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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阶段，也就是半年光景，我接连写出了《彩电！彩电！》、《肃贪七十八天》、《老泡儿》、《雇工咏叹录》、《今日赌潮》、《独身者》、《两户合居现象》、《盲流冲击波》、《童工一角》、《地下劳务市场》等二十余篇类似文章，散见于《中国青年报》、《中国社会报》、《金盾》、《北京工人》、《消费时报》、《开发区导刊》等各种报刊，当然，发的最多的还是《北京青年报》，当时，几乎每月必有一篇我的作品见报。 不知不觉中，这类作品积有三十余万字了。我自己都不禁惊讶于我这一段的创作热情之旺盛，运笔之快捷。在这过程中，我也渐渐地明确了我开始并不明确的写作目的。我觉得我停下诗歌创作，投身于社会纪实是起始于一时的冲动，但实质产生的结果，却不是冲动两字所能涵盖的。这对于我完全是文学上的一条可行的新路。它所表现的尽管从表面上看脱离了自我，脱离了自我构筑的理想净界，但实质上仍融汇着自我的理想与追求，它是通过揭示剖析社会问题从另一面来引发人们对美好的向往，它没有悖逆于我的志趣，我完全可以把它视为我人生中的一片阔野倾力地开拓下去，以便以其更多的成果来更全面地展示我存在于今世的价值。 是的，我渐渐认识到了，我实质上正以一种俯视的角度去审视时代与社会，并用文学的形式揭示其走向与嬗变。而由此，会促使人们在观念上升至一个新的层次，在行为上有所校正，这对于我，自然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啊！ 这一年的岁末，我通过朋友结识了XX出版社的编辑汤青，他见到我已经发表了那么多此类作品，建议我尽快整理成册，他愿意帮我出本专集。 整理工作并不难办，只需一把剪刀剪贴一下即可。但我想为了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工整感，编辑阅读起来顺眼，决定把剪贴好的稿子拿到一家印厂业务室想请人用电脑打印出清样。 就在我兴冲冲地推开这家业务室房门时，迎面正见老板在打他侄子。这侄子十八九岁，是从农村老家过来的，在他手下跑业务，也就是给印书单位送校样。只见他一边狂吼着：“让你喊！让你喊！”一边揪着这侄子的头发从外间房往里间拖，且不停地用脚往其身上踢。 我忙上去劝解：“怎么回事？” 这老板把侄子操到墙角处，恨恨地说：“这个笨蛋！干他妈什么也不上心。版都制错了！”他说着又踢了已经蜷缩成一团的侄子一脚：“你说，该打不该打！你刚多大？就成天想着搞对象？有那个闲工夫多学学业务多好！老婆还怕找不着？” 原来，他极想把这侄子培养成才，帮他支撑起厂里的全盘业务，但这侄子根本就没有这种意识，在他手下没干几天，便搞开对象了，一得手，就又张罗着回老家去结婚。他生气，觉得白费一番苦心，这会儿，抓住了他一个茬口，便忍不住发泄起来。 我当时没有多说什么，但心里不禁有所触动。这位侄子近说是他的亲戚，远说，是他厂里的雇工。而在今日社会，众多的从外地来京谋生的雇工为什么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京城占不住脚，混不出眉目来呢？我想，这些人也许正和这位侄子一样，目光的短浅与观念的狭隘，使他们面对理想之路铺在脚下亦视而不见。他们不远千里地来到京城，急功近利，只知道卖体力挣钱，很少想到为今后的发展好好进行一下自我铺垫，稍微有所满足便不求进取了，他们实在是难以摆脱“落后”这两个字的农民。 这也不由得让我联想起一连串的我近期耳闻目睹的雇工的故事。他们是一个新的阶层，他们与现实社会有相容又有不相容之处，他们的依托何在归宿何在，当是他们亟待明了的问题，而世人也有必要在繁杂的世象中给他们以正视，因为他们的存在在当时就已经关联着整个社会的进程了。而一个个雇工的故事浮现在眼前，更促使我由沉思转向冲动。我想，我是不是应当认认真真地写一部反映他们生存状态的东西，以引发更多的人关注呢？我零零碎碎地已经写过一些他们的生活片断。但那些都是浮光掠影式的。我是不是应当真正静下心来深入进去，给希望了解他们的人提供一个更新的视角呢？这应当是有意义的，这起码对社会学家来说，可以由此得到一点理论上的依据。 我想起了骆一禾的约稿。我决定就抓住这一问题写一部新作。 于是，一个半月之后，我把近五万字的《雇工世界》送到了骆一禾的手中。 我说：“我这是倾心倾力之作。” 他说：“我相信你的文笔，我会尽快送审。” 他当时精神很好，正在家中集中精力为卧轨自杀的海子整理遗作。他让我看了整整一木箱子的海子的手稿。那起码有二百万字，都是没有发表出去的文学作品。可以看出，海子是极勤奋的，但又没有几家刊物肯扶助他。他可谓是嫉世愤俗而去死的吧？骆一禾说，他一定要想办法帮他出一部诗集，因为他觉得他的诗歌成就是许多人不能相提并论的。 我没有看海子的遗作，但我很钦佩骆一禾这种颇为侠义的行为。他的妻子告诉我，他现在太累了，几乎每天都要熬夜熬到深夜十一二点，为了海子，他自己的创作都停了。 那一天，我们聊了很久很久。从海子聊到当代活跃的诗人，从诗人们聊到诗的走向。他是一个极富学识的人，他对诗有着很独特的见解。他主张意识叠加与扩延是诗创作的重要手法，奇与妙全在这中间是否恰到好处。对于诗的张力，他举出“虎啸跃过屋顶”这样一个句子。他说：“一个跃字使无形变为有形，大大强化了诗中主体形象的动感。”他又举出雪是“飘飘的美妇人在轻叩我的窗子”这样的句子来讲诗的意境美。他说：“联想是创作意境的关键所在。” 当我走出他的家门时，已是深夜十二点了。天上正下着白白的雪，这些飘飘的美妇人在路灯的照耀下，闪着莹莹的光，让人感到超然又亲切，让人独自漫步干清寂的街道亦不觉寒凉。 那一晚，我在这个比我小许多岁的人身上，这个并不高大戴着细边眼镜的人身上真的得到了许多教益，使得我至今难以忘怀。 极其意外的，时隔不久我接到了骆一禾妻子的电话。她告诉我，骆一禾由于先天性脑血管畸型，突然脑出血。 我匆然赶到医院。 但这个时候，我们再无可能促膝侃谈。 他僵木地躺在那里，给我的只是一份愕然。 他的葬礼是在一片慌慌的氛围中进行的。没有哀乐，有的只是人们相互观望中的一片疑虑与不安。那与他的逝去没有直接关系，但它却明显地影响了前来悼念者的情绪，人们似乎都不敢过久的伫留。但我还是径直地走到了他的近前。 那一刻，我的心好沉重。死亡，多么残酷，它让多少愿望成为遗憾。他要做的，没有完成。他是追寻海子去了吗？他是迫不及待地要告诉海子，你的作品在这个社会难以得到应当得到的认可吗？他是希望如此才能得到这位先去者的谅解吗？ 他在发病前，还在翻阅着海子的作品！而一个又一个出版社却都以“诗集”没有订数拒绝海子诗集的出版。 没有人肯为我作答。人们都默默无语，人们的目光即使相遇了，最多也只是相互点一下头便迅速避开。但有一位中年女士接受了我的目光。 她说：“你是艳齐？我一直还以为是一个女孩子。” 骆一禾的妻子告诉我：“这就是《十月》的副主编田珍颖老师。” 我久闻其大名。她是北京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持重又不可冒犯。 她中等身材，装束朴素而得体。她注视我的时候，我发觉这是位必须恭敬的长者。 她说：“你给骆一禾的稿子，在我那儿，容我看看。” 我忽然感到，我正面临一位严正的审判者。 审判者不无公正。半年之后，《雇工世界》在《十月》杂志以显著位置刊出。 拿到样刊的那一天，我心里好高兴。因为它的发表标志着我的社会纪实在文学界得到了认可。而《十月》杂志又向来以严肃著称于世，我的作品刊发其上，又于无形中定论了我的创作品位。 《北京工人》杂志社总编胡冠亚看完此文，非常欣赏。他说：“你到我这儿来吧，把记者部帮我挑起来。我这儿缺乏你这样的人。” 《北京青年报》总编陈冀说：“艳齐，你能写出这等作品，更得为我报多写了。给我当特稿记者吧，一月给我来一篇就行。” 《北京法制报》副总编王春雨也真诚地希望我能到他那儿撑起一摊。 而我当时确实有心挪动挪动了。因为这会儿的《成发报》由于经济拮据，人心浮动，全无一点纯正的文化氛围，有的，只是人人争先恐后的想办法自己到外边去捞钱。我已与之无法相容。但我最终没有转向这些盛情的邀请者，而是走向了一家行业报。许多朋友说：“那儿不适合你发展。”但我不求在报社本身有什么发展，我已经有我自己明确的人生目标，现在，对于我最重要的是时间。介绍我到这家报社的赵守安说：“没有空间就没有时间。”我觉得这话有道理。而这家报社承诺：“只要你来，就能分到房子。”房子正是我需要的写作的空间。原有的出出进进只一间的居住条件才真的不适合我发展。 我没有过多犹豫地再次跳槽。 我终于有了一间便于静心写作的地方。那是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位于城南太平桥，面积有三十余平方米，不大，但已令我相当知足了。为了有这么一个空间，我可以说奔了近二十年。小时候，二十来平方米的小平房里挤着我们一家七口人。我为了免于干扰，每天放学后，拉着小车到街道墙角捡砖头，整整捡了三个月，转悠了半个北京城，最后，自己动手和泥砌墙用破板子搭顶，支起了一间进深一米长约两米的小窝棚，那便是我的第一个写作间，在贫民大院里的写作间，那年我只有十四岁。在那个小窝棚里，我写了有十余万字的反映学生生活的小说、诗歌。尽管没有一篇得以发表，但它奠定了我后来的写作基矗在那里，我远离了学校那位班主任的阴狠的目光，拥有了一片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我可以随意畅想，任思绪飞扬。在那里，我得到过激励。我的一组《五七诗抄》寄给北京出版社后，当时在少儿组的田增祥很快回信，告诉我，拟选两首入他正在选编的学生作品集中。虽然后来由于政治的原因，那本集子没能出版，但它却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它让我相信了自己，相信自己的作品不无水平，是终会问世的。当然，在那里，受到最多的还是频繁的打击。那时候，社会上没有文学刊物，除了一本《北京少年》之后，我可投稿的地方只有出版社。我当时的信念就是，我也要出书。现在想来，那着实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但在当时，它却是我精神的支柱。这一信念戳在那儿，我就是在学校里再受老师的欺辱同学的歧视，我也觉得我活着是有意义的。我当时不仅往北京出版社寄成本成本的诗，还往人民文学出版社寄小说集故事集。得到的自然是：“您的大作经审阅，不拟采用，望继续支持我们”，或“大作退还，盼常联系。”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自己大有希望，认定人家肯如此回复，还是看到了自己大有潜力可挖；我只要再努力一番，会成功的。也就是说，那时候，退稿的打击尽管接踵而至，但始终没有令我沉落到难以承受的地步。倒是有一天，我二哥趁我不在的时候，把我写的近七八万字的东西全撕成碎片，我赶回来后，却真如遭到五雷轰顶。我几乎难过的想死。我哭了不知多久，我觉得他毁的不是我的稿子，而是毁了我活着的信念，毁了我的生命。他根本就不理解我，他根本就不知道那时候，他的这个小弟弟正在学校里经受着怎样的精神摧残。他只觉得我“快写成神经病了，再写下去，得写死。”全然不懂得文学有着何等的拯救弱者和濒临绝望者的作用。我永世不会忘记，我的母亲为了安抚我，熬浆糊，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把那些碎纸又一片片粘连起来，送回我那小窝棚。我当时不敢面对母亲那怜爱的眼。因为我还不敢断定，她粘连起这些碎片，就可以成全出一个出人头地的能给她带来荣耀的作家诗人！我当时只是趴在那堆稿子上哭。现在想起来，我的心还是酸酸的。我觉得我的母亲是最理解我的。她没有文化，只是一个家庭妇女，尽管她并不知道她的儿子这时候选定的是终身的道路，但是她知道她应该怎么做才能使她的儿子活着有奔头。那间小窝棚后来被一间稍大一些的房子替代了。那是在我插队返城之后。在农村的日子里，是不可能有写作间的。多苦多累多难，我也不肯放松我的写作。在别人下工后聚到别处闲聊胡侃打牌消磨时光时，床板便成了我的写字台。那时，对于我，最大的奢望便是还能拥有一间那样的小窝棚，谁也不会来打扰我。 返城后，建筑工人的职业，给我提供了一种方便，那就是，废弃的建筑材料轻易就可以搞到，这使我萌动了改善我写作环境的念头。 虽然那间小窝棚伴我度过了少年时期，与我结下了特殊的情缘，但我最后还是拆除了它，让出地皮，在众多同事的帮助下和影一起建起了一间十二平方米的比较正规的小瓦房。在那里，我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挺像样的写字台。我的二哥不再干涉我。我每日下班后吃完晚饭便进入这个小天地，一写就是后半夜一两点钟。后来，它成了我和影的婚房。我们的儿子也是在那里出生的。家的建立使我感受到了男女之欢天伦之乐，但又与无形中使我失去了安静的写作空间。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变得性情极躁，时不时的冲走进身边欲与我亲热的影发脾气，恨恨的用拳头砸桌子。我表面上是埋怨影打扰了我，中断了我的思路，实质上我是恨我窝囊，一个堂堂五尺男儿，那般苦苦地奋斗了十几年，竟连完全属于自己的地儿都没混上。影理解我，她受到我的斥责，从不与我吵闹，她最多只是躲到一旁哭泣。一到这个时候，我又不得不停下笔，搂住她，去哄她。我说：“我已经走到这份上了，只能写下去，一定得写出个名堂，不然，我何必当初？我已经把整个青春都交待给文学了，我要这时候中止了，放弃了，我会悔恨一辈子。再忍耐一段吧，我相信我这辈子不会像我父亲那样，到老了，也没混出个像样的窝。你看我的，我一定会成功的。我会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的。” 我当时的成功的标准是：一、作品得到社会的接受，得以大量发表出版；二、生活环境彻底改观，让妻子儿子也能过得舒适。影被我哄得不哭了，我便劝她先睡，自己又回到写字台前。有时候，她临睡前要那样，我也是满足她之后，又披上衣服继续我的写作。那的确可称得上艰苦至极。但我不能停下来，我觉得我一旦停下来，就等于前功尽弃。实质上，那时候，我还够不上是在创作，只是一种练笔。但我不认头不甘心，认准自己每写的一篇小说或诗绝对够发表水平，不比任何已见刊的作品次到哪去。于是，我不断的投稿，以至后来几乎每周都可以收到退稿信。离开那间小房的时候，我接到的退稿信足有一尺高。支撑我的，完全是意志，意志的根基又完全是自信。那时候，白天得到工地去上班，去推小车去筛沙子去到脚手架上抹灰，唯一可以写作的时间只有夜晚。写得困乏了，我常常是用冷水激一激头接着干。我是在拚体力，拚命。这中间最苦的，应当说还是影，她与我结婚后，真的没有得到过什么温存和快乐。她总是处于一种等待状态，等待我上床，等待我能在“百忙中”抽出一点点时间给她以爱。那种等待到后来实质上成了对她的一种煎熬。但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她选定了我，只能苦苦承受，只能独自去抽噎落泪。我舍不得拿出过多的精力满足她。我对于影几乎变成了一个枯燥无味的木质品。但我自己却愈发意志坚定地奔碌在文学的坎坷漫途上。在那间小屋，我们就这样一起过了三年。 1985年，我已经不再是一个社会最低层的抹灰工了，我从保卫干事、团支部书记、工会主席、团总支书记，一步步走上了万人企业团委书记的位置。仕途，对于我，可以说是相当顺畅的，我平均是两年上一个台阶，成了当时公司里最受年轻人羡慕和嫉妒的人。 但在文学上，我仍不如意。我只是在一些三流报刊上零零星星的发表了一些诗。我的心还没有向自己点头。我必须继续在文学上修炼，以期走到我梦想的极致。这个时候，单位分给了我一间一室一厅的楼房，但上下班距离太远，每天来往得耗掉我两个小时的时间。八小时之外的两个小时，对于我太宝贵了。为了找回这两个小时，我在那里没住多久，便把这套房子换掉了，换到了离办公室只有几步之遥的西外，一居室变成了与人合居的一间房。我和影又重新开始了以往的那种生活。慢慢的，对本职工作的厌倦，我更加渴望能有一个宽敞明亮的舒适的空间，因为我愈发地坚定了此生只走文学之路的决心。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当你发觉在有限的生命里，你要做的事情有可能一放松就完不成，你会难忍焦急的。我真的怕我这一生一事无成。要是那样，我会懊恼地在临逝前质问自己：你来这个世上干什么来了？难道就是为吃饭穿衣睡觉吗？我不管别人对人生怎么看，我就相信只有富有创造性的劳动才是有意义的，只有心对自己点头了，才能真正获得轻松。我需要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来成全我。 1990年的春天，我的这个愿望实现了。我真的是极其兴奋。 我可以让影和儿子住在原处不动，而我自己可以不受任何干扰了。 新房成了我独自享用的写作间。 影和我商定，既然写作条件改善了，那么让一切都有规律吧——我要每周回家两个晚上，别的什么也别干，就陪妻子和儿子。 我答应了。 华超突然给我打来一个电话。 他在一家大企业还干着与我过去在建筑公司一样的差事，我们相识于1986年的大连海边浴常那次是北京市团市委组织的团干部消夏活动。在碧蓝碧蓝的海水中，他穿着一条窄窄的泳裤远远地向正歇卧于沙滩上的我走来。他有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头，仪表堂堂，且有着肌肉发达的四肢，是个很帅很标准的男子。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热情，诚恳。他先向我点了一下头，然后问：“你是不是叫艳齐？”我说：“是埃你怎么认识我？”他笑着说：“你像个诗人，我从这么多人中一眼就看出了你。”我说：“我还称不上诗人。”他说：“别客气。我也是写诗的。我看过你发表在《诗歌报》上的诗。写得比我好。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情况，今天真高兴，还是有缘。”几句话，我们之间的距离不复存在。我们很投机地聊了很久。我告诉他，我现在写得很苦，一直在寻求自我突破和社会意义上的成功。他说：“你会成为当代中国的大诗人。我绝对不会看错。”我从不愿听别人奉承，但这句话却让我感到他于无形中为我注入了一种巨大的力量。我觉得我自己也应该有信心让他的预见成为现实。心的相通，使我们在返京之后，很快成为挚友。他常常约我到他那里看他的新作，或一起探讨诗的走向，但我自从离开建筑公司，又有好长时间彼此没有联系了。 他在电话里说：“晚上过来聚一聚吧。” 我很高兴。我想知道他近来的情况。 到华超宿舍门前的时候，是晚上九点来钟。在这之间，路遇过去在建筑公司时的一个熟人，他叫章志强。我当团支部书记时，他是我支部的团员；我当团委书记时，他是公司大院的清洁工。近十年光景中，我们虽然抬头不免低头见，但很少有凑在一块闲侃的时候，他总是对我敬而远之。而他，因为人极瘦小不起眼，我也很少注意。如今分开了，不在一个单位了，无意中在马路边上碰上，还真感到很亲切。他对我搞社会纪实很感兴趣。他说：“只要报上写着你名字的文章，我都看。文章写得都不错，只是内容还窄了一些。其实，社会上有些事，比你采写到的要邪乎得多。”他问我：“想不想写写深点的东西？”我说：“当然想了。”他说：“要想，那可得有胆儿。”我问：“什么邪乎事，还得要胆儿？”他说：“你见过家庭舞会吗！”我说：“没见过，但能想象得出。”他说：“你想象是什么样？”我说：“不就是约几个朋友一块跳跳吗？”他说：“那你太孤陋寡闻了。” 于是，他给我讲述了他常参加的一种家庭舞会：凡是参加者都必须自带异性舞伴，进门后，必须脱光衣服，一丝不挂，舞会进入高潮之后，舞伴互换，就地交欢，就是丈夫看着自己的妻子与别的男人干上了，也不准吃醋，因为你也可以随意选择别人带来的女人尽情尽兴。我听了，觉得这事有点过于邪乎了，便问：“你去过？”他说：“当然去过，上周我还带一女孩在那儿玩了一个通宵呢。”我问：“都是什么人组织这样的舞会？”他说：“当然是朋友了。”我说：“这人不成群交的动物了？”他说：“这还新鲜？人本来就是动物，不这样，还谈什么痛快？”我说：“这社会真到这份上了？”他说：“不信，我可以带你去呀。不过，要去，你得先想好喽，进门得先脱，不脱，你可甭想深入。”我说：“那我还真得考虑考虑。”我实在想象不出那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也确实鼓不起勇气去那样的实地采访。离开章志强，我想：他可能是瞎侃吧？社会能“进化开放”到这份上？但一敲开华超的门，我才发觉我落伍了。屋里，挂着窗帘在放录相，一个长发女人正倚着被垛看得入迷，见我进来了，也只是点了下头，没动窝。我一看那荧屏，好家伙，一群赤条条的男女正颠龙倒凤折腾得起劲呢。男的用舌头舔，女的有嘴嘬，什么花样都有。我不由得心旌晃然，那女人却泰然自若。华超见我直杵杵地戳在当屋有些困窘，一笑：“坐呀，坐呀。”我坐下了，眼睛却不知往什么地方看。人都有虚伪的时候，这一刻，理念提醒我那一切实属淫秽之极，好奇心却极力地往那儿牵拽我的目光。我对华超说：“放这个，可小心点。”华超道：“没事，这楼上的人都看。”我故作严肃：“别忘了你还是团委书记呢。”他大笑：“知道毛片是怎么回事了，才能更好地教育团员青年不要被黄毒污染埃”至此，我真有点不再怀疑刚才章志强跟我说的那一切了。人们已“开放”的程度，早已超过了我的想象，我恐怕属于太正统的那一路人了。 华超见我挺别扭，关上了电视，把那女人介绍给我：“这也是诗人，著名的诗人XXX，她一直想见见你。” 这时候，这女人才把注意力转向我。她坐直了身子，俨然一派女主人的架式，向我伸出一只纤细的手，轻握了一下我的手：“你好。” 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她。她不漂亮，体形也一般，只是留着披肩长发透着一点时髦。我想，华超叫我来，大概就是让我看看这个女人。他早到了该找女人的年龄了。可是这个女人如果要做华超的女朋友，我觉得，华超有点自降档次了。看得出来，昨夜，他们一块睡了，这女人的黑眼圈告诉了我。 但华超递给我一本诗集，把我的注意力像以往相聚一样又引向了诗。 他说：“这是她白天在书摊上买的。” 我浏览了一下诗集的封底封面，那上面赫然印着：汪国真诗抄——年轻的潮汪国真是何许人，我当时一无所知。 我问：“这人的诗写得好？” 华超说：“不是好，是正热。现在大街小巷的书摊全有他的书。 我看了，那不叫诗。你也翻翻。我就觉得怪了，怎么这种东西竟能走俏市常”XXX道：“这还真是多年少有的现象。工人日报都把汪国真吹成当代的徐志摩了。” 我翻看了几页，忽然心潮抑不住一阵冲动。 影对疲惫不堪的我说：“XX出版社的人来了，等你半天了。” 我眼睛一亮，赶忙从门厅走进卧室。 我这一天，跑了整整一个下午。 是的，我也要出一本诗集。这完全是汪国真诗集的走俏刺激了我，让我无法坐视观望无动于衷。华超在我面前只是表露了众多诗人的普遍心态，但我想到的，却是要和这位“当代的徐志摩”一比高低。我觉得崇拜汪的少男少女们是盲从地走入了一个误区，他们并不知道诗为何物，以为只要朗朗上口表明某一个哲理便是好东西了，我要为他们提供一个真能有益于他们文学修养的新天地。这个新天地的建构物，便是我的诗。我自信，我的诗与汪诗相比绝对属于另一层面上的；任何一位有学识的人都会从我这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感受，因为我敢说，我的诗是情与美的完满结合。这不是由于我在诗的创作上已修炼了十年有余，关键的是，我觉得我悟出了诗是人类精神的净界这一本真，在表现手法上做到了心神合一，且人们从我的诗中，会感知到这一净界的存在。而我从小就梦想着自己的作品结集问世，现在市场信息表明，诗，不是没有读者，我为什么不抓住这一时机呢？但我并不顺利。我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从以往创作的数百首诗作中筛选出六十首，然后装订成册。我是不顾天南海北应接不暇的纪实约稿这样做的。我极度的亢奋。那过程中，每时每刻几乎都处于跃跃然状态。我想我肯定会在汪的对面站立起来的。在同一片天空下，如果他是一株秀柳，我会是白杨，让人看到寥廓之高远。然而，连续跑了几家出版社都遭到了拒绝。他们几乎用同一的眼光蔑视着我：你是汪国真吗？似乎在今日中国唯有汪才是诗人才有资格出版诗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个戴着厚厚眼镜的人接过我的槁子竟连翻都不翻一下，随便扔置桌上的废稿堆上，说抽时间再看。大众文艺出版社的一个姓甘的中年妇女对我说：“想出诗集，你得跟XXX（一个诗人）学。人家自己包销。你要能包销五千册，就问题不大。”我对出版发行一门不清，且根本拿不出她说的那个包销预付金，她的话对于我等于没说。无奈之下，我找到诗刊社的朱先树先生，求他扶助。他是我所尊重的老师之一。在他主持工作的诗刊刊授学院，我一直受聘为重点班教师。因此，彼此是熟识的。他很欣赏我的诗。他听了我的请求之后，告诉我，他正主编一套中国新诗库，可以将我的诗集入眩但命途多舛，准备出这套书的中国和平出版社出了别人的两本之后，无声无息中又悄悄收摊了。等我再次拿到我的诗稿时，已是三个月后了。 这时候，汪国真热更见高潮，多家出版社开始竞相出版他的诗集。这时候，我也才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纪实领域，我有了一席之地，但与汪相比，我在出版界尚是无名之辈，我要与之一比高低，绝非易事，无人接受我的诗集也就等于我还无以立足。而出版界追踪的是效益，是金钱，他们不可能为了并不能保证给他们带来利润的什么作者感觉良好的作品去冒投资风险。尽管我自命不凡，尽管我充满自信地反复申明自己的诗集肯定会有读者，但谁能证明呢？谁肯慷慨解囊不计后果地助你一试呢？朱先树先生主编的那套诗集之所以中途搁浅，原因同样是出版社没有得到什么效益。 朱先树在诗界是受人尊重的权威人士，如果出版社真能把出版品位放在重要位置，就不会出现那种结果。至此，我还能说什么呢？ 但我就此罢休又不甘心。 到影这儿之前，我又骑车跑了有三十里路，转了好几个熟识和不熟识的地方，但都无所得。进家门的时候，已是夜里快九点了，不仅是脚沉腿软，心也疲惫极了。我真想随便吃点什么，便倒头去睡。我之所以突然又兴奋起来，是因为我立刻猜出是汤青来了。 这位个子小小的，也就到我鼻尖高的大编辑，也是位诗人。我们相识后，谈论的最多的也是诗。他是一个很有朝气、很洒脱、也很自信的人。他觉得他完全可以充任当代先锋诗潮的代表人物。 在诗的创作上，他已经拥有了许多崇拜者。他曾约我去郊游。在郊外的林荫小道上有一大群女孩子追随于他左右。那曾让我很不自在，我不喜欢与我并非同层次的人交往，尤其是女人。但他那天玩得很尽兴，很让我感觉到他的生命里充满我所匮乏的那种激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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