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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1939年：前苏联政治大清洗 □ 概况：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斯大林借苏共中央第二号人 物基洛夫被杀为由，开始对前反对派成员及其追随者进行迫害。 先后杀害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布哈林、李可夫、 图哈切夫斯基等一大批党政军要员，清洗、枪毙了几十万干部， 殃及一千五百万无辜群众，成为人类史上空前的政治灾难。它使 人们认识到对权力进行制约、监督的重要性。 成千上万的人受到死亡威胁，然后在一段不长的时期内成批成批地死去——不是死在战场上，也不是死于人所不能控制的自然灾害，而是按照一个可怕的计划死在刑讯室和监牢里。这场完全人为的政治灾难发生在前苏联本世纪三十年代的“肃反”运动中。就其规模来讲，它确实堪与一场大战，一次肆虐的自然灾害相比：考虑到它的阴险性和隐伏在迫害后面狭隘可鄙的个人目的，它的危害性就更加令人震惊。这场灾难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但首次将这一可怕的灾难的详情揭露出来，却要等到许多受害者已死去近十五年以后，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悲哀。人类的理性和良知在这一事件中备受拷问。 一九五三年，恰好在斯大林刚刚死后，流亡美国的前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将军列夫·费尔德宾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为笔名用英文出版了他根据亲身经历写出的《斯大林肃反秘史》，该书又立即被译成了德文、西班牙文以及其他一些文字。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凌晨，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后召开了一个秘密大会，首次以大量的事例揭露了斯大林在三十年代中期的政治大清洗中所犯下的“严重错误”。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六日，《纽约时报》率先报道了该报驻莫斯科记者写的一篇关于“秘密大会”的报道，紧接着英国《卫报》也报道了这一新闻，但材料都不够准确。六月四日，《纽约时报》终于搞到全部材料，并用醒目标题全文刊登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而在前苏联国内，这一“秘密报告”迟至一九八九年才正式发表。 大量毋庸置疑的事实表明，这一“肃反”运动实乃一次空前政治大劫难。正如戈尔巴乔夫在一九八七年庆祝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政治大清洗中，“对一系列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经济干部和军事干部、科学家和文化工作者的政治控制和借以镇压的罪名，全是蓄意罗织的。” Ⅰ 前奏：党内斗争与基洛夫疑案 ● 也许正是在这段危机四伏的日子里，斯大林已经下定决 心……在将来一定要把这些等着他垮台的潜在对手统统干掉。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 这是一幢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俄里长的古典大厦，里面的长廊长得没有尽头，就像隐藏着什么秘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期间，这里曾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所在地。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这一天在这里发生的事因为它在随后进行的铺天盖地的大清洗中被借以发挥的作用也注定会被载入史册。 这天晚上，四十八岁的苏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谢尔盖·米罗维奇·基洛夫在大楼中被一枪打死。凶手被当场抓获。他名叫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出身于工人家庭，党员。 这次犯罪的详细情况当时当然没有公布，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人们头脑中的一个悬案。在事发后的几天内，政府发布的声明断言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是白卫恐怖分子，这些白俄是从波兰、立陶宛、芬兰潜入苏联进行恐怖活动的。各家报纸，也纷纷附合，并称枪毙了一百零四名白卫分子。但十六天之后，苏联的报纸上发表的新说法，又把罪责推到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头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及许多从前的反对派都被逮捕。十二月二十二日，“鉴于罪证不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案由法庭转交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组成的特别会议”审理。十二月二十八日，官方公布的起诉书断言尼古拉耶夫和其他十三人是罪犯，被秘密法庭判处死刑并已执行。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秘密法庭又以对基洛夫被刺一案负有“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为罪名判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五年徒刑，把他们关进了集中营。 有警觉的人这时应该感到这一切都是有预谋有计划地在进行着，对基洛夫被杀一案的调查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斯大林在后来的运动中反复利用这一案件则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但这是为了什么呢？在十月革命以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基洛夫在历次斗争中一直支持斯大林及其路线，提高他的威望，同他的对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作无情的斗争。虽然基洛夫与布哈林私交甚笃，但他更忠诚于斯大林。列宁临终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他是一个粗暴的人。而基洛夫认为，应当把个人品质和政治品质分开，认为斯大林的方法虽不可取，但他的路线是正确的。 但支配着斯大林的是一种极其狭隘而残酷的思想，他迷狂于一种绝对的权力和威望。基洛夫同斯大林相比，具有许多优点和长处，比如基洛夫是当时以斯大林为核心的政治局常委中唯一具有优秀的演讲才能的人。在许多人心目中，他是继承总书记职位的最合适的人眩他在群众和党员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人们甚至称他是列宁唯一的忠实继承者。在苏共（布）第十七次党代会上，他的讲话几乎获得了与斯大林相同长时间的鼓掌，而且在斯大林不容许任何人过问的干部问题上（要求斯大林召回他派到列宁格勒的亲信扎波罗热茨）同斯大林发生过正面冲突。基洛夫表现得太具独立性了，斯大林完全被激怒。他认为这种问题只能用一种办法来解决，就是消灭基洛夫，而杀害基洛夫的罪名则要由原反对派的领袖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来承担。这样一来，就可以一箭双雕地消灭他的对手。 其实早在基洛夫被杀害之前很久，斯大林就使用各种政治诡计和强力手段，使自己摆脱党员和群众的任何监督。一九二九年称得上是一个大转变之年。布哈林右倾反对派被打倒以后，斯大林思想被奉为正统的思想，他开始猛烈抨击新经济政策，强迫推行农业集体化和过急的工业化，以及过分集中的国民经济的计划化。与“全盘集体化”的急剧步伐同时发作起来的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当右倾反对派的领袖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投降以后，斯大林的所有敌手几乎都被打倒，政治局的成员没有谁会梦想向斯大林的权威挑战。中央委员会承认斯大林是党的唯一领袖。斯大林的名字和肖像成了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这种个人崇拜还将继续大规模地发展。他可以不再受党的领导机关的约束，把这种机关变成他实行个人专断的工具。一九三○年六、七月举行的第十六次党代会上，斯大林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二千一百多名代表一致宣扬“党的路线的胜利”，以前的所有反对派领袖都表示了忏悔。但在大会之后，以谢尔盖·西尔佐夫和维萨里昂·洛米纳泽为首的青年布尔什维克对斯大林的独断专行首先进行了反抗。西尔佐夫在一九二九年五月曾作为接替注定要下台的李可夫的人选而在俄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后补委员。但具有很大个人勇气和理想主义精神的青年西尔佐夫并没有真正接受斯大林的栽培。在他看来斯大林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不是真理的探索者，跟他争论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想，不仅无益而且看害。他希望通过党的主要环节：书记——州委书记和边疆区党委书记有组织地提出要求，按照崭新的准则来组织党的管理，分散斯大林手中的权利。因为斯大林既是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关书记处的总书记，又是事实上的立法机关政治局的主席，还是十分重要的组织局事实上的首脑，如此多的权力集于一身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尚无先例。以西尔佐夫和南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书记洛米纳泽为首，这个所谓的“左派”“右派”联盟得到了许多地方上的书记和党员的支持，还受到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很大一部分年轻委员的同情和支持。参加这个集团的还有过去的反对派人士。如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腾斯。他们在莫斯科秘密就“灾难性的局势”进行讨论，并在官方机构中游说，要求改变政策。他们打算在不迟于一九三○年十月召开的最近一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自己的组织计划，分散斯大林独掌的权力。但在决定性的关头西尔佐夫的友人、乌拉尔州委书记苏利莫夫出卖了他们。这个所谓“联盟”（实际上是一些看法相同的人）的成员全被开除出党，一大批地方上的书记被免职。一九三○年十二月二日，《真理报》宣布撤销西尔佐夫和洛米纳泽的职务，紧接着李可夫也被撤职，最后他们全在几年后的大清洗中死于非命。 此案刚审理完毕，又一个新的反对派集团马列主义者联盟又出现了。组成这个联盟的主要是以前参加过右倾反对派的中层干部加尔金、阿斯特罗夫、斯列普科夫等人，以米哈伊尔·留京为首。另外布哈林的一些学生以及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的个别拥护者与之亦有联系。这个基本上是秘密性质的联盟提出的任务是改变党领导的政策，使之更民主化，更多地考虑工农的利益，停止党内迫害活动等等。他们起草了一份长达二百页的反斯大林宣言，称斯大林为“俄国革命的恶魔，在复仇心和权力欲的驱使下把革命引到了深渊的边缘。”这个集团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一网打尽，斯大林要求立即处决米哈伊尔·留京，这是他第一次要求判处一位党员死刑。但这个要求受到政治局里多数人的反对：十个成员中，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科西奥尔、鲁祖塔克和古比雪夫可能是反对斯大林的，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可能有动摇，支持斯大林的可能只有奥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留京等人当时只受到党纪处分，但在大清洗中还是全被消灭了。 这个阶段，强行推行集体化的灾难性后果已显现出来了：在农村表现为大饥荒，几百万人被饿死；在城市则是工业发展的比例失调，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变成了一股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势力。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一向崇拜斯大林的斯大林夫人娜佳在极度的疑虑和委屈苦闷中自杀身亡，给斯大林极大刺激，他从此变得更加多疑和易怒。 一九三三年一月，又一个企图更换党的领导的集团斯米尔诺夫集团被国家保卫局捕获。其成员农业人民委员伊万·斯米尔诺夫，国内战争的著名英雄尼古拉·埃斯蒙特、托尔马切夫等被开除出党，随后死于大清洗。他们重新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当然随风而逝。斯大林击败了一个个党内反对派，大权独揽。但此时斯大林仍没有度过他的危险期，各种反对力量甚至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为了镇压农民，在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地区他甚至动用了武装力量和军用飞机。下层人民对这种斯大林制度已痛恨之极，国家政治保卫局也由于对未来充满恐惧和疑虑重重而士气低落。在知识分子集中的一些地方，阐述托洛茨基理论的传单四处可见，属于被禁之列的列宁《遗嘱》的手抄本也传播开来，工厂的厂房墙壁上贴满反对斯大林的愤怒标语。也许正是在这段斯大林的政权摇摇欲坠、危机四伏的日子，斯大林已经下定决心：如果他能经受住这场危机并保住自己的个人权力的话，在将来他就一定要把所有在这些日子里幸灾乐祸地等待着他垮台的潜在对手统统干掉。留京的死刑未能在政治局通过使斯大林感觉到，尽管他身处最高地位，在十六次党代会上受到一致欢呼，在全国得到一片颂扬，但在政治局还有对手。他决定等待时机清算这一切。 一九三四年，斯大林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在这一年国家刚刚摆脱了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造成几百万人被饿死，几十万农民被枪毙和流放）。现在，斯大林开始把矛头直指他的每一个潜在对手，又主要是一些列宁时代的老布尔什维克。 涉嫌基洛夫一案的扎波罗热茨和内务局长梅德韦季在两三年中先后被枪决。对此赫鲁晓夫在苏共（布）二十大上说：“可以设想，枪决他们是为了对谋杀基洛夫案件的组织者灭口。”这句话是否正确，可以从另一策划该案的斯大林亲信亚戈达的身上看出。基洛夫一案后，亚戈达曾有过一段平步青云的日子。但他在一九三八年招供曾对阴谋准备谋杀基洛夫一事有所了解，并授意扎波罗热茨不要阻碍这一行动。他立即被枪决。而且更令人不解的是，所有知情者甚至连列宁格勒州和市党政机关的几百名负责人员也死于非命。基洛夫显然并不是斯大林的唯一目标，但基洛夫一案拉开了整个大清洗的序幕。诚然，三十年代初斯大林就进行了几次清党，但仍然有为数不多的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斯大林制度的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决定要来狠的。 Ⅱ 震惊世界的三次莫斯科大审判 ●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被杀 ● 皮达可夫等人被杀 ● 布哈林和李可夫等人被杀 ● “是什么使您如此诚恳地承认自己有罪？” 基洛夫死后，斯大林立刻掀起了一股大逮捕高潮，并在没有征求政治局其他成员意见的情况下，下令毫不迟疑地对一大批人执行死刑，尽管绝大部分人与基洛夫一案毫无关系。几天之内被处决的列宁格勒有三十九人，莫斯科有二十九人，基辅有二十八人，明斯克有九人。同时，在列宁格勒还掀起了迁出大批原贵族和他们家属的运动，而这些人绝大多数并没有从事任何地下活动和反苏活动。 这股“基洛夫急流”把三十年代大清洗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被称为苏联政治生涯中的转折点。 一九三五年五月，斯大林解散了“老布尔什么维克协会”（其成员都是老党员），并着手篡改历史，虚构传记。一个月后，斯大林又取缔了“政治苦役犯和流放移民协会”，他们在刊物《苦役和流放》中提到的俄国革命运动中的所有传奇英雄，凡是活到斯大林暴政时期的，全部都遭到镇压——因为斯大林本人从未当过沙皇的政治苦役犯。为了便于镇压反抗，斯大林还恢复了被革命所摧毁的哥萨克军队的一切特权甚至包括军服。政府还颁布了一项世界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法律：十二岁以上的儿童对于所犯的各种罪行，应负与成年人相同的责任（包括死刑）。 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组织了第一次莫斯科公审，对象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十四人。显然，对前二人进行第二次审判是因为第一次审判对他们判处的几年判刑不能让斯大林满意。而哥尔茨曼·奥利别尔德、赖因霍尔德、皮克尔等五个人则完全是被安排来揭发、攻击其他被告和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的假被告。不幸哥尔茨曼编造的故事在一些细节上显然出了漏洞，即使托洛茨基不马上声明那些谎言毫无根据，国外媒介也很快就把它戳穿了：哥尔茨曼说他曾在一九三二年在哥本哈根的“布里斯托里”饭店同托洛茨基见过面接受任务，而丹麦的政府报纸则声称该饭店在一九一七年就关闭了。 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工作由叶若夫和斯大林亲自去做。此二人都是布尔什维克的早期领导人，曾长期直接在列宁领导下工作，是列宁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在十月革命期间在武装起义问题上同列宁发生了重大分歧，但后来一直支持列宁，列宁逝世后也和斯大林一起共事，但他们和斯大林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一九二五年他们作为“列宁格勒反对派”为斯大林所挫败，而基洛夫在一九三三年又为他们恢复了党籍和工作。 对于这样的老党员，必须用特别的手段才能使他们就范，在公审中认罪。斯大林击中要害，以许诺不杀害他们及他们的子女换取他们出庭作证，向公众承认他们与国外的托洛茨基相勾结，是杀害基洛夫的幕后凶手并曾企图谋杀斯大林本人和所有苏维埃领导人。经过反复较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屈服了。在法庭上，经过多次排演的被告们在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的提示下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罪状全盘承认了。尤其是一班假被告（他们被许诺以党的信任和重用）表演得尤其卖力。无论哪个被告人的陈诉与预先确定的台词稍有出入，他们就会从椅子上站起来做一番纠正，恶狠狠地咬住对方不放。客观上说，他们由于过分卖力，把被告人角色演得离了谱。 但结果是真假被告一律被枪毙。 从一九三六年夏天开始的接连不断的清洗给全苏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令人厌恶的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被撤职了，而替代他的人是斯大林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叶若夫。在短暂的平静之后，叶若夫在一九三七年初掀起了一场被称为“叶若夫旋风”的更大规模的清洗。这时判断这个或那个党组织是否坚定和忠于党，是看他告发和揭露的敌人的数目多少。一时间，告密成了瘟疫，内务人民委员部各个机构门外竟排起长队，耐心地等待着进去揭发人民的敌人，甚至一家人之间互相揭发。有些人还以此为职业。 “叶若夫旋风”迅速导致了第二次莫斯科大审判。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苏联所有报纸刊登了总检察长维辛斯基签署的公诉书，指控格奥尔基·列奥多维奇·皮达可夫、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格里高里·雅柯夫列维奇·索柯里尼柯夫、亚历山大·加甫里洛维奇，施略普尼柯夫等十七名托洛茨基分子组织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背叛祖国，从事间谍活动，进行军事破坏工作，实施阴谋暗害勾当，准备恐怖暗杀行为，妄图借助外国势力，夺取政权，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这十七名被告中大部分是过去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著名活动家，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几乎所有被告在二十年代中期都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为此被开除党籍。但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实际上和托洛茨基断绝了关系，恢复了党籍。并在各人民委员部、出版机构及其他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大多数被告是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底被捕的，为了凭空捏造出一个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预审期一再延长，直到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才开庭。 皮达可夫是这一所谓集团的主犯，是列宁临终前高度赞赏的六个人之一。他同妻子早已分手，受审时儿子才十岁。内务人民委员部首先制服了他的妻子，使她为了保全孩子而揭发丈夫。随后又以从受审人名单中去掉他妻子和秘书为条件（由斯大林的同乡和好友奥尔忠尼启则劝告）说服了皮达可夫认罪。但在编造同托洛茨基在国外的接头时又一次出漏洞，弄得世界舆论一片哗然。但他在法庭上风度翩翩。 另一主犯拉狄克是一个脆弱而易变的人，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反对继而又歌颂过斯大林。他被捕后先是愤怒发疯，继而在得到斯大林亲口许诺后又抢过审判员的笔帮助叶若夫编造阴谋神话。在法庭上他表演得像一位戏剧演员，好像一切就发生在昨天。最后他居然还因“在审讯期间折磨了审问官”而向预审员致以歉意。他那绘声绘色的供述给这场审判增添了不少色彩，也暂时救了他的命。他当时被从轻发落判处十年监禁。 第三号人物索柯里尼柯夫被捕前是苏联驻英国大使。作为反对派活动家，他首先对全党提出警告，要求阻止党内发展对斯大林的迷信，后被清洗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但后来他承认了错误，被分派了外交工作。他被捕后初审时受过严刑拷打，在得到斯大林亲口许诺保全生命的情况下在伪造的审讯记录上鉴了字，承认反苏平行中心与纳粹德国勾结，准备肢解、颠覆苏联，企图建立法西斯独裁。他在法庭上以“是”、“正是”为口头禅完成了任务。 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员被邀出席审判会。 但每当检察官要交给法院“某一国外侦探机构”的什么材料时，公开审讯立刻中止，转为秘密审讯。大批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员始终没有亲眼看到任何能证明被告有罪的书面证据和物证，实际上唯一的证据只是被告的供词。 但令人奇怪的是，是什么因素使被告如此诚恳地供认自己的罪行呢？更加令人奇怪的是，就像专门为了堵住外国记者的嘴似的，所有被告都声明自己没有受到任何严刑拷打或逼供。 这里面确实有交易。但同斯大林做交易是不会成功的。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苏联最高军事审判庭宣判皮达可夫等十三名被告死刑，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阿尔诺里特各判十年监禁，斯托罗依洛夫八年监禁。当然后四人最后全都没能逃脱被处死的命运，这是必然的。 这不仅使人想起那个似乎操纵着整个审判的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用沉着而带着戏弄的口气不断向每一个“杀人犯、破坏者、叛徒和间谍”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使您如此诚恳地承认自己有罪？” 第三次莫斯科大审判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开始。出庭的主要被告人有：尼古拉·布哈林——他曾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列宁时期的政治委员和党内最大的理论家之一；阿列克谢·李可夫——他也曾是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和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的副手，列宁去世后他领导了苏联政府；尼古拉·克列斯廷——他曾是党中央书记和列宁在组织问题上的副手；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他是党内最受尊敬的老党员之一，曾被列宁任命为苏维埃乌克兰的领导人。 此外还有许多人。但其中不可思议的是那个处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及其他许多人的亚戈达也成了被告，他同前面那些德高望重的人站在一起，形成了有惊人讽刺性的轰动效果。 虽然在那些对轰动一时的事件感兴趣而不是对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感兴趣的人看来，第三次莫斯科审判案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原内务部人民委员亚戈达，而不是布哈林、李柯夫这些闻名世界的革命活动家，但这次审判的中心人物的确是布哈林。 宣判是无情的。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以进行各种恐怖、破坏和间谍活动，暗杀了基洛夫、高尔基、古比雪夫等人，还策划谋杀斯大林，企图向德国、日本开放苏联的边界，复辟资本主义，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参予对列宁的谋害等罪名，判处包括布哈林在内的十八名罪犯死刑，予以枪决；另外三名被判处长期监禁。这个所谓的“右派和托洛茨基反苏联盟”就这样被消灭了。 可以看出，三次审判都首先是反托洛茨基的。斯大林的确特别痛恨托洛茨基，他嫉妒托洛茨基拥有的巨大威望。只是由于从一九二九年起托洛茨基就被驱逐到国外， 使得斯大林鞭长莫及， 他也就更加痛恨托洛茨基。他无法处死俄国两次革命（一九○五年革命和一九一七年革命）的这位卓越领导人，便迫使三次莫斯科审判案的所有参加者即被告人、公诉人和辨护人都来痛骂托洛茨基，把托洛茨基说成是罪魁祸首和道德上的堕落者，以此来暂时满足自己的复仇欲望。 至于布哈林，在二十年代初曾积极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他也冒得到斯大林的全力支持。但自斯大林等人在一九二八年前后提出关于国家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阶级关系变动、阶级斗争尖锐化等一系列新理论并采取一系列的新政策后，在党内有两种不同意见争论。其中一派自然以斯大林为首；另一派则以布哈林为首，包括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兰诺夫等人。此后布哈林等人即被称为“反党集团”和“右倾投降主义分子”和“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但他们在同斯大林“和解”后还是都被安排了工作。肃反开始后，受审中的加米涅夫等突然供出与原反对派人士的“罪恶关系”，形势于是急转直下。一九三七年二月，布哈林即被逮捕。经过长时期的逼供，出于对娇妻爱子的担心，布哈林终于在伪供词上签了字。但在一份早已交给妻子的信中，他认为“历史迟早会清除我头上的污秽”。 Ⅲ 清洗军队 ● “我好像做了一场梦。”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 ● “红军中存在一个分支密布的间谍网。” ——斯大林 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后不久，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苏联塔斯社公布了一则消息：苏联国防部副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七名苏军高级将领，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命令已被逮捕并交付军事法庭。随后在两天内，这八人全部被以叛国等罪名枪决。 这八人中除了被誉为“红色拿破仑”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外，其他七位全是在红军中享有盛名的将军：雅基尔将军（列宁格勒卫戍区司令）、乌列维奇将军（白俄罗斯军区司令）、科尔克将军（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费尔德曼将军（总参谋部人事处长）、艾德曼将军（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主席）、普特纳将军（前驻伦敦、东京和柏林武官），以及已经自杀身亡的红军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他们被控要发动“反斯大林政变”，因而全都成为人民的敌人。 在战争即将爆发的一九三七年，突然处决这么多红军将领，世人莫不惊愕。只有神经不正常或害了迫害狂的人，才会干出这种荒唐事来。但这才只是一个开始。 而斯大林借以清除这个所谓的“平行军事中心”或“反苏军事中心”的罪证谁也想不到竟然是斯大林用高价从纳粹希特勒手中买来的。不过，苏联的一些历史学家的看法是：德国制造的伪证不过是用来作为消灭图哈切夫斯基等高级将领的一个借口而已。清除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乃是从一九三四年底基洛夫被刺后掀起的大规模镇压浪潮深入发展的结果。是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七年初对“反对派”成员的一连串审讯所获得的伪造供词中，发现了以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所谓“军事小组”的。斯大林所需要的，不过是清除不利于他的军人。斯大林同图哈切夫斯基的冲突，始于国内战争时期，也表现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对军事改革的分歧上。图哈切夫斯基在法庭上最后说了一句话：“我好像做了一场梦。”这的确是一场噩梦，但被卷进去的，远不止图哈切夫斯基一人。 处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人之后两个月，一九三七年八月，斯大林在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号召在红军中“根除敌人”，并称“红军中存在一个分支密布的间谍网”。它掀起一股狂澜，使军队中人人自危，诬告成风。这以后，被控参加“反苏平行军事中心”的案犯数量急剧增加。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间，上到国防人民委员部、工农红军政治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至苏联的各军区、海军舰队，大部分军、师、团，一大批高级和中级的军事干部、政治干部被逮捕了，数万人的肉体遭到消灭。其中最著名的就有布柳赫尔元帅、叶戈罗夫元帅和罗科索夫斯基、麦列茨科夫、戈尔巴托夫等将军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军官。 毫无疑问，这些被指控犯有背叛祖国和反党活动罪而遭镇压的数万军官，没有一个人是人民和党的敌人，没有一个人企图推翻政府，更没有一个人像斯大林断言的那样为德国间谍机关服务。与其说是希特勒的伪造文件害了他们，不如说是一切皆出自于斯大林的个人需要。 叶若夫等人在审讯皮达可夫等十七人的所谓“反苏平行中心”案过程中，用编造假口供、株连等惯用手法又编造出了这个“反苏平行军事中心”，并将与这些元帅、将军有一丝联系的人全部划入了“反苏后备力量”的名单。 布柳赫尔，叶戈罗夫这两个第一批被授予元帅称号的人，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军事法庭审判图哈切夫斯基时，还被邀请担任“法官”，一年又三个月后，他们也同样被杀。他们在法庭上都不承认自己犯了罪。 这次对红军的大清洗，同样席卷了红军军事学院。负责培训政治委员的列宁格勒N·G·托尔马切夫军政学院和白俄罗斯的一批高级政工人员，以及海陆军中的许多政工干部，因为在十年前曾反对过军队中的一长制，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全都遭到无情镇压。其中著名的有：红军政治部副主任布林和奥地谢扬，各军区军事委员如阿麦林、阿隆塔什姆、哈汉尼扬，各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如比特、戈沃鲁欣、泽姆斯科夫、伊萨延科、塔鲁津斯基等。红军摩托化和机械化军事学院院长马尔基安·雅科夫列维奇·格尔曼诺维奇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 用“平行的军事中心”、“军内反对派集团”等形形色色名义清洗红军的结果，是上至国防人民部，下至军、师、团的大批红军干部被无辜杀害。红军骨干被毁，几乎成了一支群龙无首的部队——或者说斯大林成了唯一的领导。 由于档案被毁，很难全录被害者名单。但不完全的统计数据也是耸人听闻的。苏联《在国外》杂志披露：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对红军大清洗的直接结果是“近三万五千名红军指挥员被处死，近百分之八十的高级军官，五名元帅中的三名，十五名集团军司令中的十三名、八十五名方面军司令中的五十七名，一百九十五名师长中的一百一十名，四百零六名旅长的二百二十名，以及所有军区司令都死于内务部军队的子弹。另据亚·伊·托尔多斯基的计算，战前被捕的红军干部有：五个元帅中的三个，四名一级指挥员中的三名，十二名二级集团军军长中的十二名，六十七名军团长中的六十名，一百九十九名师长中的一百三十六名，三百九十七名旅长中的二百二十名，二名一级海军最高指挥员中的二名，二名二级海军指挥员中的二名，六名海军一级指挥员中的六名，十五名海军指挥员中的九名，二名一级军政治委员中的二名，十五名二级军政治委员中的十五名，二十八名集团军政治委员中的二十五名、九十七名师政治委员中的七十九名，三十六名旅政治委员中的三十五名。如果根据《伟大的卫国战争简史》（莫斯科一九五六年版第三十九—四十页）的说法，情况更为严重。战前，几乎所有集团军长、几乎所有的师长和旅长、半数团长、多数集团军、师和旅的军事指挥员和三分之一的团指挥员都被捕了。此外还有难以数计的指挥员和政治委员因“丧失警惕性”被降了职，或被开除后转为预备役或被开除党籍。他们被迫离开原来的位置，遭受凌辱，不可能再为红军作贡献。无论在哪一次战争中，无论哪一个军队都没有像苏联军队在战前那样遭受那么大的损失。 由于大批军官被捕、失踪，很难找到相当的人进行补充，红军的干部素质和士气大为降低了。在国际局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如此自相残杀，无情的报应——几乎消灭苏联的血与火的灾难——很快就在战争中降临到苏联人民头上。在苏德战争初期，红军连吃败仗，大部分飞机还未来得及起飞就给摧毁了。德国装甲部队三天内就推进了二百五十公里。正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让·艾伦斯坦在《斯大林现象史》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这一历史上罕见的错误再有力不过地证明了个人绝对权力的可怕。对一九四一年六月苏联的无戒备以及战争初期的一系列失败，斯大林现象在历史面前的严重责任是推卸不了的！” Ⅳ 死亡，形形色色的死亡 ● ……这项命令使内务人民委员部那些最残忍的工作人员 都不寒而栗。 ● ……当问题涉及到报复时……只能意味着把反对者从肉 体上加以消灭。 大清洗中，无数人被以各种各样的罪名镇压了。他们中有的人是自杀，更多的人是被杀；有的人因为一点微不足道的错误，更多的人则是完全无辜的。 早在一九三二年，当几十万个受饥饿折磨无家可归的儿童挤满许多火车站和大城市时，斯大林就下了一道极其残酷的密令：凡在抢劫粮仓时或者在扒窃列车时被抓住的人以及害花柳病的人一律枪毙。死刑应该秘密地执行。由于进行这种大批的枪毙和采取其他“行政措施”，到一九三四年夏季时，无人照管的儿童问题已经以纯粹斯大林的方式解决了。 在几次莫斯科公开审判中，斯大林、叶若夫、亚戈达、贝利亚等人先后动用了几百名原反对派囚徒，对他们进行整治，逼迫他们屈服后诬告他人、出假供词，最后再把他们通通枪毙。 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斯大林把亚戈达找去，下达了一项命令。这项命令甚至使那些最残忍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都为之不寒而栗。这项命令是在老布尔什维克们被枪毙才过去六天就发出的。斯大林曾经向老布尔什维克们许诺保住他们的生命。 对老布尔什维克的拥护者们，即从前曾经参加过反对派、现在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里的犯人们，也许下了同样的诺言。然而现在，斯大林竟命令亚戈达和叶若夫要从这些犯人中挑选出五千个过去曾经积极地参加过反对派的人，秘密地统统加以枪毙。 对共产党员大批地处以死刑，而且是在连形式上的审判也没有的情况下处以死刑，这在苏联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接着，一九三七年夏天当内务人民委员已由叶若夫来担任时，斯大林命令他准备出第二份名单来，名单上要列出五千个其他参加反对派的人，这些人也没有经过形式上的审判就被集体枪毙了。这种对原反对派成员的屠杀，不知究竟重复了多少次。 从一九三五年五月起，许多斯大林的忠实盟友也开始纷纷被捕，而这些被捕者们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派。这个期间在莫斯科，在全国其他城市，国家许多最著名的活动家失踪的事，没有一天不发生。他们是人民委员、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党的州委书记和最重要的军事长官等。有两个被认为是斯大林的亲信的政府成员，在莫斯科从家里去上班的路上同自己的汽车和司机一起失踪了。甚至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们也未能逃脱被秘密逮捕的厄运！ 到一九三七年奥尔忠尼启则是克里姆林宫中剩下来的能与斯大林用本族语即格鲁吉亚语进行交谈的最后一个人。但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报纸上刊登的政府公告说他已于二月十八日十七时三十分由于心脏麻痹在他的家中突然逝世。各家报纸还登载了详尽的医疗鉴定报告。 奥尔忠尼启则是深孚众望的联共（布）和苏维埃国家领导人，长期担任政治局委员和重工业人员委员。人们称他为“谢尔哥”。这本是一个昵称，后来竟成为党内使用的代号，足以说明他所受到的一致尊敬和爱戴。他是斯大林的同乡、老友并一直支持斯大林同反对派的斗争，但他也有直言不讳的习惯，是唯一敢向斯大林提出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活动的人，并为一些被捕的人说情。他很早就对斯大林说贝利亚是个无原则的恶棍，但正是贝利亚在斯大林心中播下了怀疑奥尔忠尼启则的种子。但直到一九六一年，苏共二十二大才正式宣布奥尔忠尼启则是自杀身亡的。 其实一九三七年一月对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案的公开审判就是冲着他来的，他主管的工业部门的破坏和怠工是这次公审的一大主题，报纸和电台中不断地要人们警惕破坏者的话也直接牵涉到他。他的副手、重工业副人民委员皮达可夫被指控犯有阴谋和破坏罪而被处决，他主持的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许多高级官员也被捕入狱，内务人民委员部根据叶若夫的指示还搜查了他在克里姆林宫的住宅。这之后不久，他对密友米高扬说，他不能再活下去了，他不能容忍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也不再有力量与之斗争。二月十七日上午，斯大林来到奥尔忠尼启则的寓所，他们发生了激烈争吵，长达三十年的友谊一朝破灭。 奥尔忠尼启则：“……而你不怕报应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当你夜晚拿着灯或电筒往睡觉的床下照时，你会胆战心惊，要知道你现在什么也没有，没有朋友，没有心爱的女人，只有奴才！你唯一的癖好就是权力和残暴。你说说，当妻子和小孩哭泣时，你是哪种享受呢？当男人哭泣时，有什么令人高兴的？你操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这是幸福吗？” 斯大林：“流氓！我枪毙了你的哥哥帕普利亚，我也要告诉你，无论哪一个奥尔忠尼启则都不会留下！一个也不留！我向你保证做到这一点。” 第二天下午五点三十分，奥尔忠尼启则卧室里传来一声枪响。他妻子季娜伊达跑进房间，发现丈夫躺在血泊中已停止了呼吸……在二十年代参加过“工人反对派”和二十二人签名的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等人在三十年代后期的大清洗中，被指控准备对党和政府领导人进行恐怖活动。在既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任何证词的情况下被处以死刑。他们的子女也被逮捕流放。 被斯大林轻蔑地称为“自由派”的几名政治委员及候补委员曾私下试图使斯大林的政策变得温和些，所以又被称为“温和派”，他们曾试图挽救布哈林和李可夫，因为他们看见斯大林违背诺言杀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宣布对布哈林和其他人进行调查后，苏联工会运动创始人托姆斯基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里自杀了。在八月底到九月初举行的一系列高级会议上，温和派曾取得短暂胜利。政治局委员斯尼斯拉夫·维肯季维奇·科西奥尔、弗拉斯·雅科夫列维奇·楚巴尔、政治局候补委员巴维尔·彼得罗维奇·波斯帝舍夫、罗伯特·英德里科维奇·埃赫、扬·叶尔涅斯托维奇·鲁祖塔克、格里高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等六人的投票决定结束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诉讼。但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召开的中央全会又推翻了上述决定，斯大林已对温和派怀恨在心。他指使叶若夫编造出一个以上述六人为核心的平行的布哈林中心，并审判他们。叶若夫未能完成这一任务，因为无论他在审问时多么残酷，多么厉害，但是在布哈林审讯案之后，人们不仅在秘密法庭上拒不承认自己那些莫须有的罪行，而且在囚室里直接写信给斯大林和政治局，揭发叶若夫的胡作非为。叶若夫搞得太臭了，而且不能胜任工作，知道得又太多，只有走向坟墓了。 制造一个集团性冤案的预谋固然没有实现，政治局中的温和派还是一个一个地消失了。他们中经过法庭审讯的只有极少数，其他的人要么经过秘密审讯，要么根本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死于非命。他们的子女也都遭到了监禁和流放。他们被逮捕的消息，没有一家报刊透露过，甚至他们的朋友亲戚也长期不知道他们的命运，直到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才在他的秘密报告中透露了他们的悲惨命运。 大规模的镇压同样祸及在苏联的外国共产党人，在苏联的各国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同样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清洗对象。驻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就遭受到残酷的对待。著名匈牙利共产党人库拉·贝恩被处死。列宁的老战友中，瑞士人普拉敦被捕后死于集中营；波兰人加涅茨基被枪决；流亡在莫斯科的波兰共产党人全部被处死！常驻莫斯科的德国共产党领导机关遭到毁灭性的清洗，等等。不但不少国家的共产党人直接成为殉难者，这个大清洗还作为一种错误的理论和方法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斯大林派的人曾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上庆祝他们对党内反对派的最后胜利，但是这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竟有百分之七十的人被打成“党和人民的敌人”，一千九百六十六名拥有表决权和咨询权的代表中，也有一千一百零八名被定罪为反革命而遭到逮捕或处决。一个人作为朋友被邀请去见斯大林，但是当他同斯大林坐下来后，他就不知道将会把他打发到哪里去，究竟是回家还是进监狱。斯大林消灭的革命者比所有俄国沙皇加在一起消灭的革命者还多。他所消灭的不仅有真正的和潜在的对手，而且还有这些对手的拥护者。为了力求除掉他不喜欢见的证人，他还会把最忠实的执行了他的罪恶指示的帮凶们统统送去见阎王。他把自己早在高加索时就结识的老朋友们都加以杀害，就是因为他们对他的过去有所了解。 斯大林和叶努基泽、奥尔忠尼启则在漫长的过去中曾是一个亲密无间的格鲁吉亚三人帮。但由于叶努基泽经常在斯大林镇压异己时替斯大林的政敌求情，他们的关系实际上已经破裂。叶努基泽被开除出党，并被指控扮演“善良的大叔”的角色，庇护了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使克里姆林宫机关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混进了反苏反子。当奥尔忠尼启则活着时，斯大林还不敢对叶努基泽这位老朋友给予彻底的打击。一九三七年二月，奥尔忠尼启则自杀以后，斯大林决定把他同叶努基泽的冲突发展到“逻辑的结局”。当问题涉及到报复时，从斯大林的观点来看，所谓“逻辑的结局”只能意味着把反对者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各家报纸同时发表了一则简短的报道：叶努基泽、卡拉汉及其他五人由于进行了间谍和恐怖活动被军事法庭秘密审判，判处死刑并已执行。这样，斯大林最亲密的朋友也被他清洗掉了。 众所周知，对斯大林的妻子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女士（即娜佳）的死因有各种传说。在娜佳死后斯大林开始不断地咒骂她的家人。娜佳的弟弟阿利卢耶夫在一九三九年被处死，她的其他亲人大多也在大清洗中受到牵连，甚至含冤死去。 在大清洗中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朝夕难保的。在摧毁了党内的反对派之后，斯大林对自己的追随者也发生了怀疑，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Ⅴ 对清洗者的清洗 ● 这些自杀者是“被良心折磨死的”。 ● “把这些孤儿赶出莫斯科去！” ● 凶手是他的老朋友和老同事。 首先是清洗者自杀。从三十年代初起，自杀事件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中，尤其是在秘密政工管理局中那些曾经镇压过反对派的干部中，自杀事件就更为严重。其中以内务人民委员部乌克兰分局秘密政工处处长科泽尔斯基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高尔基市分局局长波格列宾斯基的自杀最突出。他们二人都在遗书中对自己参加的迫害和清洗进行了自责。所以当第二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们被执行死刑的当天，内务部秘密政工管理局一个曾经参加过审讯的审讯员自杀时，就出现了一种传闻，说这些自杀者都是“被良心折磨死的”。 其实在莫斯科审判案的准备过程中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头头们要是能分析一下斯大林下达的各种指示的话，他们或许就会发现斯大林迟早也会消灭他们本人。因为他们是斯大林罪行的不合心意的见证人，是进行伪造来迫害列宁近卫军的直接参与者。 一九三六年十月，斯大林派亲信叶若夫带领近三十个“自己人”取代亚戈达和他手下所有知道莫斯科审判案内情的人。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之后，他们消灭了所有内务人民委员部中那些了解秘密的工作人员，紧接着，对那些可能了解秘密的人也进行了消灭。 一九三六年三月，除四个人以外，叶若夫把所有亚戈达的副手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各主要管理局的局长和副手全部骗出莫斯科关进了监狱。 当一个行动小组在黎明时分出现在以凶残审讯加米涅夫而闻名的切尔托克的住宅时，他高喊一声：“你们抓不住我！”说着飞快跑到阳台上从十二层楼上跳了下去。另一个外事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弗利克斯·古尔斯基也从九层楼上跳了下去。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建筑群位于莫斯科的中心，所以当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纷纷从最高的楼层跳下去自杀时，许多行人都能看见。 而被捕之后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根本不会进行任何审查（连样子都不作）就被整批整批地指控为信仰托洛茨基主义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枪决了。这些工作人员如果是波兰人就被宣布为波兰间谍；如果是拉脱维亚人则被宣布为拉脱维亚间谍；如果是俄罗斯人则被宣布为德国、英国或法国的间谍。 被枪毙的肃反工作人员的子女往往立刻沦为街头流浪儿，因为他们家的朋友、亲属由于怕受到连累而不敢收留他们。当时许多大城市里出现了这样一种可怕的现象：十至二十五岁的青少年自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其中就有许多是被清洗掉的人的子女。他们在自杀前还常常给斯大林寄信诉说惨情，但这些信被加注的批语都是：要把这些青少年赶出莫斯科去，以免让外国记者和外宾看到这么多被抛弃街头的孤儿。 在消灭驻国外的肃反干部时遇到的困难要比在国内消灭他们困难。因此经常采取的办法是先把他们诱入国内。 同时斯大林和叶若夫也害怕打草惊蛇。因此很长的时间中几乎没有去触动驻外人员，使国外的工作人员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血腥的清洗与他们无关。 从一九三七年起，国外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被分批召回。首先是家属留在国内的那一部分人，因为他们听话。回国后他们也没有立刻被捕，而是先去南方享受、疗养，以便他们有时间给国外的同事寄去平安的信息。接着他们似乎又要被派往国外，但在莫斯科失踪。 内务人民委员部驻法国情报站站长尼古拉·斯米尔诺夫（真名是格林斯基）就是这样消失的。他消失前对仍在法国的妻子发出了平安信，结果他妻子斯米尔诺娃返回后即很快消失。 一九三七年夏季，约有四十名在国外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接到了莫斯科的召回令，其中只有五人拒绝回国。许多人回国是因为害怕同斯大林决裂会株连家属。他们都知道一九三六年六月八日斯大林颁布了一项特别法。这项法律规定：如一军人叛逃国外，其亲属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遥远地区，即使他们并不知其叛逃意图。如果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在国外完成任务后拒绝返回苏联，其亲人要被剥夺十年自由。而如果该人出卖国家机密，其亲人将被处以极刑——死刑。他们回国后都遭清洗。 而拒绝回国的人当中，驻法情报站站长伊格纳季·赖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瑞士被杀死。另一个驻荷兰情报站站长瓦尔特·克里维茨基虽然在法国政府的帮助下在巴黎幸存了一段时间，一九四一年他仍被杀死在美国华盛顿。而在一九三八年初，原政治保卫局驻土尔其情报站站长阿加别科夫在被迫捕了十年之后在比利时被杀。 其实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国外工作的人员都知道，几乎每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中，甚至是高级官员中，都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工资的情报员。叶若夫的暗杀行动小组依靠他们的帮助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叛徒”的住址而将其杀害。这对所有人都具有威慑力。 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其他所有管理局很快就被毁灭完毕时，对外事管理局工作人员的逮捕却进行得非常谨慎，可以说是严格地分批进行的。当这个管理局的局长斯卢茨基还在原位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斯大林决定不以普遍逮捕来削弱这个局。相反，他要保护那些了解外国和掌握外语的业务极为熟练的干部。 到一九三八年初，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在国外工作的大多数着手都回到了苏联，斯大林已经没有必要保存一直没有撤换的斯卢茨基作为诱饵了。二月十七日，斯卢茨基被用氰化钾毒死在办公室里。凶手是当时叶若大的副手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是斯卢茨基的老朋友和老同事。 这个弗里诺夫斯基最终当然也被清除掉了。但为了组织第三次莫斯科审判，斯大林暂时留下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几个人，他们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长列昂尼德·扎科夫斯基、劳改管理总局局长马特维·贝尔曼和边防部队管理局局长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斯大林甚至授予他们国家最高级奖章。一九三八年三月，经过三人竭尽全力准备起来的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结束了。现在斯大林已经不再需要他们了，而且他们三人知道的东西也太多了。于是他们三人全都被调到内务人民委员会担任不同职务，紧接着就永远消失了。 ※ ※ ※ ※ ※ 严格说来，这种三十年代的政治清洗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甚至直到斯大林去世。 一九五○年九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确认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米哈伊尔·罗吉奥诺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彼普科夫（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及其同伙犯有叛国罪而判处死刑。该案被称为列宁格勒案件。 这一案件的主要受害人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都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年轻领导人，一度深得斯大林赏识，被斯大林认为是部长会议主席和总书记的理想接班人。但在斯大林疑心和贝利亚的嫉妒中很快就被清洗了。 这一案件中受迫害有二百多人，二千多名干部被撤职。 一九五二年七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又以叛国罪及间谍活动罪等莫须有罪名，判处“犹太人反法西斯协会”的领导人死刑或长期徒刑，其成员被大批逮捕。在此之前被枪毙或暗杀的犹太社会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还有索·阿·洛佐夫斯基、索·米·米赫尔斯等等。这场反犹运动一直持续到斯大林去世才出现转折。 临死前，斯大林仍在计划着对政治局进行新的清洗。在他看来，敌人老是包围着他，因此应该试图从每一个人当中去找出一个暗藏的叛徒或破坏者。他把这个叫作“警惕”，并常说，一个报告只要有百分之十是真的，就应该认为是真的。 他最后的清洗是针对医生的，并利用告密信，捏造了一个医生谋杀的案件。但是年轻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人向垂死的斯大林宣战了，他们拒不执行斯大林的旨意，而后者在极度愤怒中突发脑溢血不久死去……据估计，在斯大林执政的三十年间，大约有一千五百万人遭受了迫害，蒙受着不白之冤。仅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之间，就有一百多万人被镇压，被逮捕的不下四五百万人。他们的罪名都如出一辙，不是“叛徒”、“间谍”、“走狗”，就是“卖国贼”或“杀人凶手”，有时则干脆笼统地说成是“人民的敌人”。面对数百上千万无辜受害的人，仅仅把这次大清洗理解为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确实是说不通的。从后果来看，“肃反”运动堪称苏联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灾难。 它的原因和独特的背景与残酷性至今仍值得人们去思索、总结。 首先，它是在一种极端有害的理论即“随着社会主义越来越大的胜利、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指导下开展起来的。一九二八年斯大林即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提出这一理论。其实践后果必然是人为地制造斗争，导致大规模迫害。 其次，它的实施必然以法制的彻底被破坏为前提。而法制被毁往往又与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是互生的。当斯大林成为全苏至高无上的唯一领袖以后，他的个人权威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也凌驾于法律之上。他的个人好恶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而一大批小人则借大清洗之机用阿谀奉承、投机取巧等手段讨取信任而平步青云，灾难也就在所难免了。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要进行这次大规模的镇压呢？许多学者们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有计划的政治安排。 在一九二八—一九三一年间，斯大林镇压了资产阶级的旧专家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影响，把镇压的矛头指向原反对派。 而三十年代大清洗的主要特征，就是从原反对派着手的。因为在当时能够对他的权力和影响构成威胁的，只有那些虽然被击败但仍在党内占有职位而且还享有一定权力的原反对派成员。于是一九三四年底以基洛夫被刺为契机，以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为理论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头头们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制造种种冤、假、错案，从肉体上消灭了原反对派的领导人及所有成员，甚至包括与他们没有任何联系的人。然而，这种专横的镇压措施，并没有到消灭完原反对派成员为止。后来， 与这些反对派有过交往的人， 甚至许多与原反对派毫无牵连的人都被看作是“人民的敌人”，用以镇压他们的证据常常是用卑鄙残酷的手段逼压出来的假口供。再后来，就是对这种清洗有异议的人，对不力的内务部人员也开始镇压。最后，仅仅为了灭口，又消灭了参加肃反的几乎所有工作人员。 也许这场运动能让人们明白狭隘、敌意和仇恨的人性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在一系列天理难容、使人惊骇的非常事件中，人们也许会想起“良心”这个朴素的字眼。 在原苏联国内，苏共二十大以后的一段时间中，虽然开始了对斯大林时期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但却是有限的、很不彻底的。六十年代中间，这一工作实际上停顿下来。只是到了一九八七年以后，苏共中央才决定重新做好平反工作。而这时，距离大部分受害者的受害时间已经是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 或者正如前苏联《星火》周刊总编辑、著名作家维·科罗季所说：“面对万千冤魂的泣诉，用任何政治字眼来解释这种社会现象，都将显得十分虚伪苍白。”是的，没有人会为了平反而死去，活着的人也不应该让他们随时间推移而永逝。他们应该成为永远的悲哀的发问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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