运往选定的演习地点，以阻止这次行动，也无法保证投弹飞机不受日本“神风队”的袭击。经激烈争论，委员会最终作出决定： 1、应尽快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2、应对位于居民点及其建筑物附近的军事和工业目标投掷原子弹。 3、使用原子弹时，毋须就其性能预先警告日方。 这项决定得到了杜鲁门的批准。 绝大部分科学家不同意委员会的武断裁决。参加“曼哈顿”计划的七名物理学家联合起草一份报告，反对使用原子弹。他们主张在沙漠上或一个荒无人烟的岛上试验这种新武器，请各国代表前来观看，其中包括日本代表。这样将可创造出一种对国际缓和极为有利的气氛……对此美国政府内有人反驳说，假如原子弹不爆炸呢？假使日本政府不派代表团呢？因此这份报告递上去后便石沉大海。 其实，对杜鲁门和美国政府来说，原子弹不仅是一种军事武器，还可抑制苏联。当时的国际局势是：在欧洲，围绕着对德管制及波兰问题，美苏之间的意见冲突十分尖锐。按照雅尔塔协议，苏联将在八月八日后对日宣战。这样一来，如果由苏联击败日本，必将导致苏联在亚洲的势力进一步扩大，在欧洲发生的事将会在亚洲重演。这对美国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威胁。为了确保美国在亚洲的优势，美国政府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抢在苏军参战的八月八日之前尽快使用原子弹。 箭已在弦上，这一决定是不会因科学家的反对而改变的。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五时三十分，试验性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爆炸。据目击者说，当时一道闪电在方圆四百公里的范围内划破长空，其亮度抵得上好几个太阳。一团巨大的火球直升八千米高空，大地微微颤抖，美国整个西南部都听到了爆炸声，很多人惊奇地以为太阳提早升起了。史汀生立即飞往彼茨坦，亲自将试验成功的消息报告给了正在开会的杜鲁门总统。 除了这颗试验性原子弹，美国还拥有两颗：一颗是用铀作裂变材料的，被命名为“瘦子”，后又称作“小男孩”（就是“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运载的那颗）；另一颗用钚作裂变材料，被命名为“胖子”。试验成功后，临时委员会确定八月六日为投弹日期，四个城市被列入投弹选择目标：广岛、小仓、新泻、长崎。 八月六日七点二十五分，先行的伊瑟利少校的气象侦察机发来消息，他的飞机在广岛上空巡航时，没有日本飞机拦截，高炮火力也很微弱。伊瑟利报告说：“所有高度上云覆盖率低于十分之三。建议：优先考虑。” “下面是广岛，”蒂贝茨对着话筒通知大家。在薄云的空白处，他和帕森斯看到了一个城市的轮廓清晰地出现在飞机的下面。 “你同意将它作为目标吗？”蒂贝茨问。 “同意，”帕森斯答。 “各就各位，准备投弹，”蒂贝茨对着话筒宣布道，“戴上护目镜。” 八点十三分三十秒，投弹手费雷比开始控制飞机，他研究过目标照片上的每一个细节。现在，广岛市中心的那座T型相生桥向他的瞄准器的十字线飞快地靠近。 “对准了，”他说。 八点十五分十七秒，炸弹舱门自动打开。投弹手叫道：“炸弹投出去了！”飞机在于重量一下子减了一万磅，顿时晃晃悠悠地向高空升去。蒂贝茨赶紧让飞机作了六十度的俯冲和一百五十度的右拐弯。原子弹正在下坠，先是自由下落，随后弹头指向目标。 八点十五分四十三秒，一道耀眼的闪光将整个飞机照亮，机尾射手卡伦看见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冲霄，急骤扩散，犹如“遥远星球上的光环突然裂开，迎面朝我们飞来。”巨大的冲击波夹杂着爆炸声，使飞机猛地向上一窜。 广岛距飞机渐渐地远了。卡伦对着录音机开始录音：“烟柱腾空而起。烟柱中心通红……到处起火……数不胜数……帕森斯上校说过的那种蘑菇云出现了……” Ⅳ 人间地狱：核爆中的日本人和美国人 ● 前面是大火熊熊的河水，后面是挟带着燃烧火焰的火风 ……她感到整个广岛，整个日本，她的世界，正在毁灭。 广岛八月的夜晚异常炎热，人们经常被警报从睡梦中惊醒，这已习以为常了：美军飞机每日每夜向日本投下成吨成吨的炸弹，然而广岛始终幸免，未遭破坏。有一些广岛人甚至把美国的B-29轰炸飞机亲切地称为“B君”。 因此八月六日这天早晨，广岛人和往常一样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不为八点钟响起的那阵警报所动。 当原子弹落下时，不少人都看见了从高空的B-29轰炸机上掉出来个纸屑般大小的白点。又过了一会儿，人们觉得那似乎是个降落伞，没有人会想到它是威力无比的毁灭性炸弹。一个叫田中的日本人，这时候甚至还朝“小男孩”伸出双臂，嘴里喊着：“你好，天使！” 在“小男孩”蓝色的铅皮上，还确实有一个“天使”，那是美军人员不知出于何目的贴上去的一张驰名全球的女电影明星丽塔·海沃丝的玉照。 但在千分之一秒的刹那，“天使”在一道闪光中爆发成了强光和有毁灭性能量的火球。 从此以后，有关这一无法描述的现象的故事，就不断地在全世界被叙说。人们的想像力似乎永远难以捕捉到那个世界末日般的一刹那……原子弹下坠以后，没有落到T形相生桥上， 它偏离了预先设计的弹着点八百英尺，在广岛市中心岛川医院上空的一千八百五十英尺的空间爆炸。飞机上的帕森斯上校看到了他预见到的景象：首先是一片极其明亮而耀眼的闪光，接着一股黑色云团，夹着滚滚尘土与残渣碎片升腾于距地面一千英尺的高处。在黑色云团之上、距地面二万英尺的天空是一团蘑菇状的白色浓烟。 岛川医院成了原子弹爆炸的投弹点，医院庭院的地面与爆炸空间正好是一个直角，成为广岛死亡世界的焦点轴心。在距爆炸中心一千五百英尺的范围里，百分之八十八的人当场死亡或于当天死去。另外百分之十二中的大多数在几个星期内或几个月以后也相继丧命。 四百英尺长的T形相生桥桥身虽然未被炸断， 但两侧的石栏杆都一根根掉进桥下河里， 混凝土的桥面则如海洋波浪般打皱翘起。木川小学面对着T形相生桥，与岛川医院相隔六百五十英尺。学校定于八点三十分召开一次教师会议。然而就在崛部克子刚在办公室桌前坐下的当儿，一片朦胧的蓝光将办公室整个儿罩祝她并没有听见什么，可门窗飞了，玻璃碎片四散横飞，划破了她的头皮、前额、左臂，当时她并没有任何感觉。她立即扑倒在办公桌底下，双手掩住眼睛，大姆指塞进耳朵。当她抬起头时，外界沉寂而灰暗，如同可怕的黑夜。由于学校四周厚厚的钢混砖墙，崛部克子得以幸存。然而，闪光的一瞬，时间不足零点五秒，三千摄氏度的热辐射将距离爆心二英里之内的人们烧伤。 广岛市的三十五万人口当中，十三万人不久尽数死亡，崛部克子的十位同事都在来校的路上罹难。 崛部克子冲出学校，立即被裹进一片浓厚、翻滚的黑色尘埃之中。她发现七个小孩或坐或躺在地面上呻吟，那是他们刚刚玩“捉迷藏”游戏的地方。孩子们身上到处流血，遍体黑色的的伤，校服成了碎片，大块大块的皮肤从身上耷拉下来。孩子们带着剧痛，一路哭喊，咒骂，在克子的帮助下，蹒跚地越过瓦跞，向着宽广的木安川河艰难移动。路只有几十米，却似乎永无尽头。克子终于爬上了高达七英尺的河堤，汇入了一股推推搡搡奔向河水求生的人流之中。孩子们与她走失了。她从此再没有见到他们。 其实，克子眼前这条河，似乎也被点燃了，人们还在往这个“火炉”中跳，当然已经说不清这些人是跳下去的还是被推下去的。受难的人们，衣不遮体，摩肩接踵地拥挤在一起，满脸焦黑、浑身流血，无所措手足。很多很多的人，将双臂平着伸直，胳膊时朝外，这是难民们的发现：抬高胳膊可以避免伤口的摩擦，减轻灼伤的疼痛。那些燃烧的建筑残骸以及从附近储木场漂流而下的浮木堵塞住河面，使人们无法游水穿过，而水面上漂浮而过的大多数人看上去都像已经咽了气的尸体。克子周围，大部分人由于烧伤，脸庞和身体都古怪地膨胀起来，许多人命在垂危之中，一些人已经断了气。克子的身体开始剧痛，并不停地呕出一种奇特的黄色粘液，脸上、衣裤上溅满了血污。前面是大火熊熊的河水，背后是挟带着燃烧火焰的火风，她困在中间，寸步难行，她感到整个广岛，整个日本，她的世界，正在毁灭。 鹤见桥那儿同样汇合了一条逃难的人流，有一位父亲怀抱着一个婴儿，他旋开一个水龙头给孩子喂点儿水，但他不知道孩子早已经没了气息。这座桥通向近郊的伊士山，山上没有起火。桥边的人不再往河里跳了，河水虽然能够减轻灼痛，但很快就会变成孱弱者的坟墓，河面上到处是漂浮的死尸。人们向伊士山艰难地移动。二十五岁的森下文子，是一家炮弹工厂的检验员，尽管她现在表面上没有什么创痛，但她想象不到她能在死亡线上徘徊的时间只剩下了几个月，也想象不到在山路上艰难爬行的她的同胞们在数周后即将死去，都将成为滞留原子辐射的牺牲品。 十五岁的寺前妙子是一位电话接线员，她的电话大楼离爆炸点只有六百米。蓝光闪过的那一刻，她刚戴上耳机和话筒，装有电话器材的盒子一下砸到她的身上。她爬到楼道梯口，其他接线员的尸体遍布于楼道阶梯上，堵住了去路。她只好爬上窗台，跳到街上，惊恐地越过几根燃烧的电线杆，朝一座小桥跑去。她的左眼失去了视力，右侧脸颊和右臂鲜血在流淌，但她却感觉不到什么疼痛。大街上挤满了逃避大火的人群，她看到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俯身叫唤着一个小女孩：“麻子！麻子！你不能死！”小女孩没有回应。“麻子，你还活着吗？”小男孩把妹妹紧紧地偎抱在怀中。下午，寺前妙子步履艰难地上到了伊士山的山腰，她的脸肿起来了，左眼肿得只剩下一道窄窄的缝，她看到了一个临时急救站门前的一长排受伤的人，听着剧痛中人的一声声尖叫：“水，水！给我点儿水”，“杀了我，请杀了我吧！”队列中，妙子不知等了多久，她的眼睛终于肿得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觉得有人在用针帮她缝合伤口，但却不给她打麻醉，妙子疼得直哆嗦。绷带整个地包住了她的脸，只露了两个鼻孔和一张嘴。 从山上望去，市区一片火海。广岛瘫痪了，市长在府邸殉难。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已死亡，总人数为二百八十名。没有人能看到消防队员的踪影，整座城市在解体。浜井新三是市政府分配部门的负责人，他从炸毁的废墟中钻出的那会儿就意识到饥荒的危险，他正在东奔西走，想竭力为幸存者解决粮食的奇缺。在市政厅前，他被一名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拦住小姑娘的脸、手、腿都严重灼伤，她乞求浜井的帮助。浜井找来一把椅子，让她安静地坐下，并答应她马上回来，然后送她去医院。小姑娘在椅子上坐下了，脸上绽开了笑容。几分钟后浜井新三回来时，小姑娘依旧僵直地坐在椅子上，浜井想把小姑娘抱起来，可是，她已经死去。 三十四岁的冲本常男是一位会计师，早上八点十五分他刚在广场火车站登上一列火车，原子弹爆炸了，几个旅客被抛向空中，落下以后压在他的身上，爬起来时，背上尽是血，血是别人的，他因为被别人压着而没有受伤。冲本常男想回家看看妻子是否还活着。市区到处是燃烧的大火，街道两边遍布着已经焦化的尸体，越接近市区，火焰的高温越令人不能忍耐。他无法径直回家，只能绕道迂回。在路过广播电台时，他看到一辆有轨电车，车中挤满了人，个个都站立着，可都是些死人。夜幕降临了，广岛犹如炼狱，犹如火的世界。冲本望着弥漫于全城的熊熊烈火。 感到妻子生存的希望太渺茫了，城东以及爆炸中心地区是废墟残骸的赤色火焰，城西一带却是蓝色的火光，那里，幸存的人们正在用汽油成群地焚化尸体。第二天上午十点，冲本终于找见了“家址”，然而他所见的只是灰烬和一片废墟上他妻子烧焦的头颅。冲本没有流泪，他把妻子的头装进一个防空兜帽里，带到郊区他父母亲的家，在那里，他把妻子的头火化了。 原子弹的破坏力、杀伤力是罕见的、空前的。八月六日八点十五分的那一刻，原子弹爆炸时间不足半秒，高达亿度的强高温使爆炸中心成千上万的人，在一瞬间犹如离子分离那样立即烟消云散了，以至幸存的亲属始终以为他们的亲人是“失踪了”。 强烈的爆炸使成千上万的人在一刹那之间被炸成齑粉，以至寻找残骸都不可能，死难者的亲属无奈中只好就地捧起一把灰土权当祭奠的亡灵。 比太阳光要强不知多少倍的爆炸闪光使成千上万的人失明眼瞎，许多幸存者的眼窝处只留下了两个黑洞。 爆炸产生的高温不仅使数在万计的人当场被烧死，还使数以万计的人被严重烧伤，烧得面目全非。蜂谷道彦是广岛电信医院的院长，他被炸晕在医院花园中，一位医生为他缝合了四十多处伤口。爆炸后“医院”的所有空间——楼梯、地板、回廊、厕所以及院外的花园都被病人占据了，病人的症状几乎相同：化脓腐烂的烧伤、呕吐和一种令人怀疑的腹泻。有些病人一个晚上便血五十多次。蜂谷院长的一位朋友前来探病时。向院长说起了在广岛一路上他所见到惨景：“那些逃亡的士兵比漂浮在河面上的死人更悲惨，……他们简直没有脸！眼睛、鼻子、嘴都被烧了，耳朵似乎也熔化了，根本分不清正反面。” 这是人类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可怖场面，广岛已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但在这场空前惨烈的毁灭性灾难中，受害的还并不全是日本人，其中也有美国人！ 由于天意的安排，侥幸躲开了原子弹轰炸的相生桥，变成了对美国人施加报复的场所。当十八岁的矶子玉越过这座桥去寻找她十六岁的妹妹时，一个令人惊愕的场景使她在桥东头定住了脚步。一名高大的穿着美国军服的人被绑在一根石柱上，周围围着十来个日本老百姓，一边叫喊，一边往他身上掷石块。矶玉被吓得惊恐万状，忙不迭地跑开，也不知那个人是死是活。 大桥边这位美国兵的命运是格罗夫斯将军及其美国军事当局造成的。投放原子弹时，广岛有二十三名美国战俘。 E·索耶，是广岛美国战俘营中的一个战俘，也是劫后余生者之一。“那一天”，他在一篇题为《原子弹落下那一天》的回忆录中说，“我们从一群正在挖掘砖瓦堆寻找幸存者的日本兵身旁匆匆走过，然后又经过一堵烧黑了的墙壁，墙上有个灰色的人身轮廓，看来像幽灵似的。”他判断说：“这人在闪光出现时刚好靠墙站着。”E·索耶回忆他“那一天” 寻找他的同伴的情景说：“我们觉得恶心。我们向仓库走去，找到了那几个战俘的尸体。 两个倒在地上，第三个仍坐着，茫然地睁着眼睛，眼珠则慢慢融成蜡状液汁，流下肿胀发红的脸，我们望着他，惊骇得说不出话来。” 弗洛伦斯·加妮特是三千二百名第二代日籍美国人之一。原子弹投放前，她在广岛与祖父母居住在一起，爆炸使他们相互离散。加妮特的父亲在洛杉矶经商，希望女儿在日本接受教育，但加妮特却不愿意呆在日本。她思家心切，时常梦见汉堡包和热狗；此外，她常因与男孩子说话而遭到斥责。本分的女孩子在这里是不允许与男孩接触的。她设法说服老师，同意她在防御训练时不必挥舞竹制的长矛。但如今却是美国人——她自己的同胞——对她进行了轰炸。 加妮特不停地呕吐腹泻，身体虚弱不堪，黑雨中的砂砾弄得她满身污浊。她最后终于找到了祖父母的尸骨。她把他们放到一堆木头和报纸上面。这时来了一名士兵，主动要帮她完成火化。 （一九八三年，加妮特成为洛杉矶一家医院的护士。她支持一些人搞运动，呼吁国会为一千名已成为美国公民的原子弹受害者的医疗费用拔款。这一运动势头虽旺，但显然没什么结果。）爆炸后的两个星期内，在广岛感到最恐怖的或许并非当地人，甚至不是日本人，而是十名美国B-29飞机机组的战俘。 这架飞机于八月八日被迫降在日本邻近的海域，机组人员在救生筏里度过了一周，后来被日本渔船捕获。八月十七日，战俘被送到广岛，但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他们眼睛上蒙着布，手脚被牢牢捆在一起，躺在城东练兵场的草地上。他们周围围满了人群，威胁地对他们喊叫着。战俘中谁要哼一声，脑袋上就会狠狠挨上一脚。 为他们当翻译的军事警官福井伸一上尉曾在美国呆过，所以保护了他们。他在渔民们已准备在砧板上切下他们的头的时候碰巧遇到了他们。他将俘虏押上一辆卡车，并向人群大声喊道：“我是负责他们的人！”人们只好让卡车开走。但福井伸一毕竟是位爱国者，在卡车上他不停地大讲投放原子弹是多么不人道。 当车开到广岛火车站时，福井让司机停下，并将战俘的遮眼布除去。“看看你们干了些什么！”他高声说。“一颗炸弹！就一颗炸弹！”美国人呆若木鸡地坐在卡车里，穿越过市区。“那真是一次骇人的旅行，”机组报话员马丁塞普夫后来回忆说。“看不到一幢立着的房屋，没有任何物体移动，连只狗也没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烧焦头发的奇异气味，但雅雀无声，唯有福井愤怒的叫喊：一颗炸弹！就一颗炸弹！” 到了城郊时，卡车再度停下，另外两名美国战俘也被送上车。他们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罗威尔地区的海军飞行员诺曼·布里斯特和肯塔基州考宾地区的空军中士拉尔夫·尼尔。他俩的身体状况极为糟糕，不断地呕吐并经受着巨大的疼痛。B-29雷达军官斯坦利·莱纹后来回忆说：“我永远也忘不了从他俩的嘴里和耳朵里流出来的绿粘粘的可怕液体。” 这两名形如残骸的人说，八月六日，他们与另外二十一名美国飞行员被关押在广岛。他们只记得看到了爆炸，大火，然后日本人便陷入一片歇斯底里的混乱之中。当时他们两人跳进了一个污水池，因而保住了性命。他俩还从没听人提到过原子弹，卡车上其他的人也不知道，而他俩的症状正是致命的核辐射中毒的反应。 当天晚上，这群战俘被监禁在一个日本军营的囚室里。两名命在旦夕的俘虏疼痛难忍，尖声嘶喊。日本人把一只急救箱送给B-29机组人员，他们迅即为这两上人注射了吗啡，但吗啡也不管用。整个夜晚，两个垂死的人在痛苦中挣扎。 “他们祈求我们用枪把他们打死，快点结束这一切，”莱纹回忆说，“但天亮前，他们就死了。” 虽然美国人在广岛的死伤情况很快就为格罗夫斯和战争部所知，但美国政府从未告诉过他们的家属他们的死是美国的原子弹造成的。 广岛毁灭了，但—— ★ 为了不致从上面的悲惨描述给读者一个错误的印象，即对广岛以及对长崎的原子轰炸是毫无意义的对无辜平民的屠杀，并继而在每年八月六日看到广岛的祭亡式表演时无谓地洒出一掬同情之泪，我们在这里特别引入另外两段记述，供读者参考。值得一提的是，这本由“中国人”剪剪贴贴拼凑出来的破书《世纪大灾难》却绝口不提南京大屠杀。与1937年的“今世地狱”南京相比，投向广岛的“一颗炸弹”在刹那间超度了那么多皇军，堪称仁慈——亦凡公益图书馆校对者识： …… 裕仁也和希特勒一样， 在宫殿的底下有一个防空地堡。那年8月的第 二个星期，就是在这里，在情绪激昂和互相攻讦的气氛中，举行了许多最 关紧要的会议。最初，政府对广岛已被彻底摧毁的情报知道很少。8月6日 一整天，东京没办法和这个城市恢复正常联系，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二 天一清早，陆军副参谋长河边中将接到一个报告，里面只有一句话，使他 看后莫名其妙：“一个炸弹倾刻之间把整个广岛市摧毁了。”接着报来具 体情况，他听起来有点象胡言乱语。原来广岛市并不是没有军事意义的， 这和后来很多说法正好相反。日本陆军第二集团军原来驻扎在那里。8月6 日早上9时1刻整个部队在巨大的阅兵场上做体操。这时“瘦子”几乎就在 头顶上爆炸，于是全军一扫而光。这就是河边中将收到的许多电报中的一 份。情况突然，就有如五角大楼收到了报告，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练滚翻 动作时，在不到一秒钟就全被消灭了一样。 …… 美国人对日本人这样驯服地认输感到奇怪。其实当时千钧一发，只是 他们不知道而已。日本的将军们愿意堂皇自杀，但在少壮派军官中，这样 那样的策划和反策划一直进行到8月28日。 那天，美国军舰“密苏里”号 驶进东京湾接受日本投降。武装的海军官兵和第四海军陆战队师同一天也 在横须贺登陆。准备顽抗到底的叛乱者已经发誓要将登陆的部队杀尽，神 风轰炸机群则己驶进厚木机场的跑道待命。座仓中的飞行员也以祖先的荣 誉发誓，要俯冲炸沉“密苏里”号。当舰只下沉时，己准备好的战斗机飞 行员就扫射东京湾，直到“密苏里”号上的全部人员包括海军上将尼米兹 和麦克阿瑟将军全部死掉为止。这个计划要是成功，美国人必然认为这是 日本人最恶毒的阴谋诡计，对他们会怎样报复，想象起来也很可怕。但是， 这样的事竟然几乎当真发生。在投降前最后的狂乱时刻里，裕仁把他的皇 族成员派到各个要塞据点，要求保证履行天皇的诺言。他的弟弟高松亲王， 及时赶到厚木机场，劝阻那杀气腾腾的人，要他们不要起飞。整个局面， 一触即发。后来有人问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轰炸广岛、长崎是否必 要，他说：从所有情况来看，“胜利有如摇摇欲坠的一座拱门，而原子弹 则是拱门的基石。” Ⅴ 结局或开始：灾难并未结束 ● 迄今为止，我们的军事机构的主要目的都是打赢战争。 而核武器出现以后，它的主要目的必须是避免战争。 ——伯纳德·布罗迪 广岛的蘑菇云一升起，杜鲁门就在华盛顿向全世界发表了声明：“十六小时前，一架美国轰炸机在日本的重要军事基地广岛投掷了一颗炸弹。这颗炸弹的威力相当于二万吨TNT。 日本卑鄙地偷袭了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现已遭到数倍的报复……为了将日本人民从毁灭中挽救出来，我们于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向日本发出了最后的通牒，但是遭到日本政府的断然拒绝。如果日本政府继续顽固不化，拒绝投降，那么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毁灭性的原子激流，将从天而降如雨般落在日本人头上。” 广岛的惨剧并未使日本军方立即同意接受波茨坦的最后通牒，即无条件投降。他们竭力掩盖广岛的事实真相，把希望寄托在苏联的调停上。但八月八日，日本人从苏联领导人那里得到的是苏联即将对日宣战的答复。掌握日本密码的美国对东京——莫斯科来往的电报内容了如指掌，但为了加速事件的进展，美国迫不及待地又于八月九日向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八月八日晚，在提尼安基地硕果仅存的取名“胖子”的原子弹被装上了B-29轰炸机。 九日，查尔斯·W·斯威尼少校驾驶着名为“博克之车”的轰炸机在美国代表随行下飞往日本。此行的最初目标是日本小仓市。但飞机到达小仓上空时，发现小仓上空乌云密布，“博克之车”在小仓上空来回飞了三次，企图寻找能目视轰炸的云缝，但未能成功。后来，由于担心汽油不足，转向第二目标长崎。长崎上空也布满了乌云，但投弹手发现了一处宽大的云缝，于是就将”胖子”从八千八百米的高空扔了下去。 “胖子”在距地约五百米处爆炸，长崎立即变成了第二个人间地狱。一个港口城市变成了一个打渔村落，没有留下一草一木。 八月九日晚，日本首相铃木贯太朗召集十二个军政界高级首脑召开御前会议，由裕仁天皇主持，就如何回答波茨坦公告进行讨论。 八月十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再次发表声明，要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 八月十四日，日本天皇再次召集御前会议，尽管东条英机等主战派仍坚持己见，天皇迫于国际压力，决定无条件投降。八月十五日中午，全世界都从广播中听到了日本天皇亲自宣布日本投降的消息。 九月二日，日本投降仪式正式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这场夺去上千万人性命的大战结束在广岛和长崎的毁灭之后。从这个角度说，两颗原子弹的爆炸确乎是结束了一场灾难。 杜鲁门在事后的一份声明中所表露的似乎正是这样一种当时存在于西方国家的普遍情感：“对于原子弹的使用，我比任何人都感到不安，但日本人对珍珠港的袭击和杀害战俘的肆无忌惮的做法，更令我感到不安。他们所懂得的唯一语言似乎就是我们对他们进行的那种轰炸。当你面对野兽时，你就得使出对付野兽的办法……”也是出于同一逻辑，“安诺拉·盖伊”号飞机的机长蒂贝茨在广岛遭轰炸四十年之后仍然对当初的所做所为表示“至今不悔”。 一九八五年，这位已是古稀老翁的蒂贝茨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公然说他四十年前参与向广岛投掷原子弹是“拯救了地球”。他从未“因想到自己投过原子弹而睡不着觉”。他深信原子弹减少了无谓的牺牲，只有原子弹才是结束战争的有效武器。 但原子弹在震撼了日本当局的同时，也震撼了整个人类世界。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家中回答一位前来采访的《纽约时报》记者说：“世界对核武器还毫无准备。”在罗马，教皇对日本的平民百姓所蒙受的灾难表示抗议。在芝加哥，利奥·西拉德（又是他！）要求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纪念教堂的神父为“广岛和长崎的死难者进行一次专门的祈祷”。在华盛顿，杜鲁门总统接到全美基督教教堂联邦协会秘书长打来的电报，反对进一步使用核武器。 核武器所带来的灾难确有可能是更巨大，更无法挽回的。 原子弹即时的破坏力、杀伤力关键在于原子核裂变的瞬间所产生的强烈辐射。原子弹中虽然也装填了普通炸药，但主要作用是为了引爆。 据不完全统计，原子弹爆炸后，广岛当时疏散后人口的二十四万五千人中，当场死难者达七万八千一百五十人，负伤失踪者为五万一千四百零八人。全市建筑总数为七万六千三百二十七幢，其中全毁者四万八千幢，半毁者二万二千一百九十八幢；长崎疏散后人口为二十三万人，伤亡九万五千人，失踪五千人。 （这颗原子弹的破坏程度比广岛小，主要原因是长崎城市周围都是山，局限了炸弹的威力。）原子弹的核心是具有有害放射性能的物质，八月六日的爆炸裂变，使广岛数以万计的人瞬间致命罹难，然而更可怕的是原子弹辐射波的滞留影响，或称“延留效果”所具有的“不可知的效果”。成千上万的人虽然没有在原子弹爆炸时丧生流血，但很快就大量脱发、皮肤出现紫瘢，白血球数急剧下降至五百—六百（三千是临界线，五千—六千为正常），许许多多的人外表健康地却又是在悄无声响地死去……原子弹爆炸后半小时，一种神奇的“黑雨”——放射性微粒，夹杂着灰烬和蒸气，在广岛市中心下了起来。“黑雨”下了整整一天，涉及到了原先未受影响的地区，增添了新的灾难，这种放射雨含有近二百种不同的同位素，全部具有辐射性，沾染上放射雨的人在以后二十年中缓慢地走向死亡。原子弹爆炸后，“每天数以千计的人们死于奇特而不可名状的症状”的传说，使广岛成为一个棘手的独特所在。 而劫后余生的人几乎都得了“辐射病”。这种病使患者呕吐、丧失食欲、高烧、腹泻，接着头发脱落、白血球迅速消失、伤口难以愈合，各种癌症相继发生。受辐射的人很难与健康的人结婚，他们之间婚后出生的婴儿，全部智力迟钝。这样，侥幸大难不死的人，也有无尽的痛苦与他们终生为伴。 原子弹到底戕害了多少个生灵？十三万？十七万？……统计数字不稳定，但毫无疑问地始终呈上升趋势。日本至今还存在着地球上独此一家的特别医疗中心——广岛原子弹医院（一九五六年成立），床位多达二百张，一直在收治大量的“原子弹”复合症，诸如智力迟钝的痴呆、染色体“畸变”的不育症、癌症、白血并复合骨髓瘤，以及其他罕见的血液病等等慢性病变的患者。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日广岛市有关部门发表的原子弹被害者调查报告中公布：广岛直接遭受原子弹侵害和受到原子弹放射影响的被害人数达四十九万！ 死亡，永无尽期的死亡…… 但这还不是结局，甚至可以说，作为一种灾难的原子弹（以及所有的核武器）才刚刚登台。当它被作为一种政治和外交上的威慑力量在战后苏美两大国迅速发展起来时，它就像一个被从瓶子里放出来的千年魔鬼，把巨大的阴影投射到整个人类世界上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和前苏联以及英国的士兵都亲身体验过原子弹爆炸的可怕后果。有人拿他们作了实验，而且是在和平时期。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甚至也没有预先警告他们。 一九四六年，美国在太平洋南部的比基尼岛爆炸了两颗原子弹，其中每一颗的威力为两万吨当量。当时，十八岁的水手约翰·史密特曼刚成为美国军人中的一员，他当时距离爆炸地点不远。 第一颗子原子弹爆炸后数小时，史密特曼所在的驱击舰进入了靶舰停留的比基尼岛海湾。史密特曼和其他一些水兵奉命登上其中的一艘靶舰去灭火。水手们完成任务后，为了凉快一下，跳到海湾里游泳，据史密特曼讲，他们“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稍后，史密特曼水手没有得到任何保证安全的指令，他穿着短裤站在驱击舰的船头，这时，试验第二颗原子弹爆炸的火球在天空出现。 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九八三年秋天，约翰·史密特曼失去了双腿，一只手残废，他正住在费耶特维尔市（田纳西州）的一家医院里，他患了淋巴腺癌，处在死亡的边缘。据辐射专家认为，患病的原因是在比基尼岛上核爆炸期间受到辐射。 一九五四年九月，前苏联对自己的军队投掷了一颗原子弹，以测试原子弹爆炸的威力和士兵在使用核武器情况下的作战能力。 一九五八年，英国也在澳大利亚的一个荒原上对自己的士兵作了类似实验……在此之后，各种各样的核试验、核泄露、核污染、核事故层出不穷，并且酿成全球性灾难，许多全球性问题都与它有关。 广岛的蘑菇云是核武器威力在世人面前的第一次公开亮相，然而它的破坏性与越来越先进的核武器相较，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而今人类所研制、生产的各类核弹头，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地球毁灭数百次。 幸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大规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在减少，尤其是核战争的威胁在减少。 但核武器仍然存在，核威胁也仍然存在。 在这种威胁的阴影中，每一个善良、热爱生命的人都希望。 灾难永远不要再发生。 而人类其实是唇齿相依的。最新的调查结果表明，一旦再发生核灾难，任何一个大陆都不会确保安然无恙。即使在没有投掷原子弹的地方，生态平衡也将受到极大的破坏。到那时在尼罗河滩上发现的法老时期刻在石板上的话就会成为现实，而且会更骇人听闻：“我站在我的宝座上痛哭这巨大的灾难。在我执政的七年期间，尼罗河水干涸了。粮食歉收，食物所剩无几，人们变为盗贼，邻人相扰。人们希望逃走，但却迈不动步。孩子在啼哭，青年人好似老者，拖着变曲的双腿。他们的心碎了，谷囤中风在游荡。一切都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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