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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先生以他1977年的一篇短文的题目做了这本小册子的标题。据他在另一篇短文里的介绍，这是获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对以色列财经委员会主席讲过的话。这位主席认为《圣经》的全部内容不妨视为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脚注。而弗里德曼回答说，我的经济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其余的不过是这句话的脚注。 弗里德曼这句话反映了经济学家的普遍信仰——资源总是稀缺的。因为资源稀缺，所以没有“白吃的午餐”。不过高先生在这本书里引述与讨论这句话的时候，又引申出来其他的许多含义。这些引申出来的含义，在中国社会里往往更加贴切。例如道德问题，或者我常常强调的“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在这里表现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白吃的午餐，那么谁来支付这笔午餐费用呢？高先生在书中反复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现代中国人应当克制“贪”的心理。这与丹尼尔·贝尔的论述相一致。后者说过，早期资本主义文化中的两种互相制衡的因素正在现代社会里失衡：个人攫取精神(贪欲)在消费主义盛行之世不再受到宗教“苦行精神”的克制。高先生所提倡的，是有规范的自利行为。这“规范”其实就是哈那克说过的“道德”，可是在高先生平易的文字里，不见了哈那克的晦涩和贝尔的高深。这是一本为大众写的经济学文集。 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一方面有“谁来付费”的问题，另一方面有“资源配置”问题，后者是主流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整部主流经济学无非是谈论怎样配置稀缺的资源才可以达到有效率的配置。而其他流派的经济学则谈论收入分配与经济效率之间的联系。这样看来，弗里德曼的那句话颇有道理。 高先生除了以平易的语言为大众讲解经济学，还在书的末尾，收录了几篇关于知识与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的短文。这是必要的，因为现代中国人正在迅速地“市场化”。在这个大市场里突然冒出来许多“贫困的富翁”——精神上的贫困与物质上的富足。用北京人的语言就是所谓“暴发户综合症”，原本没有文化根底的人，委实担待不起这个“富”字。您没有注意到大街上有披白色婚纱骑自行车的“上班族”女人，或者着燕尾服挤公共汽车的男士？更常见的，也许是黑色唇膏洋红西服短裙衬着白色短袜和黄色漆皮鞋，总之怎么奇怪就怎么打扮的女人，以及伴着她们的谈吐粗鲁的男人。品味也许和天分有些关系，但更多地是基于文化素养。所以高先生呼吁大众多读几本书，“抖落一身俗气”，“展开多读书运动”，并且“愿天下人都是读书人”。摆在我面前的这本高先生写的小册子，1996年12月第一次出版，却已经有三联书店几个月内的第二次印刷了。销路颇好，说明大众确实喜欢这本书。“愈少的中国人在白吃午餐，那么，中国社会也就愈容易进步。让我们拭目以待。”这是威斯康星大学的高先生从台北为小册子在大陆出版而写的序言的最后一句话。 庭 ——评贝克尔《家庭论》中译本 人如此依恋着家庭，以致人们无法说得清楚什么是“家”。叶秀山先生写过想有个“家”，海德格尔沉吟“诗意的居所”，我们已经在家里，却还要寻找“家园”。家是精神家园与物质居所的统一。家庭于是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从而影响着经济行为。中国人自古便知道“夫有家有国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可说是最古老的“家庭经济学”。 亚当·斯密《原富》第一册第一章列举的劳动分工的三大优越性，在今天的经济学语言里可以转述为：（１）分工节约了劳动者在不同工种之间转换工作的时间；（2）分工经由专业化使劳动者得以积累人力资本；（3）分工增加了创造工具的机会，加速了物质资本的积累）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是劳动时间在不同工作之间的安排问题，包括夫妻之间的分工节约了劳动者在家务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不断转换所付出的时间。从这一点出发，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家庭论》一书的主旨。 贝克尔对家庭的研究始自他对劳动时间的研究，后者又叫做“全部时间收入概念(fuliincome)”。这是基于芝加哥学派对消费者选择模型的理解之上的，此前的消费者选择模型把消费者视为单纯的工资收入限制下的商品购买者和消费者，芝加哥学派的看法更为复杂：消费者事实上是先出卖自己掌握的资源——最重要的资源是劳动时间，然后才有能力到市场上去购买消费品，最后，消费行为不仅仅是购买消费品，还应当包括消费品与消费者的劳动时间通过家庭生产过程结合为最终效用。因此任何一个消费者其实都是其消费服务的“生产一消费者”。在这样的（兰开司一贝克尔）“生产一消费”模型里，消费行为变得高度复杂起来，足以解释个体的一切经济选择，以致贝克尔终于可以进一步去解释家庭的“社会学行为”——那些传统上是由社会学家们研究的家庭行为。 在家庭的社会学行为当中，最典型的是婚姻。家庭之为基本社会单位，其诞生的古典理由就是婚姻（在“同居”发展为现代普遍的家庭形式之前）。贝克尔在婚姻的人类学解释和社会学解释之上，增加了经济学的解释，婚姻的经济学理由在于不同性别所造成的专业化优势可以通过家庭契约得到充分的发挥。所以，一般而言，生意上成功的男人与温柔而有教养的女人结婚；受过高等教育的男人与控制了丰富资源的女人结婚；事业型女人则与家庭型男人结婚。尽管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视角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毕竟它为社会科学增加了一个视角。 贝克尔家庭经济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突破是为现代社会生育率持续下降提供了（不同于人口经济学家提供的）经济学解释。他证明，如果孩子的养育必须占有父母时间的一个固定不变的比例，那么，随着经济发展和父母工资的增长，养育孩子便显得越来越贵，从而父母会倾向于养育较少的孩子同时倾向于提高这些孩子的素质，这就好像当邮资增加了几倍以后，平均而言你发信的数量会减少，而你每一封信所包含的信息或者质量会提高。 对父母养育孩子的行为的经济学研究最终把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推广到所谓“王朝效用函数”以及与此关联的父母的“利他主义”行为等方面。这是当代主流经济学研究热点之一。理性选择模型的运用在这里可谓达到“极致”的境地，以致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理性选择模型自身的危机。人类理性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当“理性选择”假设被推广到极端地步时，“理性”概念本身的界定就成了问题。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一方面需要借助经济学知识，另一方面也要惜助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同时，还要具有人文学的眼光。 今年六月我去采访贝克尔教授的时候，谈到关于“理性”的极端化问题。贝克尔坦率地对我表示：“只要现实生活提出新的问题，经济学家随时准备放弃理论假设；毕竟，假设不是教条。”而且，我高兴地得知，他正在撰写一部新的著作，专门讨论社会力量对个体的经济选择的影响。他相信这部著作将是对他的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贝克尔说这书很快就会付样，大约今明两年上市。我想，国内翻译出版界应当注意这件事情，并且尽快联系好版权事宜。 ——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 由老经济学家尼尔逊和温特合著的当代经典《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在其英文版问世十五年之后，于199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译本，值得称赞。经济学家喜欢从康德关于人类理性的一组“先验假设”出发，推演出关于人类行为的种种预言，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除了门格尔和米塞斯)并不知道这方法论的基础来自康德哲学。经济究竟怎么呈现出兴衰枯荣？是人们理性地选择的结果吗？亦或是自然演进的结果？曾经有过一个时期（50年代到70年代），重要的经济学家例如艾智仁和贝克尔，向我们论证，这两个方面——理性选择和自然演进的解释，从效果来看是等价的。 艾智仁的例子是这样的，假如从甲地向乙地出发的许多汽车随机进行在不同道路上，那么只有中途幸运地找到加油站的那些汽车才可能到达终点。所以，当我们在乙地观察这些汽车的行为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些似乎有理性选择能力的汽车，它们“选择”了有加油站的那些道路，从而顺利到达了终点。我在以前写的一篇文章里批评了艾智仁这样的论证（汪丁丁：《近年来经济增长理论的新进展及其反思》，载《经济研究》1994年）。后来，确切他说，是今年，当我访问（因提出“有限理性”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教授时，我发现他早就批评过这一论证方式。在他的近著《人为的诸科学》里，他指出，任何演进都是路径依赖的，从而通常只有能力达到“局部最优”，而完备理性条件下的选择，则有能力达到“整体最优”。这一区别，在我看来至关重要。正是在这一点上，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诺斯，与主流经济学家发生了极大的争论。那就是关于一个社会经济是否可能在长期内停滞于“低收入陷饼”的问题。生存竞争总是迫使人们改进生存条件，所以主流经济学否认长期停滞于“低收入陷饼”的可能性。然而诺斯引征了大量经济史的例子来说明确实存在的“停滞经济”。诺斯之与主流经济学家不同，关键在于他相信，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这类“非经济因素”在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是否会锁人陷饼时起了决定作用。 局部的最优不能保证整体的最优。这是一个数学上的事实。一般说来，制度演进，历史因素。有限理性这些东西是相容的；而信息完备。理性选择。路径无关，这些东西是相容的。这两类东西之间则是不能相容的。方法论提供理论的逻辑基础。逻辑上无法相容的两类假设是难以被整合在同一个理论里的。所以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始终面临其内在的紧张：要么单纯从理性选择观点出发解释一切，要么从制度演进观点出发解释一切，二者并存的局面有损于经济学的“科学性”。 首先系统地处理这一问题的，是这本书的两位作者。他们的立场是熊彼特的演进主义。熊彼特的演进主义不同于生物学家的演进主义。前者强调企业家在演进中的作用，后者则元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这里的“企业家”必须是“有限理性”假设下的企业家，因为完备的理性会产生与演进观点不相容的结论。问题在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本书写作的年代，经济学家还不知道怎样为有限理性建立数学模型。当时已有的模型都是零散的。缺乏系统的，从而不很令人信服的模型。马尔科夫链就是这些模型当中的一个。另外，西蒙教授自己也创造了若干“有限理性”模型。这些模型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决策者不是根据充分信息选择整体最优解，而是根据不充分的信息，于某种预先制定的僵硬的决策规则例如“不满意程度”从现实条件许可的各种选择中判断“最优”解。这也就是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涉及的主要内容。作者试图通过建立企业决策的有限理性模型来模拟经济整体的演进过程。 对中国读者而言，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在于它的前半部分。这一部分介绍了演进理论的来源、特征。方法论以及利弊。在这一意义上，它足可当做一部“演进经济学”教科书。另一方面，这本书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它无法引用九十年代演进理论的新进展。例如，九十年代后期有关“有限理性”的数学模型，有关“人类知识”的模型，以及认知科学对演进经济学的影响等等，都因这本书写作的年代稍早无法被整合进来。尽管如此，就国内演进经济学几乎处于空白的现状而言，这本书仍然是试图在这一方向上探索的中国学者必须阅读的当代经典。 这是一张用刀刻出来的脸。深陷的眼眶，紧张地向前凸起的额头。前额中间从上到下切了一刀，刀痕上方深入到一头剪成半寸长的白色短发里，头发一根根竖着。两条暴起的青色血管从太阳穴斜贯到浓重的几乎拧在一起的眉梢旁。脸颊上满布着坚硬的纹路。高颧骨鹰鼻，和一副典型的意大利下巴。我被这样一张饱浸了苦难和坚毅的脸震撼了。我被震撼因为我感到那受难者的高贵灵魂的力量，我被震撼因为那足以洞见人类灵魂的却因饱经沧桑而愿意包容一切的目光，让我一瞬间便明白了什么是人格的伟大…… 1950年4月中旬的一个傍晚，两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约翰和安妮，谨慎地尾随着他们的向导，悄悄走进奥地利与匈牙利边界的一大片沼泽地。这里流传着许多让人胆寒的故事。大沼泽的妖怪们会从脚下冷不防将你拉进深渊，他们喜欢把人从里到外灌满泥浆再吞噬下去，就像北京人喜欢把油条泡进豆浆里那样吃。即便你侥幸没有碰到这些妖怪，小心你的向导，这些向导有着背信弃义的恶名。他们为了双倍的报酬将那些依托于他们的可怜的逃亡者出卖给秘密警察。在这令人望而却步的沼泽地的周围，是国防军的巡逻队，他们只要看见有人穿越沼泽，就开枪射杀。这些被意识形态完全扼杀了情感的人，他们的同胞正是为了逃避他们的伤害不得不穿越这片大沼泽。可是在沼泽地的那边，静静地等候着逃亡者落网的，是苏军在奥地利苏方托管区埋下的无数地雷。没有人知道这些地雷埋在什么地方，没有向导知道沼泽那边有地雷区。至今，冷战已经结束了十年，那些地雷仍然静静地躺在那儿…… 三年以后，悉尼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系夜校教室里。刚刚干完一整天体力活儿的约翰走进来坐在最后一排，他没有课本，必须依靠自己的笔记来复习每一天的课程。这儿的澳大利亚人很少见到从东欧出来的学生，这儿的学校也不承认东欧国家的学位，这儿班里的学生对约翰的遭遇一无所知。他除了个头高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和同学竞争之处——他还在学习英语，他看上去极其贫困，他固执、沉默、不好交际，他提出的问题总是太深奥，带有浓烈的哲学气味，这一点连老师也感到厌烦…… 又过了三年，斯但福大学经济系阿罗教授办公室，门口出现了一位削瘦而严肃的年轻人——约翰，他刚刚得到一笔足够生活两年的洛克菲勒奖学金，报考了斯但福大学博士研究生。阿罗对这个雄心勃勃计划两年内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来自匈牙利的已经并不年轻（那年他36岁）的学生，除了鼓励和热心指教以外，还怀着敬意。阿罗这样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海深义的情况（参见阿罗为海深义著《伦理学、社会行为与科学解释论文集》写的前言）：“当约翰，海深义来到斯但福大学做博士候选人时，我问他为什么还要麻烦这一趟，因为他已经完全没有什么要从我们这里学的了。他当时已经是一位知名学者；除了发表过几篇经济学论文外，他在1953年和1955年写的两篇关于基数效用的论文已经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了，而且以他的原创性和把哲学眼光结合在高技术性的专业语言里的能力震撼了我”（K.Arrow's 'Foreword'o Essays on Ethics，Social Behavior,and scientflcExplanation,Reidel publishing House,1976)。阿罗读过约翰的学术简历，他知道，约翰有一个地道的哲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在英语里博士学位叫做“哲学博士”，这是中世纪的文化遗产),有相当于硕士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学历，还有化学方面的良好训练（约翰的父亲战前经营着一家化学企业，约翰出于尊重父亲的愿望而取得了化学学位并继承了父亲的财产，但在社会主义匈牙利私人企业是难以生存的）。深研过思想史的阿罗还知道，约翰早年就读的那所布达佩斯特路德语法学校是欧洲最好的学习数学的学校之一，天才的冯·诺意曼就是从那里毕业的。约翰在那里就读时，于1937年得到了匈牙利全国高中数学竞赛第一名。以匈牙利中学的数学教育在当时欧洲的声望，约翰取得的这个“第一名”意味着他可以成为欧洲一流的数学家，约翰至今佩戴着得到那项数学大奖时授给他的一枚戒指。不过据他的好友和共同分享了1994年诺贝尔奖的德国的塞尔腾(Reinhard Selten)教授回忆,约翰从来没有打算成为数学家，他更加感到兴趣的是数学的哲学含义。这方面的兴趣在最近几年海深义的研究作品里得到展现(他正在整理出版自己的数理哲学著作)。约翰的数学训练充分体现在他来斯但福大学的那年写出的证明纳什定理与休顿定理的数学等价性那篇文章里。1958年他果然拿到了博士学位，如期返回澳大利亚，在那里的最高学府——堪培拉国立大学做高级研究员。但是他觉得那里离学术中心太远了，尤其是傅弈论，当时在世界上研究博奔论的中心是兰德公司和那路撒冷大学。博奔论学家们的学术会议通常只有十几个人参加（1965年的世界博弈论大会，有十六名参加者）。澳大利亚学术界当时完全没有注意到博弈论的发展潜力，约翰决定再做一次“战略转移”——到美国去。尝试过这样做的人知道，那绝非易事。但约翰和安妮是从沼泽地里走过来的。 十年以后，1968年，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约翰·海深义，以自己的三篇连续发表在《管理科学》季刊上的文章证明了任何不完全信息博弈都可以转化为完全信息(但不完备)贝叶斯博弈。由此，博弈论在被不完全信息的问题阻碍了多年之后开始有突破性的进展。这一工作在1994年，在博奔论已经发展成为社会科学家们由以研究“理性选择”这一独特的人类现象的基本工具时，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了诺贝尔经济科学奖。 按照萨缨尔森的说法，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皇冠。所以，价值理论是这顶皇冠中央的那颗宝石。价值理论经历了古典。近代和现代三个形态。它的古典形态是由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人塑造的；它的近代形态是由瓦尔拉。斯拉法。阿罗和德布罗塑造的；而到了现代，人们认为博弈论已经足以将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表示为自己的一个“特例”。至此，傅弈论语言已经成为分析人类理性交往活动的基础语言。西尔顿(塞尔腾)教授编辑的庆祝海深义七十诞辰的那本书的标题是：《理性交往》(Rational lnieraction：Essays in Honor ofjohn C.Harsan,Springer－Veilag,1992年)。在导言里,西尔顿教授这样写道:“博弈论可以被描述为关于自利的个人的理性交往的理论。”海深义从傅奔论基础出发,在三个方面建立了自己的体系:(1)决策与博弈论；(2)新效用主义伦理学，相当于康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3)贝叶斯主义认识论。海深义在六十年代初期据此对波普的科学哲学提出过精到的批评，这些批评使得波普(后者从那时起始终与海深义争论这个问题)在晚年(1993年)终于修改了自己的哲学（参见波普最后的著作《趋向的世界》）。 读过海深义著作的人——可惜这样的人不多，都会为他博大精深的“体系构造”而感叹。难怪西尔顿教授为自己（上引著作中）文章写的标题是：“约翰·海深义——体系构造者与概念创新者”。这位在知识结构上同样博大精深的德国教授以这样一句话开始了他的文章：“约翰·海深义是我们时代可数的几个体系建构者之一……”。要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你必须去读海深义的原著，不过，你也可以想象，这话出自一位德国教授，而德国教授们——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是你知道的几位——在这个世界上素来以建造他们各自的体系著称，如果你建造的体系不是确确实实的博大精深，他们会不客气地告诉你那只不过是喜玛拉雅山脚下的一块石头而已。德国人告诉过英国人，他们英国的学术有着狐狸般的聪明，而他们德国的学术有着喜玛拉雅般的智慧。这后来被艾萨雅·柏林写在他那本广为人知的哲学小册子里。在英语里，“聪明”与“智慧”有重大差异。人们常说：“你不可能既有聪明又有智慧。”在汉语里，“聪明”被认为几乎就是“奇技淫巧”，“丈夫不为也”。而“智慧”则有如“携泰山以临北海”般的气魄。由于聪明与智慧不可兼得，由于中国传统的学者不喜“奇技淫巧”，所以科学在中国一直难以发展。 海深义是哲学系毕业的哲学博士，而且是一个疯狂汲取知识的博士。据西尔顿回忆，海深义曾经去听一个僧侣用拉丁语讲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海深义不仅纠正了波普的逻辑错误，而且指出康德的一个重大错误。海深义论证说：数学命题的实质是“后天综合”而不是康德所论证的那样“先天综合”的。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耐心等候海深义教授即将出版的数理哲学专著，不过这并不妨碍我继续讲我的故事。按照海深义的理解，数学命题，于是一切从公理体系里推演出的逻辑命题，其实质是“后天综合”。那么，傅弈论体系，以及一切经济和社会科学理论的体系，就必须在理论本身的构造里不包含任何经验的东西。当我们需要检验理论的时候，我们必须在理论之外，加上一组描述现实世界的假设，从而可以得到一组包含了经验内容的命题（注意，这样的立场更接近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而不是波普的方法论）。也正因此，海深义论证说，科学发现的过程基本上，几乎必然是，依照贝叶斯条件概率的方式进行的（如果你不清楚什么是“贝叶斯条件概率”，你只好自己去看书了）。换句话说，哲学家海深义将贝叶斯方法视为与人类逻辑推理的“后天综合”性质完全一致的唯一的方法。我阅读他的原著时(参见John Harsanyi,Rationai Behavior and BargainingEqILilibrium in Canies and Social Situ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在突然意识到这一点的那个瞬间，又一次为他的思考的深刻性和彻底性——我觉得这两种特性共同导致了思考的体系性(systemicity)——而感到震惊。 按照诺贝尔授奖仪式的惯例，海深义和妻子安妮应邀在斯德哥尔摩参加一个星期的庆典，时间定在圣诞节期间。每年这个时候的“诺贝尔星期”都是瑞典人最隆重的节日，他们对诺贝尔奖的感情就如同已西人对足球的感情一样。 依旧削瘦与沉默的约翰。和伴随他历经沧海的安妮，每次我想到他们在瑞典接受诺贝尔奖的那个星期六，都会在脑海里想象这么一个场景：1944年底的这个时候，整整半世纪以前，在欧洲一个无名的小车站，那是从匈牙利境内的纳粹劳动营开往奥地利恶名昭彰的备有毒气室的集中营的火车必须经过的小站，一个勇敢的年轻人居然成功地逃走了。据说约翰是唯一从这里逃脱的人，据说他在劳动营里结识的所有的伙伴们都死在那个奥地利集中营里了。战后，约翰继续在布达佩斯大学哲学系读他的博士课程，兼修社会学和心理学，并且在大学的社会学研究所当老师，在那儿他认识了安妮·克劳怕尔，她是心理学系的学生。选修约翰讲的社会学与哲学课程。两人几乎是一见钟情，不过在1948年的匈牙利，情侣们在获准进入教堂举行婚礼之前应当向组织上交代清楚对方的政治倾向。这对安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约翰在博士论文里批判了马克思，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思维错误的逻辑结构》。我在德国的时候偶然注意到，专业哲学家们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研究人类思维错误里面的“逻辑结构”。海深义在这一点上超越了同时代的哲学家。在这样一篇论文里，他列举了许多思想家犯过的思维错误，其中，令人遗憾地也包括马克思。匈牙利，是称雄一时的奥匈帝国的半个主体，对欧洲辉煌的文明贡献卓著。镶着银边的白色的布达佩斯特宫廷，那几的领袖们在苏联人管理的大家庭里享有“温情脉脉的社会主义者”的名声，即便如此，匈牙利的党组织也无法容忍像约翰这样公开声明了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他被大学解雇了。他或许可以在中学教书，不过他无法忍受非学术性的工作。 安妮不肯退让，她爱着约翰。当时在匈牙利的大学里，同学们每天必须有一段时间公开讨论自己当大的政治表现，类似于我们这里发生过的“早请示，晚汇报”。当人类必须变得如同机器人一样的时候，就一定要进行类似“早请示，晚汇报”这样的思想控制，这是控制人与控制机器人的不同之处。安妮每天早上都受到同学们的政治批判，因为她爱着约翰…… 逃亡是安妮的主张，为了爱，为了那不必经过政治审查的婚礼。男人的伟大在于他们更多地只是思考，女人的伟大在于她们更多地只是去爱。逃亡是挺而走险，是自由选择的意志与自动步枪，警犬和地雷的对峙。男人通过思考来习得智慧，男人经历危险而变得坚毅；女人靠了爱来开发她们先天的智慧，女人的爱因经历危险而变得更加伟大。安妮动用了一切家族联系，精心策划了这次行动的每一个细节（约翰是个“书呆子”，对这类事一窍不通），当然她对沼泽另一边的地雷一无所知，她也不能肯定会不会被父亲介绍的那个向导出卖。最后，当约翰和安妮穿越了沼泽，并且奇迹般地穿越了布雷区，来到奥地利边界时，他们被拒绝入境。这就是“冷战”时代的心理学，双方保持着外交关系，却对来往人员疑虑重重。 他们在奥匈边界等候了几个月的时间。你有过排队等候入境时的焦躁体验吗？那才不过是几个小时。而且不是在危险的包围之中。 我找不到资料来说明他们是怎样从奥地利转往澳大利亚的。在海深义的自传里这样平淡地写着：“在奥地利等候了数个月，我们得到了前往澳大利亚的许可证。1950年12月30日我们抵达澳大利亚悉尼。次年：月我们结婚了。”从4月到12月，逃亡持续了八个月，没有家。你知道这种没有家的感觉吗？人类天性是如此渴望回家，以致当我们无家可归的时候，就变得焦躁不安，这焦躁不安最终使得许多逃亡分子向当局自首，在他们觉得监狱也比元家可归好过得多的时候。 即便在澳大利亚，他们也还是需要若干年的艰苦努力才获得了一个安定的家。在我能够读到的三个不同的人的回忆里，这一点是他们共同提到的——海深义绝对不是一个干体力活儿的人，他在很短时间内换了许多次工作，被解雇了许多次。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他们注定了只会思考，于是不清楚怎样在复杂的社会上生存。被尊为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的皮尔斯，一生贫困潦倒，他父亲是哈佛大学教授（发现了“皮尔斯定理”的那个著名的统计理论家），他本人则被称为是“最不可雇佣的人(the most unemployable）”，并且确实“终生失业”。如果不是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哲学第二代掌门人，杜威的老师）经常去看望他并从他那里学到了实用主义哲学的逻辑基础，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根本就不会发生。西尔顿提到，海深义总是不清楚怎样可以使用电剪刀切割电路版而不切断了版上的电路线，于是他被老板解雇了。他最后一个工作是为澳大利亚采矿部门编制统计表格，这毕竟不是体力活了，安妮告诉我说，约翰在刚刚到达澳大利亚的11个月里，找到了9份工作——都是体力劳动，而他被解雇了9次。那些日子……你能够体会一个养活不了自己家庭的失业男人的心情吗？那些日子对约翰和安妮来说，要比待在社会主义的(铁饭碗的)匈牙利艰苦多了。安妮在一家服装厂找到了工作，她不久就靠了聪明才智当上了那里的服装设计师，因为，她说，她懂得欧洲的品味。安妮说，她不让约翰继续找工作了，因为他不是那块料，她坚信约翰在学术上可以成功，她努力工作着支持约翰在夜校的学业。约翰两年以后拿到了经济学硕士学位，并且在昆士兰大学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家庭的境况稍许有所改善。 眼下，依旧削瘦与沉默的约翰，和伴随他历经沧海的安妮，静静地走在斯德哥尔摩皇宫附近的一条街道上。他们周围擦肩而过的那些热情和幸福的瑞典人没有人能够分享约翰和安妮这五十年来经历过的曲折坎坷。磨难，所以没有人能够真正体会他们面对成功庆典时的心情。我觉得那是一种漫长路途快到尽头的欢快，一种超越了欢快的宁静，一种夕阳凭临大海的美丽。 安妮是一个充满着活力的女人，我见到她的时候，由于没有找到什么理由询问她的年龄，我只能猜测，她大约有八十岁了吧。她身着绘着郁金香的白色长裙，金黄色的卷曲的头发，圆脸，笑起来很慈祥，有点像一只大洋娃娃。约翰几个月前刚刚接受了一次手术，行动很吃力，每天由安妮推着轮椅去贝克莱医院就诊。 约翰78岁了。5月29日他生日那天，我正好再一次阅读他的自传，我请求明明——我的女儿能否画一张生日贺卡传真给我特别敬重的海深义教授，明明画了一幅别致的夏威夷风格的生日卡。第二天我们收到了约翰传真回来的感谢信：“亲爱的汪教授：非常感谢你致贺我的生日，并请向你的女儿——米歇尔（明明为自己起的英文名字）转达我的感谢，她画的生日卡好极了。你的约翰·海深义，1998年5月30日。”明明、“小李”——我的妻子和我，我们都被这朴实的回信感动了。 贝克莱是我们旅行的第一站，6月11日清晨，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降落在旧金山国际机场。淫雨连绵的湾区刚刚放晴，大海是青绿色的。希尔顿饭店矗立在办公区(down town)楼群中间，大厅是欧洲风格的，沙发旁边陈列着与大海有关的各种古董，中央是一个巨大的中世纪拉丁语地名的地球仪。让飞机折磨了一夜的明明就倒在这地球仪边上睡着了。 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主要由于我的生活起居缺乏规律性。有时我下午五点就睡觉，有时午夜才感到困倦。不论什么时候上床，我习惯于早晨三点多起来读书，这也许与我长期失眠有关。但是高小勇特别提醒我是否可以每天写日记。所以我坐在希尔顿那所同样是欧洲风格的咖啡厅里用早餐并写我的感受。 在我准备采访的和我研究过的诺贝尔经济学家里面，也许最让我感到亲切的就是海深义。我说不清楚这种亲切感是怎样发生的，大约从我在诺贝尔委员会的因特网上读到海深义的自传开始。我觉得这亲切感与约翰和我具有类似的知识结构有关，在不同层次上，我们都受过良好的数学训练；都是经济学家却对哲学抱着始终不渝的热爱；我们都关心(以不同的语言)市场社会的道德基础问题；最后，我们都是在人生旅途的中点，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来到美国念书和读学位的，尽管夏威夷大学完全无法和斯但福大学相比——正如在学术贡献方面我无法和他相比一样。纯粹意义上的亲切感无视任何外在的差异，它甚至无视对方的感觉，它只承认发自内心的感受。 贝克莱校园离旧金山大约十几公里，小李坚持每次采访之前我们必须先去采访地点看看，因为怕路线不熟会耽误了采访时间。她是对的，在卡内基一梅隆大学的时候，尽管我们已经事前找到了西蒙教授的办公室所在的那栋楼，我却仍然在那楼内转悠了十几分钟才找到他的办公室，西蒙教授已经等候得有些焦急了。 校园坐落在贝克莱高地的脚下，而海深义教授的住所是在贝克莱高地的顶上。很不容易找，难怪他专门在传真信里告诉我，到了旧金山给他打个电话，他告诉我怎么走。不过我没有麻烦他，因为我有“小李”。 是约翰开的门，他年轻时个子很高，现在仍然与我差不多高。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笑得那么憨厚。在照片里，他从来没有笑容，嘴总是绷的紧紧的，那种坚毅的表情正如我这故事一开始形容的那样，是一张用刀刻出来的脸。可是现在他笑着，他笑的时候声音不大，有些沙哑，像通常的老人那样，他是我第一个采访的人，我读过他很多著作，我知道他体系的博大精深，我崇拜他思想的力量，所以，我一定显得很拘束或者紧张（张五常对我在香港大学第一年表现的评语是：“讲课时太紧张”——too shy)。安妮从厨房走出来和我打招呼。我说过，她有些像大洋娃娃，这感觉赶走了我的拘束。她问我要茶还是咖啡。我说我刚刚在校园里用过午餐，还没有机会喝任何东西，所以家里有什么就喝什么。 客厅正对着海湾，阳台前面的山坡长着一些挺拔的橡树，贝克莱大学所在的地方叫做“橡树原（Oak Land）”。这橡树的叶子犹如一块一块的铜皮那样厚重，是深红色的。客厅里的摆设很朴实，像它们的主人一样诚恳。 坐在沙发里，约翰给我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我可以叫你丁丁，而你叫我约翰吗？”我欣然同意，这次是真心的。如果换了别的教授，我会同意，但不会改口直呼其名，对约翰，我在见面之前已经有了一种亲切感，况且，他笑得那么憨厚，从此我就叫他“约翰”了。我们一开始谈话，就立刻忘记了时间，对我来说，我不仅忘记了时间，而且忘记了身外的一切事物（不过我记得安妮拿来的点心非常非常好吃）。让我告诉你当时我的感觉。你或许知道，在我们这个进入了“现代”的世界上，有三类学者，第一类是专业型的，他们分工去研究某个专题而不必关心更大的问题。这就是劳动分工制度的好处，在这样的制度下，任何人都可以做学问而不必是天才，于是人类知识就以爆炸性的速度积累起来；第二类是通才(或许你可以认为我就是这类人)，他们不是天才，他们只不过分工去研究专业以外的事情，你会觉得可笑，不过，必须有人分工去做这件事情，否则“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学术界就结不成社会了，学术而缺少交往，分工了的学术也就无法进步；第三类学者是天才。就我所读过的故事，没有几个人被叫做“天才”。在古典经济学家里面，亚当·斯密没有这个称号，甚至比斯密更加“天才”的大卫·休谟也没有得到这个称号，只有约翰·斯图尔特·密勒被称为“天才”，因为他8岁就与著名史家通信（用拉丁文）讨论罗马史，13岁时被人叫做逻辑学家。在当代经济学家里面，我知道萨缪尔森有“天才”的名声，因为他22岁当学生时发表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上的文章，没有人读得懂，于是只得再写一篇上一篇论文的“几何表示”，立时成为“经典”（在今天的教科书上还是经典）。天才与原创性不是一回事。你可以具有原创性，却不必是天才；而天才则至少具有原创性，贝克尔被认为是本世纪最具原创性的经济学家，但他没有“天才”的名声，哈那克的原创性也是著名的，但他不是天才，在博弈论学家里，我们知道不少天才人物，它的创始人之一，冯·诺意曼，还有几百年前最早讨论搏弈思想的数学家贝努利，事实上，整个贝努利家族都是天才，他们为人类贡献了十一位数学家，在这一群天才人物之后，当代最著名的天才是约翰·纳什，当他报考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写了一份只有一句话的推荐信：“这是一个天才。” 以上这三类学者之间通常是这样分工的：专业学者从事建设，他们负责把学科发展成为严谨的逻辑和实证体系；那些“通才”们则起着市场上“二道贩子”的作用，负责沟通各门学科的信息，这样科学得以保持整体性；最后，天才人物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很少顾及细节方面的建设或者顾及与其他学者的沟通，他们注定了的使命仅仅是把他们想到的东西写出来，费玛就是这样一个天才，他在那本希腊数学家留下来的小册子的页边上随意写下来的那些猜想，变得如此著名和对数学发展如此重要，以致让十几代数学家忙了几百年。 海深义教授没有天才的名声，但他已经在天才最多的一群人(包括被一部分人叫做“天才”的阿罗)——博奕论学者里，获得了最具原创性的称号。在我看来，约翰是那种极少见的，如阿罗说过的，能够把哲学远见与技术细节结合起来的，能够既创立自己的体系又负责把体系发展为严谨的科学大厦的学者。换句话说，他是专业家。天才与通才的结合。他的博奔理论直接从对康德的先验综合命题的批判出发，一层层推演到博奔论的技术细节上去，例如西尔顿回忆的，他们两人合作的那项重大突破（取得了诺贝尔奖）最初是从海深义构造的“tracing procedure(不妨直译为追踪过程)”开始的。那是一个高度技术性的博弈论创新,涉及一系列子博弈，连续性地使一个共同的参数收敛到1，于是可以在多均衡当中唯一地决定一个均衡点。这导致了他们后来得诺贝尔奖的主要成果——从多均衡中选择理性均衡的一般理论，为什么海深义教授坚持要在选择均衡点上花费十几年时间来研究呢？西尔顿解释说海深义坚信理论必须能够推导出限定性极强的经验命题，否则就没有理论价值，而博弈论如果停留在可以推导出无数多的可能的均衡状态这样一个水平上，就不可能继续享有古典价值理论那样的学术地位，我觉得这又与约翰坚信任何逻辑的（包括数学的）体系，都具有“后天综合”特征有关。 在知道了这么多事情以后，当我面对这位哲学家。数学家和社会思想家的时候，我怎么还会记得身边的其它任阿事情呢？ 我们的谈话——我对他回答我的问题的几乎每句话都不断追加新的问题——从下午两点延续到黄昏，大约三个小时。加州黄昏的太阳格外烤人，这时，当我起身准备告辞，而安妮和约翰问我打算怎么回家的时候，我才猛然记起小李和明明一定已经在门外等候两个多小时了，我连忙告诉主人，说我的妻子和女儿在车里等我。我心里觉得真对不起她们，太阳会把车身烤得滚烫的。安妮说她希望见到我的妻子和女儿，她觉得让她们在外面等候两个小时简直不可思议。于是我赶快去告诉小李，请她和明明进去坐坐，因为时间很晚了。明明又刚好有些不舒服，她不打算进去寒喧。这样，小李和我回到客厅。我继续问完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有一百个“最后的问题”）。小李和安妮在另一边聊天。我对约翰说，我准备了两个照相机，如果他不介意，我希望分别用两个照相机拍照，这样就不怕冲洗坏了，这是礼节，因为没有人喜欢被人家照来照去。我也曾经在电话上请求安妮，希望为她拍照，因为我。崇拜她对约翰的爱情。眼下小李在为大家拍照。 我们终于又一次准备告辞了。可是安妮对约翰说，“你应当去见见米歇尔，她为你画了生日贺卡的。”这两个老人居然互相扶着要出去看望明明。这可把小李吓坏了，她是我们家这三口人里最注意礼节的。所以在她纠缠之下，老人们留在客厅里，小李去把明明带进来。一旦有了孩子，人群的关系就会显得格外亲近。安妮建议大家到阳台上去。那里的景色真美，我最后悔的是，当时忘记了在阳台上照一张相。 黄昏时分的海湾是深蓝色的。这真奇怪。在夏威夷，只有上午的大海才是深蓝色的，从山上眺望深蓝色的大海，呼吸着山里微带寒意的风，倾听着山林哗哗的涛声，我全身心融化在这美妙的感受里，其余的人在聊天，在我印象里，老人们，尤其是老太太们，都喜欢小李，我从阳台的木制地板上捡起一片树叶，细心地夹在书里。我喜欢收集世界各地那些美丽的树叶，我觉得它们是有灵魂的（我相信万物包括石块都有灵魂），我喜欢把这些有灵魂的树叶夹在我的书里。 下山的时候，我安静地坐在车里，回忆着我的采访。我知道重要的不再是采访，况且我知道我的录音机几乎什么也录不下来。因为首先，约翰刚刚动过手术，说话的声音非常小；其次，我们的谈话完全没有按照事前准备好了的问卷进行，我们在第一个大问题的第一个子问题上就不着边际地扯到波普哲学那里去了，我说过，我忘记了身边的一切事情，所以也绝没有记住录音机，我当然也不知道我是否换了，以及换了几次录音带。 我安静地坐在车里，回忆着我采访时的感受——那是一位说话声音微弱，面带着憨厚笑容，腿脚不灵活的老人，他身边是他的有些像大洋娃娃似的，却有勇气陪他穿越沼泽的终身伴侣。这老人还在坚毅地向前走，在人类理性——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深陷其中且无法自拔的广袤的沼泽地里，他还在坚毅地走着，他的终身伴侣搀扶着他…… 汪丁丁李维莲 汪： 宪法大道1000号路口，立着一只银灰色的松鼠。它的左面是美国司法部大楼，大理石门廊托着雅典娜执剑的浮雕。松鼠的右面是国家税务总局大楼，廊柱上什么也没有，显得格外刻板和不近人情。此刻，这小松鼠正扒着我的手抢走最后一块咖啡饼干（面包房里专门为喝咖啡的人烤制的朱古力脆面包干，也是松鼠最喜爱的甜品）。 7月3日上午，美国国庆节前夕，华盛顿的街道被打扮得格外亮丽。行人不多，我沿着宪法大道漫步，打算花两个小时从国会山一直走到白宫。我住在白宫后面不远的“元首饭店(Governer's House)”顶层的一套客房里。我喜欢这家宾馆，它不像希尔顿或“假日饭店”那么招摇，它仍保持着与十八世纪弗吉尼亚政治家们朴素庄重的作派相称的格调。套房里一色的紫檀木家具，厚重的窗帘绘着典型的南部花草图案。写字台上一座老式的双杆灯，这朴拙的气氛与我此时的心境再般配不过了…… 李： 一条稍不留意便会错过的小路，一幢半农舍半别墅的二层小楼。楼房被小树林密密地包围着，树枝随意地搭在屋顶上，一只松鼠闪着大尾巴在烟囱旁跳来跳去。我们是在7月2日上午8点58分，将租来的那辆黑色尼桑停在乔治·梅森大学一条幽静的林问小路旁这间“詹姆斯·布坎南小屋”门前的。经历了前几次与诺贝尔经济学家的访谈，丁丁显得轻车熟路并且自信十足。这办公楼的名称是“James Buchanan House”,由经济学家布坎南得名。这多少有些出入意料，因为乔治·梅森大学是华盛顿郊区弗吉尼亚州以宪法政治学最为著名的私立大学，校园里每座楼都以一位美国总统的名字命名，所以我们一直以为这座小屋是从上一世纪美国总统詹姆斯·布坎南得名的。按了门铃，第一个下楼来迎接我们的，是贝蒂（Betty），凡是认识布坎南的人都认识这位跟随了布坎南三十七年的秘书，贝蒂身着黑白相间的套裙，卷曲高雅的银发，依旧端庄美丽的脸庞，她爽朗地笑着将我们迎进门来。 汪： 贝蒂已经七十一岁了，时光当然会在她脸上留下细细的痕迹，但那只是些微不足道的痕迹而已。我和贝蒂是六月初在一次电话上相识的。那天上午我刚刚完成访问布坎南教授的“家庭作业(home work)”，就着问卷的思路拟了一篇信稿，用传真机发给了布坎南办公室。一个小时以后，我打电话过去确认传真是否收到，接电话的是贝蒂，她的弗吉尼亚口音立刻让我联想到《飘》里的人物。贝蒂后来很自豪地告诉我们，她是一位弗吉尼亚姑娘(aVlrginian girl)。她确实很美,满面春风，天生白晰的皮肤仍透着年轻时代的风韵。由于想到了《飘》，我在电话上的语调显得很轻松亲切。聊了几句以后，贝蒂就告诉我说她是布坎南教授几十年的老秘书了。不过我们之间亲切的闲聊在我提出替一份报纸采访布坎南教授之后马上消失了。贝蒂说她并没有收到我发去的传真。 而且说她在收到传真及间卷后至少要考虑一个星期才会回复我，这真让人沮丧。不过，正如高小勇警告过我的，采访是对知识分子自尊心的严重挑战，采访者必须时刻准备着被他的访问对象漫不经心地伤害了智力上的自尊，事已至此，只有耐心等待。我对我提给布坎南的问题充满自信，面对我的那些问题，任何一个热爱真理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而在我给布坎南教授的传真信上，我已经大致勾画了一下我将要提给他的这些问题。 李： 当丁丁在楼上与布坎南教授交谈时，贝蒂在楼下为我介绍有关布坎南教授的各种资料包括许多照片，贝蒂还无意中告诉我，说以前有过一位记者来采访布坎南，见面后问出来的问题令人啼笑皆非。于是布坎南小屋的人们立下规矩：学术上不够资格的记者一律不见。说到这里贝蒂指着楼上小声说，教授很喜欢丁丁提出的那些问题。 汪： 果然，仅仅等候了两天（我也实在等不起一个星期，我6月10日必须启程去旧金山），我就收到了贝蒂发来的电子邮件：“……布坎南教授和我，我们都非常高兴你会来我们这儿访问，希望立即通报你到达的日期与访问时间。”我引这句话是因为要读者们注意贝蒂的语气。“布坎南教授和我……”我认为这是一位操办了布坎南几十年日常事务的老助手与一位谨小慎微的新秘书之间的重大差异。 贝蒂身着黑白两色相间的西服套裙，领子上显眼地别着一枚由三个菱形斜线连接起来的领针。我认出那是国际公共选择学会的会徽。这立刻又引出我一串联想，包括想到了刚去世不久的奥尔森教授(M.Olson)，他是布坎南的老朋友，同时也是我6月24日刚刚采访了的诺斯教授的老朋友。不过这三人之间充满了论争。我提醒自己找机会间问贝蒂这枚领针的来历（贝蒂后来告诉我们，这枚金色领针是国际公共选择学会专门为她七十岁生日制作了送给她的）。此刻贝蒂正与“小李”谈笑风生。我这次“麦加朝圣”式的旅行，若非小李安排起居、行程、路线以及预算，恐怕早已半途而废若干次了，我的视线从贝蒂身上转移到布坎南小屋的各个部分，包括那位正襟危坐在计算机前打字的秘书安妮（我对正襟危坐的人一向不太感冒）。 我想我把“Buchanan House”译成布坎南小屋实在很贴切。从外边看上去,这座两层楼的木屋让小树林和一大片草地包围着，十足是一座农舍，尤其是那条林问小路，刚够一辆汽车驶过，曲曲弯弯来到门前一株老松前。对着老松树的门廊里，摆着一对旧摇椅，窗上吊着一盆家养的野花，这格调与乔治·梅森大学气派的建筑群简直格格不入。不过，这却正是布坎南的味道。 李： 这时，布坎南教授手里拿着咖啡杯走下楼来了，他很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我们的女儿明明，因为不能单独留在夏威夷的家里，也跟我们一起来了。她已经很懂事，一路上记了不少笔记，还写出几首让丁丁非常中意的诗，并且配了她自己的画。遗憾的是，这些东西都是英文的，译成中文便会失去磁力。我发现，这些诺贝尔经济学家们，因为都是年过七旬的老人，所以很喜欢孩子。于是明明为丁丁的这次“学术旅行”抹上了一缕淡淡的彩云。 汪： 布坎南教授看上去有些清瘦，但仍保持着农民一样的健壮与平实，这平实里又带着很强烈的学者风范。他是在田纳西州农村里长大的，始终热爱土地，热爱劳动，热爱自由：从我读过的他的两份自传里我知道，他如同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那样真诚地生活。思考和接人待物。与此有关的一个故事是这样的：6月9日，我启程的前一天早上，我把最后定稿的五页纸问卷共七个问题传真给贝蒂。当时我已经全心全意转去思考诺斯的问题了（由于诺斯最近研究领域的“疯狂拓展”，我决定把给他提出的问题与我要向西蒙提出的问题放在一块考虑，后者是真正我们所谓“一不小心得了个经济学奖的”科学家）。第二天清晨，小李正在收拾我们的行装（飞机是晚上9点的），我们突然收到贝蒂发来的传真。贝蒂是这样写的：“亲爱的丁丁，非常感谢你发给我并请我转给布坎南教授的问卷，可是我很遗憾没有能够把你的问卷交给布坎南。事实是，他一如既往地每天早上6点来办公室上班，所以他是第一个见到你。的传真的人。不仅如此，当我8点钟走进办公室时，布坎南教授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并将打印出来的答复交给了我。这说明他很喜欢你提出的问题。当然，我们希望你不要因此而取消访问我们的旅行。你可以在访问这里时，与他做更加深入的讨论。顺便提出请求，可否将你们的约会从下午2点提前到上午9点？因为第二天是国庆前夕，办公室的人都会放假，而放假的前一天通常办事效率会降低。最后,回答你上次电子邮件提的那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儿的男士们上班从来不打领带。期望着见到你们，贝蒂。并附上布坎南教授给你的回信。”收到这样一份传真真令人鼓舞。我是这样回答贝蒂的：“亲爱的贝蒂，你送过来一份多么让人惊喜的传真啊！我会努力想出一些新的问题当面请教布坎南教授的。同时，回答你提出的请求我当然可以在上午9点到达你的办公室。你想想看，一位如布坎南教授这样年纪与资历的老人尚能每天6点上班，5点下班。一个像我这样四十几岁的年轻人怎么好意思仍袭惯例在上午10点造访呢？” 布坎南在自传里曾多次强调他身上的乡上气息和农民性格。他说他之能够在四十年代与他的老师奈特（也是芝加哥学派诸领袖公认的老师）一见如故，结下终生情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二人都来自农村，都有着早期联邦党人乡土味道的政治经济思考。我在布坎南小屋二层与布坎南谈话时，见到客厅外问墙上只挂了两张照片，都是黑白照，放大为6平方尺左右。一张是弗兰克·奈特的，另一张是斯德哥尔摩学派领袖诺特·威克塞尔的。这两人被布坎南尊为他毕生的精神导师。 布坎南的乡土气息又与他的学术生涯主要在弗吉尼亚渡过密切相关，我们中国人谕“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意思是人的性情思想与其生长的环境水土有很密切的关系。我总爱引用“燕赵多悲歌，齐鲁多鸿儒”来说明这个看法。对美国人来说，弗吉尼亚是培养政治家的摇篮。这里养育了几乎四分之一的美国总统，美利坚合众国最早的五位总统中，四位来自弗吉尼亚——乔治·华盛顿、汤玛士·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和詹姆斯·佛农，此外还有参与起草费城宪法的乔治·梅森。美国历史学家们常说“不能想象没有了弗吉尼亚的美国在这个世界上会是什么样子”。这里是南方与北方的交界——楚河汉界。历史遗迹、著名战场，比比皆是；这里的风土人情，男人过于稳重，女人过于浪漫，二者的结合恰恰是“政治”。正像这里房屋的形态，典雅廊柱围起维多利亚式白色的门厅，后面衬托着深红色厚重的砖墙，拱出哥特式的窗顶和屋顶，这里包含了弗吉尼亚人文政治家杰斐逊的强烈影响。杰斐逊是美国历史上为数极少的(与欧洲不同)能够享有“文艺复兴式人物”称号的思想家。他一生酷爱艺术与建筑，曾专门从意大利引进数百工匠为弗吉尼亚州雕刻大理石，至今这几百名意大利人的后裔仍然居住在弗吉尼亚境内的一个小城里。杰斐逊在为自己写的墓志铭里绝口不提当过美国总统和弗吉尼亚州长这些事情，他只写了三件事情：起草美国独立宣言。雕刻弗吉尼亚“宗教自由”塑像。创办弗吉尼亚大学。 弗吉尼亚的生活让布坎南的经济思想格外倾向于古典，尤其是苏格兰启蒙时代的古典大师们（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等人）。这种返回古典的倾向在他晚年的著作中越发明显（Politics by Principle,Not In-terest，1998；Liberty,Market,and State,1986;TheLimits of Liberty，1975）。最后，我相信布坎南本人的家庭背景对他的政治经济学思考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他的爷爷当过田纳西州的州长，有一篇报导说，“小布坎南是在祖父满塞着暗黄色卷宗袋的书房里长大的。”此外，布坎南家族与上世纪那位美国总统布坎南有不远不近的血缘关系。 布坎南说他只要有钱就在老家不断购买田产，现在他已经拥有相当大的一片土地了。他喜欢土地，喜欢自己劳动，布坎南与一个农民合伙经营这片土地，但没有任何商业目的，只是喜欢过那种自给自足的日子。他在提到自己的这一偏好时，不忘记提起他仍然是亚当·斯密劳动分工理论的信徒。这种对土地的偏爱让我联想到海德格尔晚年对土地的依恋以及由此引出的极其深刻的思考。我确实在布坎南思想里发掘出了德国哲学的成分。我的这一发掘工作在我访问布坎南时得到了他的充分肯定和评价。尽管如此，我必须告诉读者我自己的感觉：布坎南是美国人里面最富哲学气质的经济学家，但他认为他始终是一位经济学家：我或许是中国人里面最喜欢哲学问题的经济学家，但我始终认为我本质上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经济学家。 李： 贝蒂又在叫我们了，她说要带我们参观这座布坎南小屋里的各类陈列品。这“小屋”从里面看确实是一座楼房，楼下四间，楼上三间。楼下四间之外，又有一条走廊环绕着。走廊足够宽敞所以其中一段被开辟为小厨房，可以煮咖啡。走廊的另一段相当于陈列室。两旁的玻璃书柜里摆着许多荣誉奖章和授奖仪式的大照片，当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快二尺见方木制绘花衬底的诺贝尔奖证书和直径约三寸的沉甸甸的诺贝尔金牌。贝蒂说，这块陈列的金牌是布坎南特意为她复制的，感谢她几十年的服务。1986年底，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授奖仪式的那一个星期里，贝蒂说她兴奋至极，整整笑了两个月。 汪： 楼上三间是布坎南教授的书房。一进套一进。布坎南教授靠在最里面那间书房的长沙发里等我结束“参观”。我走进去坐在他对面的沙发里，准备我的访谈。书房布置得很温暖，沙发旁边的墙上嵌了一个大壁炉，占去半扇墙壁。壁炉以红砖精心砌成，炉膛里还有不少木炭。在我和布坎南之间的茶几上，堆满了他正在处理的文稿和信件，其中一迭书稿大约两尺厚，刚好让我把录音机放在上面…… 原定三十分钟的采访一直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有时我听见楼下传来贝蒂与小李聊大时发出的爽朗笑声，会注意到我已经大大超过了时间。我尽量简短地提出。我的问题。布坎南教授谈得兴致勃勃，似乎毫不在意他已经延误了至少两个当天上午的约会。我们讨论得非常深入，所以也非常坦率。他是一个如农民那样真诚的思想家，绝不计较坦诚的批评。我们有时一起探询某个问题的细节，那神情让我想到学生时代在学习小组里与朋友们求解习题时的样子。 李： 丁丁终于下楼来与我们会合了，我们与热情的主人们握手道别。贝蒂告诉我说她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朋友，让我们再路过这里时别忘了来她这儿做客，明明也玩儿的很开心。她在布坎南小屋外面的树林里见到了许多小松鼠，她送给贝蒂的“夏威夷果仁（MacadamiaNuts）”是贝蒂最喜爱的东西之一。 汪： “元首饭店”座落在第十六街与第N街交叉的地方。我结束了两个小时的漫步，从国会山走到白宫，沿第十七街回到饭店。我一路上考虑着怎样把布坎南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他对美国宪法精神的反思与1776年的今天联系起来写一篇随笔。但思绪万千，浮想连翩，结果是写了这篇以“贝蒂”为主角的散文，并且欲罢不能，非要以那只可爱的小松鼠站立在宪法大道1000号路口为开端。我深信这也是一种“文体”——让思想舒展为思想，让语言还原为语言。 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kas)及其“理性预期”学派获得。关于罗伯特·卢卡斯理论的渊源及其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我已经在《信报财经月刊》95年11月的文章中叙述过了。这篇文章进一步探讨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在近百年里，由阿尔弗莱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正式肇端的经济学理性主义，以“均衡分析”为基础，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被几位分别得到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包括罗伯特·卢卡斯）推展到了某种极端地步。在我看来，这场“百年运动”正把经济学带到社会思想界自孔德(Auguste Comte)时代就开始注意到的所谓“现代危机”。 一、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 阿尔弗莱德·马歇尔在1920年第八版《经济学原理》的序言里指出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物学进化论的，一个是牛顿力学或机械论的。前者靠了“物竞天择”的假设解释世界。后者则从“理性假设”推导出均衡概念。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们从50年代开始不断地论证说，理性假设足以解释那些能够观察到的社会现象。以家庭选择为例，如果最初有两类家庭，一类是胡乱花钱，随机消费；另一类则遵从微观经济分析，仔细计算每一分钱的最大效用。那么千百年以后，当我们来观察这个社会时，我们还可能看到那些随机消费的家庭吗？他们毫无疑问地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了。他们的消失是因为他们无法适应生存环境，这里确实是演进的力量在起作用。但是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假设他们消失是因为他们没有理性。如果两种方法是等价的，那么均衡研究显然有着实证方面的优越性。因为我们可怜的理解力很难把握德漠克利特那条永远流变的河。“稳定”，这是我们人类理解世界的最低要求，我们的头脑实在是大愚钝太缓慢了，对转瞬即逝的现象我们只能感到困惑和神秘。马歇尔有很强大的哲学训练,但是他选择了均衡分析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从实证角度建立了均衡分析方法的经济学理性主义，其所理解的“理性”与1737年写《人性论》和1748年写《人类理解研究》的休谟(David Hume)一模一样。在后者看来,这样的理性也同样存在于动物身上，因为无非是经过长期条件反射形成的行为模式。现代经济学尤其是芝加哥学派，通过1920年奈特（Frank Knight）和扬格(AllynYoung)的连接，直接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但是这个经济学主流和正宗，在其传播过程中，受到其他大学那些强调数学分析的经济学家的(也许是竞争性的)影响，在社会思想方面逐渐远离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如休谟和亚当·斯密）开创的传统。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开始，到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70年得到诺贝尔奖)为止。第二阶段由阿罗(KennithArrow,1972年得到诺贝尔奖）的一般均衡分析开始，到八十年代后期止。第三阶段由博奔理论家们以博奔论方法重写经济学开始，至今方兴未艾。 在第一个阶段的发展中，均衡分析受到来自另一方面，即进化论方面的挑战。许多大师级经济学家如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哈耶克(F.Hayek,1974年得到诺贝尔奖)、西蒙(Herbert Simon，1978年得到诺贝尔奖)、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和卡尔多(NikolasKaldor)等人的批评。批评和反批评的焦点,我认为集中于对“理性”的理解上。局部均衡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如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第八版前言中说的，是假定在所分析的事物之外，一切事物都不发生变化(other things being equal)。反对的观点来自几乎全部可见事实：企业家创新（熊彼特），所有观察到的企业决策者的“有限理性”（西蒙），工业资本主义组织的“动态过程”(钱德勒），均衡分析与现实“非均衡世界”的不相关（卡尔多）。而哈那克从始至终相信“理性”对传统的依赖性。我想把他的更本质性的批评留到文章最后一节讨论。 不论如何受到批评，均衡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在1947年，被一位精通当时数学各种方法的学生——萨缪尔森在其博士论文中系统地建立起来。所谓“系统地”。是说萨缪尔森的工作如此彻底，他运用数学工具于经济分析是如此娴熟，以致今天（90年代）出版的教科书里，这种方法已经被写成可以机械地一步一步执行的“菜谱”和计算机程序。人们可以不用任何思维就从输入一组“数据”得到关于整个问题的解答。使用方便，在各种学术传统的竞争和继承中显得格外重要。萨缨尔森为此得到了他的诺贝尔奖。 在理性主义运动的第二阶段，阿罗领导建立了“一般均衡”理论，并使其成为公认的经济分析的语境（即对话双方得以相互理解的背景环境）。例如当经济学家谈到“效率”、“福利损失”或“国民生产总值”等问题时，他们往往已经假设了一般均衡的存在，并以所谈论的状态和假想中实现了的一般均衡状态作比较。阿罗的工作基于希克斯(JohnR.Hicks，1972年同阿罗分享诺贝尔奖）四十年代的研究。希克斯在研究中总是注意到在两个商品相交换的市场之外还有另外第三个市场(例如“一般等价物”的市场)，正是这三个市场同时达到的均衡决定了每一个特殊市场里的价格。这是一般均衡的思想。 “理性假设”发展到了这一阶段就与博弈论相接了。德布洼（G.Debreu，因一般均衡理论得到1983年诺贝尔奖)证明一般均衡(即所有市场上的均衡同时实现）的存在性，用的是卡库塔尼不动点定理（Kakutani fixed－point theorem)。而博弈论中纳什均衡（Nashequilibrium)的存在性也用到同一个不动点定理(或它的等价定理)。这两者的核心问题是一样的:如果每个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的条件是依赖于其他市场上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时的状态，那么如何保证所有的市场同时达到它们各自的均衡呢？在博弈论里这个问题变成了：如果每个人的最优决策都依赖于他对其他人行为的(均衡的和非均衡的)猜测，那么如何保证所有人的猜测同时达到某种“集体”均衡呢？这类问题由拓扑学的不动点定理解决（参见我在《信报财经月刊》1995年初的连载文章）。一般均衡理论是理性主义运动在这一阶段的主流，尽管我们知道同时期还有“理性预期”学派的兴起。 “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卢卡斯，还有汤玛斯·萨金特(ThomasSargent)。罗伯特·卢卡斯在1964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后去卡内基一梅隆大学任教至1970年。这一时期他集中于单个企业和工业的最优投资理论的研究。当时这是聚集了宏观经济学三大重要问题（凯恩斯政府调节理论及其反对派。经济周期问题。资本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焦点所在(参见我在《信报财经月刊》1995年11月的文章）。正是这一时期的工作影响了卢卡斯在“理性预期”方面的研究。卢卡斯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理性预期”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这种影响用一句话说就是：当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决策往往影响到我们的未来时，我们根据同样的“对称性”可以推断。我们对未来的预期和憧憬也往往影响我们现在的决策。难道不是吗？一个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应当想到未来的工作问题，于是分出一部分时间联系可能的工作单位。父母们总试图设想孩子的未来并且根据他们的设想规划孩子的学校和专业。对核武器的杀伤力的预期使目前的防卫策略变成了真正的预警和攻击策略。卢卡斯进而批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企图把私人企业当成机器，通过政府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思想。因为真正在进行的是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博弈，而不是谁控制谁的问题。我们应当研究的是这场傅弈的均衡，而不是什么社会控制过程的“最优化问题”。 理性主义运动同时还在如下领域兴起：动态经济学，如上述，主要受到资本理论研究（以及二十到三十年代，拉姆希（Ramsey）最优储蓄理论，侯太灵(Hotelling)资源最优消耗理论的推动；家庭经济学，时间分配与生育率下降的选择理论,这方面,以贝克尔(GaryBecker,1992年得到诺贝尔奖)为首的研究已经为人熟知；劳动经济学,以信息搜索模型表述的最优寻找理论，以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1982年得到诺贝尔奖，芝加哥学派领袖）为首；公共选择理论，把威克赛尔(Knut Wicksell)的“一致通过”理论结合于“选票市场”的设想,以布坎南（James Buchanan，其新政治经济理论研究得到1986年诺贝尔奖）为领袖；公共财政理论,先是梯伯特定理(Charles Tiebout theorem),建立了国内自由移民的一般均衡理论,其后是围绕李嘉图等价定理(Ricardo equivalence theorem)展开的讨论,与上述卢卡斯的工作有关,认为政府税收(等于政府开支)等价地减少了私人开支，以巴罗（R．BarrO）为重要人物；新经济史学派，重新认识“奴隶制度”的合理性，以福格尔（Robert Fogel，得到1993年诺贝尔奖）和巴塞尔（Y.BarZel）等人为首的研究；技术进步理论,例如,认为技术与制度进步都可以由市场上要素的稀缺性和市场价格诱导产生，以哈牙密和罗丹（Y.Hayami,and V.W.Ruttan，the school of“induced－institutionalchange”）为首。 在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的第三阶段，九十年代开始了用博弈论重写经济学的运动。所谓“重写”其实是重新解释。记得哈那克在临终前最后一本书中写过，他对博弈论研究方法寄予一定的期望。关于博弈论，香港读者已经不会感到生疏了，因为从1994年博弈理论家获得诺贝尔奖以来，本港新闻报章曾经着了魔般地宣传过大约半年吧？！不论如何，博弈论是目前社会科学研究可以使用的最好的工具了。当理性主义运动把经济学家们带到信息社会的九十年代时，他们发现所处理的几乎所有经济问题都应当被理解为理性的人们之间交互作用进行决策的问题。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告诉我们，在后工业社会里，我们玩儿的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the game between persons)”。在认识我们社会的现代危机方面，经济学家已经落后于其他领域的学者了！ 克莱琅斯(David Kreps),这个年轻的博奔论“四人帮”首领，他应当与宾默尔(KenBinmore，密西根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奔论基础研究者）并列，成为首先认识到博弃论存在的基本问题的学者。他们的著作及文章大多，这里不一一列出了，读者可以参看他们最近的著作：克莱珀斯，《博弈论与经济建模》；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在博弈论研究中，诺贝尔委员会实在是忽略了大多的杰出贡献者（例如Rober Au-mann,JohnShapley,Herbert Scarf，Martin Shu-bik……)。在三个得奖者中,只有纳什(John Nash)那种真正天才的(具强大想象力的)开拓性的工作（有些仅仅是笔记)使他当之无愧为这个领域的先驱者。不过,海深义(John Harsanyi)对政治和道德哲学的关心,使他成为把博弈理论应用于社会基本问题研究的先驱者。 我们看到，诺贝尔委员会把1995年的奖项给了卢卡斯及其“理性预期”学派的工作。从上述理性主义运动的广阔意义上看，这只是1994年博弃论得到诺贝尔奖的余音。 二、作为“极限”的理性与“理性主义”的极限 如上述，主流的正宗的经济学家们，继承了休漠开创的经验主义传统（以及卡尔·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把“理性”假设作为一种方便的“工具”推展到了极端的境界。以贝克尔后期工作的新经济增长模型为例（参见我在《信报财经月刊》1995年上半年连载文章，又载《经济研究》94年7月），在贝克尔模型里，第一代家长在决策时使用的是所谓“王朝效用函数（dynastic utility)”。我们可以理解,贝克尔是依据了同样的。上面引述的反击进化论时的理由——那些能够生存下来被我们观察到的家族或“王朝”看上去一定是理性的，祖祖辈辈最大化他们王朝效用函数的家族。但是当我们在博弈论中试图接受贝克尔的观点时，我们会遇到麻烦。 克莱琅斯和宾默尔详细讨论了纳什均衡的意义，他们的结论，像老前辈阿曼（R·Aumann）的看法一样，仍然是：所谓“均衡”只不过是大家都认为显然的游戏的一种玩儿法。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大家都认为这同一种玩儿法是“显然”的呢？克莱铂斯在《微观经济学教程》第410一417页列举了五种解释。总括来看，这些解释最终依赖于人们共享着的知识传统的特性。这在我自己的研究里称为“知识结构”。 举一个例子说，在著名的“囚犯悖论”博弈里（参见前引的我在《信报财经月刊》的文章），两个囚犯都知道互相信任可以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好处，但是他们仍然选择了“不合作”的策略，即纳什均衡。每一个人的推理过程都是无限理性的：假如我选择“合作”策略，我的理由是什么呢？我必定是相信他也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他根据了什么理由选择与我合作呢？必定是他相信我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他为什么相信我将选择“合作”而不是“不合作”策略呢？必定是他认为我相信他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他据了什么理由相信我将相信他将选择“合作”策略呢？必定是他认为我将相信他将会相信我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如此类推，以致无限多的“但是”。通过这个过程达到的极限状态的知识在博弈论里叫做“共享知识（common knowledge)”。读者能够想象这个无限的推理过程吗？不仅读者想象不了，连西尔顿(R．Selten,1994年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认为人类理性不大可能完成这么无限的任务。那么我们如何对待芝加哥学派的那个著名的理性主义辩护呢？在贝克尔或卢卡斯的理性选择模型里，人的理性只需要计算无限遥远的将来的成本与收益。这在芝加哥学派“理性与演进淘汰过程等价”的道理中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时，彻底的理性假设就要求博弈各方做上述的无限推理。那是一种无限的“由己及人，由人及己”的反复过程。如果我们仍采用芝加哥学派的论证说：那些存在的，被观察到的行为，一定是均衡的，看上去一定是理性的结果。那么我们就等于取消了博弈论研究的目的。不是吗？博弈论学家们关心的正是在许多可能的均衡中，人们将会停留在哪些均衡状态里。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到判据来排除一些可能的均衡状态，来认定一些更可能出现的均衡状态。我们完全无法接受“凡是存在的必是合理的”这类黑格尔式的论证。结论：“芝加哥学派辩护”在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的博弈论阶段完全无效。 现在让我们站在一个超越经济学的层次来看待这个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困境。早在维也纳小组的核心人物恩斯特·马赫的时代，研究知识论的学者就已经表述了上面那个令读者头痛的博弈论里所谓的“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用分析哲学家魁恩(W.V.Quine)的术语，当我认为“我知道”的时候，我知道了某件事情。当我认为“我知道我知道”的时候，我已经确认了“我知道”这件事。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必要无穷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也就是说，我们说两次“我知道”就算是到达一个“不动点”了，就是均衡了。但是博弈中出现的问题不是重复说多少次“我知道我知道”，而是重复推演无数次“我知道他知道”。这才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困难。用胡塞尔（E.Husserl）的术语，这叫做“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指称一件知识当我认为真确时，是否别的人也认为真确。我以为，由“主体间性”及其缺失所产生的“现代性危机”，是当代社会思想关心的核心问题。 在社会学领域中,孔德(Aug1istu Comte),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韦伯（MaxWeber），和帕累托(Viifrado Pareio),都已经强烈感受到社会进入现代时的那种“基础瓦解”的失落心态。是什么东西造成社会基础的瓦解？什么是一个社会的基础？这些问题正是早期社会学大师们研究的主题。上述社会思想家们思考得到的结论是：知识的分裂，每个人（由于分工和专业化）占有与其他人不同的知识，这造成人们价值观念的分野和进一步瓦解了社会的道德共识。我们从美国最近的辛普森审判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律知识的局部化造成陪审团的决定是多么出乎意料。事实上你从大街上找不到一个人，他或她的知识结构不使其从其局部的特殊主义的角度(肤色、职业、国籍，等等)来理解原本应当是普遍主义的法治下的法律。这就是我们的危机。 在经济学自己的传统里，休漠在《人类理性研究》中已经说得很明白：“只有习惯可以使动物由刺激它们感官的各种物象来推测其恒常的伴随，并且使它们的想象在所谓信念的特殊方式下根据一个物象的出现，来构想另一个。在我们所观察到的一切事情方面，不论是高等的，或低等的，它们这种作用，只有这种解释，并没有其他解释。”（中译本95页）哈那克非常重视休漠的这个思想。在他自己的主要著作《致命的自负》中，休漠的这一思想实际上被表述成海那克体系的三个思想来源之一。哈那克论证了为什么“理性”只能是从传统中习得的理性。不仅如此，哈那克进一步论证为什么传统常常必须在同当代理性的斗争中才获得继承并建立与之符合的新的理性（“理性在服从传统中变成理性”）。 让我总结一下。我们从非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得到这样的印象：如果均衡(例如纳什均衡)是一群人得以组成“社会”的基础，那么这个基础是建立在共享知识上面的。这个共享知识在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中叫做“主体间性”，在社会理论中叫做“道德共识”，在哈耶克看来叫做“传统”，在我自己的研究中叫做“知识结构”。不论如何，这是一种“共享的知识传统”，它使得人们在许多可能的均衡策略中一眼就看出哪些是“明显”的玩儿法。博奔论研究交互作用的一群人的均衡的存在性和实现均衡的条件。所以它迟早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是说明共享的知识传统如何影响博弈均衡。我的阅读表明，目前的理论家中只有三个人的著作表现出来他们对这个基本问题是意识到了的。他们是宾默尔、克莱珀斯和绍特。为了解决这个基本问题，经济学必须结束它那种“帝国主义”态度，虚心向非经济学家学习，必须重新了解我们经济学所使用的“理性”的含义，甚至必须先了解“意义”的意义。我们不必从头开始，非经济学的学者们早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前沿性的思想，我们一直以来的问题是“视而不见”，也许因为我们自己的学术危机尚未降临吧？ 目前，由博弈论重写经济学的理性主义运动正在方兴未艾，我不想给读者独断性的结论。我的文章的结论只是勾画出我对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的现代批判。这种批判的方向是把经济学带回由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开创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去。希望我的“批判的批判”引起更多经济学家或非经济学的学者的兴趣，以便对经济学未来的走向做深人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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